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如何看待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近百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比较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危机管理文章,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近百年来，全球已历经八次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本文梳理了历次危机的成因和各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和其他政策方面的应对措施，并比较分析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异同。本文认为，本次危机是上述三大危机的混合体。相对其他危机而言，本次危机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广、对全球经济的损伤严重外，还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并可能因全球“大放水”而产生后遗症。对此，我国需要未雨绸缪，在市场多元化、产业链升级、与国际规则接轨、扩大内需、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强化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等方面，积极加以应对。
关键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逆全球化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各国相继采取隔离、封锁等措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美股和原油暴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近一百年来，全球已历经了八次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更像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混合体。一、近百年来历次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回
顾近百年来相继发生了西班牙大流感（1918—1920年）、大萧条（1929—1933年）、石油危机（1973—1980年）、拉美债务危机（1982—1990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互联网泡沫危机（2000—2002年）、美国次贷危机（2007—2009年），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经济衰退等若干次经济金融危机。历次危机的成因和各国应对措施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引发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因素可以分为五类。一是经济结构失衡。二是贫富差距过大，加剧了总消费需求增长疲弱与供给过剩之间的矛盾。上述两问题通常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三是居民、企业和机构过度投机，杠杆率抬升，加上金融监管放松，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资产泡沫破裂是引发危机最常见的因素。四是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稍有风吹草动，易引发债务违约风险。多数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积重难返，危机持续时间更长，后果也更严重（Reinhart& Rogoff，2012）。五是其他突发性因素，例如，战争、冲突和疫
情等，对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面对危机，各国的应对措施可以分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和其他政策四大类。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缓解危机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多数会采取包括降息、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推出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等在内的宽松货币政策，以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并推动本国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等。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各国政府通常会采取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方式，并救助受困金融机构和重要企业，以恢复经济。三是强化金融监管。主要包括完善监管政策框架，扩大监管覆盖范围，并对金融机构的高风险业务进行限制，抑制过度投机。四是其他政策。发达国家有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例如，在大萧条和石油危机期间，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结果看，虽然暂时稳住了各国的国内经济，但也导致各国之间的报复，延长了危机持续时间。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寻求国际援助。例如，拉美债务危机期间，拉美国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政府和国际商业银行减免拉美国家债务，进行债务重组，推迟还本付息（余文健，1992）。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印尼、泰国等国也被迫向IMF寻求大规模援助。本次危机发生后，至少有90多个国家向IMF申请融资支持。
二、当前危机与三次危机的比较分析回顾历史，本次危机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一）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异同1. 共同点两次危机的相同点在于，都是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首发于美国堪萨斯州，并通过美军的活动传遍全球，感染约10亿人，造成了上亿人死亡，占当时世界人口的6%左右，比一战的死亡人数还多。这也是一战提早结束的重要
原因之一。经济方面，1918年，受到大流感的影响，经济受到重创；而本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全球经济将可能遭遇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在2020年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此前的增长 3.3%下调至-3%。其中，发达国家将普遍出现衰退。IMF较上次预测下调美国2020年增速7.9个百分点至-5.9%，下调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4.8个百分点至1.2%。2. 差异一是医疗技术条件不同。西班牙大流感在18个月内完全消失，但受制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人们并不清楚这是否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也没有真正辨认病株，只能被动应对。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率先发布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以帮助全球科学家和公共卫生组织研发检测诊断试剂，进行病毒致病性研究；同时，通过病毒基因测序技术，追踪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源头，为疫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此外，还通过全方位的技术手段参与防范、检测和治疗。