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斌，艾冬丽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据测量与追踪技术逐渐渗透至社会实践的多重场景中。以数据测量或追踪技术等为核心的移动可穿戴设备，因其数据测量的可用性、数据收集的便捷性等特质，成为社会个体获取自我身体指征、分析身体健康倾向或自我身体社交展示的重要途径。社会个体在即时场景中能够获得有关睡眠、运动数据、健康监测等多元维度的量化数据。相较于传统以专业权威为尺度而获取自我生理或心理数据的行为，“量化身体”以数据技术或数据应用为核心，并设定了数据维度与意义赋值的生产方式或认知框架。数据技术嵌入个体身体实践中，营造了身体“数据化”，自我身体监测与塑造成为一种生活风潮。社会生活正在进入以数据测量或数据追踪等为核心驱动力量的状态。
自我量化与自我监测日益成为商业实践与学术研究的新命题。量化行为实践的首要载体或作用对象便是身体，身体作为能动主体塑造着周身环境，同时也作为客体存在接受着来自技术、权力、知识等层面的多元建构。从实践自然主义角度来看，技术与人类总体之间保持着协同进化的关系，技术缘起于人类认识世界所产生的自身局限性。技术哲学家卡普认为技术活动作为“器官投影”[1]压缩了身体的局限性，是以器官的强化来定义技术工具的存在。从这一层面来讲，技术与人类身体之间的边界并非严格，二者之间的衔接具有理论根源。而在数字时代，量化技术与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多地体现为量化技术对身体实践的塑造。量化身体已经成为个体自我身体认知与身体外部展示的重要尺度。
2007年，Kelly和Wolf提出“量化自我”的概念，“量化自我”亦可作“自我跟踪”“自我量化”“自我控制”“身体分析”[2-4]等解释。Swan认为量化自我是个体基于自我生理、行为、环境等而进行的身体认知。社会个体在量化自我的实践中围绕着身体习惯或身体指征等进行数值测量，并以此为规范而调整身体实践。朱启贞认为用户通过数据追踪实现自我身体的监测与管理，这一实践的基础是自然身体，通过实时测量获得有关身体的生命数据，进而促成自我调整的行为。焦建利则认为量化身体通过技术设备来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参数，个体能够即时查看、记录、跟踪或分析身体数据。有关量化自我的界定与解析主要聚焦于个体视角，但随着量化技术的发展，群体层面的量化身体实践丰富了该定义的层次。相较于个体视角的量化身体行为实践，以群体性和社会性对象为范围的量化身体实践更具有普适意义。Almalki等认为量化身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社会个体通过工具追踪有关自我身体行为的数据信息，并通过数据分析或数据反思，获得身体健康状况的内容。它是社会个体经由数据获得自我知识的过程，其强调量化身体的数据指征所引发的社会个体的实践反思与价值内化。宋庆宇认为社会个体通过可穿戴设备而产生自我驱动、自我管理的满足感。量化身体产生作用的方式是立体式的数据展示，并驱使社会个体将量化指标与自我概念进行对比。因此，量化身体与数据指标之间的目标差异促使个体不断采取行动。“通过量化获得的信息甚至能即时向追踪者展示，从而使他们依据先前经验建立与信息的联结，据此调整其行为”。[5]以量化身体为研究核心主题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与本质的解析，但相关研究尚未深入探讨量化身体实践所引起的个体实践观念以及其内在相关机制，量化身体实践所展示的身体与技术的塑造和规训，量化实践所带来的身体伦理问题等，这些均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根据量化身体的存在维度及呈现层次的差异，量化身体是指利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应用数据技术，以数据指标的形式测量、追踪和分析身体实践情况。在可穿戴设备或数据测量应用的社会实践中，诸如，Fitbit、柠檬APP、keep、Apple Watch等数据应用提供有关自我身体的运动情况、睡眠习惯、饮食记录等身体信息。自我身体接收到身体信息反馈后，便会进入身体塑造或身体规训的数据实践中，由此而形成了量化身体。量化身体的主体实践面向身体健康与运动管理等微观层面的内容。本文中量化身体是指自然身体使用智能手机、传感设备、穿戴设备等数据测量设备，以数据或数值为表达形式，呈现自然身体的虚拟数据意象。量化身体对日常实践情境中的自我身体进行数据追踪与数据分析，其目的是实现自我身体认知。量化身体呈现着个体自我、数据测量和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并将传统观念中的物质身体转向可视化与标准化。数据测量或数据量化作为身体实践的参照体系，构建了技术规训与自我改造的现实基础。然而，数据量化表现出数据中心主义倾向，并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准则或客观标准。数字交往语境下，明确量化身体在实践场景中的多维度呈现形态，自然身体与量化身体之间产生何种样式的互动与链接，量化身体所表征的数据中心价值取向引发了怎样的身体伦理问题，是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内容。
