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1920-1992），是生于俄国、长在美国的美籍犹太人。作为20世纪顶尖的科普巨匠和科幻文学大师，他被美国政府授予了“国家的资源与自然的奇迹”这个独一无二的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阿西莫夫短文两篇【五篇】（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范文第1篇
阿西莫夫其人
2012年4月6日，艾萨克・阿西莫夫离开我们整整20周年，他的影响力却丝毫没有减退。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是生于俄国、长在美国的美籍犹太人。作为20世纪顶尖的科普巨匠和科幻文学大师，他被美国政府授予了“国家的资源与自然的奇迹”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以表彰他在“拓展人类想象力”上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一生中创作了467部作品，涉及数字、天文学、地球科学、化学和生物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文学、科幻等诸多领域。
终其一生，阿西莫夫最引以为豪的创作是“基地”系列小说。1966年，这一系列小说击败了托尔金的《魔戒》，获得雨果奖“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系列小说”尊荣。
阿西莫夫与“银河帝国”
人类居在银河系的一个小角落――太阳系，在围绕太阳旋转的第三颗行星上，生活了十多万年之久。
在这直到地球上诞生了第一个会思考的机器人。在机器人的帮助下，人类迅速掌握了改造外星球的技术，开启了恢弘的星际殖民运动颗小小的行星“地球”上，人类建立了两百多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人类如蝗虫般繁衍扩张，带着他们永不磨灭的愚昧与智慧、贪婪与良知，登上了一个个荒凉的星球，并将银河系卷入漫长的星际战国时代，直至整个银河统一，一个统治超过2500万个住人行星、疆域横跨十万光年、总计数兆亿人口的庞大帝国崛起――这就是银河帝国。
“银河帝国”这一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架构，灵感来自于《罗马帝国衰亡史》。利用这个架构，阿西莫夫完成了“基地三部曲”，晚年又撰写了两本前传与两本续集。
走进《基地》
《基地》是“基地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统治银河系达12000年之久的银河帝国，已经逐渐走向衰亡。哈里・谢顿，这个刚满32岁的年轻数学家，开创了“心理史学”，用数学公式准确地推演了全人类的未来。他预见未来的银河帝国将经历一段长达三万年，充满无知、野蛮和战争的黑暗时期。谢顿于是集合帝国中最优秀的科学家，来到银河边缘的一个荒凉行星建立“基地”，期望它能成为未来世代人类的希望灯塔。
然而，随着帝国的逐渐衰微，基地被好战的强邻包围。人类也面临痛苦抉择：向野蛮的势力投降、甘心受控制？还是不顾被摧毁的危险起而奋战？
精彩节选：
委员长缓缓举起议事槌让它坠下，发出清脆的声响。旁听席的叫喊随着槌音沉寂。主控官深吸了一口气。
问：（夸张地）不知你是否了解，谢博士，你所提到的帝国曾经历一万两千年、数百世代的沧桑岁月而屹立不摇，并获得兆亿人民的爱戴与信赖？
答：你所说的我很清楚，我也了解帝国的历史；
并非对各位不敬，但我敢说对这方面，我懂得的远超过在座任何一位。
问：而你却预言其灭亡？
答：那是经由数学达成的预测，我不作道德判断。就个人而言，对这个结论我深感遗憾。即使帝国不好（我是不这么想），衰亡之后的无政府状态更糟。这个无政府状态才是我的计划所决心要改变的。帝国的灭亡，各位，是股浩大洪流，不是容易对抗的。它是由持续滋长的官僚作风、封闭的世袭制度、衰退的进取心、受压抑的求知欲，以及其他上百种因素交织而成。它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如我所说，并且浩瀚壮阔得无法阻挡。
问：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看出帝国不如以前强盛，对吧？
答：你周围所见尽是强大的表象，看起来能够千秋万世。可是，执法大人，腐朽的树干，直到被狂风吹成两断之前，看起来都坚实一如既往。狂风此刻正在帝国的枝桠间呼号，用“心理史学”的耳朵倾听，你会发现枝折干裂。
问：（拿不准主意）我们不是，呃，谢博士，来听你说――
答：（坚定地）帝国将连同其所有长处一齐消逝。累积的知识会散失，而既存的秩序会崩溃。星际战争永无休止，星际贸易则无法进行；
人口剧减而大批星球将脱幅而去，和银河主体失去连系。――剩下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问：（一片寂静中的微小声音）永远？
答：心理史学能够预见灭亡，也能描绘接踵而来的黑暗时代。帝国，各位，正如前述，屹立了一万两千年；
而将来的黑暗时期则会持续不止一万两千年，而是三万年。第二帝国将会兴起；
但在两个帝国之间，将有一千个世代的人类在受苦受难。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奋斗。
问：（稍稍复原）你自相矛盾。前不久你才说无法阻止川陀的崩溃，由此引申出“灭亡”――所谓帝国的灭亡。
答：我的意思不是说能够阻止灭亡，但现在去缩短灭亡后的过渡时期还来得及。如果允许我的人现在开始工作的话，各位，将无政府状态的持续时间减少到一千年是有可能的。目前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微妙时刻，能够把历史的滔滔洪流稍稍转向――只是一点点，不能太多，但足以消除人类历史上悲惨的两万九千年。
问：你准备怎么做？
答：保存人类知识。人类知识的总和远超过任何个人。当社会结构解体之际，科学随之破灭星散，个人所知不过凤毛麟角，没有用处，也得不到帮助。无意义的零碎知识无法承续，几代之内就会失传。但是，如果我们准备了一份所有知识的总集，就永远不会散失；
未来的子孙能够据以重建，而毋须自己重新发现。一千年可以完成三万年的工作。
问：全部这些――
答：全部的计划，所有三万名工作人员，连同家眷，都是献身于“银河百科全书”的编辑。他们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而我甚至看不到开始。但是在川陀灭亡之时，书会完成，并存放在每一个重要的图书馆中。
委员长的槌子一起一落。谢顿离开证人席，平静地坐回尼克身边的座位。
解读《基地》：
《基地》的深远影响
大多数评论家与书迷都认为，“基地三部曲”是阿西莫夫最伟大的文学成就。许多读者都是通过这部作品首次认识阿西莫夫的。这些作品创作于1941年8月至1949年3月之间的7年半时间里，开始是一系列刊载于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后来作者又用了4年时间将它们结集成书。
出版至今60年来，这些作品对人类的太空探索、世界局势、前沿经济学理论、好莱坞电影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星球大战》还是《阿凡达》中的科幻构思，都能在该书中找到创意的影子。而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更是亲口承认，他当年选择经济学，就是受了阿西莫夫的影响。
幻想中饱含哲思
为何阿西莫夫会受到如此的欢迎？主要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将科学知识和文学幻想结合得很好，又表现出了深邃的人文关怀和哲理思考。
“基地”系列的灵感最初来自《罗马帝国衰亡史》。对于博学多闻的艾西莫夫来说，他笔下的科学幻想多少都有所本。例如“心理史学”便是“气体运动论”（物理学）、“群众心理学”（心理学）、“历史决定论”与“群体动力论”（历史学）的综合体；
