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萨珊艺术影响下的唐代铜镜造物理念再探究——以平脱工艺铜镜为例

郭 楠 江 文 太原理工大学

唐朝是我国十分注重文化交流的朝代，这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以及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到实证。作为“万国来朝”的宗主国，唐朝秉承着对外来文化开放宽容和兼收并蓄的态度。这种华夷一家的思想使得唐代广为吸收域外文化，造物设计水平空前提高，在工艺水准和生产规模上远超前代。在隋唐青铜器工艺品中，铜镜是艺术成就和文化审美程度较高的工艺品之一，其冶炼、熔铸和加工技术均十分讲究。［1］唐朝铜镜与前朝的铜镜有以下四点不同：一是突出世俗化造物理念，打破原有铜镜文化意义层面上高官厚禄、长生不老的正统思想束缚；
二是在形制上突破传统圆形造型，拓展出葵形镜、菱花镜等新的制式；
三是在工艺方面，创造出前朝未有的特种工艺镜，如金银平脱镜、鎏金镜、螺钿平脱镜、嵌琉璃镜、铅花镜等；
四是在纹样类型上，多花鸟、世俗生活类型，突破以往古板沉闷之感，有种清新活泼的气息。本文基于这些不同来探讨唐代平脱工艺铜镜的变化之因。

铜镜作为我国古代日用器物之一，不仅是人们装扮容颜、美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古代铜镜背面常装饰有具有美好寓意的纹饰或铭文，以彰显制镜工艺水平。唐代铜镜在前人制镜的基础上创新应用了平脱工艺和花式形制。

平脱工艺铜镜分为金银平脱和螺钿平脱两种。两种在制作工艺上基本一致，仅是镶嵌的材料不同而已。我国很早就有在漆器上镶嵌金银和螺钿的实证，出土的商代漆器上就出现金银箔贴花和厚螺钿镶嵌工艺。战国时期，将金银错工艺运用于铜镜制作中，制作成的铜镜被称为金银错铜镜。而以螺钿为装饰材料镶嵌于铜镜中，仅见于唐代。沈福文先生曾对金银平脱制作方法有具体详细的描述：将金银薄片裁剪成各种所需要的图案，并用漆粘贴在器物所需位置，待表面干燥后，再通体髹漆二三层使其牢固，经磨显后呈现出金银纹样，使纹样与漆面高度相同，之后进行最后的推光，最终呈现出精美的平脱漆器作品。［2］唐代金银花纹在裁剪时还会使用毛雕技法，在图案上雕刻细密的线条，但不能刻镂，显出底漆。螺钿平脱与金银平脱类似，是将螺钿片进行雕刻并贴在漆器表面，再继续涂数遍漆，经不断打磨后显现出来。在唐代文献中，螺钿镜也被称为宝钿镜，风格有剪影式、毛雕物象式和多彩式等。

在形制上，唐代铜镜突破了传统铜镜的造型制式，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花式镜，有菱花镜、八曲葵花镜和亚字形镜等。花式镜是在宝相花铜镜外形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其与内部花卉纹饰遥相呼应。此外，唐代铜镜中还出现了亚字形镜式，它是唐代铜镜造型的又一大创新。方圆结合的亚字形铜镜，将直角与圆角完美融合，具有视觉均衡之感。这种形制的铜镜通常装饰有文化宗教类、生肖类纹饰。

平脱工艺铜镜作为唐代特种工艺铜镜的重要类别，突破了镶嵌材料的单一性，发展成为多材料、多工艺的综合应用，常将螺钿与宝石、松石、金银、玳瑁等材料相结合。平脱工艺还运用于其他类型器物上，如盘、碟、屏风帐、盏灯等。平脱工艺的兴盛与唐代国家富足、奢风鼓荡、文化交流频繁等原因息息相关。

铜镜制作始于战国，兴盛于汉唐。唐镜从前代古朴呆板的样式到精致华美的转变，与唐代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兼容并蓄的社会政策分不开。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3］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使得唐前期的工艺美术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很深，铜镜亦是如此。

唐代的铜镜风格受到了异域审美的影响。萨珊王朝的建立，促使波斯美术在世界艺术中大放异彩。萨珊王朝的艺术设计与自身信奉的宗教文化——祆教进行结合，主要用于宣传帝王至上、君权神授的思想。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广泛的对外交往，促使他们的工艺品传播至世界各地，影响着各地工艺品的制作。唐朝作为丝绸之路的天朝大国，世界各国的人，如波斯商人、粟特商人、印度佛教徒、日本遣唐使等都聚集于此进行学习交流。唐代以开明的政策、繁荣的社会、强盛的国力和博大的胸怀在吸收外域文化为己所用方面对波斯的文化艺术进行了融合发展。这一时期的铜镜无论是在造型、题材还是风格上都有很大的创新。造型上出现菱形镜、葵形镜等花式镜，题材表现上范围更广，花鸟鱼虫、神话传说、人物故事等均列其中，形成活泼开放但又规整紧密的风格特点。制作考究、纹样精美、材料高贵、色彩华美的唐代平脱工艺铜镜，见证了沉雄博大的大唐文化和包容并举的大唐精神。

唐代，西方的香料、珠宝、异兽、金银货币等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国，整个社会兴起一股“胡化”之风，大量的手工制作带有浓郁的西域风格。此时期的铜镜制作在工艺和纹样上都受到了波斯萨珊艺术的影响，表现语言产生了创新性的变革。

（一）异域材料的融合

通过丝绸之路，西域宝石逐渐被中国使用。［4］我国隋唐时期使用的宝石材料主要由波斯、粟特等西域国家提供。文献记载，波斯是出产宝石较多的国家，盛产珍珠、琥珀、琉璃、玛瑙、金刚石等等。［5］我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波斯萨珊珠宝的记载。如《大唐西域记》中：“波剌斯国周数万里……人户富饶。出金、银、鍮石、颇胝、水精、奇珍异宝。”

