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翼”之儿童本位翻译——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体系研究

徐德荣 安风静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周作人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译述活动中, 他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龙海平，2001：58)，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钱玄同(1999：355)曾评价道，“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意变更……我以为他在中国近来的翻译界中，却是开新纪元的”。翻译研究者刘全福(2007：2)也曾说，“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周氏均堪称一位当之无愧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周作人的翻译作品质量上乘，数量庞大，“说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构成他一生文学生涯的‘半壁江山’，似不为过”(王友贵，2001：6)。在周作人大量的翻译作品中，儿童文学占了较大比例。据不完全统计，周作人一生共翻译了30余种儿童文学作品，囊括英、美、日、俄等多个国家。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当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也具有借鉴意义。国内虽已有论及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研究，但叙述较为笼统，并未对其思想特质进行深入剖析，故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研究亟待推进。本文秉承知识考古的学术思想，以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以既审视言论表达又检视翻译实践的双重目光，将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的相关言论与翻译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以求揭示其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实质和特征，并探索其历史影响与当下价值。

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受其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所决定，“一般说来, 有怎样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就有怎样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徐德荣、江建利，2012：102)。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时就已开始儿童文学翻译，之后持续了约60年，这背后的动因便是其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化的儿童本位观。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也秉承着儿童本位之特质。

周作人对“人”，尤其是对儿童和女性这两个特殊群体的独特认识，在南京求学时就已产生，这与他日后提出发现儿童、解放儿童的儿童本位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说死生》中，他说：“等是待死之身，不愿以血灌自由之苗，而甘以尸饱江鱼之腹，乌乎可哉？”(周作人，2009：19)在《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中，他对剥夺女子自由之做法进行了批判，告诫世人莫对她们有轻视之意。可见，此时期，周作人已不再拘囿于梁启超以“群治”为中心的国家观，而是开始关注“人”本身的权利与意义。在儿童文学翻译上，周作人翻译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发表在当时论述教育的重要刊物《女子世界》上，且参照的原文也“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周作人，1995：83)。此作不仅是该刊物“篇幅最长、最精彩的一篇小说”(刘钊，2012：34)，亦是周作人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他的第一篇译文便与妇女与儿童直接有关，这恐怕并非偶然”(朱自强，2000：248)。我们认为，翻译对象的选择首先是翻译思想产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周作人对《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选择、翻译及其产生的影响体现出他对儿童这一特定读者群体的独到认识。

留日期间，周作人开始了对儿童的专门研究，为其儿童本位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曾坦言，“我在东京的时候得到高岛平三郎编《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周作人，2012a：367；
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周作人视童话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与儿童教育相联系：“以言著作，则今之所急，又有二者，曰民情之记(F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周作人，2009：115)。由此可见，在留日时期，周作人的儿童相关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此阶段，周作人翻译了《红星佚史》，并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前者“幽秘荒唐，读之另生异感”(周作人，2012d：75)；
后者 “不为常俗所囿”(同上：446)，置于首篇的便是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可见，随着对儿童与儿童文学研究的关注，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不仅在量上大幅增加，选材上也逐步重视审美等多重因素。

留日归国后，周作人开始著文论述儿童的重要性以及儿童教育等问题，儿童本位观念初具雏形。在《儿童问题之初解》中，他说：“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逐，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3)认识到儿童的重要性后，周作人开始明确表示儿童在各项教育活动中的核心位置。在《玩具研究一》中，他说：“故选择儿童玩具，当折其中，既以儿童趣味为本位，而又求不背于美之标准。”(55)在《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他又说，“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80)。在《小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中，他再次说：“今倘于此不以儿童为本位……于艺术教育之的去之已远。”(86)我们认为，概念表述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周作人此时虽尚未明确提出儿童本位的概念，但就“以儿童为本位”之表述来看，其思想在此时已足够深刻，较之前又有进一步发展。此时期，周作人作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绍介了《丑小鸭》等多部安徒生童话，认为其“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35)。可见，随着周作人儿童观的再次发展，他在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上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性。

