乡村教育论文【五篇】(全文)

发布时间:2023-07-31 09:20:19   来源:主题教育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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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孩子只有生活在游戏、童话、音乐、幻想、创作世界中,他的精神生活才有充分价值。没有了这些,他就是一朵枯萎的花朵。的确,在素质教育中,艺术教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德国的柯尼利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乡村教育论文【五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乡村教育论文【五篇】

乡村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孩子只有生活在游戏、童话、音乐、幻想、创作世界中,他的精神生活才有充分价值。没有了这些,他就是一朵枯萎的花朵。”的确,在素质教育中,艺术教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德国的柯尼利亚曾这样说过,“诚实是艺术的最大要素。只要总对自己诚实,艺术就总在那里。”这说明艺术在德育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我国乡村中小学教育中,要加强艺术教育的高质量的实施,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始,能够有机会体味艺术世界的丰富、充实、自由和深邃,使人格更加高尚、独立、完美。

二、艺术教育有助于培养乡村学生健康的情感

艺术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的,一个人对美的认识与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乡村中小学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启蒙阶段,而这又与学生对美的认识息息相关,因此,艺术教育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中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兰格曾说:“艺术是情感的客观表现,也是本性的主观反映”,艺术对人的情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康情感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艺术蕴含着视觉之美、听觉之美、秩序之美、礼仪之美、和谐之美,艺术的美无处不在。即使如此,中小学学生自身却无法领会到其中的真谛,这就需要艺术教育课程在课堂中有效地实施,去引领中小学的学生去感受和领悟。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为了培养中小学生的健康情感,就迫切地需要艺术教育在课堂上高质量地实施。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以美育德、以美启智、以美健体、以美益心,这就强调了艺术教育的作用之一是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并为此提供有利的依据。

三、艺术教育有助于提高乡村学生的整体素质

众所周知,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向真、向善、向美、向上”,它不断地激励着学生向真、向善、向美,而且不断地积极向上,越来越独立自主、人格高尚。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就更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在笔者的亲身经历和查阅资料中得知,乡村的艺术教育不论是从师资、设备还是态度上都和城市里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加强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必将能够提高农村整体素质。正所谓一切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所以,艺术教育带着提高素质教育的理念步入乡村中小学教育的课堂。为了提高乡村中小学学生的整体素质,乡村中小学的课堂中艺术教育必须和其他学科一样,引领着乡村中小学生前进的步伐。

四、结语

乡村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农村教育目的的理性思考

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不能以损害农村未来发展利益为代价,单纯满足城市对人才的需求;
需要抛弃会使进入城市中的孩子成为脱轨者的教育模式,保障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让“寒门能出贵子”。教育应该适应包括乡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需要,积极开发承袭传统的乡土教材,既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帮助无法通过升学之路而向上流动学生,找到实现自我幸福的途径,拥有过硬的技能和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生活。传统的“离农”教育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为农”教育不利于学生个人发展。

承认城乡教育差异的现实,采用“和而不同”的教育形式,在教育制度设计上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协调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到农村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中去。⑥刘铁芳也认为应该关注农村学子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享有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又使不能升学的孩子拥有一段美好的教育记忆,⑦成长的快乐属于每个人。实际上,适合才是做好的,农村教育内容只有关照农村实际生活、切合农民及其子女的需求,才能真正为农民谋幸福,成为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必需品。

农村教育目的的应然取向

基于对理解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立场和所处阶层利益,对农村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差异。庄孔韶认为农村教育应该跳出“离农”或者“为农”的选择漩涡,代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重新反思我国农村教育目的的发展方向。重点讨论农村教育的功能和目的。⑧不可否认,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单一路径选择会造成农村教育的封闭性和约束性,压抑寒门莘莘学子接触社会而自由发展的机会。当前农村教育目的应统一在关照生命的实践中,因为只有尊重教育对象的个人选择,让农村学生自主自由地选择未来发展的路向,才能真正解决农村教育问题。

第一,以连续发展观点谨慎选择农村教育目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民族众多、族群文化多元复杂,城乡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而且城乡差距有多样性,并有拉大的趋势。因而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地区文化特点,探寻“离农”和“为农”目的选择的适合点。

乡村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作为实施素质教育主要途径之一的学校体育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地区差异,这种发展又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在广大农村,特别是某些偏远地区,体育教育面貌与现代教育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管理部门重视不够

