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尘世三部曲》：深情而悲壮的挽歌

文/乔世华

近期，“60”作家罗伟章出版了“尘世三部曲”，包括《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三部中长篇小说。三部作品各自独立成篇且彼此相互关联，它们在发表以后都获得了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好评：《声音史》获得《十月》文学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榜；
《寂静史》获得《钟山》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入选《扬子江文学评论》全国小说排行榜；
《隐秘史》获得首届“凤凰文学奖”，入选亚洲好书榜。

按照正常的说话和作文习惯，“声音”“寂静”“隐秘”一类的词语似乎不适合直接同“史”发生搭配关系，罗伟章偏偏这样做了。他在《声音史》中的一番话似乎可视作其对自己不走汉语常规路数来命名小说而作的解释：

“事物的每一个侧面，都可以构成自身的核心，色彩、气味或者声音，都可以。”“每一种声音都不寻常，每一种声音都是单个的生命，完整的生命。”

因此，按照这种命名逻辑，与“声音”相对而言的“寂静”，在内心千回百转不为人闻亦无法得到功放的“隐秘”，也都理所应当成为单个的、完整的生命，也就都具有了被追根溯源和被立传铭记的足够依据。其实，无论是“声音”，还是“寂静”，抑或“隐秘”，都成为罗伟章观察与书写乡村世界和心理现实的重要介质，而分别作为“声音”“寂静”“隐秘”的“宿主”的那些微若草芥的普通生民如杨浪（《声音史》）、林安平（《寂静史》）和桂平昌（《隐秘史》）等遂得到他的特别关注。

《声音史》中，单身汉杨浪天生就拥有原汁原味贮存、调取、复现各种声音的特异功能，他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也能从声音里听出寂静。声音就如同空气和食物一样成为他的必需品。当千河口村人相继离散、自然生态被人为破坏以致只留下一座声音稀微的空山时，杨浪凭借着自己的绝技复现了整个村庄的人声、乡音和天籁，创造了喧闹、生动和自由的乡村世界，缓解了自己及九弟、贵生、夏青等一众人对故人旧事和美好往昔的深切思念。

《寂静史》中，林安平出生时有种种异象而被众人视作灾星，在成为千峰大峡谷这一带仅存的土家祭司后，她一面被人利用，一面又被利用者所诋毁。她安身立命的土壤日渐稀薄，更无法找到自己事业的传人。即使林安平违心做出让步，接受将自己打造成巴人祭司的计划以换取她所代表的古老文化的生存空间，可她还是因为利用价值低而遭到无情的抛弃，最终只能连同她的土家祭司文化同归于寂静。

《隐秘史》中，桂平昌上山劳作时，偶然发现山洞里藏着的一架不明人骨，恶邻苟军在失踪前曾长时间一再霸凌他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因之而在内心不断滋长积累着怨恨和反抗意识，这令他确信那架无名尸骨就是苟军的尸骨，而自己是谋害苟军的真凶，他因这合乎情理的推断和妄想而陷入罪与罚的恐慌和癫狂中。与《声音史》《寂静史》分别专注于表现千河口村世界和千峰大峡谷的外部声音不同，《隐秘史》专注于对千河口人内心世界声音的功放，表面寂静寂寥的千河口村实则波澜不断、人声鼎沸、隐秘惊人。

正如罗伟章所看到和所表现的那样，《声音史》中稍纵即逝的“声音”“是乡村的核心，也是世界的核心。乡村消失，是因为乡村声音的消失”。同理，“隐秘”和“寂静”也是乡村的核心和世界的核心。一部《声音史》实则是千河口这个村落的外部声音的消失史。《隐秘史》在记录下千河口村外部声音的沉寂的同时，还借着对桂平昌的内心探测完成了对千河口人不为人闻的“隐秘史”和精神史的呈现。《寂静史》则借由最后一个土家女祭司林安平的炼成和消隐记录下其所赖以生存的“原汁原味”的千峰大峡谷的“寂静史”。当芸芸众生的“声音”“寂静”与“隐秘”被存真入“史”，他们所居住的千河口、千峰大峡谷的独特人文景观、社会环境、时代风貌亦由此得到了清晰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尘世三部曲》有意识地对主人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模糊化处理，这应该与罗伟章要跳出通常小说书写历史的窠臼的意图有关。小说中，千河口、千峰大峡谷这样相对封闭自足的乡土社会，都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但这期间国内各种政治事件都并没有成为主导乡村社会变化或人心变异的重要推手，罗伟章独出心裁地选取了非典型、非常规、很民间、很个人的“声音”“寂静”“隐秘”作为观察基点，以此书写普通生民的命运，描绘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生活画卷。

