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必须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自己找、群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三个代表论文【五篇】（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三个代表论文范文第1篇
通过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必须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自己找、群众提、上级点、互相帮”的要求，结合进居入户的启发，认真思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刻剖析，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照，扬长避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现根据自身情况和工作实际，从思想和工作两方面对照检查如下：
一、主要好的方面
1、注重理论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追求思想进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革命史，对党的性质、宗旨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心，树立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志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决定和精神，认真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
2、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能充分认识到自己阅历浅、经验少的不足，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前辈请教，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力争做好各项工作，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弥补自己的缺陷；
兢兢业业，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保持了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较饱满的精神状态。通过广泛和全面地接触各项工作，丰富了自己的阅历，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1、政治理论学习欠缺，理论与实际脱节。理论学习不刻苦，没有系统地钻研政治理论，特别是对原著的研读欠缺，只注重表面学习，没能准确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
忽视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导致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脱节，对待理论学习，只满足于片面地引用个别原理，而不能有效地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2、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鉴别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对“xx功”邪教组织的危害性认识不深，一开始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认为自己和家属没有练习“xx功”就行了，别的管不着，直到全国上下深入揭批李洪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xx功”的邪教本质，才充分认清李洪志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看透其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本质。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绪。一是接到任务，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特别是任务多、压力大的时候更是如此，存在应付以求过关的想法，导致工作缺乏耐心，产生急躁情绪，影响工作效果，没有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二是欠缺创新意识，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上级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时产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动而无行动的状态；
三是对有关的政策法规研究少，工作方法简单，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未能牢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一年多来，虽多次进居入户，但都是匆匆来、急急走，只注重于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未能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关心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三、存在问题的根源
1、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政治理论修养不到家。对学习自觉性稍差、重视不够以及政治鉴别力缺乏的问题，究其思想根源：一是没有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学习存在片面性，这是政治理论不成熟的具体表现。二是理论与实践隔离，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唯物关系，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只满足于记住几条重要论断和几句讲话，缺乏系统性、经常性的深入学习，不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不具备用邓小平理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由于对自己的要求标准不高、不严格，导致大错误没有犯，小失误没有断。对基层任务多、责任重、压力大、时间短的难处认识不深，思想准备不充分，产生了马虎应付的心理；
未能全面准确掌握各方面的政策和文件精神，碰到问题才急急忙忙找资料，寻求解决办法，对于没有碰到的问题，没有主动去了解，较突出地表现在社保工作，上头怎么说怎么做，社保业务知识贫乏。
3、群众工作经验不丰富，宗旨意识淡薄。对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深，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行动上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对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群众观念淡薄，密切联系群众不够，缺乏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思想。
四、今后的努力方向
我决心通过这次对照检查，找准问题，抓住产生问题的根源，认清今后努力方向，虚心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弥补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不足。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以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益为落脚点，坚持不懈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特别要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真功夫，不断提高理论学习的效果，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
2、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要努力做到善于克服消极思维、模糊认识所造成的各种束缚，破除急躁情绪，迎难而上，积极工作；
善于对遇到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深挖其中的规律性；
善于从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善于从政治、全局的高度认识事物；
善于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和自身工作特点，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脚踏实地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3、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想方设法提高办事效率，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接待来办事的居民，耐心解答居民的疑问，绝不让“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在自己身上发生。牢记“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的重要观点，深入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丰富群众工作经验，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去。
三个代表论文范文第2篇
浅论全球化与三个代表
但是,毋庸讳言,在全球化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较量和斗争:一种是以美国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这是一种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球化,它的前途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在全球范围内潜在着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危机;一种是建立在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它的前途是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效遏制,南北差距的逐步缩小,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这是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造福于全人类的、本真意义上的全球化。
