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人们在探讨艺术设计教育时，不能跳过和忽略的就是“包豪斯”，它几乎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代名词。人们不断研究其带给艺术设计教育的广泛指导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工作效果和教育成就，以及思维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艺术设计研究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育设计管理设计设计师
一、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
20世纪以来，人们在探讨艺术设计教育时，不能跳过和忽略的就是“包豪斯”，它几乎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代名词。人们不断研究其带给艺术设计教育的广泛指导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工作效果和教育成就，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等，而后者才是包豪斯能够取得如此大成就的核心和根本。
包豪斯体系强调的是：
1.设计应自由创造，反对模仿抄袭，墨守成规；
2.将手工艺同机器生产结合起来；
3.强调各类艺术之间的交流融合；
4.学生既有动手能力，又有理论素养；
5.将学校教育同社会生产挂钩。
如果说，现在的艺术设计教育和从业人员都达到了以上几点的要求，或许今天也就不需要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说，艺术设计教育相对落后于现代设计的实践。纵观国内的艺术设计行业，社会不满意，主要表现在艺术设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和适应市场需要的问题；
业内不满意，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没有基本可以成为指导思想的设计教育理论，教育的方向无法清晰透彻，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设计教学实践的需要。仅有二十几年历史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还没有建立一套自己满意、社会满意、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正因如此，各个院校的艺术设计教育都存在着较大水平上的差异。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艺术设计教育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些都是我们艺术教育过程中宝贵的指导思想。
二、设计和设计师
何谓设计？它指的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设计还同时肩负着把制造产业与尖端的软件产业一同吸纳进创造磁场的重任。”①而设计师，则是从事设计这一职业的人的一个统称。
设计师，是特殊的族群，与设计师们的对话有时可显示出更宽广的胸怀，改善环境的渴望，打造更美好的世界，提高大众对艺术、设计的品位，去帮助或改变这个社会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有些设计师们的世界是很“窄”的。
笔者认为这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弱点是一样的。有些知识分子大多缺乏一种大文化观，他们看问题多只是从专业的、局部的、个人的、地域的角度出发，这对于整件事情和整个层面来说，是相对狭隘的。而有些艺术设计师，将自己圈在一定的小文化背景里，其认识和境界或许就停留在较窄的层面。
设计师以及设计师的创作，应面向社会。对于社会，设计师应积极参与并有责任感，在文化意识上发生作用，并把个人和现实文化联系起来。相应来说，艺术设计教育教会学生一种思考艺术的能力，教他们对生活、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力、认知力、艺术表现力和责任感。推动的不是某一层面的技术载体，而是思想上的变化，这比教技法更重要。
三、设计和设计管理
管理需要设计，设计必须加以管理，设计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是因为他们在设计的应用和行销上经常进行创新，其重要因素就是掌握“设计管理”，强调在设计部门中所进行的管理，以提高设计部门活动的效率化，将设计部门的业务体系化进行整理，以组织化、制度化进行管理。
设计管理，很多人对于这个词还是比较陌生的。1965年，英国皇家艺术协会（TheRoyalSocietyofArts，简称RSA）颁发“设计管理最高荣誉奖”。此奖目的在于借以“鼓励企业设计活动，经由广泛性、合理性、计划的步骤，使顾客、公司员工及相关人员对公司有整体品质的认同”②。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设计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使顾客、公司员工及相关人员对公司有整体品质的认同。设计管理的第一个定义，是由英国设计师MichaelFarry于1966年提出的，他认为：“设计管理是在界定设计问题、寻找合适的设计师，并且尽可能地使设计师在既定的预算内及时解决设计问题。”③他把设计管理视为解决设计问题的一项功能，侧重于设计管理的导向，而非管理的导向。不难看出，MichaelFarry是站在设计师的角度提出定义的。
设计管理，从企业层面的理解指的是企业领导从企业经营角度，以企业理念和经营方针为依据，对设计活动进行组织与管理，是借鉴和利用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设计本身进行管理，使设计更好地为企业的战略目标服务。设计管理，企业的设计管理，在目前看来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企业品牌形象CIS战略的运用，是最典型的设计管理的实例，也是目前企业运用的设计管理。
四、如何进行设计管理
在现代的企业行为中，不管是以设计为背景，还是以管理为背景去理解设计管理，其基本的内涵已渐渐走向统一。那么，设计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设计管理呢?相信这是很多人目前真正关心的，下面，笔者以多年的教学和从业经验谈一些理解。
第一，设计战略和策略管理。
设计战略和策略，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企业情况、市场情况、产品情况等）作出的针对设计工作的长期规划和方法策略，是对设计部门发展的规划，是设计的准则和方向性要求。它是提高产品开发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形象的总体性规划。企业必须要制定自己的设计战略，并加以良好、有效地管理。
第二，是设计目标的管理。
设计必须也应该有明确的目标。除战略性的目标要求外，企业的设计部门应根据企业的近期经营目标制定近期的设计目标，这一点很重要。前面在说到设计师们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一般较为感性，在目标的设定、执行等方面最好能有强有力的管理，使之切实有效地完成既定目标。
第三，设计程序管理。
设计，是一个讲究创意、思想的工作，但并不表示设计就不需要流程。设计的流程管理，是为了对设计实施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控制，确保设计的进度，以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目标和任务。
第四，设计作品的品质管理。
设计作品的品质管理，是使设计师的设计方案达到预期的目标，并在生产阶段达到设计所要求的质量。在设计的过程中发挥集思广益的作用，有利于设计质量的保证与提高。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集思广益”，即发挥集体的智慧，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这在设计管理过程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另一个环节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即设计成果转入生产以后的管理对确保设计的实现至关重要。在生产过程中，设计部门应当与生产部门密切合作，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生产过程及最终产品实施监督，才能使设计的效果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第五，知识产权的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的价值对企业经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设计工作者来说，首先要保证设计的创造性，避免出现模仿、类似甚至侵犯他人专利的现象。应有专人负责信息资料的收集工作，并在设计的某一阶段进行审查。设计完成后应及时申请专利，对设计专利权进行保护。
结语
设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软件、技术和管理”这一大背景下不断发生变化，设计管理的定义和影响也在发展过程中。作为一门新的研究领域、一种应对激烈竞争的最具潜力的工具，设计管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在目前以及将来，对设计管理的探讨和发展应当被我们关注和重视。
注释：
①（日）荣久庵宪同等著，杨向东等译.不断扩展的设计.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第279页.
②刘瑞芬.设计程序与设计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1页.
③刘和山等.设计管理.北京：国际工业出版社，2006.第10页.
参考文献：
[1]陈鸿俊编著.现代设计史.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2]（日）荣久庵宪同等著，杨向东等译.不断扩展的设计.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陈屹，谢华编著.现代设计方法及其应用.北京：国际工业出版社.2004.
[4]刘和山等.设计管理.北京：国际工业出版社.2006.