新文化运动之后，周作人形成了对儿童以及儿童文学的系统认识，其儿童本位观正式确立。在《祖先崇拜》中，他对重视祖先而轻视后辈之做法进行了批判，并说，“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115)。在《儿童的书》中，他正式提出了“儿童本位”这一概念，并说，“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186)。可见，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理念更为明确具体，得以正式确立。在儿童文学翻译上，周作人翻译了《陀螺》《空大鼓》等约15种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皆以白话译述，风趣幽默、流利通顺，深刻体现了其儿童本位的理念。另外，周作人在此时期还绍介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一世界经典儿童小说，并专门撰文对译者把安徒生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94)之做法进行了严厉批判。可见，随着儿童本位理念的确立，周作人不仅在儿童文学翻译的质与量上都有了较大突破，还开始了翻译批评，以对当时的翻译实践进行方向性指导。

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儿童文学又复成为政治宣传与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此环境中，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观得到进一步深化。在《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他忧愤地说，“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说救救孩子。现在的情形，看见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嚷着要把‘它’救了出来，照自己的意思来炸了吃”(287)。在《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序言中，他对郑振铎的作品《取火者的逮捕》大加赞赏，认为其“可以打破一点国内现今乌黑的鸟空气，灌一阵新鲜的冷风进去”(304)。可见，周作人在此时期言语直接，态度强烈，儿童本位理念得以进一步深化。此阶段，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上倾注了更大心力，在《儿童剧》序言中，他说：“我所最不满意的是，原本句句是意思明白文句自然，一经我写出来便往往变成生硬别扭的句子，无论怎样总弄不好，这是十分对不起小朋友的事。我的希望是满天下的有经验的父师肯出来帮一下子，仿佛是排难解纷的侠客似的，便是在这些地方肯毅然决然地加以斧削，使得儿童更易了解”(284)。可见，随着周作人儿童本位观的深化，他在译文可读性上也有了更高要求和标准。

抗战胜利后，儿童文学的功利化日益严重，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观由此得到再次强化。在《画小人书》中，他说：“小人书的意义真是重大得很，特别在这时候，小孩们的需求也很大，只可惜没有足够的好书来供给他们”(402)。新时期儿童优质读物的缺乏促使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上加快了步伐。他不仅翻译了《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近10种儿童文学作品，还作了《童话的翻译问题》，以说明童话的性质和翻译原则——“童话正当的说是民间故事”(405)，故“翻译的时候与记录一样地要正确真实”(406)。这篇文章是周作人第一次对童话翻译所作的细致、系统的论述。可见，在新时期，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翻译仍抱有极大热情，而这背后的动因便是其从未动摇的儿童本位观。

由上可见，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始终根植于其儿童本位理念，具有强烈的儿童本位特质。在儿童本位观的影响下，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标准和翻译标准上都呈现出了独特考量。

“以儿童趣味为本位”(55)是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标准。在《游戏与教育》中，他说，“小儿教育中，有智育、德育、体育之分，今余之所主张者，则在趣味之教育”(32)。在《儿童的文学》中，他又强调，儿童文学的首要作用在于“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124)。周作人认为，所谓趣味本位，就是使儿童在阅读文学的同时感受快乐与满足，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顺应自然，发达具足”(15)，最后成一“完全之个人”(5)。由周作人的言论和翻译实践来看，趣味主要有三类：游戏之趣、幻想之趣、韵律之趣。

3.1 游戏之趣

周作人认为，游戏不仅是儿童生活的主要趣味之源，亦是其成长的必要因素。他曾说，“小儿生活半为游戏，教育之事亦当寓其中，此则余所以主张趣味之教育也”(32)。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的核心目的就是教育，因此，在选材上，他十分看重文本的游戏之趣。例如，他推崇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便是极富游戏之趣的作品，故事中人物的言语和活动都有浓厚的游戏意味，可以说，“整部作品，就是由一连串的小游戏组成的一场大游戏。儿童们在这场游戏中尽情地放松自己……而且从游戏的欢乐中得到了心灵的‘补偿’”(刘绪源，2015：227)。

“游戏带有我们可在事物中窥见的最高特质：节律与和谐”(约翰·胡伊青加，2019：14)。“人一旦开始游戏，游戏就作为一种崭新的心灵创造而保留下来，即成为记忆所储存的一件珍品”(同上：13)，因此，“在接受游戏的时候，你就接受了心灵(mind)”(同上：4)。周作人对儿童游戏的重视，源自其对儿童心理及成长的深刻认知，展现了其坚定的儿童本位观。

