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经济全球化在直接推动货物、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愈益自由流动的同时，也间接影响着不同经济体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不断交融与相互吸收。由此，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区域经济合作论文【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题】地区经济
【关键词】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因应对策
【正文】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经济全球化在直接推动货物、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愈益自由流动的同时，也间接影响着不同经济体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不断交融与相互吸收。由此，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呈现和发展，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共同体和关税同盟日益多见。至今，已经很少有人怀疑经济合作对于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经贸秩序的维护所起的作用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欧洲、北美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成功以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缺失而致的风险呈现，加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已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呼声。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在我国政府、学界和企业界也逐渐形成共识。
一、亚洲区域合作的艰难和曲折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起步晚、进展慢。尽管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形成为亚洲合作增添了亮点，中、日、韩3国最近也异常积极地参与合作谈判，但显然，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远远落后于欧洲和美洲，而且在促进亚洲更大发展和协同抵御风险方面的能力也差强人意。较长时期以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甚至止步不前，期间经历的艰难与曲折曾经一度令亚洲乃至世界不满和失望。形成这种局面，既有亚洲各国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的多方面因素。
（一）内部原因
1.亚洲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利前提条件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亚洲经济曾经一度扮演着“黑马”的角色。“亚洲四小龙”的出现，日本经济快速腾飞和东盟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20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无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然而，亚洲经济发展又是极度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在：经济规模相差悬殊，例如，日本的GDP高居亚洲各国之首，它是马尔代夫的7000余倍，达东盟15国GDP之和的5倍多；
其次，经济发展速度严重失衡，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今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而有的国家则发展缓慢或停步不前，甚至出现阶段性倒退的情况。
由于存在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异，亚洲各国富者（如日本和韩国）大多不惜舍近求远寻找美欧俱乐部，穷国（如巴基斯坦和朝鲜）则囿于本土埋头苦干希望早日脱贫，相互之间既存在需求不对称，又难以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合作途径和内容。
2.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多样性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制约因素尽管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总体方向下，各国对外优先发展经济与贸易关系的总体方针不容置疑。但是，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对于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甚至在一些时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建立紧密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关系而言，政治法律方面的阻碍更显突出。经济上，亚洲各国大体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发达程度又相差较大）。但政治上，日本、韩国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体制缺乏稳定，中国则在“一国两制”的构思下一国四区，政治体制也不尽一致。在各国政治体制各不相同而且缺乏认同和兼容性的情况下，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就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
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亚洲各国的法律体制也成为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经济合作，必然有赖于组织成员间的制度设计和权威规则的确立，但更需要各成员从根本上确保这种合作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和切实的实施。从法系来看，亚洲既有完全的英美法系国家，又有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有中华法系等其他法系的国家；
从法律实践情况来看，既有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法律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国家（或地区），也有立法正在不断规范和完善的中国等一些国家，但依然存在一些立法滞后、欠缺稳定和连贯等各种缺陷的国家。这种参差不齐的现象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块难愈的“硬伤”。
3.政治和军事上的猜忌甚至对垒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不小的损害与西欧、北美不同，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缺乏信任，政治上、军事上彼此猜忌和对垒比较明显。尽管亚洲地区并未造成现实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南亚安全问题时有爆发，朝鲜半岛局势并不稳定，东南沿海纠纷依存，成为敏感话题，加之日本的历史问题，使得这一地区政治上不团结甚至互相拆台，军事上互不信赖，甚至时有摩擦。在这种形势下，区域经济合作缺乏基本的基础条件，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纷纷采取“舍近邻而结远亲”的方式，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反而遭到忽视或者无视。
发展经济关系、建立经济合作离不开彼此信赖的政治和军事关系。难以想象，在一个政治上相互猜忌，军事上彼此对峙的地区，经济合作如何能够得到实质性推动。而这也就是亚洲或亚太合作论坛表面上热热闹闹，但实质性成果却鲜有达成的一个主要原因。
4.文化的雷同但非同质性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重大障碍亚洲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大的民族主要有汉族、大和族、朝鲜族、蒙古族，同时又是世界上民族状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各民族长时期以来，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具有巨大差异的文化心理素质。例如，日本（大和民族）由于受到鲜明的岛国意识影响，不愿与东北亚的穷国进行经济合作，而把合作的重点放在富裕的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中华民族则在漫长和令人骄傲的历史中形成了“大国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团队”精神，文化总体上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家庭为背景、儒家文化为传统。实际上，小农经济、宗法家庭和儒家文化的文化心理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协调甚至严重违背，对国际经济合作则往往形成羁绊。朝鲜和韩国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它既有类似日本的岛国心态，也无法脱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复杂而又不稳定。
亚洲各民族，无论是在语言系属、、民族性格、生活习俗上，还是在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色彩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在这里，民族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导致相互关系的排斥性和松散性。反映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就是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无论是论坛还是经济圈，各国都想把“圈”建在以我为中心的基础上，并不愿把力量投入到地区合作具体内容上，便是由民族文化心理因素造成的在经济合作中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且彼此缺乏信任，军事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垒，文化上相近交叉但不同质，从而影响了亚洲各国普遍性的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认知、不认同乃至冷淡的态度。
（二）外部原因
1.美日关系过分强化制约了日本在亚洲的力量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通过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立了美在日驻军，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扶持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式，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和亚太地区维护其军事地位政治影响。美国希望加强美日战略联盟，以进一步维护和加强其在亚洲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因此极力反对日本参加其他组织从而淡化日美关系或者对既存格局形成损害。从日本方面来看，既希望维持与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特殊关系，又迫于自己政治上在亚洲孤立的尴尬地位和处境，因此在亚洲是“欲有所为又不敢大为”，只好小心谨慎从事。
2.总体稳定但麻烦不断的中美关系分解了中国的精力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尽管双方已经提出建立建设关系，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双方在贸易、人权、武器控制等方面的分歧长期存在，而更是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中国需要亚洲，但似乎更多的时候，中国不得不努力改善和发展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过去较少参与亚洲经济合作的一个方面原因。
3.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限制了东南亚各国的自基于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巨大而且日益重要的市场，美国不愿放弃这种优厚的利益。根据美国的战略，占领和维护市场的重要一点是排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洲经济组织，尤其是一个由可能取代美国在亚洲地位的中、日、韩主导的经济组织。而东南亚国家虽然对日、中、韩等亚洲邻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同时也不乏竞争性，从而出现一种消极对待区域经济合作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对美国经济较强的依赖性以及美国在各方面所施加的影响力，东南亚各国也一时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和压力，更多的时候只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