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这种全球化真正形成并获得健康发展,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体现出的基本要求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除了它对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意义外,是否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国际意义?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三个代表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程度的加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分工的发展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越来越高,切实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势在必行。党的十四大要求:"各行各业都要重要视职业道德建设,逐步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道德规范"。党政干部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管理者的地位,其岗位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党政干部职业道德对其他各行各业乃至全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我们不仅需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党政干部职业道德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经之路,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是社会主义道德核心(为人民服务)、原则(集体主义)在政府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一种主体道德,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最能集中体现社会对职业道德的要求,社会职业道德水平如何,也通过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水映出来,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方向起着主导作用,具有指导性、示范性,是全社会效仿的榜样。
党政干部作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因素,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履行执政使命,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的必备条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广大党政干部发挥忠于党、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党政干部职业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深化了对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党的认识。
三个代表论文范文第4篇
任何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必然具有其人格化倾向和特征。
一个政党的人格向度,是衡量这个政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每一个政党和每个个人一样,都要塑造和维护符合自己生命和生存价值的政党品格。在一种制度化的安排下,一个政党的品格必然规范并塑造着其组成人员的人格向度;这个政党也总是要从她所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人格典范中获得支持和力量。政党品格及其人格向度相得益彰。如果一个政党的品格不是忠诚人民、心胸宽阔、善良勇敢,那就会失去生存的基石而被其他政党所战胜乃至替代;如果一个政党不崇尚和奉行开拓进取、竞争合作,那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和动力而自行灭亡;如果一个政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那就会失去生命活力的源泉而被人民群众赶下台;如果一个政党没有比感官享乐、物质享乐更高贵的品质,那就只能是一群可怜的私利者和短命的陌路人;如果要拯救或重塑一个政党,首先必须使其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个党员的人格得到升华,党的先进性总是通过每一个党员人格的高尚性及其行动来实现的。这是被古今中外政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政党发展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生动实践。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这一对新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的基本问题的科学概括,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品格,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人格向度的高度概括和时代定位。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三个代表”在本质上关系到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党员人格形象以及如何塑造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大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1](P1),即取决于由“三个代表”规范的共产党人的人格向度。
共产党人的人格向度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参与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因素。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昔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P12)共产党人则是其中的先进分子。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经历了以土地和人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形态,以机器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形态,正在迈向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形态。不同经济形态的生产力对资源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在农业经济形态中,生产力需求表现为对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资源和体力劳动者的依赖,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体力的消耗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浅层次的消耗。在工业经济形态中,人类利用大规模机器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自然资源量越多,生产力水平就越高。这种“工业文明”造成了对地球资源的过度耗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自然资源消耗的有害性逐渐成为工业经济形态社会发展的桎梏。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资源依赖逐渐发生转变:从以自然资源消耗为主转向以劳动者的智力(人才资源)消耗为主。正如美国着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智慧的开发。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智慧、本领、人格境界的人才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宝贵资源,高品位人格素质的人才将取代传统资本和资金,成为人类发展的轴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近调查表明,在占有知识上的差距,在人才比率上的差距,最终导致国与国之间在竞争力方面的差别。在当代小国,由“三个代表”规范和塑造的共产党人将成为高品位素质群中的优秀分子构成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
二
人格,是一个多义词。哲学意义上的人格,是指具有自我意识与自我控制能力,即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主体。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则称为“个性”,指个人稳定的心理品质,包括人格倾向和人格心理特征。人格倾向包括入的需要、动机、兴趣和信念等,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趋向和选择;人格心理特征包括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上的个性特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格,通常称为道德人格,上要是指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包括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心动力,道德选择的权利和责任感,独立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和尊严等。笔者以为,人格是“做人的起码资格”,是个人的尊严、价值的和道德品(文秘站:)质的总和,是个体稳定的态度及其行为倾向,是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整合。因此,人格在本质上具有主体性、参与性、合作性和创造性等特性。“共产党人的人格”,就是指“做共产党人的起码资格”,是共产党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是共产党人个体稳定的态度及其行为倾向,是共产党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整合。共产党人的人格特征构成共产党性质、宗旨、任务的实践主体。共产党的宗旨有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党的纲领不仅是具体化的,而且是多层次、多样化的,需要共产党人自觉地予以遵守。比如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之间无论在行为规范还是在价值标准上都有一定差距甚至矛盾,要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框架、价值取向中寻求同一和整合,仅仅依靠政策规范是不够的。只有依赖健全的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以一种自主、进取、慎独、负责任的人格向度,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多元社会实践中提高辨别、判断能力和自觉自主地决策、选择能力,使共产党人的理想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历史阶段得到合生态、合目的和合规律的合理发展。
关于共产党人人格之于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实践主体地位,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受到共产党领袖们的高度重视。于抗日战争时期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就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把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视为共产党最强大的动力之一。高尚的人格,是党性最高形式的体现,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共产党人的价值。没有共产党人人格的养成、发展和尊重,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也就难以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人格养成的内在根据在于:其一,由工人阶级先锋队构成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具有人格化特征;其二,共产党员具有长期共同的政治生活、社会实践和行为方式;其三,共产党员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基础。其外在根据,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决定、制约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人
人格作为中国共产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除了受上述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制约外,还受到它与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人格的层次与水平,实际上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辩证关系的表现。
