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向前，敖 翔，曾翰清
(1．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2．温州市委统战部，浙江温州 325000)
中国民营企业大多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且正处于第一次代际传承高峰期[1-2]，其中政治资本作为民营企业重要的非物质代际要素，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政府资源，从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企业家政治身份的代际接力是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政治资本代际传承的重要渠道，新生代企业家在参政议政方面将存在父辈“印记”，如当选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将对统战部门吸纳新生代企业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资本作为企业所拥有的稀缺、难以替代、无法复制的战略性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3]。具有政治资本的企业更容易在产学研平台中获得战略性资源[4]、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等[5]，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实现企业快速扩张和多元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6]。在某些管制行业以及信贷资源分配机制不完善的地区，政治资本的作用更加明显[7]。企业的政治资本会降低其进入我国管制行业的壁垒，甚至影响银行的放贷决策，政企关联程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甚至获取风险较高的长期贷款，进而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其风险承担能力[8]。
既然政治资本在企业健康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实现民营企业政治资本的代际交接呢？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父辈有动机将政治资本传承给继任者以树立家族社会形象并确保家族企业家业长青[9]，父辈对参政议政的态度、价值观等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新生代企业家，父辈政治身份所积累的政府人脉和资源也将为新生代企业家延续政治资本打下坚实基础，为其参政议政带来便利[10]。另外也有文献指出，政治资本作为企业的非物质代际要素，与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不一样的是，企业家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力、经验、学识等提高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涉力[11]。当前鲜有文献聚焦于民营企业政治资本代际研究，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结果变量的视角出发，探究政治资本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效益[12-13]，对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现象研究缺乏关注。胡旭阳和吴一平[3]在对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研究中仅从企业家单一角度出发，但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和企业规模都将影响到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内容[14]，因此如何实现政治资本的代际交接和有效利用也是新生代企业家亟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综上，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温州的新生代企业家成长现象研究对于中国企业家健康发展具有先发性的示范作用。为践行政府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两个健康”发展过程中破堵点、创亮点，本文有针对性地在温州开展实证调查，探究政治资本在民营企业代际之间长期延续的有效途径，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上一代企业家政治参与情况、新生代企业家综合素质、企业特征等因素对政治资本代际接力的影响，丰富了政治资本相关研究，且拓展了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研究视角。
政治资本作为企业的独特战略性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15]，也是民营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来源。不管是出于经济动因还是非经济动因，作为重要的非物质代际要素，政治资本代际接力是民营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企业政治资本是指企业能够通过政治过程或手段影响政府决策进而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各种要素组合，企业通过政治嵌入来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就形成了政治资本[16]。例如与政府或其工作人员情感的、工具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个人或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本研究主要从政治嵌入视角探究民营企业政治资本代际接力。
在中国政治体制的构架下，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嵌入主要表现为企业家加入工商联、民主党派或参政议政。企业家或其代理人可以通过一系列非市场手段来获取政府资源以确保企业利益，如通过竞选成为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或依靠利益团体进行游说等方式来争取政府的“支持之手”[17]。参政议政则是我国企业家获取政治资源的重要渠道。据现有文献梳理，学术界对参政议政的界定尚未统一。从具体内容上看，参政议政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①段海溪，周荣．当代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研讨会论文集[C]∥当代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研讨会论文集，2005：43-348．；
从参与对象的视角出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都能被称之为参政议政；
