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科学”标准与构造前提

发布时间:2022-03-21 10:01:09   来源:作文大全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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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100875; 2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四川成都610074)

摘要: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分歧极为深刻且互不妥协,导致了统一理论分析框架的难产。二者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学学科属性界定以及经济理论构造前提存在不同看法。经济学有着与自然科学迥然不同的研究对象,以自然科学标准对待经济学是一种苛求和用错对象。假设前提真实性绝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那种将其虚假性看作是一大优点的观点,则更是缺乏依据的臆断和狡辩。经济理论的“合理性”不在于形式化的外表,而在于反映真实的客观世界。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标准;实证主义;规范主义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自《国富论》(1776)发表以来,经济学历经两三百年的风雨历程,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在如此长的时期里并未能发展成像自然科学那样有着统一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学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性的原因可能在于,学术界对经济学学科属性界定及其检验标准存在重大分歧,因而对经济理论如何构造存在无休止的争论。

关于学科标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所获结论的科学性方面,也就是经济理论能否具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准性的“科学”标准上;关于理论如何构造的争论则主要集中在关于理论的假设前提真实性问题上。这两方面规定了经济理论最终能否称为“科学”的内在属性,即前者规定了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相一致的内容,后者规定了那些能恰当保证理论内容“科学性”获得的推理原则。同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两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确保了经济理论学科上的属性辩识和理论构造的一致性,并对经济学的适用规定了大致的范围。在论述中我们将认识到,对于前者来说,经济理论的“科学”标准具有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对于后者来说,经济理论的构造无法拒绝“真实性”要求的渐次强约束。经济理论“合理性”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经济学“科学”标准的理解以及经济理论构造中假设前提的恰当处理上。

二、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科学标准何在

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家们坚信,以理性和逻辑为特征的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真理性知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科学方法不仅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唯一正确方法,也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唯一正确方法。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吸取自然科学提供的营养,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始终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标准纠缠在一起,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过,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遭遇到的对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力的窘迫处境,对经济学“科学”标准的反思也在不断进行着。

1.实证主义的标准

19世纪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同时在方法论上也进入了一个实证主义时代。实证主义在发展中出现过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三者都以“实证”作为科学标准的中心。

总的来说,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观点主要有:(1)科学是具体的,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性是科学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图形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可检验性。在这四点中,实证主义突出了可检验性原则的中心地位,认为可检验性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这一标准从自然科学渗透到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不仅引发了一场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而且促进了经济学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的风尚,并最终促使计量经济学在20世纪40—5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数学化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

但正如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史过程中所争论过的那样,数学化迄今依然不可能成功地回答和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疑问和难题,数学的优势以及现代数学大规模的运用依然不足以消解经济学学科属性上的困惑。

首先,严格说,经济学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问题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问题,新经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而不是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数学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经济理论本身。

其次,尽管从表面上看,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求助于数学模型,但二者在理论形成的途径上存在重大差别。经济学往往是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的较全面认识并有着初步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其目的在于使理论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计量分析则是对这种精致化的进一步确证,这同时意味着在模型化之前,一个可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而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以及理论物理学,则完全可以抛开经验世界,仅从数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测尚未触及的未知,也就是完全可以从模型中推演出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来。

第三,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寻觅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容易受控制的实验对象。事实上,经济学既没有物理学或天文学的认识论结构又没有“硬科学”的实验检验标准,经济研究往往依靠复杂的统计技术替代实验室来获取数据,不可能在满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实验上的证实。因此,满足科学性要求的可重复性标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要求,而对于经济学来说或许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强加。

最后,或许最为重要的,在于经济学无法做到价值判断上的超然。事实上,这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数学进入经济学的程度再深,都不可能因此消解掉价值判断这一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标界性特征,除非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

2.证伪主义的标准

证伪主义是在否定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基础上,认为科学只能被经验证伪而无法被经验证实,从而提出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即只有那些在逻辑上具有被经验证伪可能性的理论才是科学。

