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在华对阿拉伯数字的推广与影响

林益弘 王晓琳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州 510555；
2.广东金融学院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广州 510521)

明清之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阿拉伯数字随着西学西法传入中国。阿拉伯数字初传中国时被视为“洋字”，与西文一道作为翻译的对象。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率先在其汉语著作中全面使用阿拉伯数字并极力推广，对于中国近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狄考文曾多次公开发文强调在中国推广阿拉伯数字的重要性。他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编译出版的《笔算数学》等教科书，都在晚清新式教育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前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阿拉伯数字在华流传史、近代数学教育、狄考文在华翻译活动及其相关著作研究等，但学界对于狄考文为何极力推广阿拉伯数字及其产生的影响尚无系统研究。本文梳理狄考文在华推广阿拉伯数字的来龙去脉，结合原始文献探讨其译介观念的成因，进一步明确狄考文在华推广阿拉伯数字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

阿拉伯数字最早发源于印度，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被引入阿拉伯国家。公元10世纪之后，阿拉伯数字经由北非和西班牙等阿拉伯西部地区传入欧洲，被称作“西阿拉伯数字”，逐渐演变为如今通用的样式。阿拉伯东部使用的数字样式被称为“东阿拉伯数字”。

东阿拉伯数字早在元代就已传入中国。1957年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的幻方铁板是中国数学史上应用阿拉伯数字最早的实物资料，但其真正的作用是埋在房屋地基之下用于辟邪消灾。西阿拉伯数字直到公元16世纪末才开始在中国出现。西阿拉伯数字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两种：通过书籍报刊传播，在物质文化领域进行传播。

明末清初，西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后长期散见于个别介绍性的刊物文本之中。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的大潮流下阿拉伯数字作为“西学”的组成部分得以系统传播。英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在《中西闻见录·西国数目字考》(1872)中详细描述阿拉伯数字的演变历程，文后附加《西国数目字图》，比较完整地罗列了历史上出现的各类数字，其中包括如今通用的阿拉伯数字样式，名为“欧罗巴各国今字”[1]。

在各类数学翻译书籍中，以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坚持使用汉字数字。美国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传教士基顺(Otis T.Gibson，1826—1889)曾在福州传教，并于1866年出版《西国算法》(又名《西国算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教科书，但该书发行量较少，目前几近失传(1)王扬宗先生在《晚清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一文中提到基顺的《西国算法》(1866)，笔者在各大网站及图书馆均未寻访到此书。。1874年，美国来华传教士吴思明(Simeon F.Woodin)用福州平话编写数学教材《西算启蒙》，也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运算，不过该书并未正式出版，“影响力局限于福州一带”[2]。直到1875年，美国北长老会遣华传教士狄考文在《笔算数学》中正式采用阿拉伯数字运算。《笔算数学》经由上海美华书馆多次再版发行，成为清朝末年流传最广的算学教科书之一。

西阿拉伯数字出现更多的是在西洋钟表、地图测绘与天文历法等领域，“数学与天文、历法之关系最为密切，故明清间西士译撰之天文或历法书籍，多与数学有关”[3]。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带来自鸣钟、万国图志等贡品，自此“钟表成为传教士进入宫廷的敲门砖”[2]。如今故宫钟表馆中仍然陈列着清朝皇室收藏的各种西洋钟表，部分钟表的时刻盘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在地图测绘领域，清康熙时期绘制的《东半球西半球坤舆图》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经纬度，“这是中文地图中首次直接使用阿拉伯数字”[2]。此后，各类测绘仪器、航海图、城地图中多次出现阿拉伯数字。在天文历法领域，阿拉伯数字出现的频率更高，主要原因在于明清时期纪理安(Bernard Kilian Stumpf，1655—172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西方传教士在钦天监参与天文学研究工作。天文学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在华传教士在为明清皇室带来先进的天文测时仪器、制作技术和相关著作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西阿拉伯数字在中国的传播。

