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蔬菜等的生产早已过剩，为什么我们还在费尽心机地拔高产量，“大放卫星”？当传统农业遭遇现代文明，传统的乡村社会进入科技社会，一系列悖论“拔地而起”。这是我们的村庄，也是一个时代的伤口。一个村庄在现代文明之下面临的传统悖论，就是整个时代的命运悲歌。
除草史：
现代与传统的乡村角斗场
一切化学的元素，进入我们的传统生产，其目的，自然是产量。同时，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被抽离，除草剂的出现，便是人类懒惰的一个表现。
人类与杂草斗争的几千年，至今没有太好的办法，直到发明了除草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田地中的身影，大部分时间都在除草。
在古代农书上，人们对杂草并不是像今天这般深恶痛绝。人工拔草和锄草是古老的除草方法，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杂草防除方法。专家说，保持农田一定的杂草生物多样性，在控制害虫、保护天敌、防止土壤侵蚀、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生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杂草的生物多样性给予适当保护。
耨是古代锄草的农具，形似锄，《吕氏春秋》中说：“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真正大面积推广的，是锄，一种长柄农具，其刀身平薄而横装，专用于中耕、除草、疏松植株周围的土壤。有大锄、小锄之分，又有叉形和铲形之分。青铜锄最早出现于西周时代，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战国时出现铁锄。现在还在使用。
过去，除草有两个作用，第一当然是除草，为何说“锄禾日当午”？太阳当空照，除草才有效果，除掉根的杂草才能迅速死去；第二，则是给土壤松土。春季麦苗返青，哪户人家不去除上几遍杂草？玉米种上后，长到一尺高，哪块地里没有除草的人？这时候的除草，更大的目的是除掉坚硬的麦茬，让麦茬躺倒在地里，腐烂后就成了肥料。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四时田园杂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很有意思，不仅写出了除草的过程，还透露出田园之乐——那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时代。
以除草为代表的对作物的整个培育过程，伴随时令的演进，深刻影响着一个村庄人们的生活起居。现代文明催生了新的科技，但却扰乱了乡村社会的自我更新能力，当更新变得过快，所有的悖论集中显现。
传统的人工锄草方式，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劳动力短缺，逐渐没了踪影。留守老人和妇女最关心的是如何省事，10元一瓶的除草剂，一会儿的功夫就喷洒到庄稼地里了，一个生长季节不用管它。谁还愿意去除草呢？
我们来到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庄，村外是一片蔬菜大棚。王文超在这里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刚打完一遍除草剂。那是密集撒种的韭菜，草盛苗稀，人工拔草很是不变，只能用除草剂。科技给他带来了便利，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疑惑。
以往王文超会使用一种叫百草枯的除草剂，这种药可以杀死几乎所有一年生植物。大棚周围的地沟，他会随手喷洒上一些，不长时间，那些草木便枯死。往年他也会用百草枯喷洒在玉米地里，但要特别注意不能将药水喷洒到玉米叶子上，玉米同样对这种药过敏。他周围很多人都用这种除草剂。
百草枯对人毒性极大，且无特效解毒药，口服中毒死亡率可达90%以上，目前已被明令禁止使用。多年来，不时有新闻爆出有人喝了百草枯一命呜呼。王文超不再使用这种农药，但据他说，“前段时间，小道上也能买到，因为它速度快，使用方便，还是很受欢迎的。”
但一般的农民认识不到位，用量往往超标。因长期使用除草剂等农药，所导致的“癌症田”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这一点，王文超深有体会。
除草剂只是一个导火索，它把乡村带到新的世界，又带到灭亡的边缘。当然，乡村社会的消亡不是一两个原因就能解释的，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整个链条溃烂了，不消亡才怪。
大棚里的化学课
除草剂固然漏洞百出，但是也解放了劳动力，那么农药和化肥呢？当然是提高了产量。