而刺激“基地”不断成长茁壮的“谢顿危机”，则取材自历史哲学家汤恩比的“挑战与回应”理论。
除了丰富的科学和社会学理论基础，这部书更传达出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政治的现实性。无论是政治家对于紧急事件的反应和政客间的政治斗争，还是对群众心理变化的分析，都引人入胜。至于书中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哲理性思索就更多了，比如：什么才是引领历史的逻辑？科学预言未来有可能实现吗？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个体在大历史背景中所处的角色为何？
所以，科幻作家韩松才如此表达对阿西莫夫的赞叹：“阿西莫夫的作品，探讨了人与物的复杂关系、人与机器的复杂关系等等，神秘又深奥。给我的冲击不仅是一个科学或文学命题，更多的是很多哲学问题，这是可贵和难得之处。”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作为一部以历史进程为主线的，大气磅礴的史诗作品，《基地》的时空跳跃性大、角色转换快。没有多余的文字，没有刻意的悬念和情节，只对起到关键作用的事件与人物进行描述。这种写法一般很容易被评价为行文枯燥。可为什么在看似平淡的讲述下，仍能引人入胜呢？
这是因为科幻小说不同于一般讲究细节描写的小说，其主角并不一定是人物。大到一个世界，小到一个科学发明，都能成为作者的重点描述对象。在本书中，跨越数千年的历史才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庞大的空间跨度和巨大的时间差产生了厚重的历史感，并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范文第2篇
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1960年底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期。1961年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苏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把力量集中在国内经济调整工作上。几乎与此同时,苏共也召开中央全会,科兹洛夫在全会上提出今后对待中共应继续执行加强友谊的方针,最好同中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不断地进行协商,互通情报,一如既往地给予中国物资技术援助。仅仅在1961年上半年,中国就两次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谈经济、科技合作问题。
但好景不长,到1961年底,中苏之间的论战又复燃。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对此,中共代表团团长没等大会结束就提前回国了。
1962年三四月,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利用新疆北部粮食减产、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等暂时困难,煽动伊宁、霍城、塔城等地区居民跑到苏联去。至5月底,逃往苏联的居民达6万多人。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人带头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共,并暗示阿尔巴尼亚攻击苏共是受中国唆使的。参加东欧四国党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参加意共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赵毅敏分别在当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此外,为了回答这些攻击,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中共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虽然没有点名苏共,但批评的都是苏共的观点。
1963年2月23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交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该信表示愿意同中共恢复团结,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举行两党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说,赫鲁晓夫在德国党六大上提出停止公开论战,而他自己却在进行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只许你们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不行,我们还有几篇文章,发表完了就暂停。
3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欢迎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认为它是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一个必需的准备步骤。复信希望赫鲁晓夫在他访问柬埔寨的时候路过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交换意见。
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在信中除详细阐述了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外,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并建议以他们提出的这条总路线问题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来信,决定起草一份全面系统阐述中共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并委托邓小平负责,起草好以后再交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文件,按照的意图,由陈伯达带领一批人和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分别起草。最后,决定以陈伯达起草的文件为基础,进行反复修改,最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从表面看,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但实际上却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从1956年到1963年在政策和理论方面的观点。
6月14日,中共中央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交给苏共中央。苏方对这个文件的反应十分强烈。6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对即将举行的苏中两党会谈作出决议,说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决议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诽谤性的。赫鲁晓夫讲话说,中共领导人使苏中分歧“尖锐化到极点”。
