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犯罪心理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
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
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
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
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
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赖文.老年人犯罪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程东宁.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网开一面[J].人民法院报,2003(4)
费平金进.当前老年人犯罪增长应以重视[J].
易明刚.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研究[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报,2002,3,1(57-58)
吴宗宪.老年男性的犯罪心理[J].政法论坛,1992(3)
陈丽平.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N].法制日报,2003(5)
郭金亮丁桂枝.论我国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J].求索,2003(4)
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1989
侯玉波.人格与社会心理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2000,9,5(719-724)
赵俊康.中国大陆农村老年保障问题[J].
陈永革李缨.老年人犯罪的英法问题刍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报,2003,12(12)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旧中国的犯罪学及学者的犯罪研究状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有许多家、思想家、家注意过犯罪这一，并且对犯罪原因和犯罪治理问题进行过探讨与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1]，韩非的“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2]，孔子的“君子有三戒”[3]，班固的“防患于未然”[4]，荀悦的“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5]，等等，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犯罪与发展的关系、犯罪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犯罪种类与年龄的关系以及犯罪预防的重要性等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观点没能形成体系，尚未形成一门学科，只能称之为有关犯罪问题的观点或思想。
(一)旧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及其特点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国走向化设置了无数的障碍，使得与社会科学均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面对中国国势衰微，落后挨打的局面，一批追求先进思想的志士仁人，从20世纪初开始，走出国门，向日本、欧美发达国家寻找社会革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以求拯救苦难的中国，使其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们向国人广泛地介绍了西方政治、法学理论、哲学、以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等方面的知识，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犯罪学从西方传播过来，并在中国发展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20世纪前半期，不仅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犯罪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中国的犯罪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具体说来，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翻译外国著作到自己著书立说
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发端于一些学者对于西方犯罪学成果的介绍与研究。他们首先翻译了一些外国犯罪学方面的著作，其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意大利、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著作，而且对日本在犯罪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也作了相当多的介绍。如，1922年刘麟生翻译了犯罪学创始人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旧译《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并先后四次出版。陈大齐翻译了法国犯罪心家马勃的《审判心理学大意》。1927年张廷健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1929年郑玑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1932年，吴景鸿在翻译日本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拓展了原书仅限于犯罪心理学的，提出了社会因素对犯罪发生的重要作用，出版了由其译述的《犯罪心理学》一书。许桂庭于1936年翻译了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的著作《实证派犯罪学》。
查良鉴翻译的美国犯罪学家齐林的名著《犯罪学与刑罚学》，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该书的翻译与出版，对于系统地研究刑罚制度与犯罪改造的关系有着启发性的作用。
在翻译、出版外国犯罪学专著的基础上，旧中国犯罪学者开始利用外国的理论研究当时中国的犯罪问题。并撰写和出版了一批犯罪学专著与教材。如李剑华的《犯罪学》、鲍如为的《犯罪学概论》、陈文藻的《犯罪学》、许鹏飞的《犯罪学大纲》、王克继的《犯罪学》、谭友谷的《经济与犯罪》、孙雄的《犯罪学研究》、韦端民的《犯罪浅说》等，均在30年代先后出版。40年代则有重庆国民党宪兵学校的《犯罪学教程》、李时雨的《预防的理论与实际》、余天民的《刑法与犯罪研究》、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等著作出版。
在众多的犯罪学者及其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及其著作《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严景耀(1905—1976)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法学家。浙江省余姚人。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犯罪学)。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讲犯罪学。1946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并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著有《北平犯罪之社会》(1928年)、《中国监狱问世》(1929年)、《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著作与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严景耀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撰写的毕业论文。尽管该书直至1986年才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家吴祯教授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但是其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和推崇。本书篇幅不长，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犯罪学基本理论、中国的犯罪统计、犯罪类型、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等。将这本书的内容加以规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犯罪问题的重要意义；
第二，犯罪发生的原因；
第三，如何预防犯罪。在这三部分内容的讨论中，严景耀先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坚持把对犯罪问题的研究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之中，认为社会变迁造成文化冲突和文化失调，而文化失调中最主要的则是文化的失调。因此严先生在本书的开头便明确指出：“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6]他指出，一个人从一出生便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的行为规则的社会，他作为所在的集体文化的组成成员，只有逐步地认识和适应这种集体文化，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
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均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严先生强调：对于犯罪的理解只能从产生犯罪的文化传统来考虑才能得到解释。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的目的，是透过犯罪的表面现象探索犯罪者的冲动同环境的有效刺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犯罪者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行为的变化。对于犯罪者的研究，不仅要揭示出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而且要揭示出他所遇到的文化问题，因为犯罪与发生犯罪的社会环境是互相关联的。严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犯罪与社会变迁、犯罪与文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的结论性意见。他指出：犯罪行为是在突然和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的，是在对新的社会环境失去适应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传统形式被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
有些犯罪则反映出中国旧传统与新法律的矛盾。在讨论如何预防犯罪时，严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预防犯罪需要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作透彻和勇敢的再检验，对于社会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迅速变化，应以不停顿的与之相适应的观点来考察。人类要努力争取减少与变化着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与不稳定，以免使人们在社会变迁面前因难以适应而变得无能为力。如果把犯罪看作是与文化冲突不协调的症状，因而寻求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并重新修改制度中的一些规章条文，以求人们加以适应，则犯罪的预防是可能的。
可见，严景耀先生的研究开拓了早期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领域，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他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是珍贵的思想财富，对今日中国的犯罪研究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严景耀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其严谨求实、注重实践的踏实学风密不可分。雷洁琼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严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犯罪问题，面对众多的研究犯罪学的外国书籍和资料，而有关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既缺乏专著书籍，又无可靠资料借以参考的情况，他志愿去北京的监狱当“犯人”，以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随后，他在任教期间，又带领学生对中国20多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7]严先生这种为了研究问题，探索真理，不惜亲尝铁窗风味的献身精神和深入实际的治学态度，很值得后继的学者们。
另外，本书的立场观点也是公正、进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政治压力和认识的局限，有不少犯罪学研究者受西方社会学、犯罪学和国民党法律观点的，总是把犯罪者看成“乱民”，总是想在他们身上找出生理或心理存在的变态或缺陷，并将此作为犯罪的原因。这样做的后果，无形中为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开脱了罪责。而严先生的研究克服了的局限性，他清醒地看到许多善良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所谓“犯罪”的道路，并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严先生论述：“盗亦有道，官逼民反，官匪之害甚于盗匪的观点都是很正确的。”[8]他在本书中热情地赞扬了共产党员、爱国者的英勇斗争，揭露了国民党把人民群众当罪犯，进行囚禁、拷打、枪杀的种种罪行。的确，在30年代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一个社会学者和犯罪学者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这本书虽然写于60年以前，今天读来仍不觉得陈旧。相反地，严景耀先生的进步观点及其运用的科学的，他对犯罪原因及犯罪防治对策的分析以及他的关于犯罪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论等等，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犯罪问题的研究仍有启迪作用，尤其在研究当前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的犯罪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严景耀先生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犯罪学著作之一。
2、犯罪学研究涉及面广，以广义犯罪学为主导就犯罪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犯罪学与狭义犯罪学。狭义犯罪学着重于研究犯罪原因与犯罪现象，而广义犯罪学除了研究犯罪原因、犯罪现象外，还要研究犯罪对策。从旧中国犯罪学的著作看，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绝大多数属于广义犯罪学的范畴。
旧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涉及面极广。就学科领域而言，涉及到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生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等方面；
就犯罪学派别而言，涉及到了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不同派别的观点。学者们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犯罪原因、犯罪对象、犯罪对策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犯罪原因研究中，中国学者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当时情况下的犯罪原因问题。如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1946年)，即对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自然环境原因、个人原因进行了研究。在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方面，他对贫穷与犯罪、失业与犯罪、政治与犯罪、家庭与犯罪、酗酒与犯罪、与犯罪、职业与犯罪、人口与犯罪、烟毒与犯罪、奸淫与犯罪共11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在构成犯罪的自然环境原因方面，作者认为气候、地域、灾荒等自然因素都与犯罪发生存在着联系，并对气候与犯罪、地域与犯罪、灾荒与犯罪三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构成犯罪的个人原因方面，作者主要对年龄与犯罪、性别与犯罪、遗传与犯罪、病理与犯罪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作者指出，人的生理、心理与病理因素均与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其他学者，如李剑华、孙雄、余天民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以及个人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了阐述。当然，他们不懂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问题与犯罪产生的科学原因。尽管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经济对犯罪的影响，但是他们仅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原因的一个方面。同样，在讨论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与个人原因对犯罪的影响时，他们也仅仅满足于罗列各种因素，而不懂得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这种关联性对犯罪的不同影响。这种历史与认识的局限性使得旧中国犯罪学只能在某些具体方面，如犯罪心理学、刑事政策学以及具体的治标性防范措施上认识与理解犯罪学的使命，而无法使中国犯罪学走上全面的科学的发展之路。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对旧中国的犯罪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犯罪学者们运用了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及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西方犯罪学理论为基础，开展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如刘仰之在其《犯罪学大纲》的“中国的犯罪现象”一章中，介绍和描述了中国40年代的犯罪状况、犯罪人的年龄与性别、犯罪人的职业与资产、犯罪人的程度与家庭状况等内容，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犯罪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犯罪的防治问题上，旧中国犯罪学家考虑了种种方案，他们提出刑罚方法、经济救助方法、教育方法、改良监狱制度与改良刑事政策等方法防治犯罪。例如，李剑华在其所著的《犯罪学》一书中提出，犯罪的救治分为根本救治和救治两方面：根本救治包括私有财产制度的废止和自业竞争的废止两个方面；
