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旧（遗）址群的考察、整合与保护利用

余宏檩

广州是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22年是广州起义九十五周年。广州起义是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震动。广州起义留下丰富的红色资源，有不少旧（遗）址，保护和利用好这些不可再生的红色革命旧址遗址，弘扬红色文化，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振兴中华不懈奋斗，是一项重要工作。

广州起义现存主要旧（遗）址有27处（不包括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地址分布于广州老城区和老郊区，有一些旧（遗）址已经被保护和利用，但部分旧（遗）址还没有引起文保部门的重视，甚至已不复存在，现状堪忧。

（1）北较场四标营遗址。广州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部。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等人前往此处召开誓师大会，广州起义正式爆发。位于广州市北较场横路与建设大马路交界处，遗址位置现为商业用地，已无从考证。

（2）肇庆会馆遗址。广州起义爆发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部，后被起义军攻克，打乱敌军的指挥系统，是广州起义重要的战斗遗址。今广州市海珠广场东侧，现已不存在，现为华侨大厦（华厦大酒店）。2007年9月28日，广州文化部门在该遗址建立广州起义史迹“肇庆会馆遗址”铭牌，介绍战斗简要。

（3）第一公园。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是广州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公园，今人民公园。该旧址元代为广东肃政廉访使署，明代为都指挥司署，清代先后为平南王府和广东巡抚署。民国7年（1918）孙中山倡议辟为公园，命名为“市立第一公园”。公园采取意大利图案式庭园布局，呈方形对称形式，有清初雕制的汉白玉石狮。1921年10月12日正式开放（1925年称中央公园）。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后，公园曾是起义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战斗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共广东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亦曾在此指挥和参加战斗。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计划在此召开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广州解放后，公园进行多次修缮和建设。1966年改名人民公园；
1987年添建6座雕塑；
1999年拆去公园周边的建筑和围墙，为广州第一间免费开放式公园。

（4）西瓜园遗址。1927年12月12日中午，广州市工农兵群众300多人，在此召开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亲自前往主持，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位于广州市人民中路与同乐路的交界处，今广州日报社所在地。

（5）四方炮台旧址。该址位于越秀山蟠龙岗顶，曾是鸦片战争重要遗迹之一。始建于清顺治十年（1653），初称永宁台，嘉庆之后称永康台。因炮台长宽似四方形，故俗称“四方炮台”。四方炮台是广州城防的重要据点，“外台周围四十九丈九尺，高一丈七尺；
台中子台周围十六丈八尺，高二丈一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1841年5月，英军占领城北各炮台，并以四方炮台为司令部。同年5月31日三元里一带103乡及番禺、南海、增城、从化等地群众包围四方炮台，次日英军被迫撤出广州。撤出时，将炮台及各炮破坏，后经修复。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炮台又遭破坏，现仅存地基。1927年，广州起义爆发后，四方炮台虽不在，但这一带成为起义军保护广州苏维埃政权的阵地，是起义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激战的主要战斗旧址之一。1999年被评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9月，广州市文化局在该址立广州起义史迹碑，简介这一历史片段。

（6）观音山战斗旧址。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迅速解除了驻观音山敌军武装，并以镇海楼为据点，在东西两线，沿明代城墙旧址构筑工事，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12月12日，在炮火掩护下，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一万多名兵力，对观音山阵地进行十数次轮番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战斗极其激烈，许多工人在战斗中牺牲。今广州越秀山镇海楼东西两翼。2007年9月28日，广州文化部门在该遗址立广州起义史迹碑，简要介绍战斗。

（7）广州公社旧址。旧址位于今广州起义纪念馆，广州市起义路200号之一。该址原是清代抚标右营游击府署，20世纪20年代是国民政府的“广东省会公安局”。广州起义爆发后，广东省会公安局被起义军占领，并在此建立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后被人称为“广州公社”。当年广州苏维埃政府总面积5992平方米，分中楼、北楼、南楼，分别为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指挥部和警卫连所在地。中楼两层楼是苏维埃政府办公楼，楼下为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的办公室、苏维埃政府会议室，以及临时救护处。二楼南面有两个办公室，是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工人赤卫队负责人周文雍、杨殷、陈郁等人办公的地方。北楼两层楼房，是工农红军指挥部，二楼为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参谋长徐光英以及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等人的作战指挥室。秘书长恽代英亦在西边一个小房间办公。另外还有拘留所、仓库等。