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苏共代表团团长为苏斯洛夫,团员多半是些理论界的权威。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拟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中苏两党会谈从7月6日开始。第一次会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按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宣读。他强调《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应当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而《宣言》和《声明》的核心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接着,他又论述了通过和平竞赛消灭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7月8日,第二次会谈举行,由邓小平发言。他着重讲了中苏两党分歧的起因、发展过程和分歧的性质,从苏共二十大一直讲到欧洲五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两党分歧都是苏共一手造成的。
7月10日,举行第三次会谈,由苏斯洛夫作第二次发言。苏斯洛夫主要回答了邓小平讲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之后开始,从那时起,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他攻击中国搞分裂主义,说发表《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就是搞分裂活动。
7月12日上午,举行第四次会谈,由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主要讲苏共搞分裂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苏共是如何进行分裂活动的。他还批评苏共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接着,他在谈到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没有什么“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之分,问题正是由于苏共坚持列宁所一贯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
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用公开信的形式逐条反驳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7月15日,举行第六次会谈,由彭真发言。他指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发表了《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共,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是否有诚意在会谈中消除分歧、达成协议、加强团结。接着,彭真着重批判了苏共提出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
7月17日,举行第七次会谈,由安德罗波夫发言。他指责中共代表团在发言中指名攻击赫鲁晓夫,挑拨赫鲁晓夫跟苏共中央的关系。他说,赫鲁晓夫跟苏共中央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批评赫鲁晓夫就等于批评苏共。
7月19日,举行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他首先批评苏共违反协议,在两党会谈期间把会谈中的分歧,用公开信的形式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接着,他专门讲了无产阶级问题、斯大林问题。当他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何吹捧斯大林,从苏共二十大起又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时,苏斯洛夫满脸通红,当场提出抗议,说苏共断然拒绝这个发言。邓小平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
7月20日,举行第九次会谈。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就按照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他指出,从前几次会谈的情况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苏联报刊纷纷攻击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因此,中共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苏方表示同意。
7月20日晚,赫鲁晓夫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在交谈中,赫鲁晓夫说,我们两党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邓小平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你们这次《公开信》,我们准备发表。我们希望你们也发表我们的东西,发表我们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发表的几篇文章。既然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谁对谁错。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我们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邓小平说,不是毫无根据,很多都是引用你的话,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你讲了那么多话,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引用你的话。
