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学经验论文范文第1篇【关键词】直觉体悟；语文教学；模式；价值体现【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直觉体悟与传统的认知教育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传统的认知教育建立在归纳、推理、演绎、综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体育教学经验论文【五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体育教学经验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直觉体悟；
语文教学；
模式；
价值体现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直觉体悟与传统的认知教育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传统的认知教育建立在归纳、推理、演绎、综合为表征的逻辑思维基础之上，只注重知识的获得以及同理性认识直接相关的能力（科学智慧）的培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逻辑性的特征；
而直觉体悟教育的基础则是以感性、表象、直觉为特征的非逻辑思维，注重主体意义的获得和非理性能力的培养，具有个别性、主观性、非逻辑性特征。因此，直觉体悟是基于非逻辑思维方式，经由体验、感悟实现客体文化的生命意义化，提升个体精神境界的一种思想、方式或活动。它是一种教育思想，倡导体验、感悟，追求精神世界的一体化；
它也是一种上升到精神境界的教育方式。
一、直觉体悟在现代语文教学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以直觉思维、整体认知为特征的教育方式，直觉体悟教育是依据具体的认识对象、师生状况、情景态势选择或唤醒、对话、反思、情境设计、生活体验等形式。体悟教学的基本理论一方面来源于先进的教育理念及其哲学、心理学、知识论等背景性的时论成果，通过理性演绎和体悟思辨阐释新的思想；
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体悟教学的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相对于基本理论而言，体悟教学的实践要丰富得多，尤其在语文学科，涉及理论研究、阅读教学、诗歌教学、习作教学和教学设计等方面。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并存，教学模式多种多样。
语文学科体悟理论的研究是语文课标要求的反映。体验和感悟是语文课程标准的关键词。《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有以下有关体悟的表述：“语文学习具有重情感体验和感悟的特点”“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阅读评价要综合考察学生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体验、理解和价值取向”“鼓励学生多诵读，在诵读实践中……加深体验与领悟”“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根据文学作品形象性、情感性强的特点，可着重考察学生对形象的感受和情感的体验，对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应加以鼓励”“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也就是引导学生用“心”去体验、感悟；
指导学生在读书中体验、感悟；
指导学生通过联想去体验、感悟；
指导学生通过想象去体验、感悟；
设置情境，唤起学生的体验、感悟等。其他学科如数学、历史、地理等也涉及，但相对要少得多。
二、直觉体悟教育的特征
（一）学生的自主性是直觉体悟教育的前提
体悟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教育活动目标是否指向具有个体意义的内在新质的产生。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创新的过程。从教育结果看，不仅是理解、领会了存在于学生个体之外的文本知识及其内含的情感、价值观，而且强调通过体悟形成实实在在的“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只有在个体发挥了自主能动性的情形下才能实现。
（二）与个人的经验相相结合
直觉体悟既是一种精神经验，一种获得精神经验的方法，也是一种主体改造自身精神世界的活动。它是在特定情境下，动态选择、提炼并融合已有的知识经验、处事经验与精神经验，在理性、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主体新的精神经验的过程。虽然直觉体悟可以通过精神经验的重组改造实现，但在教育过程中，若是离开了个人的经验，直觉体悟也就没有意义了。
（三）实践活动是直觉体悟实现的重要途径
实践活动是个体直接经验的源泉，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广阔的体验世界，是主体运用已有经验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实现了经验由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过渡。
三、现有的体悟教学模式类型
根据现有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可以概括出以下一些体悟教学的模式。
（一）“活动体悟”模式
活动体悟是根据课文的重点、难点和特点来组织即兴表演，让学生进入课文角色，以课文为剧本，即兴表演和体会的阅读理解方法。活动体悟教学一般分五个步骤：教师提出活动体悟的“剧本”和“演员”的组合；
学生自由酝酿；
学生自由预演；
汇报表演；
赏析或评述。
（二）“合作――体悟”教学模式
这一模式基于大学教学的特点，把过程与方法应用到物理学科课程论的课堂上，利用课堂以外的时间来完成作业，然后又回到课堂上进行交流，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这个改革项目作为渤海大学的重点教学改革项目之一，拟在全校的各个学科教学论的课堂上推广。基本框架由四个部分构成：选择伙伴，确定主题；
收集资料，形成结论；
课堂交流，分析论证；
体悟过程，形成习惯。
（三）“体悟――创新”教学模式
这一模式力图在“往”与“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以往的基础知识与未来的创新应用彼此沟通，强调应用各种教学手段，让学生深刻体悟教材，经教师点拨，逐步形成创新性个性欣赏和创造性写作，由“小课堂”拓展到大语文，具有教材开放性、课堂系统性、学科综合性的特点。
（四）“自探――共研――体悟――发展”教学模式
自探是学生感知教学内容的前奏阶段，让学生在感知教材内容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尝试性地去解决问题；
共研是模式的核心部分，指的是教师组织、带领学生共同探究知识形成的过程，从而获得知识的方法；
体悟是模式的必要环节，主要是指教师通过一些策略使学生能够把自己已有的经验与当前的学习活动结合起来，对知识有深刻的感受，对方法技能有切实的体会，在自己已有的知识背景下，按自己的方式对知识进行编码、加工，进而构建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
发展是模式的内在要求。通过上述教学环节，教师带领学生将头脑中原有的内在逻辑结构的材料与新的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学科能力。
四、直觉体悟在现代语文教育中存在的意义
与教育关系体一样，文化与生命是体悟教育内含的两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事物。而对文化和生命的解读也恰恰是现代语文的目标和要求。
（一）生成意义、创造文化
预设与生成是教育活动中一对永恒的范畴。在宏观层面，教育肩负着履行人类种族文化延续的使命，是一种预设，需要预先明确规定教育的最终结果――教育目的（或目标），需要筛选进入学校教育视野的文化――教育内容，并以课程的形式体现出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更需要进一步通过教学设计确保文化个体化的有效性。教育是一种理性的预设，不仅体现了教育活动的组织性、计划性、系统性和普遍性，同时也意味着辩证地看待教育的个性化问题。
生成意义是文化个体生命化的关键，是体悟教育文化功能的第一个层次。文化连接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但只有涉及主体，文化才成为现实的意义世界，即扮演着分界的角色。在一定的历史、民族和地域的背景下，文化系统中必然存在着共性的因素，有些甚至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科学认知教育的功能是使个体了解、掌握这一套群体意义系统。
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是文化的进步，文化又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化。因此，人类进步的实质是精神世界永无止境的演进。精神世界的存在是以个体生命为载体的，人类精神世界的演进通过个体文化生命的不断完善表现出来，这样，文化与精神世界之间就不能仅仅是等量的内化与外化的平衡关系，更需要一种超越的机制，即生成与创新。而实现个体主观精神世界的提升，就要基于体悟教育过程。
（二）诠释内心，丰富生活
体悟教育是引发主体悟性潜能展现的活动，也是释放内心，丰富生活的艺术。首先，理性潜能赋予了生命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并为生命的发展提供了逻辑、有序的轨道；
直觉体悟指向主体的内部世界，赋予心灵自由的空间，使生命得以摆脱逻辑秩序的束缚。其次，直觉体悟的激发、发生来源于主体意识的水到渠成，外部的任何强制的规范都会限制体悟的发生。体悟与思维定式、逻辑思辨无缘，往往与闲适状态下的“不经意间”达成默契。再次，直觉体悟能够自由的驾驭主体。如果我们把体悟教育看成是一种理念，那么，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换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教育实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重视主体的反思及其不同的见解，倡导亲身实践及其感性的经验。简而言之，体悟教育释放、张扬主体的灵性，赋予文化生命成长的自由空间和选择权，使主体精神回归本真的状态而呈现真实的个体。
参考文献
[1]边玉芳.教育心理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体育教学经验论文范文第2篇
一、本体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消解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构成了哲学认识论史上颇有影响的两大流派，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理性认识与经验认识两种迥然而异的课程教学论，在历史与现实中总是纠结碰撞，前者漠视实践，后者偏离理性，主客二元对立，各执一端。因此，扬弃各自偏狭性，促进两者统一成为必然。
