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州府“丁戊奇荒”考略

连伟光

（a.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b.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晋城 048026）

晚清光绪元年，一场被后世称为“丁戊奇荒”的大旱灾席卷中国北方的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持续四年之久的旱情，使山西遭受到空前重创，史称：“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1］741。

地处晋东南的泽州府（即今晋城市，时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是省内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究其被灾最重之区，实止平蒲泽解绛隰霍诸州府”。［2］21大旱重创了泽州府的农业生产，破坏了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给当地人员与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光绪元年至二年，泽州府阳城县、凤台县、沁水县先后不同程度出现旱情。光绪三年至四年，泽州府全境遭遇严重旱灾，凤台县“（光绪）三年大旱……四年春无雨”［3］6-7，高平县“光绪三年自六月不雨，至四年五月方雨，岁大祲”［4］3，阳城县“不意光绪三年春季，雨泽旱少……四五月无雨……至六七月仍无寸雨”［5］500，沁水县“（光绪）三年大旱……，四年岁大祲……”［6］4陵川县“光绪三年大旱，四年大饥”［7］5。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每年春季是当地播种谷子、高粱、豆类等农作物的时节，夏季则是收获冬小麦的季节。由于天气亢旱，农民既无法按时播种，又不能及时收获，导致“夏麦均收不上一斗，晚田未种……下种者不止两三次，全未见苗”［8］500。

除了严重的旱灾外，泽州府境内还遭遇了其他自然灾害。凤台县光绪三年“至九月初七日天降淫雨起，断续至初九日，变成大雪弥漫，连绵十四五日，原野一白无边”［9］707，高平县光绪四年“七月半后，阴雨连旬，晴时复有冷雾，……九月，自初七日大雨，至初九日夜半复大雪，十九日方晴”［10］3，阳城县光绪四年“八月中大雪数日……”［11］490由于反常极端天气的袭击，堆积在田间地头的粮食全部霉烂，“禾黍千畦横卧，已获者露积田塍，渐落霉烂，未获者云栖亩亩，多半□生”［12］707。粮食连年歉收，许多农民或死或逃，大片土地抛荒，由此引发了鼠患、狼害等并生灾害。高平县“是年（光绪五年）耕者少，田愈荒，狼鼠有 害”［13］4，凤 台 县“（光 绪）五 年 群 鼠 害 稼 狼为患”［14］7。

人口大量死亡还造成了瘟疫的流行。春夏之间，灾区“横尸遍野，枯骨未埋”［15］705，遇难者的遗体未能及时收殓，加上环境卫生恶劣，医疗条件简陋，造成疾疫大范围传播，许多人染病身亡，“再加疫疬大灾，诸门出杦，日以数百称。即他时温饱之家，多被瘟疫毙□”［16］707。

雨水是农业生产要素之一，久旱不雨必然造成粮食荒歉。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粮荒往往会动摇整个社会安稳的基础。“丁戊奇荒”期间，泽州府爆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粮价腾贵

大旱导致“百谷歉收，约计秋成不足十分之一”［17］409，各县粮价飞涨，光绪三年，凤台县“斗米值钱二千五百文，斤面值钱一百四十文”［18］6，高平县“市斗米钱千余文”［19］3，阳城县“斗米售钱三千六百文”［20］11，陵川县“斗米千六百文”［21］9。粮价飙升的同时，用作货币的银两购买力急剧下降，“彼时粮价渐长，银价渐低”［22］712，“纹银每两价至壹仟贰佰文”［23］712。为了购买粮食，人们只能变卖田地与房产。起初良田尚能贱卖，随着灾情持续，田产迅速贬值，直至根本卖不出去，“当此好屋良田不能易质一钱……”［24］500。传统社会中，土地和房屋都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在巨大灾荒面前，农民忍痛贱卖的田地和房屋已经不值一钱。当灾民穷尽一切也换不来粮食后，他们吃光了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则见剥树皮，刈草籽，拾桑叶，搂瓜秧，并骡马宰尽以及鸡犬无声、麻饼买空，凡下咽充肠者无不食。甚至有谷草炒食，蕉杆蒸餐，即不能下咽者亦无不食”［25］707。相当数量的饥民因为实在找不到食物，被迫选择了轻生，“计穷自缢，屈指难计”［26］707。

（二）秩序崩坏

首先，卖妻鬻女现象普遍。中国传统社会将女性视为男权的附属品，“三从四德”等传统价值观将女性的人身完全依附于家庭中的男性。彼时民间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因此面临饥荒之时，许多家庭走投无路，往往通过卖妻鬻女来换取粮食。然而大灾之后，谷米贵如金玉，加上“各家室如悬磬者，十居八九”［27］730，所以人的价格即便贱如草芥也乏人问津，“鬻妻卖女，只求三百而不能”［28］707。随着灾荒日益严重，后来甚至出现了“即少妇幼女欲舍身糊口，亦复无主”［29］409的情况。

