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到2014年5月之间在我院神经内科见习的82名学生，其中男生32位，女生50位，学生年龄分布在20岁到24岁之间，平均年龄(22．24±1．3)岁，所有学生见习前平均成绩在60-100分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神经内科论文【五篇】（2023年）,供大家参考。
神经内科论文范文第1篇
1．一般资料
2013年1到2014年5月之间在我院神经内科见习的82名学生，其中男生32位，女生50位，学生年龄分布在20岁到24岁之间，平均年龄(22．24±1．3)岁，所有学生见习前平均成绩在60-100分之间，平均分(81．24±8．3)。将两组见习学生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见习前成绩状况等资料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
2．方法
对照组41位实习生实施传统一般带教方法，实验组具体方法为由带教老师讲解关于神经内科的书本知识，并在课上传授临床经验以及临床示教操作为主。对照组41位实习生实施循证护理带教，实验组教学过程具体过程如下:
(1)成立循证指导小组，由经验丰富或者经过培训的护士长或者责任护师组成。首先，对41位实验组学生进行神内科常见疾病的课程指导教育，对神内科流行病理论知识指导，为学生耐心讲解常用的临床知识。让学生对神经患者的病史、临床特征、检查结果进行仔细分析，指出患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靠的解决方案。
(2)指导学生循证医学的基本知识，对循证医学资源数据库进行介绍、学习文献的评价方法以及指导学生分析循证医学的结论等。包括EBM研究效果如何，对患者的影响，结果正确与否，力求为EBM问题的提出提供科学依据，力求为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及时必要的改革。(3)针对患者情况结合临床知识对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最终决策。并且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指导学生加强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沟通，对患者出现的情形进行全面分析，锻炼学生分析患者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的能力以及搜集信息的能力。全面培养见习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3．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分析实验产生数据，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在检验水准α=0．05的情况下分析两种带教方式下两组学生的成绩，如果P＜0．05，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种带教方案差异显著。
4．指标
对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临床疾病诊断能力进行评定。理论成绩采用笔试方式，满分为100分，临床疾病诊断能力的评分由循证指导小组进行，满分为100分。
二、结果
对两组学生的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采用EBM带教的实验组41位见习生，理论知识平均成绩为(95．42±8．14)，相比之下，采用传统带教的对照组仅为(84．78±10．47);临床疾病诊断考核中，实验组的平均成绩为(94．48±7．97)，对照组仅为(78．45±11．54)。不难发现，实验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在理论知识和临床疾病诊断考核中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三、讨论
神经内科论文范文第2篇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12年1月至2014年2月的神经内科患者220例，将其随机进行分组，试验组和对照组各110例。试验组患者中男59例，女51例；
年龄29～68岁，平均（59±4）岁；
疾病类型：脑梗死45例，脑出血43例，蛛网膜下腔出血22例；
文化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下程度有44例，中专程度有35例，大专及以上程度有31例；
家庭情况方面，家里务农的34例，经商的有38例，在单位工作的有38例。对照组情况和试验组相同，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试验组患者运用规范化的健康教育护理方式，对照组患者运用传统护理措施。对于试验组来说，应该先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对相关的健康知识进行熟知和了解，并对操作方法进行掌握。按照相应的经验和资历，把护理人员分为两个小组，让资历高以及经验丰富的护师作为护理组长，年轻并且经验相对较少的护理人员担任责任护士，对相关的健康知识进行宣传。护理组长以及责任护士需要每天对病房进行深入的查看，并单独向家属以及患者进行健康宣传。具体如下：①教学态度。护理人员应该运用比较周到的服务理念以及热情来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在与患者交流和沟通时，应该专注、随和并且平易近人，将健康教育的重点用比较简单明了的方式进行表达，面对患者时一定不能急切。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将各个肢体进行锻炼的方法向患者进行讲解，使其在锻炼的过程中更加快速康复。②正确进行评估。在确定患者需要进行住院治疗时，应该与家属以及患者做好沟通工作，并对其基本信息进行掌握，比如患者的病史、文化程度以及饮食习惯等。系统并全面的检查患者的情况，比如阳性体征、反射以及肌力等，从而使资料掌握快速和及时。③宣传和教育。对家属以及患者讲解相关的注意事项，比如患者的病情、药物具有的不良反应、预后、治疗方法以及治疗效果等。并对检查前的注意事项以及饮食等方面进行告知。④出院指导。在患者确定要出院时，应该对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并对良好生活习惯以及饮食的重要性进行讲解，告知患者应该适当进行肢体功能锻炼，需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这对于病情的好转是非常重要的。
1.3统计学分析对本次研究的数据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观察指标利用自制调查问卷调查两组患者知识掌握情况，分为良好、中等、差，并比较两组患者满意度。
2结果
在两组患者中，试验组对疾病掌握程度良好占87.3%，中等占6.4%，对照组掌握程度良好占50.9%，中等占33.6%，试验组比对照组的掌握程度要好；
试验组满意度为95.4%，明显高于对照组87.3%。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神经内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意识；
神经现象学；
身心关系；
理论心理学
分类号B845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08.008意识起源问题，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并称人类面临的三大基础性科学难题。随着科技的进步，另外两大问题的解决都获得极大进展，意识问题却成为了现代科学没有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霍涌泉， 2006）。二十世纪末，意识这个原本属于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受到诸多其他学科的共同关注。事实上，意识问题在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被规定为本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百余年来，意识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却几经变故。如果以心理学对待意识的态度为依据，可以将本学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意识的主导阶段；