目前救治包括刑罚和社会事业两方面。在刑罚手段里，李剑华讨论了旧中国刑法里各种刑罚的作用和缺陷；
在社会事业方面，李剑华提出了发展贫民救济事业、流浪人救济事业、失业救济事业、教育事业、卖淫救济事业、住宅改良事业、出狱人救济事业等来救治犯罪问题。郭卫在《(最新)刑事政策学》一书中指出，犯罪之防压，需要以刑事政策加以解决，并讨论了如何以刑罚防止犯罪的发生，以及刑事法规制定和运用的方法。当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局限，犯罪学家们不能提出关于犯罪问题的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只能在具体的治标措施上打转转。
3、旧中国犯罪学受西方影响极深
如前所述，自清朝末年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断地传入中国，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完善起来的。旧中国犯罪学家不仅受西方犯罪学的影响，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箝制和羁绊以及其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因而不能以正确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犯罪学的研究，这就使旧中国的犯罪学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犯罪学的烙印。
在犯罪的定义问题上，他们不懂得用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进行分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人”就是“乱民”，是破坏社会安宁秩序的人，而犯罪行为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应该加以惩罚。这些观点，同西方资产阶级犯罪学将犯罪作为对社会的危害、对文化的反抗与对人类的威胁同出一辙。他们认识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不愿或不敢承认犯罪的阶级性问题，而只愿或只能就事论事地讨论犯罪定义问题。
在犯罪问题研究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学者，如严景耀、刘仰之亲自调查搜集犯罪统计资料外，绝大多数学者都直接采用译自西方或日本的犯罪统计资料加以论证，而对于这些资料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则在所不问。如李剑华的《犯罪学》一书，除作者自己搜集的十几份调查资料外，其余均摘自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中关于日本犯罪情况的统计资料。郭卫《(最新)刑事政策学》中所引用的资料均摘自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统计资料。
在犯罪原因讨论中，旧中国犯罪学家们也采取了照搬西方国家犯罪学理论的方法，用西方犯罪人类学、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犯罪原因问题加以研究。可以想见，没有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犯罪学理论，对本国实际犯罪情况的研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情况和各地自然、人文状况相差很大，各地的犯罪情况相异也很大。另外，同外国相比，则国与国之间差异更大。犯罪学者们置这种情况于不顾，生搬硬套西方犯罪学理论，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犯罪的治理也毫无意义。
在西方犯罪学的犯罪防治论中，没有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犯罪学家们把自认为一切同犯罪有关的事实都拿过来作为对付犯罪的手段。旧中国的犯罪学家们也是如此。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他们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懂得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也不懂得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此，他们不会利用“两点论”和“重点论”来分析和解决犯罪对策问题。他们把一切同犯罪有关的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把关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全部作为解决对象，一股脑地提出来作为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案；
而不明白抓住主要问题。
(二)旧中国的犯罪学教育
从犯罪学传入中国时起，它就逐渐成为中国大学中的正式课程。李剑华在其《
犯罪学》的序言中就谈到，这本书是他在上海法科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授犯罪学和犯罪社会学的讲义基础上加以充实后出版的。他还指出，犯罪学在当时(指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各法学院校、各校法律系的课程，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9]在旧中国出版的中国犯罪学家的犯罪学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的，如李剑华的《犯罪学》、许鹏飞的《犯罪学大纲》、谭友谷的《经济与犯罪》(浙江警官学校教材)、重庆国民党宪兵学校的《犯罪学教程》、刘仰之为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编写的《犯罪研究讲义》、郭卫为该校编写的讲义《犯罪研究资料》、张定夫编述的《刑事政策学大纲》(上海法学院讲义)等。
在严景耀先生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译本序言中，雷洁琼教授写到，严先生从1927年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研究犯罪问题，他选修了“犯罪学和刑罚学”的课程。这一课程的教授是当时监狱改进委员会的主席。[10]雷洁琼教授在序言中还写到：“1928年～1930年他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的赞助下，带领学生对20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调查，收集各种犯罪类型300多个，并从12个省的监狱记录中抄编了一些统计资料。”[11]可见，当时的犯罪学教育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而且还注重实际调查。
旧中国犯罪学教育是同旧中国犯罪学发展分不开的，其课程内容完全由当时犯罪学理论发展的水平而定。由于旧中国犯罪学的成果所限，在校学生接受的犯罪学教育的程度也是可想可知的。总之，由于旧中国战乱频仍，天灾人祸，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与对进步思想的摧残，旧中国的犯罪学理论与犯罪学教育走的是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我们认为，旧中国犯罪学的意义，首先是开创了这一学科，并奠定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在历经了翻译、自己动手写作、讲授犯罪学课程的若干阶段之后，中国犯罪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尽管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条件的限制，犯罪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打上了时代和西方学说的烙印，但毕竟说明犯罪学已经在旧中国有了一席之地。其次，旧中国犯罪学家在犯罪心理学和具体的对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再次，他们在犯罪学教学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总之，正确认识旧中国犯罪学并对其成就与缺陷进行研究，对我们今后继续搞好犯罪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台湾地区的犯罪学研究
1949年之后，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获得
了相应的发展。但是，台湾地区的法学研究与教育，却一直偏重于现行法律。就刑事法学而言，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刑法总论》、《刑法通论》、《刑法原理》、《刑法特论》以及《刑法各论》等，而对于现行刑法以外的法律科学研究，则不太重视。在法学教育中，虽设有犯罪学课程，但仅被列为选修课程，特别是在国家高等的科目中，不设犯罪学课程，因此，犯罪学自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社会环境、决策者不予重视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一门在国际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犯罪学，在台湾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因而难以建立其严谨的理论体系，难以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台湾仍有一些学者，鉴于台湾地区犯罪问题的严重，致力于犯罪学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犯罪学方面的著作。如，蔡墩铭著《犯罪心理学》，谢瑞智著《中外刑事政策之比较研究》，周冶平著《犯罪学概论》，林山田著《犯罪学》，张甘妹著《犯罪学原论》，杨士隆、林健等合著《犯罪矫治：问题与对策》，周震欧著《犯罪心理学》，沈银和著《中德少年刑法比较研究》，许春金著《犯罪学》等。
台湾地区的犯罪学，具有如下特点：
1、台湾地区的犯罪学研究受西方和日本犯罪学的思想影响颇深，无论在犯罪学的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方法论的研究上，都没有摆脱西方犯罪学研究的模式。台湾学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如张甘妹在其所著的《犯罪学原论》的“自序”中写到：“我国有关犯罪学的专书甚少，且其内容多仅介绍外国的犯罪现象而少本国的资料”[12]
台湾的有关犯罪学的著作中，都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外国犯罪学的理论。如周震欧的《犯罪心理学》一书，专门以一章介绍了国外的犯罪古典学派、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生理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犯罪社会学派以及国外的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林山田的《犯罪学》，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如犯罪生理学派的内分泌失调与犯罪、XYY性染色体异常与犯罪；
犯罪心理学派的心理分析论、心理病态人格与犯罪；
犯罪社会学派的无规范理论、紧张理论、标签理论和社会主义的犯罪学理论等等。张甘妹在《犯罪学原论》中介绍了国外的犯罪学理论，尤其介绍了六种犯罪预测方法，如伯吉斯的再犯预测法、葛鲁克的再犯预测法、希德再犯预测法、欧林的再犯预测法、胡雷的少年累犯预测法与葛鲁克的少年非行早期预测法等。许春金则在其所著《犯罪学》的“犯罪与预防”一章中，大量引用了美国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的犯罪统计资料，并引述了达弗拉(Duffala)、罗伯特·萨姆萨(Robert Sampson)、克林纳(Chinard)以及斯塔克(Stack)等人的研究成果和理论；
但是，对台湾地区的预防情况的介绍则少之又少。
应该说，介绍国外的犯罪学理论，对于开拓学者和研究者的思路，拓展台湾地区犯罪学研究的内容，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不问根本情况是否合适，也不管台湾地区与国外的差异，一味生搬硬套国外的犯罪学理论，其结果只会阻碍台湾犯罪学的进一步发展。
2、台湾学者在犯罪学的基本概念、方法论、犯罪心理学、少年司法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林山田在其所著《犯罪学》中，提出了台湾学者关于犯罪学的权威性定义：“所谓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与犯罪人的科际整合的经验科学。一方面，它描述整体犯罪现象以及各种犯罪类型的犯罪现象，分析探索形成这些犯罪现象的社会基因；
另一方面，它研究犯罪人，分析探讨一切与形成犯罪有关的个人与环境因素，以建立解释犯罪现象或犯罪成因的犯罪学理论。并能对于犯罪的抗制与预防问题，提出有效的具体建议，以作为制订刑事政策的依据。”[13]在犯罪预测问题上，林山田认为：“犯罪预测是对于犯罪发生的预告，它
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集体预测，一种是个别预测。集体预测是对于特定人口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犯罪率的预估；
个别预测则是针对特定个人犯罪可能性的预估。”[14]台湾学者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就。蔡墩铭在其所著的《犯罪心理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中，讨论了犯罪心理学的目的、功用，犯罪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犯罪学、刑法学的关系，犯罪心理学的体系。并分章介绍了犯罪与犯人、犯人之反社会性、犯人之类型等方面的问题。着重讨论了犯罪原因方面心理因素与经济因素对犯罪发生的影响，并对犯罪的主观心态，如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心态进行了讨论。周震欧在其所著的《犯罪心理学》中，讨论了犯罪心理学的概念、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等问题。作者还分章讨论了犯罪的心理动力因素、心智缺陷与犯罪心理、精神病与犯罪心理、精神官能症与犯罪心理、精神病态人格与犯罪心理、性变态行为犯罪心理、酗酒与犯罪心理、烟毒与犯罪心理几个方面的问题，并在后面提出了“犯罪心理科学的诊断与矫治”和“审讯心理”的问题。
这两本书研究内容都较为专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此外，杨士隆、林健阳在《犯罪矫治：问题与对策》中，讨论了再犯预测与矫治对策、少年犯之处遇与对策等问题。沈银和在《中德少年刑法比较研究》一书中，对台湾地区与德国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台湾地区的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有很大的推
动作用。
二、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肃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同时在政法工作中加强了刑事立法、司
法工作。在建国初期的历史背景之下，由于阶级斗争和犯罪形势紧密联系，加强刑事法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犯罪研究也就应运而生。当时的研究者结合我国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的经验，进行了针对犯罪现象、犯罪特点与犯罪原因方面的讨论，并将一些被实践证明为有效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概括总结，上升为理论。但是，当时犯罪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关的研究被包含在不同的学科之中：如，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被归入刑法学之中，犯罪的主观原因与特殊预防归在监狱法学之中，而犯罪的社会预防则被包括在刑事侦查学之中。但是这些研究很不系统。从50年代中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之下，再加上受到前苏联对犯罪学、社会学等所采取的否定、取消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消灭犯罪这一现象，就使得犯罪学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随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横行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同其他法律学科一样，不仅没有发展、前进，反而停滞、倒退。建国30年之内，我国没有一个专门的犯罪研究机构，也
没有开设犯罪学课程，使得这一在国际上有100多年历史、在旧中国已有一定发展的学科，在新中国竟无一席之地。
(一)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
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局面，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了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报告》，并要求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政法部门，加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力争发现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与，更好地指导预防违法犯罪的工作。这样，一大批有志于中国犯罪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生理学等学科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和其他犯罪问题的现状、原因、特点、趋势与治理对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此为契机，中国的犯罪学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可以说，新中国犯罪学是在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随着大量犯罪学术专著的出版，大量调查报告、论文的发表以及一大批研究犯罪学的专家和学者的涌现，新中国犯罪学学科体系逐步健全，理论日益丰富，成就日益突出。短短十多年间，中国犯罪学走过了创立到发展的阶段，正逐步走向成熟。除了犯罪学以外，还建立了青少年法学、青少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比较犯罪学以及被害人学等新的学科。各政法院系开设了犯罪学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犯罪学方向的硕士、博士，为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及成就