4.APEC的论坛特征干扰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APEC从1989年成立至今，先后举行了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贸易、外交、财政、电信等各种部长会议，也先后了《茂物宣言》、《上海宣言》等各种纲领性文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APEC毕竟只是一个区域性论坛，没有固定的组织和可操作的合作机制，它所形成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对各成员也不具约束力，因此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种看似热闹但缺乏实质性合作的方式，往往干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5.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亚洲的不定地位增加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理上不属于亚洲国家，但是基于地缘等各方面的原因，它们长期积极参与各种亚太经济活动，与亚洲国家和亚洲区域合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的是澳大利亚首先倡议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经济(APEC)会议，并于1989年主办首届部长会议，新西兰也成为APEC的创始成员。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的强有力推动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固然功不可没，但这种广泛和论坛式的合作方式在渲染气氛的同时，却也增添了达成实质性的成果和建立有效的合作组织的难度。
二、亚洲区域合作的最新动态及分析
建立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固然有着种种的困难和曲折，但各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和相互间建立强有力合作的愿望没有改变。尤其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和依赖的加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愈加强烈，各国为此所作的努力也远超从前，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引人关注的动态。
（一）经济领域方面的动向
1.美国对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默认近些年来，美国对待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对于亚洲建立实质性的区域经济组织不再坚决反对，甚至开始默许，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考虑：(1)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经济利益都没有好处，而且只会使之受到损害；
(2)亚洲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会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构成威胁或损害，反而有使其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经济影响的可能性；
(3)中、日、韩和东盟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呼声和要求日涨，如果继续反对可能会激起这些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反感。美国的这一态度转变，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疑虑和障碍，有利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
2.日本与新加坡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先后提出多种模式的经济合作。在韩日东北亚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提议无法得到韩国的热情回应的情况下，转而与新加坡谈判，并于2001年10月签定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日本撤消3300个新加坡产品的关税，而新加坡则撤消所有从日本进口产品的关税。此外，日新还互相承认通信设备、电器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统一电子商务交易规则，实行促进公平竞争的投资制度，相互认定专家资格等。日本之所以一反常态热衷于亚洲合作，一方面是为了利用亚洲各国比较充分的资源以补充国内匮缺，期望借此摆脱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尽快树立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3.东盟自由化提速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盟各成员国更加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1992年1月，东盟各国提出先加入东盟的6国在2002年将区内关税率降至0%～5%（一部分例外商品除外），并废除非关税壁垒，其余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在2006～2010年大幅度降低关税。会议确定在未来15年内，即在2008年前实现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决定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即将原定的15年时间计划缩短为10年，即在2003年前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尽管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时间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等方面的原因而不断有所调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东盟各国都在积极谈判，以期通过降低和取消关税，推动服务、投资的自由化，以便早日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
4."10+1"谈判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东盟在加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同时，也在不断谋求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中日韩3个大国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后，也开始积极考虑参与建立区域经济组织。经过各方面多次探讨和论证后，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在2001年10月举行的会议上宣布，11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14～16日，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级磋商正式启动。会议就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原则、模式、内容、时间框架等问题进行讨论，为未来的谈判制定工作计划。可以预见，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1世纪初建成后，将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先行和典范。
5."10+3"（中日韩）合作正在紧急推进从1995年第一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以来，各国首脑又先后于1998年12月、1999年12月、2000年11月、2001年10月举行了第二、三、四、五次会晤。"10+3"合作机制以各国领导人一年一度的会晤框架为核心，相继建立了部长级（包括贸易、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和工作层的会议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着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展开。"10+3"领导人1999年马尼拉会议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确定了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同年又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文莱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在“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下，东亚各国更应进一步促进在经济、金融、信息技术、环境保护、湄公河流域开发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6.博鳌亚洲论坛成功举行2001年1月26～27日，博鳌亚洲论坛于中国海南博鳌成立，并通过了《博鳌亚洲论坛宣言》、《博鳌亚洲论坛章程指导原则》等纲领性文件。2002年4月11～14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在博鳌举行，与会48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国际知名企业代表进行了广泛交流与对话，达成团结与合作，协调和互补的广泛共识，并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通过了章程，产生了理事会，选出了理事长、秘书长，为论坛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论坛虽然只是一个非官方、非赢利、定期、定址的开放性国际组织，但它对于推动亚洲各国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将不可低估。
7.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民间探讨两岸四地合作的可能性两岸四地经济合作，建立中华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提议由来已久，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随着大陆和台湾相继成为WTO的正式成员，这种呼声更是日益高涨。目前，大陆与香港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正式磋商，而与澳门和台湾的正式谈判还没有进行，只是停留在民间探讨阶段。可以设想的是，假以时日，中华经济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中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最终实现和完成。
（二）金融货币领域
1.APEC框架内的财长会议APEC财长会议自1994年开始召开，到2001年已经召开了8届年会，并发表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宣言和行动计划。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特别是1997年席卷亚洲、波及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加强区域内部金融监管、增强金融安全成为APEC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财长会议机制在总结危机教训、探讨防范危机的手段、重建国际金融体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21世纪之初，全球正面临着重建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艰巨挑战，APEC财长会议机制会在加强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2.清迈协议(CMI)日本提出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虽然没能实现，但亚洲各国抓紧金融领域和合作却没有停却。2000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的财长在泰国清迈举行会议，决定在"10+3"的框架下一方面加强信息、数据的交流，也就是使自己国内的情况更清楚地为其他国家所了解；
另一方面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并在此机制下建立地区资本流动监控体系，以增强东亚抵御地区性金融危机的能力。清迈协定正式讨论了设立一个亚洲调汇体系，以防范1997年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的重演。经过艰苦的谈判，2000年日本终于与马来西亚签订双边调汇协定，总值10亿美元。同时，日本与泰国、韩国和中国也分别签订了双边协议。由此，日本强烈倡导的亚洲货币基金已现雏型。
（三）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新动向分析
