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心理学视域下希望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干预研究

■董艳娜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100）

林崇德、杨治良和黄希庭在《心理学大辞典》中提出，抑郁是一种充满不适和沮丧感的心理状态，并会有消极情绪的增加[1]。从内在认知情绪来讲，抑郁是一种对自己和未来持消极态度，充满着无助和无望的一种情绪状态。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认为，希望会引领人追求尚未实现的美好生活，在不断变革的社会实践中获得自身的价值，使人们拥有更加积极的态度，为一种更美好生活而努力[2]。查尔斯·斯奈德（Charles Snyder）认为一个有希望感的人不光要有意志去实现自己希望的目标，更要有一些实现自己目标的策略和方法[3]。

（一）当前大学生的抑郁现状

近十年来，大学生的情绪困扰日益严重，其中抑郁检出率在20%～70%之间，抑郁成为大学生情绪困扰的主要表现形式（周少贤、窦东徽，2019）。赵颖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8.57%～31.5%。山东省医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34%，抑郁已是当前医学生的主要情绪障碍。王蜜源等人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的大学生检出率为24.71%（王蜜源等，2020），通过同类研究方法发现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30%（唐慧等，2013）。抑郁已成为大学生的主要情绪困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补齐精神卫生等服务短板，在全国两会上，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的高频词。

（二）希望感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希望可以对抗苦难。希望感作为应对风险的保护性因子，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是个体抑郁和焦虑的重要预测变量。个体希望水平与其心理发展显著的相关。具有较高希望感的儿童其焦虑抑郁水平均会降低，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可影响儿童的抑郁，并能够缓解学习压力给农村留守儿童带来的不良影响。个体在遭受负性冲击时，希望感可以缓冲个体遭受的打击。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大学生希望感较高，他们更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高希望感患者能够积极寻求治疗的途径，并能用更加乐观的态度去应对[8]，较少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社会退缩以及自我批评，希望感促使个体相信目前的困难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增强个体面对困境的勇气，具有意识到生活潜在意义的能力，积极预测生活意义，有助于减少消极的情绪体验。

（三）希望感与自尊等的关系研究

希望在自尊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占到43.19%，自尊能够直接影响中小学生的抑郁水平，同时还可以通过希望间接影响抑郁水平。青少年希望感与自尊、家庭环境亲密度呈正相关，自尊在家庭环境亲密度与希望感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6]，希望感与个体自尊水平相关，低希望感的个体也处于低自尊水平。青少年会因为高自尊的影响而产生较高的希望感。具有高希望感的个体更倾向于把压力当作一种挑战，并且会被高价值目标所吸引，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行为面对困难。

（四）基于希望感视角的干预研究

以希望感为代表的积极青少年发展模型，强调世界的可能性和人的潜能，可能性就意味着可能实现的希望。它关注青少年自身具备的优势与潜力，而不关注青少年问题的预防和矫正。它的出现对青少年问题预防和健康发展中长久以来占据主导研究模型地位的“缺陷”观是一种补充和平衡。希望理论干预护理可提高女性抑郁症患者希望水平，有效缓解晚期肝癌患者焦虑和抑郁心理。在抑郁症患者的临床康复护理过程中，希望理论应用效果显著，可以提升患者希望指数，缓解其抑郁情绪，护理过程中，强化患者的动力思维，改变其不合理的认知和行为，建立并巩固合理认知和行为，可提升患者的希望指数，达到缓解或消除抑郁情绪、治疗疾病的目的。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5名被诊断为抑郁或抑郁状态的大学生，其中一个来访者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人是否可以改变，二是改变后是否更开心。那无助无望、彷徨挣扎的眼神，深深刺痛了咨询师的心，他们太需要希望的力量了！因此，在对其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在希望理论基础上，着力于提高其希望水平，增强其对现实的掌控感和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在实施过程中，基于希望感理论的基础，从高希望感和低希望感两个路径，认知、情绪、行为三个维度进行研究。试图通过改变希望感水平，来影响大学生抑郁症状，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希望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

（一）从消极认知到积极认知的转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咨询，来访者由前期的低自尊、负罪感、受控目标等消极认知，逐步转变为高自尊、决心、目标等的积极认知。

通常来访者前来咨询时整个状态均处于低谷期，有很多非理性的消极认知，对自己评价低，如“很自卑。觉得自己就长相还不错，但自己似乎一直也没把长相作为炫耀的资本，其他似乎没什么出众的，也没什么特长或兴趣爱好，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甚至有很强的自责心理和负罪感，如“我妈跟我说，她们回来都是因为我（哽咽）”。觉得自己没办法解决困境，很无助，如“自己做了努力，也不会有结果”，把自己置于卑微的位置（恋爱），情绪比较低落，沉浸在失恋中。“我也跟她说了，她还是不让我管”，对自己是否有能力解决困扰不抱希望，或希望感较低。如“嗯！就是一天晕乎乎的，和朋友的关系也感觉在有意地疏远她们，做作业也很慢，比如前两天有个作业，我从上午一直做到下午，就是总感觉理不清，很混乱。”“这段时间上网课，作业比以往更多了，感觉很吃力。”

除了对自身有消极的认知，对周围人物事件也有非理性认知，如“我觉得这世界不应该有一些不好的，人也不应该做不好的事，有不好的想法……比如有时候会背地里谈论别人，特别是说别人不好的方面，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但是我的室友她们又经常爱这样，我有时候也这样”。这些消极认知让来访者对自己满意度降低，对未来世界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与无望感。