在此以前,即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中共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中共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的上述信件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苏美关系日趋缓和、中国国内“左”的错误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终于演变为了公开论战。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联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于苏共的攻击,中共进行了反击,并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9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同苏共展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为了探寻恢复团结的途径,首先是为了摸清情况,中共中央派率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但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招待各国代表团的盛大酒会上,当向苏军元帅们敬酒叙旧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向挑衅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把也搞掉,这样我们就和好了!对此,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在中共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举行正式会谈时,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起草委员会、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时,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和先后接见了柯西金。在接见柯西金时再次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他说,现在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还不成熟,要往后推,不解决阿尔巴尼亚问题什么会也不能开。在谈到停止公开论战时,说,现在还不能停,公开论战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儿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当柯西金提出我们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新领导人不顾各方的反对,举行了所谓的“协商会晤”。被邀请参加“协商会晤”的26个党中,只有19个党参加。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朝鲜、罗马尼亚、日本7个国家的党没有参加。3月23日,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指出,苏共新领导虽然改了一个名称,叫“协商会晤”,但它的性质还是一个分裂的会议。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掌权,仍然不听兄弟党的劝告,还是要开会。可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是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继承者。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人同苏共新领导人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在讨论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时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由此,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范文第3篇
婚姻走过第一圈
索尔仁尼琴最初的情感经历比较简单。那是在大学时代，在俄罗斯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索尔仁尼琴就读于大学的数学物理系，纳塔利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就读于同校的化学系。
那时的索尔仁尼琴身材又高又瘦，外表显得木讷呆板，还有个令人尴尬的绰号――海象，但他才华横溢，志存高远，对政治和文学如痴如醉，一心想写出一部描写革命史的惊世之作。他为了将纳塔利娅追到手，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文采飞扬、情真意切的情书，令她内心大受感动。在索尔仁尼琴身边的许多朋友中，对纳塔利娅心生爱慕的不在少数，虽然追求者如云，但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又有出生前丧父的相同经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他。
坠入爱河之后，两人决定趁热打铁，瞒着各自的母亲，在四年级时办理了结婚手续。当两位母亲得知后，没有过多地责备孩子，而是为一对新人举办了一个简朴的结婚晚会，并为他们在一套与人合住的公寓里租了个房间。
新婚燕尔的生活是甜蜜的，但不想却是那样短暂。这对新婚夫妇共同生活才一年多，血雨腥风的战争就来临了，两人从此开始了长久的分离。纳塔利娅被疏散到后方的哈萨克斯坦，而索尔仁尼琴则拿起枪上了前线。
1945年战争结束时，年轻的军官索尔仁尼琴却意外被捕了：军事反间谍部门截获了他写给大学时代的朋友尼古拉・维特克维奇的信件。两位青年知识分子在信中讨论战争，谈论世界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甚至拿斯大林和列宁调侃说笑。结果这种“反苏”行为让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索尔仁尼琴被判处8年监禁，维特克维奇则获10年牢狱之灾。
在坐牢的最初4年，索尔仁尼琴的服刑地点在莫斯科郊区。他年轻的妻子这时已经考上莫斯科大学，在那里读研究生。虽然两地相距不算远，但她只是偶尔去狱中探望一下。后来，索尔仁尼琴被转到另一处劳改营，在哈萨克斯坦东北部埃基巴斯图兹，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当时，莫斯科大学一位高级讲师索莫夫对纳塔利娅一见倾心，穷追不舍。索莫夫是一位丧偶的鳏夫，独自一人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儿子。纳塔利娅因病不能生育，孑然一身也很孤独。经过一段时间反复考虑，她与服刑的索尔仁尼琴离了婚。
与前妻复婚
1956年，索尔仁尼琴被解除流放并恢复名誉。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家中，纳塔利娅和索尔仁尼琴再度相遇。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当时他只想把他们俩的关系来个彻底了断，把在劳改营中为她写的一些诗歌送给了她，算作是分别的纪念。但不想事与愿违，两人心底的爱情火花被再度点燃，句号变成了省略号，鸳梦重温的故事再度上演。
在朋友家的那次会面之后，纳塔利娅给前夫写去了一封封充满激情的书信，请求他宽恕自己的背叛，说准备放弃现在的丈夫和收养的子女，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因母亲在战争中死于肺结核，此时的索尔仁尼琴举目无亲，可谓形单影只，在前妻的忏悔和攻势下，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经过一段沸沸扬扬的离婚过程之后，纳塔利娅终于摆脱了索莫夫一家三口。索尔仁尼琴与纳塔利娅复了婚。索尔仁尼琴在当地的学校当起了物理教师，每天下课后就在办公桌前坐下，开始安心地写作。