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否定从反归纳法入手,认为由于归纳法对经验例举存在的不完全性以及容易陷入循环论证所导致的“休谟难题”的原因,因而经验归纳是不可靠的;有无意义是一个假问题,意义判断和科学划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反对将可证实性和有意义作为科学的本质特征;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判决实验与理论相悖就可以否证整个理论体系;对科学发展的建构是依靠猜想反驳机制完成的,理论是大胆猜测并先于观察的;证实与证伪是不对称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一种尽力避免逃避证伪的方法,而不是企图去证实永远无法穷尽的证据。的确,证伪主义的方法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无法做到归纳的完全性所导致的后向逻辑缺陷的尴尬处境。该方法的目的性是明确的: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求可能错。

从问题的起源来说,证伪主义是为弥补证实方法无法规避的天然漏洞而产生的。在实证主义的经济学逻辑推演中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all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这实际上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塞进了一个假想的中介实验场,阻塞了理论通往实际观察与经验检验的道路,因此在经验无法证实某一理论的情况下,被迫向证伪某一理论转向。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经济学家对证伪主义方法论津津乐道,但很少有人把证伪主义付诸实践。有统计资料显示,1973—1978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542篇经验研究论文中仅有3篇试图证伪受检验的假说,其余依然是试图证实假说。显然,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在研究实践上的行动远远较之其在理论上的雄辩来得要弱得多,绝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不是尝试去反驳可检验的预测,而是满足于证明现实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从而用容易进行的证实取代难以进行的证伪(布劳格,1980)。

不过,证伪主义和实证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并不存在逻辑鸿沟,事实上,大多数证伪主义者更愿意把证伪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验论基础主义。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思想进入经济学,是19世纪与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相区别的“新旧观点的分水岭”,并重新引发了经济学“科学性”的争论。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是在继承西方哲学思想中企图将科学与文化相分离的科学主义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理性和逻辑的中心作用,以此来突出科学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功能。不过这种分离似乎正在使经济学研究不恰当地局限在理性分析和逻辑演绎中,而对社会、文化以及观念的巨大作用缺乏足够充分的考虑和尊重,并正在形成一种在逻辑上令人生畏的自我循环论证系统。

3.“范式革命”

如果用波普极具批判性的证伪主义标准来为科学划界,那么科学将具有剧烈变化的特征。然而这与科学发展实际历程不符;相反,科学发展史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史,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特征,因此证伪主义标准得不到科学发展史的支持。在库恩(1962)看来,科学革命其实是科学共同体推动的“范式革命”(即“格式塔转换”),并不是因为出现一个“反例”。理论分析首先纳入“范式”当中,然后根据理论本身逻辑“内在一致性”标准和理论与现实之间联系的“外在一致性”标准,来判断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换句话说,在“范式”当中,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反例”;当“反例”越来越多,使该理论丧失“一般性”的时候,“范式革命”就将最终发生,该理论的“合理性”也就自然而然的丧失了。库恩(1962)、拉卡托斯(1970)认定,当“范式”对“反例”有一定的容忍力时,证伪主义标准由此可以用来界定理论的适用范围。

弗里德曼就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在经济学中,理论的应用需要确定一个相应的范围。如果排除任何一项关于理论应用范围的任何参考,将必然使得理论无法接受检验,因为每一个对理论的反驳都可能是由于理论本身被错误运用,是无范围限度的结果。比如他指出,自由落体法则S=1/2 gt2并不因为在实验中存在羽毛落体这个反例就否定掉这个自由落体法则,而应该说是羽毛落体不适用于这个法则;当该理论频繁地被证据所反驳以至于丧失其“一般化”的价值而成为“特殊的”理论时,它就应该被抛弃。反之,该理论如果多次成功地避免了证据的反驳,其合理性则大大提高(弗里德曼,1953)。

三、经济理论的“合理性”:不相关命题

关于经济理论的“合理性”问题,我们前面是从经济学的学科属性上进行探讨,下面我们将从理论构造的角度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长期以来,在经济理论构造中,经常听到这样一种指责,即理论模型与现实相去甚远,既无法真实地反映现实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更无法有效地解释和解决存在的实际经济问题。这其中,对构造理论模型的假设前提真实性问题的诟病最为激烈。因此,廓清理论假说以及假定前提真实性问题中的种种认识,是经济学特别是实证经济学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前提。

