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与全球话语体系竞争的新阶段

杨雪冬 莫明墉

【内容提要】随着西方社会中身份政治的加剧，全球话语体系场的竞争进入新的阶段，国内话语与全球话语两个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份政治不仅造成了国内话语场的碎片化、对立化、非理性，而且严重干扰着全球话语体系已经明确的议题共识，诱发话语冷战。全球话语体系竞争的本质是各国发展道路的竞争，反映了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中国作为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塑造者，应该始终坚持和倡导在全球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对话和互鉴，在全球范围积极倡导和推动以发展治理安全为主题的实践优先，同时要始终坚持提升国家治理绩效，改进各个群体福祉，勇于并善于承担全球范围对话交流和塑造共识的责任。

【关键词】身份政治 全球话语体系 发展道路 全球文明

全球话语体系竞争，是全球力量格局变动在观念、理论和舆论场域的反应，既深受全球力量格局调整转化的影响，也会引导，乃至塑造全球力量格局的走向和形态。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全球话语体系竞争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尤其是陷入话语体系竞争泥淖的超级大国在国内和国际场景中的窘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力量格局加剧调整，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交叠出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力量，通过各种形式的“去全球化”政策、“逆全球化”举动，力图阻塞、延缓全球力量格局的调整变动，也搅动着一度平静的全球话语体系场，明确地将一些深刻影响全球力量格局的国家定位为战略对手，乃至敌人，从而使全球话语体系竞争加剧，在日益浓烈的冷战气氛中不时嗅到“热战”的硝烟。在这种偏执的思维影响下，美国在国内外四处渲染“中国威胁”，宣扬零和博弈话语，强迫各国选边站，并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领域主动挑衅中国，企图拉中国下水，参与新冷战。

身份政治在西方国内政治的全面登场，为全球话语体系竞争注入了新动力，将其推进到了新阶段。国内话语与全球话语两个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份政治不仅造成了国内话语场的碎片化、对立化，而且干扰着全球话语体系已经明确的议题共识，比如气候变化、生态保护。一些国家有意输出国内身份政治议题，使之国际化，乃至全球化，从而在转移国内话语矛盾的同时，也干扰到了其他国家的话语场议程，进而造成了全球话语体系的无序竞争。

一、 身份政治正在成為全球话语体系竞争的显性驱动力

身份政治是以诸如族群、信仰、性别、性取向等长期被制度化民族国家认同所遮蔽或压制的身份标签，来构建团体认同，进而实现权利诉求的集体行动方式。身份决定立场，立场是不妥协的。身份政治有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以维护多元性反对多元化。尽管各类身份政治运动往往以例如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平权运动名义进行，但正是因为其对身份标签的强调，会使得其显露出明确边界，倾向排他性，进而会强化清晰的敌我划分。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因身份政治而被调动的集体行动者们所追求的是尊严，其需要的是一种来自他者的承认。①因此，作为承认的提供方，这个他者必然应当是不可被原谅且不可被吸纳的，否则身份持有者不仅会产生对自我认知的迷失感，还可能因这个承认可能被拖欠而产生不安全感。这也就是当部分白人男性在借用性别流动理论等平权运动者们的惯用话语体系，以例如“我不自我认同为白男”“逆向种族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众生平等（All lives matter）”等话语来试图规避来自四面八方的性别与种族霸权指责时，不仅不会被平权运动者们接受，甚至会被其进一步批判为一种可耻的、逃避责任的作弊行为的原因。

二是以释放激情对抗政治理性。如福山所说，身份政治的兴起源于对尊严的渴求，而这是一种来自人类内心深处的激情。②正是这种激情，赋予了身份政治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也恰恰是身份政治所含的天然激情，使得其与民主政治体制中对理性公民的期待产生了根本对立。当一群身份高度同质化的群体聚在一起集体表达诉求时，往往会聚生出一些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想化诉求，而忽略了群体外的他者的实际境遇。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其官网上所提到的“禁止特朗普参选”“禁止特朗普使用社交媒体”“消减警察预算”等诸多充满激情且没有政治可行性的诉求。③因此，在现实政治中，不难看到一场场因身份政治而起的社会运动，往往会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控制不住其政治激情，最终发展出对政治体制的冲击以及对社会稳定的破坏。

身份政治在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凸显，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全球话语体系构建，为西方恶化全球话语体系竞争提供了条件。

第一，身份政治塑造着国家间制度、文化的鄙视链。身份政治的思维逻辑中存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法，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文化被割裂性地视为比较主体，从而人为地制造出高级与低级的文明鄙视链。例如，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④由于身份划分，原本如光谱般连续共生的人类文明就被一块块地割裂，而以这种身份政治视角看待世界文明，必然就会因过于着眼于文明的边界而强调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与此同时，正是在这种文明高低鄙视链的逻辑假设下，文明被默认为总是有扩张与征服的野心，从而总会与其他文明发生碰撞。然而，这种人为的高低划分本质上是对世界多样性的错误构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⑤

第二，身份政治的蔓延加剧了西方国家制度运行的僵局和停滞，加速了国内矛盾的全球外溢。一方面互联网技术革命催生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民众在得到物质层面的满足以及技术层面的充分赋能后，开始追求更高层面的表达欲望；
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时代，政治家对民众话语的简单迎合似乎很容易被淹没。为了顺利赢得民众手里的选票，美国政治家们开始使用高度激化的身份政治话语，通过激烈的情感表演来试图触发民众内心深处的共鸣，正如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一路狂飙的特朗普。美国国内的政治家们似乎并不关心身份政治带来的社会撕裂，他们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实现快速上位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对身份政治使用娴熟的美国政治家们，还试图在国际层面复刻其国内的冲突矛盾，以打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进程。为了自身霸权的考量，美国本末倒置，罔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无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控制、饥饿与贫困消除等诸多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应对的世界性难题，转而将重心放在如何激化全球话语体系竞争、渲染“中国威胁”与世界民主体系的危机。