有些医院已开始远程遥控机器人进行远距离视频通信、监视病人、递送医疗物资等，加大了高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推广。二是物流和交通运输发展水平不同。1918年正处于一战时期，各国之间的联系主要以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争为主线，国家之间虽然有交叉传染，但是远不如当今世界由于交通运输和信息科技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形成的密切互动的“地球村”。当今，互联互通的世界增加了全球的交叉传染机率，使得疫情传播更加快速，范围更广。三是全球化的程度不同。1918年在一战末期，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相互对立，囿于科技发展的限制，尚没有达到全球化的程度。当前，经济全球化已达到了新高度，由于人员流动加上全球供应链的相互配合，疫情流动传染范围比1918年更大，对供应链的影响与破坏也比1918年更大，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破坏性更大。四是反危机的措施不同。1918年前后，欧洲各国实施金汇兑制，
严重超发货币以筹集战争经费。由此导致的通胀大幅上升，使各国不得不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以消除通胀。英国政府曾短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提振经济，包括扩展卫生和教育服务、提高养老金、普及失业保险制度，并推出住房补贴计划等，但其后由于英国债务大幅增长，不得不紧缩公共支出，以平衡财政预算。而从当前看，各国通胀基本处于低位，可大量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并大都使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刺激经济、稳定金融市场。（二）与1929年大萧条的异同1. 共同点一是给经济带来的损失程度都比较严重。大萧条时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工业生产分别大幅下降46.2%、23.8%、39.9%、40.6%（刘鹤等，2013）。其中，美国1929—1933年GDP年均增速为-7.7%，失业率从1929年的3.2%上升到1932年24.9%①。本次危机，根据IMF的估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衰退3%，且在第二季度可能出现深度衰退，全球短期经济损失或不亚于1929年的大萧条。美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萎缩4.8%，终结了经济连续23个季度的增长态势。高盛预计，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GDP将年化萎缩34%。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哈西特预计，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可能达到16%～20%。二是股市均出现大跌。1929年10月美国纽约股价狂跌，当月美股市值缩水150亿美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大萧条时期最大累计跌幅为86%。本次危机，美国道指自2020年2月20日开始大跌，在2020年3月23日跌至最低的18592，较历史最高点下跌37%，且期间的两周四次触及熔断，历史罕见。美股大跌带动全球股市大幅下挫，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股指同期最大累计跌幅分别为34%、39%、39%、31%。三是反危机的措施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萧条时期，美国对超过两万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最高关税税率高达近60%。对此，多国采取了报复性措施，致
使1929—1933年期间美国进口降低66%的同时，出口也降低了61%，全球贸易总额因此下降了2/3，延长了危机持续时间。本次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已扩散到全球214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都曾限制医疗物资出口，新兴市场国家则限制粮食出口，以优先保证本国供应。美国政府还在考虑修改现行法律，切断全球芯片供应商向华为出货，同时，号召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2020年4月6日，日本政府公布规模达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拨款20亿美元帮助本国制造商将生产基地撤出中国回归日本，拨款2亿美元协助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2. 差异一是技术发展阶段不同。1929年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长技术周期的末端，科技发展动力减弱（刘鹤等，2013）。而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5G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技术创新动力强劲，未来或将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逐渐形成。二是货币体制不同。大萧条时期主要实行金本位制，限制了央行的货币发行和政策的灵活性。而现在是浮动汇率制，央行可以根据需要大量释放流动性。美联储可以推出无限量QE，为金融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融资便利，稳定金融市场。三是国际环境有差异。大萧条时期各国应对危机各自为战。而当前危机，各国均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联合行动。一旦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各国经济将可能强力反弹，重回正常轨道。（三）与2008年次贷危机的异同1. 共同点一是都对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失业人数大幅增加。次贷危机期间，美国GDP增速从2007年1.9%降至2009年的-2.5%，同期，英国从2.4%降至-4.2%，法国从2.4%降至-2.9%，日本从0.9%降至-6%。美国、英国、法国、日本2009年的失业率较2007年分别提升4.6、2.3、1.1、1.2个百分点至9.3%、7.5%、8.7%、5.1%。本次危机对经济的伤害较200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各国纷纷采取“隔离+封锁”的防控措
施，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远超预期。美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环比折年萎缩4.8%，低于预期-4.0%，其中，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下降7.6%，大幅低于预期-3.6%，为1980年以来最大降幅。美国2020年4月非农就业人数锐减2050万人，失业率较2020年3月大幅上升10.3个百分点至14.7%，为二战后最高水平。同期，欧元区PMI创历史新低，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降至-6.8%，为1992年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二是全球股市暴跌。次贷危机期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股指累计最大跌幅分别为54%、48%、55%、44%、59%，我国上证综指最大累计跌幅为72%。本次危机，美国道指最大累计跌幅为37%，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股指最大累计跌幅在31%～39%，上证综指最大跌幅为15%。