蔬菜大棚，是现代文明达到高产的一种创举，这还不算，各种技术手段使得产量高上加高。
王文超有四个蔬菜大棚，随着种植蔬菜的时间越来越久，使用农药的频率也在不断提升。“刚开始种大棚那几年，几乎不用什么农药，但是旧一茬菜收获了，新一茬栽上，生长效果就不如以前，只能多施化肥、打农药。”
七八分地的黄瓜大棚，一个生长季节下来，约使用200-500元的农药。为减少成本，有人使用甲胺磷等高毒农药，不仅价格便宜，且药效强，杀虫立竿见影。大棚里，气温高、湿度大，黄瓜往往不容易开花坐果，有人发明了令黄瓜坐果的激素；更有人发明了“药剂”，使黄瓜“顶花带刺”，这些药物竟然是给人使用的避孕药II号，长期食用这种抹了雌性激素长大的黄瓜，儿童会过早性成熟，成年人会导致不孕不育。
黄瓜如此，西红柿也是。这种被农药蘸大的果实，在其整个生长过程中，多次受到农药的青睐。
将近20年一刻不停地反复种植，土地早已不是当年的土地。大棚里的泥土逐渐发黑、板结，以化肥和农药来提供养分和控制病情，其结果是使得养分越来越少，各种病害逐渐增多，然后继之以更多的化肥和农药。
一棚蔬菜，便是一堂生动的化学课。
为什么物资极大富足，我们还对产量孜孜以求？当然，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经济大危机时代，美国农场主宁愿将过剩的小麦烧掉、牛奶倒掉，也不分发给饥肠辘辘的穷人，这又是为什么？
越是富足，越是贪婪。
王文超的一些邻居，在农药培育的蔬菜之外，还种有自己的“自留地”，“打药的是给城里人吃的，自己吃好的”。当然，这确实引发了为富者的愤怒，你们压榨他们何止千万，他们贪图你们一点小利便急不可耐，一副不让天下人负你的架势。
说到底，拥有“自留地”的农民，他们吃到的农药肯定还是要比没有“自留地”的城市富人要多。对立的情绪，源自蔬菜和农药之外。
乡村自杀运动：
被侵犯的土地
再回到农民王文超。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为我们这篇文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除了大棚，王文超种有几亩花生，在村西的丘陵上。现在种植花生，一般都使用薄膜覆盖。每年春天，放眼望去，塑料薄膜将一片片原野装饰成白花花的世界。秋天刨掉花生，塑料薄膜被翻耕进土里面，一年一度，被农药、除草剂弄的晕晕乎乎的土壤，又被一层层的薄膜裹挟。
除了花生，草木逐渐稀少。他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随着草木的稀少，当年漫山遍野的蚂蚱几乎绝迹？往年的夏秋季节，干活的间隙，他会在山野间逮一串蚂蚱，带回家油炸了吃。蚂蚱既肥且壮，味道饱满，而今，即使能逮到几只，干瘪瘦弱，他看上几眼，又把这些苦命的小虫放生。
以前他还会逮几只蝈蝈，当年的乡村，几乎每个人都会自制蝈蝈笼子，取高粱杆和高粱杆的瓤编织而成。蝈蝈笼子挂在屋前，蝈蝈的叫声能持续整个秋天。而今，他试图逮几只蝈蝈解闷，从夏至秋，别说逮到，一只也没见到过。
孤独的王文超，也成为一场现代化战争的受害者。
出生于沂蒙山区的生物学家蒋高明曾对一个以果树为主的山区小村进行过调查，全村几百人，过去七八年间，因癌症而死去的超过了20人，平均年龄只有50出头。没果园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发展果业后，一条山峪里每年施用农药十几吨。他调查后认为，农药随雨水渗入土壤，通过土壤进入地下水，最后在井水里富集，最终置人于死地。
乡村在收拢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薄膜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杀运动。这场运动，人们先是杀死了草木豆苗，继而杀死了虫鱼鸟兽，然后杀死了自己。在所谓的现代文明和传统乡村社会的战争中，没有胜利者。
作家王开岭曾经回忆自己的童年往事，那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沂蒙山区。怀着对往事的追忆，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一路上，他沉浸在“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想象与感动中。可随着刹车声，他大惊失色，一切记忆全不见了，找不到那条河、那片苇塘，找不到虾戏鱼溅的水坡，找不到那一群群龟背……代之的是采石场，是冒烟的砖窑，还有路边歪斜的广告：欢迎来到大理石之乡。
这就是乡村的现实，到这里为止，现代文明看似胜利了，它成功地让人们失去了对土地的敬意。这涉及到两种层面的“侵略”，首先，是前文中我们提到的，对土地的不尊重，化肥、农药、除草剂大量使用，关键是超负荷使用，彻底伤害了土地；其次，工业污染接踵而至，大型化工厂外迁，迁到哪儿？在市区的，迁往郊区，在郊区的，迁往山区。更多的还是新建，那些世外桃源般的乡村，往往被化工厂侵略，成为城市的垃圾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