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解放战争这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实践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理论武装工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教育群众；出版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为干部群众学习理论提供基础条件；根据实践工作需要、立足人们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回答人们的思想困惑；以整党整军的方式提高党员干部和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新时代理论武装工作要传承这些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并正确处理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最新理论成果的关系、适应群众与引领群众的关系、理论武装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关键词：解放战争；历史转折时期；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解放战争时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关键的决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代表和领导的历史进步力量急遽上升，而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历史倒退力量急遽下降，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即将发生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革命实践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丝毫没有放松理论武装工作，开展了广泛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宣传教育，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创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形成了实践飞跃与理论武装的有效互动，积累了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理论武装工作的宝贵经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不懈努力进入了新时代，在
此历史转折时期，重温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理论武装工作，能够从中获得重要的经验借鉴和当代启示。
众 一、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教育群众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现了完全独立和成熟。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提出之后，党迅速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掀起了学习宣传高潮，并根据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最新进展不断增加新的宣传内容。
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和宣传，力求用简明通俗的形式武装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党内理论家张如心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张家口的“青年讲座”上进行多次演讲。1946 年 3 月 1 日、16 日和 4 月 1 日、16 日，这些演讲分别在《北方文化》半月刊上以《论毛泽东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等为题发表，多维度宣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比较完整而又通俗地阐述了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些文章在山东、冀中、香港等地分别以不同名字结集出
版。1946 年 7 月 1 日，《北方文化》第 2 卷第 3 期刊发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略传》一文，对毛泽东的生平和革命经历做了简要介绍和宣传。之后，他又在华北解放区的《时代青年》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等文。1949 年，他在这些文稿基础上修订出版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介绍了毛泽东的儿童时代、青年时代和早期革命活动。萧三结合历史和实践分析了毛泽东能够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是中华优秀文化之集大成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又帮助毛泽东整理了民族思想，使之更加科学化，“假如没有对中国历史文化最深刻的了解，没有对中国民族文化最好的修养，和假如没有丰富的中国社会知识与丰富的斗争经验，就绝不能很好地、创造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领会它，精通它，并使它系统地中国化……使之在中国生根”；“他能很好地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能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指出一条唯一正确非常明确的大道，因此他成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真正的领袖、导师、救星。也因此，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实际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许多新的珍藏到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去。”[1]1949 年 6 月，上海刚解放不久，文化界迅速编写了由庄淡如主编的《向毛泽东学习》一书，由上海新生书局出版发行。在天津，读者书店出版发行了萧棠编辑的《毛泽
东思想初学入门》，选辑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讲话，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做了阐述，为当时干部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简明读本。在这里值得提到的是，1947 年，美国的《美亚》杂志刊发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毛泽东的思想》，向美国读者介绍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同年 4 月香港光华书屋出版了该文的中文译本。
党的一些领导人广泛开展了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推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普及。在党的七大之前，党的一些领导人就从多个方面阐述过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内容，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做出贡献。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后，这些论述成为人们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学习资料。为此，1946 年 4 月到 5 月间，《解放》周刊第 3、4、5 号，把刘少奇、朱德、徐特立、王稼祥、陈毅、陆定一、彭德怀、邓发等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整理出来，以《论毛泽东思想》为题进行连载，这可以说是党内领导人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早期文集。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武装工作的推进，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进一步地展开。1948 年 12 月 14 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强调，党员干部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中国经验和外国经验结合起来，实
现正确的指导。中央领导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宣传，对于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及时跟进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进程，与时俱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成果。七大之后，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战争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迅速通过各级领导机构进行传达贯彻。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国革命进入重大历史转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回应历史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科学回答了“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怎么样从革命转向建设”“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等重大历史课题，初步形成执政党建设理论和新政权建设理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和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新中国建设的政策体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特点等新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创新观点提出后，党中央及时部署开展理论宣传，迅速用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干部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育普及。1949 年 3 月 12 日，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做了阐述。1949 年 4 月 11 日，朱德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作报告，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今后大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样才能有效完成革命所给予的光荣任务。”[2]1949 年 5 月 7 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其中第三部分后来以《学习毛泽东》为