1.美国对亚洲经济合作的态度由反对转为不予干涉或者默认，这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动因出于其本国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过去一直对亚洲区域合作抱有戒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予以阻挠，尤其是直接干扰没有美国参加的组织。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剧，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首先，美国对日本逐步“松绑”，使得日本可以扩大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并“自由”地参与和领导亚洲经济合作。其次，对东南亚国家“放手”，不再反对甚至鼓励它们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再者，在APEC等各种场合与论坛上采取更务实、更明智的方式，支持和引导各成员开展实质性合作。尽管亚洲经济合作可能会导致中国不断强大、日本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削减的负面影响，但美国认为，短期内亚洲地区难以形成像欧洲、北美那样的区域合作。只要美国积极参与引导并不断施加影响，美国的利益仍然能够维持。因此，美国对于亚洲经济合作开始趋向默认，或者至少还不到出面干涉的时候。
美国对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干涉和默认首先排除了亚洲各国谋求合作的杂音和直接干扰，从而免除了一些对美国依赖性比较大的国家的后顾之忧。日本立即加大力度和满腔热忱地投入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性谈判之中，韩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信心得到加强，东盟各国更是深受鼓舞，从而加速推动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
2.APEC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功能有所增强，但在未来中短期内无法形成富有成效的模式和成果APEC作为一个区域性论坛，近年来正在朝着日益务实的模式发展。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会议、财政部长会议、信息部长会议、中小企业部长议会等分部分、分层次的会议和论坛逐年举行，为促进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不断形成系列的、规范的和拟订共同目标的宣言、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显然，各经济体已经不再满足于APEC的论坛模式，而是开始谋求更加强有力的合作，在一些被视为优先的部门，如金融和信息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
然而，APEC毕竟史是一个区域性论坛，各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各经济体目标不同、心思各异）。从中短期情况来看，美国主张APEC维持现状或者仅仅只是在它所认定的几个“优先部门”展开谈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乐此不疲，日本和韩国（尤其是日本）则十分急切地希望推动实质性合作，东南亚各国既有希望又囿于难度大，中国也只是最近两年态度的开始趋于明朗，而墨西哥、俄罗斯和智利等周边成员则无关痛痒，既无所求也无所望。因此，在中短期内APEC模式的区域性经济合作难有作为，但从间接和长期的角度来看，APEC的作用不容小视。
3."10+1"合作模式加速进行，"10+3"则尚处探索阶段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入世”成功的前后，中国认识到区域性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因而开始积极研究和探讨参与合作的可能性。对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国首先考虑的是东盟。一方面与东盟经济上互补性比较大，合作的潜力和双赢的成分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东盟的组织形式相对比较成熟，这也有助于建立初期和富有成效的经济组织。继双方领导人在2001年提出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10+1"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实质性工作阶段。
"10+1"进程的加快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和韩国，建立中、日、韩与东盟("10+3")的自由贸易区也成为了各方的共同心声。1999年11月在"10+3"非正式峰会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正式提出"10+3"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目前，关于设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将可能有4种形式：(1)中、日、韩分别与东盟通过双边磋商，建立3个自由贸易区，最后再由3个贸易区过渡为覆盖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
(2)中、日、韩3国通过三边磋商建立中日韩3国自由贸易区，通过该贸易区与东盟的双边磋商，过渡为东亚自由贸易区；
(3)东盟与中日韩3国同时进行双边和四边磋商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
(4)东盟与中、日、韩3国同时就建立覆盖13方的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一步到位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目前，"10+3"合作模式还仅仅停留在研究和探讨阶段，可以预见，正式启动尚需时日。
4.日本在最近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十分积极，有意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二战后几十年时间内，日本亲美欧政策使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近些年来，日本愈益重视亚洲市场，特别热衷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资源贫乏、人口密度过大和扩张的民族心态迫使日本急需谋求海外发展空间，而相对资源丰富的亚洲邻国无疑是最好的去处；
(2)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和近十年的经济萎缩之后，日本逐渐认识到，它与亚洲的地缘关联性无法排除，“脱亚入美欧”只不过是一种短期的理想；
(3)作为亚洲经济巨人，日本对于其在亚洲的势力和影响都不甚满意，在深感自身空间有限的同时决意要承担其亚洲老大哥的角色，积极参加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便是其大显身手的时刻。
日本参与和建设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较早起源于1998年10月韩国金大中总统访问日本，在双方首脑宣言附属文件《建立面向21世纪日韩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中提出“加强经济方面的合作关系”，以实现“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未来构想”。随后，日本首相小渊甚至提出建立以日韩为核心的堪与欧盟相匹敌的自由贸易圈。由于韩国方面对此存在顾虑，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步伐受阻。在此背景下，心急的日本只好转而与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对亚洲区域一体化现状感到失望，决心通过经济合作谋求亚洲其他各国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同时逐步确立其亚洲经济地位。但另一方面，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战败国的心理情绪，在亚洲区域一体化合作中既想领头，但又有顾虑。尤其是在经历了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萎缩之后至今仍然不见晴日，日本先后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日韩自由贸易区也是和者寡寡，导致日本倡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一再受挫。
5.韩国既希望加快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但又心存顾虑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高速发展使得韩国经济一跃成为亚洲强国。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韩国要想确保稳定的出口市场和海外生产基地，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和克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同样迫切需要参与自由贸易区。
韩国关于参与和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主要提出3种合作形式。(1)成立东北亚经济合作委员会，主要从加强政府间制度安排的作用出发，目标是试图以特殊的方式获得经济一体化的好处，包括经济、政治和安全各方面的利益。韩国认为，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主要表现为中日韩3国的经济具有互补性：日本拥有先进技术和巨额资本；
韩国拥有生产技术和发展经验；
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2)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主要包括4个阶段：第一阶段，3国统一贸易准则，如入关手续、反倾销规则、产品分类和原产地规则等，同时实施共同的激励政策，加速本地区的产业重组和合作；
第二阶段，降低3国共同关心的商品关税税率，同时日本降低从中韩进口的主要商品税率；
第三阶段，日本普遍降低对中韩的关税水平；
第四阶段，中韩普遍降低对其他两国的关税水平，最终实现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为了保证这个长期计划的成功，需要成立“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委员会”，由各国的高层官员和专家学者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制定计划，并对单一自由市场的组建进行监督。(3)东北亚投资合作协议，协议分为中期目标和最终目标，中期目标包括增加区域内单向投资和区域内合作投资项目，扩大区域外国家对东北亚的投资；
最终目标包括建立由跨国公司构成的生产网，成立开放的东北亚投资区，构建分享生产资源的合作框架。东北亚投资合作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分为3个阶段：短期（到2000年），建立东北亚投资信息网；
中期（到2005年），建立东北亚投资基金；
长期（到2010年），建立东北亚投资银行。
尽管最早伸出橄榄枝而且韩国人最早的设想也是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区，但是韩国对于这种合作模式不无顾虑。韩国方面研究的结果显示，只有韩日参加的自由贸易区对韩国极其不利。如果韩国和日本彼此消除关税壁垒，韩国对日本的贸易状况将恶化，贸易赤字将增加71亿美元；
日本则是绝对的受益方。如果中国加入，组成3国自由贸易区，韩国学者测算的结果是，韩日之间增加的贸易赤字可以由韩中提高的贸易盈余抵补，且净增95亿美元的贸易盈余；
日本的贸易盈余将增加约410亿美元，是3国自由贸易最大的赢家；
日韩两国贸易盈余增加值之和便是中国贸易赤字的增加额。因此，韩国学者认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无法像EU和NAFTA那样，以扩大市场准入作为开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来实现。在日韩合作利处不大而中日韩合作暂无可能的情况下，韩国也就首先选择智利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6.中国对于区域经济合作曾经一度不置可否、反应冷淡，最近则异常积极地参与和建设区域经济合作自1979年改革开放时起，中国就着手推动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政策。然而，在过去近20年时间内，中国没有也无意于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原因在于：(1)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不对抗、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推行等距离外交策略，从而缺乏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2)在对外发展经济合作关系上，自主或者不由自主地过多卷入外交、政治因素，战略性经济利益考虑欠缺或者往往仅作次要考证；
(3)多年来为加入WTO而不懈努力的同时产生了一种认识和行动上的误区，认为加入WTO这个大家庭是最好的选择，甚至将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希望唯一寄望于WTO。由此，在国内推行“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要么以政治和外交推动外贸，要么则是仅限于类似于APEC和博鳌论坛的论坛式探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剧，中国开始积极考虑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近年来，中国不断谋求多形式的经济合作模式，并开始不断注入实质性内容，突出的有：(1)积极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并以“倒计时”的方式加速建立自由贸易区；
(2)积极推动APEC和博鳌等论坛进行实质性谈判，以便形成“共赢”的效应；
(3)积极响应和引导与港、澳、台的国内区域经济合作，首先开始与中国香港的谈判；
(4)积极研究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关系，有意建立3国之间或者"10+3"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创立上海合作组织在军事和政治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