据人们说，纳塔利娅当时对复婚后的生活感到很满足，幸福得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可爱”。她对丈夫百般温柔，甚至逆来顺受，还与所有的朋友断绝了来往。用纳塔利娅自己的话说，她首先相信丈夫卓尔不群的文学才华，想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但就在与前妻破镜重圆之后一年，索尔仁尼琴很快就后悔了，认为这“第二次握手”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让两人后来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无望地辛勤耕耘了许多年之后，索尔仁尼琴在文学上的成功终于不期而至。1962年11月，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立即在苏联引起了极大轰动，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物理教师一夜成名，为他带来了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誉。
从这一刻起，苏联全国性大报上充满了对这篇小说的溢美之词，索尔仁尼琴紧接着成了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并获得列宁奖的提名。文学艺术界的名流也纷纷向这颗文坛新星抛出了橄榄枝，他在频频的宴请之间忙得不亦乐乎。
随着文学声誉和知名度的提高，知识女性对索尔仁尼琴的青睐也随之而来，与女读者在情感上的纠葛自然接踵而至。据说，索尔仁尼琴经常收到崇拜者们成堆的求爱信，其中一名崇拜者来自列宁格勒，是一位大学女教授，与作家发生了一段短暂的浪漫情缘。
索尔仁尼琴瞒着妻子悄悄来到列宁格勒，与女教授携手徜徉在涅瓦河畔，共同度过了20个日夜的美好时光。当他回到梁赞的家中时，如沐春风的作家无法掩饰内心的兴奋，在妻子的一再追问下供出了实情。纳塔利娅知道后十分震惊，和索尔仁尼琴闹了个天翻地覆。
冲出围城
随着苏联的政治解冻走向尾声，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又遭到了查禁，再次的噩运替代了短暂的辉煌。索尔仁尼琴被作家协会取消会员资格后，克格勃开始频繁地对他进行跟踪盯梢。他的著名小说《第一圈》和《癌症病房》问世后，官方禁止出版，它们只能在莫斯科的文学爱好者中私下散播。
在那段遭受打压的灰暗日子，索尔仁尼琴寄居到好友――音乐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家中，住在莫斯科郊外茹科夫卡的一幢别墅内。妻子纳塔利娅也跟他到了这里，但他总是找出种种理由，设法让妻子经常去梁赞看望丈母娘。索尔仁尼琴经常支走妻子有一个重大隐情，因为作家又萌发了一段恋情。
那个她是一名29岁的研究生，名叫纳塔利娅・斯韦特洛娃，为了把她与第一个妻子相区别，作家干脆叫她阿利娅。阿利娅是一个离过婚的莫斯科女子，她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与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朋友的交往上，她成了作家得力的义务助手。
他俩的关系发展神速，1968年，索尔仁尼琴把她介绍给了身边的朋友们，从而公开了与阿利娅的婚外恋情。
索尔仁尼琴过后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自己已经爱上另一个女人，而且这个“心上人”正准备为他生一个孩子。纳塔利娅的反应十分强烈，她在回信中冷冷地说：“从现在开始，你对我来说已经死了！你将来就会知道，一个受尽欺骗的女人是怎么报复的！”
她的报复就是拒不离婚，不给索尔仁尼琴自由身。当阿利娅已经怀上第三个孩子斯捷潘时，索尔仁尼琴终于等来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这场马拉松式的离婚才画上句号。在闹离婚的日子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在西方出版，并引起巨大轰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间阿利娅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真是三喜临门，锦上添花。
他的杰作《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出版后，他被当局剥夺了苏联国籍。1974年，身为索尔仁尼琴的合法妻子，阿利娅与丈夫一起带上3个年幼的儿子，开始了流亡国外的漂泊生活。
《古拉格群岛》一书的手稿流向西方前，前妻纳塔利娅曾遵从克格勃的指令与作家见面，试图劝阻他不要一意孤行，但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1974年，在喀山火车站冷清空旷的月台上，纳塔利娅与前夫见了平生最后一面。
索尔仁尼琴出走他乡之后，纳塔利娅出版了6本回忆录，用文字对索尔仁尼琴口诛笔伐，彻底和前夫算清了感情旧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大作家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前妻，甚至在1994年回国后也不想见她，仅限于与她在电话中交谈。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范文第4篇
诚然，无论怎样论述《佩德罗・巴拉莫》叙事革命的意义都不为过，――西语小说上一次引发类似的革命还是三个世纪之前的《堂吉诃德》然而，纵观这部小说的评价主潮，我们会发现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批评家们局限于文本内部探讨技巧而没能跨越叙事艺术的藩篱论叙事；
二是过于关注其技巧与形式的原创性，而对其他方面未能予以深入探究。
偶然的一天，我上午看了《公民凯恩》，下午读了《佩德罗・巴拉莫》，甚为相似的艺术体验使我意识到，也许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征可以从“电影化”这一角度进行重新阐释。之后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University)的西语教授Douglas J，Weatherford已经于2006年发表了相关论文。事实上，鲁尔福生前自述中一次也没有提及《公民凯恩》，所以去论证他深受其影响是无益的。不过，两个文本的比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佩德罗・巴拉莫》的叙事艺术的新思路。
跨界写作
《剑桥拉丁美洲文学史》在评价《佩德罗・巴拉莫》时提到，这部小说“更适于视听而不是阅读”小说中大量的景物描写，无处不在的声音，不断切换的场景等，都使得它更像是一部电影脚本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
显见的历史事实表明，鲁尔福从影像艺术中汲取了叙事创作的灵感是可能的。就宏观的文化语境而言，20世纪中期，墨西哥是西语美洲的文化中心，尤其是视觉艺术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非凡成就。壁画家里维拉及其妻子画家弗里达・卡罗、逃离佛朗哥专制来到墨西哥的大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等，以致这段时期甚至被夸张地称为“墨西哥文艺复兴”。就个人的文化积淀而言，鲁尔福本人既是摄影爱好者，在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之前他曾经做过电影编剧。也许是鲁尔福在叙事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过于伟大，以致遮盖了他在摄影方面的造诣。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鲁尔福的文学作品与摄影作品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但是鲁尔福对形象／影像的热爱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此一些学者也有所讨论，比如有人从小说中那些痛苦的女性形象中看到弗里达・卡罗“自画像”的影子；