题发表。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结合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和理论创造的历史，通俗易懂地向广大青年阐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和向毛泽东学习什么的问题，特别是他向广大青年宣讲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3] 纠正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不准确理解，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1948 年 8 月 13 日，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不应该提毛泽东主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4]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要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针对王明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的提法，毛泽东明确指出
“这种提法不妥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5]259。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学习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全党要普遍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他特别强调，要结合发展着的实践和党的中心任务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历史任务，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内容：“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5]260。与此同时，宣传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他指出，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所谓“中国的东西”，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应当在全国人民中、在全党中广泛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普及宣传活动，有力地支持了快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和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二、出版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为理论武装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件 随着革命战争的急速发展，广大干部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兴趣日益提高，而当时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基本著作还比较有限，制约了干部群众的理论学习活动。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宣传部门加紧推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成立了众多出版发行机构，开办了一些进步书店，出版刊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为提高广大指战员和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供基础条件。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领导部署，各个解放区陆续建立了新华书店。这些书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承担起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党的主要文献、普及性政治读物的任务，想尽一切办法为解放区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提供学习资料和精神食粮。当时，各地的新华书店根据本区实际，翻印出版了大量马列基本著作，《共产党宣言》就有东北新华、华北新华、太岳新华、晋察冀新华、冀鲁豫新华等多种版本。同样，各解放区的新华书店也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毛泽东选集》版本。这些版本虽然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及时满足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需要，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 底，中共中央又在石家庄成立了新中国书局，印制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读物。之后，又在济南、徐州、开封、天津、北平等地
开办了新中国书局，印制发行“干部必读”书籍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也在国统区领导组织了一大批进步出版机构，如在上海、武汉、北平、广州、香港、重庆等地建立了联营书店、华夏书店、群益出版社、骆驼书店、朝华书店、兄弟图书公司、三联书店等。这些机构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普及型理论读物，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马恩列斯论经济问题》《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传》《恩格斯传》《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还出版发行了一批《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很多著作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到解放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贡献。
当时，党领导下的理论家们克服重重困难，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著作。1947 年 5 月，林超真翻译的《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该书收集了马克思在 1862 年 12 月到 1874 年 10 月间给库格曼的 58 封信，是研究马克思哲学、经济学和工人运动学说的重要研究资料；11 月，为纪念《共产党宣言》诞生一百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
出版了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版本在成仿吾和徐冰前译本的基础上，由乔冠华重新做了校订；同年，迈耶尔著、郭大力翻译的《恩格斯传》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 年，于光远和曹葆华翻译的《从猿到人》（即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由解放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周建人翻译的《新哲学手册》由上海大同图书公司出版，这实际上是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选辑，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文版。值得提出的是，1948 年 8 月到翌年 5 月，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在哈尔滨出版发行，郭大力翻译的三卷本《剩余价值学说史》由实践出版社出版，至此，他们翻译的《资本论》及《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1949 年 7 月，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由大连新华书店出版发行；8 月，解放社编译的《马恩通信选集》由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收集了两位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唯物史观、爱尔兰问题、俄国问题的书信；10 月，恩格斯的《资本论提纲》一书，由东北新华书店作为马恩丛书出版发行，这是恩格斯研究《资本论》的几篇文章；何思敬翻译的《哲学的贫困》由解放社出版。
在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的同时，党还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普及，出版了一系列通俗介绍马克思主义
理论知识的读物，适应解放区干部群众的知识水平和理论需求。1946 年 5 月 1 日，《北方文化》开辟专栏刊载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如萧三的《马克思略传》、王子野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百年》、葆全翻译的《马克思是怎样学习的》、柯柏年的《马克思之为人》、智建中《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大可《马克思主义的新胜利》等，简明通俗地向人们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1946 年底，罗稷南翻译的《马克思传》（梅林著）一书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挥了很大作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1948 年，解放社出版的《论马恩列斯》一书，刊载了《马克思小传》《马克思墓前演说》《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演说辞》《一个工人对于卡尔·马克思的回忆》《马克思是怎样学习的》《马克思年表》等文章。这些文章一般都短小精悍，生动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经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把通俗性、故事性、可读性同理论性、系统性有机结合起来，既能够适应广大干部群众的知识水平、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又能够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成为当时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载体。