数据信息与身体之间的互动指向数字技术背后的身体再造。通过数据追踪与测量，自然身体转为数据化的存在形态。社会生活中各个层面的价值关系及互动都可以通过数据模式与数据形态得以解释与书写。生活世界的数据化实践“将数据信息社会行为转化为在线的可量化数据，从而实现实时监控和预测分析”[6]。量化身体的数据转化属性作为自然身体与量化身体的互动基础，使自我身体数值化、身体追踪精准化、身体展示立体化成为可能。
在数字化生活场景中，自我身体数值化是“量化身体”的外在表征之一。自我身体数值化将自然身体放置于高度密集的数据量化结构中，数据成为度量身体的首要指标。自我身体数值化的形成机制来源于数字所具有的标准理性的衡量价值。数字所具有的“显著客观性与清晰性”正是自我身体数值化的优越之处。在自我行动网络之中，数据指标与量化体系成为最有效的个体行动支撑，“我们被数据化，我们自身以及行动被记录下来，数据调节和塑造我们的行为。”[7]全息、全时的数据化构建了自我身体的“虚拟表征”，数据指标脱离“身体主体”而成为客观存在。用户通过穿戴设备监测自我身体的情况，如睡眠时长、卡路里消耗、心率、血液、脉搏等周期数据，这些数据建构了个体进行身体认知和身体调整的“‘真实且客观’的依据。智能手表能让个体更清晰地感受到心脏跳动的节律，重新发现‘行走’的状态”。[8]个体通过可穿戴媒介收集、积累数据将日常习惯和身体实践可视化，并以此为基础反思、调节实践活动。身体数据的规训力量从外部空间内化为个体信念，从而建构出社会个体认知自我与探索世界的理性维度。[9]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Kucklick)认为数字化意味着我们将用新的方式测量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一切都将以比之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从这一角度讲，数字嵌入自然身体之中，自然身体的主体性在“数字场景”中生产着独特的身体景观。自我身体数值化产生更多的动态依据，数据以直观且确定的指标占有、处理与输出身体结果，身体的全景式数字描述或“监控”，成为资源、商品、财产、中介甚至社会建构力量。自我身体数值化进程中，数据成为接管并定义身体的载体，它在虚拟媒介空间、社会现实生活场景内成为身体外显和展示的合法性确认。此时，数值身体与自然身体之间的边界被模糊。从这一层面来看，自然身体作为数据衡量的客体而失去对身体的解释力。数据的可信度似乎已超过直观的生理感知，数据所带来的指导性或塑造性，引导着社会个体走向一系列的身体规训之中。鲍德里亚式的拟像世界被数值化的身体图景所代替，自我身体数值化成为生活存在的方式。于是，在数字生活场景中，如何认知和处理量化身体与自然身体之间的主体性伦理问题，成为数字生活表象背后值得关注的思考面向。
从数据的呈现方式来看，自我身体数值化所呈现的身体数字表述则是二维平面式的存在形式。而当自我身体数值化实现不同生活场景解读与价值解释时，则会出现自我身体的精准追踪。“自我追踪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将量化自我行动从根本上包括收集客观指标数据与这些数据影响的主观体验两者中的定量和定性双方联系起来。”[10]所以由此可知，身体追踪精准化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关于自我身体价值的解释与建构。身体追踪精准化通过定义和赋值不同场景中的身体数据内容，将身体塑造成“借助反思来加以自我动员的实体”。身体追踪精准化的现实基础为可穿戴设备或传感器技术，由此产生的动态化且真实数据流，代表着原始且准确的价值尺度，“这意味着自我跟踪数据已然开启了数据主体与其客观化的身体间的一种新的关系”[11]。
身体追踪的实现离不开个体定位技术与自我参与性，在发展自我、掌控身体和重塑价值等诉求的基础上，身体追踪精准化获得了普遍的社会动力。身体追踪精准化将呈现身体任何形式的数据整合到自我跟踪技术和设备中，并以此为起点建构有关生理、心理状态的因果联系，“以此为依据思考和转变既有行动框架，采取更加理性的行为，从而实现对自我的精准管控”[12]。由此，身体追踪精准化的核心议题已经发生变化。身体追踪的量化模式使身体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规训打破了时空局限性，而全天候的数据展示模糊了私人边界和公共空间的界限。身体追踪精准化的全景凝视，将阶段性的数据收集演化为超越空间边界的“数据殖民”。“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每日运动路径、睡眠质量和详细身体数据的个体，通过向外界主动分享自我、书写自我，进一步扩大了监视网。自我书写越是细致深刻，就越能提升自我规训的效果。”[13]