符合中国国情的、真实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犯罪原因、犯罪现状与犯罪特点，并提出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犯罪对策的新中国犯罪学，尽管同其他国家的犯罪学相比，起步晚，时间短，但是其发展却非常迅速，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成立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及研究机构，创办了有关刊物。
最早建立的全国性犯罪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团体——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成立于1982年6月，原名为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1年改为现名。该学会的分支机构有：青少年法律保护专业委员会、少年司法制度专业委员会、学生越轨预防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工越轨预防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对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青少年犯罪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犯罪类型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港澳台犯罪问题研究专业委员会、重新犯罪控制研究专业委员会等。自该学会成立以来，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学术会议，并组织力量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开展了大规律的调查，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此外，该学会还负责主办《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该学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如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成年人法制教育专业委员会、边疆地区犯罪对策专业委员会、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罪犯矫正专业委员会、犯罪与矫治心理学专业委员等，另外还有几个专业委员会正在筹建之中。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把80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中青年犯罪学者吸收到学会中来，目前已拥有近2000名会员。它汇集了全国犯罪学研究的精英，培养了犯罪学研究人才，壮大了中国犯罪学研究的队伍。自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共召开了六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于1992年在北京召开，选举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组成人员，讨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犯罪类型、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控制与预防犯罪以及改造教育罪犯等问题。1993年在浙江温州召开了题为：“市场经济与犯罪控制”的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犯罪现象产生的规律、经济与犯罪的关系、犯罪原因以及预防犯罪、犯罪的具体对策等问题。1994年在江苏镇江召开了第三届学术讨论会，题目仍然是：“市场经济与犯罪控制”，着重讨论了市场经济与犯罪、提高经济效益与犯罪的关系、犯罪原因体系及其内容、经济犯罪与防治对策、农民犯罪、有组织犯罪、社区构态与犯罪控制、流动人口的犯罪控制、社会转型期的犯罪被害和控制与预防犯罪等十个问题。1995年在河南南阳召开的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以暴力犯罪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内容涉及犯罪现状、暴力犯罪概念、暴力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以及从被害人角度分析暴力犯罪原因等。1996年在河北南戴河召开了第五届学术研讨会暨罪犯改造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主要讨论了暴力罪犯的矫治和欺诈犯罪的治理对策两个基本问题。1997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学术研讨会。针对有组织犯罪和其他犯罪，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加强同有组织犯罪及其他犯罪作斗争的建议。在这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选举了第二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和新一届学会领导集体。除了开展国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外，中国犯罪学研究会还加强同国外的学术交流，1993年，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第11届世界犯罪学大会；
1995年参加了美国犯罪学会第47届年会——美国国内与国际犯罪及刑事司法学术研讨会。
其他的学术研究团体及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监狱学会(1985年成立，原名为中国法学会劳改法学研究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劳改学会，1996年改用现名)、中国警察学会(1992年成立)等。一些政法部门成立了犯罪问题研究的专门机构，如司法部的预防犯罪研究所、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公安部的公共安全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以及山东省监狱管理局都成立了犯罪研究所等等。另外，在一些政法院校建立了犯罪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所等。许多政法院校还成立了犯罪学教研室和犯罪学系，例如，北京大学法律系犯罪学教研室、公安大学犯罪学教研室、华东政法学院犯罪学系等。
有关犯罪学研究的理论刊物，如《青少年犯罪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与法》、《犯罪与改造研究》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一定
影响。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与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合办的《政法学刊》已于1997年出
版。
同时，各类法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类别的社会科学杂志，也开辟了犯罪问题研究专栏，刊登了大量关于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2、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大批的研究论文
近二十年来，中国犯罪学成就的体现之一就是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其中有多种版本的《犯罪学》、《青少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专著，有专门论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青少年立法与司法、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预防及各种类型犯罪的规律、特点与对策的论著和论文。据粗略统计，自1980年以来，全国出版、印发的犯罪学方面的专著、文集、调查报告等计200余种，论文2000余篇，译著50余部，总字数达9000余万。[15]在大量的专著中，以下几部较具代表性：
1)《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王仲方主编，群众出版社1989年5月版)。本书共分四编30章，第一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论、第二编违法与犯罪的原因论、第三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策、第四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立法。全书包括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体制、信息系统，违法犯罪的现象与原因，各种具体防范对策以及立法方面的内容。附录有全国人口分类统计、公安司法机关的各类案件统计资料等。本书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对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犯罪学通论》(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这部书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部教材。其内容包括导论、犯罪现象论、犯罪类型论、犯罪原因论、犯罪防治论五篇四十五章，不仅阐述了犯罪学的概念、对象、沿革、类型、特点等内容，而且重点揭示了犯罪的原因、犯罪的预防、犯罪防治决策和综合治理等问题。全书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性强，价值高，现已成为许多法律院系的教科书。
3)《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俞雷主编，公安大学1993年9月版)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全书共分导论、第一、二、三、四部分和附录。分别论述了我国犯罪的现状与特点、规律，我国现阶段犯罪的成因，我国现阶段犯罪发展变化的趋势，我国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基本对策等问题。附录则包括了课题研究报告提要、国际犯罪统计资料等内容。本书调查资料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对中国现阶段犯罪状况、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
并从理论上对犯罪成因问题、犯罪治理对策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比较犯罪学》(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共分23章，既研究了各国犯罪学发展的历史，又比较了各国犯罪现状、犯罪人与犯罪类型，着重进行了经济犯罪、法人犯罪、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九个犯罪类型的比较研究；
同时，对犯罪原因、犯罪预测、犯罪预防、处罚罪犯、罪犯教育与罪犯改造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介绍了与犯罪学研究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该书理论性和资料性较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5)《犯罪学大辞书》(康树华、王岱、冯树梁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共360万字，分为22个部分，近6000个辞条。囊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犯罪学的思想、历史、重大事件、主要理论与学术观点等。它覆盖面广，辞条内容齐全，阐述全面系统，具有犯罪学研究集大成性的特点，对于开展犯罪学研究，推动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该书1996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同年获西北七省特别优秀图书奖。
此外，冯树梁主编的《中国预防犯罪方略》、王牧主编的《犯罪学》、阴家宝主编的《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周密主编的《犯罪学教程》、郭建安主编的《犯罪被害人学》，等等，都为推进中国犯罪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3、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犯罪学教育取得重要进展
如前所述，仅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正式会员已有近2000人，成立了若干专业委员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一大批专门从事犯罪学研究的教授、学者和专家，以及从事司法实际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这些都是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水平和专业知识，其中有很多人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共同研究犯罪问题，一起促进中国犯罪学研究的进步，丰富了中国犯罪学的理论和实践。现在，一批年轻的犯罪学理论研究者正在成长，犯罪学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地壮大。
在新中国的犯罪学研究者中，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康树华应被重点提及。康树华，1926年12
月生，黑龙江省绥化市人。1948年在东北科学院教育学习，1949年在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
工作，1953年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1954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至今。康教授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起草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资询委员
、司法部劳教立法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少年犯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40多年来，
他著译和主编的著作达30多部，发言论文、译文600余篇，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奖。1
992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并当选为会长，1997年又连任会长。他长期致力于犯罪学的研究，推动了犯罪学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
80年代初，在我国犯罪形势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几乎与犯罪学研究起步的同时，犯罪学教育也取得了进展，一些法律院系很快开设了犯罪学课程。到1992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之时，不仅几所重点法学院校和公安院校先后把犯罪学作为必修课，而且其他一些院校也相继开设了犯罪学课程。现在，犯罪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些政
法院系招收了犯罪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律系1991年开始招收犯罪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为我国犯罪学的理论研究和预防治理犯罪工作积蓄了大批的后备力量。
4、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许多问题基本形成共识
犯罪学研究涉及面广，涉及的学科较多，而且现实生活中犯罪现象纷繁复杂，对此，犯罪学研究者如何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深化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找到稳妥有效的犯罪对策，是学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犯罪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许多犯罪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基本上形成共识。同国外犯罪学，派林立、各种学说纷繁复杂相比，中国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就逐步完善了犯罪学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可以说在尊重和鼓励各位研究者创造性研究的同时，至少在以下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①关于犯罪学的价值：
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a.认识犯罪。学者们认为，犯罪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有害现象，在犯罪学产生之前，人们没能真正认识犯罪的原因与规律，犯罪学的产生，使人类同犯罪的斗争从经验上升到理论，从而使人们能正确地认识犯罪，并卓有成效地与之斗争。
b.引导决策。政府决策当否与社会治安状况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讲，无业人员犯罪、流
动人口犯罪、青少年犯罪、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等现象，与就业政策、工资政策、教育政策及
刑事政策中的某些失误具有一定的联系。学者们认为，犯罪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
的科学决策具有指导与引导作用。
c.完善立法。
深入地研究犯罪原因问题(尤其是个体犯罪原因)，对于制订和完善具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刑罚体系与措施，有重要意义。而完善刑罚，恰恰是完善刑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样，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其他立法也具有建议、指导及修改完善作用。
d.指导司法。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对公安、检察、法院和监狱等司法机关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帮助公安、检察机关正确分析案情，及时侦破案件；
帮助审判机关认识罪犯的责任，正确定罪量刑；
帮助监狱制定有对性的教育改造措施，提高监管水平。
e.防卫社会。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发展，减少犯罪的危害，可以提高监管改造效果，降低重新犯罪率，从而可以防卫社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②关于犯罪学的研究范围
如前所述，关于犯罪学的研究范围，国外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
而我国的犯罪学研究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犯罪学应该是广义的犯罪学，它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三个方面。研究者们认为，研究犯罪原因和犯罪现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出合理而有效的犯罪治理对策。通过对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研究，揭露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存在，导致了绝大多数犯罪的发生。因此，只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起动手，才能解决这些产生犯罪的社会问题，更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危害，达到治理犯罪的目的。