三、根据实践需要、立足人们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回答实题 践和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产生强大的实践力量。对此，毛泽东曾讲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6]1515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必须紧紧围绕着实践任务，适应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针对人们实践和理论上的困惑有的放矢地开展，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解放战争时期的理论武装工作就是这样。
当时的理论学习和宣传工作，决不是单纯的理论工作，更不是学院式的咬文嚼字去摘引经典作家的语录，而是紧密结合革命战争实践进程展开，重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实践需要密切相关的问题，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发展着的实践，着力从理论上回答和解决实践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新问题，具有鲜明的实践针对性。
1946 年，毛泽东在延安时重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特别重视“阶级社会和国家”这一部分内容，在多个地方都留下了记号和笔记，尤其是其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这是同当时中国革命实践及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抱
着极大的和平愿望和诚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到了1946 年春，随着内战阴霾的日益严重，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通过战争方式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用暴力革命形式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权，越来越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重读列宁的这部著作，就是要在理论上更加清晰地分析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基本方向，并以此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发展。
1947 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干部群众在土地改革中急需要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方面的理论指导。在此情况下，中央土地委员会迅速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一书。该书包括《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民》《无产阶级与农民》等篇章，阐明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只有正确解决农民阶级这个同盟军的问题，无产阶级才能够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这本书对于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基本理论，掌握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在革命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理论的重要载体。
1948 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但是，
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当中，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中，各个解放区和各个战场都分布在不同地方，于是一些党组织和军队中出现了无纪律和无政府的状态，产生了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极大地损害了革命事业。为此，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大力气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推动革命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广大干部要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存在于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于这一年的 6 月 1 日重印了该书第二章，并向各地党员干部印发通知，强调“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衷心、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我们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7]。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列宁著作同学习毛泽东关于纪律建设的论述结合起来，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达到全党政策和纪律的高度统一，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权。
当时的理论武装工作紧密结合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开展，而不是脱离实际而盲目追求“高大上”。在这个方面，特别值得提到的就是 1949 年党中央刊行的“干部必读”书籍。1949 年 2 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党中央重新编审刊行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籍。这套干部必读书
籍包括十二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完整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言论摘编如《社会发展简史》《思想方法论》，有的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如《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有的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言论摘编如《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读物如《政治经济学》《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这些书籍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依据，广大干部群众通过阅读这些基本著作，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干部必读的审定、出版、发行，是适应中国革命发展新形势、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光辉范例。
悟 四、以整党整军方式提高干部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党员的数量急剧增加，1947 年已经达到 270 万名。但是，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较多问题，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出现了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情况，有的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对此，毛泽东在 1948 年 4 月 1 日指出：“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
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6]1306 这就是说，在党的组织中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同思想不纯密切相关，为此必须从思想、作风、组织上加以整顿和改进。
于是，在 1947 年到 1948 年开展了整党运动。这次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经过努力，到 1948 年底和 1949 年初，整党工作基本结束，通过这次整党，广大解放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这次整党可以说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运动，成为一场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整党运动的核心内容是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通过查阶级，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阶级觉悟有了较大提高，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立场有了更直接深刻的理解；通过查思想，清除了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纯洁了思想观念，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水平，提高了对各种不正确思想辨析能力；通