3.2 幻想之趣

周作人认为，幻想故事对成人来说可能是荒诞且无意义的，但对儿童来说却有无限趣味。他曾言，“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123-124)；
“儿童的想象如被迫压，他将失了一切的兴味，变成枯燥的唯物的人”(124)。本着这样的认知，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上尤其注重作品的幻想性。例如，在介绍安徒生童话时，他就评价其“在想象上与原始的民间的幻想如此相似，与童年的心的秘密如此相近”(145)。在评价《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时，他对其中的幻想色彩也给予了大力赞扬，认为儿童“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142)。此外，周作人还翻译了《希腊神话》等多部神话故事集，以满足儿童对幻想作品的喜爱。

“已有研究证明,学龄前儿童可能混淆幻想和现实,认为带有积极情感色彩的幻想人物和事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陈晓岩等，2019：1235)。的确，幻想故事虽可给儿童以无限乐趣，但也可能使其沉迷幻想，与现实脱轨。对此，周作人早已有所认识：“儿童的想象……如被放纵，又将变成梦想家，他的心力都不中用了”，因此，在顺应之外，成人要“培养并指导”，“于教材选择与教授方法上，加以注意”(124)。由此可见，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观极为深刻系统，着眼点在儿童全面长久的发展，即为其所言的“人生教育”(5)。

3.3 韵律之趣

周作人认为，儿童对韵律具有天然的感受力。他曾说，“凡儿生半载，听觉发达，能辨别声音，闻有韵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46)；
“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童话游戏，其旨准此”(50)。因此，为予儿童以音律之趣，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上尤为注重语言的韵律性。例如，在绍介安徒生时，他就评价其“是个诗人，又是个老孩子(95)”，可“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35)，故所著童话不仅语句简易，而且“特多诗趣”(36)。这里的“诗趣”就包含了行文的韵律性，下例1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例1:五颗豆在一个荚里：他们是绿的，荚也是绿的，所以他们以为世间一切都是绿的：这也正是如此。荚长起来，豆也长起来，他们随时自己安排，一排的坐着。(《一荚五颗豆》，周作人，2012a：96)

由此可见，安徒生童话的语言节奏明快，环环相扣，富有灵动活跃之气，不仅可给儿童以强烈的愉悦之感，还“十分贴合儿童研习语言所必需的重复回忆之特征”(闫美丽，2016：87)。因此，周作人选择语言富有韵律的作品为翻译对象，这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和语言能力的提高都有积极作用，也是其儿童本位观的深刻体现。

“受到儿童的爱顾”(284)是周作人儿童文学的翻译标准。在《希腊的神与英雄》译序中，他肯定了原文的文体，因为“这些故事都曾讲给十一二岁的小孩们听过，经过他们的批评加以修改”(384)。本着这样的认知，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也将儿童的爱顾视为衡量标准。经分析周作人的翻译言论和实践，我们发现，周作人为了译本能够“受到儿童的爱顾”(284)，在保“文心”、移“人情”和传“异美”三方面尤为重视，而这与他的文章观也是相互契合的：“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Ideal)能感性(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周作人，2009：98)。

4.1 保“文心”

为使译文“受到儿童的爱顾”(284)，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的首要关注点便是保“文心”，因为“文心”乃文章之思想特质，“为宗主”(周作人，2009：98)。周作人如此推崇安徒生，认为他“是一个古今无双的童话作家”(95)，主要就是因为其和儿童心灵相契合的思想特质。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中，他评价安徒生童话“事颇荒恶，而天真曼烂，合于童心”(36)。在《安德森的〈十之九〉》中，他又明确表示，安徒生童话的最大特色便是“小儿一样的文章，同野蛮一般的思想上”(94)。可见，周作人十分重视儿童文学作品中野蛮的思想特质，而在翻译中，“这种野蛮的思想就是通过简短精悍的句子, 以及‘残酷、烂漫’的句式表现了出来”(张道振，2006：122)。

例2：于是他割去她的头。她在那里躺着！(《火绒箱》，周作人，2012a：97)

例3：阿阿，阿熊死了，阿熊打杀了！(《热狂的小孩们》，周作人，2012b：473)

例4：快！你这流氓，快走！我们还要运三担，到晚上，你有西瓜皮吃。嘻！你这畜生，我们快上去。(《扬尼思老爹和他的驴子的故事》，周作人，2012c：360)