[5]刘瑞芬著.设计程序与设计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伏羲氏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纪元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也就是三皇（三皇有多种说法，这里取伏羲、神农、女娲说，传说我们的先民就是由伏羲、女娲交合而生）的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亚于开天地的伟业，对后世产生影响之深远和巨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这就是《尚书·序》开篇的第一句话：“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产生了文字，这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但“造书契”是第二位的事，第一位的是“画八卦”。八卦的诞生，一是说明：伏羲时代先民们不但有了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的理论，而且有了太极图、阴阳爻这样的图形符号，以及由这些图形符号千变万化而成的阴阳卦象（仍然是线条图形符号）；
二是说明：易经的诞生，在伏羲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八卦衍生出来的六十四卦，就有了围绕易经的文化现象，人们把它统称为易学。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河图、洛书。
太极图是研究易学原理的一张重要的图象，它包含宇宙万物运行规律，有人说它是宇宙的模式。太，有至的意思；
极，是极限之意,即至于极限，无与伦比。它包含了老庄哲学的“道”的至极之理，也包含了老庄哲学的“天”的时空极限。《庄子·天下》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太极。“太极元气，含三为一”，从太极图可以得出结论，太极图的圆圈，就是代表一，代表宇宙，代表无极。图象的黑白二色，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
黑白两方的界限就是划分天地阴阳界的人部。白中黑点表示阳中有阴，黑方白点表示阴中有阳。道生一，就是无极生太极；
一生二，就是太极生两仪；
二生三，就是阴阳交感化合；
三生万物，就是太极含三为一。宇宙有无限大，所以称为太极，但是宇宙又是有形的，即有实质的内容。然而，有形又来自于无形，所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实体是健运不息的，即宇宙在运动，动则产生阳气，动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相对静止，静则产生阴气。如此一动一静，阴阳之气互为其根，无穷运转。自然界也是如此，阴阳寒暑，四时的生长收藏，就是万物的生长规律，这种规律无不包含在阴阳五行之中。阴阳交合，则化生万物，万物按此规律生生不息，故变化无穷。这些内容提出了立天、立地、立人的三才之道，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河图以十数合五方、五行、阴阳、天地之象。图式以白圈为阳、为天、为奇数；
黑点为阴、为地、为偶数。并以天地合五方，以阴阳合五行，所以图式结构分布为：一与六共宗居北方，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二与七为朋居南方，因地二生炎，天七成之；
三与八为友居东方，因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四与九同道居西方，因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五与十相守，居中央，因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河图是根据五星出没的时节绘成，故称五星为五纬，是天上五颗行星。木曰岁星；
火曰荧惑星；
土曰镇星；
金曰太白星；
水曰辰星。五行运行，以二十八宿为区划，由于它的轨道距日道不远，古人用以纪日。五星一般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相继出现于北极天空，每星各行72天，五星合周天360度。由此可见，河图就是五星出没的天象，也是五行的来源。
洛书古称龟书，说有神龟出于洛水，其甲壳上有此图象，结构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阳数，四隅黑点为阴数。洛书数字本太一下九宫而来，以四十五数演星斗之象。古人观测天象，认为北极星(太乙)之位恒居北方，可以作为中心以定位的标准。九宫是据北斗斗柄所指，从天体中找出九个方位上最明亮的星为标志，便于配合斗柄以辨方定位，发现九星的方位及数目，即洛书的方位和数目。洛书九宫数，以一、三、七、九为奇数，亦称阳数；
二、四、六、八为偶数，亦称阴数。阳数为主，位居四正，代表天气；
阴数为辅，位居四隅，代表地气；
五居中，属土气，为五行生数之祖，位居中宫，寄旺四隅。由此可见，洛书九宫是观测太一之车，即北斗斗柄从中央临御四正四隅而形成的，洛书九宫与八卦的阴阳变化存在着密切关系。
易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从伏羲时代造作的卦画开始，到周文王，被囚禁羑里的七年时间，于大忧患中，作大开创，成就了周易彖（卦）辞。后来周公姬旦又为每卦六爻作了爻辞，开创了兴周八百年基业的哲学思想。到了孔子，又赞周易十翼之传，一脉相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包含《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在内的《易经》。这四位作者，从伏羲到孔子，相距上千年，但他们对易学的见解却是惊人的一致，反衬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口号很响亮，就是“打倒孔家店”。但却没有人提出“扫除易学”、“挖掉老庄店”，太极八卦图仍然在神州大地上招摇过市，道教建筑仍然占有着中国最美的山水。这足以说明易学文化和老庄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力，即易学文化，以及尔后受它影响最深的老庄哲学，为中国人提供了普遍的方法论。它们不但是统治阶级文治武功的宝贵经典，也是大众精神的一种寄托和生存的教科书。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鲁迅这句话其实也是包含了易学文化在内的。道教缘于道家，用了老庄的哲学思想，还把老庄认成是祖师爷，道家也因此扩大了自己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然而，不论是在广大民众中有着巨大影响的道教，还是作为道教理论基础的道家哲学，都与易学文化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而道家与易学的缘分，又是儒家和佛教所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西方人并不细分道家与道教的区别，而是统而言之：TAOISM。
易学文化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多有启发。它十分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分散割据，保持了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山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中国历史上虽然有纷争不已的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分裂时期，但是在文化继承关系上，却没有一个脱离中华民族文化的。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但是却一直弘扬着中华民族文化，这一点从现存的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中，都能见到，孝文帝甚至把姓氏拓拔改为元）；
它提倡“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主张天下一家，同邻邦友好相处；
它主张发展农业，安定人民生活，国家要节约开支，“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它主张发展手工业，使物产丰富，方便人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
它主张发展商业，促成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学文化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时时注意“聚人”、“安民”，如果人民离散，心无居安，社会就不会稳定。它教导历代仁人志士“与民同患”，把人民的忧患放在心头。易学也重法治，主张“明罚清而民服”，一切法令制度都贯彻“抑恶扬善”的原则。中华民族富有革新精神，每到历史危急时刻，总有仁人志士奋起进行革新运动，这正是易学文化持久熏陶的结果。《易经》最早提出“革命”主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命”，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有本质区别，但它主张，“革命”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既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适应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易学文化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引起变化，变化了就会畅通，畅通才能持久，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易学文化又始终贯穿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所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学文化的确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易经》最有名的哲学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就是变，它是一部讲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变化的书，是古代辩证法思想最重要的源泉。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指出这种变化，不是来自世界的外部，不是靠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其固有的一阴一阳的矛盾性，这就是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因。《易经》认为，整个宇宙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同这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相适应，它劝诫人们树立“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它认为人在自然、社会的变化面前，不是无所作为，应当发挥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它讲“物极必反”，“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势必要的。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思想，在最能代表哲学思想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都能见到易学文化的深刻体现。