许多乡村学校至今仍把守着应试教育这根"缠身令",以提高升学率为唯一追求,并以此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师的工作成绩。加之乡村学生从小就受一种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农村的"传统"教育。家里家外、校里校外,形成统一"思路"。尤其到了中学,只要是高考范围之外的课程,一律不去“浪费”时间。基于这一思想,体、音、美自然成为可有可无的"小三门",被视为正常教学的附属品。

此外,乡村小学大都实行包班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一位思想活跃、又有一定体育爱好和体育素质的包班教师,还可能灵活地给孩子们安排几节体育课;
反之,孩子对体育活动的渴望也就成了奢侈品,这对于无数渴望运动、爱好体育的儿童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2.体育师资缺乏并质量堪忧

师资为教育之根本,其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学校在某学科领域的教学水平。乡村体育师资严重"贫血",多数学校无专职体育教师,其专业基本功也十分薄弱。据对某县中小学校的调查显示,仅有73%的中学和45%的中心小学配备有专职体育教师,在全部体育教师中,毕业于相关专业的又仅占体育教师总数的33%,即使这一部分人,为考核工作实绩及晋职评优的需要,又有近半数改教了数学、语文等"主课",体育只是兼教,教师的专业能力又如何提高呢?

3.教学设施严重不足

教学条件是学校的教学工作得以正常开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又是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促进。但许多乡村学校因对体育教育的漠视,不可能投资于体育教学设施的改善。有的学校连一块普通的垫子也没有,更谈不上横箱、踏跳板、体操棒、音像及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还有的学校即使有一些体育教学设备,也大多不真正用于日常教学,而只在少有的公开课、比赛课时偶尔亮相一下,其余时间则束之高阁如同文物展览。

4.教学不规范

不少乡村教师,尤其体音美老师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和借鉴学习,也少有本地区同行之间定期的教研活动,对国内外最新教育动态及先进的教学方法知之甚少,教学模式仍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多数教师无法胜任新《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诸如对韵律体操、民族体育等要求感到力不从心;
不少人不会备课,缺少教学资源,更无从设计规范的教案,探索新颖的教学方法;
体育课上教师教得很吃力,学生学得很乏味,单一的教学形式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针对我国乡村学校反映出来的上述问题,迫切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1.改变思想观念,提高对体育教育功能的认识

要改变当前乡村的体育教育状况,应首先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识,各级管理部门及广大乡村体育教师应转变观念,严格执行《课程计划》,按《大纲》要求实施体育教育;
加强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识,充分认识体育教育在乡村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增强学生身心素质的重要途径,使学生真正做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正确处理和解决"正课"与体音美等"副课"的关系,让乡村体育教育正常有序地开展起来,使其真正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主力军。

生活在广阔农村的乡村学生,时时处于大自然这一活动大空间内,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城市学生所不及的,一些乡村民间体育活动更是锻炼身心的独特"武器"。

2.加强体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根据广大农村体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现状,为基础教育输送人才的各级师范学校应结合社会需求,体现灵活而有针对性的办学原则,如利用暑假及业余时间函授办班;
县区中学师范、进修学校利用本校条件开设短训班,并要求学生除搞好文化课学习之外,加强专业训练,做到多能并兼;
此外,县乡也可利用假期时间聘请教师,有组织地挑选乡村学校有条件体育教师,集中轮训。在此带动下,在岗体育教师更应钻研业务,研究教学方法,让校园内你呼我喊,你追我赶,处处出现体育氛围。

3.加强对教学设施投入,有计划地开展体育活动

学校应首先配备体育教学的基本设施,如教学用具、场地器材、音响设备等。通过单位投资、社会赞助及勤工俭学等办法解决资金问题,还可以自力更生自做教具(如铁环、"山羊"、轮胎等)。

此外,学校还应利用课余时间,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保证课时,不得随意侵占;
应和其他学科平等地进行教学、考核,使得体育教育从学生到家长、从教师到领导,以至全社会都重视起来,为使学生进入自发、自由的体育锻炼境地而努力。

乡村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定县实验 乡村平民教育 教育论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各地乡村教育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26年,平民教育派代表人物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深入河北定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开展“实验县”工作。他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提出以“文化、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方式,医治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弊病。定县实验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逐渐产生论争。

一、论争缘起和发展过程

1931年,国际教育考察团柏刻氏等奉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之命来华考察教育,于次年发表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对“定县实验”进行评论。首先,报告书认为定县每年预算达数十万元,其普及全国的计划必因人民无力付此巨款而失败。其次,该运动的领袖人物不甚与其他专家切磋,不能获得科学的批评。[1]再次,定县实验选择较简单、学习费时较少的文字教育农民,易将全国民众分为知识较高和教育程度极低两部分,成效可疑。[2]

