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马斯理论视域下《黑镜》的叙事结构与主题意蕴——以《急转直下》为例

发布时间:2023-08-29 11:50:09   来源:心得体会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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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锦康

《黑镜》是英国电视4台和美国NetFlix公司联合出品的迷你电视剧,该剧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载体,搭建多个独立空间故事,以极端的黑色幽默与讽刺探讨科技与人类生活、人性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以《黑镜》第三季第一集《急转直下》为例,通过行动元模式分析该剧人物之间的关系,借用符号矩阵探寻该剧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进一步挖掘故事的主题与意蕴。

格雷马斯在《行动元、角色和形象》中提出三组对立的行动元。这三组行动元主要是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格雷马斯,1989)。

首先,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来看。主体是事件的塑造者,是渴望占有客体的欲望者,客体指的是被主体追求的对象(格雷马斯,2001)。它们是行动元模式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基本框架。在《黑镜》中,主人公蕾西对“大四分”这一荣耀象征的追求构成了该剧叙事发展的基本框架。该剧中蕾西在网络上上传破布娃娃吸引娜奥米的关注、同弟弟莱恩的争吵、与卡车司机苏珊的相遇等情节都是追求“大四分”这一动机的推动下发展而来的。因此,主体是蕾西,客体则是评分系统中的“大四分”,即4.5分以上。在这一套评分体系中,分数的高低成为衡量一个人地位与价值的唯一标准,这个分数决定着一个人的经济能力、信誉、受欢迎程度,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租车、购房等一系列行为。蕾西与“大四分”便成为一种“欲望”与“追求”的关系组合。

其次,从发送者与接受者的角度分析。发送者是引起和传送主体的欲望、激励主体追求目标的一种力量,而接受者通常指发送者所发送信息的对象。发送者可以是人形的,也可以是抽象物。而接受者可以是他者,也可以由主体承担(格雷马斯,2001)。在《急转直下》建造的世界中,蕾西自觉地践行评分系统的运行原则,她每日在镜子面前练习如何微笑,花费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为熟人或陌生人刷五星评价,即使收到自己不喜欢的饼干也笑脸展示喜悦,通过种种来竭力维护并获取更高的分数。该剧情节发展到这里,叙事的整体结构仍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直到蕾西的房子到期,而她心动的公寓对于“大四分”的人可以给予“八折优惠”,在这时,露西心动了,这股心动的力量推动蕾西产生行动,该剧的结构也从这里开始转向了“不平衡”。“八折优惠”与蕾西之间构成了一种提供与接受的关系。因此,房产公司的“大四分”者“八折优惠”条件是发送者,蕾西是接受者。

最后,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辅助者和反对者。辅助者对主体起到帮助、支持的作用,它是具体的,可以容纳多种人物,但是它相较于发送者来说,给予的支持往往是局部的,并不能决定主体追求客体这一全局的发展方向。随着该剧情节的发展,蕾西踏上了提高分数之旅。她通过社交网络吸引老同学娜奥米的关注,顺利得到在她婚礼上发言的机会。若能博得婚礼上各种名流的好感,“大四分”的愿望马上便能实现。从出发前与弟弟的争吵,相互评给对方一分便开始了蕾西的失分旅程。怒气冲冲撞到高分人士、在机场大声吼叫等,一切让蕾西跌入了谷底,最终她被关进了监狱,手机上的分数值直降为零。因此,苏珊、弟弟是辅助者,娜奥米以及前往婚礼途中给予蕾西低分的人们是反对者。

通过行动元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急转直下》叙事的整体结构,以及剧中各个人物间的关系。或许分析本身不包含价值判断,但在分析的助力下,我们能够跳出局限的文本,上升到另一高度认识剧中人物和他们的命运,从而走向更深层次的蕴藉。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物作为行动元功能的充当者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双重性特点。

如弟弟作为蕾西失分经历的开端,引出了一系列糟糕的事件,阻碍了蕾西目标的实现,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应视为反对者。弟弟在剧中展现出的是“摆脱评分系统束缚的形象”,在与姐姐的对话中,他多次表达自己的反抗与不满,如“你个反社会的”“但我想你正常的你了”“这个分数的事,把你自己跟那些假装快乐的人相比”。从这一层面来说,弟弟又是辅助者之一。故依据弟弟行为的初衷是为让蕾西脱离评分系统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本文在分析时将弟弟视为辅助者。