③关于犯罪学的体系。
体系，从哲学上讲是由若干相关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犯罪学的体系问题，国外100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而我国则在10余年间就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一般认为，犯罪学的体系分为犯罪学学科体系和犯罪学专著教材体系。
犯罪学学科体系大体可分为：a.犯罪学基础理论，b.犯罪统计学，c.犯罪生物学，d. 犯罪心理学，e.犯罪社会学，犯罪经济学等。犯罪学专著教材体系，一
般认为是“四论”，即绪论、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犯罪对策论。有些专著教材则将上述“四论”作
为总论，另增加对具体类罪的分析作为分论。
④关于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及其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是犯罪学者们要予以解答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我国犯罪学者通过比较和研究，已在此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即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不必等同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因为两者研究的任务和重心不同。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犯罪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从而正确地定罪量刑。因此刑法学中的犯罪是法定的，是违反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而犯罪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为什
么
犯罪，犯罪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及如何预防犯罪，这就不能仅局限于研究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而必须要从违法行为甚至最初的不良行为开始研究，才能完整地把握犯罪的进程，防微杜渐，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理犯罪。因此，犯罪学的犯罪概念要比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在外延上广得多。
⑤关于犯罪原因。
国外学者关于犯罪原因的观点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我国学者在犯罪原因方面的共识是，犯罪原因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综合的、变化的、彼此互为作用的相关系统，它包含有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这诸多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一定的罪因结构时，便可能导致某种犯罪现象的发生。承认犯罪原因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犯罪原因系统，对于正确认识“犯罪是社会的综合病症”，从而开展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研究，避免单一因素论对犯罪学研究的误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三、新中国犯罪学的特点
新中国犯罪学在短短十几年间，走完了国外上百年才走完的发展道路，成为一门独立的刑事法律学科，并且在其研究领域内，为中国党和政府治理犯罪提供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同其他国家犯罪学的发展相比，中国犯罪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特点促进了中国犯罪的迅速发展。
(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当代犯罪问题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尤其是作为刑事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犯罪学，涉及到犯罪的概念、犯罪的历史、犯罪的阶级性问题以及从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中寻找本质、发现规律，这些都需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研究，才能取得新的进展。旧中国犯罪学和台湾地区犯罪学之所以难以取得真正的进步，而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一点成绩，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其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研究犯罪学的重要意义。
在犯罪的阶级性问题上，我国犯罪学者利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得出了既有作为阶级斗争表现的犯罪，也有不属于阶级斗争表现的犯罪的结论。既避免了把犯罪等同于阶级斗争，从而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又避免了把犯罪同阶级斗争完全
割裂开来，放松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作斗争这两种错误倾向。应该说，这一观点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的，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体现。
在犯罪原因的探讨中，中国犯罪学者根据矛盾论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理论，结合中国犯罪的具体情况构建了犯罪原因系统；
根据内因和外因理论，合理地解释了犯罪个体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差异，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在罪犯改造这一犯罪对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中，中国犯罪学者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观点，提出罪犯是可以改造的，并且在罪犯处遇、心理矫治、法纪教育、劳动技能培养、继续帮教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对策。事实证明，这些看法、对策确实在把罪犯转变为奉公守法公民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犯罪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相应地人的认识阶段分为感性认识和理论认识两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必须走完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阶段，再完成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也就是要完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有生命力；
实践必须依靠理论作指导，才能有更大的进步。中国犯罪学正是坚持马列主义认识论，才取得了理论的重大进步和实践上的巨大成果。
中国犯罪学的研究者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广泛的专业知识，而中国司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则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二者的结合，使中国犯罪学研究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理论工作者们依靠实践部门的数据、资料，及时掌握当前社会上的犯罪动态、趋势和特点，分析犯罪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犯罪治理对策；
而实际工作者则以理论为指导，开展打击和治理犯罪的实践活动，并且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效果不断反馈给理论工作者，以便其检验、充实、提高。由于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紧密合作，中国犯罪学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前进，取得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可以说，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紧密合作，是中国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之一。
犯罪学研究的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结合，也是中国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之
一。依据这一套研究方法，中国犯罪学对当代中国的犯罪具体情况和具体的犯罪类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依据对犯罪现象、原因的深入和系统的
研究，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犯罪对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犯罪学理论与实践。
(三)把综合治理社会治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为犯罪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与目标在我国，犯罪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可以说就是为了预防和治理犯罪。我们不仅研究犯罪的原因和现象，也要研究犯罪的治理对策。从这一点上说，新中国犯罪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不是法院哲学，它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科学。其活力在于：它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植根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具体环境之中；
其根本任务是以自己的犯罪对策研究，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力争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是我国犯罪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所在。“综合治理”方针是1981年提出来的，它是我国同犯罪作斗争，搞好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方针。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依靠全社会力量，充分运用
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教育的、文化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打击犯罪，挽救失足者，积极消除产生犯罪的原因和条件，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争取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根据这一精神，我国犯罪学者们提出了大量的看法和主张。他们认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范围来讲，应包括以下内容：1.依法严厉打击犯罪；
2.防范犯罪的发生，防范被害现象发生；
3.加强对公民的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
4.加强对特定物品、特定场所、特定行业的管理，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
5.作好综合治理在组织上、制度上、法制上这三方面的保障工作；
6.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改造，使其抛弃违法犯罪恶性，重新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守法公民。[16]它涉及了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各个方面，成为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而且在实践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批判地吸收国外犯罪学研究的有益成果，丰富我国的犯罪学理论
西方犯罪学的创立要比我国早近百年，其研究成果很多是具有开创性的，其学派层出不穷，观点和主张各有特点。当然，在这之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此，摆在中国犯罪学者面前的任务，就是批判地吸取其有益的东西，辨明良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犯罪学研究。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发展，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西方犯罪学理论的态度既不能不分优劣，一切照抄照搬，如旧中国和台湾地区犯罪学；
也不能夜郎自大，一概予以排斥。
中国犯罪学注意汲取外国犯罪学理论的有益之处，而注意剔除其不合理之处，并根据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况和犯罪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促进犯罪学的发展。例如，在犯罪原因的讨论中，西方犯罪学提出犯罪原因的多元理论，但他们只是罗列了大量的犯罪因素，却没有分清主要与次要因素，更没有分清内在原因和外在条件，甚至以次要的、非本质的、偶然的因素代替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正是基于对西方犯罪学的犯罪原因的深入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中国犯罪学者才提出了关于犯罪原因的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中国被害人学的创立和发展，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犯罪学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犯罪学理论方面的成果。自从德国的汉斯·亨悌于1941年发表了题为“论犯罪者与被害者的相互作用”的论文以来，经以色列的孟德逊提出“被害人学”概念，以及其他西方学者对被害人学的研究，确立了被害人学这一学科。自1973年起，国际被害人学大会每隔3年召开一次，至今已举行了九次，它标志着国外被害人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国被害人问题研究始于80年代初，学者们在介绍国外被害人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我国的犯罪被害人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1984年最早的一批关于犯罪被害人的，1989年，第一批研究被害人问题的著作问世，其中，《被害者学》[17]和《刑事被害人学》[18]的出版，成为我国被害人学创立的标志，至1997年《犯罪被害人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被害人学的日臻完善。这些著作以我国被害人问题研究的成果和司法实践为基础，吸取了国外有益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阐述了有关被害人学方面的问题。其中，对被害人的特征、分类、被害原因、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被害预测和预防以及被害人补偿立法等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著作的出版，丰富了中国犯罪学的研究内容，也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中积极吸收国外先进合理的理论，并将其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比较犯罪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犯罪学研究中注意吸收国外
理论的先进合理之处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比较犯罪学是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它首先必须了解、掌握犯罪学的基本内容，然后，在占有大量的各国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因此，通过比较犯罪学的研究，犯罪学者可以发现各国犯罪学的异同，比较优劣，吸取各国学者学术研究的长处，以补己之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使之更加趋近于真理的要求。
新中国犯罪学在对国外最新预防犯罪理论的借鉴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介绍了国外的环境预防论[22]、“TAP”理论[23]等等。这些理论的介绍及其付诸中国预防犯罪的实际，既满足了现实生活对于预防犯罪的实际需要，又丰富了中国犯罪学的理论。
自创立至今天，短短十几年中，中国犯罪学走完了其他国家一百多年才走完的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漫长的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重大的创新与开拓，对于中国治理犯罪、保证社会安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关怀，离不开社会各界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但最主要的是中国犯罪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拼搏的结果。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犯罪学所取得的成果，同国外新的犯罪防治理论和国内日新月异的形势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存在着滞后性。特别是由于中国广阔的国土，决定了中国犯罪学者地域分布的广泛性，这就使得有组织地开展犯罪问题研究有一定困难；
列入国家科研规划的犯罪研究项目还很少；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专门的研究经费仍难以得到充足的保障。
因此，面对差距，面对不足和困难，中国犯罪学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很曲折。国内国外的客观形势要求新一代的犯罪学者在老一代的指导与扶助下，继往开来，取得新的成果；
更需要老一代专家学者老当益壮，继续为中国犯罪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