自我身体在量化技术的作用下，将或内在或外在的身体指征塑造成具有测量功能的数值，这种“反身性运动”使自我身体的观察与反身塑造进入深度刻画的维度，即身体展示的立体化。嵌入式或可穿戴设备拓展了身体与数据之间的关系维度，其与社会个体共同构建了新型的互动关系。在量化身体的语境中，智能穿戴设备能够检测个体日常所需的饮食热量以及运动消耗的能量、运动的强度等，同时这些数据也发挥着社交的功能。在参照数据体系之中，社会个体参考身体量化数据，并将其作为自我展示的重要内容。睡眠信息、健身情况等信息内容加深了社会个体对自我身体的探索程度，并驱动着社会个体达到既定的数据标准。多层次、多维度的身体量化数据呈现了立体且直观的个体形象，通过精心的身体数据的生产，标准化的身体数据内容借助社交媒体或个体互动关系呈现在“前台”，自我健康或自我运动的形象得以个性化、立体化展示。在网络交往语境中，被量化的身体通过数字化的立体展示持续生产着身体的数字化叙事景观。而社交功能、意义获得等动力因素鼓励着自我身体标签化。
运用传感技术或具有定位功能的数字化设备通过全景式的数据收集，将运动者在真实生活空间内的行动轨迹缩放至虚拟空间中，与行动者相关的街区实况、风景地标、天气状况等内容衬托出立体式的身体形象。流动的身体在虚拟空间中被直观地展现出来，调动着空间内其他个体身体与情感在异时空的共鸣。以数字为尺度的量化身体将真实的身体体验置换成虚拟空间的立体式互动关系，打破了自然身体场域的空间秩序。真实的身体状态作为虚拟身体场域内的互动资本重塑自我，进而实现虚拟自我和自然身体的同步位移。
量化身体所具有的多维性与细粒度、智能性与全景性，将身体行为的空间场景与实践形态展现在媒介互动实践中。随着智能定位技术、可穿戴设备的发展，与自然身体和社会身体相关的行动被记录成数值形式，这种有关身体的数据集合象征着“不在场”的现实身体状态。“这种大规模数据集是基于一个工程化指标体系对人类行为进行测度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有效表征。”[14]围绕着量化身体与自我追踪，映射出自然身体与量化数据之间关系的全新演绎，引发数据技术参与、驱动身体展演等层面的思考与讨论。量化身体的数据化行为实践融合着个体自我、身体认知、交往认知、环境认知等内容，消解着身体的模糊性与抽象性，拓展着自然身体的呈现层次。然而，当数据量化超越了自然身体的主体性，量化身体与自我主体之间的伦理偏向便由此凸显。
社会化媒介与算法数据发展的现代语境之下，以算法为基础的量化技术融入并改造着身体的内在认知与外显表征。身体细节的数据化展示，慢慢淡化着身体的主体性。量化身体征用了体系化的科学话语，将零散的健康知识编织成直观的数值内容，量化身体本身则变成了健康知识的生产者，其通过搭建科学话语模式，营造专业化的媒介氛围。从横断面数据到连续的数据流，身体的数据和自我之间可以相互构成和交织[15]，此时量化技术固有的叙事特征及运行逻辑淡化着物质身体意义，所以展现在媒介空间中的身体是被修饰、被过滤的。恰如约翰·彼得斯所言，“交往者的躯体已经不再是体现其独特个性和人格的无可辩驳的象征；
我们的面容、动作、声音、思想和互动，都已经全部转移到媒介当中，它们不需要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可以随意传播我们的个性，交往行为已经不需要身体在场了。”[16]
量化身体的数据指征遮蔽了物质身体的主体性，并以数据形式将“不在场”的物质身体进行“分割”和“转移”。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内，量化技术和设备对自然身体行为进行“镜像级”的记录，身体不必“在场”，也能够以数字表征的形式出现在虚拟空间之中。量化身体带来的“身体不在场”，改变着身体存在的方式，强调了身体的可塑性，公式化、理想化的数字符号表征并确认着身体的主体存在。经由标准数值量化后的身体话语成为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面旗帜，引导着身体主体走向数字化的塑造与修正。主体身体本质所具有的个体化特色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绝对性的数值衡量体系。身体被纳入规训式、标准化、纪律性的度量空间之中。一方面，主体身体已经失去了呈现自我、表达个性的可能。另一方面，经由数字化修辞、标准化衡量后的“量化身体”进一步表征着体系化的身体话语的绝对尺度。于是，“身体的本源性、整体性、生产性的特质被抹杀了，传播与存在的关系改变了。”[17]技术改造与数字编码下的量化身体，本质上是对自然身体的否定与自主性的剥离。“你的身体不是它自己，它正处在医药、运动、营养、减脂、卡路里计算这些后现代控制论力量的围攻之下。”[18]量化身体本质内核是数据中心主义的逻辑体现，而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似乎只有通过数字化衡量的量化身体才是值得追逐的内容。