由此可见,这种人物双重定位的复杂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行动元模式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非使理论研究不再具有意义。任何理论都存在局限性,即使是极为具体完善的理论也无法避免体系上的疏漏。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某一理论的局限,而应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永远只有进行时。

格雷马斯文学符号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符号矩阵,他在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扩充,他认为“所有故事都是建立在一组对立意义组上,但一组不足以支撑整个故事,所以将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使得叙事分析的实现更为完善”(格雷马斯,2001)。具体矩阵为:

X与反X是一组对立项,X与非X、反X与非反X之间存在矛盾但并不对立。在格雷马斯看来,引入这两个概念使得原本僵硬的二元对立关系得以展开。各项间相互作用、相互否定,共同推动情节发展。这种“否定的互动”,对应到《急转直下》中,便化为:

从以上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看,剧中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已逐步清晰。蕾西与娜奥米,蕾西与苏姗、弟弟,蕾西与给予她低分的陌生人,这三组二元对立的关系为该剧的核心,通过对此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了解该剧的主旨与深层蕴藉。

首先,剧中的对立关系体现在蕾西与娜奥米两者之间。蕾西正在为如何才能上升为“大四分”阶层犯愁时,娜奥米这一人物形象便在剧中登场了。她是蕾西的老同学,但为人刻薄,两人的对立关系从小便埋下了祸根。娜奥米并非一般的对立者,她并没有直接给蕾西制造阻碍与破坏。相反,她先为蕾西搭建了所谓“追求欲望”的桥梁,再将主体即将抵达目的地时施下轰然一棒。剧中,蕾西费尽心思,假装为参加动漫展的粉丝,坐上了一辆去海港的房车,就在她设法与那些人聊自己从未看过的科幻连续剧时,娜奥米的一通电话——不许蕾西来参加她的婚礼,使蕾西彻底崩溃,她被驱赶下车,还得到了一堆低分评价。

蕾西与娜奥米的对立关系从本质上来说体现在阶层对立上。蕾西作为评分系统中的中间部分,始终谨慎地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笑脸逢迎,致力于挤入上层阶层。而娜奥米作为评分系统的“大四分”人士,她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上层地位。上层阶层掌握着评分话语的绝对权,原本4.2分的蕾西或许对婚礼现场“大四分”人士地位的提升有些许帮助,但当她分数迅速跌落而不再具有利用价值时,娜奥米便以一通电话彻底将蕾西否决。蕾西作为中间阶层,永远只有被权力操控的命运。

此外,蕾西与给予她低分的陌生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但是,他们打低分的目标并不只是蕾西或某一特定的人。任何处在自己阶级地位以下的人,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破坏了既定的原则,同样也会受到差评。对于蕾西而言,他们的存在也不是完全对立的,若她始终谨言慎行,戴上“假笑面具”生活,这些冲突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所以蕾西与他们的关系是“非X”的。

由此可见,剧中矛盾关系的本质是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在评分世界,几乎每个人都向往着高分、上层。只有自己总体评分的提高,主体性价值才能得到真正体现。但是在追求主体性时,被迫接受来自“他人的凝视”,当蕾西宣泄、吼叫,放弃接受客体性约束,展现自己主体性的情绪时,与对方的矛盾冲突便也就此开始了。从蕴含关系上来看,蕾西与苏珊、弟弟在剧中是X与非反X的关系,即蕴藉与互补的关系。就苏珊而言,她是该剧后半部分出现的角色,她与老伴曾经都是4.3的中上分值,但老伴不幸得了癌症,以1分之差让一位4.4分的人士优先得到治疗机会,老伴也因此过世。苏姗因为这件事看透了被资本操控的罪恶的评分机制,她放弃了每日的虚与委蛇,开始追求真正的自我与自由。当看到落魄的蕾西时,她出于纯粹的善意而非功利心搭送蕾西一程。并在最后告别之时,送给蕾西一瓶酒让她提神。或许从这里起,蕾西内心深处的自我以及对自由的追求正悄无声息地萌芽。

蕴含关系中包含的是真正的主体性之间的引导、互助与救赎。放入蕾西行李箱中的那一瓶酒,不仅仅用来提神,它也让蕾西与苏珊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关联。烈酒燃起蕾西心中真正的欲望——对自由的追求。

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下,剧中人物的二元对立关系及叙事结构得到充分体现。当然,除了表层结构外,我们对该剧的深层意蕴和主题意义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和体悟。