从阿拉伯数字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沿革来看，其使用范围相当有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人一直将阿拉伯数字与西文一道视作“洋字”。1809年徐朝俊在《钟表图说》中就称钟表盘面上的阿拉伯数字为“洋字”。1882年，晚清数学家华蘅芳(1833—1902)在《学算笔谈》卷十二论翻译算学之书时提到，“数目之字，自一至九，其西文易于认识，故凡遇西文之中有数目之表亦可不必细述，但作一大圈或大书一表，字以记之，惟于其下须记明某行为某数，则誊清之时可以自看西书写出全表也，有图者亦然”[4]。华蘅芳将阿拉伯数字称作“西文”，而“记明某行为某数”则是为了翻译方便。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除非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或出于某种特殊的需求，汉字数字的地位是难以替代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等人还在为推广阿拉伯数字而与同人产生激烈争论。1917年6月，钱玄同在写给陈独秀关于应用文改良的十三条建议的信中提到，“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如曰说文五百四十部，广韵二百有六韵，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可作540、206、39也。此法既便书写，且醒眉目……)”[5]。而还有人对钱玄同的言论进行驳斥，“如应用文改良之议论，十条主张省万千百十诸字，以亚拉伯码号代之，华文书(一万)，亚拉伯码书10000，甚或须以逗点加以解明之请，教何者更简明”[6]。

2.1 狄考文与《笔算数学》

狄考文早年勤奋好学，但由于经济拮据，他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完成学业。其间，他接受了系统的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训练，同时积累了大量的教学、办学经验。狄考文后来在阿利根尼(Allegheny)西方神学院学习时，逐渐坚定了去海外传教的决心。他在186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去北印度或非洲，特别希望到某个新的宣教区，那里还没有开辟宣教事业，这样我可以不受各种规则和严格指令的束缚。”([7]，p57)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窥见，狄考文在青年时期便具有开拓精神，或者说更愿意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工作。这种品性在某种程度上为他后来坚持己见推广阿拉伯数字提供了注脚。

1864年1月，狄考文抵达山东登州(今蓬莱)。他随即开始学习汉语，同时筹备办学。三个月之后，狄考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计划开办一所学校。”([7]，p129)是年9月，登州蒙养学堂开学。可以看出，狄考文起初就把开展教育作为传教的主要途径，因为“教育是基督教永远不能忽视的重要支柱”([8]，p457)。狄考文提倡的教育与同时期其他来华传教士所办教育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他并非把学校单纯视为某种“为播撒神圣真理的良种做准备的间接机构”([9]，p172)，而是希望将他的传教理念通过办学实践真正推广开来，培养一批“新士”，让他们“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因为“任何一个精通西方科学并熟谙中国文化的人，在中国任何阶层都将成为有影响力的人”([8]，p459)。

蒙养学堂随后更名为“登州文会馆”，逐步发展成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九年制高等学校。狄考文认为，“夫开人心思者，莫深于算学”[10]，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算学课本极其有限。“几年前，福州的基顺先生出版了一本小型初级算术书，其中使用了阿拉伯数字和西方常见的一些符号和标志。我一开始就在学校里使用这本书，我发现阿拉伯数字比中文方便得多，因此我一直在用，而且正准备出版一本完整的使用阿拉伯数字的算书”[11]。1875年，狄考文编译并出版其第一本启蒙教科书《笔算数学》，通篇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运算。狄考文在《数学在中国》(Mathematics in Chinese)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客观原因与便利条件：第一，阿拉伯数字当时已经在其他各国广泛流传，讲各种语言的人都在使用，足以使阿拉伯数字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数字符号。如果坚持使用汉字数字或一味地创造新符号，只会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学符号系统进一步分割开。第二，复杂的运算必须通过书写来实现，而汉字数字不适合书写运算，因为竖写汉字“一”“二”“三”时很难区分，尤其不便于教学。第三，汉字的书写要比阿拉伯数字麻烦得多，而且阿拉伯数字占用的空间更小，更容易区分[11]。他还提道：“中国人普遍希望学习这些数字，而且现在不仅在开放的港口，甚至在内陆也有很多人知道这些数字。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这些数字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用中国的笔来写这些数字也没有丝毫困难。如果引入西方的计算方法，即便使用中文数字，我们也必须使用正、负、加、减、乘、除、等号之类的符号，那么为什么不使用阿拉伯数字来建立完整的数学语言系统呢？”[11]此后，狄考文编译出版《形学备旨》(1885)、《代数备旨》(1890)等教科书，并沿用阿拉伯数字与西方通用的数学符号。1881年，狄考文在《振兴学校论·错误》中说：“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我得之，则属乎我，尔得之，即属乎尔，初无中西之分焉，即如汽机出于英国、电报出于美国、照相出于法国、养蚕缫丝出于中国，而各国效之若所固有，是无论何法，合用则用之而已，胡问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国而来哉，如谓他山之石必不可以攻玉，误亦甚矣。”[12]此番言论就是对他坚持引入阿拉伯数字最好的注解。