由量化身体而来的“多维度”的虚拟身体样态日益脱离并修改着自然身体。看似自然身体获得了“多元化”的身体意象，但本质上来说，当面对数值量化系统时，自然身体便处在“被动”的话语场景与叙事关系之中，由此而形成“被凝视”“被观看”身体景观。量化身体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切分、过滤和诠释着身体呈现方式，其所具有的标准化叙事模式为个体身体设定了自我衡量的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强硬的结构将影响整个精神的发展”[19]。量化身体塑造出的完美身体与标准审美构成了理想“镜像”范式，并且成为社会个体进行自我监控与自我改造的参照范本。当然，社会个体对由“量化身体”而来的权威审美的认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量化身体深谙符码系统与意义建构之间的深度关系。于是，量化身体力图对自然身体的数字实践景观进行“编码”与“赋值”，以调动社会个体改造身体的动力。量化身体产生标准化身体系统，而自我认同与文化确认引导着自然身体进入数字指标的度量实践。量化身体技术迎合着当代身体工业，致使自然身体始终处于“被衡量”“被评价”的焦虑状态。数据化的身体衡量系统，使得身体认知更加趋于精细化和可视化，而当现实身体以标准化的数字身体审美为尺度时，那么两者之间的差距必然是存在。“这一方面是身体的美学规范形态，另一方面是自我尚不完美的体形或面容，两者的差距越大，便越容易导致焦虑和不安。”[20]
因自然身体形态的固定性及身体改造空间的有限性，当自然身体面对流动的量化体系时，自然身体与“量化身体”之间的“错位对照状态”所带来的身体焦虑便会持续外显于个体的身体实践形态中。而身体焦虑背后则凝结着社会个体对身体“同一性”的否认或者自我身体的“认同”危机。身体焦虑与认同危机表达着人们对自我身体感觉与身体认知的不确定。那么，如何缩短自我身体认知与量化身体之间的距离，平衡身体特性与标准审美之间的关系，则成为社会个体处理身体焦虑与认同危机问题的驱动力。
量化身体系统中，规训作用机制的发挥依赖于数字表征式的审美标准或互动符号。从横断面数据到连续的数据流，身体的数据和自我之间可以相互构成和交织[21]，量化身体体系实现了对自然身体的全面塑造而成为非制度性的规训力量，这种非制度性的规训力量通过数字编码、话语赋值、空间区隔等方式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22]，自然身体被纳入全天候的“全景敞视主义”体系之中。日常生活实践中，量化身体“借助其系统指标重塑身体的同时也让身体运动服务于一种‘科学的数据幻象’[23]来重新规训或定义身体叙事话语和自我身体改造实践。福柯认为，身体被社会知识、权力体系、真理等所裹挟而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在现代话语体系内，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建构性理论力量，消解着身体自然主体性，自然身体以被建构、被规训的形象展示在互动交往关系中。所谓身体规训，是指“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它是一种使人体变得更顺从、更有用的机制、技术和关系”。[24]福柯认为，规训通过隐秘性或技术性的力量将身体塑造成具有价值意义和柔性服从的存在意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量化身体适应了数字时代的视觉图像审美倾向。自然身体作为审美表达介质，提供了可以被观看、被塑造、被规训的媒介意象。人们热衷于展示“数字身体”意象，以此获得数字媒介空间的主体地位。以数据为表征的量化身体系统确立了标准的身体呈现形态及身体改造实践。身体的数字化表达，建构着均值性和完美性的审美叙事。标准化的身体话语实践驱动着自然身体不断进行自我塑造，以满足“他者”的凝视和自我的“欲望”。“市场越来越多地从你的身体内部窥视你，测量你的身体和情绪状态，并随着你在住所、办公室、商场之间移动时观察你。”[25]量化身体所具有的数字逻辑将自然身体置于“全景敞视主义”的身体塑造实践中，数字规训和自我规训的合谋，影响着自然身体的主体判断、自我意识和行动实践。