记载着波斯萨珊时期“进贡”唐朝的珍贵材料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中也对各种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原材料和工艺作了细致的描述，同时也详细记录了从波斯传到唐朝的打制金银和镶嵌珠宝的技术。来自各国朝贡的玳瑁、珊瑚、夜光贝、琥珀、绿松石等异域精美材料受到唐代帝王的极度青睐，被镶嵌在各式珍贵的器物上。唐代螺钿平脱铜镜中常见的宝石材料有绿松石、琥珀、玛瑙、玳瑁等。如日本白鹤美术馆藏的唐代八弧螺钿宝相花飞鸟衔绶镜（如图1），以琥珀材料作为花心，绿松石材料为地。珍贵异域材料在铜镜中的使用也体现出唐代的奢华之风。

图1 八弧螺钿宝相花飞鸟衔绶镜

（二）工艺的借鉴

波斯金银器作为世界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造型、功能、工艺和装饰上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其常把立体的动物造型与器皿底部、把手处相结合，将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融合。萨珊人采用铸造、雕刻、锤揲等多种工艺技术，对器物进行多层次的纹样装饰。萨珊的金银工艺在唐镜制作中也有体现。唐代金属工艺有销金、拍金、镀金、捻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14 种之多。［6］日本千石唯司所藏的唐代嵌宝金壳镜，整镜用金丝勾勒出花的结构外形。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空隙处均焊以金珠作为填充装饰。金珠也被称为“炸珠”“吹珠”“焊珠”［7］，是将黄金材料制成微小的金珠，再通过焊接技术将金珠排列成图案使用。这种工艺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经过萨珊地区传入中国，使唐代金珠工艺多与花丝工艺结合使用。

（三）纹样的中国化

1.含绶鸟纹

六朝至唐时期，绶带立鸟样式图像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我国。在萨珊金银器上常见站立状的鸟纹，颈部有时有项链，口含珠串或绶带，常单独作为纹样，呈站立的单鸟造型，呈现徽章式纹样（如图2）。此纹样之后不仅出现在中国，而且在东亚、中西亚、欧洲均有出现［8］。唐朝对西方含绶鸟纹样进行了本土化的吸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与萨珊含绶鸟纹的呆板样式不同，唐代含绶鸟纹大多灵动优美（如图3），灵动之感是对中国传统动物纹样风格和传统审美的继承；
二是与萨珊含绶鸟纹的独立构图方式不同，唐代平脱工艺铜镜中含绶鸟纹多呈现对称的特点，镜背的鸟纹通常是四只，其中两只的图案会结合花枝进行表现，体现了中国“成双”的思想。

图2 萨珊舞蹈纹银碗

图3 飞鹤衔绶金银平脱镜

2.兽纹

我国从商代开始，青铜器、瓷器、服饰、漆器等上都出现瑞兽动物来作为装饰。这些动物纹呈现出神秘恐怖、凝重狰狞的艺术特点。至唐代，瑞兽纹样在取材和设计上偏重于自然写实风格，多与花草、飞禽结合。唐代平脱工艺铜镜中出现狮子、犀牛、天马、鹦鹉等具有萨珊特点的动物纹样。而萨珊王朝兽纹的使用通常与宗教和帝王统治有关，在动物纹上加以双翼代表着帝王威严和权力。唐镜中的鹦鹉纹样，长尾及翅膀的制作上仍旧保留了萨珊鸟纹的特点（如图4）。萨珊兽纹的特点在唐镜中均有体现，这些异域神兽纹样在唐代工艺镜中的应用，一方面，造型更加具有动态感，形象更加丰富饱满；
另一方面，像蔓草、忍冬、葡萄等植物纹样逐渐被使用，与动物图案相结合成为新的装饰语言。镜中常会出现对鸟、对狮、对马等异域纹样。在构图方式上的对称也显得严整规矩，与萨珊地区装饰艺术也形成了对比，具有中国化的特点。

3.联珠纹

中国在很早就出现联珠纹样，但中国的联珠纹并没有在今后绵延发展。［9］联珠纹的风靡，缘于唐与波斯萨珊的文化交流。此纹样是由连续排列的圆形图案组成带状或围绕在主体纹样上的一种装饰类型，是萨珊艺术装饰图案中最为流行的纹样，具有祆教含义。萨珊联珠纹内的主体纹饰有鹿、鸾鸟、野猪、马等单独纹样，在纹样外部，将单个圆珠进行有序排列，组成圆形装饰在器物的正中央或者外延部分。唐代联珠纹改变了萨珊联珠纹内部单一式的装饰手法，内部主纹通常呈左右或镜面对称，并把单层的联珠圈纹样改为了双层复合式联珠环，内层依旧是联珠纹，外层则多变为新的元素。

文化交流总是双向进行，唐代铜镜不仅吸收了异域的艺术特点，展现出自己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将中国优秀的民族艺术对外进行传播。唐代思想的开放和社会的稳定是唐代艺术领域出现一片繁荣景象的根本所在。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加入本民族的审美特征和传统文化元素，体现出博大的文化内涵、精致的造物理念和开放的宽广胸怀。唐代平脱工艺的开创，不但体现在铜镜艺术中，在乐器、礼器和日用器等诸多工艺美术品中均有体现，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我国古老的漆材料在铜镜上的发展也拓宽了人们对漆的应用，其工艺、材料的不断发展变化得益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10］唐朝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唐朝的文化背景。丝路的繁荣，文化的交流，在潜移默化中对唐代的造物思想产生深远影响，也对未来造物风格的流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