上文提到的Douglas J，Weatherford教授曾经通过详细的文本比照，发现了《佩德罗・巴拉莫》与经典电影文本《公民凯恩》(20世纪40年代)的相似之处。
《公民凯恩》最重要的结构特色在于事件的时间顺序被一系列闪回镜头所打乱。影片开头的新闻纪录片总括了凯恩的一生，接下来是四个大的闪回段落，每一个段落是一个叙事者(撒切尔、伯恩斯坦、利兰以及苏珊)讲述“我与凯恩”。《佩德罗・巴拉莫》运用最多的手法也是闪回。不过，鲁尔福的闪回更频繁、更复杂，引入的叙事者更多。单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佩德罗・巴拉莫》未免有些混乱，以致长久以来，除了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大而无当的术语之外，它如此随意善变的叙事视角似乎无法被有效解读。但如果我们把《佩德罗・巴拉莫》视为曾经做过电影编剧的鲁尔福的一次跨(文学／电影)界实验的话，似乎会好理解一些。
表面上看，《公民凯恩》多次闪回的运用破坏了叙事的连贯性，但其实四位叙事者的出场顺序是刻意安排的。撒切尔回忆的是青少年时代的凯恩，伯恩斯坦回忆的是事业蒸蒸日上的凯恩，利兰回忆的是政治上雄心勃勃但受到挫折的凯恩，苏珊回忆的是步入晚年、众叛亲离的凯恩。因此，尽管讲述者众多，但凯恩的形象是清晰的。影片结尾，燃烧着的童年小雪橇上依稀可见的Rosebud，给了凯恩一生一个颇具精神分析意味的解释。而巴拉莫的形象却始终支离破碎，因为《佩德罗・巴拉莫》最令人匪夷所思之处是它对线性时序的彻底破坏。
小说开篇非常具有迷惑性，“我来科马拉(vinea Comala)的原因是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A)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第一人称线性叙事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本。但第二句就是一个闪回，“这是家母告诉我的。我向她保证，一旦她仙逝，我立即来看望他”，(B)回到了母亲弥留之际。“早先她也对我说过(Todavia ntes me hab~a dicho)”，(C)这句话引领的第二自然段将日历翻回到更久远的过去。“然而，我一直没有打算实现我的诺言。近日(hasta ahora pronto)，不知怎的我的幻想多起来了，头脑中老是爱想入非非，这时忽然出现了这样的念头，期望那位名叫佩德罗・巴拉莫的先生确是我母亲的丈夫。正因为这样，我才上科马拉来。”(D)时间又回到距离现在最近的“过去”。总结一下，开篇这一段自述的真正时序应该是C―B―D―A。
全书共65小节。主要叙事人按照出场先后顺序依次为“我”一胡安・普雷西亚多、“我母亲”多罗莱斯、阿文迪奥、达米亚娜、爱杜薇海斯、巴拉莫、雷德里亚神父、富尔戈尔、多尼斯兄妹、多罗脱阿、苏萨娜等。但每个人与巴拉莫人生轨迹相交的时间点不同，比如阿文迪奥是结束巴拉莫生命的人，而苏萨娜主宰了巴拉莫的童年记忆。他们的出场顺序似乎没有什么内在逻辑，这些随处散落、零零碎碎的记忆片段就这样拼凑起来巴拉莫近70年的人生。
与《公民凯恩》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佩德罗・巴拉莫》中众声喧哗的是早已不在人间的鬼魂。从已去世的母亲絮絮叨叨的回忆不断出现在胡安的叙
事中开始，鲁尔福的招魂术就运作了。对于西方人而言，一个完全由鬼魂讲述的文本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完全违背理性主义的逻辑。但是对于墨西哥人而言，这一点都不“魔幻”。因为墨西哥的文化中，生死无界。按照帕斯的描述，“墨西哥人却常常谈到死亡，和死亡开玩笑，嘲弄它，与它亲昵，伴它入睡，对它表示祝贺。死亡是他们最偏爱的，他们对死亡保持着最长久的爱。”卡洛斯・奥内蒂甚至说，死亡是墨西哥人最典型的特质。富恩特斯在提及《佩德罗・巴拉莫》时，也突出了它强烈的墨西哥风格，“作者没有试图成为法国启蒙思想的哲学家，也没有追随实证主义，他在努力打开那个充满了震撼感觉的世界，这些感觉是多样的，它们构成了墨西哥这个民族。”
《佩德罗・巴拉莫》式的招魂写作――将记忆唤回，使历史与现在共存于同一空间，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个典型的非西方文本，它甚至构成了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概念的巨大挑战。十年之后，欧洲人德里达才开始这项解构工程。“现在、过去和未来这些概念，在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中以它们为前提的一切――形而上学的一般的时间概念――无法准确描述痕迹的结构。”在德里达那里，此在(the present)本身就是一种“延迟”与“保留”的跨越式结构，其中有着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幽灵。《佩德罗・巴拉莫》中时时出没的幽灵就表明了德里达所谓的“痕迹”的在场。“痕迹”，是反线性时序的。在德里达看来，将各种历史联系起来，使其成为总体性的、形而上的历史概念的共同特征的不是别的，而是线性特征。其含义是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这样就撑起了意义的整个系统(目的论、末世论、升华与内化意义的积聚、某种传统性、某种连续性概念、某种真理概念等等)。马克-柯里说，这种观点彻底破坏了我们认为是历史的东西，彻底破坏了我们撰写历史的方法。当西方人的线性历史观被解构掉之后，他们所有关于拉美历史的言说也都随之崩溃。
寻根与弑父
奥逊・威尔斯为了避免《公民凯恩》被淹没在媒体围绕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fwilliam Randolph Hearst)对号入座式的解读中，曾经有意将电影定位为“普通的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文本。他讨论了凯恩与他母亲的分离、他随后的“由银行抚养”以及雪橇“玫瑰花蕾”(Rosebud)的意义。
“玫瑰花蕾”在他潜意识里……代表凯恩从未失去的母爱。在他醒着的时候，凯恩肯定忘记了雪橇和漆在上面的名字。心理分析师们的案例书中满是这样的故事。非常重要的是我在电影里尽可能有效地告诉观众这意味着什么……最好的解决是雪橇本身……有必要让我的人物是收藏家，就是那种从不扔任何东西的入……。
无独有偶，《佩德罗・巴拉莫》也可以被视作典型的俄狄浦斯文本。小说开篇：“我来到了科马拉，因为他们告诉我，我父亲住在那儿，某个叫佩德罗・巴拉莫的人”――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关于父亲一寻找父亲的文本。联想到小说原名《窃窃私语》(Los Murmullos)，但最终出版时，却更名为《佩德罗-巴拉莫》，我们可以肯定鲁尔福最终决定围绕“父亲”展开叙事。同时，首句也表明，“我”(胡安・普雷西亚多)对科马拉、对父亲都很陌生，关于家乡与父亲的一切都是“他们”告诉我的，换句话说，对胡安而言，父亲仅仅存在于叙事与建构之中。接下来胡安第一个遇到的人阿文迪奥，既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杀死父亲的凶手。胡安到来之前，父亲已经被杀死，这次寻父之旅以胡安的死亡告终。