咨询师通过对非理性认知的矫正，强化其内生力量，明确咨询目标，树立解决问题的决心，提高其自尊心，从而提高其改善问题的希望感水平，自我评价也更加积极，如“老师您当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让我深受感动和触动，让我不再那么自责，不再那么沉重”。来访者还通过参加更多实践提升自我价值感与自我效能感，如“最近自己事情多，较充实，周末还去做了志愿者，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之前想得那么差，感觉还不错，还会继续去当志愿者”。除了对自己的认知更加积极外，对外界的认知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她走是她的自由，甚至觉得她在外面快乐就让她在外面，希望她幸福吧。”通过注入希望感的心理咨询，来访者自我接纳度提升，更爱笑，更乐于助人，更有交往意愿和信心，对未来更有信心和希望。她们说：“即使我一个人，我也可以过得还不错”“从某种角度上讲，我算是胜利了！”

（二）从消极情绪到积极情绪的改变

经过心理咨询，来访者由最初的自卑、无助、绝望情绪状态，逐渐变得乐观积极，更有勇气，更有主动感了。

来访者均为确诊的抑郁状态，或者有较严重的抑郁情绪，整个情绪状态是很低迷的，如“这段时间自己的情绪状态很低迷，很难有什么事情能让自己高兴起来”“一些很小的事，自己就会情绪低落很久。难以自制，经常和男朋友打电话哭诉”。除了情绪低迷，精神状态、睡眠质量也不好，如“精力不集中，总是走神，坐在教室完全不知道老师讲些什么。生活较规律，但睡眠不好，睡得很浅，白天总是觉得没太有精神”。对相关事件很担心焦虑却又无力改变，感到很无助，如“她如果不联系我，我是联系不上她的，我也不知道她在哪，我经常有种担忧就是，很害怕……很害怕哪一天，就接到警察局的电话……（哽咽）……就说什么无名女尸认领之类的，我会想很多这种，担心”。对目前自己的这种状态很反感，如“我很讨厌冷暴力，我讨厌这种感觉”。来访者均表现出较强的自卑、无助和绝望感。

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通过积极共情，挖掘其求助行为下那些许微弱的希望感，强化其内在的乐观和勇气，发挥其主动感和积极情绪，使来访者的情绪体验得到较好的改善。对自己的满意度提高了，如“慢慢发现其实周围很多同学还不如自己，比如相貌、家庭情况等，只是自己习惯了低调不惹眼”。对别人的情绪态度也有了好转，如“现在再提起父亲，还是有情绪，但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来访者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评价自己，不再那么自我怪罪，“我现在不再那么自责内疚了，因为这不是我的错”，同时，来访者还会维护自己，试图为自己找到同行者的榜样力量，如“我发现有些人看起来很厉害，其实以前可能也被欺负过，而正是这些经历才促使他们变得更强，而我也可以这样”。

（三）从消极行为应对到积极行为应对的改变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通过提升来访者希望感水平，使其从消极应付、逃避的消极行为模式转变为积极应对和积极预测的积极行为模式。

来访者因被消极的认知态度和情绪状态有所影响，导致其产生无望感，没有信心去面对和解决问题，多采用消极应付和逃避的方式，如“看不到希望，想过自杀”。自我评价低，回避和别人接触，如“走在路上，也不太敢看周围人和对面的行人。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总是下意识躲在角落等”“人际关系敏感，睡眠不好，自我怀疑。回避和那些看起来气势比较强或者比较高大的人交往。和比较外向那个室友交流时控制不住有些心虚”。甚至还有一些躯体症状，如“我最近吃不下饭，我都好久没吃过米饭了”“睡眠不好，头晕，感觉脑子不好使，饭也吃不下。晚上睡不好，白天状态就差，加上看到这样那样的作业，就感觉更焦躁了”。

咨询师通过挖掘其内在能动力，指导来访者正确看待成长路上的意外与挫折，保持正向积极的核心自我，注重自己的多重角色。使来访者愿意去做一些行动，确认自己具有交友的条件和能力，提升其希望感。来访者兴奋地告诉咨询师，这段时间感觉自己有了好转，发现自己史无前例地胖了些，睡眠似乎也好了一些。“周末自己破天荒留在了寝室没有回家，发现也没那么难熬”。对事物的行为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更加豁达，愿意放手，不再纠结，如“我虽然担心她，但我不会强求她留在家里面，我觉得她出去的话才能感觉到自由，那就是好的”。除了自己会做一些行为改变外，也会试着和别人重建关系，突破既往模式，如“会和父母探讨他们以前的教育方式，并表达了自己的委屈，父母似乎也有了反思”“有一次我反驳了对方，竟然收效显著，她们竟然并没有因此排斥自己，甚至似乎更尊重自己”，并且感觉良好，如“虽然怼回去的时候自己也心虚，但过后也挺爽的”，这给来访者更多的力量感和希望感，如“如果我做点什么，应该就会好一些了”。经过咨询，来访者希望感水平显著上升，能够采取行动积极应对并对未来进行积极的预测，有了更多的掌控感。

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咨询过程中，通过对来访者注入希望感，对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进行认知、情绪和行为的调节，最终使其从消极的认知转变为积极的认知方式，具有了决心、目标和高自尊。而情绪也由自卑、无助、绝望等状态逐步过渡到乐观、勇敢，并更具有主动感。而行为上则由之前的消极应付和逃避逐步转化为积极应对和积极预测，并实施了具体的行动。来访者的希望感水平也由之前的低希望感，甚至是绝望感，逐步拥有了较高的希望感，抑郁症状得到显著改善。说明希望感的接入，有利于大学生抑郁的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