1.课程与教学从认识论到实践论
理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均源于理性所显示的确凿公理，主张把理性作为获得科学知识的唯一途经，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观对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旨趣上看，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以理性化的学科知识为着眼点，致力于培养人的理性精神，而忽视非理性精神；
从结构上看，它以逻辑化、体系化和标准化的学科课程作为教学基本内容，而忽视经验及活动课程的重要作用；
从实施过程看，它以线性化、程式化为特征，课程与教学按学科知识的线性逻辑而展开。显然，这种理性观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理性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主体经验的弊端。由此，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成为学科中心的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经验主义认识论。源于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知经验，科学基于观察而不是臆测，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实验来验证。这种知识观不承认理性思辨的合法性，认为离开经验实证就无法获得普遍适用的确凿知识。在这种知识观影响下，经验及其生成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唯一基础。显然，这种经验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同样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经验轻理性，重主体经验轻知识传授的弊端。由此，学生、经验、活动“新三中心”，成为学生中心的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认为感性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以具体生动性是理性认识不可少的支撑；
同时，感性经验必须接受理性认识的调控，感性经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成为现实。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既表现着人类合规律性（真）的追求，也展现着人类和睦性（善）的向往。课程与教学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领域之一，也必然要确认实践的这种主体性价值，体现合规律性（真）和合目的性（真）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显示出知识的丰富性价值内涵，也显示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合理性。
2.课程与教学从客体论到生活论
受客体知识论影响，课程教学论长期以来流行着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思维，客体化、理性化、体系化知识的地位和作用被置于无以复加的高度，教学过程成为对客体知识“特殊的认识过程”，传授客体知识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基础性任务和本质力量。由此，学科课程与教学成为“主客二分”“理性独断”的唯一选择，学生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被生生剥离。
21世纪初，“生活认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理论主张现代课程与教学应“回归生活世界”，从“知识中心”转移到“学生中心”，超越本质主义思维，确立生成性思维。所谓生成性思维，即不把教学过程作为“事实”来看待，而要作为价值生成过程来实现。这一主张认为，预设性和生成性都是教学过程的基本特性，但生成性是师生特定认识活动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特性。“回归生活世界”的课程与教学论，旨在突显教学过程的生成性，重视教学过程的发展性，崇尚教学过程的主体性。[1]“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它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存与人生价值；
[2]“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在于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重视教学过程价值和学生的动态发展。“回归生活世界”的实质是从“教学世界”的异化状态“回归”到本真状态，从而建立新型的“教学世界”。它并不否认科学知识教学，而是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强调关注知识的教学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统整。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本身。[3]正如德国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4]“回归生活世界”并非是经验主义、生活中心论的重复，而是使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统一于“教学世界”，实质上表现了课程与教学促进主体发展的理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人本价值诉求，是对“主客二分”知识本体论的超越，更是对主体价值的呼唤与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课程与教学的生命价值观，促进了课程与教学的人本价值转向。
3.课程与教学从实践到理论
课程理解范式的本体价值。传统的课程与教学论，主要以“泰勒原理”作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的经典范式，强调“科技理性”支配下的目标控制模式。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起“概念重建运动”（reconceptualist movement），课程研究本体开始由“课程开发”为主转向“课程理解”为主。这种研究取向把课程视为“符号象征”，课程研究的目的是理解课程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观，旨在突破“泰勒原理”在课程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突破“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支配地位，追求“解放理性”，彰显课程与教学文本的多元意义与主体价值。[5]在“解放理性”的“课程理解”范式下，课程与教学一方面需要超越对普适性课程原理的建构，倡导回归课程与教学本身，形成对课程与教学文本的理解与解释；
另一方面需要打开“视界”，倡导向多元的课程意义开放，在中西方课程与教学的“会话”中形成自己的课程理解，并在复杂“会话”中寻找课程理解的共同基础。
课程理解范式的应然价值。由“课程开发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无疑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升华。首先，从关系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是两种不同的课程事件。课程开发是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价课程计划的过程；
课程理解是对课程现象、课程“文本”、课程事件的意义的解读过程，其着眼点不在课程开发的具体程序，而在对种种课程与教学事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意义的理解。其次，从价值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内在统一于“主体性价值”。课程开发过程总包含着对课程与教学本体意义的某种理解，并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
课程理解的最终目的是赋予课程与教学事件以主体意义和价值，而要真正体现这种意义和价值，则需要通过课程开发过程。所以，课程理解是课程开发的深化和延续，其目标是指向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的价值性转变，指向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的内在统一与整合。
二、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近代以来课程与教学论价值演变的基本线索。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人们总是在目的和手段上各执一端，肢解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要么偏离人文向度片面追求科学理性教育，要么摒弃科学理性一味张扬人文教育价值，导致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峙和失衡。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力求超越这种对峙，促进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完整融合。
1.科学与人文对峙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科学主义”一词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Hayck）提出，意指将自然科学作为唯一绝对可靠的知识和“真正的科学方法”。19世纪后期，受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教育界就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开展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学科本位的“科学教育”开始取代古典人本教育的统治地位。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文中，极力推崇“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并建立了以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使从培根时代兴起的科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欧美教育界也开始出现追求“功效”和“唯科学主义”的潮流，美国课程论专家博比特（F.Bobbitt）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著作《课程》；