由于国际联盟是权威机构,《中国教育之改进》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方对定县平民教育的批评接踵而来。1933年中央委员张继发表谈话,认为定县实验不啻一种骗人东西;
虚糜公帑数百万而成绩有限;
村治学者整日试验研究似办理太难,实则可借鉴欧美经验。[3]北大法律系教授燕树棠认为定县民众不信任平教运动的领袖;
平教会把定县固有建设冒充自己的成绩;
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
潜伏反对势力;
提高定县生活水平,使定县奢侈之风日甚一日等。[4]

针对上述批评,了解定县实验的学者撰文反驳。任鸿隽指出平教会事业经费大部分是私人募捐来的,不是“虚糜公帑”;
平教会花钱多、计划须时太久,是因为平民事业以整个农村建设为目的,要研究出中国各地可以普遍利用的方法;
乡村教育必须乡村化、地方化,不能照搬欧美经验。[5]《独立评论》代主编蒋廷黻批驳燕树棠,认为他偏袒地主和债主,其批评是失意绅士和地主恶感的反映;
关于潜伏反动势力,则是燕树棠“故意中伤”。蒋廷黻指出“改革总要使一部分人不满意”、“对试验只应有善意的贡献意见,不应有恶意的破坏”。[6]

随着乡村建设的发展,大部分人认识到平教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力谋农村的复兴,精神与人格无讥讽的余地。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定县实验招致更多人尤其是中国农村派和独立评论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以千家驹、李紫翔、吴半农等为代表,因其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独立评论派以陈序经、吴景超等为代表,因其文章主要发表在《独立评论》。

1934年,吴半农发表《论“定县主义”》,千家驹发表《定县的实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他们认为定县工作的整个哲学和理论不正确,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由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愚穷弱私”只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

批评定县实验的另一种论调来自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认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7]他反对从乡村入手救济中国,1936年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批评乡建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工作,对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悲观。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教会在《民间》2卷24期刊出短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和《陈序经先生的将来》,解答陈序经的问题。接着燕京大学杨骏昌发表《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傅葆琛发表《众目睽睽下的乡村建设运动》,对陈序经批评乡建工作的观点予以答辩或反驳。瞿菊农在《民间》先后发表《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和《以工作答复批评》,阐述乡建运动成功的条件和对于社会的要求。针对平教会的反驳,陈序经又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理论的检讨》和《乡村建设的途径》等文章,对乡建理论进行评论,认为乡建运动在理论上有复古的倾向,乡村建设的前途如何主要看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等。[8]

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后不得不中断,但有关论争没有完全终止,只是规模和声势小了许多。

二、论争的焦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论争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各方针对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争辩。

(一)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

定县实验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晏阳初主张知识分子下乡。他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以农民为主,也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他认为“极大鸿沟存在于上层少数受教育者与基层以千万计的未受教育人民之间”[9],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可以沟通上下。

独立评论派和中国农村派对晏阳初的观点提出质疑。1933年,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下乡的原因是: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
缺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设备,如实验室、图书馆;
乡村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
知识分子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不希望他下乡。[10]中国农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孙晓村认为知识分子进农村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只要剥削阶级存在一天,农民受教育就受限制”[11],在社会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改良工作不会有结果。

乡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平民教育派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到农村工作,其精神令人敬佩。但吴景超的分析颇有道理,甚至晏阳初也承认,一些知识分子不能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最后又回到城市。不仅知识分子下乡难,下了乡工作也难。乡村教育家傅葆琛承认知识分子到乡下宣传“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吃了多少哑子说不出来的苦”。[12]燕京大学学生伍伯禧在《下乡工作的困难》中讲述遇到的困难,如言语隔阂,行为举止带有书生色彩,与农民打成一片困难重重等。[13]

(二)以乡村教育为重点还是以城市教育为重点。

晏阳初等平民教育派主张教育的重点在乡村,要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理由是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心理。所谓民族自觉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民族的基本力量蕴藏在他们身上,故必须通过乡村教育提高农民觉悟,开发民力。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中国近代“文化失调”,这就需要“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中国“人”的基础是农民,因此乡村平民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14]

陈序经则发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一文,主张重点发展城市教育,理论基础是文化中心论。他认为都市是文化的中心,“文化中心不但是文化集中与优高的地方,而且是文化向外辐射的地方”[15]。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教育是从都市向乡村辐射。他认为都市是人才和经济的中心,从经济供给、设备便利、人才集中来看,乡村远不能与都市相比。因此,乡建工作要以都市为起点,教育的现代化要从都市入手。

