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举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总抓手。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乡村人才、文化、生态以及组织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于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在于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选择，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现代化与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将传统农业生产与第二、第三产业相结合，促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以及可持续发展。
西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积极促进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农牧区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实现农牧民就近就便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已脱贫群众的经济收入，从根本上增加农牧区已脱贫群众的发展后劲，而且有助于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化产业经济体系，持续增强西藏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但同时西藏地域广阔，各地市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农牧区产业融合也具有不同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对西藏各地市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分析，有助于整体把握西藏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平衡问题。基于此，以西藏各地市为研究对象，对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分析，为西藏提高农牧区产业融合水平、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产业融合问题在近年来被广泛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产业融合概念、内涵方面。陈赞章（2019）[1]认为，农村产业融合是指以农业、农村及农民为基本依托，通过新技术、新平台及新模式将农村地区乃至城市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及资金资源进行跨界、交叉式集约化配置，从而使农村一二三产业有机整合在一起，使农村地区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并且呈现出产业化、技术化和规模化特征。孙江超（2020）[2]认为，农村产业融合是产业融合思想在农业中的具体应用，是满足消费需求、优化农业结构、实现产业扶贫的根本之策。
二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方面。陈林生和鲍鑫培（2019）[3]在现代都市农业背景下构建农业产业融合水平评价体系，并基于上海市2007—2016 年统计年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评价上海市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情况并进行分析。程莉和孔芳霞（2020）[4]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综合评价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4—2016 年面板数据，对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焦琳惠和吕剑平（2021）[5]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甘肃省2009—2018 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
综上，目前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测度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对选取农村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也不固定。
为了丰富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度的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归纳与总结，本研究认为，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度应包括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扩展、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应5 个方面的内容[6]，并选取合适的方法对西藏农牧区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
首先确定数据各个指标的权重，权重确定方法有很多，本研究综合考虑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同时参考已有研究，因为部分数据不完善以及评价指标选取存在分歧，最终决定在实证部分先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准则层的权重并结合数据求得指标层的权重，然后使用加权求和函数法，对西藏各地市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
3.2.1 评价指标的选取
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出发，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原理，遵循评价指标设置原则，同时结合国家乡村振兴规划、乡村振兴指导意见以及西藏农牧区数据收集情况，构建了农牧区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为西藏农牧区产业融合水平；
准则层分为5 个要素，即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扩展、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应；
指标层包括18 个指标（其中C7、C12、C14 为负向指标，其余均为正向指标）。
3.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西藏统计年鉴2020》及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基本流程如下：首先将考虑的元素分层，然后基于专家经验并通过“数学方法”来确定这些元素的权重，最后加权汇总得出发展水平的分析结果。
3.3.1 准则层权重
共邀请21 位研究农村产业融合方面的专家进行调研问卷打分，最终回收18 份有效问卷。将每位专家打分的判断矩阵进行加权汇总，最终得出以下准则层的判断矩阵，见表1。
表1 准则层的判断矩阵
3.3.2 指标层权重
在同一个准则层下的指标层权重同样通过以上判断矩阵公式计算，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西藏农牧区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权重
3.3.3 西藏农牧区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水平得分
运用单一指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是不全面的，应当建立多层次指标体系，衡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
本研究构建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扩展、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应5 个准则层以及18 个指标层多层次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清晰且层次分明，不仅在多指标体系中能够衡量农村产业融合某一方面的发展水平，而且可以得到农村产业融合程度的整体性评价。
根据上述农牧区产业融合评价体系，首先确定准则层以及指标层的权重，然后对指标层归一化后的数据进行加权求和处理，得出西藏各地市农牧区产业融合分项指数得分以及程度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如表3所示。
表3 西藏各地市的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表
农业产业链延伸指数最高的是林芝（0.069 0），最低的是拉萨（0.021 4），相差0.047 6；
农业多功能性扩展指数最高的是昌都（0.062 2），最低的是阿里（0.014 0），相差0.048 2；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指数最高的是日喀则（0.174 1），最低的是阿里（0.034 0），相差0.140 1；
经济效益指数最高的是日喀则（0.203 0），最低的是那曲（0.087 7），相差0.115 3；
社会效应指数最高的是拉萨（0.221 0），最低的是昌都（0.052 9），相差0.168 1。
综上，从农村产业融合内部因素来看，社会效应指数、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指数与经济效益指数在各地市间差异较大，表明西藏各地市在这3 方面发展极不均衡。
从农村产业融合内部结构来看，区域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失衡。拉萨农业产业链延伸指数、农业多功能性扩展指数、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指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指数对农村产业融合贡献率分别为4.65%、12.43%、8.58%、26.26%、48.08%；
日喀则各因素贡献率分别为10.57%、3.51%、32.34%、37.71%、15.86%；
昌都各因素贡献率分别为14.67%、13.75%、20.64%、39.24%、11.70%；
林芝各因素贡献率分别为12.25%、8.91%、25.79%、23.15%、29.90%；
山南各因素贡献率分别为5.77%、3.87%、30.55%、29.93%、29.88%；
那曲各因素贡献率分别为17.18%、6.60%、25.16%、28.35%、22.71%；
阿里各因素贡献率分别为14.12%、4.71%、11.43%、43.26%、26.49%。
综上，从农村产业融合区域特征来看，区域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失衡，拉萨和林芝社会效应贡献率最高，日喀则、昌都、那曲和阿里经济效益贡献率最高，山南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贡献率最高。
本研究从农村产业融合内涵出发，构建了5 个维度、18 个具体变量组成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分配，对西藏各地市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1）从农村产业融合内部因素看，社会效应指数、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指数与经济效益指数在各地市间差异较大，表明西藏各地市在这3 方面发展极不均衡。
2）农村产业融合区域特征存在一定的失衡。拉萨和林芝社会效应贡献率最高，日喀则、昌都、那曲和阿里经济效益贡献率最高，山南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贡献率最高。
3）西藏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分为3 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林芝、日喀则，第二层次为拉萨、昌都与山南，第三层次为那曲与阿里。
综合来看，西藏各地市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较为不平衡，各地市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各地市乡村振兴局及相关单位要在精准把握保持自身农牧区产业融合优势的同时，重点关注自身薄弱环节，做好乡村产业振兴规划，走特色化的农牧区产业融合发展道路[7-8]。
具体而言，拉萨、山南应注重延伸农牧业产业链条，着力提升农牧产品的开发深度与广度，形成多元化的产品类型；
加强农牧产品生产、加工、储存与销售等环节的衔接，在保证产业链完整的前提下，减少农牧产业上下游环节之间的流程。日喀则、林芝、山南、那曲与阿里应积极完善基层教育及医疗设施建设，加快普及农牧区学前教育以及巩固高中教育成果；
加强农牧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对现有的村卫生室、乡卫生院进行提质改造，支持农牧区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和医疗设备提档升级；
不断促进农牧业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规模化、特色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昌都应把重点放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增收和缩小城市与农牧区居民收入差距上，引导农牧民参加各类政府投资、对口援建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