狄考文将传教视为根本使命。青年时期成功的办学经历让他相信，自己具有从事教育工作的“才能”，来为更重要的传教事业服务。那么编写便于教学的教科书，推广阿拉伯数字就是完成其“教育传教”事业不可或缺的手段。从长远来看，这就是“使西方科学与文明迅速在中国生根开花的良机”([9]，p177)。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狄考文对于阿拉伯数字的认知具有极高的前瞻性。但是，晚清时期，致力于译介西方数学的王韬、李善兰、华蘅芳等中方数学家与伟烈亚力、傅兰雅等西方传教士翻译家都不约而同地避免使用阿拉伯数字。中方数学家或赞同古算复兴，或认为中西算学各有所长，因此缺乏使用“洋字”的动机。那么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为何对于引入阿拉伯数字也如此“保守”呢？对比三人的译介思想，可以清晰地了解狄考文坚持引入阿拉伯数字的深层原因和现实意义。

2.2 狄考文与伟烈亚力数学译介观念的对比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华外国人的活动中心由澳门、广州和香港逐渐转移到上海、宁波和福州等条约口岸。随着上海开埠，大量西方传教士在此聚集活动，并开办印刷所译介西方科学、宗教书籍，墨海书馆便是其中之一。184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应伦敦布道会指派来到上海负责经营墨海书馆。他一边投身工作，一边学习汉语、钻研中国典籍，“恐怕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中国的古典文献了”[13]。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在纪念伟烈亚力的演讲《伟烈亚力的生平与事业》(Life and Labours of Mr.Wylie)中讲道：“伟烈亚力一到中国便开始学习汉语。他很清楚儒家经典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传教士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精神内涵，因此他便着手翻译中国所有的‘经’书，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辛的工作。”[14]可见，伟烈亚力不仅博览群书，且深谙中国传统文化。

1852年，伟烈亚力在《北华捷报》(TheNorthChinaHerald)发表系列文章《中国数学科学札记》(Jottings on the Science of the Chinese Arithmetic)，通过追根溯源对比中西数学的发展，高度肯定中国古代数学科学著作的价值，也批驳了一些西方学者贬低中国科学的言论，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于中国数学科学状况的注意”[15]。基于对中西数学的深入研究，伟烈亚力随后陆续编译出版《数学启蒙》(1853)、《几何原本·后九卷》(1856)、《代微积拾级》(1859)和《代数学》(1859)等著作，后三本均为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合译。在《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中，伟烈亚力和李善兰首次使用少量西方数学符号。为了避免“+(加)”“-(减)”运算符号与汉字数字“十”和“一”混淆，他们采用“┻”和“┳”来代替加、减符号。但数字仍使用简体汉字表达，并且援用多种中国传统数理天文学的表示方法来指代其他西方数学符号。对此，狄考文后来提出批判：“两个汉字数字与加号和减号在书写上的相象迫使伟烈亚力先生发明了两个新的符号，这只会进一步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学符号系统分割开。”[11]

伟烈亚力为中国数学科学“正名”之举虽然让他扬名世界，但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也使他对中国传统的数学科学“过于自信”，从而在引入西方符号的问题上略显“保守”。他在《数学启蒙》序言中提道：“俾览其全者，知中西二法，虽疏密详简之不同，要之名异而实同，术异而理同也。”[16]可见，伟烈亚力的数学观念更加接近当时部分中国学者的态度，即认为“中西算学各有所长”。另外，考虑到李善兰在当时中国数学界巨大的影响力，两人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种折衷的译介方法也无可厚非。况且伟烈亚力并不具有狄考文出于实际教学需求，通过教育传教的根本动机。

2.3 狄考文与傅兰雅数学译介观念的对比

英国人傅兰雅受家庭影响，自幼便向往中国。“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上课写作文，我的题目总是与中国相关，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傅亲中’(Ching-chong Fy-ung)”[17]。1861年，傅兰雅受聘赴香港任教，如愿来到中国。1863年，为了学习中国官话，他来到北京担任京师同文馆的英文教习，同时努力结交中外的达官显贵。1865年，他又南下上海接手教育工作。后来，傅兰雅对于教书心生厌倦，他承认自己完全厌倦了教英语。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我认为，我命该留在中国……我已经学了六年汉语，学会了三种方言并且熟悉了汉字书写的一般规律。如果我就这样放弃，就等于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中国目前刚刚向西方文明开放，每年都会取得很大的进步。两三年之后我关于中国的知识就将成为无价之宝，人们就会说我人才难得”[18]。不久，傅兰雅便得到清政府的聘请前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专职译员。从傅兰雅1868年与家人的两封通信中可以管窥他接受江南制造局邀请的动因：“我现在对汉语相当了解，关于我精通不同方言且善作汉语文章的传闻也流传甚广，再加上我还担任着中文报纸的主编，这些足以确保我谋得一个好职位……我如果得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职位，我将从那些辛辛苦苦想在中国谋得一官半职的人中间脱颖而出。”[19]“我现在的职位是‘科学书籍翻译’，我希望以此作为我在中国谋求更高官职的跳板。我现在踌躇满志。我的职位完全独立，领事馆、海关都无法管辖我”[20]。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早期，傅兰雅的志向主要在于个人地位的升迁。而这种政治野心无疑对他后期为官方译书时的译介态度产生了影响。

