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保政策论文【五篇】（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
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
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
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
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
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
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
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
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
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1]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
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
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2]（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Wright，B．D．，&J．D．Hewitt．（1990）．AllRiskCropInsurance：LessonsFromTheoryandExperience．GianniniFoundation，CaliforniaAgriculturalExperimentStation，Berkeley，April．
[6]HaroldD．S．&RobertW．K．，InsuranceRegulationinthePublicInterest：ThePathTowardsSolventCompetitiveMarkets，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
[7]CumminsJ．D．，Deregulating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WashingtonD．C．：AKI-BrookingsJointCenterForRegulatoryStudies2002．
[8]DECDProceedings，InsuranceRegulationandSupervisioninEconomiesinTransition—SecondEast—westConferenceonInsuranceSystemsinEconomiesinTransition，Paris1997（2）：53．
[9]（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沙·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0]（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杨玉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国家政策扶持
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又具有特殊性，所以，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来推行，把农业保险纳入社会福利政策之中，通过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间接实施对农业、农户的政策扶持与利益保护。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和高风险性表现更突出一些，也就更需要农业保险对其进行保障和支持，而中国的农业保险相对于人身险来说比较薄弱。要想尽快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
一、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决定农业保险需要国家政策扶持
我国农业保险一直是我国保险业的薄弱环节。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保险实行纯商业化运作方式，其效果并不理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业保险出现了萎缩现象。2003年，保监会开始着手研究现代农业保险并进行理论创新，于当年年底制订了《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初步方案》。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3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但是，最近国务院组织有关部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保险业服务“三农”的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表明，农业保险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得以解决，取决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主要表现为：
1缺乏农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尚未涉及，其他方面的条例法规对农业保险规定也很少，导致农业保险无法可依，而一部完善的农业保险法的出台，需要国家来制定。所以，从此角度来说，农业保险急需国家政策的扶持。
2缺乏国家财政政策扶持。目前，国家对农业保险除了免征税外没有其他更多的财政政策扶持，并且我国也只免征种养两业险的营业税。由于缺乏政府的直接扶持，结果是农民受经济条件的约束，无力投保高保险费的农业险，而保险公司受高赔付率的影响，无法承保低保险费的农业保险。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处于两难境界。要想更好地解决此难题，国家应对农业保险进行政策扶持。
3缺乏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我国虽有部分省已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组织了政府扶持农业保险的活动，但大多数地区还是靠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且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其政策性业务日益剥落和减少。所以，此时需要政府建立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来扶持农业保险。
（二）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由于其自身的弱质性和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因而面临许多风险，包括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如果风险处理得当，农业将得到发展；
反之，将给“三农”带来灾难性后果。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器”和“减震器”，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发展农业保险可以更加直接有效地帮助国家落实好“三农”政策。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农民，在充分享有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很大的生产经营风险，他们需要一种风险转移的方法，以确保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和家庭生活的安定。农业保险参与农业生产、防灾、销售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和灾后的经济补偿管理，可以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有利于灾后社会的管理与稳定，可以保证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抗灾害或疫情的透明度，从而直接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实施。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是变政府对农业灾害损失的事后救济为事前防范与灾后经济补偿，政府和广大农民以较少投入获取较高保障，更好地体现政府对“三农”的支持政策。所以，国家应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的政策性扶持，以便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让农业保险更好地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保驾护航。
（三）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是我国更好地适应WTO的需要