［1］ 《管子·牧民》。
［2］ 《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
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3］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4］ 《汉书·外戚列传(下)》：“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
［5］ 《申鉴·杂言》：“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6］ 严景耀著、吴祯译：《的犯罪与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2
［7］［10］［11］ 参见雷洁琼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的序。［8］ 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56
［9］ 参见李剑华著《犯罪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版。
［12］ 张甘妹著：《犯罪学原论》，三民书局，1995年版。
［13］［14］ 林山田著：《犯罪学》，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P3、189。
［15］ 参见阴宝家主编：《新中国犯罪学综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P12
［16］ 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P613～P620。［17］ 赵可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8］ 汤啸天、任克勤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 郭建安主编：《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 《比较犯罪学》，《比较犯罪学》编写组编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1］ 康树华主编：《比较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旧中国的犯罪学及台湾学者的犯罪研究状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注意过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并且对犯罪原因和犯罪治理问题进行过探讨与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注：《管子·牧民》。），韩非的“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注：《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
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孔子的“君子有三戒”（注：《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班固的“防患于未然”（注：《汉书·外戚列传（下）》：“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荀悦的“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注：《申鉴·杂言》：“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等等，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犯罪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犯罪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犯罪种类与年龄的关系以及犯罪预防的重要性等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观点没能形成体系，尚未形成一门学科，只能称之为有关犯罪问题的观点或思想。
（一）旧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及其特点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国走向现代化设置了无数的障碍，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面对中国国势衰微，落后挨打的局面，一批追求先进思想的志士仁人，从20世纪初开始，走出国门，向日本、欧美发达国家寻找社会革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以求拯救苦难的中国，使其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们向国人广泛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哲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等方面的知识，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犯罪学从西方传播过来，并在中国发展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20世纪前半期，不仅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犯罪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中国的犯罪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说来，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翻译外国著作到自己著书立说
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发端于一些学者对于西方犯罪学成果的介绍与研究。他们首先翻译了一些外国犯罪学方面的著作，其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意大利、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著作，而且对日本在犯罪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也作了相当多的介绍。如，1922年刘麟生翻译了犯罪学创始人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旧译《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并先后四次出版。陈大齐翻译了法国犯罪心理学家马勃的《审判心理学大意》。1927年张廷健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1929年郑玑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1932年，吴景鸿在翻译日本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拓展了原书仅限于犯罪心理学的内容，提出了社会因素对犯罪发生的重要作用，出版了由其译述的《犯罪心理学》一书。许桂庭于1936年翻译了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的著作《实证派犯罪学》。查良鉴翻译的美国犯罪学家齐林的名著《犯罪学与刑罚学》，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该书的翻译与出版，对于系统地研究刑罚制度与犯罪改造的关系有着启发性的作用。
在翻译、出版外国犯罪学专著的基础上，旧中国犯罪学者开始利用外国的理论研究当时中国的犯罪问题。并撰写和出版了一批犯罪学专著与教材。如李剑华的《犯罪学》、鲍如为的《犯罪学概论》、陈文藻的《犯罪学》、许鹏飞的《犯罪学大纲》、王克继的《犯罪学》、谭友谷的《经济与犯罪》、孙雄的《犯罪学研究》、韦端民的《犯罪浅说》等，均在30年代先后出版。40年代则有重庆国民党宪兵学校的《犯罪学教程》、李时雨的《预防的理论与实际》、余天民的《刑法与犯罪研究》、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等著作出版。
在众多的犯罪学者及其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及其著作《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严景耀（1905—1976）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法学家。浙江省余姚人。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犯罪学）。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讲犯罪学。1946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并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著有《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年）、《中国监狱问世》（1929年）、《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著作与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严景耀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撰写的毕业论文。尽管该书直至1986年才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家吴祯教授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但是其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和推崇。本书篇幅不长，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犯罪学基本理论、中国的犯罪统计、犯罪类型、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等。将这本书的内容加以规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犯罪问题的重要意义；
第二，犯罪发生的原因；
第三，如何预防犯罪。在这三部分内容的讨论中，严景耀先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坚持把对犯罪问题的研究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之中，认为社会变迁造成文化冲突和文化失调，而文化失调中最主要的则是法律文化的失调。因此严先生在本书的开头便明确指出：“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注：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2）他指出，一个人从一出生便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的行为规则的社会，他作为所在的集体文化的组成成员，只有逐步地认识和适应这种集体文化，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
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均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严先生强调：对于犯罪的理解只能从产生犯罪的文化传统来考虑才能得到解释。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的目的，是透过犯罪的表面现象探索犯罪者的冲动同环境的有效刺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犯罪者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行为的变化。对于犯罪者的研究，不仅要揭示出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而且要揭示出他所遇到的文化问题，因为犯罪与发生犯罪的社会环境是互相关联的。严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犯罪与社会变迁、犯罪与文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的结论性意见。他指出：犯罪行为是在突然和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的，是在对新的社会环境失去适应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传统形式被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
有些犯罪则反映出中国旧传统与新法律的矛盾。在讨论如何预防犯罪时，严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预防犯罪需要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作透彻和勇敢的再检验，对于社会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迅速变化，应以不停顿的与之相适应的观点来考察。人类要努力争取减少与变化着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与不稳定，以免使人们在社会变迁面前因难以适应而变得无能为力。如果把犯罪看作是与文化冲突不协调的症状，因而寻求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并重新修改制度中的一些规章条文，以求人们加以适应，则犯罪的预防是可能的。
可见，严景耀先生的研究开拓了早期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领域，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他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是珍贵的思想财富，对今日中国的犯罪研究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严景耀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其严谨求实、注重实践的踏实学风密不可分。雷洁琼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严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犯罪问题，面对众多的研究犯罪学的外国书籍和资料，而有关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既缺乏专著书籍，又无可靠资料借以参考的情况，他志愿去北京的监狱当“犯人”，以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随后，他在任教期间，又带领学生对中国20多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注：参见雷洁琼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的序。）严先生这种为了研究问题，探索真理，不惜亲尝铁窗风味的献身精神和深入实际的治学态度，很值得后继的学者们学习。
另外，本书的立场观点也是公正、进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政治压力和认识的局限，有不少犯罪学研究者受西方社会学、犯罪学和国民党法律观点的影响，总是把犯罪者看成“乱民”，总是想在他们身上找出生理或心理存在的变态或缺陷，并将此作为犯罪的原因。这样做的后果，无形中为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开脱了罪责。而严先生的研究克服了时代的局限性，他清醒地看到许多善良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所谓“犯罪”的道路，并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严先生论述：“盗亦有道，官逼民反，官匪之害甚于盗匪的观点都是很正确的。”（注：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56）他在本书中热情地赞扬了共产党员、爱国者的英勇斗争，揭露了国民党把人民群众当罪犯，进行囚禁、拷打、枪杀的种种罪行。的确，在30年代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一个社会学者和犯罪学者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这本书虽然写于60年以前，今天读来仍不觉得陈旧。相反地，严景耀先生的进步观点及其运用的科学的方法，他对犯罪原因及犯罪防治对策的分析以及他的关于犯罪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论等等，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犯罪问题的研究仍有启迪作用，尤其在研究当前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的犯罪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严景耀先生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犯罪学著作之一。
2.犯罪学研究涉及面广，以广义犯罪学为主导
就犯罪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犯罪学与狭义犯罪学。狭义犯罪学着重于研究犯罪原因与犯罪现象，而广义犯罪学除了研究犯罪原因、犯罪现象外，还要研究犯罪对策。从旧中国犯罪学的著作看，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绝大多数属于广义犯罪学的范畴。
旧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涉及面极广。就学科领域而言，涉及到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生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等方面；