随后，美国另一学者查特斯（W.Charters）出版了《课程编制》，正式开启欧美课程开发的科学化运动。他们的课程理论也被称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
直至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泰勒（Ralph Tyler）1949年出版《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形成“学科本位”目标控制的经典模式――“泰勒原理”，将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推向了顶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布鲁纳“学科结构运动”的推进，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其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标准化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方法和信念，而忽视科学知识的人本价值和社会性，更加凸显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主体价值的弱化，学校教育走向功利化，加深了教育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
人文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推崇的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及文艺复兴时期“重人性反神权”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潮；
现代人文主义始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反对“抽象理性”的哲学思潮，强调维护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但真正将人文主义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的是20世纪以来进步主义、存在主义、教育现象学等教育哲学思潮，以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深刻影响。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培育完善的人性，彰显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强调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把“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价值取向。就教育本身而言，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现代人的片面发展和日益严重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而提出来的。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非功利理想化的教育目的，视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反对将教育纯粹当作职业准备或谋生工具；
二是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的全部重点从外在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或经验世界，开展人文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个性教育和自由与责任教育；
三是倡导基于人本原则的非指导教学模式和自由开放的教学设计。人文主义教育无疑起到了对科学主义教育的纠偏作用，它启示我们，在努力拓展课程与教学的科学向度的同时，还必须提升教育的人文价值。
2.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形成渊源。较早提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是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美籍比利时科学家乔治・萨顿（G.A.L.Sarton）。萨顿认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前提是科学的人性，融合的基础是科学精神，融合的有力保证是科学的正确应用。萨顿认为由旧人文主义者和狭隘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造成的“机械时代”必然消失，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他称之为“新人文主义”时代。这是“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时代，其实质是科学人文主义。这是因为，科学教育为人文精神奠定理性自觉，人文教育为科学理性提供价值理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双翼；
跨越两种文化鸿沟，促进两种教育文化价值的融合，才能摆脱教育价值内涵窄化的趋向，增进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宽容。反之，则势必给教育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和灾难。
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是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人文主义教育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文主义教育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从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内涵来看，课程与教学必须以科学教育为基础，以人文教育为价值导向，重视教学过程中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在科学和人文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中，促进完整的教育和尽可能完善的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英国教育家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一个不重视培养智力的民族注定将被淘汰”，但“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6]科学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观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承认科学技术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注重融合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中心，强调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涵养科学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使其成为个体完善化和社会化的合格公民。正如国际21世纪委员会1996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指出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的。”[7]
三、方法论：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统整
方法论有别于具体方法，属于实践认识论范畴。在课程与教学论中，它以课程与教学的问题研究和模式研究为核心，具有观照与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价值。长期以来，课程与教学领域一直受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宰，20世纪80年代后，建构主义迅猛发展，引起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课程与教学的认识论范式发生显著变化，主客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受到重新审视。
1.客观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客观主义，也称客观――理性主义（Objective-Rational），是俄裔美国哲学家和作家艾茵・兰德（Ayn Rand）提出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极大影响，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教育层面上的“客观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肇源于赫尔巴特“知识中心”的传统教育理论。客观主义强调知识是由客观“实在”（reality）决定的，是外在于学习者的非情境性的客观存在，那么，课程就是按知识逻辑的标准化设计，教师就是知识的象征，权威的化身，教学过程即是“传递――接受”学科知识的特殊认识过程，学生则是学科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复制者，教学评价重在结果中心的终结性评价，评价的重点是学生复制和掌握“学科知识”的水平。客观主义又是“教学中心”的教育理论，其显著特征一是基于客观主义的普适标准，注重目标控制和程式化教学，强调体系化、线性化和标准化；