自1868年起，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长达28年。在此期间他先后编译出版《运规约指》《代数术》《微积溯源》《算式集要》《三角数理》等系列数学著作。在傅兰雅所有数学译作中，均未采用阿拉伯数字。后来在厘定统一科学术语时，傅兰雅和狄考文就是否引入阿拉伯数字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并在1890年第二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展开激烈的论辩。傅兰雅指出：“我们该怎么评价那些坚持在其数学课本中使用阿拉伯数字的老师呢？难道像汉字‘三’这样的数字都没有阿拉伯数字‘3’便于阅读、书写和印刷吗？阿拉伯数字到底有什么魔力，非要把它按照我们的习惯塞进中文书里呢？难道必须这样做来让保守的天朝人感到困惑和烦恼吗？”[21]针对傅兰雅的发言，与会传教士展开了讨论。狄考文说：“在使用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符号的问题上，我不认同傅兰雅先生的观点。在中国推广与世界其他国家不一致的数学符号系统会严重阻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会延缓她前进的步伐。那些在译作中倒写分数或引入新符号的人完全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他们没有任何教数学的实践经验。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在中国的学校里采用这样的符号系统……我可以肯定地说，除非我们引入阿拉伯数字和西式运算符号，否则中国的军队和学校将永远不会采用我们的数学系统，因为数字和符号是数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2]狄考文的发言完全是基于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对中国科学长远发展的思考得来的。相比之下，傅兰雅的言论则缺乏实际的理论依据。在狄考文发言之后，另一位传教士巴心田(W.T.A.Barber)也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对傅兰雅的言论进行了反驳。

傅兰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传教士，早在1865年英国圣公会就撤销了对傅兰雅的任命，这也可以看作是傅兰雅追求政治仕途的动因之一。与狄考文相比，傅兰雅的译介活动少了几分宗教内涵，多了一些政治色彩。这也使他在译介态度上更加靠近中国的立场。

3.1 对同人的影响

1882年美国传教士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被派往登州文会馆协助狄考文办学，“狄公依之如左右手”[23]。受狄考文的影响，赫士在次年编译《对数表》(1883)时便全部采用了阿拉伯数字。文会馆毕业生张松溪在其著作《勾股题镜》(1905)中悉数采用阿拉伯数字。文会馆毕业生王锡恩在其著作《勾股演代》(1905)的运算部分采用阿拉伯数字，论述部分仍旧使用汉字表达。

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1850—1924)于1875年来华，曾先后主管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于1886年加入“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潘慎文在后期大力提倡教育传教，这一点与狄考文不谋而合。潘慎文与谢洪赉(1873—1916)合作编译《八线备旨》(1893)和《代形合参》(1894)。《八线备旨》序中说，“是编名目字样悉依前人译书成规，遇有未经见者，姑为酌立新名，杜撰之诮知所不免……原本后附对数八线弦切对数偏较等表以便检查，然诸表皆经登州文会馆另译付梓，阅是书者必当取以合观，而于此不复列焉”[24]。这两本书都采用阿拉伯数字，加减号用“+”“-”表示，分数为分子在上，分母在下。这些写作特点都与狄考文的著作完全吻合，考虑到出版时间的先后，就是受到狄考文著作的影响和启发。这两本书也被列为登州文会馆的正斋教科书，并多次再版，是晚清时期流传较广的数学教科书。

傅兰雅本人在1894年出版的《益智书会书目》中对狄考文的《形学备旨》做出评价，“用西方数学符号和记号取代中国传统写法，并使用阿拉伯数字取代汉字。狄考文博士通过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这些改良效果很好。他的权威性毋庸置疑”[25]。