意识的否定阶段和意识的回归阶段。心理学诞生之初，尽管内容心理学、构造主义、机能主义和意动心理学对心理学科保持着不同的理解，但都主张研究意识，区别在于不同的学派关注的是意识的不同方面，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因此，这个阶段可以视为意识的主导阶段。然而，由于后来的符茨堡学派无意象思维的争论，引发了人们对内省的怀疑，进而导致了极端的行为主义者对意识的否定。由此，心理学进入了对意识的否定阶段。于是，意识在心理学中沉寂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的兴起，使得意识重新回到心理学家的视野。
最近几十年，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蓬勃发展， 以及事件相关脑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ERP）、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等技术的日趋成熟，意识的脑与神经机制研究成为了新的热点。然而，关于意识研究却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一，心理学一直以“意识”和“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我们甚至缺乏对这两个概念的清晰界定――当然，这可能有些苛求心理学，因为包括在其他领域，给意识下一个公允的定义也非常困难。意识尽管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它涉及的面非常广，由此引发的问题非心理学一门学科可以承担；
其二，心理学目前关于意识的研究主要偏重实验而缺乏成熟的理论建构，而这些实验研究，基本都只涉及到具体的某种意识表现，比如注意、无意识思维、觉知等，并未对意识问题本身进行系统成熟的思考，并达到能与哲学对话的水平；
其三，大量来自脑与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据对于增进我们理解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如何与传统理论相互砥砺，涌现出新的意识学说，尚是一个问题。
最近，陈巍博士的新作《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就是从理论心理学视野出发，以神经现象学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为线索，将来自神经科学、现象学与心智哲学等交叉学科内关于意识经验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整合，初步厘清以心理学为核心的学科群关于意识经验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甫一出版，本书就得到了来自心理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神经现象学的历史与现状，包括神经现象学运动概述及其诞生的背景；
第二部分系统阐述了神经现象学的内涵和具体的研究，包括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方面；
第三部分是本书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本部分在评价神经现象学的价值和贡献的同时，也客观地呈现了当前此领域的争论与困境，充分展示了作者对本领域的独特思考，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书通过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新思路，对神经现象学的系统考察与论证，综合梳理了当前神经现象学运动成果，展现了神经现象学的全貌，具体表现为：（1）区分了狭义与广义的神经现象学。通过对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本书区分出以瓦雷拉和加勒斯为代表的三种神经现象学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狭义神经现象学”与“广义神经现象学”，并分别考察了这两种形态各自的特点。这是国内外同类研究中未曾见到的。（2）从西方现象学与当代认知科学这两股源流中追溯了神经现象学的思想背景。（3）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方面，梳理与分析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这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由于神经现象学工作者大多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较少涉及对神经现象学理论内涵的论证，即便是以瓦雷拉为代表的狭义的神经现象学，也只是初步设想了宏观的学科框架。本书通过对狭义与广义神经现象学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析，尝试提炼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包括其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特征），这将为神经现象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学科的理论基础。（4）将神经现象学的对象和领域，从两个交互的维度划分为四个方面。这种划分方式有效地将分布在不同领域内，针对不同对象的零散、无序的神经现象学研究统合起来，并加以明确的归类，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同类研究的一致性与异类研究的差异性，这对于展现神经现象学研究的概貌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巍， 2016）。
除了梳理和整合之外，本书还对一些具体的内容进行了理论的反思和建构，这包括：读心的双重机制观、具身交互主体性、自闭症的原初交互主体理论。这些观点与理论本身作为神经现象学的组成部分将充实神经现象学的实体理论，并有助于其未来学科体系与元理论的建构。总体而言，本书具有如下两大特色：
第一，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前神经现象学领域关于意识问题的最新进展，存在的问题与困惑，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恰如作者所说，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学者，很少进行理论建构，这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容易迷失在前辈们的具体研究之中，难以一览神经现象学之全貌。而陈巍博士通过多年的努力，不仅从历史的层面介绍了神经现象学运动的背景、代表人物，分析了广义的神经现象学和狭义的神经现象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同时，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全面展示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