其次，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各县县志中均有“人相食”之类的记载。由于民间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野无青草，人食树皮、草根，牛马鸡犬皆尽，继食人肉……”［28］7。传统儒家所极力倡导的人伦纲常在死亡的巨大威胁下荡然无存，人们为了生存互相残杀，“且又有杀子女以省米食，更有父子兄弟夫妇互相残食，婴儿幼女抛弃道旁，遍野填巷，惨不忍见”［29］707。

再次，社会动荡不安。灾荒初起时，穷人向家境殷实者借贷粮食，然而灾情严重，富户尚且自顾不暇，遑论接济他人。于是有饥民开始铤而走险，“始则登门强借，继而至室抢夺”［30］500，虽然这种“吃大户”的行为遭到官府严厉镇压，“间有因饿抢劫者，一经县令正法，并责成社首约束”［31］6，但由于此次灾情空前，政府权威薄弱的乡间，社会秩序普遍混乱失控，“饥饿濒死之人遂窃抢而煮食，诚不乏矣，即吾乡亦有之者”［32］707。除此以外，一些县区还遭到外地流民的劫掠，严重威胁到了当地治安。凤台县“（光绪三年）秋九月，有修武县匪徒孟昭列等纠千余人窜入东南境内，在桃园等村焚毁民舍二十余处，杀伤居民一十余口”［33］6。陵川县“光绪三年……河北教匪朱登鳌等……九月由姑姑泉进薄邑南赤土坡，所至焚掠，人畜被伤”［34］5。

（三）人口锐减

灾荒之中，许多百姓背井离乡出外乞食，沿途倒毙之人不计其数，地方志中用“室家流离，饿莩盈野”［35］6“道殣相望”［36］4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当时的惨景。至于留守的人，则是“有全室俱毙者，有全村同尽者”［37］6。大灾过后，泽州府人口数量锐减，据《凤台县志》载：“光绪五年编查户口，户七万四千九百六十八，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二。盖较未荒以前，户则减二万三千余，口则减十九万八千余”①［38］3《沁水县志》则载“人民死亡过半”［39］4。除了官方记录，泽州府各地乡间碑刻对此也有记录，如泽州山河镇时街村《光绪三年灾荒碑记》中记载：“……村中之死者八百余人，生者不满二百之数”［40］705；
高平马村镇东周村《纪异示儆约言》中记载“估计本村死亡者，足有六分”［41］730；
阳城三窑缩树腰村《荒年碑记》中记载：“吾社……人丁共九百有余……遭此奇荒……生者老幼男女，仅留四十六人”［42］490。由此可见，灾荒给泽州府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并对当地经济社会都产生了长远的消极影响。

面对这场罕见的大祲，泽州地方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荒政措施，但灾区依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惨象。灾荒固然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同时也应综合考虑当时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

（一）自然因素

1.气候问题

晋城地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由于降水量年、季变化大，所以降雨少的年份极易发生旱灾。据《晋城百科全书》载：旱灾是“境内发生频率最高，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周期，大旱每50–100年一遇，春旱每3–4年一遇，夏旱每两年一遇。”［43］66正因如此，当地自古就流传着“商王祈雨”“桑林祷雨”等历史典故，本地的民间信仰，如“乐氏二仙”“崔府君”“关王爷”等均被视作能呼风唤雨、抗旱保农的神灵，百姓中更是世代相传着“年年防旱”的民谚。由此可见，泽州历史上就经常性地遭受旱灾侵袭。

2.土地贫瘠

泽州府山多土瘠，清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就言“我州居太行之巅，田多硗瘠”［44］8，因此当地稼穑艰难，粮食难以自给。而毗邻泽州府的河南怀川地区则盛产粮食，雍正年间，泽州府本地所需粮食就有一半需从河南购买。《泽州府志》记载：“太行片石，带土无多，麦菽瓜壶，半仰给河内”［45］99。清乾嘉以后，随着当地人口繁衍增长，粮食供需不足的矛盾更加凸显，所需粮食更是依赖河南供应。《山西通志》记载：“晋省地瘠民贫，素无盖藏……泽潞辽仰给于豫”［46］16。

3.交通困难

泽州府地处山区，境内道路崎岖难行。光绪四年正月，清廷“议将东漕八万石以三成由道口运清化镇，驮运入晋专为接济泽潞两府”［47］14。这些粮食由人夫赶着骡马驮运入泽州府，由于“路不通车，惟资马力，人饥而物亦饥；
粮贵而脚力更贵”［48］5。道路险阻导致运输繁难、运费昂贵，这批粮食根本无法及时运抵灾区，“无奈援赈米厝在外省，越山渡河，有来不及者矣”［49］712。另外，由于路途艰远，各县只在一些较大的集镇之上设赈厂计口给米，对于那些散居于山间村落中的饥民来说，他们翻山越岭却只能领取一丁点粮食，可谓是杯水车薪。《沁水县志》记载：“以枵腹之人就升合之粟，扶老携幼，披榛越岭，日往返于山谷之间，不赈固饥，赈之亦不免于饥”［50］5。