中国已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应削减一些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和措施。按照国际惯例，国家政府不应对某项经济给予大量的直接财政补贴，但是，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性扶持，这对我国薄弱的农村经济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而农业保险属于WTO规则许可的“绿箱政策”，在绿箱政策范围内的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规模不受WTO农业协议条款限制。因而各国政府将扶持农业保险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险费补贴。我们国家也应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金融支持机制，通过支持农业保险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和持续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发挥我国政策对农村经济的保护作用，从而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四）国家扶持农业保险，是解决农业保险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水平较低矛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7月22日，2006年全国26个省（区、市）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1076.3万公顷，绝收211.4万公顷。重庆遭遇了50年以来的最大旱灾，据重庆市政府统计，全市直接经济损失77.7亿元人民币。巨大的经济损失缺口大部分是由农民自己来承担的，而原本是灾害“减震器”的保险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国，有80%以上的农民没有加入农业保险，据统计，2005年，中国保险业保费收入达4127亿元，而农业保险费收入仅5.2亿元，户均投保费用仅2元多。面对如此大的风险威胁，我国农民为什么不投保农业保险呢？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农民无力投保，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3255元，农民必须用这些收入去购买生活必需品、赡养老人、为子女提供教育费用等，最后所剩无几，因此，他们很难拿出更多的钱去购买农业保险。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很高，据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达88%，有的地区竟高达250%，这大大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使得经营农业险的保险公司往往亏损。于是，保险公司就要提高费率，费率越高，农民越无力投保，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出现了一种现象，即商业保险公司从根本上讲不愿意放弃农业保险业务，想发展农业保险，但低廉的保费和极高的赔付率导致保险公司赔付不起，只好提高费率；
而农民也意识到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对农业保险有很大的需求，但是较低的收入和高费率，导致农民保不起农业保险，消费不起农业保险这个“备用轮胎”。目前，二者之间的保费高低方面的矛盾靠他们自己已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政府出面，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资金投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使保费维持在二者都能接受的程度上，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一矛盾。:
二、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用法律规范农业保险业务
市场经济，法制先行，任何一项政策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有其本身的政策性，所以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些农业保险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为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都是通过立法来增加政府干预农业保险能力的。美国发达的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而美国农业保险能稳步发展，又得益于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美国早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办法、经办机构等进行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善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具体运营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时，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行政部门，这样，国家行政部门有时可能越权去过分干预农业保险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用法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具体的支持方式、经营主体应享受的具体优惠政策，明确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农业再保险办法等。制定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能够避免政府扶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或因国家财政的一时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必要支持。完善的农业保险法，能保证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同时，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配套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沿着法律轨道健康发展。
（二）完善与农业保险密切相关的配套制度
农业保险在国家经济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和壮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要想发展和壮大农业保险，需要国家制定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制定相应的信贷扶持政策，对农业保险给予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对于参加保险的农户，可优先为其提供信贷，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出现流动性资金不足时，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第二，制定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国家给予经营农业保险公司免征部分税赋的优惠，有利于保险公司积累总准备金，保证其长期稳定经营。第三，制定各级有关政策管理职能部门扶持农业保险的政策，以确保各级职能部门真正为农业保险服务。这些配套制度能否较好地对农业保险加以支持，国家意志将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应真正为农业保险服务，尽快制定和完善与农业保险密切相关的配套制度，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促使农业保险渐入佳境。
（三）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增强农业保险的供给能力
实践证明，农业保险不能完全依靠商业保险，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完全依靠政府组织承办农业保险也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国务院2006年6月15日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探索发展相互制、合作制等农业保险组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所以，我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以适应农业保险的需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将大大缓解我国农业保险供给能力受制于单一经营主体的状况，同时在国家给足农业保险保护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的前提下，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之间还可以形成有效竞争，增加农业保险供给能力。
（四）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