三、入世后我国对亚洲区域合作必须采取的战略抉择
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是中国2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我国积极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一个重大抉择。“入世”虽已达到，但这不是终点，而只不过是开始了新的起点。而且，成为WTO的一员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充分享受了经济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利益，也无法保证我国已经获得了抵御经济全球化冲击风险的能力。相反，我国应当多渠道地开创合作途径，通过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首先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以便更好地获取利益和保障。
对此，我国应当确立新的视野和新的战略。
1.在立足本国，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要确立以合作促发展、参与和创造“多赢”合作渠道的新战略过去，我国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国立国和发展的根本，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政策上要勤练“内功”，加速发展本国经济水平，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奉行对外交往政策。对于区域经济合作，首先应当认识到其对于更深入地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和维持稳定良好的经贸环境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根据有利原则、互惠原则，在经过充分的经济效益分析和全方位论证之后，制定我国参与区域乃至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战略，确定对外谈判的方针和政策。在这方面，我国要处理好经济利益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关系，要处理好近期得失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不同部门的利弊辩证关系，做到总揽大局，运筹帷幄，充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建设对我利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2.大力推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创立，促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升目前，中国与东盟各方早已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设定期限，"10+1"谈判也已经进入实质工作阶段。尽管东盟的地位、东盟与我经贸关系不及美欧和日韩，但建立"10+1"自由贸易区有着重大的意义。(1)东盟国家经济资源与我国有着很大程度的互补性，而且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扩大我与东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双方更大程度地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我国发展多方贸易；
(2)东盟合作已经初具规模，它对于未来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将会具有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尽快与之形成自由贸易区既可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探索，又可以抢得先机；
(3)在中、日、韩合作尚处试探性阶段期间，优先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可以起到欲擒故纵的效果；
(4)以建立"10+1"自由贸易区为起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借助区域集团的力量提高我国国际地位，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
3.大力推进中日韩区域一体化合作，力争在近中期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努力不断提升合作水平，最终促进亚洲自由贸易区乃至关税同盟的形成对于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尽管各方都有共识，但由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等方面的原因，一时还无法进入操作程序。应当看到，中日韩3国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只有中日韩共同参加的经济组织才能被冠以“亚洲经济合作组织”之名。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乃至亚洲自由贸易区方面，主要有3种方向。(1)日本最早提出与韩国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区，韩国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只有联合中国建立3国自由贸易区才对其最有利，而中国方面对此不置可否；
(2)日韩自由贸易区受阻后，中日韩3方与东盟都保持密切的接触和磋商，一种设想是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后将3者合并建立共同的亚洲自由贸易区；
(3)中日韩与东盟建立"10+3"合作关系，亚洲自由贸易区一步到位。对此，我们应当在认识到中日韩之间实现自由贸易的必然性及其对亚洲自由经济合作的重大意义，但同时也不可盲目推行导致对我不利的严重后果。
4.推动“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早日实现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一国四区、历史、民族、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更加有利于建立“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建立“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相互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而且可以大幅提升我国经济地位，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我们可以通过步骤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1)建立大陆与香港之间自由贸易区，大陆则可以选择与香港关系密切、合作更易的深圳乃至广东省作为试点；
(2)以民间途径大力促进与台湾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目前首先要力促实现“三通”；
(3)逐步建立“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逐步实现货物、服务、货币、人员等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祖国统一。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2篇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
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
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
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
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
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
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
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
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
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
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
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
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
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
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
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
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
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
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
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
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
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
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
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主要利用汇率长期行为理论研究从1983年到2001年以来日元汇率的变化。笔者认为日元的实际升值的基本原因在于是日本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快速上升。文章同时通过对日元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指数以及贸易差额等相关经济变量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各变量之间的数学规律。
【论文关键词】：汇率；
实际汇率 ；
国内生产总值；
数量关系 一． 研究背景从199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8.27人民币水平上。近期人民币汇率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很多学者强调人民币不能升值，因为在货币汇率问题上，日本有过前车之鉴。日元汇率从1973年开始随市场变化自由浮动，当时1美元＝308日元。1985年日本签下了“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1995年4月19日出现历史上最高值，即1美元＝79.75日元。之后虽然有所起落，但总的来说70年代以来，日元整体处于升值状态。不少学者认为正是日元的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本文主要研究1983年到2001年以来日元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汇率变化和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日元汇率变化的规律，分析产出的增加是否必然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希望通过对日元汇率市场化后变化的分析，能够对我国的汇率制度建设有所借鉴和启示。二．汇率长期行为理论关于名义汇率和各国物价或成本水平比例关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与货币数量理论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负·卡塞尔推广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即一国的名义汇率会与各国物价或成本水平比率平等变化，使PPP假说成为汇率理论的核心部分。购买力平价理论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一价定律，一价定律适用于单个商品（例如商品i）的情况，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适用于普遍的价格水平。在下面对日元汇率分析中，假定用 表示美国价格水平， 为日本国内价格水平， 为名义汇率为单位本币的美元价值， 为实际汇率，由名义汇率和价格水平来确定，它是对一国商品和劳务价格相对于另一国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一个概括性的度量，实际汇率的数学表达式为：