易学文化为中国古代科学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象数思维模式。象数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取象比类。思维借助“卦象”，极富形象思维特点；
取象为了“比类”，又是逻辑思维的特性。因此，取象比类是两种思维相互作用的思维方法，更具有强烈的辩证法特征。黑格尔自己就公开宣称，他所创立的辩证法，就是来源于中国的易学文化。
易学文化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无时不刻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有时赤胳上阵，指导着人们的具体行为方式。易学讲阴阳对称。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反相成，对称互补，构成统一和谐的大千世界。这一对称协调原理，在传统的中国医学、医药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在中国的书画艺术中更有精妙的表现；
在中国古典建筑和古典园林布局中，又是运用得淋漓尽致。易学讲整体思维。人体小宇宙，自然大宇宙，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外及内，包含了现代系统论思想。中医的望、闻、问、切，调理阴阳，辨证施治，以及中医的经络理论等等，都是这种系统论思想的具体体现。易学强调序列，注重节律。易学特别注意宇宙运动的周期性，主张“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从太极图到384爻的渐变演化，从河图洛书到五行九宫的相生相克，虽然千变万化，却都遵循着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计算机的鼻祖莱布尼兹，说他所创立的二进制原理与易学的术数演变完全一致。又比如中国古典建筑，从不强调个体的美，而是强调总体布局的强烈韵律感。看北京的皇城、天坛等，无比恢弘的气势，正是这种强调序列，注重节律的结果。
易学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数千年来，注释、阐发、评议《易经》的著作，就有三千多种，而且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参加其中，经久不衰。清朝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对此种文化现象有过这样评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今天易学文化的研究领域更加拓宽，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它为中国美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意”与“象”结合的思维模式，孕育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方法。美术家多认为“太极图乃书画秘诀”；
舞蹈家更把八卦的无穷变化看成是审美标准的符号，对民间和宗教舞蹈影响最甚。易学关于阴阳协调的原理，又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风水学，数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的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环境科学、生态建筑学、环境艺术和工程技术等诸多学科。易学文化是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的独特思想体系，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富有开拓未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易学也极大地影响着西方文化
易学的伟大自不待言，如今满世界的“易经热”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例子说，美国的大学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设有“算命”学科，不但西方的学子去学，而且中国港澳台的学子和世界上许多华人子弟也跑去选修。台湾学者南怀谨说他的一些学生，就跑到美国去选修“算命”学。为此，这位先生还发了一通感慨：年轻的国家（指美国），文化草昧的民族（指美国人），正以大胆的创见，挖掘、开发自己文化的新际运，不管是有道理或无道理，研究以后再作结论。但有祖先留下来五千年庞大文化遗产的我们，却自加鄙弃而不顾，一定要等到外人来开采时才又自吹自擂的宣扬。我们姑且先不去管南先生所说的美国“算命”学科，是否在教授中国的易学文化，或者中国古代巫师术士的一套东西，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至少可以说明易学影响的广泛。
在哲学方面。易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即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创始人、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就是受了中国易学和老庄哲学的深刻影响，创造了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我们说黑格尔是创造也行，说他是在贩卖中国的易学文化也可以，因为易学比他的那套理论起码早了不知几千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他的手中被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列宁说：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提出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实现了辩证法的系统化。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黑格尔研习和运用中国易学的结果，《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黑格尔在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录》上称赞道：“《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据说，黑格尔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从上述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通过黑格尔哲学，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易学中的某些伟大思想，特别是辩证法。
在科学方面。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发明者，他曾试图解决统一场论的课题，这个课题起源于法国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拉普拉斯曾经幻想：“如果有一种智慧能了解在一定时刻支配自然界的所有的力，了解组成它的实体各自的位置，如果它还伟大到足以分析所有这些事物，它就能用一个单独的公式概括出宇宙万物的运动。从最大的天体到最小的原子，都毫无例外，而且对于未来，就象对于过去那样，能一目了然。”（《爱因斯坦对二十世纪下半期物理学的影响》）拉普拉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人，他产生了比他早五千多年的中国先哲的想法，而又引起了比他晚了近一个世纪的爱因斯坦的苦苦探索，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不奇怪，比拉普拉斯早了整整一个世纪，比爱因斯坦早了近两个世纪的物理学家牛顿，对于自己发明的力学规律，始终解释不了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于是就陷入唯心主义的怪圈，把它说成是上帝给的力。据说拉普拉斯提出的问题已经由中国科学家解决了。中国科学家以《易经》为基础，完成了“宇宙物质成因学”。发现者是在破解伏羲古太极图的过程中，完成了拉普拉斯一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这一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总体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