财政给予农业保险补贴是开展农业保险的重要保障。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低收益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我国农业保险二十多年实践证明，纯商业化经营的路子是走不通的。这就客观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职责对农业保险这个准公共性产品给予财政补贴。国外政府很重视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美国、加拿大日本、菲律宾等国家政府都给予农业保险较多的保费补贴，日本有些农作物保费的补贴比比率达到70%.我国对农业保险进行的政府补贴，可重点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主要针对大宗农产品，即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以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但对保费补贴的比率应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般平均补贴率不应高于50%.二是对保险公司提供费用补贴，减轻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补贴数额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三是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提供资助，为农业保险建立巨灾补偿基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农业稳定发展的受益者并不只是农民而且包括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经营者、农产品消费者以及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所以，各级政府财政每年拨出一定资金设立农业保险基金，以备补偿农业的巨灾损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赔，会促进中国农业保险迅速发展，并将吸引更多的保险公司加入到农业保险竞争中去，从而把中国农业保险做大做强。
（五）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正面宣传，积极稳妥地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有所改观，农民的思想也开放了，但相对而言，他们的观念还很保守，对保险不信任，无法理解农业保险“花钱买平安，居万家之财，补若干户损失”的内涵，而把农业保险与乱摊派，乱收费和加重农民负担相提并论，能免则免。长期实践也表明，广大农民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民对农业保险有一些抵触情绪，此时就需要政府去加大宣传力度，帮助农民解开心中的结，因为农民还是比较相信政府的。同时针对农民的心理特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各级政府可以按照“先起步、后完善，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在必要的政策扶持下，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开展相关的农业保险试点，让农民看到其益处，这样农民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参加农业保险。全国农民都参加了农业保险则相应地降低了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从而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已在浙江、江苏、四川、新疆等省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并且对这些试点进行跟踪，及时总结试点经验，现已取得了一定效果，为我国农业保险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对策
一、前言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完善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农村人口养老问题紧密相连。考虑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加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大背景, 面向大多数人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如何在新时期防范风险、防止农村老年贫困、调节农村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就必然持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政策议题。
二、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保证。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不完全成功的。
1.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
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法律法规层次低，缺乏约束力。特别是对养老保险金流失和挪用等行为，未规定有效的惩罚措施。目前农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违规行为相当严重。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制度和屡见不鲜的违规行为挫伤农民投保积极性，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困难重重。
2.自给来源少，吸引力不足
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支持”。集体补助不到位或数额少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或只在部分地方或人身上得到体现；
国家政策扶持，仅限于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除此，再无其他的扶持政策；
地方财政，除经办机构费用，也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强制性的情况下，仅靠这些政策，难以发挥吸引作用。
3.基金增长慢，难以为继
基金增长速度跟不上养老金发放的增长速速，出现负增长。农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国家债券利率和银行存款率都很高，因而给农民承诺的保险给付率也高达12%，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债券和银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调，致使基金增值缓慢。加上缺乏稳定的投资渠道，农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现负增长论文网。
三、完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养老将呈现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养老将居主体地位，社会养老保险将得到新的强化，从而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为农民养老建立一道比较可靠的屏障。
1.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
市场经济本身是法制经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实施。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革，尽快制定并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对资金来源、运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标准、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规范其操作行为，以法制的形式将这项合法权利确定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社会，是以社会运作的方式实现的。而能够代表社会。管理社会的主导者是政府。在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强调个人应承担义务是对的，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针对目前集体补助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应当考虑如何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3.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华民族素有尊老、敬老和养老的优良传统，这为家庭养老制度的实行和巩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现阶段，由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原因，农民养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家庭养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政府可以从制度上鼓励农村家庭养老。
四、结语
从农村和整个国家现代化长远角度看，建立农民养老制度是对农民利益最有效，最全面的保护。严峻的人口发展现实、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以及有限的可供学习的国外经验, 都迫使中国不得不用创新的思路、战略的眼光来审视和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 走出一条城乡之间相对独立而又良性互动的、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之路。希望本文能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近一步完善，有所启示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桂世勋.关于探索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思考[J] .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8 (7) .
[2]乐章.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向[J] . 中国人口科学,2004 , (5) .
[3]俞仁龙.浙江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可行性分析[J] .嘉兴学院学报,2005 , (4) .