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参政议政就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参与社会服务、反映社情民意、对社会热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热情参与协商讨论，并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机关提出具有政策性的意见和建议等②民革北京市委课题组，肖红．参政党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发挥问题研究[C]∥统一战线理论研究（2016），2017：35-48．。除此之外，企业家还能利用其已获得的政治身份加强企业与政府的协作和交流等方式来巩固已经获取的政治资本。在相关法律法规尚需完善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运转、企业能够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维持健康发展，其本质在于中国有相应的非正式保护机制来部分替代尚未完善的法律体系，对投资者进行保护[10]。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则是我国替代机制的重要表现[17]。在经济转型国家中，企业家参政议政是企业应对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重要积极举措[18]。综上所述，企业家政治参与是我国民营企业获取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甚至相当部分的文献直接将企业家参政议政等同于企业的政治资本[23]，由此，课题组以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为指标考察温州民营企业政治资本的代际接力。
1．上一代企业家政治参与。新生代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可能性以及建立方式会受到上一代企业家的影响，上一代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和背景相当于为新生代企业家构建了一个政治平台和政治网络体系，这将提高新生代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的合法性和可能性[22]。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企业形象、声誉与社会对企业的认同将有助于提高家族及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效益[10]。与家族资源、社会资本和隐性知识等相类似，政治资本接力同样存在代际性。为了延续上一代企业家政治身份所带来的社会情感财富，企业倾向于将政治身份代际传递给其合法继承人。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出发，政治资本作为企业有价值并且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23]，能够相对地为企业形成资源壁垒，变相防止其他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竞争，企业家有充分的动机将其政治资本传承给下一代以确保跨代资源积累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除此之外，上一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级别和时间均会影响到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级别越高且当选时间越长的企业家意味着他们定期参与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相关会议次数越多，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接触和结识政府官员，使自身嵌入到非正式的个人政治网络当中。换言之，父辈的政治嵌入程度将为民营企业实现政治资本代际接力创造有利条件。
2．新生代企业家个体特征。相比于上一代企业家而言，新生代企业家普遍拥有高学历或海外留学经历，相应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也更强[24]，高水平的综合素质有助于企业家处理好参政议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企业家能够通过自身能力、经验、学识等提高其与政府之间的交涉力[11]。企业家的价值观和政治素养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参政议政动机，正确的价值观和政治认知将促进企业家的“亲社会”行为[22]，如积极参与慈善募捐等公益事业、政府组织活动等，这将促进新生代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纽带的建立，从而更好实现民营企业政治资本的代际接力。
3．企业特征。除了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之外，企业特征如企业创始时长、职工人数和企业资产等也可能影响到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交涉力。在政府与企业进行交涉和合作的过程中，将考虑到企业的实力、信誉和偿还能力等，企业职工人数越多意味着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因此长寿企业、规模较大或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政治资源。除此之外，企业政治资本不仅可以通过企业家的参政议政来建立，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及董事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同样也能加强企业与政府的交涉力。
课题组调研范围选取具有先发性和典型性的温州市民营企业，调查对象为新生代企业家，即45 周岁以下的企业家。课题组从2017年6月底展开调研，直至2019年初结束整个调研，其中包括前期设计、预调研到正式调研总共历时一年半左右时间。为确保问卷回收率、降低数据同源方差并提高数据质量，课题组调研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前期准备。采取由温州市委统战部主导带队，并偕同温州大学商学院调研队、温州网调研队以及温州世界人杂志记者等采风团对温州市各个县市区的“青蓝接力”培养行动中优秀代表人物逐一进行深入访谈。课题组对21 家企业规模较大、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接班过程的新生代企业家及其父辈企业家分别进行谈话，深度访谈部分内容作为后期企业家问卷调查的题项基础，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最终调研成果的精准性。第二，预调研。在正式调研之前，在浙江省进行试点预调研，收集相关信息问卷262 份，为后续调研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正式调研。针对45 周岁以下的新生代企业家全区域纵横相结合进行问卷调查。调研内容包括公司概况、家族企业股权分配、家庭结构、以及政治活动参与等情况。本次调查在温州地区纵向通过市委统战部向各级县市区下级统战部下发问卷，横向通过温州市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等民间协会的形式对温州市12 个县区总共发放问卷290 份，成功收回280 份，有效问卷276 份，回收率为96.55%（正式调研），问卷有效率为95.17%（正式调研）。
1．企业特征