过查作风，纠正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加强了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提高了党的宗旨意识，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开展整党的同时，从 1947 年冬到 1948 年秋，人民解放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是在 1946 年开始的练兵运动的基础上展开的，更多的是从思想和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的，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整军运动中的诉苦运动，具体步骤是引苦、诉苦、挖苦根，让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那些刚刚加入人民解放军的新战士，从自身实际出发，切实体会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的痛苦，深入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彻底摆脱旧思想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政策，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整军运动中的三查，围绕着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展开，让广大解放军战士能够在相互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认识到自身的阶级觉悟水平和思想状况，更加努力地改造主观世界，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到人民解放战争当中。
新式整军运动启发和提高了全军的阶级觉悟，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发扬了军队民主，加强了军队纪律，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
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所指出：在军队开展的以诉苦和三查为基本方法的新式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6]1294 作 五、传承历史经验做好新时代理论武装工作 当前，历史又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从整个世界来看，人类“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8]，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突飞猛进，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正在不断呈现出来，世界正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来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在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大力推进
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教育群众，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新时代理论武装工作要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的关系。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及时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从思想家的理论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转化成为指导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把科学真理力量转化为群众实践力量，而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理论创新成果束之高阁。1941 年 5 月，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重要讲话，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理论观点，而党内一些人没有看到这个讲话的重要意义，没有在报刊上、思想上得到应有的反映，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评。此后，党就高度重视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教育，理论新成果产生之后就很快掀起学习高潮，力求在短时间内把最新理论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总结和提升全党全国人民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紧紧围绕并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南。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点就是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定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思想的思想实质、理论体系、历史地位和实践意义上下功夫，把最新理论成
果贯彻落实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强大的精神指导力量和实践发展力量。与此同时，善于总结和提升实践经验，吸收和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实现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理论武装工作要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又坚定不移地立足中国具体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这就要求在理论武装的过程中，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源”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流”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总店”与“分店”的关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武装教育群众，并不是要教条主义地死守经典作家的文本和词句，不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本国实际而形成的理论创造。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的，在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必须要重点宣传“中国的东西”，宣传中国实践和理论的成果。当前，思想宣传工作的重点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略。当然，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这个重点，决不能忘记甚至抛弃了基本原理这个根本，因为最新成果离开了基本原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掉了理论依据和逻辑前提。对此，邓小平、习近平都多次加以突出
强调。同时，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成果，也要正确看待和把握好它们之间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虽然党的理论创新速度不断加快，成果不断涌现，但是我们决不能犯“熊瞎子掰棒子”的错误。
新时代理论武装工作要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适应群众思想实际与引领群众思想方向的关系。理论武装的目的是要教育和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而不是要进行理论家的学术研究或者个性化的心灵独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采取多样化的宣传方式，以简明通俗、易于接受的形式向人民传播科学理论，而绝不能不能陷入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空洞化宣传；必须以正在发展着的实践为中心，有的放矢地用科学理论分析和回答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和思想上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指导着实践并转化为实践，推动实践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当然，适应群众思想实际，坚持以实践为中心，并不是要把理论变成实践的婢女，尾巴主义地跟在群众后面亦步亦趋，相反正是要在回答群众实践和思想的困惑中引领群众思想，指导实践发展。也就是要把理论内容的科学性与理论宣传的通俗性有效贯通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时代化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理论武装要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理论武装与思想斗争的关系。理论武装的前提是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来教育启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回答实践和理论提出的新问题，引领实践和思想
发展的方向。如果运用的理论本身不准确或是错误的，那就不仅不能达到思想武装、理论教育的目的，相反会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混乱，结果不是促进事业发展而是阻碍事业发展。为此，思想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同不正确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方面，要纠正对基本理论、对最新成果的不正确理解。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纠正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准确表达，不主张党内理论工作者用“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批评王明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错误表达。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带有严重政治原则性错误、冲击政治底线的错误和反动理论，则必须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理论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撰写了《唯心史观的破产》等多篇文章，对污蔑中国革命的美国“白皮书”进行严厉批判。在当今全球思想相互激荡、各种社会思潮竞相呈现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就属于“黑色”地带的社会思潮，它们的思想实质和政治目的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批判和肃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妥协和商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