又从基础和应用两个角度展示了神经现象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这对于让后来的研究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初窥神经现象学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作为理论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生论心理学学者未来的努力方向。当前，国内理论心理学学者面临巨大挑战，由于从事理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申报项目难、发表成果难、学术地位低等原因，许多理论心理学的学者开始转向，理论心理学的阵地严重萎缩。由于理论心理学界势单力薄，因此，国内心理学界尽管有许多实证的成果，但却缺乏代表性理论的建构；
尽管有诸多心理学的从业者，但却缺乏世界一流的心理学大家。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建构，缺乏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合作，国内心理学表现出“有山头、没学派”的局面（舒跃育， 2014）。那么，如何将心理学诸多领域乃至邻近学科的实证研究的成果进行整合，从而让我国对国际心理学产生更大的学术贡献？当前，国内理论心理学家的用武之地何在？陈巍博士的著作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那就是，以问题为中心，总结并整合邻近多学科对某一问题的所有成果，特别是来自实证方面的最新成果，实现理论上的建构（陈巍， 汪寅， 2015）。同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本领域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并有效推动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对于新生代的理论心理学的学者而言，如何有效整合来自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成果，如何以问题为中心建构知识体系并促进本领域的实证研究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展现理论价值的重要方面。但这也对理论心理学学者提出挑战：从事理论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它需要比实证心理学家更加宽阔的视野并能把握更加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成果，有更加广阔的跨学科的学术背景。陈巍博士将自己的本项研究视为一场学术冒险，但他的研究却启发了同辈的其他理论研究者，当前从事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进行这样的冒险。
然而，恰如上文所述，本书试图整合并展现当前国际关于神经现象学这个跨学科领域的全貌，但这项工作的任务实在太艰巨了，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讲尤其如此。因此，本书的优点本身也就暗含着本书的不足。
首先，本书对神经现象学运动作了广义与狭义的划分，那么广义的神经现象学方面，能否全面囊括所有这方面的成果？作者所作的许多理论梳理，可谓是对神经现象学这场正在进行的运动的定性。一方面，这些定性和分类本身可能就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同时，对于一场正在进行的运动，尚未盖棺，如何定论？
其次，作者问鼎意识这一跨学科问题，本身就是一场学术冒险，对于这样一个宏观的跨学科问题，作者能否解决好不同学科之间因学科争端引发的对具体问题的争端？如果争端不能解决，那么如何整合？事实上，作者已经将自己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者认为神经现象学为解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可能，它代表着“第三种文化”，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认为神经现象学的哲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本身有违背现象学原则的风险，因为神经现象学在本质上，要么是科学的哲学化，要么是哲学的科学化，最终依然逃离不了的两种文化二元对立的局面。
最后，神经现象学究竟只是一种设想，还是能在消解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的对立上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再比如说，身心二元论的问题。神经现象学通过“活体”桥接了心理与物理的关系，可是，在生命体内，只要谈到身心关系问题，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就会存在，那么，神经现象学似乎无法解决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当然，这些问题，大都是本领域内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里提给作者有些苛刻，毕竟瑕不掩瑜。同时，我们期望在不远的将来，陈巍博士能够对这些问题给我们以更有启发的解释。
参考文献
陈巍， 汪寅（2015）. 基于镜像神经元的教育：
新“神经神话”的诞生？ 教育研究， 2， 92-101.
陈巍（2016）. 神经现象学：
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霍涌泉（2006）. 意识心理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舒跃育（2014-05-05）. “有山头， 没学派”：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心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A04.
An Answer of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Consciousness Problem――A Review on Book “Neurophenomenology：
An Approach in 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 for Integrating Brain and Conscious Experience”SHU Yueyu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Abstract
神经内科论文范文第4篇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
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
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
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
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
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
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
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
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神经内科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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