3.2 著作的流传及其影响

在1878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届上海大会上，为了解决各地教会学校教科书编撰的问题，益智书会宣告成立，狄考文任委员会成员。实际上，狄考文早在1875年就已经编译完成《笔算数学》初版。据丹尼尔.W.费舍(Daniel Webster Fisher)记载，“早在1868年他就开始编纂数学教材，但直到他弟弟约翰主管上海美华书馆时才出版”([7]，p162)。1879年，时任益智书会主席丁韪良(W.P.Martin，1827—1916)在《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上发表文章介绍狄考文的《笔算数学》，他认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这本书使用了阿拉伯数字而非中国本土的数字，这又是一个对中国人的冒犯。对此作者给出的理由是阿拉伯数字的表述更加清晰也更加简洁”[26]。益智书会成立之后，狄考文将《形学备旨》(1885)、《代数备旨》(1890)和《笔算数学》(1892)依次交由益智书会公开出版发行。狄考文在1884年递交给益智书会的《形学备旨》手稿中提到，“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方程式都采用西方数学符号表述，对此我在教材开头部分做出了充分的说明……数学符号标记是一种世界性语言，所有文明国家都在使用。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改变它们是不明智的。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年轻人给予了有效的帮助，他们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应该改变或歪曲西方的数学符号系统，而应该将其完整地引入中国”([7]，pp163—164)。这是狄考文为使用阿拉伯数字和西方运算符号，向益智书会做出的一份正式说明。

由于狄考文之前的数学著作大都“文义深沉，令人难解”[27]，并不适用于数学启蒙教学，以《笔算数学》为代表的新式教科书便开始广泛流传。不仅登州文会馆、上海圣约翰书院等多所教会学校在使用，甚至上海南洋公学、长沙时务学堂、杭州求是书院等中国本土学堂都将狄考文的著作列为正式教材。1903年，京师大学堂发布《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算学门列入商务印书馆之普通珠算课本，益智书局本美狄考文著邹立文译之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美华书馆本美罗密士著潘慎文译之代形合参，利玛窦伟烈亚力译徐光启李善兰笔受之几何原本等……”[28]。狄考文使用阿拉伯数字编纂的算学教科书正式成为中国本土学堂的标准教材。根据现存资料，直到1917年，还有《笔算数学》(青岛林墨书馆铅印本)和《代数备旨》(美华书馆印本)等版本发行。

19世纪末开始，不少中国学者为狄考文著作“写草”，但主要还是沿用李善兰与伟烈亚力所创的数学符号，并将原作中的阿拉伯数字改回汉字数字。徐锡麟(2)部分学者援引《代数备旨全草》中的这句话时以张奠宙编纂的《中国近现代数学的发展》为标准，将作者误以为是彭致君。经笔者查证，这句话出自浙绍特别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代数备旨全草》中，作者确系浙绍特别书局的创始人徐锡麟。在《代数备旨全草》(1903)中就提到“原书记数悉用亚拉伯数字，虽为天下通行之数字，而我中国人脑中向无此字，贸然行用转费记忆，故易为汉文”[29]。可见当时仍然有不少中国学者将阿拉伯数字视为“洋文”。1906年，《笔算数学题草图解》(朱世增)、《笔算数学全草》(无锡张贡九)、《笔算数学全草》(储丙鹑)等采用阿拉伯数字运算的《笔算数学》“习题集”相继问世，标志着清末中国教育界对阿拉伯数字等西式运算符号的进一步接纳。

壬寅、癸丑学制之后，在张元济(1867—1959)、高梦旦(1870—1936)等人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笔算教科书》(1904)，通篇采用阿拉伯数字。1905年，教育家张景良编纂《小学笔算新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也使用阿拉伯数字运算，并且此书通过了清学部的审定。这两本由中国人编纂，经中国本土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数学著作的问世，表明狄考文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中国数学教育界开始主动采纳阿拉伯数字。

西阿拉伯数字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后，一度作为某种“洋字”散见于个别介绍性的出版物之中，或是附着在传教士进献给皇室贵族的器物之上，成为“洋玩意”的标志。

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的大潮流下阿拉伯数字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广泛传播。但是，由于无法摆脱“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国人始终无法接受西学登堂入室成为显学，甚至以伟烈亚力和傅兰雅为代表的部分西士开始放弃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思想，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进行西学传播。狄考文的出现为这种僵局带来一股新风。《笔算数学》的广泛流传是西方现代数学符号体系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开始。狄考文凭借其早年成功的办学经历以及坚定的传教信念在中国完成了“教育传教”的使命，他极力倡导并推广阿拉伯数字的活动，是偶然，也是必然。虽然中国的教会教育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在客观上也加快了中国融入现代文明潮流的进程。甲午之后，随着国人思想进一步开化，狄考文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西学在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作为西方抽象符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阿拉伯数字开始被纳入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