二是基于“泰勒原理”的目标模式，强调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处于精确的目标控制和“科技理性”支配之下，却忽视了教学过程的动态性，教学情境的复杂性，教学主体的生成性，更主要的是过于强调教师为中心的知识调控功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习者的潜能开发、人格培育、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2.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建构主义的本质特征。建构主义，也称建构――阐释主义（Constructivist-Interpretivist），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反思、质疑、批判和超越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用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乔纳森（D.H.Jonassen）的话说，即向与客观主义更为对立的另一方向发展。就本体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实在”决定论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外部世界是主体生命的确认和实践的场所，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拥有“真实”的存在状态；
就认识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知识还原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知识生成论，认为知识是基于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进行意义体认与建构的结果，科学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
就方法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普适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情境论，认为认识过程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生命对话过程，是人的经验世界与外部世界充满生机和变动不居的双向意义建构过程。
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建构主义并非单一流派，它集合了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社会文化认知观、信息加工建构主义和控制系统论等多种流派的观点和学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强调个体知识建构的非客观主义哲学立场，主要以皮亚杰（Jean Piaget）认知发展理论为思想基础；
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社会建构，学习是社会协商对话过程，主要以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论为思想基础。尽管各种建构主义流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①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工具而非目的，知识并非外在于主体的纯粹客观存在，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是结构与建构的统一；
②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过程本质上是基于学生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并在“学习共同体”和情境创设过程中进行知识体认与意义建构的过程；
③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课程内容是学生在“发现-探究”问题过程中主体价值的生成过程，更为关注科学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和统合，更加注重“课程内容”滋养和促进主体发展的人本价值诉求；
④建构主义的师生观：强调学生不是被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而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反思的学习者，教师则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学习过程的理解者和合作者；
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和谐协作、互动对话的交互主体关系；
⑤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以学为中心的有意义学习过程，教学过程是“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的协同活动过程，强调“问题情境”对意义建构的导向作用，“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最终目的是完成知识与主体发展双向意义建构；
⑥建构主义评价观：强调教学评价重在以激励性、发展性的形成性评价为主，评价的重点是学生生成和运用“知识工具”的水平能力与人本发展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是克服和超越客观主义理论局限的一种选择，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综合的。[8] 21世纪是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人们试图以建构主义思想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多元理论的整合创新与实践，来消解理性与经验、科学与人文、客观与建构的二元对峙，在扬弃与超越中引领课程与教学研究和发展的的未来走向，促进科学理性与主体价值的完整融合。这种尝试的合理价值在于，重在提供一种超越“主客二分”传统思维，进行价值重构的深层次探索与研究平台，而不是完全颠覆本土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成就。我们认为，课程与教学论应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来思考“连续统”的应用问题，而不应二元对立，主客分离。在肯定建构主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尤其要对有悖于科学理性的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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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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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经验论文范文第3篇
当前，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教学新理念已经得到广大教师的赞同；
但对于如何实施新课程，很多教师是有困惑的。在引导函授班学员讨论新课程标准时，很多学员提出自己的问题：一节课只有四十分钟，教学进度很紧张，哪有时间进行发现式学习？班上有五十多位同学，讨论要分成十个组，课堂没有办法维持起码的秩序，怎么判断学生“合作”了没有？课程改革主张给学生选择的自由，学生选择“不学习”怎么办？……问题很多，但核心是一点：新课程倡导的学习理念是好的，但在课堂教学中很难实施。
胡卫平等在山西进行的调查也反映了新课程实践困难的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60.87%的校领导表示此次课程改革执行起来有很大困难。教师中有46.27%的认为理念很好，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9.02%的认为一些教学要求远远超出学生实际，过于理想化[1]。
“好”的学习理念却难以实行，是由于教师自身素质的欠缺，还是学习理念本身不够好？笔者认为症结在后者：当前我国的教学方式变革并不全面、深刻，尚无能力真正落实新课程要求。
一、传统教育的“三位一体”与进步教育的“三大主张”
教学方式变革是从传统教学方式走向现代教学方式的必要过程，而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清楚认识传统教学方式是怎样的，现代教学方式又是怎样的。
（一）传统教学的“三个中心”是三位一体的
20世纪前期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指出，传统教育是以教科书（教材、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这种观点也是当前我国研究者对传统教学的基本看法。但教科书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三者是相互孤立的，还是紧密相联的呢？研究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但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三个中心”没有内在联系，那么，改革中可以对其进行分阶段处理，比如首先落实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然后再考虑如何扭转教科书中心的不良局面；
而如果“三个中心”是内在相联的，教学方式变革就必须研究何者最具根本性和如何全面推进改革的问题。
因而，“传统教学方式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必然地转化为“‘三个中心’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这一更加深入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杜威在其教育论著中有较清晰的阐释。
在文明社会中，学校教育对于传递“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就”有着突出的价值，但也有着一种明显的危险——“正规教学的材料仅仅是学校中的教材，和生活经验的教材脱节。”如果这种危险成为事实，教育、教学就会被理解为“传授有关遥远的事物的知识”，理解为“通过文字传递学问”[2]p13-14。
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传统的制度化教育在与社会生活截然分离的轨道上持续前行：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把“过去已经拟订好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传授给新的一代；
对过去的知识的记忆被当作教育的目的；
学习的涵义成为获得书本里面和成年人头脑里面已有的东西[3]p248-249。“以教科书为中心”就是指学校教学的基本目标是学生对教科书的“掌握”，而不关心学生的生活和经验的发展。
“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育目的认可“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既然教学的任务就是把书本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教师应该做的，就是把学生召集到狭小、简单、纪律严整的教室里，把学生应该知道的知识讲出来、念出来，把重点写在黑板上，同时，认真检查学生是否安静听讲，是否用心背诵。这就是“以课堂为中心”，即把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作为教学的基本形式，而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以及知识在学生生活中的应用。