[4]王德文.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J] . 经济要参, 2006 (44)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制度安排；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
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
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
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
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
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
《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1.设立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费率补贴和亏损弥补等，缓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效益低的矛盾。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一）参保率低
农牧民受教育程度低，保险意识不强，即使政府提供大量保费补贴，农户也不一定购买农业保险，在补贴过程中还会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青海省属多民族聚居省份，现有少数民族人口269.28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46.98%。农民投保意识不高，制约了省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二）缺乏对财政补贴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青海省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农险补贴资金进行管理，保费补贴资金的发放、使用，补贴对象的核查等相关制度体系不完善。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进程缓慢，缺乏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开展的法律支持。
（三）财政补贴主要针对农户，对农业保险公司的补贴力度较低
目前财政补贴的对象主要针对参保农户，对保险公司的补贴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目前，青海省的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保青海省分公司承担，经营和受补贴主体单一，同时再保险、巨灾风险基金等制度缺失，财政资金无法对配套措施提供支持。
（四）财政补贴标准难以确定
由于缺乏政策型农业保险数据库建设和相关分析技术，如何寻找财政补贴资金在政府、农户、农险公司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需要长期加以研究的问题。
二、青海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基本思路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广和开展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农业保险制度设计涉及财政补贴对象、补贴保险产品、补贴方式和财政补贴资金安排等方面。
（一）补贴对象
农户和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的参与主体，也是财政补贴的对象。通过财政补贴农户，可以增强农户的购买力，使农户能够负担较高的农业保险费，从而提高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投保率。另一方面财政也要对承保农业风险的保险公司提供补贴，降低其经营成本，提高其承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二）补贴品种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农牧业生产状况有别全国其它地区，同时，青海省内各地区的农牧业风险又有所差异，因此，对补贴对象的确定要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目前，青海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针对大田作物、温棚蔬菜、油菜等种植业作物以及生猪、奶牛、牦牛等畜牧业产品，为满足农牧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在财政收入水平逐年提高的前提下，应扩展农业保险补贴的标的范围，新增露天蔬菜、高原冷水养殖鱼等符合青海农业特色的险种试点；
同时，鼓励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尝试开办气候指数保险、农业收入保险等品种。
（三）补贴方式
1.保费补贴。
保险费补贴针对投保农民，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中最重要的支出，为各国所普遍采用，农业保险费补贴对于青海省来说，也是实际可行的。一般来说财政对农业保险费的补贴比例为50%～80%，较高的农业保险补贴比例可以提高农民的支付能力，扩大农业保险产品需求。2012年青海省加大了对政策性农牧业保险补贴扶持力度，各级财政保险保费补贴资金从上一年的7421万元提高到11445万元。目前，青海省已被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中央补贴省份，保费补贴资金主要由中央、省和州县按比例分担，非补贴部分则由农户承担。
2.经营管理费补贴。
青海省财政应安排一定的资金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补贴，以降低其经营成本和风险水平，以及保险产品价格，有助于农业保险产品供给和需求增加。经营管理费用的财政补贴，一方面提高了承保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补贴过程中又会出现委托问题，即会造成承保公司放松风险管理，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增强，由此降低资金运作效率。因此，应谨慎采用经营补贴方式，合理测定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费用，实施差别化补贴；
在现阶段农业保险发展程度下，既要进行经营管理费用的补贴，同时又要让保险公司承担一定的经营责任。
3.农业保险配套制度补贴。