（二）社会因素

1.吏治腐败

灾荒期间，阳城县将赈灾事务委托士绅办理，然而经办士绅与官员相互勾结，不仅延迟赈灾粮发放的时间，而且克扣灾民口粮份额，“讵意县尊，宠信绅士，设立公局，任意编削，一赈迟至三月，大口落米半升，小口减半之数”［51］490，结果导致大量灾民饿死。根据清廷的命令，地方政府应将需要赈济的百姓分为极贫和次贫两个等级，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赈济标准。山西巡抚虽“严饬各属查明户口，核实给发，务使实惠及民”［52］11-12，但是泽州府所辖各县地域广袤，人口居住分散，当地官员对于基层受灾百姓的情况并未切实掌握，加上胥吏上下其手克扣舞弊，导致不仅无法精确统计受灾人口，且赈济粮也没有按人足额发放。沁水县就出现了“横亘二百余里，延袤六百余里，人烟辽阔，查核多疏，极贫次贫，虚实互报”［53］5的情况。

2.鸦片祸害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光绪初年，山西民间种植吸食鸦片成风，这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计。泽州府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平居贪吸洋烟，不勤农事，家无积蓄，器械一空。故一遇灾害，不仅身死，即父母妻子亦因之俱亡也”［54］707。

3.仓储空虚

清代各地普遍建有常平仓、社仓、义仓，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到了光绪年间，这一套曾经行之有效的粮储体系已经分崩离析。“丁戊奇荒”中泽州府各县的常平仓尚在，然而储粮多未达到定额。凤台县常平仓储谷定额是一万六千石，但在光绪三年为赈济灾民“支放常平仓谷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石二斗”［55］1，支放的粮食与额定的数目相差了约两千八百二十三石。沁水县常平仓储谷定额是一万三千石，但是在光绪三年为赈济灾民“开赈常平仓内旧存谷九千五百七十石”［56］5，支放的粮食与额定的数目相差了三千四百三十石。除了官方常平仓存粮未达定额外，泽州府民间管理的社仓、义仓则大多荒废，凤台县“……旧志载社仓一十二处，义仓九处，今俱废”［57］6，沁水县民间“各仓积谷历年赈饥俱散，现无存者”［58］10。官方与民间储粮不足，导致泽州府应对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

4.战乱频仍

泽州府拥有丰富的煤铁矿藏，拥有从事商业贸易的宝贵资源，因此当地经商风气浓厚，加之地处晋豫两省交界处，当地与河南之间的商贸往来十分频繁。据《陵川县志》所载：“陵邑土瘠食艰，河南田肥地阔，往来贸易，时通有无”［59］52。显然，这种互通有无的贸易，是当地补充粮食供应的重要途径。然而，“自咸丰军兴，贾道四梗，兵燹所经，富既丧资，贫亦失业”［60］22，咸丰三年，太平军袭扰了泽州下属的陵川县、阳城县；
同治六年，捻军袭扰了泽州下属的陵川县、阳城县、沁水县。除此以外，“丁戊奇荒”期间，泽州府的一些县区还遭到了流民的袭击。战乱阻断了商路，许多商家破产，这严重影响了两地间的粮食贸易，加上当时河南也是重灾区，“当此沿途梃命，盗贼梗塞，即豫省亦成灾区，运粮无路”［61］707，两种因素叠加，也加重了泽州本地的粮荒。

山西邻近京畿，为防止发生大规模民变，清廷对此次灾情极为重视。光绪三年五月，清廷一面下令山西地方官府开仓赈饥，一面“发帑截漕、破格赈恤”［62］1向山西调拨了大批粮食与银两。此后，清廷又五次下令蠲免或缓征受灾州县上下忙钱粮，可以说官方救济在此次救荒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泽州地方政府赈灾措施如下：

（一）蠲缓田赋

“丁戊奇荒”重创了泽州府的农业生产，直接影响了赋役的征派，面对“男辍耕，耕亦不获；
女罢织，织亦徒劳；
市肆门不启，启亦无所交易。役不敢及丁、赋不敢及田、税不敢及商贾”［63］3的局面，泽州府的官员开始上书请求朝廷蠲免钱粮。“上宪并有司胥大绌，不得已而议赈议蠲，请于朝……”［64］3对此清廷于光绪三年缓征凤台县、沁水县、高平县下忙，光绪四年蠲免凤台县、沁水县上忙、下忙，缓征高平县上忙，蠲免阳城县下忙，蠲免陵川县一半上忙，此外，还规定自光绪五年起，对于各县的无主荒地停征上忙四年，对有主暂荒地停征上忙三年。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区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安定民心，恢复民力。