例5：新年的太阳起来，照在一个小死尸上！(《卖火柴的女儿》，2012c：366)

以上例句皆出自周作人所译童话，简短有力的句式将原作野蛮之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出自《火绒箱》的例2，用周作人的话说真是“一语破的”，“如此直捷爽快，又残酷，又天真漫烂”，合乎于儿童“小野蛮”的心理，体现了安徒生“无二的技术”(97)。相较于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文“忍哉此兵。举刀一挥，老巫之头已落”(同上)，周作人的译文的确更胜一筹。

周作人基于人类学、复演说等理论，认为儿童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95)，因此，儿童文学也应具有野蛮之思想特质，以顺应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把握儿童教育的起点和过程”(姜彩燕，2014：93)。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对野蛮思想的重视与传达，深刻体现了其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

4.2 移“人情”

移“人情”是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的另一重要关注点，所谓“人情”，即作品所具有的情感特质和给予读者的情感体验。周作人曾说，“各国童话，靡不自具特色，足以见风物人情”(90)；
“能移人情, 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周作人，2012d：76)。不同于鲁迅对悲哀之情的重视，周作人极为看重原作愉快之气的传达。他曾说：“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271-272)。可见，周作人认为，传达原作的愉快之气是译者的义务和责任。为了准确传达原作的愉快之情，周作人在语音、词汇等语言文字的选择上十分巧妙。

例6：萤，萤，萤火呀，

来呀来呀来呀！

你的夏天的食物是——

深山里的团栗骨突儿，

甜皮剥去了嘎哩嘎哩。

涩皮剥去了嘎哩嘎哩。(《儿歌里的萤火》，周作人，2012b：544)

例7：从肚皮里噗的[落地]，

呱，呱，呱。

乳汁什么，

想喝一口呀！(《婴儿》，周作人，2012b：479)

儿歌由于独特的文体特征，能够给儿童以较大的愉悦感，但因为语言差异的存在，儿歌翻译十分困难，是考验译者水平，检验其翻译观念的重要标准。由以上例文可见，周作人的儿歌翻译节奏明快、韵律丰富，语气词及叠词把握到位，整体结构也设置得很是匀齐，准确传达了译文的愉快之气，体现了其高超的翻译技巧和对移“人情”的高度重视。

儿童文学作品具有情感教育的重要功能，能够使“儿童读者通过作者营造的情感世界和作品中的角色产生共情, 从而实现独特的情感体验”(徐德荣、范雅雯，2018：124)。“加强情感教育就要发展儿童对周围环境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控制能力,让儿童处于愉悦、饱满、振奋的情绪状态中”(蔡淑兰，2011：5-6)。周作人对愉悦之情的传达，不仅可给儿童以乐趣，还能促进儿童的情感发展，这也体现了其深刻的儿童本位观。

4.3 传“异美”

除“文心”和“人情”外，“异美”亦是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关注点。所谓“异美”，即读者在阅读中所感受的异域之美。在评价安徒生时，周作人就曾说，“其书实含异美，鲜可方物”(35)；
在《外国之童话》中，周作人也对“异美”进行了强调：“童话取材，不离天然，虫言鸟语，莫不可亲，至足以涵养童心，进于优美……见英人辑译本，则其中所录，皆未前闻……越之童话，将亦越所独有欤？搜而存之，是诚益不可缓者矣”(90-91)。由此可见，周作人认为，儿童的心灵滋养及美感培养主要来自于自然环境，且不限于本国之一隅。虽然异域之美的传达受语言差异的限制，但为了儿童的阅读体验，周作人仍尽汉语所及的最大范围将原文之美完整传达。

例8：一千多支蜡灯，点在绿树枝中间，许多彩色图画，同店头所有的一样，都向上看这灯光。女儿伸出两手向他们，火柴就熄了。圣诞烛渐渐的升高。伊现在再看，却是天上的星。一颗星往下落，曳了一道火光。(《卖火柴的女儿》，周作人，2012c：366)

例9：这虽然还是黄昏时候，高寒明净的月光，漫尽山野；
田野尽头冒着薄霭，如在梦里；
树林含烟，仿佛浮着一般；
低的河柳叶尖的积露，珠子一样的发光。小河的末尾便是港湾了，正满涨着晚潮。(《少年的悲哀》，周作人，2012b：220)