2. 差异一是人员死亡。本次危机造成大量感染者死亡。而次贷危机仅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大量人员失业，不存在人员死亡问题。二是全球化的程度。次贷危机期间，各国仍然推崇国际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并进入高潮。中国也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项目，拉动了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较快复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7年的21.8%大幅提升至2009年的4
3.7%，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则从11%升至13%，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而本次危机却出现了类似大萧条时期逆全球化的态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产业要跟中国经济脱钩、不过度依赖中国，值得我国警惕。纵观近百年历次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本次危机相当于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的次贷危机”的混合体。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看，类似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从对经济的损害程度看，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而从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类似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三、当前危机的新变化相对其他危机而言，本次危机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广、对全球经济的损伤严重外，
还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并可能因全球的“大放水”而产生后遗症。（一）逆全球化的趋势2020年1月15日，中美两国经过近两年的“打打谈谈”，初步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2020年2月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纷纷限制医疗物资出口。越南2020年3月24日宣布禁止一切大米出口，引发数十国纷纷效仿，一度掀起全球粮食紧缺的风波。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也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采取隔离和封锁边境等防控措施，人流、物流的中断使得国际贸易体系严重受损，全球产业链受阻，甚至出现中断。同时，美、日等国为了增加国内就业，缓解产业空心化，以及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号召本国制造业企业将在中国的生产回流本国，全球化再度遭遇“逆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放大了各国的经济困境，民粹主义思潮再度崛起，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国家之间矛盾激化。未来，全球化将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不排除出现“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供应链脱钩情形。
（二）全球“放水”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为应对此次危机，美联储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宽松，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较以往实现了四大重要转变。第一，从此前持续多次降息，每次降息幅度小但频次多，到本次危机时直接两次降息150BPs，将联邦基金利率快速降至0%～0.25%区间。第二，推出非常规的大规模量化宽松（QE）政策，从次贷危机期间先后历时四年推出三轮QE规模共计39250亿美元，到本次危机QE规模在不足两周内从7000亿美元加码到无上限，购买资产范围也从次贷期间的美国国债、MBS等，到本次危机扩展到美国高收益债券（垃圾债），直接参与到过去其避之唯恐不及的投机性活动。第三，从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从使用一级交易商信贷支持工具（PDC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
便利工具（MMLF）等，到设立特殊流动性工具，绕开风险顾虑重重而不敢放贷的金融机构，使用商业票据融资支持工具（CPFF），直接为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2020年4月9日，美联储更是宣布将额外提供高达2.3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为美国州县政府提供融资，为银行给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提供流动性便利，以防止流动性危机演化为债务危机。第四，从与多国央行联合行动，建立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扩大到允许他国以美国国债抵押换取美元流动性，在缓解全球美元流动性紧张的同时，兼顾维稳美债市场。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已较2020年年初大幅增加。美元3个月Libor较2020年年初显著下行，全球美元流动性极度宽松。同期，欧洲央行2020年3月18日宣布7500亿欧元规模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将购买包括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证券。购买计划将至少持续到2020年年末，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同时，放宽信贷抵押条件，允许垃圾级希腊债券做抵押品。日本央行2020年4月27日宣布，将无限量购买国债，并购买总额为20万亿日元的商业票据及公司债券。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全球至少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先后降息近70次，20多个国家宣布了类量化宽松政策。全球央行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放水”，可能导致一些后遗症。1. 极度充裕的市场流动性如不能充分被实体经济吸收，易进入金融市场形成资产价格泡沫2020年4月，由于美联储的“零利率+无限量QE”的政策组合，美国股市明显反弹。到2020年4月30日，道指回升至24346，当月反弹11%，较2020年3月最低点回升了31%，较历史最高点跌幅收窄至18%。根据历史经验，货币政策如果过度宽松或维持过长时间的宽松，可能会成为酝酿下一轮危机的温床。例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持续降息，长期保持低利率，刺激美国房地产泡沫膨胀，随后，美联储又17次加息控制通胀，导致资产泡沫破裂，引发次贷