本次调研企业中农林牧渔药业占1.21%，制造业占70.04%，批发零售业占4.0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41%，住宿餐饮业占3.24%，服务业占10.12%，金融业占0.8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0.41%，教育占1.21%，卫生和社会服务占4.4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4.05%，由行业分类可见本次调研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也符合浙江省企业以制造业居多的特征。在276家被调查企业中，企业总资产500 万以下的占11.75%，500—1 000 万的占28.03%，0.1—0.5 亿的占33.33%，0.5—1 亿的占14.77%，1 亿以上的企业共32 家，占12.12%；
企业职工人数为50 以下的企业占22.96%，50—100 人的企业占31.85%，100—500 人的企业占37.04%，500—1 000 人的企业占5.93%，1 000 人以上的企业6 家，占2.22%，可见大多为中小企业。从企业创始时长来看，被调查企业平均寿命约为16年，拥有30年以上寿命的企业仅占7.61%。
2．企业家个体特征
被调查新生代企业家主要以男性为主占77.54%，女性占22.46%，其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企业家占9.78%，大专学历占24.28%，本科学历占47.4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18.48%，符合新生代企业家学历普遍为本科及以上的现实情况，且有超过3 成的新生代企业家拥有海外留学经验，相比于上一代企业家，新生代企业家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或较为丰富的留学经历，相应的文化素养也相对较高，在企业管理能力和参政议政的素质上也会相对较好，即新生代企业家受教育水平能够正向影响政治关联代际传承。
276 家被调研民营企业中，77 位新生代企业家已经参政议政，而上述77 家民营企业中，创业企业家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为29 家，这表明29 家企业通过创业企业家与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代际传承实现了企业政治资本的代际接力，占当前具有政治资本企业的37.66%。由此可见，企业家政治身份存在跨代际性，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部分已经参政议政的新生代企业家其父辈并没有任何政治参与，可见企业家政治身份获得和企业政治资本累积也可能源于自身努力，而非父辈代际转移的结果。
新生代企业家除了具备传统的企业家工作能力之外，与政府的交往能力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问卷对企业家参与政府活动意愿进行打分，问卷结果显示，50%以上的企业家表示非常愿意参加由统战部等政府组织的企业家活动，且57.3%以上的企业家参加政府组织的企业家活动年均5 次以上，这表明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企业家非常愿意参政议政，但是仍有一少部分企业家表示不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活动。
1．变量设计
本研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以新生代企业家是否参政议政作为民营企业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由于问卷收集的数据中，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级别包括全国、省、市、区、县五类，为了便于运用有序离散被解释变量的Ordered Probit 模型，课题组把被解释变量转变为哑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即新生代企业家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取1，否则取0。
解释变量：课题组预先把计量模型分为三种解释变量，第一种解释变量表示上一代企业家政治参与特征，用以检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现象，包括上一代企业家是否参政议政和参政议政时间。若上一代企业家参政议政与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则表明民营企业政治资本存在代际性。第二种解释变量表示企业家的个体特征，用以检验新生代企业家属性对其参政议政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均参与政府发动活动的次数、企业家年龄、企业家文化程度以及兄弟姐妹的人数，其中年均参与政府发动活动次数采用5 级量表进行测量，分别表示参与活动数为1 次、2 次、3 次、4 次和5 次以上；
企业家文化程度划分为7 个等级，分别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分别对其赋值1—7；
第三种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特征，用以探究企业属性对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创始时长、家族占据企业股份比例、企业职工人数和企业资产，其中将企业职工人数分为以下五个等级并依次对其赋值1—5，50 人以下，50—100 人、200—500 人、500—1 000 人和1 000 人以上，将企业资产分为以下五个等级并分别对其赋值1—5，500 万以下、500—1 000 万、0.1—0.5 亿、0.5—1 亿和1 亿以上。
2．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实证部分内容为探究民营企业政治资本代际接力现象，聚焦民营企业政治资本获取影响因素，运用SPSS 21.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Probit 回归分析，如表1所示。首先，从第一类解释变量可以看出，上一代企业家拥有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0.333***），在所有测量要素中对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最为显著，由此可见，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具有代际传承的特性，上一代企业家参政议政能够显著增加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表明民营企业政治资本代际接力可以通过上一代的政治参与进行转移，并且与上一代企业家的参政议政时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0.033***），即上一代企业家政治参与时间越长对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的促进作用越大。其次，从第二类解释变量可以看出，在企业家个体特征方面，新生代企业家参与政府组织活动的次数显著影响其参政议政（0.213***），由此可见，除了父辈转移这条路径之外，新生代企业家也能够通过提高个人综合素养、端正政治参与态度等方式增强政治关联代际传承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如增加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涉力，多参与政府公开举办的各项政企活动等。而企业家年龄（-0.014）、文化程度（-0.060）以及家庭内兄弟姐妹数量（0.072）对其参政议政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从第三类解释变量可以看出，在企业特征方面，企业职工人数（0.257**）和企业资产（0.072***）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可能性，而企业创始时长（0.000）以及家族占据企业股份比例（-0.001）对其的影响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可见，民营企业能够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资产来增加企业政治资本获取可能性。