新中国成立后，工农红军指挥部及拘留所为市公安局使用。其余建筑于1987年由政府拨款进行维修，并按原貌复员，辟为广州起义纪念馆，并在院内的草坪前用花岗岩雕塑了广州起义9位领导人的半身石像（从左至右）：陈郁、杨殷、彭湃、苏兆征、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归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属下管理。

（8）红四师成立遗址。该旧址位于广州花都区花山镇第一高等小学，抗战时期学校毁于战火，今属花都区花城中学区域。红四师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的主力部队，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余部改编的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广州撤退的革命武装，兵分几路：一路向西到广西农村战斗，后来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参加百色起义和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一路向北到韶关附近，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会师，随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由叶镛、袁裕、徐向前、唐维等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余部及工人赤卫队、农军部分人员于15日撤退至花县，后来改编成红四师。红四师推选师长叶镛，副师长宋湘涛，师参谋长袁裕。最后，部队奔赴海陆丰地区，为巩固和发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保存起义部队，开辟革命新道路做出了贡献。

2007年9月28日，广州文化部门在该遗址附近立了广州起义史迹碑，简要介绍历史。周边都是农村旧民房，杂草丛生，排污明沟近在咫尺，缺于保护。

（9）广东财政厅大楼。由于广州起义局势不断恶化，1927年12月16日黄昏，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前往广东财政厅天台观察敌情。为避免重大损失，遂决定将广州起义部队撤出广州。位于广州市北京路北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0）第一个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旧址。张太雷的秘密住所和策划广州起义的秘密据点之一。

1927年4—12月成为中共广州市委秘密机关所在地，曾经作为广东区委领导的秘密落脚点。

后来，该旧址成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秘密住所，并在此策划广州起义。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市委全体人员撤离广州。

该旧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四楼。2002年9月公布为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2015年评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全层面积约70平方米，间隔为三房一厅。业主是香港人，长期在外，房子空置，楼下三层是其他业主产权。因为联系不到业主，无法落实保护利用工作。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6号为整体建筑，其中6号被改建为旅馆，并加装观光电梯，已有损旧址，不利于保护。

（11）广州市郊区一农会旧址。谢家祠（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中市社区中市南街6号）是广州起义工农联队的主要集结地和训练地，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2）中央银行大楼。广州起义爆发后，中央银行大楼是起义军主要进攻的敌据点之一。在教导团与广州工人赤卫队的联合进攻下被攻占，为广州起义重要战斗旧址之一。位于沿江中路193号，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3）广东咨议局旧址。广州起义爆发前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1927年12月11日，被工农红军总参谋徐光英率领的教导团第一营占领。位于中山三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现为广州近代史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天字码头。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在天字码头一带构筑工事，顽强反击企图强渡珠江，侵犯市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李福林部。13日，教导团女兵班在班长的带领下在此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反复搏斗，除一人外，全部壮烈牺牲。遗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南端珠江天字码头堤岸处。

（15）燕塘战斗遗址。广州起义前，此处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第四军炮兵团驻地。1927年12月11日，被教导团部分起义军占领。位于广州军体学院军事体育培训班及广东省军区一带。

（16）周文雍、陈铁军革命活动据点旧址。1928年初，周文雍与陈铁军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下重回广州发动工人进行斗争时的秘密据点。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十八甫西路荣华西街17号2楼，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7）南石头监狱遗址。国民党广东省公安局南石头惩戒场，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这里被反动派杀害。位于今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路28号。