就犯罪学派别而言，涉及到了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不同派别的观点。学者们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犯罪原因、犯罪对象、犯罪对策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犯罪原因研究中，中国学者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当时情况下的犯罪原因问题。如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1946年），即对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自然环境原因、个人原因进行了研究。在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方面，他对贫穷与犯罪、失业与犯罪、政治与犯罪、家庭与犯罪、酗酒与犯罪、与犯罪、职业与犯罪、人口与犯罪、烟毒与犯罪、奸淫与犯罪共11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构成犯罪的自然环境原因方面，作者认为气候、地域、灾荒等自然因素都与犯罪发生存在着联系，并对气候与犯罪、地域与犯罪、灾荒与犯罪三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构成犯罪的个人原因方面，作者主要对年龄与犯罪、性别与犯罪、遗传与犯罪、病理与犯罪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作者指出，人的生理、心理与病理因素均与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其他学者，如李剑华、孙雄、余天民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以及个人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了阐述。当然，他们不懂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问题与犯罪产生的科学原因。尽管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经济对犯罪的影响，但是他们仅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原因的一个方面。同样，在讨论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与个人原因对犯罪的影响时，他们也仅仅满足于罗列各种因素，而不懂得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这种关联性对犯罪的不同影响。这种历史与认识的局限性使得旧中国犯罪学只能在某些具体方面，如犯罪心理学、刑事政策学以及具体的治标性防范措施上认识与理解犯罪学的使命，而无法使中国犯罪学走上全面的科学的发展之路。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对旧中国的犯罪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犯罪学者们运用了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及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西方犯罪学理论为基础，开展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如刘仰之在其《犯罪学大纲》的“中国的犯罪现象”一章中，介绍和描述了中国40年代的犯罪状况、犯罪人的年龄与性别、犯罪人的职业与资产、犯罪人的教育程度与家庭状况等内容，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犯罪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犯罪的防治问题上，旧中国犯罪学家考虑了种种方案，他们提出刑罚方法、经济救助方法、教育方法、改良监狱制度与改良刑事政策等方法防治犯罪。例如，李剑华在其所著的《犯罪学》一书中提出，犯罪的救治分为根本救治和目前救治两方面：根本救治包括私有财产制度的废止和自业竞争的废止两个方面；
目前救治包括刑罚和社会事业两方面。在刑罚手段里，李剑华讨论了旧中国刑法里各种刑罚的作用和缺陷；
在社会事业方面，李剑华提出了发展贫民救济事业、流浪人救济事业、失业救济事业、教育事业、卖淫救济事业、住宅改良事业、出狱人救济事业等来救治犯罪问题。郭卫在《（最新）刑事政策学》一书中指出，犯罪之防压，需要以刑事政策加以解决，并讨论了如何以刑罚防止犯罪的发生，以及刑事法规制定和运用的方法。当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局限，犯罪学家们不能提出关于犯罪问题的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只能在具体的治标措施上打转转。
3.旧中国犯罪学受西方影响极深
如前所述，自清朝末年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断地传入中国，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完善起来的。旧中国犯罪学家不仅受西方犯罪学的影响，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箝制和羁绊以及其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因而不能以正确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犯罪学的研究，这就使旧中国的犯罪学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犯罪学的烙印。
在犯罪的定义问题上，他们不懂得用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进行分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人”就是“乱民”，是破坏社会安宁秩序的人，而犯罪行为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应该加以惩罚。这些观点，同西方资产阶级犯罪学将犯罪作为对社会的危害、对文化的反抗与对人类的威胁同出一辙。他们认识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不愿或不敢承认犯罪的阶级性问题，而只愿或只能就事论事地讨论犯罪定义问题。
在犯罪问题研究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学者，如严景耀、刘仰之亲自调查搜集犯罪统计资料外，绝大多数学者都直接采用译自西方或日本的犯罪统计资料加以论证，而对于这些资料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则在所不问。如李剑华的《犯罪学》一书，除作者自己搜集的十几份调查资料外，其余均摘自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中关于日本犯罪情况的统计资料。郭卫《（最新）刑事政策学》中所引用的资料均摘自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统计资料。
在犯罪原因讨论中，旧中国犯罪学家们也采取了照搬西方国家犯罪学理论的方法，用西方犯罪人类学、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犯罪原因问题加以研究。可以想见，没有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犯罪学理论，对本国实际犯罪情况的研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情况和各地自然、人文状况相差很大，各地的犯罪情况相异也很大。另外，同外国相比，则国与国之间差异更大。犯罪学者们置这种情况于不顾，生搬硬套西方犯罪学理论，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犯罪的治理也毫无意义。
在西方犯罪学的犯罪防治论中，没有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犯罪学家们把自认为一切同犯罪有关的事实都拿过来作为对付犯罪的手段。旧中国的犯罪学家们也是如此。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他们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懂得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也不懂得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此，他们不会利用“两点论”和“重点论”来分析和解决犯罪对策问题。他们把一切同犯罪有关的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把关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全部作为解决对象，一股脑地提出来作为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案；
而不明白抓住主要问题。
（二）旧中国的犯罪学教育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类学派 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 天生犯罪人论 综合犯罪原因论
通常认为，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研究的对象。其中犯罪现象是指一定时空中表征、状述和反映犯罪原因并被犯罪原因所决定，进而为预防犯罪提供依据的有关犯罪和犯罪人的非刑法条文形态的诸经验事实的总结。犯罪现象是犯罪原因的结果，是一种表浅、直观的经验事实。而近代犯罪学史基本上就是犯罪原因学说史。近代犯罪学兴起始于对犯罪原因的研究，狭义上的犯罪学即犯罪原因学，即使广义上的犯罪学也以犯罪原因理论为核心部分。同时，罪因理论的基本价值体现在犯罪原因与犯罪对策的关系上。二者的关系常常被比喻为病因与治病的关系。[1]
一、理论产生背景
19世纪下半叶，谈论法律哲学已成为不合时尚的行为。这是因为，当以宪法为保障的政治平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经济上的稳定使这些思想对立（激进与传统、理性与信念）暂时地失去了人们的吸引力的时候，人们的兴趣一方面转向了与工业发展和经济繁荣有直接联系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另一方面则转向了经验主义的政治社会科学。哲学就这样被埋没了长达50年之久。[2]刑事古典学派以前的刑法主张都是在法律概念领域认识犯罪现象，犯罪与其说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如说是一个法律概念或哲学范畴，菲利（Enrico Ferri 1856-1929）认为，刑事古典学派的方法论是把犯罪作为法律规定的一个抽象实体进行研究。[3] 这也难怪刑事古典学派，该学派所主张的意志自由论并非绝对为真的命题，它是一种思辨方法，其方法论意蕴是要借助它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反对中世纪刑罚的专断与严厉。从社会整体（哲学本体论）来考察，自由意志论有虚假的成分，人是受到个人和社会等方面客观条件限制的；
历史的发展已到了研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19世纪后半叶的实验哲学与人类生物学和心理学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研究相结合，已经创造了一种特别适合对个人及社会犯罪现象进行实际调查的学术气氛。
19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犯罪浪潮高涨及因此而来的刑法危机是将刑事实证学派推到前台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犯罪不断增长的现实面前，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正如菲利所指出的：在意大利，当古典派犯罪学理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这个国家却存在着从未有过的数量极大的犯罪行为的不光彩状况，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对比。因此，刑法阻止不住犯罪浪潮的波动。正因为如此，实证犯罪学派便与其他学科一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它建立在我们日常生活状况的基础之上。[4] 犯罪的增长说明了刑事古典学派关于刑罚心理强制学说的虚幻与失败，以往刑法制度在治理犯罪方面的无所作为便成为新学派产生的有利突破口。[5]
由此，犯罪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专门从事人的素质方面、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的，这一派以龙勃罗梭的人类学研究为主，应用生理学、医学、精神学、心理学等知识来阐明犯罪的原因。与此相对应，另一派是为人的行动即环境方面、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他们应用了社会学、统计学、教育学等方法。[6] “自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的深刻的片面以后，在刑法领域中不再有片面，因而也就没有了深刻。我们看到的现代刑法学派，无非是新古典学派、新人类学派、新社会防卫论。这里虽然标榜‘新’，实则是一种‘旧’：因为，已经不能再突破旧古典学派、人类学派、社会学派的藩篱。” [7]
二、其他理论的影响
（一）实证主义哲学
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6-1909 ）创建的犯罪学被称为实证主义犯罪学。龙勃罗梭的犯罪学理论深深的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
将实证方法引入犯罪学研究始于龙勃罗梭。实证主义哲学，为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在1882年孔德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观察优于想象。一方面，它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于感性知觉的范围，只能达到事物的现象，不可能亦无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主张科学的任务在于记述所谓事实，排除任何价值思辨；
另一方面，由于实证主义强调并得出实证的知识，把事实、经验、感觉等作为其哲学的基本范畴，把实证作为一种方法论基础。这样，客观上就倡导了学术研究重事实、面对实际的风气和方法，有利于克服思辨哲学那种纯抽象的法学研究倾向。当然龙勃罗梭对犯罪学的研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实证主义的弊端，以为一切犯罪问题都可以通过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得以解释，将复杂的犯罪问题简单化，没有进一步揭示犯罪的根源。
（二）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龙勃罗梭犯罪学的影响终其一生。
在整个社会背景下，达尔文用大量事实说明人起源于动物，人类共同祖先是猿，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创造人的宗教观念，使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有了正确地认识，在这种氛围下，龙勃罗梭将犯罪归因于遗传的天生犯罪人的观点才得以出笼。
在内容上简言概之为遗传和变异。遗传的核心是双亲把自己的生物特征通过基因转移给下一代，由此形成物种之间的连续性。龙勃罗梭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主要是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犯罪也是可以通过基因转移给下一代，因此存在天生犯罪人。变异强调物种间的非连续性，是指形形的物种通过共同起源和分歧发展，各自适应于一定生活条件，呈现各种适应现象。天生犯罪人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犯罪学家的抨击，在其弟子菲力等人的影响下，龙勃罗梭在其晚期著作中降低了天生犯罪人在总的犯罪中的比例，强调堕落对犯罪产生的影响。人之所以会犯罪不是由于基因而是由于堕落，这也是一种变异。[8]
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科学的人类学开始形成，这门学科根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类，并强调人类的差异性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概念。龙勃罗梭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犯罪学的研究，因此龙勃罗梭的理论又被称为刑事人类学。
三、天生犯罪人论
（一） 前期思想
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原因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著述中，龙勃罗梭主要注意遗传等先天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为一名监狱医生，他对几千名犯人作了人类学的调查，并进行了大量的尸体解剖。1870年12月，在意大利帕维亚监狱，龙勃罗梭打开了意大利著名的土匪头子维莱拉尸体的头颅，发现其头颅枕骨部位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处，它的位置如同低等动物一样。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属于真正的蚯突（vermis）肥大，可以说是真正的正中小脑。这一发现触发了他的灵感，由此他认为，犯罪者与犯罪真相的神秘帷幕终于被揭开了，原因就在于原始人和低等动物的特征必然要在我们当代重新繁衍，从而提出了他的天生犯罪人理论。[9]天生犯罪人成为龙勃罗梭早期著作中一个核心命题。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区别于非犯罪人。2、犯罪人是人的变种，一种人类学类型，一种退化现象。3、犯罪人是一种返祖现象，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4、犯罪行为有遗传性，它从犯罪天赋中产生。[10]天生犯罪人是龙勃罗梭早期犯罪原因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龙勃罗棱对天生犯罪人的特征作了如下的描述：1、生理特征：扁平的额头，头脑突出，眉骨隆起，眼窝深陷，巨大的颌骨，颊骨同耸；
齿列不齐，非常大或非常小的耳朵，头骨及脸左右不均，斜眼，指头多畸形，体毛不足等。2、精神特征：痛觉缺失，视觉敏锐；
性别特征不明显；
极度懒惰，没有羞耻感和怜悯心，病态的虚荣心和易被激怒；
迷信，喜欢纹身，惯于用手势表达意思等。[11]
作为犯罪原因先天因素，龙勃罗梭从种族和遗传这两方面展开。关于种族和犯罪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建立在对一些犯罪现象直观地认识基础上，没有直接的科学依据。龙勃罗梭侧重研究了遗传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从调查个案入手肯定了隔世遗传规律，还提出了天然类聚说，认为两个犯罪家庭联姻后，遗传的影响更大。龙勃罗梭在1876年《犯罪人论》一书中推出天生犯罪人论的时，认为通过对成千上万的罪犯进行观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自称是“基因的奴隶”，认为有些基因即使当时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而以后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12]如何评价龙勃罗梭的这一观点呢，美国犯罪学家劳伦斯•泰勒的论断也许是公正的：“他们（早期天性学说支持者）只能依靠自己的观察做出结论，只能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状况提出理论。按现代标准衡量，那时的知识是原始的，所以那时的理论当然也只能是原始的。因此，那时许多理论虽然反映了朴素的真理，但在今天看来也不乏荒谬之处。” [13]
（二）后期思想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一经传播，马上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当看到龙勃罗梭搜集的那些相貌不对称和有特征的罪犯画像时，法国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德尖刻地挖苦说：“这些肖像看起来与龙氏朋友们的肖像一模一样。” [14]英国犯罪学家查尔斯•巴克曼•格林（1870-1819）经过12年的工作，领导一项研究计划，根据96种特征考察了3000名以上罪犯，个人还进行了1500次观察，并作了300次其他补充观察。指出：“事实上，无论是在测量方面还是在犯罪人中是否存在身体异常方面，我们的统计都表现出与那些对守法者的类似统计有惊人的一致。我们的必然结论是，不存在犯罪人身体类型这种事情” [15]在科学验证的事实之上，戈林断言，不存在天生犯罪类型，犯罪不是由遗传而来的，他呼吁犯罪学家把心理特征，特别是智力缺陷作为犯罪行为的原因来加以研究。
意味深长的是，格林一方面批判天生犯罪人论，一方面则不自觉地接受了龙勃罗梭倡导的生物学研究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龙勃罗梭在后期的著作中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从只注重犯罪的遗传等先天因素，到把犯罪原因扩大到堕落等后天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堕落是与一定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分不开，因此，龙勃罗梭分别研究了地理与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强调智力、情感、本能、习惯、下意识反应、语言、模仿力等心理因素与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宗教、环境等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作用，天生犯罪人在罪犯总数中的比例也一再降低。在1893年出版的《犯罪：原因和救治》一书中，天生犯罪人占33%，由此形成综合的犯罪原因论。[16]