在以教材掌握为基本目标、以课堂教学为基本形式的教学中，师生关系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学生是被动的。首先，教师熟练地掌握了教材，在教学中扮演着给予或施舍知识的角色；
学生知识浅薄，他的本分就是被动接受。其二，由于教学以现成的科学教材为起点，脱离学生生活经验，学生对学习缺乏相应的兴趣，因而，教师必须在教学中运用引诱、强迫等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成为课堂活动的控制者。其三，由于课堂讲授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活动自由，教师必须随时扮演警察、法官的角色：他监督学生的学习，运用惩罚、恐吓、表扬、奖赏的方式诱使、迫使学生服从[3]p24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教科书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是三位一体的，其中，教科书中心是传统教学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以书本知识的死板记忆为教学目标内在规定了在封闭的课堂上进行知识传授这一教学形式以及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控制者角色。由此而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要变革传统教学，必须首先转变教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教学方式的整体性变革。
（二）进步教育的“三个中心”是内在统一的
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指出，传统学校培养了会活动的书橱，而没有培养学生实际参与社会进步事业的能力，是对“人的生命的浪费”[4]p57。并且，杜威等人在教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是现代教学方式的“三个中心”。
新的“三个中心”同样也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的内在结构关系可以从杜威著作中比较清楚地看出。
杜威提出：“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3]p255。这一点，对于理解“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至关重要。“以经验为中心”是就现代教学的目的而言的，即教育是“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服务于生活的。杜威主张，教育没有外在的目的，而有一个当前的目的，即“直接转变经验的性质”，教育的价值就在于“使生活过得有助于丰富生活自身可以感觉到的意义”[2]p86，简单来说，教育就是学会生活的过程。
“以活动为中心”指明了现代教学的形式，即教育“在经验中”。传统的“静听”不能使学生学会生活，现代教育必须把学校改造成为学生可以充分自由活动的场所，在学校里设置实验室、工场、园地等，使制作、创造、交流的主动作业成为学校生活的联结的中心，让学生在其中探索、学习、成长。只有坚持在经验基础上学习，才能改变学校与生活的隔离，消除“所学非所需”的问题，使儿童能够“带着整个的身体和整个的心智来到学校，又带着更圆满发展的心智和甚至更健康的身体离开学校” [4]p31-66。
主动作业“使学校的整个精神得到新生”，确立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新型的师生关系，即“以学生为中心”。首先，主动的作业能抓住儿童强烈的自发兴趣和注意力 [4]p31。在真实的作业情境中，学生会主动发现问题，并围绕问题进行积极探究。其二，主动作业本身规定了团体纪律。学生共同从事生产、制作的社会事业，“所有的个人都有机会做出贡献，并且对社会事业都具有责任感”，全体人员都参加的活动成为控制的主要手段。其三，主动作业使教学成为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师生关系走向平等。教师和学生共同在经验中学习、生长，同时，教师对团体生活负有指导责任，但这种指导不是对学生自由的侵犯，而是对学生健康发展的帮助和保护[3]p277-279。
笔者建议这样来理解经验中心、活动中心、学生中心的内在逻辑关系：关注学生生长和经验改组的教学目的，要求“在活动中学习”的教学方式；
而“在活动中学习”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必要前提。
二、当代中国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及其文化学分析
（一）我国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及其危害
在当代我国的现代教学建构中，有两条核心的主张：一是素质教育，即主张以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作为教育目的；
二是主体教育，即主张在教学中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主、自觉地学习。而“在活动（经验）中学习”尽管偶尔会被提及，但并没有进入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这样，对比进步教育的“三个中心”，我们少了一条，而且是进步教育对现代教学形式的基本规定这一条。
这种现象在新课程中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秉承了素质教育与主体教育的基本主张，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倡导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也提出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但没有只字片语的解释。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学校的普遍现象是教师试图在课堂上，在教科书的研读中，引发学生的主动探究。但探究真的能够发生在与现实隔离的课堂上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课堂”搬到教室之外，搬到森林、农场、企业？
对比杜威的教育主张，当前我国的教学方式变革并不全面，其具体表现如下：（1）绝大多数的变革主张集中在确立学生的主体性，其中主要有主体性教育、个性化教学、建构主义教学观、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等思想；
（2）研究者在理论上认同素质教育的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个体生活能力的发展，但众多论著仍把书本知识的掌握看作教学评价的基本尺度，没有深入分析“掌握了知识”是不是真的“发展了素质”，教育服务于生活的意识并不清晰；
（3）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认真思考实际经验在教学中的地位，只是试图在课堂上实现学生的主动探究、自主发展[1]。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从新“三个中心”的角度来看，“以学生为中心”呼声最高，“以经验为中心”（发展学生的素质）有些认识上的模糊，“以活动为中心”（在经验中学习）则基本被遗忘。考虑到“在经验中学习”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先决条件，这种“跛足”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方式变革走入了歧途：在与学生的活动、经验相隔离的课堂上，学生有可能在教师诱导下提出教师期望的问题，但不可能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主动探究从何说起？在课堂教学成为“教学”的同义语的时代，教学难以走出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老路，而学生的主体性也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
（二）教学方式变革“跛足”的文化学分析
为什么杜威主张的“三个中心”在我国变成了“两条腿走路”呢？文化学中的误读理论可以为我们做出解释。
何谓文化误读？众所周知，每种文化模式都是对特定的环境适应的结果，在整体上以及在各个组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模式的特点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方式诸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6]p156。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这种现象，便是文化误读[7]p110。
当进步教育“三个中心”的教学思想传入中国时，它便遭遇了基于中国教育传统的误读。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今日中国教学方式变革“跛足”的原因。
儒家教育向来有“成人”传统，主张培养圣人、君子，反对“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功利教育目的。这种“成人”传统，能够很自然地与“关注人的发展”的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从而转化为“提升学生的全面素质”。
同理，儒家教育反对科举教育对儿童天性的磨灭，反对对学生的刻板规训，而是主张“乐学”。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总是等学生发现问题才来解答、教诲；
朱熹“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的读书法，也是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与建议。这种“乐学”主张，为接受学生中心思想、提出主体性教育理念奠定了文化基础。
但儒家的“成人”，主要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成人，而不考虑个体的实际操作技能，儒家的教学方式，重视书本教学，轻视实际生活；
强调“从书本求智慧”，忽视“在经验中学习”。时至今日，“教学就是课堂教学”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于是，在中西文化碰撞时，“在经验中学习”、“做中学”便遭到了质疑与拒绝：我国研究者在没有深入考查、扎实实验的情况下，就得出“忽视学习的系统性”、“理论的极端性导致进步教育在美国的失败”等结论[8]。于是，研究者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课堂之外的学习方式，追求通过课堂教学来发展学生素质、在课堂上落实学生的主体性。
