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庞大，涉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务管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基础理论知识在卫生领域内的应用，课程考查非常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内外的卫生领域实际情况，要求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卫生经济学论文【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卫生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英文名称：Chinese Health Economics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主办单位：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0743
国内刊号：23-1042/F
邮发代号：14-97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2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卫生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庞大，涉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务管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基础理论知识在卫生领域内的应用，课程考查非常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内外的卫生领域实际 情况，要求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门课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同时需要教师不断探索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方法，引导学生对卫生经济学的兴趣，启发学生思考。
目前，我国正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新医改三年，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体现出来。目前我国新医改的现实情况，给卫生经济学教学带来了影响。
1 新医改对卫生经济学教学的影响
（1）大量新医改实践为卫生经济学教学提供了教学素材。新医改实施以来，各地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卫生改革案例频现。这些做法为卫生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大量案例，利于学生理解基础理论知识。虽然目前很难对改革进行评价，但利于学生直观感受，启发思考。
（2）新医改案例对学生的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医改实施以来，卫生政策的频率前所未有，改革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甚至不同地区改革的思路大相径庭。这些纷繁复杂的现状需要学生有很强的深入分析能力，分析改革措施的原因和动机，才能真正应用好卫生经济学基础理论。
（3）新医改给卫生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解带来了挑战。卫生经济学从国外传入，目前很多的基础理论知识是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各国的卫生状况、卫生改革差别很大，国外的基础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范围受到局限，需要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研究实际问题的方法。学生在学习课本的基本理论知识时，由于学习背景不同，结合我国实际会对基础理论产生一些疑问，更需要在教学中分析差异，让学生能力理解并更好应用基础理论。
2 卫生经济学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传统教学方法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采取口述加板书或幻灯片的形式，向学生传授基本理论和观点。这种方式理论性强，易于教师系统讲授，但结合对学生的教学效果调查，存在一定缺陷。
（1）理论性强，学生不易理解。卫生经济学分析建立在其他学科庞大的理论系统上，学生对以前的知识掌握不牢固或有遗忘，学习效果差异很大。在教学中，教师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在理论知识的介绍上。这种纯理论的讲解抽象乏味，课程知识点非常多，学生更多扮演接受知识的角色，没有深入思考、主动研究，对知识的理解不透彻，影响他们利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2）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缺乏思考。卫生经济学理论知识点多，单一的老师讲授的教学模式，让课堂气氛非常沉闷，学生觉得学习过程很乏味，无法吸引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卫生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利用基础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单一教学模式下，学生不能理解学习的目的和以往学科的差别，不愿意深入思考。
（3）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卫生系统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学生综合各方面因素深入分析。在缺乏自身思考的情况下，学生面对案例，找不到分析的思路，缺乏系统归纳、综合思考的能力，大部分无法处理案例中提出的问题，达不到卫生经济学教学目的。
3 改进卫生经济学教学方法
卫生经济学需要与实践相结合，我国正在大力进行卫生系统改革，为卫生经济学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素材，更要求学生学习时积极思考，因此，教学方式需要随时改进，以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为主。
3.1 培养学习兴趣
在校大学生与卫生系统接触较少，对卫生经济学的知识点缺乏兴趣。上课之前，首先需要让学生了解学习卫生经济学的意义，学生反感简单的说教学习意义。在开始学习知识点前，通过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事件或案例切入，例如社会广泛关注的医患矛盾、食品安全、药价高等事件，吸引学生，并简单用卫生经济学原理分析一下，可以让学生直观地感觉到卫生经济学的作用，利于他们明确今后学习的方向和目的。
3.2 案例教学，启发思考
卫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需要和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卫生系统的运行状况结合讲授，案例教学有利于学生全面回顾、系统思考所学过的理论知识。
老师将报刊、杂志、网络中的热点事件和问题整理修改成为课堂素材，设计课堂案例讨论、设计案例问题，让学生按小组在课下准备，收集资料，整理观点，课堂上各抒己见，课堂上讨论观点冲突更能产生思考的火花，同时又活跃了课堂气氛。
3.3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目前高校都建立了较好的多媒体教学环境，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减少单一文字表述的多媒体课件，利用多媒体技术，以多种形式向学生展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往以文字板书和教师讲授的单一模式，对学生的刺激点不够，在多媒体课件中引入声音、视频等效果，促进学生提高课堂注意力。多媒体课件的信息量可以远远多于教师板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给以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信息。