据说爱因斯坦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16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西方。他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科学家们得力于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和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这两大法宝，中国古代科学家都不具备，然而值得惊奇的是，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中，有许多早已被中国古代科学家完成。后来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从小就受到易学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很客观地看待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很辩证地研究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以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流誉全球。李约瑟也对中国的易学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对易经卦象用于练丹术极为倾心，在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详细论述。他在研究了莱布尼兹的二位进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的相互关系后说：“我们看到他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这一点莱布尼兹本人也从来不否认。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曾经选择要求政府把授予他的爵士徽章设计成太极图形式，这不是因为太极图美丽，而是因为量子力学有一条定律，叫“测不准定律”，这个定律正是深受了易学文化的影响产生的。对此，物理学家李政道是这样解释的：“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可见，玻尔的量子力学是受了中国易学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然他就不会在自己的爵士勋章设计上，想到中国的太极图。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学习《易经》以后，对奇偶性不灭定律也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和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在艺术方面。易学文化对西方艺术与现代设计方面的深刻影响，将在以后专门论述，这里暂不赘述。
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本身就是伟大的设计
易学把深奥的逻辑思维，图解成易于研究的形象思维，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设计。据说如今的日本很时兴漫画书籍，就连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台湾论》，作者小林善纪也是用了文字与图象的手法，企图争取更多的读者。这不能不说是借了中国易学文化的表现方法，来侮辱和挑衅中华民族。
历代说《易》者，不外乎义理、象数两途，义理是《易》的内容，象数是《易》的形式。先民们有了太极的概念，然后产生了太极图；
有了阴阳的概念，然后产生了两仪；
有了四时的概念，然后产生四象；
上观天象，下看地理，又观察大地万物，近取法于人体的解剖图形，远取法于万物的各种形象，然后造作了八卦，又交叉重迭衍生六十四卦；
又造作河图、洛书。《易经·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所以说，以六十四卦为内容的卦象系统，以五行九宫为基础的河图洛书，都是易学文化的图象形式。卦画的最小单位是爻：“—”为阳爻，“--”为阴爻，阴阳爻、阴阳卦正是阴阳思想的符号化(线条符号)。太极图的黑白相间、首尾交合，正是阴阳对立统一、消长流行、互根互动的最佳图示(图形符号)。混沌之气——太极，于旋转中生出阴阳——两仪，阴阳于互动中生出四时——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五行于相生相克之中，演化出十分逼真的河图；
九宫于循环往复之中衍生出洛书。正是这种无穷变化，才启发了后人，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造。我们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是从这个让人无限遐想的太极图、无穷变化的阴阳爻、相生相克的河图、循环往复的洛书中，激发了灵感，产生了奇思妙想，于是就有了寓意深刻的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
有了美不胜收的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艺术；
有了精妙绝伦的中国民间艺术。看了汉代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有谁不认为这两件科学仪器是两件堪称世界之绝的艺术设计作品，又有谁不认为其中蕴涵了中国易学文化的精髓。所以古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都说：太极图本身就是艺术和科学的秘籍。
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从孔庙到道观的标识物；
从道教的服饰到游方术士的招摇旗；
从中医、气功、武术及中国古典书籍的书刊封面、会徽、会标，到韩国国旗图案、新加坡空军机徽、玻尔的爵士勋章等，太极图无不跃然其上。太极图除了阴阳鱼图形外，还有五层图形(即“周敦颐太极图”)、空心圆图形、黑白半圆图形等等。阴阳鱼太极图，早期称作先天图、河图、先天自然河图、先天自然之图、古太极图等；
五层太极图又称无极图、太极顺逆图、太极顺生图、丹道逆生图等。
关于太极图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原始时代说，有太古洪荒说，有生殖器崇拜说，不一而足。宋朝的朱震认为，太极图是由五代末宋初的道教鼻祖之一陈抟传下，他在《汉上易传·进易说表》中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但是陈抟的太极图是谁传的，他没说，但恐怕也不会是陈抟自己创造的，因为有无数的出土文物证明。台湾的陈立夫在《关于太极图的一些问题》中认为：“大陆先后所出土之古太极图，较《周易》及《乾凿度》之成书，尚早三、四千年。诸如陕西永靖所出土六千五百年前（伏羲时代）双耳彩陶壶上之双龙古太极图（藏瑞典远东博物馆），乃使用毛笔中锋所画，竟早于孔子四千年。又出土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铜器上，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陈立夫所称“双龙太极图”实际上就是华夏始祖“伏羲女娲交尾图”，陈立夫的说法比较科学，远古先民没有今天这样的科学手段，借助图象来推演天文地理、宇宙万物，那是十分自然的。至于陈抟，也许只是把太极图当成道教的标识物而已。
还有人认为太极图出于道教徒之手，是道教内丹学的产物。据说有人利用EF扫描技术，给进入气功功能态下的气功师作脑电图，并结合中医学和气功学有关记载，对气功师的脑电图进行了测试研究，发现大脑存在一个太极结构，以此证明太极图最早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内景感受(或内视)记录的丹象，也就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的脑电图。因此提出狭义与广义太极图之说，狭义的“太极图”(从它的原始起源的意义上说)是一张脑电图，广义的“太极图”(从它发现并描述了某种普遍的物质运动原理与结构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宇宙物质运动模型。也就是说，要想获得这种丹象——太极图，只有气功修炼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获得。但是用什么来修炼呢，还得求助古人，丹家的经典《周易参同契》就说，修炼的理法依据仍然是《易经》的原理和《易经》的太极模式。也就是说，丹家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是在易理易法的指导下修炼出来的。无论是汉代的魏伯阳，还是以后的陈抟等道教徒，他们都得研习《易经》，不研究《易经》，就不能发现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与伏羲八卦原理及图形相一致。
太极图产生以后，在流传的过程中，或配以八卦，或配以六十四卦，于是便陆续出现了“先天太极图”、“天地自然之图”、“河图太极图”、“洛书太极图”等各种不同名目的太极图。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属于意义世界的太极图是以丹家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为原形，以伏羲八卦方位为参照系，在《易经》原理的指导下画出来的。太极图产生以后，由于它具有与伏羲八卦方位图相同的宇宙意义，而其描述的简易性和生动性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于是人们便用它来解说宇宙现象，从而使之具有普遍真理性和适用性。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留待专家去研究而后得出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图的创造者，或者叫设计者，一定是根据大量的资料和研究，在大脑里产生了某种图形，然后逐步加以完善，也许这种完善，不是一个人、一个时间内完成的。
河图和洛书的创造，更带有一种神话的色彩。传说，在伏羲的时代，有龙马出于黄河，身上的花纹恰如八卦，于是，伏羲就取法于此，创造了八卦。又传说，在夏禹的时代，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文字，大禹取法于此，创造了洛书。这当然都是神话故事，不足为凭，但是，也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任何创造——包括一个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都离不开客观实践。无论从哪一个学科、哪一个角度，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研究易学象数的起源，这些象数自身都是一件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它们给我们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发，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离不开逻辑思维的指导；
而理论创立的逻辑思维，在形象思维的表现下，将更加深刻。二者的结合，将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易学文化把艺术创造和现代设计推向颠峰
深受易学文化熏陶的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其作品都在自觉与不自觉、有意与无意之间，打上易学文化的烙印，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不但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这样的设计作品为中华民族文化所独有，就是中国书画艺术，也不是外人很容易就揣摩和掌握的。还有我们现在出土的许许多多青铜器，其文饰，清一色都是易学文化的产物。中国的民间艺术，更是深受着易学文化的影响，剪纸、年画、蜡染、刺绣、雕刻、陶瓷、彩绘，还有最为称道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无一例外。
