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周 莉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从17.92%上升到59.58%(1978-2018)，我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S”型的加速阶段。“三农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稳定，而长期的偏向城市城镇化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农村经济的凋敝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失衡(曹昶辉，2018)。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并非割裂而是互建互促的，乡村振兴战略主要为了农村宜居，农民富裕和农村美丽；
而新型城镇化使城乡平衡发展(杨嵘均，2019)。吴旭晓(2019)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2011-2017年中部6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情况，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高，而二者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郭志远(2020)认为城镇和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城镇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繁荣与支撑，乡村的振兴也离不开城镇的辐射与带动。

关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研究成果集中于湖南(陈国生，2018)、安徽(夏飞，2020)等中部省份，研究民族地区二者耦合协调成果较少。民族欠发达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何如？如何推进二者协调？本文建立相应指标并使用熵值法赋值，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协调度，由此提出实现二者协调发挥发展的路径，以期对广西经济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广西是我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省区，2018年新型城镇化仅为50.2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36%；
而人均GDP仅为41489元(同期全国人均GDP为64644元)。2021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欠发达民族地区将是工作落实重点区域。历年来广西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建设格外重视，下发《广西新型城镇化(2014-2020)规划》、《自治区财政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若干政策》、《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广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文件，为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政策资金支持。

(一)指标的构建

依据科学性，可测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指标测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密度、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化面积9个指标来衡量。乡村振兴指标使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机械人均生产总动力、地均粮食产量、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共计9个指标来衡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2000-2019年《广西统计年鉴》和历年统计公报，指标及权重详见表1。

表1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标

(二)研究方法

1.指标权重赋值

当前对指标赋值的方法包括主观赋值法(如专家打分法等)、客观赋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等)。本文借助已有研究成果(李玉光，2020)，采用熵对指标赋值。首先对原始指标数值极差标准化，再利用熵值法对指标赋值，通过线性加权计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数。计算步骤如下：

(1)指标数据标准化

正向指标：Aij=(Xi-Min(Xi))/(Max(Xi)-min(Xi))；

逆向指标：Aij=(Max(Xi)-Xi)/(Max(Xi)-min(Xi))

(4)将指标熵值标准化ai=maxhi/ħi

2.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采用耦合度模型测量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系统之间耦合度：

f(S)、f(E)分别表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数，αi、βi分别代表其原始指标；
xi、yi则代表对应指标的权重。C表耦合系数，它越趋近于1耦合效果越好，相反当C越低，则耦合效果越差。

D反映各个子系统与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其中T为发展程度，T=af(S)+bf(E),T为f(S)和f(E)综合得分，借鉴主流做法将a和b的值设定为0.5,并将耦合协调程度划分为不协调(0

(三)结果分析

通过图1发现：广西2001-2008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指数差异较小且处于低水平；
自2009年起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数的差距逐渐拉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2013年乡村振兴发展取得较大成果超过新型城镇化指数。

图1 广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就二者协调度而言，过去以人口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明显高于乡村发展，引起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乡村发展重视度不足使得二者发展不协调(2009年仅为0.193)。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城镇发展辐射带动乡村发展，二者协调发展从不协调转为基本协调(2011年耦合协调度为0.402)，20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三农”一号文件的实施，在2016年二者达到中度协调(0.585)，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意见和《乡村振兴规划》，截至2018年广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达到高度协调水平(0.707)。

(一)结论

单一指标城镇化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包括生态等指标去衡量新型城镇化。近年来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明显改善，城乡统筹发展取得较为明显的成就。本文构建指标利用熵值法赋权去量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状况，同时在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结果发现：广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从不协调(2001-2009)到基本协调(2010-2013)再到中度协调(2014-2016)，高度协调(2018年0.707)。广西即使二者协调度涨幅明显，但是与东部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广西统筹城乡发展任务仍十分艰巨。

(二)对策建议

广西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迅速，耦合协调度也逐渐提升，但与全国差距仍较大，广西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借助政策支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广西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支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保护绿色生态环境，凭借乡村旅游增加农民收入；
利用好港口和东盟经济圈优势，招商引资。

2.引入与培养本土专业性人才，促进城乡要素市场流通

人才的专业化是推进城乡发展的关键。当地政府不仅要通过优惠政策引进人才，更应该如何留住人才，使人才本土化。同时，要健全要素市场流通机制，实现城乡要素市场统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