（二）筹措钱粮

灾情之下，赈济灾民是抗灾救灾的首要事务。泽州府各县均设立赈厂直接向灾民发放钱粮。如凤台县在“城关乡村共设赈厂十五处，以僚佐绅耆董其事……至米面外，给以银钱”［65］2。灾情初起时，泽州府地方官员“详请开常平仓出粟分赈贫户”［66］3，但由于官仓储粮严重不足，所以筹集钱粮就成为急务。当地官员一边劝谕本地绅商捐粮捐银，一面带头捐出自己的俸银和养廉银赈灾，光绪三年冬，高平知县庆钟先是“谕令邑各里社捐粮赈济饥民”［67］5然后又“自捐廉俸壹千两散给各里社赈济”［68］5。光绪四年春，“更设局劝邑绅富捐粮两千余石赈济百里饥民”［69］5，凤台知县赖昌期也“劝富室捐银数万两助赈”［70］56。通过鼓励绅商出钱出粮，调动民间力量参与赈灾，暂时缓解了官方救济的压力，也深入发掘了地方赈灾的潜力。此后，随着清廷拨付的粮食与银两陆续到来，各县随即下发给灾民，如陵川县光绪三、四年共“发银三千两并东南漕赈米四千六百石”［71］4，沁水县“光绪四年拨漕米六千六百石以赈之。光绪五年，拨漕米千八百石以赈之”［72］5-6。总体来说，由于灾情严重、饥民众多，各县筹措到的钱粮远未满足救灾需求。

（三）以工代赈

泽州当地有大量的人从事煤炭和铁业生产经营，当地民间俗语有云：“黑行兴，百业兴”“黑行不动，百行无用”。“黑行”就是指当地的煤铁产业。据《凤台县志》所述“凤民以铁炭为生涯，丰年亦利赖于力作，岁既不收，铁货尤滞，穷民失业饿毙”［73］2-3，灾荒沉重打击了当地的煤铁产业，严重影响了从业人员的生计。为此凤台县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予以救济，凤台知县赖昌期“又请上宪发银二万两，散给铁炉煤窑，使民工作得食”［74］56。这样既帮助了失业百姓重新就业，也确保了当地社会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随着各省援助救灾的粮食运抵县城，赖昌期又“与民脚钱，令往挑取”［75］3。这样不仅将赈灾粮及时运抵受灾的各乡镇村落，而且还让出力运粮的灾民“赈米之外，复得佣资”［76］3，收到了“官不增费而民有余利”［77］3的良好效果。

（四）善后救济

灾荒中大量遗尸未得到妥善处理，“遗尸遍野，饿骨盈城”［78］3的惨象不仅骇人耳目，也导致疫病大范围流行，为此地方官员设法掩埋这些遇难者的尸骸，凤台县“劝谕绅商捐银二十两钱一千六百五十余贯，于东西南三关外各掘义塚数处，分别男女出资掩埋。又屡谕各里社首，举村舍道路之尸，悉行埋瘗”［79］3-4，另一方面，大灾使得许多儿童和老人失去了亲人，由于这些人无法生活自理，各地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救济，如陵川县“设粥厂及育婴堂以养老幼无依者”［80］3不过，这些措施只是临时举措，效果十分有限，《凤台县志》就承认“复设育婴局……事虽未久，而法意良美，此救荒之余惠也”。［81］4

另一方面，灾荒之后，恢复农业生产成为当务之急，泽州府各县积极筹划，给灾民分发粮食种子、牲畜，帮助农民尽快重新开始农耕生产。如沁水县“光绪四年四月，给籽种银三千两，八月给麦种银四千两，光绪五年，给耕牛一百头，又给耕驴一百一十四头［82］5-6，高平县也“采购二麦高粱种散给百里贫民及风雹伤处，又知县锡良、姚启瑞捐廉采购高梁种二百石，散给贫民［83］5。

“丁戊奇荒”是晚清一场影响深远的巨大灾难。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天灾叠加人祸，泽州府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死亡流离、经济民生凋敝、社会秩序崩坏。从救灾实践看，泽州地方政府承担了主要角色，除了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也开始引导民间力量投入救灾，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注重恢复社会生产。但由于吏治腐败、财政拮据等原因，传统的荒政制度已趋衰落，赈灾效果也大打折扣。

注释：

①此处“口则减十九万八千余”中的“十”疑为衍文，结合上下文，灾后人口应为减少至九万八千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