（1）从购买力平价背后的一价定律来说， 应该不变，或是从长期趋势来看，应该波动不大。根据上式计算1983-2001年日元对美元实际汇率的变动。一般来说广泛使用的实际汇率根据以下价格指数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出口价格指数以及单位劳动成本。由于消费物价指数比较容易收集，本文选用该指数来计算实际汇率，同时为了观察上的方便，对日元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注：以1990年消费物价指数为100计算 注：资料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从上述图表和数据显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在各年度之间发生的波动，1984到1986年期间，日元汇率发生剧烈波动，币值出现大幅度的升值，此后起落相对平稳。1989年到1994年期间日元再度升值，在1995年达到最高值，此后日元币值有所贬值。1997年到1999年中日币反弹，又出现20日元左右的升值。1999年之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元小幅度贬值。总的来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走势基本相同。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解释名义汇率短期行为时完全没有效力，但是大量实证证明，工业国的实际汇率有向长期历史平均水平回归的趋势，这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有一定的效力。对于汇率长期趋势偏离购买力平价的趋势，有许多重要的修正和改进理论。对于日元实际汇率变化，也就是日元长期处于升值可以采用巴拉萨和萨谬尔森（Balassa－Samuelson）的推测来解释：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非贸易商品与贸易商品价格之比较高的原因是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贸易商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国家内存在竞争的压力，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中技能类似的工人工资必须大致相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贸易商品部门较快的生产率增长提高了非贸易生产部门的相对成本，因而提高了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各个国家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非贸易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导致了币值的实际升值。下面将一国的价格总水平定义为非贸易商品价格和贸易商品价格的算术平均。假设两个国家的价格总水平分别为 和 ，非贸易商品价格为 和 和贸易商品价格为 ;和 ，带 号的变量表示外国。（2） （3）当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价格 时，权重（ 和 ）为非贸易商品在消费总量重所占的比重。可将两个国家以同种货币表示的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定义为：
（4）定义下列方程：
（5） （6）根据（5）和 （6）式可以得出：
（7）（7） 式给出实际汇率（ ）、两个国家各自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 和 ）、非贸易商品在国内和国外价格指数中的权重（ 和 ）以及所有国家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 ）之间的关系。从等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贸易商品国内相对价格（ ）上升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结合上述的等式来看看日本经济发展种的实际情况：如果日本生产率在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平衡增长或是在各行业中得到整体提高，则各部门都获益并将导致日元的贬值。但事实上，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是同步提高的，导致对实际汇率完全不同的影响。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迅速，而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上升有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因而非贸易品的生产商被迫以提高价格的方式来对付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在日本以贸易品来衡量的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直趋于上升。相对来说，美国的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差异较小，所以日本的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比美国上升得更快。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马斯顿对1973-1983年美国和日本行业数据的研究，美国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比非贸易品生产率多出13.2％，日本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是非贸易品生产率的73.2％，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在1983年以后，这种情况仍然持续。与美国的贸易品相比，日本贸易品的价格下降许多，但是贸易品价格的下降不足以抵消日本非贸易品价格急剧上升对汇率的影响。总之，日本非贸易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的基本原因。
三．日元实际汇率和几个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一） 日元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 ）之间的数量关系产出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一直以来是汇率长期行为的实证研究的重要课题。利用EVIEW软件对1983以来的数据用做出简单的回归分析， 表示日元的实际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结果说明20年以来日本的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如下的线性关系为：（8）Dependent Variable: LOG(E)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12.63532 0.397077 31.82088 0.0000C(2) -0.750959 0.038354 -19.57975 0.0000R-squared 0.957539 Mean dependent var 4.868300Adjusted R-squared 0.955041 S.D. dependent var 0.361649S.E. of regression 0.076682 F-statistic 383.3665Durbin-Watson stat 1.923346 Prob(F-statistic) 0.000000模型说明在1983-2001年之间 ，GDP每增加1％，日元实际汇率数值就反向变动0.75％。说明产出增加1%，日元汇率会发生0.75％的升值。上述模型较好地验证了产出的增加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二） 日元实际汇率和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数量关系价格指数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同时也反映了日元的国内购买力。国内价格水平对于汇率的影响很重要。下面是1983-2001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和日元实际汇率之间的回归研究，存在线性方程：
（9）Dependent Variable: LOG(E)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26.71714 2.499147 10.69050 0.0000C(2) -4.729298 0.540896 -8.743446 0.0000R-squared 0.818080 Mean dependent var 4.868300Adjusted R-squared 0.807379 S.D. dependent var 0.361649S.E. of regression 0.158723 F-statistic 76.44785Durbin-Watson stat 0.824394 Prob(F-statistic) 0.000000双对数方程的系数说明，在1983-2001年这段时间内，消费物价指数变动与日元的实际汇率呈现反向变动。日本国内的普遍物价上涨1％，日元实际汇率数值下降，日元升值4.7％左右。（三） 日元实际汇率与对外贸易之间的数量关系众所周知，本币贬值可以促进出口抑止进口，从而改善贸易收支的情况。按照如此的经济逻辑，日本贸易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元升值出口下降顺差减少外汇盈余减少，但是现实情况却出现日元升值出口数量减少 出口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 产品价格上升 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从1983年到2001年日本长期处于顺差状态。1．日元实际汇率与出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国际贸易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出口额是外国国民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函数，鉴于考查日元对于美元实际汇率的变化，以及美国是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将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考查对象。（10）Dependent Variable: LOG(X)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0.821563 0.021085 38.96380 0.0000C(2) -0.214512 0.047617 -4.504920 0.0003R-squared 0.923484 Mean dependent var 8.007967Adjusted R-squared 0.918983 S.D. dependent var 0.353902S.E. of regression 0.100733 F-statistic 205.1766Durbin-Watson stat 1.958383 ; Prob(F-statistic) 0.000000 （11）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在1983-2001年时段内，日本的出口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描述，汇率与外国国民收入都是促进出口的变量，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日元贬值可以增加日本出口额。2．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对于进口来说，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的进口是本国国民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函数，如下所示：
（12）Dependent Variable: LOG(M)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0.731957 0.034029 21.51002 0.0000C(2) 0.030109 0.072177 0.417151 0.6818R-squared 0.794207 Mean dependent var 7.716868Adjusted R-squared 0.782101 S.D. dependent var 0.380447S.E. of regression 0.177591 F-statistic 65.60713Durbin-Watson stat 0.863086 Prob(F-statistic) 0.000000 （13）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说，日本的进口模型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描述：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促进进口的变量，直接标价法的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量呈负相关。但是模型说明主要影响进口量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3．日元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数量关系从国际贸易角度来说，贸易差额是汇率的函数；
而从国际金融角度来说，贸易差额影响一国的外汇储备，也反映了一个外汇市场上的外汇的供求关系，会影响汇率的变动。长期的出口顺差，会使得实际汇率数值下降，导致本币升值。根据1983 年到200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Dependent Variable: LOG(X-M)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11.33301 0.913581 12.40504 0.0000C(2) -0.977389 0.187171 -5.221919 0.0001R-squared 0.615979 Mean dependent var 6.574787Adjusted R-squared 0.593390 S.D. dependent var 0.450372S.E. of regression 0.287184 F-statistic 27.26843Durbin-Watson stat 1.391723 Prob(F-statistic) 0.000069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在1983-2001年期间，日元汇率和贸易差额之间是这样的关系：