本科学生没有工作经验，与社会接触太少，卫生系统的一些现状离他们日常生活较远，不能体会和理解一些具体问题，多媒体课件可以向学生展示卫生领域中的现实状况，让他们有直观感受。
3.4 角色扮演，引导学生思考
在分析卫生领域的具体问题时，会有很多相关因素的影响，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到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学生往往会想得比较简单，倾向于简单分辨是非，因此，引导学生分角色思考可以抽丝剥茧，让学生对问题分析得更深刻，不同的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在课堂上交流观点，产生思辨，更利于学生理解和认识卫生经济学基本理论。这种换位思考，更让学生明白了问题分析和政策设计的难度，不再单纯提出一些“大、空”的建议和观点。
卫生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科文卫支出 U型曲线 地方政府竞争
一、引言
中国式财政体制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分权与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的紧密结合。这是分析中国非生产性支出演进规律的背景。我们的目的是想发现中国教科文卫支出比重是一直在降低还是存在一个先降低后提升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
二、计量经济模型
对倒U型或U型曲线研究最著名的是库兹涅兹。他（1955）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中，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会加剧，但在经济增长的后期，这种情况则会得到改善，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倒U型假说自提出以来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并产生了许多经济增长与相关经济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尚缺乏对教科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进行研究。所以，本文试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库兹涅兹的倒U型假说关注的是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曲线具有的特性，因此，倒U型曲线函数仅涉及经济增长一个解释变量，如果引入多个解释变量，反而违背了他的原本思想。虽然我们要研究的是正U型曲线，但是U型与倒U型的差距就是一个二次项的符号不同。所以，关于教科文卫支出和GDP之间的U型假说的实证分析，我们设定的基本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仅为人均GDP，具体形式为：
lnUit=α+β1lnGDPit+β2（lnGDPit）2+εit
i=1，2，3……，t=1，2，3……
其中：Uit表示i省在t年的人均教科文卫支出，GDPit表示i省在t年的人均GDP， εit为（n×1）阶正态分布的误差项向量。为了满足线性化估计的需要，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在处理数据前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省际财政支出的分类方法在分税制改革前后有所变化。分税制前省级财政支出中教科文卫支出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分税制后调整为：教育、科学技术、文教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共4项。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基本的前期处理。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我们发现所有面板数据水平值都是平稳的，符合面板建模的前提。为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我们首先利用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判断，默认的原假设是选择混合回归模型，统计结果否定原假设，因此先排除混合回归模型。接下来，利用Hausman （1978）设定检验来判断是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取随机效应模型，由于Hausman检验是假定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否定原假设，因此，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2 教科文卫支出和GDP之间倒U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数据为T值，“***”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得到的计量结果来看，无论是固定效应面板还是随机效应面板，人均GDP、人均GDP的二次项均和人均教科文卫支出的相关性显著，二者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都很显著，而且结果非常稳健。人均GDP、人均GDP的二次项的系数均为正，在图形上表现为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这说明人均教科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有一个明显的先降后升的变化，即二者之间呈现U型曲线的特点。
四、结论及其U型原因的解释
本文利用1987-2009年中国28个省市（，四川和重庆除外）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教科文卫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教科文卫支出与GDP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教科文卫支出占GDP之比会逐渐下降，但在经济发展的后期，教科文卫支出占GDP之比则不断提高。
为什么教科文卫支出占GDP之比会呈现U型曲线规律？我们的理解是，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制度与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易于产生偏差。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分权、基于政绩考核的地区竞争和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快速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理性的地方政府会选择增加能更直接带来GDP增长和收入增长的生产性公共支出项目。我国缺乏真正发挥作用的“用手投票”机制，“用脚投票”的机制也受到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居民的需求很难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科教文卫支出被削减，教科文卫支出遭到挤压，从而形成财政资源分配的偏差。
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各地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转型又受到要素依赖的约束。前期经济增长和生产性公共支出的积累，一方面使得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对生产性公共支出的需求相对降低，在产业转型升级对要素优化提升的需求约束下，为了持续的增加GDP，地方政府必须主动或被动的增加教科文卫支出以改善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来吸引人口流入、改善投资环境、增加人力资本，使得教科文卫支出占比GDP逐渐上升，从而使得教科文卫支出呈现U型规律。
参考文献：
[1]Musgrave， “The Voluntary Exchange Theory of Public Econom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9.