以“三个代表”为时代要求的共产党人人格向度在当代中国有着双重使命:一是中国社会还处在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三个代表”的人格向度具有彻底消解与根绝、消极腐败和享乐主义的历史责任;二是面对伴随现代化过程兴起的世俗化的浪潮,“三个代表”的人格向度也担负着超越世俗化的肤浅、平庸、单向度、感官刺激、对精神境界追求的缺乏等的价值追求。
以“三个代表”为时代要求的共产党人人格养成有利于扬弃和超越党性教育中两种貌似对立的倾向:一是从脱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特别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生活实际的高远的、单一的人格理想出发,将党性教育变为空洞的说教和简单的灌输;二是无视党性与人性关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品性,把党性教育变为琐屑的行为训练和消极防范。之所以说二者“貌似对立”,源于它们都忽视了与时俱进的党性教育作为潜在的或显在的党性活动载体所应有的人格尊严,因而使得党性教育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深沉的感召力。以“三个代表”为时代要求的党性教育则保证了党性教育的整体感和方向感,使党性教育成为一种价值的赋予、形成和创造的过程,亦即共产党人人格养成的过程,从而实现党性教育从“党性知识灌输”转向“党员人格培养”的理想教育模式。
以“三个代表”为时代要求的共产党人人格向度,表达的是一种价值理想和在应然的意义上对党性教育所作的价值追求。“三个代表”的人格向度对党员个体来讲,必须将人格养成理解为实现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主体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注重共产党人的人格养成是在更深层次、更高意义上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
“三个代表”的人格向度,主要是指遵循“三个代表”的思想规范和塑造当代共产党人的人格品质和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党员成分来源比较复杂,政治觉悟、思想觉悟与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大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法治程度还很不完善。这就存在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肃话题和实践问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党员人格形象以及如何塑造?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必须“努力把全体党员锻炼成坚定的共产党人”[1](PP176-177)。他还说:“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衡量的标准都比较明确,广大党员也好掌握。”“现在情况不同了,处于和平建设时期,广大党员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战线上,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是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而且这样的标准要规定得简单明确,让广大党员做好掌握,这个问题虽然也有了一些提法,但还需要继续探讨。”[3](P45)“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这种探讨规定了方向。“三个代表”思想不仅从理论上规范了当代共产党人人格向度的内涵与要求,解决当代共产党人人格向度的价值取向,而且还从实践上开创了把广大党员培育成坚定的共产党人的问题,以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依据“三个代表”的精神,当代共产党人的人格向度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开拓创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前进要求的共产党人必须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质。开拓创新是新世纪共产党人的人格向度。历史已经证明,哪个民族、国家和政党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开拓创新,就发展,就强大;反之,就落后,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开拓创新还是因循守旧,已日益成为衡量一个政党、民族、国家进步与落后的根本标志。中国改革开放2多年的发展再一次证明: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的生命源泉。开拓创新活动历来是一个阶级(阶层)中先进分的活动,是先进分子对新思想的研究、交流、开发和运用,从而创造出的新事物。大规模的全民族的开拓创新,一定蕴聚着一群具有较高思想文化素质的人才集群。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也必须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开拓创新的中流砥柱和主体力量。
三个代表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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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代表”对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总目标,深刻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怎样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江总书记在阐述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时指出,“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如何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江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建立的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法治国家,而是要把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结合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江总书记的论述,指明了我们建议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和总路径。
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高度概括,是与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方针相一致的,并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法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法律制度的形成和运作机制必然对社会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只有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法治,才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法治。要保证法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促进性(即法为良法、治为良治),法治必须由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党来领导。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的科学性,就在于社会主义法治是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政治制度,具有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性,而不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这和剥削阶级的法治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法治保障的关系:一方面,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使党的基本政策和方针的贯彻实施有了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
2、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发展健康、科学、向上、推动社会前进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认识先进文化和法治文化的关系时:一方面,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而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以人民民主为本质内涵,在党领导下所要倡导的法治文化,正是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先进文化。法治文化的建立,正是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法治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表征,是以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和人权为主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就具有权利义务一致的规范性,法治文化必然对先进文化起到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法治文化和先进文化,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体现利益、价值取向等方面是根本相同的,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就是不断推动先进文化前进的伟大实践。
3、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成长壮大的宝贵经验。在阶级社会里,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所体现的阶级性,正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国家意志形态上升为法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的阶级本质。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代议制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民利,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国家层面集中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从执政党层面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二者在群众基础和利益落脚点上是一致的。这样,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党,对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民主代议制权力机关的领导,使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始终奠基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伟大实践。
二、法治文化和先进文化的高度共融