表1 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回归分析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政治资本存在代际传承特性，上一代企业家政治身份将为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带来显著促进作用。例如本次调研所采访的企业家当中，康奈集团现任总经理郑莱毅和副董事长郑莱莉分别当选为温州市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其父郑秀康即康奈集团创始人、原董事长也曾担任温州市政协委员；
江南阀门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子龙当选为温州市政协委员，其父黄作兴即江南阀门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正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正泰建筑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南君侠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其父南存辉即正泰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当然，新生代企业家的政治资本除了来自父辈的代际转移也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和企业发展获取和积累，例如多参与政府公开组织的活动、增强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扩大企业规模等途径。
1．政治资本代际接力的门槛效应
从企业家政治嵌入视角来看，不同的政治参与层级也将影响到企业政治资本的代际接力，更高层级上的政府将更可能为企业提供制度化机会，二者联系程度也越大。因此，本文进一步区分上一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级别，考察新企业政治资本通过上一代企业家参政议政代际转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在问卷中，我们将参政议政级别分为5个层级，包括全国、省、市、区、县五类，由于被调查上一代企业家中并无全国级政治身份，故本文仅引入四个虚拟变量用以表示上一代企业家当选为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级别，替换解释变量后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第2、3列可看出，仅上一代企业家当选为省级以上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时对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805***），进而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接力。而上一代企业家当选为市级及以下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对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民营企业政治资本的代际接力存在着门槛效应。
2．政治资本类别差异性检验
我国企业家参政议政包括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但它们产生机制不同，其中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皆由选举产生，而政协委员由协商产生。上述研究没有对上一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类别进行区分，可能会对后续结果产生影响。故本文引入两个虚拟变量以替代上一代企业家是否政治参与，进一步分析不同参政议政类别对企业政治资本代际接力的影响。如果上一代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党代表，则取1，否则取0；
如果上一代企业家当选为政协委员则取1，否则取0。如表2第4、5列所示，仅当上一代企业家当选为党代表或人大代表时对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0.700*），而上一代企业家当选为政协委员对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表2 进一步研究检验结果
我国民营企业大多已经进入代际高峰期，如何将实现政治资本在两代企业家之间的代际交接是我国“两个健康”发展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之一。本文以极具代表性的温州新生代企业家为研究样本，探究民营企业政治资本的代接力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上一代企业家政治身份和参政议政时长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政治资本代际接力；
第二，新生代企业家政治认知、企业资产和职工人数也将显著提高企业政治资本代际可能性；
第三，民营企业政治资本代际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上一代企业家拥有省级以上政治资本时才能够显著促进新生代企业家参政议政，且上一代企业家当选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比政协委员对企业政治资本代际促进效果更强。
从理论发展角度来看，当前文献大多聚焦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后果研究，而本文从民营企业政治资本代际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丰富了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理论基础。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企业家参政议政是民营企业实现政治资本获取的重要渠道，然而在此次调研中，仍然有七成多的新生代企业家没有涉及参政议政，可见统战部、工商联等政府相关机构还应更注重企业家参政议政渠道搭建以加强新生代企业家政治参与热情培养和有序参政议政，以期推动我国“两个健康”发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本研究工作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受到资源和时间限制，本研究样本仅局限于温州的新生代企业家，虽然作为民营经济先发地的温州具有一定示范作用，但研究结论是否普适与其他地区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次，本研究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仅能反映某一时间点上的数据情况，在未来研究中，课题组将尽可能从纵向出发考察整个机制过程；
最后，本文仅聚焦于民营企业政治资本代际现象和影响因素，并没有针对实现路径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民营企业政治资本的实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