[2]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和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年第2期。
[3]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4]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11期。
[5]齐福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经济科学，2007年第3期。
[6]李永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演进及其效率》，[J] 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9期。
[7]万广华：《转型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发展—非线性模型是否必须》，[J]，世界经济文汇，2004年第4期。
卫生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无限防卫 刑罚制度 行为法经济学
一、引言
无限防卫制度在我国自创设伊始就一直是学界乃至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所在，时至今日，关于无限防卫权的种种论争也依然没有平息。对无限防卫权立法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刑法理论界不少学者予以肯定，也有学者指出该立法存在种种缺陷，实践中容易导致公民对其滥用等弊端。笔者在本文中，将通过行为法经济学的理论拓展研究视角，将传统法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结合，以期对无限防卫权的理论研究作出有益尝试，就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提出可取建议。
二、无限防卫权的传统法学理论分析
无限防卫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正当防卫权的极限形态，其针对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各种暴力犯罪，在此情境之下，受侵害人基于自身的防卫行为造成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责，不处刑罚。在这里笔者尝试从无限防卫权与刑罚的关联性角度，从传统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无限防卫权加以分析。
无限防卫权与刑罚的关联，其根本在于：无限防卫权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使得一种损害他人的行为拥有了正当性，不属犯罪，因而不会被处以刑罚。这就与他种致害行为发生的情境之下，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处罚的行为构成了明显区别。然而无限防卫制度与刑罚制度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刑法法律体系下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界分是在一个总体规则体系下的两种不同的行为判定机制，二者的终极立法价值目标也应当是在一个总体的价值标准参照之下的。
在此种界分之下，我们可以从互为表里的两方面来考虑以下问题：一方面，从终极意义上来讲，无限防卫制度与刑罚制度的正义性是否是统一均衡的；
另一方面，从立法实践的角度上来看，二者在制度设计与实效上是否是协调一致的。
首先，从正义标准上来看，我们大抵可以明确这二者应当是符合一种共同的正义标准的。若按照一种定量的权威参照体系来考量，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此两者应是属于一系列完整的刑法法律体系之下，而这一系列刑法法律制度在特定社会情境的正义标准参照系当中，无疑应当映射到一个相同的坐标点上。这也就意味着，无限防卫权与刑罚在制度创设的根本目的上，在立法采用的规则参照标准上，还包括实践的预期目标上，都应当统一于同一个正义衡量标准之下。再者，从人类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渊源来考察，此两者拥有相同的功能本质——救济效能，它们都是被用来救济受到不法侵害的合法权益。其中，无限防卫属于自力救济，刑罚属于公力救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及法制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自力救济为主到公力救济占据规则垄断地位的转换与发展。但是无论古今中外，无可否认的是，救济手段的变化始终围绕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即人类防卫本能的实现。进而言之，当已然存在损害事实或现实危害的前提之下，在社会运行进程中，人类必然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实现其个人意义上的防卫或复仇，这也是正义二字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我们可以说，无限防卫与刑罚拥有共同的制度渊源，在合正义性的命题之下，可以追溯至共同的社会根源及人类本能——防卫与复仇。
其次，在一个共同的正义观念指引之下，无限防卫与刑罚在制度创设上就应当遵从某种共同的内部机理，两者践行所致的法律实效乃至整体社会效应，在天然上就要求具备相当程度的协调性与对应性。换句话说，对于某种或某一个特定的侵害行为或造成现实危险的行为，其行为后果无论是引起无限防卫的回应还是刑罚处罚的启用，理论上来说都应当达致同等程度的防卫效果，实现同等意义上的复仇诉求，触发对利益相关者的私益性质与强度上大致无差的调整与分配。无限防卫与刑罚作为刑罚制度体系之下的两种分支制度，总体上都应当在刑法所提供的行为激励机制的导向之下，对刑罚法律关系的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起到一种协调统一的偏好激励及行为导向作用。在个案当中，受害人是选择无限防卫还是刑罚处罚来寻求救济，侵害人是被防卫还是被处罚，都应当抱有同等性质与强度的行为预期，此种预期的出现应视为刑法制度创设的内在价值目标之一。