“三个代表”中,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精辟论述,是我们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新发展。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法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法治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表征,二者体现了高度的共融性。
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经济、社会、法制、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法治国家的建立,必须依赖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正义弘扬的法制基础、法治导向的文化基础等共同的基底塑造来实现。而在诸多要素中,文化要素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的特征的问题都需要与产生法律的社会条件相联系来加以领会,在这种意义上,法律确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没有这个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观念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近代法治。”(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载《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19页)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现象,在特定意义上说,“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体制,都只是中国走向人治的最直接原因,真正的根源是深藏其后的主流思想文化。”(汪太贤:《论法的人文情结》,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第132页)所以,以法治替代人治,文化基础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强有力的精神文化力量。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 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历史上,法治从来就是和民主相联系的。法治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治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的民主,即人民民主,必须保障人民通过选举代表,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基本权利,而这种基本权利必须、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得以最终实现。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所以,我们所倡导的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则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精神的高度凝炼。以人民民主为内涵的法治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主体平等观、诚实信用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自由、平等和人权。人民民主和法治文化的这种内容和形式关系,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阶级利益和民主特征。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文化。“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是一种法定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文化,它是市场主体平等、等价有偿二大基本特征的法律表现。”(郝铁川:《市场经济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变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22页)法律权利本质上是自由意志的集合,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直接要求。从辩证的角度看,法治国家中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所以在强调权利的同时,忽略义务和责任,这就使权利缺乏应有的基础。权利、义务意识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人民民利在法律赋予的条件下,权利主体对于权利的接受意识、权利的实现意识、权利受侵犯时的保护意识的强化是法治文化得以弘扬的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关于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统一的重要内容,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
三、在“三个代表”指引下的法治文化变革
中国推行法治,在文化层面的障碍是: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因其与民主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民主法治的反向力量;另一方面,当代的法律观念和法学理论往往沉缅于工具主义法治观之中。浓厚的法治实用主义色彩,使得这种法治文化观缺少一种必要的理性精神。由此,能够成功地导向法治并给以持久支撑的文化模式,也就难以建立起来。面对这种现实的困境,必须有一场“三个代表”指引下的法治文化变革,进行法律启蒙、观念变革和理性革命。
1、法律启蒙,就是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或法律宣传教育,使人民摆脱对法律无知的蒙昧状态。一个社会的法律意识状况,往往直接决定着法律的有效性和生命力。这不单是因为对法律无知的人容易触犯法律,而且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的觉醒,一个受害者就不知诉之于法,从而保护自己的权益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可以说,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掌握和运用,才是法律巨大力量的源泉。但是,在中国,我们的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法律的思想蒙昧,一种阻碍法律起作用的“土壤”。尤其是一些领导者法律意识很薄弱、很模糊,缺乏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者号召别人守法,却不以法律为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法律思想的蒙昧,对法治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要扫除这种法律思想蒙昧,改良这些阻碍法治的“土壤”,就必须对全社会进行法律思想启蒙,使广大人民养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习惯,使领导者接受法律思想的洗礼并在奉公守法、依法办事方面身体力行。其中确立法治思想应是法律思想启蒙的中心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江总书记亲自倡导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法律讲座,以及从1985年起开展的全民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活动,就是一件十分必要而又意义深远的大事。
2、观念变革,主要在于摒弃或改变各种传统的不利于推行法治的法律观念,树立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观念。所谓传统的法律观念,是中国历史上的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形成的独特法律思想相互交织的产物。不重视法律、不尊重法律或反对法治的文化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了当代中国推行法治的严重障碍。因此,大力进行法律观念的变革,弘扬现代法律精神,使尊奉法治的思想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将大大有助于廓清法治发展的道路。而在当前形势下,针对法律观念的现状,观念变革主要是抛弃“法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官”轻民、重国家轻个人的观念,改变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改变法律工具论而树立法的基本价值观(自由、民主和平等)等等。其核心是摒弃人治思想,确立法治观念。这是由于,人治思想在中国法律史包括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史上,流毒至深,危害至极,影响至远,不坚决清除不足以行法治。超级秘书网
3、理性革命是指超越实用的眼界,确立法治的价值精神和对法律(法治)的信仰。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时局所限,并未完成通过思想启蒙创立新的理性精神的历史任务。民主和科学还远未被中国人所信仰。当人们把法治当作一种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时,法治也就会像“工具”一样可用可弃了。国家真正成为法治国家的前提只能是:通过理性变革,使科学、民主、法治所体现的哲学精神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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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最高权威。
从法律启蒙到理性革命,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也是新的法治文化逐步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一个以法治文化代替人治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就是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的党的领导层的问题。法治本身所强调的是一套民主、公正、自由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领导层的个人智慧和素质。但法治社会也需要伟大的人物,推进法治也必须具有法治观念的领导层。正如黑格尔所言:“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但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督促他们运用那些才能为公众谋利益。”(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05页)从法治文化制约法治运行的角度来看,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是由法治观念规范、引导和推动法治的运作,以达到法治观念和法治运作的沟通。而这种沟通正是需要人来实现的,主要通过执政党、领导层和各类执法者来实现。这表明,在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特别象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里,如果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法律素质,是很难摆脱人治社会的传统影响,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的。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的党的领导层,这是依法治国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培养的党员领导干部,才是能够达到法治观念和法治运作的沟通,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党员领导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