1.理论构造问题与“不相关”命题

在实证经济学看来,由于现实经济是由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现象组成的,许多现象之间潜在的关联、规律和属性往往并不易为感官所感知和把握,因此,要对经济现象的发生机理进行深刻理解,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认知,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假定其他变量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明确的数量关系和数量含义,进而寻找出其中的经济规律。显然,对某些变量进行的不变假定是整个理论大厦构建的极为关键的第一步。实证经济学对假定前提的设定,是在简单性原则基础上,通过隔离法和综合法来实现的。前者假设其他变量对所要考察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发生影响,而后者假设其他变量对所要考察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综合性质不发生影响,它们都企图通过假设来对有关变量进行取舍,从而达到将研究问题进行简化的目的。

显然,经济理论的抽象与简化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前提的假定与理论预示含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对理论进行检验的经验证据是仅仅与理论预示的含义有关还是仅仅与假定有关,或者二者都有关系;二是假定的真实性或严峻性对结论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与结论质量的高低呈现高度的相关性或因果性。这两个方面往往纠缠在一起,对任何一个方面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另外一个方面的考问。不过后来许多对实证研究方法缺陷的攻击,逐步集中到了后者上,也就是假设条件的非现实性或虚假性上。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其中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碰撞最为瞩目。

在萨缪尔森看来,如果在那些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具有操作意义,那么该函数表明在动态上就是稳定的,而对这种动态稳定性的检验必然形成对定性运算的需要。这实际上意味着相联系的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并且假设前提的形成应该是具有操作意义的。由于这种操作意义是被赋予了经验内容的,因而,假设前提在逻辑上应该,而且在事实上能够接受经验证据的证伪。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假设前提的检验或者证伪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

而弗里德曼却认为,事实证据决不会证明一个假说,而只能否证或无法否证,假说本身不需要也没必要具有现实性,对假设的现实主义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因此,假说具有的虚假性特征使得直接证伪假说失去了意义,对理论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恰当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证据相比较。理论被证伪的对象应该是理论假说的结论,而不是假说本身,因为由证据引起的矛盾在假说那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对现实性的过分要求不仅可能会引起假设初始条件的简单化,而且可能改变假说本身应该具有的特征。由此他提出“不相关”命题。

2.支持与反驳

弗里德曼的这一“不相关”命题给了经济学以极大的启示,但也给了经济学家不小的震动。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对假说作了更细致的区分,比如辅助性假说和增殖性假说、动机假说和行为假说、变量范围假说和边界假说等,并给予了更充分的理论阐述,这些都进一步深化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弗里德曼的思想引起了不少实证主义经济学家的共鸣,比如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戴维·罗默对此就持肯定态度,他甚至附和说:“如果简化并不会引致模型对其正在强调的问题提供不正确的答案,那么,缺乏现实性则是一种优点。”

同时,弗里德曼的上述思想引来众多的批评。在关于预测检验方面的批评是,准确的预测并不是理论正确的唯一恰当的检验,即使预测是唯一恰当的检验手段,也无法区分真正的预测和虚假的预测。如果对明显含有违反事实的假定的理论进行预测检验是唯一能够做到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严厉的检验;把检验归为预测的检验,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在假定真实性方面的批评是,关于种种假定的直接证据并不一定比用检验预测的关于市场行为的资料更难获得,考察种种假定的结果并不比检验种种预测的结果更加模糊不清;而且,检验种种假定的企图可能会产生重要的洞察力,帮助人们说明预测性检验的结果,通过两方面检验达到对理论的更有效的证伪等。更有甚者指出,弗里德曼著名的“假定不重要,只要预测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实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

萨缪尔森用描述主义的方法论并冠之以“F——曲解”的名义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萨缪尔森认为:弗里德曼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即使按照在相当程度上不精确地接近事实这种意义来说,非现实主义也根本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点;并且,一项理论以经验为依据的正确性是其有价值的地方,而它的虚妄的空洞则构成它的缺点;声称一项理论由于它有缺点而越发高明这种主张乃是对科学的荒谬歪曲。显然,在萨缪尔森看来,弗里德曼及其工具主义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不认为非现实主义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陷,不仅如此,还把它看作是一种优点,这更是错上加错。