随着人类文明的极大繁荣，以及人类个体素质特别是智力素质的极大提升，在现今世界各国各地区乃至一国内部求同存异、互助共赢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的正义理念也在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其反映到社会规则特别是最具普遍权威的法律制度之上，也不可避免的随之发生改变。仅就刑法而言，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然基于人道主义、人权本位思想而逐渐宽和。在我国当代法律生活当中，“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的重要刑事审判指导政策。“在古代，社会能够容忍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残酷的刑罚措施。而今天，哪怕是微小的酷刑也难以容忍。刑罚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今天以自由刑为中心，乃至向财产刑为中心的演变，清楚的勾勒出刑罚从严厉到轻缓的轨迹，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①
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刑法法律体系的运作方式在于用公权力的行使来取代私人的裁判与制裁，以此来调节维护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刑罚作为一种调节与再分配手段，它的适用应是以摈弃犯罪者与受害者个人立场，从一个中立客观的角度采以法律上的衡平与保护。然而现今我们面临的法律困境与学界争议就在于，在刑罚日趋宽缓化的今天，在“少杀、慎杀”已成为我国司法活动中重要刑事审判政策的大环境下，无限防卫权一方面被认为可能用来弥补所谓“公法与公权的滞后性”，另一方面也同样作为一种人类防卫与复仇本能的载体，它的存在足以称之为现今刑法法律体系与刑法法律精神的悖论式的演绎，更遑论无限防卫行为之于社会群体及复杂人性的严重负外部性与道德风险。
设置无限防卫权的最大风险在于，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刑法规制体系之外，为人类本能恣意打开了一道突破法治而退回“人治”的后门，它赋予了个人可致他人死亡的终裁权力，当致害人死亡之后，即使由公权宣判致害人有罪，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私人的裁判与执行，取代了公权的裁判与适用，并最终不得不由公权来执行法律上的追认程序。这实际上可视为是在法律程序及效力层面，将无限防卫权置于公权之上，突破了公权的权威与秩序。
三、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无限防卫权
从行为法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体系，其制度设计是以“对人类本能行为的控制”这一理念为基本出发点，其理论基础是从对传统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修正，或者说再解释与再建构来展开。具体而言，其基本的理论假设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与有限自利。②由此立场出发，无论是刑罚还是无限防卫，其作为刑法法律体系下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当致力于“行为控制与导向”这一整体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二者的共同立法目的应当进一步解释为：在控制人类本能行为的基础上，采取适应于特定时空情境下社会经济、政治文明发展的调节方式来实现社会正义与社会繁荣。
行为法经济学对于社会中具体的人，有这样一种前提分析：体的个人是十分复杂的，人的行为有三大基本特征——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与有限自利。其中有限理性主要阐述的是在人的行为决策及行动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对标准理性的系统性偏离，即对自身、对社会或其他行为对象产生臆断或后见的偏见。这种偏见会使人们并不是按照完全理性的思维来选择行为策略，而且此种偏见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下，由人所处的社会情境塑造出来。有限意志力则是对有限理性的进一步解释，在得到充分信息的前提下，人们有时也并不是按照理性的判断来选择行为。换句话说，人们的偏好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也并不一定是导向一种“合理”的预期效用。
在这两大前提之下，有限自利就能够更符合现实的解释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哪怕并不能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愿意为他人付出，在得到他人公平善意对待的同时也愿意向他人提供同等的公平与善意。但与此同时，人性也决定了，有些时候，有些人会在不公正的对待面前报以同等甚至更大程度的恶意，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伤己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佐证。因此说，人的自利倾向也是有限的，在自利倾向之外，人们可能基于更大的善意或更大的恶意来付出成本并以此支配自己的行为选择。