危机（吴敬琏等，2013）。在次贷危机中，美联储降息至零利率附近，并推出三轮QE，加上各国货币政策均大幅宽松，孕育了美股长达11年的牛市，各类杠杆资金加入，美国企业也发债回购股票，推动美股频创历史新高。但在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股市巨大的泡沫破裂，美股大幅回调。2. 全球央行大规模印钞并保持低利率，将导致货币贬值短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疲弱，通胀风险不高。但一些国家限制产品出口以及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导致全球产业链中断，加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产品供给或减少，未来通胀风险将增加。后期，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需求将反弹，同时，极度充裕的资金将流入大宗商品市场炒作，推高原材料价格，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使通胀压力增大。3. 增加美国以外国家的债务风险美国以外的国家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本币相对美元贬值。如果该国政府为缓解危机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则会大幅增加政府的主权债务，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对长年保持大量财政赤字、外债规模较大、短期债务集中到期、外汇储备相对较少、经济依赖出口的国家而言，随着偿债能力的恶化，其主权债务风险将大幅上升。四、对策建议面对逆全球化、供应链脱钩产业回归、国家之间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以及全球“放水”后遗症等一系列问题，我国需要未雨绸缪，从以下方面积极应对。（一）加强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开拓更加多元化的市场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我国应积极开拓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利用这些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推动我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摆脱对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依赖，多元化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防止回到自我封闭的时代。（二）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提高我国产业链的科技含量，强化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我国是世界上工
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产业链完整、链条长且较为独立。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应持续进行产业转型，主动适应市场需求，优化结构调整，提供全产业链、全方位、全过程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要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向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创新等方面升级，加快5G网络、大数据中心、工业物联网等新基建的建设进度。要加强关键技术的自我研发，通过技术创新，生产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产品，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机，实现我国经济与技术的“顶层”发展和超越。要通过全方位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价值地位，强化我国产品和技术的不可替代性，防止“逆全球化”演变为“去中国化”。（三）深化对外开放，与国际惯例、国际规则接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重在实现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我国宜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坚持将国际先进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与国际惯例、国际规则接轨，引入国际通用、效果良好的行业规范和管理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步成长为“国际规则的领行者、制定者”。2020年2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银发〔2020〕46号），提出支持上海加快推进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参照国际高标准实践，提高上海金融法院和上海破产法庭的案件专业化审理水平。可将上海作为试验田，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优质金融营商环境。（四）扩大内需，发展庞大的互联网消费市场我国由于对新冠肺炎疫情管控得当，措施给力，最先走出阴影，企业复工复产率稳步提升，经济率先恢复活力。而欧美国家仍深陷战“疫”状态，美国的消费需求因此大幅萎缩。2020年，我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新冠肺炎疫情也推动了我国互联网
消费大发展。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其中，在线教育、在线政务、网络支付、网络视频、网络购物、即时通信、网络音乐、搜索引擎等应用的用户规模较2018年年底，增幅均在10%以上①。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国内企业应把开拓内部市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政府可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加速升级，根据市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配合消费激励政策双管齐下，不仅扩大内需，还要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来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增加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也为未来的万物互联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日趋明显，中美摩擦从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蔓延的可能性增大。为减少美国长臂管辖和金融制裁对我国的威胁，迫切需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尤其在我国加大与非美经济体国际经贸合作时，应主动引导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从交易、支付、结算领域，逐步拓展到价值、储备领域，以防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和生存空间被压缩。同时，要完善我国股票和债券等资本市场的建设，促进境外人民币回流投资，支持我国经济建设，并使外汇储备投资更加多元化，以适度减少对美元资产的依赖性。（六）强化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鉴于全球央行的“大放水”，未来资产价格泡沫风险、通胀风险和非美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可能上升，因此，应适度把握我国货币政策的宽松节奏和力度，强化我国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应利用数字化技术监测资金流向，避免支持实体企业的资金流入金融市场或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推高资产价格泡沫。同时，要提高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水平，注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要防止国际资本快速流入、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