我们今天许多的设计作品，也都深受着易学文化的影响。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和国内著名美术家、雕塑家韩美林，他们都是世界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在他们的诸多作品中，几乎每一件都带有易学文化的影子。甚至青铜器的文饰符号、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等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了他们的设计符号。还有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他在20世纪80年代为北京设计的香山饭店，虽然如今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但那却是一件深受易学文化影响的现代设计作品，从总体布局到细部处理，设计者几乎是在不断地、反复地运用易学的象数与符号，以此来强化建筑本身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内涵。
下面我们再举两个前面初步提到的案例，来说明易学文化是怎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家和设计师。
2001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讨论会》，据说这个《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是为了以实践创造和理论探索的方式，回答两位世界著名学者关于“艺术与科学殊途同归”的思想。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说：“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著名艺术家吴冠中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两位学者虽然身居不同的创造领域，但是他们的思想表述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主题：人类生存和存在的终极境界——艺术与科学的融合。这种“融合说”本身就带有易学文化的烙印。
在作品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学者自己的作品。一件是身在大洋彼岸的物理学家李政道的雕塑——《物之道》，表现了物质结构微观世界的运动形式；
另一件是久居国内的艺术家吴冠中的雕塑——《生之欲》，表现了生命结构微观世界的存在形式。这两件雕塑作品反映了科学领域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正负电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揭示的物质运动的情景；
一个是蛋白基因结构揭示的生命存在的途径，这两个领域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探索未知世界的最高境界。
《物之道》体现了李政道在自己研究的科学领域里，所具有的睿智与浪漫，以及他对物质存在的哲学悟性。李政道为自己的雕塑题写了这样的说明：“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并进一步阐述道：世界是由带电的粒子构成的。通过他们的相互作用，形成原子、分子、气体、固体、地球和星球。这种负电荷与正电荷的对偶结构，或称“阴”和“阳”，可以通过太极图恰当地表现出来。《物之道》用雕塑语言，将科学探索的物质结构的最高境界放到易学文化当中，根据太极图的基本构成形式，演化出富有哲学意境的艺术形式结构和语言，通过艺术语言的纯粹性和形式，使物质雕塑要表达的科学内涵的最高审美境界和哲学境界得以形象再现。《物之道》在雕塑形态上，参照远古时代彩陶艺术的语言形式和表现物体内涵的方式，运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点、线、面运动变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力，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典型形式——线的单纯、简洁、绵延不断的性质，以及螺旋线生生不息的运动视觉效果，表达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核心普仪螺线管线圈的科学技术特征。一根变化丰富的螺旋线，以哲学的理念反复生成，推至象数概念中最大极数的九根螺旋线，九根螺旋线排列组合成旋转运动。九根线的一端收敛极心，意味着指向太极；
另一端发散太空，意味着指向无极。在黑与白之间，那恰似九条升腾的龙，在太极与无极的世界里，“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李政道凭借自己对易学文化，以及老庄哲学的深刻理解，穷尽了点、线、面构图，使足了色彩、材料和技术，使易学文化在《物之道》中得到了极至的张扬。
《生之欲》则体现了吴冠中在自己探索的艺术领域里，所具有的深厚人文修养和充沛的艺术激情，以及对真善美抽象概括的敏锐性。吴冠中在科学家发现的蛋白基因里，找寻着尽善尽美的艺术语言，来表达我们不曾看到过的生命形态。生命除开它的物质形式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情感的形式，吴冠中紧紧抓住生命主题的本质和蛋白基因的形态结构特征，按照中国哲学思想对生命认识的境界，把中华民族艺术表达哲学思想的形式——寂静之中的激动，激动之中的寂静，全部倾泻在《生之欲》上，这就是“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的易学文化意境。
易学文化是以生命来感悟道的深境，而中华民族艺术则是以道来诠释生命。那狂草般飞舞、转折、起伏的线条，展示着生命的韵律、节奏、秩序。线的表现力既有狂草的“舞”，又有音律的“美”，使生命在天地之间充满无限生机。为了加强生命的张力和音乐性的色彩表现，使线的空间变化表现得更具浪漫性，吴冠中以中国民族民间的传统色彩：粉绿、桃红、淡黄、银灰依次作为主色调的色标，并用红、黑线贯穿这生命之春的明快色彩。使人产生心理暗示和审美联想：生命源自于太极，又将回归于太极，没有个体的死亡，便没有生命的生生不息。于是，人类发生、成长、回归的终极状态，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吴冠中以充沛的情感和诗人的浪漫，为《生之欲》划上了最后的一笔：“似舞蹈，狂草；
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这又是对易学文化的理解。
这是两位有着不同人生阅历，又是在不同的领域——科学与艺术的无限而又有限的时空里，奋力拼搏的学者，用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易学文化的哲学思想，一种共同的科学与艺术笔法，创造着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风水术导引着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易学文化中，风水术对于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上到皇家的宫殿和园林，下至民间百姓的茅舍庭院，都十分讲究风水，因此也就一代又一代地产生了无数的风水术士，同时也流传下来一部又一部的风水著作。不但对阳宅——活人的住房讲究，对阴宅——死人的陵墓也讲究。流传了上千年的《葬经》，几乎就成了“阴阳仙”（风水术士的民间称呼）手中的法宝。晋代的郭璞被后世风水家推为鼻祖，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解释道：“《易》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家认为，宅地或祖宗墓地的吉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导致住家或葬者一家，以及子孙后代的祸福。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风水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人家宅地或墓地周围自然环境的好坏，来推算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这就是由风水术引发出来的相宅与相墓之法。先不论这种风水定吉凶的观点的非科学性，在风水术中，选择最佳自然环境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还是能够为科学所接受的。
风水术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流传的十分久远。传说，“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制五宅姓，管辂制格盘择葬地”。那时，在国家的管理中，就有了专门官吏来管理风水。考证实际，至少在战国末年齐、燕一派的方士中，就已经萌生了风水的雏形。《水经注·易水》记载燕国宫殿兆遗址说：“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也矣。”可见，择地筑宫，配合山水景观的建筑美学，在战国的燕国等地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
帝王们是最重视风水的，据说秦始皇就非常相信风水，有方士对他说，金陵有天子气，将来必出王者。于是，秦始皇为了保住自己家的江山，就派遣“朱衣三千人凿方山，疏淮水，以断地脉”。按照风水家的说法，地脉一断，风水自然就遭破坏，天子气就没有了，王者也就不会出现了。当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就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间展开了一场风水战。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动摇到明王朝江山的时候，崇祯就派出专人，跑到陕西米脂去挖李自成的祖坟，想借助风水的法宝，斩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蒸蒸日上的生气。李自成也有着与崇祯一样的风水观，当他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占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时，李自成命令将士，一把火烧毁了崇祯祖辈的皇陵。结果，出于历史的巧合，崇祯自缢煤山，李自成兵败身亡。然而，断了金陵地脉的秦始皇，也没有使秦王朝逃脱二世而亡的命运；
挖了李自成祖坟的崇祯，也没有挡住农民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城；
烧了崇祯祖坟的李自成，也没有使大顺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一代霸主。