3.启示与缺陷

严格说来,弗里德曼关于假设前提的真实性与理论合理性无关的命题既给经济学方法论以极大的震撼和启示,也暴露了其来自逻辑和经验上的不合理性。“不相关”理论对经济学的启示可能集中在以下三方面:(1)某些理论可能在多次对特殊问题的应用中表明,该假说的含义与实际情况并无抵触。然而如果要它直接提供佐证证实假说的真实性却又极为困难,要抛弃这一理论假说,则必须等到另一个更为有力的假说出现,否则该假说在此期间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弗里德曼,1953);(2)假设前提有时可以表达出理论合理性的“存在条件”。也就是说,理论的合理性尽管不需要通过假设前提来检验,但由于经验归纳是逻辑推理绕不开的环节,因此给出那些“存在条件”才可能保证理论的预测结果不容易被事实证据所反驳;(3)有时能够促进通过假设前提推导出可能被事实难以证伪的含义从而对假说做出间接的检验。换句话说,只要能够通过这个不真实的前提条件推导出具有可检验的含义,那么,只需间接检验这些可检验含义的真实性即可判断理论的真实性。

但是,“不相关”理论的不合理性也是明显的。首先,如果说弗里曼德是为了克服“归纳问题”的局限性而采用证伪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相关”命题的话,那么,或许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是无法反驳的。但如果因此而否定经验归纳,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正如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家博兰(1987)所认为的那样,虽然弗里德曼在寻求克服证实方法的缺陷上是对的,但克服证实方法的缺陷不等于可以否定证实方法并能够用其他方法来替代。事实上,离开了归纳方法,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最终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疑问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坑。另一著名的方法论家拉卡托斯对此也曾经说“如果任何科学理论要构成一种科学知识的理论,而不是构成任意的游戏,那么,需要某种归纳原理就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弗里德曼在其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阐述的观点前后存在矛盾。在论文的前部分,关于“理论是什么”的阐述中,他明确指出,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由一系列假设构成的综合体,旨在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理论(包括许多假设前提)是对现实事物的抽象与简化,是现实的“近似物”。这与其论文后面部分提出的理论可以任意‘构造’的观点明显矛盾。其实,他对这种前后矛盾是有所觉察的,于是他在后面论述假设前提的作用时又特别作出了补充。可见弗里德曼对这个任意“构造”的怪物在界定上是心存顾虑的、在使用上是犹豫不决的,因而必然在逻辑上是无法贯通的。

第三,现代实证经济学发展的历程表明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理论在过去所实现的进步并且产生更具现实说服力的方法,是放松严峻的假设条件。一般说来,理论假说最初的假定前提是极其严峻和虚假的,但这并不意味这种状况从理论的动态性来说是合意的,它只是为下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基准点或平台——通过逐步放松假设前提的方法,来达到将理论逐步向前推进的目的,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科斯定理、MM定理等都是当作后续研究的基准点(benchmarks)来运用的。显然,极其苛刻、严峻的假设条件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好事,它只是由于最初理论认识的局限性而被迫采取的“折中”方法,这与弗里德曼所认为的那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至于那种将假设条件的虚假性看作是一大优点的观点,则更是缺乏依据的臆断和无中生有的狡辩。

四、小 结

显然,归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理论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假设前提真实性的理解方面与自然科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绝大部分是具有可控性的,因而只要给定相同的条件,其结论就具有重复性,也就是说结论是具有相当大的规律性和稳定性的;而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来说,研究对象几乎都不可能进行按照所谓给定条件的控制,因此,结论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往往就要小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与经济学的科学性密切相关,并作为方法论上的一个争论焦点,“不相关命题”在给人们某些启示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对假设前提条件的放松,也就是使假设前提更趋近现实的做法,正是实证经济学取得成功的重要步骤。把预测作为检验的标准是不全面的,事实证明也是有缺陷的。总之,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绝不在于数学化或形式化的外表,而在于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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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顾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