将行为法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放诸于无限防卫的情境，很多时候，对于暴力犯罪的致害人，他很清楚刑法的严苛性，也清楚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大力量，也清楚可能招致防卫人的致命打击式防卫，在这种充分信息的条件下，他基于自己的意志，做出了一个也许根本谈不上“自利”的行为选择。与此同时，防卫人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在十分严重的现实危害的迫使之下，也绝无可能保持一种理想状态中的完全理性及完全自控。在这种状态下，防卫人最理性的思维也许就是他如何更好的发挥自己的防卫本能，甚至是满足自身被激发出来的复仇欲望。此时由于无限防卫权的存在，防卫人心中所想可能会是更加放纵自己对本能冲动的约束；
而与之相对的是，致害人如果一旦遭受激烈防卫打击，认为防卫行为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也可能会选择尽可能的扩大伤害程度以使防卫人失去伤害自己的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双方的行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由无限防卫这一法律情境塑造出来。
不仅如此，行为法经济学研究表明，人在行为过程中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倾向：人们在面临收益时往往小心翼翼，在面临损失时却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
人们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这种理论被称之为“前景理论”。③正是在这种心理机制的驱使之下，有一些极端情况的出现便成为可能——防卫人遭受不法侵害时，有很大可能会在心理上放大受害的危险与恐惧，从而导致其与致害人之间不可控的激烈对抗，即使致害人并无防卫人所想象中那么大的致害能力与意图。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出现一方当事人死亡的结果，我们在事后很难来判定这其中究竟是存在主观杀人故意还是判处过失致人身亡，认定防卫过当还是成立无限防卫，因此也很难期待刑法与刑罚制度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定纷止争、公平裁判乃至合理救济。
除此之外，行为法经济学对无限防卫权之于刑罚的法理冲突，还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与传统法经济学理论相比，行为法经济学更关注具体的人及具体的行为，它把简化的抽象模型进一步还原到现实当中。在此意义上，“禀赋效应”（endowmenteffect）描述了人们这样一种行为倾向：“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初始权利，即便没有这种初始权利，他们也不愿意出资购买。”④与科斯定理相比，禀赋效应所描述的行为模式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对社会分配做出了与之不同甚至是相反的预测，这一预测无疑会对法律规则的设计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禀赋效应的结论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权利的初始分配真正决定着权利的最终价值与实际效用，因此也会塑造人们的偏好并影响行为的选择。在无限防卫与刑罚的情境之下，防卫人基于法律的初始分配而享有无限防卫权，在现实危害（哪怕是臆想中的危害）发生之时，绝大多数人是倾向时刻小心防卫限度不去行使无限防卫权，等待刑法的事后裁断，还是在无限防卫权的“先天”光环之下凭借一己私力来捍卫人身安全？而且无限防卫权的严格适用条件该如何在事后得以准确而公正的认定？当出现致害人伤亡的行为结果时，防卫人与致害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该如何与伤害结果一一相对应？正是由于无限防卫权的初始法律分配，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才会出现各种各样难以裁断的疑难案例，才会出现各种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判决结果。仅从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增强断案能力的角度出发，就可以保证暴力犯罪案件中各方当事人会得到公正的判决结果么？
笔者认为，以上问题并不能依靠提高司法判决精准度的努力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律事先做出的权利初始分配才是导致当下司法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法律条文的抽象性与司法自由裁量风险的双重影响之下，防卫人正确行使无限防卫权与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无限防卫的成立都几乎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一句话说，无限防卫权的设立，才导致了法律在其适用时变得强人所难。
四、结论
卫生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卫生）事业管理；
课程设置；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1-0096-01
一、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意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还没有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该专业是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方向开设的，因此，该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没有明确的标准。不少学校的课程设置是在原设相关专业所设课程的基础上，做些修改，增加或减少几门课程，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专业[1]。针对公共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的问题进行探索，重点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审视现有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构建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教学特色。