（14）说明外汇市场上实际汇率和贸易顺差反向变动。直接标价法下，实际汇率 数值上升，币值贬值，贸易顺差会增大。实际汇率每发生1%的变动，贸易差额就会反向发生1％左右的变动。四．结论本文根据巴拉萨和萨谬尔森（Balassa－Samuelson）假说解释了日元实际汇率升值的基本原因，并将日元的实际汇率和几个相关的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日元的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指数、进出口额之间存在以下几个数量关系：1．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日元实际汇率升值0.75％。2． 日本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日元实际汇率升值4.7％左右。3． 日本主要贸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日元贬值可以增加日本出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如果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8％，日元实际汇率贬值0.2％，日本的出口额将上升1％。4．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促进进口增加，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量呈负相关，但是影响进口量的变量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73％，日元汇率升值0.03％，日本的进口额上升1％。5． 日元实际汇率每发生1%的变动，贸易差额就会反向发生1％左右的变动【参考文献】刘巍.对日元汇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 [J].金融与投资2002（1）15-17伊藤隆敏.彼德·伊萨德等. 汇率变化及其对亚太经合组织地区贸易合投资的影响. .[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12月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 刘巍.对人民币变动轨迹的实证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03（2）26-30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机制
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信息交换越来越频繁,技术交流越来越广泛,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世界经济已成为相互渗透交织的密切的复杂体系,任何区域都不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独善其身。协同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一、区域协同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和升级。区域产业结构一般有主导产业、关联产业、基础产业所组成,因此,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还包含了功能的变化(Herrick&Kingder berger,1983)。一般认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c)开启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因为其于1826年发表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中首次提出了“区位”问题,自此之后便产生了众多区域经济学理论流派。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1、中心推动或不平衡论――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在《增长极概念的解释》一文中认为,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区域、部门、厂商,它将以不同的强度进行分散分布,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空间内总会存在着若干经济中心或增长极、点,它会产生类似刺激作用的“磁力场”,呈现出“极化效应”,增长极、点快速发展之后,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产生“扩散效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之后经过罗德文(Rodwin)、缪尔达尔、赫希曼等发展了增长极理论(张聚华,2002)。
2、线性推进论――梯度转移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
极化推动的思想显然是非线性系统性,是一系列复杂地变动。梯度转移理论以一种层层递进的思想来强化发展,与极化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其避免了极化理论的复杂性。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周旬,2006)。点轴开发理论在形式上与梯度转移有相似之处,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
3、网络结构开发论――网络开发理论与圈层结构理论
网络结构开发论综合了网络开发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它们分别以一种严格意义和非严格的网络结构呈现出来。增长极开发、点轴开发都是以强调重点发展为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而网络开发是以均衡分散为特征,将增长极、增长轴的扩散向外推移。网络开发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整个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该理论的适用应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已经不大,区域经济实力已允许较全面地开发新区的时候。郝寿文、安虎森(1999)在界定区域经济学概念的时候,强调了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区域结构的存在,区域内任何经济活动通过区域结构的联系网络,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圈层结构理论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他的主要观点是,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区域实体,由建成区至,由城市核心至郊外,各种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用地方式都是从中心向呈现圈层状的有规律变化的。“圈”实际上意味着向心性,“层”体现了层次分异的客观性特征。圈层结构反映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景观由核心向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
4、大推进开发论――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发展理论
大推进开发论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R.Nurkse)的平衡发展理论。大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由于平衡增长理论,避免了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其他部门发展的倾向,强调大规模投资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的重要性,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存在的局限性和实现宏观计划化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聚华,2002)。平衡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三)协同发展的研究回顾
1、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
协调发展强调以系统论的方法用全局性的视角来处理发展中的问题,并以自组织理论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通过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经济、科技、环境、资源等六个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系统。由人口、社会、经济、科技、资源、环境元素构成,使系统内部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这“五流”的运转合理有效并且形成协调发展系统。协调发展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王维国,1998)。“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当代“协调发展”的最高理念,作为其内核的“协调发展”,也被赋予了最新内涵,“协调发展”不仅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客观规律,而且既要顾及当代人,实现“代内协调发展”,又要顾及后来人,实现“代际协调发展”,还要保持“发展”在空间(包括地理空间、产业领域等)上的“协调”(熊德平,2009)。协同发展与协调发展一样同样大量应用了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同样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但协同发展更强调协同理论的应用。协同理论认为: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并由此形成的协同效应、伺服原理、自组织原理,由于其聚焦于发展问题的本质,使协同发展更具有操作性。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1)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产业发展
张平(2005)从胶东半岛区域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的现象突出,各地区对生产要素竞争激烈,甚至不正当竞争等地区壁垒提出了解决策略:建立一个超越地方利益之上的组织;出台政策对地区的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等合理引导,必要约束;建立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立高效的交通物流网络;建立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刘慧怡(2006)界定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基本含义并指出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要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余志勇(2005)在红三角区域旅游发展协同论中试图找出协同论中的“序参量”(Order Parameter),并认为各级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人才和资金等因素是影响甚至支配红三角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主要“序参量”。粟路军,柴晓敏(2006)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高级形式,探析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以地方利益为基础,协同发展为目标,以市场交易为协同方式,以政府机制为协同保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析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条件与障碍因素,构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区际协调机制,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实施与监督调控。产业的有效互补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产业竞争力的协同提升是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与对策的制定是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保证(朱斌,2006)。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隐性协同和显性协同(邹树梁、高阳,2006)。巫文勇(2006)建议出台《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以促进和保障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白晋湘(2007)将协同理论引入区域农业品牌中,并认为“区域农业品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协同不同营销主体在满足目标市场消费者需要的前提下与区域品牌的资产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高明、刘俊杰(2008)得出协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市场驱动力和政府调控力。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增长极,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充分发挥其作用,发挥城市之间的潜能和优势,促使区域经济快速高效可持续发展。“协同和发展是城市持续成长的“因”,是城市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城市成长的保证和制约,是城市成长的关键和具体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陈迪,2006)。