也很迷信风水，当年为了尽快消灭日益强大起来的红军，就命令湖南军阀何键去的老家韶山，挖的祖坟。和共产党，却没有学李自成，解放后还把的祖坟整修一番。据说败退台湾的，有一次从美国入侵中国大陆的侦察机拍回的图片上，看到蒋家宗祠保护得如此之好，感慨万千，唏嘘不止。但是，挖了祖坟的，终于被领导的人民大众打败，而整修了蒋家宗祠的，却依然成为中国人民最敬仰的伟大领袖。当然，如果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风水术当作有关建筑学、规划学上选址、布局的生态环境学，于现代设计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一直受到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和周易八卦，即易学文化的支配。《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得更具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风水术里面的阴阳说，也是来源于群经之首《易经》中的太极图。运用易学文化中阴阳对立统一思想，正确掌握物极则反的规律，准确把握阴阳转化的条件，对于建筑规划和园林布局都是非常有益的。任何事物，当它发展到尽头的时候，都会走向反面。所谓“子时爬到晌午，再走月淡星稀”，正是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对立统一规律。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新生。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生生死死，变变化化，宇宙的阴阳变幻转化，就是这样的不可抗拒。《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就是说，宇宙万物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有一个，这就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
五行是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基础。易学文化在探索宇宙奥秘时，把触角伸向了物质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并把它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称为五行。五行均有自己的性质，《尚书·洪范》归纳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宇宙不断运动，永无休止，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生化，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消亡，生生灭灭，变变化化，可以归于五行的相生相克和阴阳的交互作用。五行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环往复，永世不竭；
相克就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依然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五行之中都有我生、生我，我克、克我的双边关系。五行既然是物质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就必然和宇宙万物发生无法分开的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作为易学文化的一部分，风水术也必然和五行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
古代传说，天干地支是远古时代的大挠发明的。天干有十个，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有十二个，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顺序相对结合，便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这种结合轮转一周，恰好是六十年，谓之六十花甲子。在风水术中，除了用干支纪日外，最主要的是结合干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阐述风水术上的一些问题。天干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五句话：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地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亥、子属水，辰、戌、丑、未属土。在方位上，由于十二地支彼此瓜分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其方位可以列成图象，即：子是正北方，午是正南方，卯是正东方，酉是正西方，丑是正北偏东，寅是正东偏北，辰是正东偏南，巳是正南偏东，位是正南偏西，申是正西偏南，戌是正西偏北，亥是正北偏西。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说法，再加上世人的诸多禁忌，风水术才在风水术士的手里变得异常复杂和神秘。但那复杂和神秘，于科学并无什么用处，大体是风水术士骗人的把戏。
风水术虽然宗派很多，但是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讲究龙、穴、砂、水。《管氏地理指蒙·乾流过脉》上说：“黄帝葬于乔山，在大河之南，脉自积石逾河，衍者丰饶而广被也。舜葬于苍梧，在大江之南，脉自荆汉逾江。”是说黄帝和舜都葬在龙脉之上，福泽江河。历代帝王对于陵墓择基的龙、穴、砂、水，都讲究得叫人叹为观止。当年那个在康乾盛世时承前启后的雍正就是一个，他曾把选好的东陵九凤朝阳山作为寿宫，后来忽然变卦，最终选在距离东陵一百多里远的河北易县泰宁山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是为泰陵。清宫档案《起居注册下》记载了当时雍正的手谕：“此地（指九凤朝阳山）近依孝陵（顺治陵墓）、景陵（康熙陵墓），与朕初意合，及精通堪舆之人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治亲王、总督高其倬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永宁山太平峪万年之地，实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此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询为上吉之壤，但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且与古帝制典礼有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这位为大清江山殚精竭虑的雍正，也和所有帝王一样，为自己的死后费尽心机。
何谓龙、穴、砂、水？就是说，选择生气积聚的风水宝地要按照“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推定。所谓“龙真”，是指生气流动的山脉。风水术以山脉为龙，把山势起伏绵亘，逶迤曲折的脉络称为龙脉，气脉所结之处为龙穴。“龙真穴便真，龙假穴便假”，寻龙是为了点穴，点穴必须寻龙。所谓“穴的”，是指生气凝聚着的吉穴的位置所在。地脉停顿之处为龙穴。俗话说：“寻龙容易点穴难”《葬经》也有“三年寻龙，十年点穴”的说法。所谓“砂环”，是指穴地背侧和左右山势重叠环抱的大好自然环境。所谓“水抱”，是指穴地面前有水抱流。《葬经》上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总之，相宅（阴阳宅）之术，“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依次而进行。龙、穴、砂、水的排列组合得当，才能使气聚而不散。所以，相风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好气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学。
如今全世界兴起“风水热”，在中国大陆沉寂了三十多年的风水术，也从海外归来，但是我们要有冷静的科学分析头脑，不要以为国外风靡，老祖宗的东西就都是精华。由于有巫师术士的妖言惑众，加之人们对未知世界迷惘与渴求，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的风水术，一直是科学与迷信搅合在一起，使人真假难辨。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技术，那么，风水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探求建筑的选址问题，也就是为了找寻最佳的人居环境。至于为了寻找死后的风水宝地，那实在是无稽之谈。千百年来，哪个帝王没找一块“风水宝地”，可是又有哪个帝王的江山永固、万代长存了？！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易学文化有关天、地、人理论的延伸，它们之间有着辨证的关系，在风水术中把它推向了唯心主义的绝地，是不可取的。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中国古代风水术是“准科学”。所谓“准科学”，就不是完整的科学，其中也有不是科学的东西。李约瑟对风水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说：“在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恩物，如劝人种树和竹以防风物，强调流水靠近屋址之价值都是。”“就整体而言，我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中国的田园、房屋、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籍此得到说明。”很显然，李约瑟取的是中国风水术中的科学内容，而摈弃了那些不科学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风水术中的伪科学都做过极为严厉的批判，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王充，在他的传世之作《论衡》里，对风水术的迷信惑众，扰乱社会，给予了口诛笔伐；
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经写下《葬论》、《论山陵择地札子》等文章，对当时流行的风水吉凶说，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
明朝的张居正是当时反“风水吉凶说”的猛士，他在《书经》上说：“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其实《易经》上早就说得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连被后人神化了的刘伯温，虽然因为写过《堪舆漫兴》，被风水术士奉为祖宗，但他也并不相信“风水吉凶说”，他在《司马季主论卜》上说：天道何亲，惟德之亲；