不仅胡安无父，科马拉中的大多数年轻男子都是在“无父”的情形下长大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巴拉莫，而后者从来没有认过他们。况且，巴拉莫自己也是未成年即丧父。他的父亲在一次婚礼上被意外枪杀(小说也提到巴拉莫祖父之死)，这件事情对他打击甚大，以致他后来采取了一种歇斯底里式的报复举动――把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全部杀死。但是，父亲在世时，巴拉莫蜷伏于父亲的阴影之下，孱弱卑微，以致父亲一直认为他是个“废物”。但在“前俄狄浦斯期”就失去父亲的巴拉莫拒绝任何“以父之名”的顾命大臣，父亲死后，他拼命要证明自己已“长大成人”。他追逐女人，不断成为父亲；
他侵吞土地，最终成为科马拉的Casique，科马拉之父。这一切无非是要证明他“菲勒斯”的强大，已走出焦虑，长大成人。
事实上，作家鲁尔福本人就是在孤儿院中长大的。他家族中的男人几乎都死于非命，没有一个活过33岁。六岁那年，父亲被杀；
两年后，母亲病世。他的故乡阿普尔科这个小村庄几乎是他的祖父一手建造的，这也许是巴拉莫的原型之一。
文本内外，行走着一个个无父的男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份问题在他们的内心纠结，即使死亡也没能终止他们的焦虑。他们都曾努力摆脱困惑，找到自我――胡安返乡寻父，巴拉莫不断占有女人、占有土地来虚构匮乏的主体，鲁尔福则将他的焦虑文本化。但是，胡安从未见到父亲，种种关于父亲的叙事更加剧了他的焦虑，终于不堪重负，死于如影随形的鬼魂私语中。苏萨娜是巴拉莫一生最大的欲望对象，但他从来没能真正得到她，以致苏萨娜死后他彻底放弃了生命。这一切表明，鲁尔福的焦虑并没有被治愈，而是刚刚开始。
至此，我们仍然不过是对《佩德罗・巴拉莫》进行了～次威尔斯所谓“普通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这并不新鲜。在世界电影史中，《公民凯恩》向来被视为“技巧大全”，鲜有人论及其政治性。而《佩德罗。巴拉莫》被阅读与评论的情形与此惊人地相似。劳拉・莫尔维曾经颇富创见地“试图把该电影分析为在心理分析和政治中一个有意识的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实验”，原因在于，此前“在《公民凯恩》中，这些历史和政治因素几乎没清楚显现出来。然而，它们的痕迹在电影的意象和隐喻中几乎是可以辨析的”；
所以对电影进行一种意识形态解读式可能并且必要的。于是她将《公民凯恩》置于二战的背景之下，从一个小男孩无法克服的俄狄浦斯情结视为彼时美国与欧洲关系的隐喻。在劳拉・莫尔维的启发之下，当我们将《佩德罗・巴拉莫》还原于历史语境之中时，文本内外(包括鲁尔福在内)的俄狄浦斯们的焦虑便超越了个体经验，而可以被视为关于墨西哥国族身份的寓言。
让我们先回到五百年前的历史中。第一个到达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在墨西哥海湾得到了一个印第安女奴玛利纳利(Malinali)，她会讲玛雅语和纳华语，因此成为科尔特斯的翻译，也兼情妇。她完全站在殖民者一边，即使屠杀印第安人时，她也冷眼旁观。后来她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被西班牙人称堂娜・玛里娜(DoRa Marina)，而印第安人因为她成了“天神”的伴侣，给她加上印第安人的尊称后缀“辛”(一tzin)，称她玛林辛(Malintzin)。不过，玛林辛后来由被科尔特斯转嫁他人，客死西班牙。而他们的儿子马丁则被留在了墨西哥，最终被
作为殖民者之子送上断头台。
台湾译者张淑英在她翻译的《佩德罗・巴拉莫》序中指出，小说“同时也是对‘马琳齐主义’的一种诠释。佩德罗・巴拉莫象征阳刚的大男子主义，他抛弃多洛蕾丝正如可提斯遗弃马琳齐一样，多洛蕾丝・布雷希亚多的角色，正是马琳齐被贩卖的替身。……多洛蕾丝死而未能回到她眷恋的故乡，她也企盼着找寻自我。而璜・布雷希亚多和马丁。可提斯最后第死在母亲的故乡。虽是相隔四个世纪的时光隧道，鲁尔福仍将历史的墨西哥和现实的墨西哥做了敏锐的洞察与剖析。”
帕斯亦曾经专门撰文《玛林辛的子孙》，称所有墨西哥人都是“之子”。他在文中引用了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国立大学预科教材》中的观点，“玛林琴是墨西哥的夏娃，当墨西哥人唾弃玛林琴时，便在割断自己与过去的联系，否定自己的根源，并且孤立地钻入历史生活之中”。与哈姆雷特不同，哈姆雷特可以仇恨自己的叔父和与之为谋的母亲，但墨西哥人无法同凶手一刀两断，因为凶手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当你的身体里流淌着殖民者的血液时，你如何一概否定自己的全部传统?正如帕斯所说，“过去已经是个整体，由表情、姿态、倾向组成，人们已经很难区分其中哪些是西班牙的，哪些是印第安的”。海蒂・赫布拉指出(Hedy Habra)，普雷西亚多的寻根之旅引导他认同母亲而不是父亲。似乎暗示，鲁尔福是印第安主义者。事实上，鲁尔福对印第安人虽然十分同情，但他并不主张墨西哥重新印第安化。《佩德罗・巴拉莫》中虽然女性讲述者众多，但她们对巴拉莫的回忆并不带有控诉的情绪。惟一一个拒绝了巴拉莫求欢要求的达米亚娜，对当初的拒绝甚至颇为遗憾。代替多罗蕾丝在新婚之夜与巴拉莫同床的爱杜薇海斯对于巴拉莫因为醉洒而没有占有她耿耿于怀。另一个重要的女性叙事者多罗脱阿充当的是米盖尔的皮条客。在巴拉莫父子的罪恶中，这些女性不仅没有拒绝、反抗，甚至是主动的、迎合的、满怀感恩之情的。巴拉莫的第一个妻子多罗莱斯主动离开了他，但却一生难以割舍对科马拉的思念。只有苏萨娜是例外，她以其疯狂乃至死亡将巴拉莫永远排斥在外。所以，与其说普雷西亚多认同母亲而不是父亲，不如说他最终发现无处安置认同感，自我仍然是不解之谜，于是绝望地死去。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范文第5篇
一、身份归属的困惑
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寻找身份归属始终是最核心的命题之一。个体对客观现实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判断，都要基于其特定的身份归属。同时，人作为社会性动物，获得安全感，并实现对自我认知上的同一性也都要在与他人所建构的具体关系中才能实现。在《丛林之书》中，莫格里的成长经历鲜明地阐释了这一点，而莫格里的成长过程实际上也是其寻找身份归属的过程。
莫格里在成长过程中的身份归属问题实际上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个体的自然属性，二是文化属性。对于前者来说，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莫格里虽然一直生活在丛林中，其生存方式和认识世界的基点都与动物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也无法否认他在自然属性上是人类的一员。这既是母狼在收留年幼的莫格里后，遭到狼群很多成员的反对，也是他即使内心不情愿也必须去适应人类社会的主要原因。在《莫格里的兄弟们》这篇小说中，作者便设置了这样一个充满寓意的场面，揭示了莫格里无法回避的与狼群本质上格格不入的自然属性。狼群们总要将小狼仔推到群体中央，使他们能够被其他成员狼辨认出来，以免受同族伤害，并得到群体的保护。在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仪式上，母狼将年幼的莫格里推到狼群中间后，其身份归属第一次遭到了否定。这预示了身份归属是主人公未来成长道路中的最大矛盾和困惑。