二、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分析
在被调查10所院校中，在培养目标设置方面，均体现以培养具备现代化卫生管理理论、技术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管理、交际能力，了解卫生事业发展趋势，具有创新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院、医药企业等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但各院校在培养目标设置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教学计划与培养目标没有对应，培养人才类型各不相同，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山东中医药大学则是应用复合型管理人才，还有其他院校是高级复合型人才或应用型人才。因此，中医院校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应更具特色，即培养具有良好政治思想素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有现代卫生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经济管理学的相关知识、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基础知识能力，能够在卫生行政部门、医院、医药企业和各类公共事业组织等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管理人才。
三、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
关于教学时数，必修课程总学时数：最多的3610 学时，最少1926学时，平均2650学时。其中理论学时最多的2776学时，最少1366学时，平均2603学时。实践学时最多1697学时，最少114学时，平均562学时[2]。各院校的课程设置层次基本相同，但必修课安排比例上差别较大。
调查10所院校发现，各院校课程设置大体分为公共课、医学课和专业课三个层次。公共课程必修课学时在30%左右，公共课科目大体相同，公共课包括：体育、外语、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政治思想、身体素质及基本知识与能力素质类课程。医学课主要以医学概论、医学单科形式设置，医学类课程必修课学时最高为35.55%最低为16.19%，医学类课程必修课学时比例差距较大，各院校应结合自身条件整合医学类课程门数及学时，建议医学类课程必修课学时在30%左右，让学生用较少的学时学习更多的医学知识。专业课主要就是卫生管理、经济类课程，专业课程必修课学时数最高为58.28%最低为35.15%，建议专业课程必修课学时数在40%左右，课程选择要符合人才培养的目标，确定专业核心课程。
为适应卫生体制改革和卫生事业管理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学科组建，明确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全面分析中医院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四年制）人才培养现状、医学课程与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中医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医学课程设置的发展方向，形成具有中医药院校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多次召开专家讨论会、召开毕业生座谈会，对现有教学计划进行修订。该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根据国家高等教育相关体制改革内容，结合本学校自身特点，制定出符合中医院校的教学计划。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课开设9门，656学时，开设体育、外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
医药基础课11门，704学时，开设中医基础概论、正常人体解剖学（含组胚）、病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等；
专业基础课11门，528学时，开设经济数学、线性代数、会计学原理、管理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等；
专业课12门，576学时，财务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组织行为学、电子政务和文秘基础等；
任选课10门，320学时，医学伦理学、商品学、医药信息管理、科研设计与方法和人力资源管理等。
科学教育改革的新构想，其特征是突出科学、技术。新医改政策下，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医学院校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建设要紧跟时代步伐，从事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的中医药高等院校肩负着卫生管理队伍建设的任务。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