鬼神何灵，因人而灵。有过去就有现在，今天的碎瓦颓垣，昨天也是歌楼舞馆；
今天的荒榛断梗，昨天也是琼蕤玉树；
今天的露蚕风蝉，昨天也是凤笙龙笛；
今天的鬼磷萤火，昨天也是金缸华烛；
今天的秋荼春荠，昨天也是象白驼峰；
今天的丹枫白荻，昨天也是蜀锦齐纨。一昼一夜，华开者谢；
一春一秋，物故者新。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产品艺术设计行为心理学人性化设计原理
产品艺术设计从萌芽到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多种多样的设计风格的变革。从以纹样装饰为主的装饰风格和古典艺术风格的复兴，到注视功能和有机形体的现代主义，艺术设计似乎都停留在造型的范畴上。对艺术设计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探讨，却都反映了一个经济现象，那便是以产品为主导的经济现象。以往的产品艺术设计过多地重视了产品的制造，产品销售的利润，却忽略了产品的使用者——人的因素。
北欧的产品艺术设计，因其一贯坚持的人性化，在不牺牲功能的“软性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下，产生了许多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的产品。它们便是重视了人的因素，才使得北欧设计代表了优秀设计的高品质，成为世界优秀设计的代名词。
一、人的需求是产品设计的主要依据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最高效率地掌握和操作产品，是当今设计的关键和核心。现代生活的人们工作节奏加快，面临的是竞争激烈的世界，当然不希望在使用日常生活用品的过程中也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产品的功能设计要根据消费者对产品的生理需要，力求达到产品的方便性、使用的科学性和相应的价值观。如果一件新产品，人们需要事先阅读说明书才能明白操作的要领，那么它绝对不是好的设计，因为没有一个使用者会愿意去看说明书里枯燥而烦琐的内容。
简单和功能单一的产品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人们曾经陷入科技发展而导致的产品设计的误区。多功能的、过于饱和与功能的重复堆砌不仅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误操作。而多功能必然导致设计的复杂性，要设计师们合理安排各种设计界面的穿插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功能饱和的设计仅仅是对科技发展的炫耀，而不是人的实际需要。事实上，有一些产品的功能，用户使用的频率极小。
比如，对有关微波烤箱的消费者调查显示：烤箱的功能很多，可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只是将食物放入烤箱，设定所需时间，然后开机。至于其他复杂的附加功能从未使用过。因此，根据消费者的动态的心理变化和需求，产品的功能设计有几个趋势：
1.自动化程度提高；
2.向“轻、薄、短、小”方向发展；
3.从提高生活质量出发，注重整体设计效应；
4.一看就懂，易于操作，功能适度。
二、行为心理与产品设计
人是设计的前提，是设计的对象，是设计的主体。如何设计使用方便、结构合理的产品，需要人们研究工程心理学和工效学方面的知识，了解产品的功能设计与人的生理和行为特点的匹配关系。因此，在产品设计中，要考虑消费者的行为规律，力求做到人——机——环境的和谐。怎样设计才能更简洁明了？怎样才能迅速引起操作者的注意？怎样传达正确的信息才能使得使用者有正确的理解？因此，想要有合理的、科学的设计，必须对使用者行为心理有一定的研究，才会有效地设计产品。
首先，要了解人在做一件事时所经历的步骤，即行动的结构问题。要做一件事时，人首先要明白做这件事的目的——行动目标；
然后，要采取行动，自己动手或利用其他的人和物；
最后是看自己的目标是否已达到。所以简单地说要考虑目标，对外部世界所采取的行动、外部世界本身以及查看行动在外部世界中所形成的后果。行为本身又包括两个方面，去做什么和检查做的结果，又称为“执行”和“评估”。
实际生活中，这个过程却不那么简单。因为最初的目标也许并不十分明确，目标并不会准确表明行动的具体内容——在哪做，怎么做等等，所以要想采取行动，还需要将目标转化为明确的行动步骤，即“意图”。
假设坐在沙发上看书，天色已晚，需要光线亮一些。目标：要得到更多的光线。目标转化成意图是：开台灯。但还需要明确如何移动身体，如何伸手触摸开关，如何用手指去操作开关，还可以有其他意图，请一个人帮忙开灯。这样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可意图和具体的动作却有不同。
然而，人们在实际的行动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和随机性，有的时候很多活动不是靠单一行动所能完成的，或者一次行动无须经过所有的阶段,所以活动的复杂性使得行动中产生执行和评估阶段的断续。
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人们常弄不明白自己心理意图及解释，与实际操作及外界状态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断续的产生都是人内心对外界的解释与外界实际状态这两者的差异造成的。某种产品的操作系统是否与用户设想的一致？执行阶段的断续即指用户意图与可允许操作之间的差距。在评估阶段，容易得到并可轻松地解释系统提供的有关信息一致，则所产生的差异很小。
这两个断续，正是一些日用品设计的瓶颈，一些看似简单的日用品，结构并不复杂，却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两个断续的解决方法，就难倒了用户，让用户自己来承担操作困难的责任。于是，根据这些基础的行为心理知识，为设计师提供一些基本依据，以便检查设计有没有出现执行和评估的断续或将它们处理好。
如何使用户轻松地确定某一操作？有哪些可能的操作？具体如何操作？如何建立操作意图与操作行为之间的匹配关系？如何建立系统状态与用户解释之间的匹配关系？用户如何知道系统现在的状态？这些都需要设计者有所考虑。当然，行动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自身独特的设计策略，根据每个阶段的情况来确定设计方案，这就得到一个重要的设计原理：
1.可视性，用户一看就知道的物品状态和可能的操作方法。
2.正确的概念模型，使操作键的设计与操作结果一致。
3.正确的匹配，建立可判定的操作与结果，控制器和功能，系统状态与可视提示之间的匹配关系。
4.反馈，用户可以接收到有关操作结果的完整，持续地反馈(转第103页）(接第109页）信息。
三、设计原理中的心理学思维
设计优秀的物品容易被人理解，直接给用户提供了操作方法上的线索；
而设计拙劣的物品使用起来很困难。它们不具备任何操作上的线索或给用户提供一些错误的信息，使用户陷入困惑，破坏了正常的解释和理解过程。可以利用以上原理对现有设计做个评估，从而可以知道，有问题的设计问题出在哪，向哪个方向改进会避免问题的出现；
也可以用这些原理指导我们的设计，在创新的过程中创造出有效、易于操作的使用方式。
可视性，要表现操作意图与自己和产品之间是否实现了互动，即操作意图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匹配，并且要让用户看出物品之间的关键差异。基于可视性，才可以把事物区分开来。操作结果的可视性能够让用户知道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确。
可视性只是原理的一点，更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概念模型。这里需要提到预设用途的概念，指物品被人们认为具有的性能及其实际上的性能。预设用途为用户提供了操作的明显线索。比如手板是用来推的，旋钮是用来转的，狭长的方孔是用来插东西的等等。如果预设用途在设计中得到合理的利用，用户则无须借助任何图解、说明就知道如何操作了。在概念模型中，物品的表面结构，限制条件和匹配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物品的使用方法。以剪刀为例。剪刀柄上的圆环显然是让人放东西进去，而唯一合乎逻辑的就是把手指放进去。圆环的大小决定了使用上的限制，限制了放的手指的数目；
同时剪刀的功能不会受到手指位置的影响，放错了手指，照样可以使用剪刀。所以就算是第一次使用剪刀，用户也可以弄明白它的使用方法。因为剪刀的各部分显而易见，功能清楚。剪刀的设计突出了概念模型，并有效利用了预设用途和限制条件。
匹配原则，以汽车为例，想要把车往右转就需顺时针转动方向盘，这里有两种匹配关系，方向盘是唯一负责汽车方向的，方向盘不是向左转就是向右转。匹配性使得用户的操作动作与操作结果之间表现出紧密可见的关系，信息反馈很迅速，也非常好记。
反馈原则在原来经典的电话概念模型中有很好的体现，按下按键用户会听到确定的声音来帮助辨别工作状态。功能设计上要注意到对人的视觉有及时的反映，以判断操作的正误。
了解用户的行动结构和行为心理所得出的设计原理是产生优秀设计的重要依据。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产品艺术设计中的关键。研究人的行为心理可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研究消费者心理已成为生产者和设计师的出发点。如果没有对消费者心理深入的了解，设计出来的产品再好，也只能是放在柜台里，不能产生市场效益，所以重视对消费者的需要、动机、个性、情感的调查和了解，做到产品设计理念上新颖，视觉上好看，使用上方便，品位上满意，价格上合理，就一定能推出受市场欢迎的优秀设计，实现生产者、设计师和消费者共赢，达到市场经济不断繁荣的目的。
参考文献：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彧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嫕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
本科生；
科研能力；
培养
1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学习特点和个性分析
1.1爱好专业却忽视文化课程的学习
身处综合性院校，以我对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在校学习的观察和研究发现：爱好专业却忽视文化课程的学习，这种现象普遍存在。通过包括问卷在内的调查也得到一组数据：认为有必要上文化课的占33.5%；
认为没必要开设文化课，只上专业课的占42%；
认为多学一点能文化课为以后的就业和考研有帮助的占6.5%；
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而愿意在专业课上投入时间更长的占2.4%；
而对文化课程不感兴趣，上课也是睡觉或者玩手机的占2.1%；
其余的人则认为学校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不管是在专业艺术院校还是在综合性高校，这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教学问题。“文化水平的高低将会决定艺术院校培养的是工匠还是艺术家”，毫无疑问，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深深影响着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1.2富有创造性但往往过于个性化、感性化