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由此产生：杜威主张通过实验室、工场里的主动作业改变学生在教育中的被动状态，培养学生成长为社会生活的合格成员。而我们则主张通过教室里的问答、讨论落实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我们能够成功吗？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三、呼唤中国的经验学习
客观说来，新课程全面展现了主动学习、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但关于如何实现理想，《纲要》讲得不多、不细、不够：《纲要》提出教师要组织探究学习，但“在哪里，通过何种方式组织探究”的具体方案付之阙如——而这恰恰是一线教师所关心的。
笔者认为，要全面实现新课程提出的理想，必须全面反思经验在学习中的价值。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在经验中学习”是一条根本性的教育原则。杜威主张，学校生活应以学生的主动作业（活动和经验）为中心，让学生在现实的经验情境中探究，在操作、探究中建构真正有用的知识、技能和品格。在经验中学习并不是否定书本和课堂的价值，而是主张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图书馆，让课堂变成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交流经验、相互借鉴的场所[4]p52-67。在实验学校中，杜威精心挑选了木工、铁工、缝纫等长期的作业作为学校生活的轴心，让学生在经验中逐步理解历史、地理、数学、语言等各种学科的社会价值；
其他响应杜威思想的学校也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这些尝试在当时显示了进步教育的魅力。
相对传统教学，在经验中学习的道理是相当简单的，但教师必须具备较高超的教育智慧才能胜任新教学的组织，否则，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成为放任自流。这是杜威所担心的，但却成为进步教育运动中的现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进步教育遭到质疑，杜威思想暂时沉寂，但杜威思想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的不朽。1970年代以来，“在经验中学习”再次成为美欧教育界的亮点，并且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首先，“在经验中学习”被正式命名为“经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而组织经验学习的教育则称为“经验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
其二，成立了“国际经验教育联合会”（Association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联合会出版专业杂志《经验教育杂志》（《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召集经验教育年会（至今年会已成功举办32届）；
其三，以联合会和杂志为中心聚集了大量的经验学习实践者和研究者：在实践方面，人们在各级各类教育形式中，进行探索，形成了经验学习的多种操作模式，如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户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等；
在理论方面，依据笔者2005年4月19日的搜索，ERIC中正标题含“经验学习”或“经验教育”的文章，共有686篇之多。尽管在实践中，经验学习往往是作为某门课的教学方式出现的，但实践的成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教师的加入；
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依据杜威的思想来理解经验学习，将经验学习/教育作为一种应然的教育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模型），以经验教育来主导教育改革 [9]。
20世纪上半期，杜威“在经验中学习”的主张曾经得到陶行知等人的热烈响应，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现代性的教育实践和教育论著由此产生；
而20世纪后半期杜威思想再次唱响美欧大地的时候，我国的研究者却没有对“经验学习”采取应有的开放态度。然而，面对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扎实地引入和开展经验学习，为中国教育的新生开创一条新路。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验学习，经验教育又是怎样的呢？笔者拟进行简单的介绍。
在当前美欧的研究中，“经验学习”与“经验教育”并没有“法定”的表达，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1）经验学习、经验教育的理论基础是杜威“在经验中学习”的教育思想；
（2）经验学习、经验教育强调学习、教育是在直接经验基础上发生的学习或教育过程。
基于学习是“由经验或练习引起的个体在能力或倾向方面的变化以及个体获得这种变化的过程”[10]p1815，经验学习可以理解为在直接经验基础上个体发生变化的过程及这种变化的结果。当代处于主导地位的经验学习模型（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科尔伯提出）将经验学习划分为四个阶段的循环上升：（1）具体经验阶段，即学习者在具体情境中做事，从事某一活动并看到这一操作在具体情境中导致的结果，获得即时的具体经验；
（2）观察和反思阶段，学习者依据以往经验和知识、理念对具体经验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提问，认识活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3）抽象概念化阶段，学习者使用逻辑法则进行概括，揭示特殊事件背后的普遍原则，形成在特殊情境下如何应用原则的假设；
（4）积极实验阶段，学习者在新的情境中主动实验，对情境中发生的过程进行干预，检验第三阶段的结论是否正确。这一过程又作为具体经验，成为进一步反思的起点[11]p39。
经验教育就是组织和促进学生的经验学习的教育形式。在经验教育中，教师创设良好情境，将要求学习者反思、批判并进行综合处理的经验组织起来，要求学习者在经验过程中积极地提问、调查、实验，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工作。在经验教育中，学习者全身心地进入到不确定的经验环境中，在其中体验成功、失败、危机与挑战。在经验教育中，教育者的基本角色是选择合适的经验，设置问题情境，指导反思，提供必要信息[9]。
当然，在学校中开展经验教育，组织学生的经验学习，要求具备一系列条件。从客观条件来看，班额缩小、丰富教学资源是必要的，学校尤其要有实验室、工场等经验的场所，当然这种场所可以是社区中的服务学习基地[2]。从主观来看，经验教育的组织要求教师对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等教育目标有清晰把握，对如何建立经验与学生心理的联结有深入研究，对组织经验过程和师生互动有饱满的热情。
杜威提醒我们，在经验中学习，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解放，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于此，为中国的经验学习鼓与呼！
参考文献：
[1] 胡卫平.小学新课程实施现状调查报告.课程·教材·教法，2005 (2).
[2] 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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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斌.文化进化导论.学林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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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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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长海.服务学习的理念与流程.福建教育，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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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经验论文范文第4篇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杜威认为，经验起源于主体的主动尝试（行动），并在反思中建立行动与结果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并由此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基于行动，是经验的连续改造”“学校即社会”和“主动作业”等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学习观和课程观，构建了关于“行动导向”的完整的学习理论体系，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如：职业教育必须处理好职业活动与文化修养的矛盾，建立专业学习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建设具有行动情境的实训环境等，注意工作过程中的经验重组和经验改造的连续性等。可以说，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工作过程系统化、项目课程、实训基地建设等内容，都可以在杜威的“行动（经验）哲学”中得到理论阐释；
“做中学”“教学做合一”（陶行知）成为其最简洁、最鲜明的教学主张。
实用主义哲学正是“行动导向”的哲学渊源之一，当前职业教育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的丰富形态，也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皮亚杰等人的心理学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生论揭示了“行动导向”理论用于指导学习活动的心理过程。但是，皮亚杰的理论无法揭示人类高级的复杂的认知活动，维果斯基的文化中介论弥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这些学习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一要重视符号知识在思维发展中的物化提升作用；
