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企业环境绩效？

张娆 杨林睿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0—2019年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上市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环境绩效更好，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透明度两个途径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主要表现在盈利为正、重污染行业和地区环境规制较强的企业。研究结论为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制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推动实现“双碳”战略目标。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
环境绩效；
绿色技术；
信息透明度

一、 引言

制造业是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1]。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一流制造业强国[2]，但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彰显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1。因此，加强环境治理、降低环境污染，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话题。

近年来，全球各国都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数字经济的战略地位也愈加重要[3]。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须以产业数字化为重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4]。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降低排放密集型产品需求，系统集成优化资源管理，有助于环境的改善，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5]。目前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探讨其经济效应，关于环境效应的分析则较少。那么，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的环境治理有何影响呢？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改善其环境绩效有多大的贡献？这些都是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亟须探索的关键性问题，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的主要贡献：（1）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数字化转型對生产成本、技术创新、信息处理、企业价值等经济后果的研究，但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的环境表现分析，证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的正相关关系。（2）通过影响机制分析，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和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效果，厘清企业环境治理的驱动因素，丰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效应研究。

二、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主要体现在生产成本、技术创新、信息处理、企业价值等方面。在生产成本方面，Song等[6]发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网络效应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拓展营销渠道；
袁淳等[7]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技术创新方面，Mubarak等[8]通过对马来西亚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证实工业4.0技术能够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池毛毛等[9]基于企业资源观的IT能力视角，通过必要条件分析（NC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在信息处理方面，Grant等[10]研究发现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信息共享能力；
易子榆等[11]研究发现数字化加强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能力，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企业价值方面，黄大禹等[12]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水平；
谭志东等[13]发现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能够促进企业成长性提升和投资机会增加，进而增加现金持有量。

环境绩效是企业绿色治理的结果，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在企业内部治理方面，杜兴强等[14]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通过发挥监督和咨询职能，加强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促使企业重视并提高环境绩效；
王鸿儒等[15]研究表明高管公职经历扩大了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削弱企业的环境绩效；
Ying等[16]研究证明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固有特征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在企业外部环境方面，姜英兵等[17]研究发现环保产业政策能够抑制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环境污染；
林婷[18]基于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证明了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
Comoglio等[19]基于对意大利汽车制造业的分析，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可以改善企业环境绩效。

以上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去探究企业环境绩效的文献却很少，姚树俊等[20]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证明智能信息互联能够加强企业的绿色治理能力，提高环境绩效；
王晓红等[21]以2016—2020年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仍有探索空间和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 理论分析

企业数字化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凭借信息通信技术对知识和信息进行高效处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一是绿色创新水平。数字化在企业生产活动中的广泛应用，能够为企业的外部技术获取和内部绿色技术共享提供渠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改进企业环境绩效[22]。绿色创新的本质是一项复杂的知识活动，涵盖企业生产、污染减排等不同技术领域信息[23]。大量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加速信息流通，增强信息的可获得性，提高企业的信息整合能力[24-25]。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外部环境信息搜寻成本[26]，打破不同技术领域之间的信息流动壁垒，推动创新知识资源的集成和组合[27]；
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环境信息共享能力，促进研发人员的知识交互，优化企业创新合作水平[28]。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整合环境信息效应，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环境绩效[29]。企业环境绩效反映的是企业营运的环境合法性，是对企业在污染控制、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恢复等方面的评价[16]，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企业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降低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提高能源利用率。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加强企业信息整合能力，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改变企业环境绩效。

二是信息透明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30]。一方面，企业进入数字化管理模式后，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平台等数字工具能够实现整个企业的信息共享，企业信息管理的效率升级，缓解企业管理信息的压力，提高信息管理效率[31]。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制造，贯穿企业生产、加工、销售各个流程，使得各个流程的成本和费用公开化、透明化，实现节点信息的认证储存，强化信息追溯性，增强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理解性，大大提高了信息质量。此外，通过把数字技术嵌入财务共享系统，能够实时准确完整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权益资本等经营状况，实现财务精細化管理，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加速企业的流转信息透明化。