开办农业再保险，建立巨灾风险保障基金以及税收优惠是农业保险的重要配套措施。青海省农业再保险发展滞后，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方式单一，且没有建立巨灾风险分散保障基金等有效配套措施。发展农业再保险，通过农险公司的分保行为，可以更好应对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高赔付率，提高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性。考虑到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情况，可先从国家层面建立全国性的农业再保险公司，专门经营农业再保险，中央财政再拨付一定的资金，在其经营方面对其支持。同时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保障基金，青海省的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可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补贴支持及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共同筹集建立，基金应有政府专门机构管理，专款专用。未来，适时对巨灾风险证券化，通过将农业风险在各市场主体之间转移和分摊来进一步完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四）补贴标准
1.差异化的补贴标准。
财政在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时，资金需求多少，农户又承担多少是一个必须要明确的重要问题，而补贴标准的确定则可以为政府进行财政补贴提供决策依据。青海省地域广阔，省内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风险程度差别显著，制定差异化的区域保险费率、确定不同的补贴标准更符合青海省的实际情况。
2.区域保险费率的制定。
青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标准的确定、各地区具体的补贴额度是多少离不开的对区域保险费率的制定，区域保险费率可按下列方法得到。
三、青海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实证研究
（一）农业保险补贴资金测算
测算的假设条件为：纳入保险补贴的农作物是青海产量较高的小麦、马铃薯和油菜籽三种；
青海省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以农作物直接物化成本为标准（即保险金额以青海农产品直接费用计量）；
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提供的纯保费补贴比例为80%（中央财政负担45%的保费补贴）；
纯保费率假定在4%～6%区间内。以2012年度数据为基础，根据以上假设得到青海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需资金。三种农作物100%投保的前提下，所需财政保费补贴总额是0.6亿元～0.9亿元，其中青海省地方财政应承担的补贴资金是0.27亿元～0.38亿元，这些补贴资金将为141.3万亩的小麦，125.55万亩的马铃薯和240万亩的油菜籽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在实际运作中，投保率不可能100%，如果投保率为70%，青海地方财政应承担的补贴资金是0.189亿元～0.266亿元。青海省地方财政薄弱，2011年青海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51.81亿元，2012年的收入为186.42亿元，增速仅为22.8%，明显落后全国其他地区；
总体来看，青海省地方财政对农险保费补贴承担的资金虽不小，但这里仅是考虑了小麦、马铃薯、油菜籽等主要农作物，此外还有牧业、林业和渔业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补贴，这给青海地方财政带来较大压力。
（二）农业保险补贴对农民支付能力的影响
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单一，购买能力有限，同时农民的投保意识也十分薄弱，对保险存在偏见。政府对农民进行保费的财政补贴，可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产品的支付能力和购买积极性。2012年政府财政补贴后，在100%投保下，对参保农民实际保险费用的上限进行测算。若农业保险保费全由农民承担，则小麦、马铃薯、油菜籽这三种农作物每亩的保费是23.23元、39.45元、12.4元，经政府给予农民保费补贴后，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为4.65元、7.89元、2.48元，农民保费负担得到很大减轻。从整体来看，2012年青海省参保农业保险的农户实交保费总额为2242.27万元，2012年青海省从事农业的人口为370.55万人，那么平均到每人实际支付的农业保险费额为6.05元。农业保险费支出在青海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属于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2012年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338.9元，在获得政府补贴下，农民实际承担的保费才6.05元，只占到生活消费支出的0.11%，农民完全具有支付能力，而且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影响不大，并未降低其生活水平。
四、政策建议
（一）提高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多方筹措资金
青海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中央财政的支持，青海省本身财政困难，补贴资金必须多方筹集。为满足以后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一是要扩大中央财政的补贴范围，将与青海省农牧民收入息息相关的蚕豆、温棚以及公益林为主的林业保险纳入补贴范围；
二是要逐步提高中央财政补贴比例；
三是实施多种中央财政补贴机制，如采取向农业保险经营机构进行差额补贴的形式，国家对“三江源”农牧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中，加大对当地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鉴于青海省农业保险的发展情况，从长远考虑，还必须拓宽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筹集渠道，多方筹集补贴资金；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缩减农作物价差补贴式的政策性补贴支出，转向农业保险补贴支出的扩大。
（二）强化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意识
在农业保险的发展初期，农民对其往往认识不足，而一定的参保率是农业保险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可采取强制性投保和自愿投保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通过各种媒体和文化活动，加强对农业保险重要性的宣传，以充分提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使更多农户在财政补贴中受益。
（三）加强对农业保险补贴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