二要选择典型的文本知识，精心安排知识结构的逻辑顺序；
三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采取多样化（动作、图像、序化知识）的教学呈现方式，促进学生的思维和能力在多样的环境（职业环境、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得到迁移和发展。
戴尔的信息传播理论
戴尔的“经验之塔”，直观描绘出“学习”经由“做的经验”（行动）通向“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发展路径。
“经验之塔”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有效的学习之路应该充满具体经验，如“有目的的做”（行动），通过“设计”“观摩”“见习”能够有效地促进理解和行动，但教育教学不能止步于具体经验，行动中累积的经验，最终要外化为知识，凝聚为语言符号这类简约的表征形式，以提高经验的共享性、交流和传播。因此，在实行普职融通、学制贯通的职业教育背景下，尤其要重视“行动建构”和“符号学习”的两极互动和有效转化，既要“做会”，更要“会做”：方法意义重于产品和结果，经验要能外化，以利分享传播。
“行动导向”的扩充阐释
在德国职教领域中，“行动导向”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有内涵特征的描述：“从外延特征看，‘行动’表示服务于特定目标的系列化的动作，包括物质的、实践性的行动，也包括非物质的、智力性的活动；
从限定属性讲，行动导向学习重在突出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政治和教育意义。行动具有目的性、主体自主性以及动作连续性。”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行动”的内涵和三个特性可以在杜威、皮亚杰、戴尔等人的理论中得到具体阐释；
二是作为“智力活动”的文化课应统摄在“行动导向”的范畴中，但需改造原有的理论内涵以适应扩充需要。
我们认为，在现代教育背景下，无论是偏重于行动（经验）的职业教育，还是偏重于认知（理性）的普通教育，完整的、有意义的学习活动，理应是“行动―符号互动”的螺旋提升过程，这是“行动导向”理论的完整内涵，文化课自然包含在其中；
“行动导向”理论不仅适用于专业课教学，而且统摄文化课在内的所有课程，其内涵可以扩充阐释为：以帮助学生获得职业行动能力和有意义的理性化的认知结构以及提高情意水平为目标，通过选取社会生活（含职业生活）或文本中的典型项目及主题任务为教学内容，按照工作过程或文本逻辑实施情境化教学，引导学生在“行动”中获得关于工作或学习的经验，即借助“行动”建构行动能力和技术知识，丰富情感体验的一种教学理论。
体育教学经验论文范文第5篇
【英文摘要】From the vie
以往许多研究仅仅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思考精神文化，将其局限于单纯社会道德建设的视野之中，排除了对精神文化的本体论研究。从教育实践看，学校文化始终走不出“物质文化”建设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环境的布置或文化活动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文化丰富了，却不能把幸福和快乐带给学生的根本原因。文化观的价值转向，使学校文化理论能够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让文化真正回到学生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
一、精神文化的哲学本质
(一)精神文化的解释范式
关于精神文化，有两种基本的解释范式。一种是道德哲学的解释范式。近代哲学将文化的概念推向精神的高度，并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是出于人类对物质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反思，试图从物质文明的陷阱中得到解救，表现了人类重新探寻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危机意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论断告诉人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尖锐对立，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科斯洛夫斯基则直接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这对范畴，再次表达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对抗的担忧，从而使精神文化获得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精神文化被看作与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价值，它强调人类文化生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表现了人类对精神世界和伦理生活的重新发现。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对精神文化的解释大多站在这一立场之上。另一种是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第一次从人或生命的角度讨论“精神文化”，始于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斯普兰格的文化陶冶论、博尔诺夫的精神漫游说等等，为文化的精神概念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文化一词经历了古代希腊人的“教养文化”、泰勒的“总体文化”，以及新康德主义的“价值文化”等等。然而，文化的含义尽管不断得到拓展，但始终没有能真正与人的生命过程和精神生活走到一起。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最早将文化与人的生命意识结合起来，使文化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内在性质得到揭示。斯普兰格曾解释了之所以要以生命为起点理解文化的本质，是因为文化对人精神生命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学校文化的价值在于“唤醒生命”，而不在于传递知识。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文化只有与精神相结合，即只有用“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才能真正表达文化的生命本质。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并不拒绝精神文化所具有的伦理价值，但它更关注学校文化与人的生命意志之间的对话，将精神文化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生活形式。
(二)生命意识：内在生活形式的根本特征
文化的概念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概念与人性的概念一样广阔，文化的多元定义即是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注：周勇.论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0，(7).)。文化概念的不断精神化，始于哲学家们不断用人性的视野看待文化问题，从而逐渐推论出文化的生命本质。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表现形态，生命是理解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源。叔本华提出著名的生命认识论，把认识活动定义为生命体验，而不是“逻辑统一性”，他说，“世界当然不是指理论上可以认识到的世界，而是在生命的进程中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柏格森和施本格勒则将这种生命认识论运用于文化的解释之中，新儒家的方东美则直接提出“生命本体”的文化观。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任何文化只是生命的符号形式，是不同生命形式的文化表达，抓住了生命，才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文化的本质理所当然就是对人类生命和精神的开发。”(注：池田大作.人生寄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03.)视精神文化为人的内在生活的形式，这就是站在生命立场上的文化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看，精神文化的确是一种平衡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的手段，具有丰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内涵，但是，如果把精神文化看作是纯粹限制物质文明的工具，尤其是将其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单纯从政治目的或伦理意义上理解精神文化建设，则可能使我们陷于误区之中。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为什么许多教师常常只关心外在的文化形式，而不关心学生的内在文化体验，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确立生命本体的文化观。这种背离生命的学校文化，必然只能走向学生精神发展、个性发展和素质发展的反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处于分裂之中的学校文化，比如，物质文化建设是审美性的，而制度文化则仍是传统的规范建设。这样的学校文化建设，不仅不能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精神幸福，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压抑和困惑。因为，离开了学生内在的生命需要，再丰富的文化生活，都不可能成为促进学生精神发展的力量。
从生命哲学的视野看，只有精神活动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因而也只有精神文化才真正表现出文化的生命特征。如果没有人类的精神活动，人类文化的生命特性不仅不可能得到表现，而且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才用生命概念重新构建教育的文化哲学。斯普兰格曾经说过，只有生命才需要用文化去陶冶和唤醒。在这里，文化一词已经不是单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因为他用“生命唤醒”来表达文化陶冶的实质，可见文化绝不是单纯指外在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文化。雅斯贝斯在讨论文化陶冶时，认为文化陶冶是“心灵净化”，是使“心灵深处无限开放”。如果离开人的生命意识，任何文化的思考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因为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学生进行生命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运动过程。