他在《犯罪：原因和救治》中指出：“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并且往往缠结纠纷。如果不逐一加以研究，就不能对犯罪原因遽下断语。犯罪原因的这种复杂状况，是人类社会所常有的，决不能认为原因与原因之间毫无关系，更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犯罪原因，他说：“实言之，每一现象中的真正特殊原因何在，即使是善于观察的人，亦不能下一断语。” [17]
四、结语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背景的烙印，或许这可谓之历史的局限性。对一种学说不可能全盘地套用，也不可全盘地否定。虽然龙勃罗梭关于遗传决定犯罪的理论是原始的，但他能抽象的思考人类，对过去一直以理性可以自由支配意志为基础的人类观和刑法理论给予冲击性影响，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丰富的想象力。当天生犯罪人论受到批判时，能够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形成犯罪原因综合论，从这点上说龙勃罗梭不愧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龙勃罗梭的观点受到彻底批判，但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原因的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判决，而是一种判断。而判断又离不开判断者，“只有那种由人性深处的自我意识所创造的意志，才能于不同的人际之间实现这种选择：一句名言说道，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18]
参考文献
[1]康树华著：《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49-150页
[2] [美] 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3] 菲利：《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4] 菲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5]宗建文 刑法法典化及其可能性——《刑法机制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11] [德] 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马君玉译：《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15页
[12]陈兴良著：《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13] [美] 劳伦斯•泰勒《遗传与犯罪》 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第13页
[14] [美]理查德•昆尼等 《新犯罪学》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 第52页
[15] 吴宗宪 《西方犯罪学史》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89页
[16] 刑事法学旧派与新派的犯罪学思想比较研究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是存在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对立。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互相融合的人格刑法学，其崛起可谓是侧重于主观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此应当予以高度的关注。但是，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现今，人格刑法学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期刊网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引入了苏俄刑法学，以社会危害性理论为中心的苏俄刑法学曾经在我国一统天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国刑法学还是以恢复重建为主，因而苏俄刑法学的本土化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在学术研究上也呈现出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势。在刑法学中，德日的与英美的刑法知识被系统地引入我国，尤其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各种刑法流派在我国都得到呼应，我国刑法学研究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的崛起，可谓是侧重于主观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此应当予以高度的关注。期刊网
刑事古典学派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行为刑法与刑事实证学派建立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行为人刑法之间的对立，是近代西方刑法学史上的一条基本线索。这两个学派的互相抗衡、互相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刑法学的发展。刑事古典学派以自由主义、罪刑法定主义等为号召，主张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为为本位的刑法。而刑事实证学派则以团体主义、防卫社会为价值取向，主张建立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为人为本位的刑法。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刑法还是行为人刑法，成为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选择，尖锐地摆在每一个刑法学人的面前。当然，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都存在一种深刻的片面，因而互相妥协、互相折中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近代刑法学史上，行为刑法逐渐地吸收行为人刑法的思想，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折中，仍然有一个以2009年第6期（总第67期）行为刑法为主还是以行为人刑法为主的问题。笔者认为，行为刑法应当是基本的理论框架。行为人刑法只能对行为刑法起到一种补充的作用。在此，笔者谨以犯罪论体系为视角，对人格刑法学进行一些评论。
在犯罪论体系上，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也是存在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对立。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以“行为”为中心所设立的犯罪论体系，亦即系在行为中认定犯罪的实体，并以“行为”为成立犯罪的必要原理。[1]在德日刑法学中，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始终是犯罪论体系的主流，自李斯特一贝林创立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以后，历经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尽管在内容上有所发展，但三阶层的理论框架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指将成立犯罪的要件，从“行为”与“行为者”两方面作二元的研究。自 “行为”方面言，必须该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而无行为正当化事由之存在（即无阻却违法事由之存在）；
自“行为者”方面言，必须有“责任性”之存在，惟此之所谓“责任性”并非关于“行为”本身之属性，而系关于实施违法行为之“行为者”的人格之属性（特质）。[2]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洪福增的介绍，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包含以下三位德国教授所主张的类型。
坎托罗维索（Kantorowicz）的体系（见下图一）：
图（略）
在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犯罪这一要件相当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当然，由于拉德布鲁赫采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其构成要件中包含了客观的构成要件与主观的构成要件。而犯罪人这一要件，与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建立在规范责任论之上的有责性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米特迈尔（Mittermgier）的体系（见下图三）：
图（略）
在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中，适合于构成要件之违法的举动相当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而责任相当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的有责性。行为者人格是这一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所特有的，这也是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因此，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是最为纯正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通过以上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比较可以看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在结构上存在共通之处，即都把构成要件该当性放在第一位。只有在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要件以后，才可以对犯罪人进行责任的追究。因此，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强调犯罪人的人格在定罪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受到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客观要件的限制，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自然不会堕落为主观归责，从而坚守了法治国的价值理念。当然，二元的犯罪论体系都从行为（犯罪）与行为人（犯罪人）这两个方面建构犯罪论体系，把行为人（犯罪人）要件放在与行为（犯罪）要件平起平坐、相提并论的位置上，从而体现其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性。但是，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区分不能对应于客观与主观的二元区分。因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分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这三个要件，但根据古典的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是客观要件，而有责性是主观要件。因此，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如果仅仅把行为人要件界定为主观要件，则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还是难以在实质上加以区分。在这一点上，米特迈尔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明确地将行为者人格作为犯罪成立的一个要件，这才能充分体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性质。最后应当指出，随着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互相融合，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并非纯正的行为刑法的犯罪论体系。同样，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不是纯正的行为人刑法的犯罪论体系。可以说，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从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到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的演变过程，就是在三阶层的框架内不断吸纳行为人刑法的内容的过程。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在形式上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共同纳入一元犯罪论体系。因此，现在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实质上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形式上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申言之，目前已经不存在绝对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无论是以行为为本位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还是以行为人为本位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两者都是兼顾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所以出现上述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互融合的趋势，笔者认为是与从法治国到文化国的价值论演变，以及从存在论到规范论的方法论转变密切相关的。当然，在德日刑法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之所以如此，是由行为与行为人的主次关系所决定的。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将行为与行为人并列，存在轻重不分之弊，[3]值得考虑。
这里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是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相对于古典的与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而言，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具有从客观向主观转向、从事实向规范转向，同时也具有从行为向行为人转向的特征。尤其是人的违法论的提出，取代了物的违法性，将对行为人的强调从有责性阶层提前到违法性阶层。在违法性这一要件中，威尔泽尔将不法与行为人并列。在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中，成立犯罪的第二个条件是“行为与行为人”，威尔泽尔特别提到了“作为犯罪学类型的行为人”，其重视“行为人”对于成立犯罪的意义。这种将行为与行为人作为犯罪的构成要素建立体系的立场，学界称之为二元的犯罪论。因此，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也被归入二元的犯罪论体系。[4]但是，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在违法性阶层中，同时强调行为不法与行为人的不法，直接将行为人作为刑事不法的评价对象，但其行为人要素还是被包含在违法性要件之中，三阶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被打破，对于行为人也没有在整个犯罪构成上与行为平起平坐。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应当把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归入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但也不否认，威尔泽尔兼采二元论。[5]笔者认为，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张文教授倡导的人格刑法学，并非绝对的行为人刑法，而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互相融合的一种人格刑法学，张文教授指出：
我们所倡导的人格刑法学，是指顺应刑法发展思潮，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既作了结合，又作了发展。结合表现在，以客观行为为前提，以犯罪人格这一主观性质的事物为补充，形成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主观的犯罪人格这样一种二元的定罪量刑机制；
对犯罪人格的考虑，并非仅是为了从理论上改变犯罪处罚的根据，或仅主张犯罪人格之于量刑的意义，而是在于，突破现行的以行为为中心的定罪机制，将犯罪人格由以往的量刑阶段推进到定罪阶段。在量刑阶段，仍然保持现行的以行为及人格为考察点的二元机制。这种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并重、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二元因素为定罪与量刑机制的刑法观，我们称之为人格刑法学，以区分于单一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和以行为人为中心的行为人刑法。[6]
根据以上关于人格刑法学的定义，人格刑法学与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根本区分在于：在定罪阶段，是否把犯罪人格作为一个独立的定罪根据。定罪问题是通过犯罪论体系解决的，因而在犯罪论体系中如何纳入犯罪人格这一要素，就成为人格刑法学的标志。张文教授曾经提出在其人格刑法学基础之上的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将犯罪构成改为犯罪人构成，因而把犯罪要素称为犯罪人成立要素。这一要素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事实判断要素，主要是指法定的刑事违法行为类型，包括行为、结果、行为主体身份、故意、过失等内容。第二方面是价值判断要素，主要是指法定的刑事责任承担条件，包括排除合法辩护事由、认定犯罪人格（见下图四）。[7]
图（略）
由此可见，张文教授将上述情形称为犯罪人成立要素，而不是犯罪成立要素，在此处体现了在犯罪与犯罪人这两个要素当中，侧重于犯罪人的价值取向。在事实判断要素与价值判断要素这两个方面，刑事责任当然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但在事实判断要素中的刑事违法本身也包含价值评价。就此而言，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不是彻底的。当然，在上述体系中，将犯罪人格作为一个独立要素在犯罪人成立要素中加以确立，这是其人格刑法学的重要体现。而在这一点上，与米特迈尔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是较为接近的，后者也把行为者人格当作独立的犯罪要素。因此，张文教授关于犯罪论体系的构想属于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前所述，自从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以后，德日刑法学开始从行为刑法向行为人刑法转变，但基本格局是在行为刑法的体系中容纳行为人刑法的内容，体现了以行为刑法为主、以行为人刑法为辅的原则。在人格刑法学上也是如此。例如日本大塚仁教授是人格刑法学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对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大塚仁教授在评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时指出：