数字化社会交往语境中，“机器入身”或者“技术入身”所衍生的量化身体，表面上呈现着社会个体有意识使用技术设备实现自我发展和互动交流，但实质上，量化身体景观的形成源自数据或技术对身体实践的反向作用或反规训。当技术规训或数据量化成为身体实践的主导力量时，自然身体则会逐渐失去其主体性以及原本的感知力或判断力，自然身体在数字化赛博空间中被编码、被量化、被规训，自然身体与量化身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自然身体主体性消解、身体焦虑与异化等成为不可忽视的身体伦理问题。社会个体与量化技术之间深度融合，建构着“人机共生”的身体存在形态，其本质表达着自然身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层面反思数字化生存语境下由量化身体而来的身体伦理问题，有助于回应量化技术与自我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量化技术通过话语赋值建构和规训着社会个体的身体认知和身体展示，同时也消解着自然身体的主体性。量化技术与自我身体之间显现着身体伦理的内容，凝结着深刻的联系。身体伦理道德逐渐开始关注量化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身体伦理困惑。量化技术兼顾其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量化技术不仅体现在科学意义层面的确认，同时也需要形而上的伦理价值的引导与规约。因此，量化技术需要在属人意义的层面关注社会个体的发展，以实现量化技术与身体伦理道德之间的双向流动。从这一层面来讲，量化技术与身体伦理之间的价值取向应具有一致性，一方面要实现量化技术所具有的中立性以及实现其拓展社会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的内在价值；
另一方面量化技术所具有的增强性功能帮助人们实现着某些目标，也要实现其明显的价值引导和认知调整的外在作用。
随着可穿戴设备或身体追踪技术的应用，量化身体的实践深刻融入和调整着个体身体改造实践。由量化技术而来的身体健康话语和自我认知拓展、客观身体与数据主体之间构成了新型的互动关系。建立在量化赋值与话语认同基础上的互动关系驱动着社会个体自我提高、自我实现，并将自我负责、自我发展内化为社会价值取向。然而，这一乌托邦式的量化身体愿景却在现实行为层面有所折扣，数据量化消解着自然身体的主体性，自我身体在量化技术的规制情境中并非总是处于可控状态。量化身体的技术“可行性”与道德伦理“应当性”之间并非总是保持一致，量化身体具有数据层面的可行性也并不意味着量化身体便会获得伦理道德层面的应当性。因此，面对由量化身体而来的身体伦理困惑时，量化技术开发及量化应用实践需要从身体伦理道德层面出发，在量化技术与身体实践之间寻找平衡的可能性，保持技术目标与伦理价值的统一。
从本体意义层面来讲，自我身体认知决定着社会个体的对象化方式。马克思指出：“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
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26]从这一点出发，消解“量化身体”伦理危机的实践指向社会个体的自我塑造，人不断把自己塑造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27]。梅洛-庞蒂提出“身体图式”概念，以此说明自我身体存在的形态，他认为“身体图式”通过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协同作用，完成自我身体对周身关系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自我通过身体习惯和身体图式，以身体化的思维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基于此，作为交往中介的身体经由身体训练和身体意识，抵御量化技术的数据化规训与主体认同焦虑，使自我身体发挥其内在的自护意识和抵抗力量，确立自我身体的核心认知与身体改造价值取向。舒斯特曼强调，在现代性的技术条件下，身体自我意识的唤起与强化能够提升对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的感知能力，“当我们被过量的感官兴奋所过度刺激时，这种意识能够告诉我们，何时拒绝它们或切断它们以避免它们的伤害。这种强化而专注的意识也能够教导我们如何躲开令人烦恼的刺激。”[28]以此来说，在现代技术社会中，以“关心自己”的修身伦理为价值原则建构身体图式、唤起身体意识，旨在调用身体内在意识的存在感和敏锐性，抵御现代技术的挤压和侵蚀。这又促成了量化技术与数据测量的实践维度和价值取向。身体伦理学视角下的身体实践具有鲜明的“关心自我”特征，这就意味着量化技术设计与数据测量等实践活动要将自我身体纳入行为实施的进程中，充分理解和尊重身体的整体性及其与自我的关系。从这一层面出发，量化技术的物质实体与设计理念要协调身体主体性，不能随意改造或侵蚀身体的主体性存在。只有量化技术与自我身体适应，“关心自己”的修身伦理与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量化技术设计与应用实践才能实现道德自觉。