（18）西濠口码头。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在西濠口码头一带构筑工事，与河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李福林部隔江对峙。1927年12月13日，起义军主力部队撤出广州，但100多名赤卫队员仍坚守在西濠口太平南路一带，继续顽强阻击敌人。位于广州市人民南路西濠口，今一号码头。

（19）嘉南堂南楼、西楼、南华第一楼。广州起义重要战斗旧（遗）址。位于广州市人民南路西濠口，分别为今新华酒店、新华书店和新亚酒店，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0）大新公司。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在大新公司天台架起迫击炮，严防敌军强渡珠江。位于现广州市南方大厦，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1）龙藏街太丘书院。起义前，广州工人赤卫队临时总指挥部。1927年12月7日晚上，广州汽车公会在仙湖街太丘书院召开总动员会议，有200多名代表参加。杨殷和张太雷、周文雍一起出席，号召全体汽车司机准备起义。汽车公会做出参加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原广州市仙湖路龙藏街，旧址今已不存在。

（22）黄花岗。1927年12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召集教导团，警卫以及黄埔军校特务营的革命骨干200多人，在黄花岗举行秘密会议，进行起义动员工作。起义失败后，教导团等部队撤出广州前在这里集结。今广州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内。

（23）明星戏院。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中共广州市委设于惠爱路明星戏院内，今已不存在。

（24）渭滨书院。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广州工人代表会设于学宫街渭滨书院，位于广州市解放中路与米市路间学宫街，今已不存在。

（25）广东省长公署。广州起义爆发后，工人赤卫队指挥部设在广东省长公署。现广东省民政厅。

（26）八旗会馆遗址。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时，为起义部队警卫团团部，也是广州起义重要战斗遗址。位于广州市八旗二马路与德政南路口附近的112号、114号。1929年6月蒋桂战争中烧毁，今已不存在，有石碑标志。

（27）张太雷牺牲地。关于张太雷牺牲时间与地点有两种不同的考证结果：①据回忆口述资料：时间为1927年12月12日下午2时，地点在西瓜园（广州日报社现址）至市公安局之间的惠爱西路（现中山六路）西园酒家附近邮局（中山六路235号邮局）。②据广州起义纪念馆、常州张太雷纪念馆资料：下午2时许，张太雷从西瓜园乘车返回总指挥部。不久，敌人闻讯从观音山攻至指挥部附近，他急忙与诺伊曼乘车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在途经大北直街（现解放北路与盘福路交界处）时，遭敌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研究者倾向第②种说法。

（一）广州起义旧（遗）址保护的紧迫性

广州起义旧（遗）址是全国重要的党史资源。目前，广州相关部门取得财政的大力支持，对广州起义部分旧址一定程度上进行修缮、保护和利用，部分旧址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些虽没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也得到有关机构和使用单位较好的妥善保护。

但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地处偏僻，重视不够，宣传利用不够，保护程度差，部分破损严重，需要尽快开展抢救性保护，尽快修缮和加强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向人们展示。如广大路广州市委机关旧址，已有蚁害等损坏问题。虽然是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业主原因，一直无法落实修缮和开发利用。

此外，在发展经济前提下，在旧房改造、招商引资、土地开发等经济活动中，广州起义某些旧（遗）址在不同时期已经发生毁坏、拆除，改建为新的建筑，或作为其他用途。如南石头监狱、太丘书院、渭滨书院、明星戏院市委旧址、八旗会馆旧（遗）址等。这些情况，给广州起义旧址的保护带来很大困难。相对保存完好的旧（遗）址，有的也未列入保护范围，甚至连标识都没有，难以起到宣传教育作用。

（二）广州起义旧（遗）址的保护、整合开发及利用

广州起义众多的旧址资源，是广州起义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应该加强保护和利用工作，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1.普查造册、科学整合、优化配置及加强利用

一是做好广州起义旧址群的普查、规划及开发。突出“广州起义红色文化区”的效应，以发展红色文化推动整合开发利用。宣传、党史、地方志、文化、规划、建设、发改委、街道社区等相关部门要联合起来做好这项工作。在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起主导作用前提下，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在规划指导和人、财、物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