二、精神文化的理论架构
(一)精神文化的生命基础
最能表达生命存在的直接方式是人的体验性，因而体验为精神文化建设确立起内在的生命基础。狄尔泰最早开始在哲学视野下关照教育的生命主题，让体验在理论上获得教育的名义和身份。狄尔泰提出生命本体问题，将“体验—表达—理解”三种生命过程，视为替代传统教育的新范式，在此，体验被看作是教育的本体论起点。在狄尔泰思想中，哲学对体验的关注，是哲学关注生命的开始，正是体验这一概念，才真正改变了传统认识论远离生命的谬误。他的继承者伽达默尔则进一步细化了体验的生命特征，认为体验使人的求知过程更加靠近人的生命本身。在他看来，体验的最大生命特征是直接性，这预示着个体认识的不可替代性，“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87.)叔本华则把生命视为时间性的，因而生命只有在具体的体验中才有意义，生命是通过每一个体的体验而被证明存在。(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伽达默尔还进一步确证，体验在本质上不同于“经验”，经验中更多显示的是知识的规定性，以及权威和传统的制约性，而体验则力求排除这些外在的干预，更强调个人化的精神感受。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感受力是生命的根本力量，体验作为生命的直接形态，由精神文化的生命本质所规定，只要精神文化以生命发展为本质，体验就必然是教育的直接出发点，因而只有从生命体验出发的教育，才能真正反映精神文化以生命为本体的教育性质。
作为生命的基础，体验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先性。但体验不是无所不能的，体验不能否定和代替其他生命过程。体验需要教育的规约和引导，在这种引导中为体验重新安置价值本质。在生命意识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的今天，强调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有些研究者对体验的教育价值给予过高的期望，不仅将体验视为基础性的，更视为惟一性的，把体验等同于生命本身。在他们看来，体验是完全自由的，顺从体验的指引就是尊重生命的教育。狄尔泰将体验视为教育的基础，但从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的本体论转向中，通过“表达”和“理解”进一步展开体验的生命意义，通过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完成教育的引导和规约作用。狄尔泰对体验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体验的教育意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我们常常过分关心学生的自然体验，而拒绝了学生的精神体验。精神体验不同于对自然对象的直观，而是对美和善的体验，是对生活意义的体验。精神体验必然包含着体验者的道德思考，以及与另一生命主体的对话和交流，即便是自然体验，也同样包含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以及道德和良知的选择。因此，在精神文化建设中，不仅需要对体验持更多的同情，而且需要对体验进行价值引导。学校不仅应当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也同样应当提高教育者的引导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体验的教育意义。
(二)精神文化的本体形式
1.教育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是现代哲学走向生命世界的基本思路，在一些学者的眼中，生活世界已经被理解为是一个研究框构(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通常成为批判传统教育的一般起点。然而，我们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许多研究者的观念中，生活世界被诗化了。事实上，哲学中的概念仅仅提供了我们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理论起点，只有与教育活动结合之后，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教育话语。
教育中的生活世界，虽然也有哲学概念的含义，但就教育而言，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含义是尊重学生作为教育生活中精神主体的地位。正因为传统教育损害了这种主体地位，所以教育才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回到生活世界之中，就是要让学生的精神活动和生命体验成为学校文化生活的中心。回归生活世界不是在形式上由课程学习转入日常生活，放弃了课堂和知识并不等于就是回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在于是课程学习，还是日常生活，而在于学生的主体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内在的生活形式，而不是外在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实质是生命的殖民化(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要回到生活世界中，就是要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因此，所谓课堂生活或日常生活并不是生活世界的本质区别，只要学生能够作为精神主体出现在教育生活中，那么，无论是课堂生活，还是知识学习，都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世界。相反，如果学生不能作为主体支配自己的教育生活，那么，即便是所谓日常生活，也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也只能是被统治、被压迫的生活，没有生命价值的生活。
传统的文化理论，并未彻底排除生活世界的意义，恰恰相反，还非常注重学校的文化生活。然而，传统的文化观，只注重文化形式的设计，丰富的文化形式掩盖了学生的生命之声。强调学校的文化生活，不是传统文化理论的错误，关键是它只看到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生命感受。丰富的文化生活，只是为了实现教育者的目的，教师往往为了“文化”而“文化”，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却把学生当作文化或生活的木偶。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文化，文化不是学生的文化，生活不是学生的生活，文化是教师的工具，生活是教师的游戏。精神文化不是要否定学生丰富的文化生活，而是要填平教育生活中的空场——生命体验。
2.学生的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心灵的本质就是精神，没有心灵精神就失去了居所和意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心灵的培育要比任何文化形式的设计都更重要。心灵的概念意味着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以及精神生活所具有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本质。德国哲学家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具有特殊的生命意义，精神生活是独立于物质生活的生活世界。在他看来，精神生活不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精神生活“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独立的“现实世界”。(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心灵不可以被规范，也不可以被限定，心灵是一个自由生长的主体。心灵正是以自己无限的可能性而获得生存的意义。从心灵的视野看待学校文化，文化就会显现出新的意义。比如，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样的文化形式，往往不为教师们所重视，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够展示班级名誉和个人声望的各种竞赛活动，诸如数学、物理竞赛等。但在精神文化的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种文化形式可能比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更重要，更具有文化的精神价值。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让学生的心灵活动得到教育的真诚关切，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曾专门论述教育的“心灵化”问题，他把心灵化作为教育的基本取向，教育就在于向心灵的靠近，越是能够接近学生心灵的教育越是完美的教育。只有心灵的教育，才能达到精神的高度。心灵具有内在性，心灵只有靠体验和理解才能把握，没有真切的体验，没有同情和理解，心灵是不可接近的。教育只有把通向心灵之路引入学校的教育生活，才能最后达成生命教育的精神境界。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同样十分重视学生精神世界的建设，他在《学生的精神世界》、《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学生精神世界的培育问题。他写到，“教育——这首先是教师跟孩子在精神上的经常接触”(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人的精神生活，即内心世界是否丰富，取决于他同周围世界的实际关系是否丰富多样，取决于他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相互作用的内容与性质。”(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在他看来，精神世界就是学生的心灵世界，主张用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学生的心灵世界沟通，并把心灵世界的建设看作学校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精神文化建设与物质文化建设具有不同的起点，精神文化建设从学生的心灵活动开始，重心是学生的文化体验和精神感受，以及在这种体验和感受中学生获得的快乐和意义。
三、精神文化的建设路径
(一)文化陶冶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