研究表明：艺术生往往就是“右脑发达”者，即富有强烈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艺术设计从来不乏创新和个性。但是结合本专业来看，过于个性化、感性化而创造出来的作品也不见得是好的。例如，教师安排给学生的设计作业，有些学生的个人主观因素过于强烈，导致作品艺术感的丧失；
有的学生擅自更改线条或图形，忽视教材中的理论规定，仅凭喜好就随意改变作品，感性色彩太过浓厚，缺乏对问题理性的思考。学生需要深刻理解创新的真正含义，科学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学习与实践途径。
1.3注重设计实践而科研意识薄弱
现在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中都非常侧重于学生的设计适应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加上在课程设置上对理论课程的轻视，学生对整体艺术课程的认识不足，影响了学习的精神状态，更是打击了科学研究的兴趣。导致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缺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学生甚至不会查阅、整理专业文献和相关资料，连论文格式都茫然不知，科研意识极其淡薄，科研能力严重滞后。
2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之现状
2.1重设计、轻论文的现象严重
综合性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教育培养较于其他专业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在毕业设计教学过程中既需要指导学生进行设计作品的创作，还需要督导学生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是毕业设计说明的撰写。从我所了解到的几个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设计情况来看：非常注重设计作品的创作和表现而比较轻视毕业论文的整理和写作。通过比较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设计选题较为类似，甚至几个学生选同一个相对简单的课题。二是论文写作立意不深，论据不足，缺乏独立思考。三是缺乏充分的人文理论及精神情感，写出来的论文不“美”，内容干涩、无味。四是基本功即基础理论知识匮乏，论文写作中内容词句表达不清，甚至对“关键词”和基本格式都不知道。种种问题显示，虽然艺术教育具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独特性，但在设计教学的同时如何激发和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也应该是一门让教育更美好的“艺术”。
2.2忽视科技、科研项目的申报
科技、科研项目作为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核心，越来越受到各大高校的注重。作为一名从事艺术设计一线教学与科研的高校教师，我发现大部分院校特别是综合性院校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申报各级科研项目没有规划，缺乏对学生科研项目的管理和激励机制，更不用说根据科研项目等级来划拨资助经费了；
从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自身来分析，大部分同学对科研项目申请、立项的概念、程序和要求都不是非常了解，而项目成员间又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对项目研究不积极，从而导致项目申报难以成功或是结题困难甚至被取消项目。
2.3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积极性不高
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在平常教学中的潜移默化，也与在实际的科研项目中进行锻炼与思考息息相关。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正是这样一种提高自己自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有效方法。在自己及同事进行项目申报、立项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本专业学生对参与科研项目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参与度不理想。学生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教师如何与学生共同来研究项目等都值得去仔细思考。
3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3.1强化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的科研意识
（1）引起重视和理解。在以往的艺术设计教学过程中，学生都是被动的接收老师讲课的内容，认为科研仅仅是老师自己的事情，老师也往往忽略了对学生科研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长久以来，由于设计专业学生在搞科研的时候都是自己搞自己的，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规划，对自己的研究方向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加上没有老师负责对学生进行专门系统地研究训练，从而学生对自己所掌握的艺术理论知识不知道如何应用到科研活动中去，所以最后的成果也是参差不齐，水平低下。在种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引起重视，根据设计专业学生的个性和特色、艺术规律及教师的项目课题研究经验，对学生进行与学科紧密挂钩的专业研究指导。例如，除毕业设计作品以外更加重视设计论文的撰写，教会学生来完成收集整理设计资料、阅读设计文献、分析设计要求、撰写论文摘要、修整论文格式等科研步骤，进一步让学生在研究活动中理解研究的方法，掌握的诀窍，形成科学研究的习惯。
（2）讲究方法和引导。为了调动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进行科学活动的积极性，挖掘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必须从站在教学与科研一线的教师人手更新教学观念并制定鼓励学生日常参与教师科研工作制度，如在毕业设计课题申报时将纵、横向项目引入其中，鼓励学生积极报名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在课题老师指导下帮助老师从事资料搜集、分类整理和比较分析等工作。还可以学习和借鉴研究生培养方式，采用导师制度，这样更是有利于对学生科研的指导。一方面，加强学生对专业的了解研究，培养专业学习兴趣，尽早确认毕业课题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专业学习能力、科研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同时，引导学生合理有效利用课余时间，形成专业学习氛围，带动学风建设。
3.2建立、健全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体系
（1）搭建科研平台，优化学生管理。缺乏科研平台和管理是设计专业学生在研究成果方面未能达到满意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综合性院校一般都设有教务处等管理部门，但往往缺乏一个学生科研管理部门。如果能设立这样一个部门，就可以单独对设计专业学生进行科研的服务和管理、协调工作，如组织学生自己申报科研课题、对学生科研课题进行立项和评审、筹集研究经费等；
加强艺术设计学生科研基础建设，以各种科技竞赛为依托，搭建参与实践比赛的平台，积极开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比赛；
建立艺术设计学生科协组织机构，广泛开展各种兴趣小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艺术设计学生科技活动的场所设备，为艺术设计学生科研活动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2）结合研究项目，完善课程体系。科研项目研究通常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老师与学生之间需要充分沟通和配合，老师在给学生分配研究任务时，不仅要兼顾到学生的基础水平，也要对项目涉及的新的知识和困难进行及时指点和解决。这样就可以结合研究项目，充分考虑艺术设计课程体系的多样化和学科交叉性，完善艺术设计教学课程体系，并反过来为设计专业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服务。
（3）培育科研氛围，推进奖惩措施。加强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科研进行管理和指导，还需要制定缜密的教学计划，将科研工作纳入其中，适当增加学生参加科研活动的学分值；
可以在低年级学生中将科研活动当作重要问题提出来，让其有意识地去关注科学研究；
同时利用综合性院校交叉学科间丰富的知识储备优势，不间断地开展科研活动，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并建立专项学生科研基金，适当量化学生的科研成果进行资金扶持和学分激励；
还可以在学生综合测评中对学生的科研能力进行等级评价，加分表彰学生科研活动的积极性。
3.3因材施教，在教学与实践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综合性高等院校中的艺术设计专业必须通过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实践教学活动来达成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科学研究正是强调在实践中总结和学习，科研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师生不断地在项目中动脑、动手，反复探索，以解决设计需求为中心进行创新、创意。教师带领学生在科研中通过接触更新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技能、技术，使科研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艺术设计教育强调对有新思想、有新突破人才的培养，我们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