周作人于1919年译出《卖火柴的小女孩》，译文虽然自今日看来有些拗口，但作为“中国人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安徒生童话”(李红叶，2006：155)，其对环境美的再现仍是可圈可点，其中动名词的选择，如“点”“曳”“绿树枝”“圣诞烛”等，美妙传神，令人回味，对当时只顾教训、不重审美的儿童文学翻译来讲，无疑开创了先河。《少年的悲哀》于1921年译出，译文通顺流利，美感极强，毫无晦涩之感，可见，周作人“异美”传达能力在此时已较为成熟。

自然环境与文化息息相关，“两者联系的密切程度表现在我们很难离开其中的一个来定义另一个”(蔡曙山，2016：7)，因此，体验异域环境实际上是在感受不同文化。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对“异美”的传达，不仅可让儿童享受异域之美带来的喜悦，还能培养其“进入多元文化世界的适应力与发展力”(陈时见，2005：40)，体现出其儿童本位思想特质。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具有深刻性和系统性，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周作人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树立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规范，还实践并传播了其儿童本位理念。

首先，周作人推动了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这点从他对《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和《杨柳风》的推崇中便可看出。1922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同年3月，周作人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评论，称其为“绝世妙文”，“就是大人——曾经做过小孩子的大人，也不可不看”(140)。在周作人的众多书评中，如此高度的赞扬并不多见。“此书一版再版，多次重印，1947年还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新中学文库’，流传广泛”(胡荣，2007：107),这与周作人的推崇不无关系。相较于对《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之传播效果的影响，周作人对《杨柳风》的推介则是直接催生了其译本的出现。1930年，周作人公开发表了绍介《杨柳风》的文章，认为该作品“的确是二十世纪的儿童(一岁到二十五岁！)文学的佳作，值得把它译述出来”(271)。之后，在周作人的鼓励下，其学生尤炳圻对《杨柳风》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于1936年出版了该书的译本。

其次，通过儿童本位的选材标准和翻译标准以及自身翻译实践，周作人树立了儿童文学的翻译规范，这点从他对安徒生童话的推介和翻译中便可看出。安徒生童话词句简易且契合儿童心理，与中国长久以来排斥儿童性，讲究“文以载道”的儿童读物形成较大反差。周作人多次著文绍介安徒生童话，就是为了重立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标准。面对将安徒生童话译成古文的做法，周作人不仅发文批评，还以身示范，用白话翻译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以重立儿童文学的翻译标准。周作人的翻译在当时的新文化建设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自此，自觉用白话文直译安徒生童话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李红叶，2006：157)，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规范由此逐步确立起来。

最后，通过儿童文学翻译，周作人实践并传播了其儿童本位理念，这点从《土之盘筵》和《陀螺》两部翻译作品集的选目和命名中便可看出。《土之盘筵》和《陀螺》的选录篇目多富有游戏之趣，且二者出版时间皆在周作人论述与游戏有关的多篇文章之后，因此，周作人出版此作品集，其实是为了实践并传播其以游戏精神为核心的儿童本位理念。而且，他用一游戏活动“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的简称和一轻便玩具“陀螺”来命名自己的翻译作品，其实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该作品的游戏精神，从而提升其儿童本位理念的传播效果，因为以游戏和玩具名来命名作品集，在当时并不多见，从直观上就能给人以强烈的新鲜和独特之感。《土之盘筵》“受到稚童的欢迎则是无疑的”(王友贵，2001：111)，而《陀螺》出版后也“的的确确给当时沉闷又沉重的文坛带来一股‘新’的气息”(同上：102)，可见，二者对儿童本位理念都起了较大传播作用。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具有儿童本位特质，兼具深刻性与系统性。概而言之，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以儿童本位思想为体，“以儿童趣味为本位”的选材标准和“受到儿童的爱顾”的翻译标准为两翼，由此构成“一体两翼”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体系。在此翻译思想的指导下，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不仅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改变当时国人的教育观念，实践并传播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亦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当下儿童文学翻译市场虽大为繁荣，但翻译作品鱼龙混杂，翻译质量良莠不齐，趣味性与文学性缺失，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仍然是未竟之事业。周作人“一体两翼”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体系及其实践，对于当下进一步规范翻译活动，提高翻译标准，提升翻译质量，尤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