《声音史》的卷一“东风引”就已经奠定了这部小说的故事基调和发展方向：不论是早先被迫离开的李兵老师，还是后来经由升学、做生意、打工或者投靠子女等不同途径而选择主动离开千河口的村民，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投向了城市文明的怀抱而“莫思归”。在接下来的“莫思归”“鹧鸪天”“千年调”诸卷中，《声音史》反复上演的都是乡土社会魅力尽失、村人离开乡村土地的戏码：“人们陆陆续续地老去。陆陆续续地被光阴收割。更多的，是陆陆续续地出门打工。”小说结尾，千河口村所剩下的最后两个仍然坚守乡村世界的人——跛脚的单身汉杨浪和摔断腿的弃妇夏青——都是典型的老弱病残了。这本身就已经够让人唏嘘不已的结局安排，应该还属于看破不说破的罗伟章的笔下留情。到了《隐秘史》中，还在人声寂寥的千河口村苦苦挣扎着的桂平昌道出来那个完全可以想见的残酷事实：杨浪如果活着，“村子也会跟着在他的声音里活着。但他终归是要死的……他死了，千河口就不存在了！”《寂静史》中的乡村图景同样今不如昔；
前些年，千峰大峡谷里干农活、爱唱歌的民众都特别多，但时至今日，这里干农活的人已经少得很，甚至“连歌也不唱了”，而接下来对千峰大峡谷的大规模文化旅游开发则让这里残存的最后一点原汁原味的古老文化也都无可挽回地丧失殆尽。

《尘世三部曲》中，不惟村庄在消逝，就是与村庄或农业文明社会相伴而生的“古风”旧俗、文明遗迹也都在所难免地走向了败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种仿古复古的伪劣文化制品却是大行其道。小说将这种鱼目混珠的文化现象作为现代文明的病症加以表现，以彰显现代人失衡、功利、焦虑与浮躁的精神世界。《寂静史》通过既疗愈灵魂又医治肉身的祭司兼药师林安平的言行，烛照出了尘世之人肉身和灵魂严重分裂的生活。《隐秘史》则深度聚焦人的心灵颤栗，小说主人公桂平昌打开自己一直幽闭着的内心世界，其掏心掏肺倾倒苦水的疯狂劲头，不亚于为生存还是毁灭而绞尽脑汁的哈姆雷特，也仿佛荒野上悲苦无告的李尔王，而他长时间抱着“苟军”白骨倾诉的行为，更如同亲吻约翰头颅的莎乐美。罗伟章写出了文明巨变中茫然失措的人的灵魂悸动。《声音史》虽没有这般惊世骇俗的表达，可也通过人和乡村大地的关系书写而有发人深省的灵魂之问与家园之思：“当繁花落尽，谁也成不了这世界的守夜人。”

如果说，杨浪是靠着搜集村里各种声音来复现和保留美好的村庄记忆的，林安平是以秉承的师训和文化信仰来“对抗”喧嚣浮华的尘世的，那么罗伟章是靠着自己深情而诗意的文字来表达其对剧变的乡村文明的观察和感受的。《尘世三部曲》中，他竭尽所能捕捉已然和正在消逝的乡音，重现往昔割谷、挥杨汊、上草树、齐柴、犁田、挖山货等乡村劳动的生活场景，书写日渐失落的传统文化。当然，《尘世三部曲》并没有因此就神话或美化了乡村世界，小说也记录下了这里所发生过的饥饿、暴力、流言、痛苦与屈辱，但很显然，罗伟章还是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整个灵魂和全部情感都交付给了他曾经生活过并时时回眸的乡村世界，为终将退场的农业文明献上这样一阕深情而悲壮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