该剧以蕾西追求“大四分”为主线开展,牵动一系列情节的发生,故其核心语义轴为追求与反追求的问题,即为:

追求反映了评分世界里中间阶层对上层权力的渴求。而娜奥米的反追求则代表的是上层权力话语的高度集中。评分系统操控下的社会看似具有流动性,实则早已形成鲜明的阶层权力固化。依据该剧的叙事,我们可以将阶层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娜奥米为代表的“大四分”阶层,“大四分”作为权力的中心,他们时刻维护着自己的地位,防止中下层人民快速地挤入,导致上层的膨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剧开头蕾西给予他人好评却难以收到五星回馈、被撞到的高分人士即便收到蕾西的道歉也毫不犹豫地给予低分……在上层阶层的眼中,个人的权力与利益是最为重要的。

第二类是以蕾西为代表的中级阶层,他们可以说是最为尴尬也是最饱受折磨的群体。一方面距离上层话语中心仅几步之遥,他们需要不断地伪装、约束,迎合上层的需求;
另一方面需要面临随时跌落下层的风险,承受内心的巨大落差与痛苦。

第三类是下层阶层,在这里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绝对的悲观,另一种是寻求真正的自我,剧中以苏珊为代表的非反追求便是后一种的体现。丈夫的去世使苏珊看清了评分体制的黑暗,她从中抽出身来,率真且怀有善意地活着。非反追求在剧中始终保持着“真我”与“自由”。他们打破了社会阶级的固化和既定的价值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在表现这三类阶层时,运用了小巧思,将本质上并不具有积极性的高分目标合理化,使剧中的人物忽视阶层早已固化的现实,“竭尽全力”追求高分。该剧开头所展现的评分系统似乎有益于人际交往和社会发展,人们可以根据他人的评分经验更好地做出自己的选择,极大地减少试错成本,因此,积极追求高分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但这高分目标背后隐藏的实则是一整套被操控的价值评分系统。它使得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体系变得受局限,人们如同生活在“虚拟监控”下,主体意识不断消解,行为、言语无时无刻不受到监视。人们没有意识到反抗,反而“努力”地去改变、转化自己,使其适应这一机制,成为这一体制中的上层。“群体迎合制度,而非制度为群体服务。”人们在这一系统运行中逐步丧失的是对权力与话语本质的思考。

权力与话语的消失伴随着也是自由的结束。人的本质应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身不由己,在做一种选择时,总不是纯粹地遵从个人的内心,总会受到“他人目光”的羁绊。因此,我们犹豫不决,甚至做出有悖于我们原有意愿的抉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丧失了真正的自由。

“即使给予你真正自由的权力时,你会去选择吗?”《急转直下》为我们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搭乘苏珊顺风车的路上,听着苏珊对现存社会体制的批判,听着苏珊洒脱的话语,蕾西笑了笑。在这时候,她或许已经不再以分数作为评价别人的标准,或许在这里她可以脱离,过自由的生活,但是她没有这样做,正如剧中她说道:“我没法脱掉鞋子生活。”一段车程后,她继续踏上了前往娜奥米婚礼现场的路程。蕾西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自觉,难以一瞬间什么都不顾,完全追求自己的自由。蕾西的行为和选择清楚地表明了她仍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在自由与非自由的选择中陷入了迷失与虚无。

该剧的最后蕾西大闹婚礼,受到了处罚,她被关押进了监狱。然而在监狱中,蕾西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发现了真正的自由。她与关押监狱中的另一个男子对骂,第一次绽放了衷于内心的笑容。监狱本是约束人心灵的地方,是一个框束人行为的牢笼。但在这个牢笼中,自由却不再被关押。反观剧中监狱外的社会,也就是现实活动着的世界,本应该是开放、包容、人们能够自由活动的场所,但蕾西在其中亦步亦趋、小心谨慎,每日用堆砌虚假笑容的面具伪装自己。在这里,社会不再多元开放,它形如一座“虚体监狱”,关押着人们自由的灵魂。“虚体监狱”与“实体监狱”的对比,是该剧所蕴藏的潜在的张力,在这最后一刻彻底爆发!

《急转直下》依托现代新型科学技术,构造了一个具有严密社会评价体系的社会。通过对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的分析,我们对这一社会表层与深层的活动结构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人们不仅能够直观地把握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能更进一步探究社会深层的权力与机制运行的问题,认识到人类在社会中的局限性和自我的束缚,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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