陈玉和等(2006)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基于城市间的资源禀赋,实施差异互补,追求协同发展,并注意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差异互补。柳新华等依据烟台市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定位可以利用交通运输枢纽的而形成辐射线来增强烟台市与环渤海经济圈协同发展中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柳新华,2007)。建立金融协调机制,加强地区的金融合作,实施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是其重要途径(刘俊芳,2007)。
(3)集群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许雪琦通过实证分析有力的证明了协同发展能够提升物流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之间各自的生产效率和利润,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总体竞争力(许雪琦2007)。建立区域产业集群的统筹发展体制主要用来解决区域内各地的“诸侯经济”,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原有产业的发展现状来培育产业集群,实现区域内产业协同(张桂梅,2006)。有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目的是通过群体协同效应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室竞争合作协同,通过协同演化可以促进双方效率的不断提高和达到集群整体的最优资源配置。
(4)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协同发展
钱亦杨、谢守详早在2004年就认为长三角大都市圈应该开展跨行政区规划,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城市联系,增强大都市的内核功能;快速都市圈内的通道的建设;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积极发展本地区主导型产业,加快产业集聚进程。冷志明认为区域经济协调最主要的形式是区域产业协调,这是因为产业范畴直接或间接包括了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项地区经济活动(冷志明,2005)。在中国省区交界地域的经济发展问题上他提出利用密切的区域空间关系,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冷志明,2005)。卢中华通过建立地市区域协同的内部影响因素模型,并以山东省临沂为例,找到了影响区域协同的主要因素有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卢中华,2006)。“准确的把握区际关系,是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前提与基础。”经济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彭荣胜,2007)。后发区域的发展滞后,会引致区域消费结构断裂,不利于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后发区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桎梏,产业的梯度转移延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会弱化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先发区域也应当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中承担更多责任。
(5)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论文中,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瓶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政府干预产生的主要问题。中央政府的财政倾斜政策不利于一些地区的思想观念真正想着市场化方向转变。长期以来,一些贫困落后缺乏主动进取意识,依赖思想严重,认为外部支持和国家援助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而不重视对当地优势资源的积极开发以及利用,从而并不利于这些地区想着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彻底转变。地方政府的引资目标责任制容易引发短期化行为。招商引资不应是短期,企业、资金和项目不是被引进来就可以了,更要能发展,只有这样才会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的话,靠这种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和粗放型的增长。地方利益驱动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工业结构的相思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率高达93.1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19%(马广琳、刘俊昌,2005)。其次文化与思想观念障碍。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文化与观念的差异是客观的存在的。这种差异将直接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给区际协同发展带来障碍。宏观领域主要体现在传统观念、价值观、、民族团体优越感、创新或变革精神等方面,微观领域主要体现在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等的差异(张绪胜,2001)。与此同时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上有待迅速提升。正视问题,认识到并明确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根据资源环境人口等客观因素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明确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形势。生态保护、环境保护需要更有约束力,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位清晰,政绩考核具有针对性。坚持“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继续探索。
其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史无前例。由于没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涉及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需要区域内各行业,各部门,包括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通力配合,这使得协同这些子系统具有很高的难度系数。也由于这样的系统中,不仅在推出协同发展战略后会很长的滞后效应,而且该系统受到的干扰的因素,故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作用的效果往往难以在短期中体现出来。推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后,不仅在衡量其运行效果评价上比较困难,而且在改进和调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按照规划的方向进行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不断调整操作对象,使得标的指标符合协同发展战略,并促使区域经济能够在能够适当的控制下,有序地发展。
二、目前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不足之处
第一,目前研究多为当地决策者提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所得出结论都是一个范式。从分析本地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定位开始分析,然后从全局出发考虑得到最后的对策:建立一个区域机构,协调统一;建立法规制度,减少内耗;加强区域内基础建设;便捷区域各要素的流动;保护生态等等。这样的对策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困难,涉及面广,难于掌控。
第二,协同理论中最主要的一块是自组织理论和伺服原理,然而目前的这方面的应用比较少。自组织理论的应用可以在重新组织系统内部子系统的结构而达到更佳的实际效果。找出区域经济中自有的发展规律,然后合理的调控各个子系统,使之符合区域经济系统自组织规律,从而自觉组织,又好又快地发展区域经济。同时在寻找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序参量,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定性分析比较多,定量分析比较少应用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定性分析也不够深入,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概念的界定,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区别,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对于区域经济中各部分该如何组织,如何发挥出协同效应,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引入实证分析不仅能增加说服力,而且能做出一些经济预测,有利于决策者分析当前形势做出正确决策。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将得到长期贯彻执行。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仍然属于初创阶段,不仅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案例需要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加强有益的探索;而且因为在我国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后天的经济基础又有天壤之别,所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将在我国长时间的坚持。充分利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控”,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内的有利因素,高效率的配置区域内资源,不仅能确保效率更能兼顾公平。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方法,是将协同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机结合的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为执政者提供建议的有效途径。依据“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积极探索,逐步总结,找出适合本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对发展我国区域经济颇有裨益。区域协同发展是一项综合研究,协同发展论将人们对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的高度。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包含了自然协同、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得以顺利、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及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对此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差异、区域(区际)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内容和方式、缩小地区差距的协同发展、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同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等。目前区域协同发展的定性和实证研究较多,而针对特殊的经济区域协同发展能力的提高以及如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展开实证研究较缺乏。针对转型时期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判定和综合评价,协同发展网络的构建,协同发展的趋势分析,协同发展模式选择,展开实证研究与评价是一个新课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区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经济系统,有效地解决区域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针对区域协同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分析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协同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协同发展观,促进有关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并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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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5篇