(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否有前途。

1936年,陈序经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对乡建运动的前途抱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第一,乡建工作没有成绩表现,有了很多失败。第二,乡建工作偏重于理论的发挥,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第三,乡建困难太多,不易发展。第四,乡建工作者不能“自家创造出饭来吃”。第五,乡建运动好像已到了专为着维持工作人员保持乡建机关而工作的地步。[16]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民教育派的观点是:第一,乡建工作中的困难是任何建设所不能免的。第二,乡建运动的成功要靠多方面的力量,政府要倡导与推动乡建工作;
大学要给予学术合作与领导,供给人才;
知识分子在工作上给予赞助倡导和同情的批评。[17]第三,一切工作都要有理论根据,乡村建设理论是从社会事实中观察体验的结果。[18]第四,乡建运动并不汲汲于求得零星和皮毛的成绩,目标是以推动和促进乡村建设来改进中国社会,完成复兴国家民族的使命。第五,乡建工作者先吃饱了去做事,给薪是必然的。第六,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责难,但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乡建工作或进行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批评。[19]

三、现实启示

定县乡村平民教育论争影响深远,论争各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有价值。

(一)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通过农村教育的发展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改革的精英,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需要知识分子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深入农村工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抛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深入农村,为发展农村教育和建设乡村而努力奋斗,这种精神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

知识分子应该愿意深入民间,但冷静分析可以发现吴景超所说“知识分子下乡难”、伍伯禧所说“知识分子下乡工作难”等问题至今仍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比如对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实施优惠政策;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等。

(二)重视发展农村教育,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乡村教育运动是从乡村教育入手,以乡村全体人民为教育对象,培养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国民,推动和促进农村建设,目的是复兴中华民族。现在我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依然有较大的差距,农村教育的落后是制约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主要靠教育,故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应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而奋斗。

(三)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民国乡村教育论争的焦点之一是“乡村建设是否有前途”,分析其论争内容可以发现乡村建设的成功并非易事,不能单靠乡村建设本身,要依靠学术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乡村教育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建设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政府、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不仅要关心新农村的建设,还要真正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从而加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M].国立编译馆,译.1932:215,35.

[3]张继普及乡村建设[N].天津:大公报,1933-10-1.

[4]燕树棠.平教会与定县[J].独立评论,1933(74):4-7.

[5]任鸿隽.定县平教事业平议[J].独立评论,1933(73):8-9.

[6]蒋廷黻.跋燕先生的论文[J].独立评论,1933(74):9-11.

[7][8][16]余定邦.陈序经文集[Z].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61,113-119,106-112.

[9]马秋帆.晏阳初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92.

[10]吴景超.知识分子下乡难[J].独立评论,1934(62):11.

[11]千家驹.中国乡村建设批判[M].上海:新知书店,1936:36.

[12]傅葆琛.下乡者的工作与乡下人的心理[J].民间,1936,三卷一期:5.

[13]伍伯禧.下乡工作的困难[J].独立评论,1936(198):18-20.

[14]詹一之.晏阳初文集[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258-260.

[15]陈序经.文化学概观(第三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17.

[17][19]瞿菊农.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J].民间,1936,三卷一期:3-4,4.

乡村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五四”运动后,中国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团体纷纷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并逐渐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他们将教育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乡村教育运动兴起的原因包括教育思想、政治、经济的等多个方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乡村教育运动,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为挽救日趋没落的中国农村,到农村建立乡村教育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公共卫生、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教育实验。研究乡村教育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以下笔者就这一问题,从教育观念、政治环境、经济呼唤等方面加以探讨。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教育实用化观念的形成。清末近代学制建立以来,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书本知识与社会生产相违背的弊端普遍存在,人们却熟视无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欧美的各种教育思潮,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教育实用化的观点。早在1913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商榷》一文中就提出学校教育如何“实用”的问题,呼吁让教育回归其应有的功能和位置。陶行知说:“当我们在中国办教育时,这种教育就应当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和幸福解放的教育,如果不是这样,教育就没有存在必要。中国是一个农业之国,农民是大众的主体,所以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就理当以农村教育为根本出发点。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前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所以中国乡村教育必须进行根本改造,以另求生路。生路是什么?陶行知主张:“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教育—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必须有活的法子,活的方法就是要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样学就怎么样教。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晏阳初根据在农村从事教育的经验,深切地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有四种缺点:愚、穷、弱、私,所以他主张运用教育的方式来发扬农民潜力,从而教育农民改造这种生活。那么这种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晏阳初提出“四大教育”理论:以文艺教育攻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最终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于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为创建新中国的新民。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以上的人生活在乡村,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梁漱溟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他说:“整个乡村建设事业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也就是说,要使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正是在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的问题之后,遵循教育实用化的观念,爱国的乡村教育家们纷纷致力于农村教育,从而推动了乡村教育的产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教育观念的另外一大改变是教育平民化观念的形成,教育关注点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当时不少人都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提倡“庶民”教育是为民众之苦和蕴藏于民众心中的无限智能。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人,他最早提出了到“乡村去”的口号。1923年秋,陶行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演讲时说:“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间去的运动。据统计,中国每一百人中有85个都在乡下,所以平民教育要到乡下去运动—利用寒暑假去推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晏阳初认为平民即“苦力”,其“苦”在于体力劳动,缺少文化和没有平等权利;其“力”则是改造社会的巨大潜力。而中国是农业之国,大多数平民是农民,因此以解救“苦力”为宗旨的平民教育其重点当然在农村。