像上述那样理解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为及行为人的意义时，想把两者作为犯罪构成要素同等考虑的二元犯罪论，也是不能支持的。应该认为，行为人处在行为的背后，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即使构成要件上表示着一定的行为人类型，它也只不过是构成要件的要素，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人的具体评价，结局不外乎是违法性及责任的问题。在上述的诸见解中，坎托罗维奇和拉德布鲁赫所意图的行为人性，主要与责任一面相关，米特迈尔提出的行为人意味着违法性和归责的前提。因此，在犯罪概念的基底中补充地承认行为人的意义时，就没有必要对以行为概念为基本的犯罪论体系再加修正。[8]
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思想主要是透过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实现的：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采人格行为论、在违法性中采人的违法论、在有责性中采人格责任论。因此，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人格责任论就如同一条红线，使形式上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成为实质上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对于大塚仁教授的这一人格刑法学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体现方式，张文教授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准人格刑法学或者“半截子”人格刑法学，指出：
根据大塚仁人格刑法学的思想，定罪仍然实行的是单一的行为中心论，人格在这里的作用不过是被用来说明作为犯罪构成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是体现了行为人人格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仍然只是如同新派一样，揭示了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人格，并没有让这种隐藏的东西从行为这一遮羞物后面浮现出来，发挥其在定罪方面的作用。在刑罚理论部分人格刑法学确实发挥了实效，即人格本身对量刑确实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而非仅仅是当作处罚对象的行为的说明。但是，这种实效实际上也只是新派行为人刑法观贯彻结果的继续罢了。既然称为人格刑法学，而刑法学是包括定罪和量刑两大部分的，只有在定罪和量刑两部分都贯彻行为与人格并重的思想，才能称得上是人格刑法学。[9]
对于大塚仁教授在刑罚论部分体现的人格刑法学思想，张文教授并没有否定。关键是在犯罪论中，张文教授认为大塚仁并没有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即没有把人格与行为并列作为定罪的独立要件，而只是把人格隐藏在行为背后作为行为的一个要素。因此，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是“半截子”的；
犯罪论无人格刑法学，刑罚论才有人格刑法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与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明显地区分开来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是一种较为保守、也是较为含蓄的人格刑法学，而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则是一种较为激进的、也是较为张扬的人格刑法学。
那么，大塚仁教授的犯罪论果真是一个无人格刑法学的犯罪论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应该说，大塚仁教授在犯罪论体系中以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人格责任论等为主要内容构筑了，人格的犯罪理论。大塚仁教授在论及人格的犯罪理论时指出：
在尊重自由主义契机的刑法学中，不能脱离现实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论及犯罪人的危险性．而且，行为人只有作为现实的犯罪行为的主体才看出其意义。这样，应当以作为相对自由主体的行为人人格的表现的行为为核心来理解犯罪。站在这种基本观点上的犯罪理论，可以称为人格的犯罪理论。[10]
因此，笔者认为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与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在犯罪论中是否要考虑人格这一要素，而是如何体现人格这一要素。大塚仁教授认为，通过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和人格责任论，已经能够在犯罪论中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而张文教授则认为，只有把人格作为定罪的一个独立要件，才能真正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
这里涉及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的关系问题。犯罪行为是指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对此是没有异议的。而犯罪人格也称犯罪个性，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可以认为，犯罪人格是在生物的与社会因素制约下的一种趋向于犯罪的稳定心理结构，它对犯罪行为具有源发性。[11]由此可见，犯罪人格与犯罪行为之间具备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现在问题是：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表里关系，即只要有犯罪行为必然存在犯罪人格，反之亦然。换言之，是否存在没有犯罪行为但有犯罪人格，或者没有犯罪人格但有犯罪行为之情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像过失犯罪等犯罪类型，都并未存在犯罪人格。犯罪人格大多存在于暴力犯罪与性犯罪等自然犯中。因此，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具有可分离性：任何犯罪都必然存在犯罪行为，但并非任何犯罪都存在犯罪人格。
由此可见，对于犯罪成立来说，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作用并非是等量齐观的。犯罪论体系如果是犯罪构成体系而不是犯罪人构成体系，那么，在犯罪论体系中只能采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即以行为刑法为主，以行为人刑法为辅。但如果犯罪构成是犯罪人构成而非犯罪构成，那么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难以采纳的，非但如此，而且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难以接受，而应当在犯罪论体系之外，另外建构犯罪人体系。张文教授在论及犯罪危险性人格的主体归属性时，指出：
行为人在犯罪危险性人格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即为犯罪人，其人格可称为犯罪人格。据此，判断一个人是否犯罪人，除了根据他是否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是否触犯了刑事法律之外，还应看他是否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笔者以为，不具备犯罪危险性人格者，即使其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也不应将其定罪，并称之为犯罪人。只有违反了刑法规范并具备了犯罪危险性人格的人。才是犯罪人。[12]
以上这一论断是张文教授人格刑法学的精华之所在。根据以上逻辑，我们可以排列出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没有犯罪人格，不能定罪；
第二种情形，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具有犯罪人格，应当定罪。
在以上两种情形中，第二种情形争议不大，关键是第一种情形，行为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仅仅因为没有犯罪人格而不予定罪。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处罚范围必将缩小，这就是张文教授所倡导的非犯罪人化：
目前按照刑事法律被规定为犯罪的人，根据新犯罪人说，对其中没有犯罪危险性人格而落入刑法视野者，使其主体行政违法化，即成为违法行为者。对其处罚实行非刑罚化，处以行政处罚。[13]
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本来是一种作品与作者的关系，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作品，犯罪人是犯罪行为的作者。因此，是犯罪行为决定犯罪人，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就是犯罪人。但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犯罪人格，则即使实施了犯罪行为也不是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就转变为犯罪人构成。而犯罪人构成是在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再加上犯罪人格的要件。
张文教授的这一人格刑法学思想，在自身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在于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这是值得关注的。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本身就是较为狭窄的，因而扩大犯罪圈就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呼声。根据张文教授的犯罪人构成体系，虽然犯罪范围没有重大变动，但那些实施了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却因为不存在犯罪人格，而被排除在犯罪的范围以外。对此，在刑事政策上是否具有接受性，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里所谓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是指刑事政策能否容忍这种情况，这一点又取决于：非犯罪人化是否会削弱刑法的惩治力度？在目前我国社会治安不好，犯罪率较高的情况下，实行这种非犯罪人化存在着较大的政治风险，接受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张文教授指出：
二元论的结果是使刑法的打击面变窄了，只有那些既实施了法益侵害行为，又具有人格恶性的行为人才能进入刑法的视野，这是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的。[14]
对于刑法谦抑性，笔者当然是赞同的。但对于那些非犯罪人化以后的犯罪行为并非根本不受处罚，而是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这一点，恰恰是笔者所担忧的。非犯罪化一样存在形式上的非犯罪化与实质上的非犯罪化之分。形式上的非犯罪化，是指某一行为只是不作为犯罪处罚，但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而实质上的非犯罪化是指不仅不作为犯罪处罚，而且不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实质上的非犯罪化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实质上的非犯罪化，表明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行为的干预范围缩小，公民自由也随之扩张。但在形式上的非犯罪化的情况下，公民自由没有缩小，而只是国家权力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结构性调整：随着形式上的非犯罪化，司法权缩小而行政权扩张。就司法权的行使与行政权的行使相比较而言，前者更有利于公民后者却不利于公民。因为，通过司法程序的刑罚处罚，由于存在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以及获得律师辩护，因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保障。但治安性与行政性的处罚却是行政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在没有其他机关制约也没有赋予被处罚者以各种程序性权利的情况下独自决定适用的，因而虽有效率却有悖法治的基本要求。[15]
非犯罪人化也是如此，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非犯罪化与实质上的非犯罪人化，只有非犯罪人化以后不受任何处罚，才是实质上的非犯罪人化。而非犯罪人化以后，又受到行政处罚，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犯罪人化，而是形式上的非犯罪人化。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以犯罪人格作为犯罪人成立的要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司法上的可操作性。行为刑法之所以被人接受，与对于行为认定的标准明确可行，是具有密切关系的。因为行为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因而具有明确性，可以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即使是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斯特，也竭力主张行为人刑法，提出了“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的著名命题。但在犯罪论体系上，他创立了以因果行为论为基础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主张在犯罪论体系中贯彻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东茂教授作了以下生动描述：
李斯特是古典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他甚至企图在刑事立法上贯彻实证主义的精神。他在1913年为《德国刑法典》修正案所提的建议，就企图以自然科学的语言，精确地描述犯罪类型。举例说，他建议侮辱罪应该这样规定：“一连串的喉结抖动，血脉贲张，引致他人之不愉快情绪，为侮辱罪，处一年以下自由刑。”被侮辱者是否气得跳脚大家有目共睹，一切眼见为凭，不要作价值判断。以这种生物学的语言描述侮辱，多么精确，多么客观。[16]
这就是操作上的可行性向原理的正确性的妥协。相对于客观行为，犯罪人格是更为隐蔽，也是更难测量的。对于这一点，人格刑法学的主张者都是承认的。例如，大塚仁教授把犯罪征表主义看作是行为人刑法向行为刑法的妥协性理论，因为在现代科学的水平上，只有以表现于外部的行为为中介才能认识犯人内部的危险性。大塚仁教授认识到将主观主义、行为人主义彻底化，犯罪概念就会变得暖昧，具有侵害行为人自由之虞。这种缺点，通过采用征表主义也不能除去。[17]对于犯罪人格的这种模糊性，刘艳红教授指出：
作为一个新的定罪条件，犯罪危险性人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一目了然，而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判断的，由于犯罪危险性人格的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人格的鉴定并不规范，一些心理学上的研究也还不十分成熟，因而这种定罪条件本身也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对犯罪危险性人格的鉴定也成了人格的犯罪论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18]
如果犯罪人格的测量这一问题不解决，将犯罪人格作为定罪要件，就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至于犯罪人格是作为人罪要件还是出罪要件，[19]笔者认为取决于行为构成与行为人构成之间的位阶关系。只要把犯罪人格的认定放在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以后的一个环节，则无论把犯罪人格称为定罪要件还是出罪要件，它在客观上都只有出罪功能。除定罪以外，量刑当中如何考虑犯罪人格也存在一个可操作性问题。行为刑法是完全以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作为量刑的基础，这是一种报应刑主义。而行为人刑法则完全以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的基础，这是一种目的刑主义。目前德、日刑法学的通说是采并合主义，即以报应确定刑罚的上限，以目的调节具体刑罚。张文教授虽然反对并合主义，[20]提倡教育刑，但在人格刑法下的量刑基础及其方法上，主张对犯罪人的裁量，不仅要考虑客观行为，而且要考虑犯罪人的人格状况。从这一观点来看，似与并合主义并无根本区别。问题在于：犯罪人格在量刑中占据什么地位？是以行为为主还是更多地考量犯罪人格的因素，这对于量刑都具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人格刑法学是一种美好的构想，是未来的刑法学。生在当下的笔者，虽然向往未来，但更立足于现实。因此，笔者还是站在一元的犯罪论体系的立场上，向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表示致敬。
【注释】
[1]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6页。
[2]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22页。
[3]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24页。
[4]参见李立众：《犯罪成立理论研究——一个域外方向的尝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5]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17页。
[6]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7]参见张文：《是以行为为中心，还是以犯罪人为中心？——关于犯罪论体系根基的思考》，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9]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10]（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11]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12]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13]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14]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5]参见陈兴良：《犯罪范围的合理定义》，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6]参见林东茂：《道冲不盈——兼读法律本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l页。
[18]参见刘艳红、许强：《人格的犯罪论体系之建构》，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