区域经济学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作了很多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行政学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公共管理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作问题。
一、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区域行政理论
由于综合因素的影响,行政区划在我国经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经济区划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发展被行政区划肢解。而行政区划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联系和协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又并不局限于单个的政府,而是主要关注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区域行政与区域经济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区域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区域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但是区域经济与区域行政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区域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区域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建立同级政府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并对其运行进行研究。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的协商机制、政府间的经济和社会合作项目与运行管理机制、政府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在这一研究论题下,还会涉及到行政区划的调整问题。就中国现有的横向政府关系来看,已经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林尚立将它们概括为三种方式:一是城市政府联合体;二是经济区内各地方政府的联合;三是跨经济区的地方政府联合。区域行政可以就此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进而提出可行性措施。
区域行政学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交叉学科,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人的分析。目前,我国区域行政学的发展虽然处于探索阶段,但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横向的经济联系,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利益协调机制正是区域行政学在实践上的反映。
二、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据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区域公共管理”这一学术概念,在《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一文中最早使用,该书作者从公共管理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角度提出,面对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等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导人新公共管理理念,进行区域管理的仓惭。因对于公共管理这一概念,国内外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扯与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决定区域行政必然走向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公共行政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有以下几个内涵: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其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组织网络化以及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地方分权化的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和复杂起来,这给以区域政府为核心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区域公共管理的系统研究,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甚至直接出谋划策,提出有的放矢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咨询。
三、基于公共管理理论创立制度化的多层次区域合作组织
基于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分析,打破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之间的矛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必要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三个层面上形成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实行多层次的协调互动。
1.建立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跨行政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性资源战略开发以及生产要素流通、区际贸易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区域的地理范围愈大,这类区际间的经济关系越复杂。但在我国现行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只有省一级的政府才有区际间经济关系调控管理权限,而经济区域尽管在整体上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却存在着区域性利益主体和管理主体缺位问题。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现实问题,如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无人主张,区域利益冲突缺乏协调解决的组织机构等,这都给整个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因此,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势在必行。该机构的主要职能,一是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并报请国务院、全国人大审批;二是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三是统一管理区域发展专项基金;四是具体负责实施跨行政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五是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为,等等。
2.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尽管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地方政府毕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如何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各地方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各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则是区域政府合作机制能够真正建立的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双方如果试图通过第三方的介人来协调彼此间关系,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增加。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单单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成本太高,也难以达到目标。所以美国着名的新制度主义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我不同意如下的看法,即中央政府管理或私人产权是‘避免公用地灾难的唯一途径”’。他还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的情况的结构”。
因此,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应该成为协调地方政府间利益矛盾,走出“公用地灾难”和“囚徒博弈困境”的必然选择。而实际上,由于资源察赋等的差异,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要。只要能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在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组织中,实现集体行动应该是可能的。
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职能必须强调其对于区域经济规划和建设的权限。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实施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问题;统一制定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在公共服务上,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设立,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大规模的追加效益,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了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做到统一规划和布局。总之,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矛盾,有利于两者的相互协调。
3.鼓励建立各种跨地区的民间组织。各级政府应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组建跨地区的民间组织,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区域政府合作,进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民间组织推动经济合作,成本低、见效快,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有利于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积极推动民间力量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民间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和推进地区协作。具体形式可有不同层次:一是可建立以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如“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咨询委员会”、“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联合会”、“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促进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机构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它应成为相关地政府决策的咨询参谋机构。二是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行业协会要突破行政区划障碍,组成跨地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共同市场规则,推进区域市场秩序建立,探索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等。三是可组建跨地区股份制区域性集团公司。跨国公司是打破国家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最有效方式,同样,跨区公司也是打破区域封闭格局最好的方式。可以探索通过跨地区强强联合组成具有规模和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再通过龙头企业联合、控股区域内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由紧密层和松散层组成的巨型企业集团,从而打破封闭,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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