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企业绿色转型是国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契合“双碳”的战略方向。随着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政府、监管机构以及投资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也会对企业的环境表现更多的关注[32]。为了应对外界的关注和社会舆论压力，企业不得不约束自己的外部行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优化环境治理，树立良好的环保形象[33]，以求获得更多投资者的青睐。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倒逼企业改善环境绩效。

综上所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信息透明度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环境绩效。

四、 模型设定

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对研究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ST、*ST企业，（2）剔除财务数据异常企业，（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企业，最终得到2255个观测值。本文数据来源如下：数字化转型指数来源于对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分析，排污费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披露，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2. 模型

为了证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构建混合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具体如模型（1）所示：

[CEPi，t=α0+α1Digiti，t+α3Conrtolsi，t+μi+δi+εi] （1）

其中，[CEP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环境绩效，[Digiti，t]为解释变量，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其系数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α0]表示常数项，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集，i表示企业，t表示年度，[μi]表示企业的行业固定效应，[δi]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为扰动项。

3. 相关变量与数据说明

（1）企业环境绩效（CEP）

本文采用生态效益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生态效益法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出的指标框架，用企业产品服务价值与企业环境影响的比值衡量企业环境绩效，生态效益的计算方式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环境影响。本文借鉴李平等[34]的研究方法，采用生态效益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以企业营业总收入（Growth）表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以排污费（ET）表示企业环境影响。企业环境绩效（CEP）的测量公式为：

[CEP=产品或服务价值环境影响=Ln（Growth）Ln（ET）]

（2）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

参考赵宸宇等[35]、吴非等[36]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文本分析法如下：（1）使用Python爬虫功能归集整理了2010—2019年上市企业的年度报告，（2）从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5个方面统计关键词的披露次数，如表1所示，（3）剔除关键词的否定用法，即关键词之前有“不”“未”等字样，（4）对词频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得到数字化转型指数（Digit）。具体类别和关键词见表1。

（3）控制变量（Controls）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即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报酬率（ROA），即净利润占平均总资产的比例；
董事会规模（Board），即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机构持股（Inst），即投资机构持股占总股数的比例；
自由现金流（Cash），即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占平均总资产的比例；
两职合一（Dual），即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取1，否则取0；
大股东持股（Lhold），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
资产负债率（Lev），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计。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报告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环境绩效（CEP）的均值是1.528，最小值是1.228，最大值是2.285，表明各样本公司的环境绩效存在较大差距，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 基准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如表4（1）列、（2）列回归结果所示，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具体表现在：当表4第（1）列仅加入解释变量Digit，其估计系数为0.097，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为了防止其他因素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在第（2）列控制企业规模（Size）、资产报酬率（ROA）、董事会规模（Board）、机构持股（Inst）等变量，Digit的估计系数为0.108，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再次证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以上结果支持本文假设。

3.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两化”融合的概念，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此后，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两化”的概念也在逐渐扩充完善。在2013年，《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融合评估规范》发布，明确了“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标准，“两化”融合评估体系确立1。2014年，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体的两化贯标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促进企业将信息技术贯穿于生产的各个方面，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2021年12月，工信部发布的《“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两化”融合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做好“两化”融合就是做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2。因此，本文借鉴刘淑春等[37]、谭志东等[38]的做法，以企业是否为“两化”融合贯标试点（DID）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准自然实验，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验证，回归结果已列示在表5第（1）列，其估计系数为0.038，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2）替換被解释变量

借鉴龙文滨等[39]的做法，本文以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表现综合得分衡量企业环境绩效（CEP2），该值越大代表企业环境绩效越好。回归结果如表6（1）列所示，Digit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本文假设。

（3）新样本回归

相对于其他行业，计算机行业企业在进行数字化时具有“先天”优势，可能会对本文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剔除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样本后，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6（2）列所示，结果表明剔除掉计算机行业样本后，回归结果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环境绩效这一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结论依然成立。

（4）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可能存在时滞性，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如表6（3）列所示，数字化转型依然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

六、 机制检验

如前文所述，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加强企业的信息整合能力，激发企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使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提升，促使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为了验证以上两种机制的作用效果，本文使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GIi，t/Opaquei，t=β0+β1Digiti，t+β2Conrtolsi，t+μi+δi+εi] （2）