伴随着教育实用化和教育平民化等观念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了乡村教育思想。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情况来考察,最早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关心乡村教育的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比如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2月就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大有可为,“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去开发农村,运用教育去解决农民的愚昧。因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极点”,“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但是,最初专门论述乡村教育的是余家菊,他曾说过,“民国八年秋冬之际,予曾撰写《乡村教育危机》一文,根据事实,指陈乡村教育危机之所在。后又续撰多文,以为乡村教育改良之鼓吹”。余家菊于“五四”时期发表的《中国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及其续撰的文字,对当时教育界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袁观澜也在“五四”时期,从普及义务教育角度,极力提倡乡村教育。正如占棵所说:“因为中国以前的教育走错了路,忽略了百万个乡村,直到民国八年,才有些人觉得义务教育的重要,不仅在少数的都市城镇,而尤重在这百万个乡村。由于这样一个觉悟,才正式起来提倡乡村教育运动。”稍后,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角度,也论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

二、当时的政治环境为乡村教育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契机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把参加平民教育活动作为通向工农劳动群众的道路之一。如邓中夏所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一个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组织的,以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农阶级觉悟为挥汗目的的平民教育团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农村工作与农村教育,并把教育农民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1923年1月在彭湃领导下成立了广东海丰农民总会,总农会下设教育部,开办农民学校,对农民施行教育,1924年在湖南韶山也办起了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了革命宣传和识字教育。当陶行知提出“到乡村去”的口号时,中国共青团的团刊《中国青年》对平民教育运动的这一积极方向发展的行动是支持的,并号召青年利用平民教育来教育群众,尤其是j浑代英十分注意利用陶行知把平民教育送到农村去办。挥代英曾向建议:“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提出“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等口号。

以上都是中共重视农村教育,开展农村教育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并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十分重视农村教育,这也为根据地的农村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的农村教育

为了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也为了挽救破产的农村,政府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发展领导下的农村教育。1926年12月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规定了“厉行平民识字运动”、“改良乡村教育”等关于农村教育的条文。192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限教育部于当年9月制定出厉行国民义务教育及成年补习教育的实施计划,这些规定为平民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二是利用“乡村教育”理论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及其观点很受国民当局的赏识,1931年曾电召晏阳初去南京会面,后来晏阳初被委任为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1930年政府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围剿,配合这一围剿,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向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政府当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地方自治”“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梁漱溟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些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主流。当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在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教育的办法与手段来推行其所要施行的各项政策,并用这种方式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与农村运动,从而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虽然最后国民政府的企图落空了,但是其行动对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农村经济的凋敝给爱国教育家发出了时代的召唤

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各地方军阀的连年混战、政府及地方官僚征收沉重的田赋与田赋预征、各处田赋附加、地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凋敝,农民困苦不堪。1925年湖南发生。“湘省现有六十县发生饥荒,千万人民势必成饿俘,—而统计本年农民死于饥荒者,已达20万人,死于疫病者,已达30万人”。农民生活急剧恶化,农村日益破产。这种状况给爱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时代课题: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应当找出一条怎样的出路?

晏阳初认为:由于外来势力的人侵与封建传统的压迫,中国整个国家日益陷人不宁和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大的莫若农村。乡村的破产与广大农民的衰老、钝滞、麻木种种退化现象,就使社会面临一个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问题,而中国的人的基础是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农村,因此,乡村建设成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样,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梁漱溟、陶行知等教育救国论者也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当到乡村去办,并身体力行地从城市来到乡村,实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伟大结合。经济决定教育,教育要为经济服务,2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客观面貌决定了中国教育的方向—乡村教育,濒临破产的农村也呼吁爱国教育家到乡村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