在小说中，读者可以发现，影响主人公自我认同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并非自然属性问题，而是文化身份上的矛盾。在吉卜林的笔下，动物并非出于蛮荒的原始生存的状态。它们有着丰富的生存经验，并将这些经验累积下来，代代相传。并且，它们有着独特和清晰的个体价值观与群体观念。狼群不是自发，而是自觉地建构了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社会契约”。这表明狼群有着一整套完整的社会文化体系。因此，在狼群中长大的莫格里不仅有着许多动物的生存习性，在主观上也认同了狼群的“社会文化”。这是其离开狼群后无法适应人类社会的最本质原因。在文化的冲突上，作者通过语言这一典型的文化符号揭示了主人公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语言是主体与他者之间构建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莫格里能够听懂丛林中各种动物的语言，并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熊、鸟、蛇、猿的语言，他都耳熟能详。但在人类社会中，他却因蹩脚的口音而遭受蔑视；
在组织牛群杀死邪恶的老虎谢尔汗时，莫格里也只能依靠狼兄弟们的爪子和嚎叫使牛群按照自己的计划路线行进；
而猎人头领布尔迪阿虚伪自大的夸夸其谈更是令莫格里难以认同。莫格里开始以沉默回应，但最终出语反抗。这种冒犯人类社会礼法的做法使其更加被人类社会边缘化。
二、成长中对自由的追寻
对自由的追寻也是莫格里成长过程中要面对的重要命题。莫格里的成长之路上，身份认同的困境始终是限制个体自由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莫格里一直为其所困，而无法拥有身心和谐的自由生活。在小说中，这种认同问题实际上揭示了主体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客观的，没有人能够规避。作者通过戏剧性的情节设计使主人公处于更加极端的环境当中，以此揭示出其身上那些勇敢、智慧与坚持的性格品质。
在《丛林之书》中，吉卜林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积极去协调自身与环境冲突的人物形象。虽然莫格里经常身处逆境，但却始终抱持着乐观、自信和对生活的热爱。他学会了在树枝间攀援跳跃，猿群开大会时，他也参加；
他会“帮他的朋友们从他们脚掌心里拔出长长的刺”和尖石头碴；
在狼群追赶猎物的时候，莫格里也会和他们一起奔跑，并帮助他们轰赶猎物。在莫格里被狼群赶出丛林来到人类的栖居地后，发现“如果听不懂人说的话，做人又有什么用处？”，他决心“学会他们说的话”，并努力地学会了很多东西。他几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学习人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他学会了穿衣、钱的用处、耕种和人类的语言。这表明莫格里始终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身边的环境和各种新事物，努力去适应环境，以使自己能够被环境接纳，实现身心的和谐，进而实现自由生活的目的。
在《丛林之书》中，吉卜林也提出了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的命题。在他的笔下，主人公虽然是一个勇敢且敢于挑战权威、追求自由生活的人物，但莫格里也同样有其恪守的准则。在森林中，他从未违背过丛林法律，在与狼群和其他动物共处的时光中，莫格里更是珍视群体间的友谊和相互之间的团结协作。在人类的小孩子们嘲笑他的发音时，虽然内心充满愤怒，但他却始终没有放任自己的暴力冲动，而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因为他知道杀死赤身的小崽子是不公正的。”而与莫格里相反，将老首领阿克拉孤立的群狼，“随心所欲地行猎和殴斗”，他们有些掉进陷阱成了瘸子，有的中了枪弹，有的吃了腐败的食物而生病。作者通过老狼阿克拉的话揭示了自由与责任相伴的关系，“把你们叫做自由的兽民不是没有缘故的。你们不是为了自由而战斗过了么，现在你们得到了自由。好好享受它吧”。同样，在《丛林之书》中，那些印度村民迷信愚昧又粗鲁野蛮，吉卜林也是把他们作为遵守“法则”的动物的对立面来写的。[2]
此外，莫格里在对自由的追寻中，内心逐渐变得坚强和成熟。这是人物成长的重要标志。它集中体现在主人公从被生活选择到自主选择生活的转变上。虽然，身份认同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莫格里已经能够面对生命的复杂性，并依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意愿去选择生活。这是主体实现生命自由的表现。莫格里在遭遇了狼群和人群的双重排斥后，不再被动地等待他者的接受，而是选择独自在丛林里打猎的方式去实现身体和人格上的独立。这一决定并非是源于身份认同上的失败，也并非源于主体的一时冲动，而是人物成熟和理智的体现。从前的莫格里总是天真地认为自己有朋友的保护很安全，认为他曾经帮助过的那些狼都是他的兄弟。但在遭到背叛后，“莫格里的心里似乎有什么地方痛了起来，他还从来没这么痛苦过”。莫格里认识真实的世界虽然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也使他变得成熟和独立。当他被人类驱赶后，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这表明了人物心灵的成长。
三、爱的力量
莫格里之所以能够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坚强心智的人，不仅源于其天性中的勇敢和智慧，也源于其所经受的挫折与考验。在他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亲情和友情给予主人公的爱成为其对抗冷酷现实、战胜许多困难和挫折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没有狼爸爸和狼妈妈的庇护，莫格里的小命早就会葬送在老虎谢尔汗的血盆大口之下。狼妈妈为了保护莫格里甚至“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她知道，如果事情发展到非得搏斗一场的话，这将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战斗”。母狼为了一个与自己不想干的人类的孩子，愿意以性命相搏，其善良和慈爱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此外，莫格里没有黑熊的教导、黑豹的帮助和老狼阿克拉的庇护，也难以融入群狼的生活，[3]学会丛林求生的本领。他们不但教会了莫格里基本的生存技能，也让他明白现实的复杂性和学会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此外，爱的力量不但为莫格里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自由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也培养了他健全、积极的品格。莫格里从这些无私的爱中学会了善良、宽容和感恩。这也是人物经历风雨后长大成人的重要体现。他用火罐保护了自己，并保护了衰老的狼群首领阿克拉。在被狼群背叛后，莫格里心痛得大哭一场。在决定离开丛林后，他仍未忘记去狼爸狼妈那里告别。虽然在人类那里他也备受冷遇，甚至被人们充满恐惧和仇恨的石头砸中，他也仍未对人们动用暴力。因为那个把他当做自己儿子的米苏阿一直慈爱地待他。正是如此，莫格里在被人类驱赶出村子后，还能感到“自己很幸福”，并下定决心“我们绝不伤害这个村庄，因为米苏阿带我是那么好”。可见，爱的力量是使主人公长大成熟的重要支撑。他化解了仇恨和忧伤，将莫格里引向积极和正直的道路，并使他变得更加善良和强大。
综上所述，在《丛林之书》的15个故事中，除了七篇相对独立的动物故事外，其他短篇故事都是以莫格里的成长经历和见闻为线索展开叙事的。他是这一系列短篇中的核心人物。他的勇敢、力量与智慧使其成为《丛林之书》精神的人格化体现，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参考文献]
[1] [英]吉卜林.丛林故事[M].文美惠，任吉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