[CEPi，t=γ0+γ1Digiti，t+γ2GIi，t/Opaquei，t+γ3Conrtolsi，t+μi+δi+εi] （3）

1. 绿色技术创新

借鉴齐邵州等[40]、李青原等[41]的做法，把交通运输类、废弃物管理类、能源节约类、替代能源生产类、行政监管与设计类、农林类和核电类作为绿色专利的具体项目。将每个企业的上述7类专利授权数相加，并加1取自然对数，从而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指标（GI），该值越大，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越高。表7列（1）报告了中介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I）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Digit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表7列（2）报告了加入中介变量（GI）之后，针对模型（3）的系数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仍然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部分中介效应确实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更高，是企业环境绩效的实现路径之一。

2. 信息透明度

借鉴孙晶慧等[42]的做法，本文采用修正琼斯模型所得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上市公司当年信息透明度并定义指标Opaque。该指标值越大则意味着公司信息环境越差，企业信息透明度越低。表7列（3）报告了中介变量信息透明度（Opaque）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Digit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表7列（4）报告了加入中介变量Opaque之后，针对模型（3）的系数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仍然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信息透明度的部分中介效应确实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后，企业信息透明度更高，是企业环境绩效的实现路径之一。

七、 异质性分析

1. 基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异质性检验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改善环境绩效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充沛的现金流能使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那么数字化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会更强。如果企业缺乏充足的现金流，可能会引发财务风险，中断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进程。因此，本文按照企业是否盈利将样本分为两个组进行回归。其中，若企业当年净利润大于0，则为盈利企业；
反之，则为亏损企业。实证结果见表8列（1）和列（2），由此可以看出，盈利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而亏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能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综上，当企业盈利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2. 基于企业是否为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异质性检验

重污染行业企业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制造者，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相对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会面临更多的公众关注和环境责任压力，从而使企业更有动力提高环境绩效。因此，借鉴唐大鹏等[43]的研究，本文按照企业所属行业是否为重污染行业将样本分为两个组进行回归，其中，重污染企业名单的认定主要根据生态环境部（环保部）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若企业所属行业为重污染行业，则为重污染企业；
反之，则为非重污染企业。实证结果见表8列（3）和列（4），由此可以看出，重污染行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
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并不显著。综上，当企业所属行业为重污染行业时，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更大，企业更要激励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激励效应更强。

3. 基于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异质性检验

对于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环境绩效的改善也存在差异。由于面临较高的环境污染成本和环保压力，在环境规制强地区的企业更注重环境治理，从而使企业有更强烈的意愿提高环境绩效。而在环境规制较弱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重视程度较弱，从而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效果不明显。因此，借鉴马忠玉等[44]的研究，本文使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这种相对指标构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越大表示污染排放越多，环境规制强度越弱。若企业所在地区环境规制指数大于中位数，则为环境规制弱地区；
反之，则为环境规制强地区。实证结果见表8列（5）和列（6），由此可以看出，在环境规制强地区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而在环境规制弱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并不显著。综上，当企业所在地区为环境规制强地区时，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更大，激励企业努力改善环境绩效，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激励效应更强。

八、 结论

随着我国不断推进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探究数字化转型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环境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信息透明度这两个渠道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
（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主要体现在盈利能力强、重污染行业、地区环境规制强的企业中。

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优化环境治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第一，政府应加快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生产，积极扩大数字化转型覆盖面，多举措优化企业产业结构，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带动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取得“双赢”。因此，政府部门应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贯穿企业生产的各个流程，加大对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采购设备、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确定补贴设施名单，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同时，引导企业发挥数字化转型的辐射推动作用，充分利用数字化的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监管部门应完善法规制度，拓宽企业的信息交互广度，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本文研究表明，信息透明度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此，需要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标准，增强信息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信息透明度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

第三，企业应推动“数字—创新—环境—数字”良性循环，加快节能减排等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本文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因此，企业应把握数字发展机遇，利用数字技术建设企业创新平台，在环保建设、智能能源管理等方面形成创新互补机制。重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畅通政府、企业等主体的流动渠道，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保护科研成果，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转化和吸收，打造“绿色文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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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双向混合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项目编号：18BGL085）；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作者简介：张娆（1977-），女，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公司金融、绿色金融；
杨林睿（1997-），男，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会计与金融、企业投融资。

（收稿日期：2022-09-05  责任编辑：殷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