量化身体技术的直接作用对象是社会个体，其内在风险及外在影响都对社会产生着未可预知的风险。因此，量化身体所带来的个体塑造实践与社会可能风险均需要得到周全的考量。有关量化身体的关注需要注意事前预防和事后控制两个维度，并抱以审慎的态度。
事前预防旨在对量化身体的技术实践进行预防监督与机构规范，这一实践包括生命伦理委员会的身体伦理的技术限定与身体技术的伦理审查。生命伦理委员会需要根据伦理规范细则，组织专门的团体或机构对量化身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进行全面的利弊分析，为量化身体技术争议提供有效的价值判断。量化身体技术所涉及的身体伦理问题具有明显的专业性倾向，因此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专业监管与指导需要按照相关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对量化技术的可行性与风险性等进行综合评估与考量。事前预防要充分考虑自我身体的生命感受与生命体验，促进量化身体技术实现道德化开发与应用。“设计师不仅要对身体进行毫无遮蔽地剖析，还要充分认识到身体的复杂性、开放性和整体性。此外，设计师还要充分认识和理解体验的特性。”[29]
量化身体技术开发与应用实践中，对数据内容传输设置加密模式、限定量化数据信息范围等路径，都趋向于身体伦理的价值取向。事后控制则关注已经发生且无法改变的事实，对其进行善后处理，以控制事态范围和降低后果的复杂程度，事后控制面向错误的补救与警示意义。
事前预防与事后控制处于量化身体技术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有效互补能够促使量化身体的技术实践与数据应用处于安全与稳定的范围内。总体而言，量化身体技术的应用实践需要确保技术自身及其社会影响均满足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要求。在此基础上，量化身体的数据实践才能具有适用性与普适性。
从古至今，人类的发展进化交织着有关身体的认知，身体作为社会主体进行自我感知与外在互动的媒介，一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作为介质，既是世界的中心，又是其显现的载体。”当身体处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媒介语境之中时[30]，身体与现代媒介的结合延展着身体价值的传播模式与表达形态，身体被赋予多元意象并存在于虚拟互动空间。随着可穿戴设备、健康测量工具等身体量化体系对自然身体的数据化重构，传统观念下的自然身体开始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身体量化体系的解构式生产，这种解构式生产将自然身体纳入数值测量中。自然身体在客观性的数据主义价值评价系统中，通过自我身体数值化、身体追踪精准化、身体展示立体化，主体性被遮蔽，身体在场的依赖性被削弱。在“数据标准”或“身体规范”的引导下呈现出主体焦虑的事实。
量化技术重构并拓展着自然身体的表达形式，自然身体在精准化的身体追踪和测量方式中获得身体的数据化再造。自然身体的数据化再造联通了“线上”和“线下”两种空间形态，在这两种空间形态中，自然身体与量化身体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距与区隔。当量化身体的数据标准成为自我塑造与互动交往的参照体系时，自然身体的主动迎合或被动改造等行动实践均有其必然性，行为实践也将是全方位的数据化再造。“智能手表、智能手机以及虚拟现实设备与人的身体现实了融合，人的身体成为数据浸润和包裹的身体。”“甚至，人的身体不需要被植入任何芯片，也不需要复杂的可穿戴设备，人的身体就已经赛博格了。”[31]3智能测量设备将自然身体融入数据技术逻辑之中，一方面，自然身体在数据标准体系中不断被塑造或重构；
另一方面，自然身体接受数据系统的实践规范与技术控制，数据技术超越自然身体的主体性，生产着身体存在形式。数字化社会生活的实践语境中，自然身体的意义价值和话语叙事随着数据技术价值取向不断产生流变，技术嵌入身体以及对身体所实现的规训实践，改变着传统身体伦理观念。身体数据化实践所展现的“身体解放”，却也暗藏着数据量化带来的技术规训和身体控制。“也许存在一种‘失序的规则’，它允许一种较为容易的控制机制，在有序与无序，地位意识与戏谑性幻想，渴望情感控制与控制消解等，理性算计与享乐主义之间摇摆。”[32]于是，此身体悖论的实践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伦理反思和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