首先是要做好普查工作，造册登记，列入文物保护范围。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在旧（遗）址保护利用过程中，促进广州起义旧（遗）址保护与城市更新、旅游开发、文化产业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中心城市红色文化品牌。

其次是对所有广州起义旧（遗）址进行整体规划，对每个旧（遗）址进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及修缮，包括周边环境建设。对每个旧（遗）址进行立碑或挂牌标识，简要介绍有关党史事件和人物，让每一处旧（遗）址都展现一段厚重的历史；
创造条件在广州起义旧（遗）址周边规划建设旧址公园、党史记事碑纪念园等。

二是把广州起义所有旧（遗）址串联起来，形成有一定主题贯穿的旧（遗）址群，打造党史教育平台。在规划保护的基础上，对个别条件较好、教育功能成熟的，加大开发力度，打造成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党史教育基地，成为一本生动的党史教科书。建立旧址所在地各区、街相配套的多层次、多方位、多内容的革命传统教育网络，让党史教育基地成为广大公民接受教育的宣传阵地，与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社区等建立长期共建关系。

2.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广州起义红色资源的知名度

加强广州起义党史资源与宣传活动的结合，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要组织专家深入挖掘和整理广州起义相关的旧（遗）址革命故事及其他重要史料，深入挖掘和研究这些史料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丰富主题的内涵、拓展主题的外延，让更多人知道这段红色历史。

一是定期举办广州起义研讨会或座谈会，通过学术研究带动媒体宣传。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如组织周年纪念活动相关报道。邀请电视电影及文艺界创作一批有影响力、震撼力的广州起义专题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歌曲等。利用广州起义文物资源，以旧址、现有纪念馆、博物馆为依托，充分利用馆藏文物资源，积极筹办各种专题展览。组织广州起义展览到北京、全国各地包括港澳等地区进行交流展览和学术研讨。

二是开辟红色主题旅游，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红色旅游线路既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又可以观光赏景，成为一种新型文化旅游。宣传、党史、地方志、文化、旅游等部门可以联合举办一定规模的广州起义红色旅游活动，突出广州起义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围绕红色资源设计旅游路线，如广州起义纪念馆、四方炮台、观音山战斗旧（遗）址、广东咨议局旧址等，组织以纪念广州起义（苏维埃政权）为主题的红色旅游，令游人在亲历其境中受到教育，感受党和人民军队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力量。

广州起义红色资源经济效益的挖掘和发挥，主要应由社会和民间资本承担。坚持所有权归政府和硬性保护的前提下，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方支持的工作格局。如让民间资本进行投资、开发，以至参与管理，相关部门则承担起指导、引导的责任。走集约化的发展路子，辐射红色旅游的餐饮、娱乐和商品等消费空间，举办以广州起义为主题的大型红色旅游文化节活动，突出广州起义建设“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为主题品牌，并和广州作为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等有机结合起来，打造“红色之旅”“历史名城之旅”等品牌，发动中小学生以广州起义为主题，创作诗歌、绘画、书法、视频、红色歌曲等作品，进行表演、评比。

[1]《广东革命史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第86页，1993。

[2][5][11][30][35]黄穗生：《广州起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52～53、49、59～60、49～50页，2007。

[3][4][6][7][10][13][15][17][19][20][21][22][23][26][27][28][31][32][33][34]王晓玲，蔣斌主编：《广州起义图文集》。广州出版社，第235、236页，2007。

[8]黄利平：《方志所见清代广州炮台》。《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期，第53页。

[9]顾炳章：《虎门内河炮台图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华书局，1978。

[12]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二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72页，1995。

[14]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日报社：《映象广州 红色史迹》，广州：广州出版社，第84～93页，2009。

[1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第66页，1992。

[18][25]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红色史迹寻踪》。广州：广州出版社，第37～38、162～163页，2005。

[24]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革命史迹通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64页，2008。

[29]李淼祥：《杨殷与广州起义》。《广东党史》，2002年第5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