第三，身份政治对立场优先的强调，使得全球话语场域中的话语竞争失去了理性的有力制约。如果任由当下的话语建构过程被以国家为身份的“国家身份政治”影响，那么最终构建的话语体系便会呈现出身份政治特有的高度排外性与反建制性。美国政治界当前的各种反华政策，就是一种通过外部建构敌人，来分散国内矛盾的政治手段。在部分美国政客看来，全球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大流行、甚至连美国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都是责任在中方。对美国，甚至联合国而言，这种“甩锅”的手段可能在短期内对国内政治团结与共识凝聚是有效的，但长期来看，不正视且任由自身的内部问题恶化，并在国际层面持续恶化外部环境，会使得美国迟早有一天同时面临内忧与外患。

第四，一些国家利用身份政治议题，将本国议程移植到他国，通过支持鼓励个别少数群体，夸大和制造基于认同的矛盾，引发了国家间新的冲突和对抗热点。多年来，一些美国政客频繁炒作所谓的“新疆问题”，通过将美国自己的种族矛盾逻辑投射到中国境内，试图在中国复刻已经在美国内部四处泛滥的身份政治冲突，从而达到扰乱新疆，并遏制中国平稳发展的目的。但显然，这种以己度人的荒谬方式只会反过来彰显出美国政界中深深的种族主义，以及其对中华民族融合历史的粗鄙无知。但不得不看到的是，由于美国对世界体系的主导，身份政治这一美式政治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到了向世界敞开大门多年的中国。近年来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区的身份政治苗头的萌发，已经给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留下了现实隐患。

第五，身份政治与价值观政治的合流，塑造了新冷战形态。卡斯·穆德（Cas Mudde）曾将民粹主义称作一种“薄”的意识形态，因为其仅仅提供了一个人民与精英对立的框架，而正因如此，民粹主义可以与其他各种“薄”或“厚”的主义，例如民族主义等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具体政治议程的推进。⑥而正如上文所言，身份政治同样具备民粹主义的各种特征，因此其亦可以被称为一种“薄”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与具体价值观政治的结合。在当下，人们已经可以看到，美国为了在当代国际社会复刻出一种冷战形态并尽可能地强迫世界各国选边站，将身份政治的逻辑捆绑到了诸多传统的价值议题上，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的独立、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对立等等。

二、 全球话语体系竞争本质是发展道路的竞争

话语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形态，和语言一样，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⑦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也具有实践性、互动性，是反映现实的意识。尽管话语可以被构建出来，具有主观性、相对独立性、自成体系性等特征，但归根到底，凡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生产，包括表现为某个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都不过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⑧

政治实践是塑造政治话语的根本力量，全球话语体系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在全球场景中，各国发展道路的全面展示和充分比较。在全球信息社会中，随着交往的扩展和深化，各国的发展道路都被置于无影灯下，优点和缺点均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接受着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个人和组织的审视和检验。这为全球话语体系竞争的理性化提供了客观条件。

进而言之，身份政治激发出来的激情和非理性终究会淡化、消解，人们终究会回到日常生活，面对生活现实，话语体系的构建也要从发展实践、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中获得不竭的动力和活力，从而不断去除话语体系本身的虚伪性，展现话语内在的对话本质。正如巴赫金所说：“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⑨

西方话语体系虽然在当下取得了“普世性”地位，但其所依赖的现代化道路实践是无法被复制的。西方式民主的诞生源于资产阶级崛起对国家执政者的分权制衡，其起初仍是一种由少数精英执掌的特权政体，经过漫长的民权运动的抗争，精英不得已而不断向下释放权力，才最终发展成为当今成熟的西方民主体制。但这段历史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将资本主义作为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而这种片面地把自身的特殊实践经验作为世界各国均应当遵循的普遍发展路径的行为，忽视了西方式现代化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其在当代的不可复制性，例如殖民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对劳工的剥削、高度的贫富差距等等。二战后欧亚大陆百废待兴，实力强劲的美国得以趁虚而入建立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如沃勒斯坦所论证的那样，处在世界经济网络中心位置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行现代化而积累下的实力优势，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不平等的分工以及分配关系，使其被困在半边缘以及边缘位置并接受来自中心国家的剥削。⑩

尽管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力量开始崛起，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变化，美国国内矛盾持续爆发，综合实力也相对下降，但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话语体系主导者、塑造者的想象，反而利用话语体系来制造新的对抗，并继续营造观念上的假象，以维护自己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终裁判者”地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70余年的艰苦摸索，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和平发展，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的实践道路充分证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11

改革开放是人类社会的一场伟大实践，中国的发展是对全球发展的伟大贡献，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12这场在不到半个世纪内发生的伟大变革充分说明，任何一套基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虽然可以短时间束缚人民的头脑和行为，但无法从根本上束缚住人民的创造力，必然會随着实践的发展、人民认识的提升，被彻底抛弃，并被新的更加包容开放团结的话语体系所代替。

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在全球话语场中，只要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发展实践探索，是可以将各国话语体系的竞争转化为良性对话交流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外部世界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上是隔离的、对抗的，而改革开放的出现则扭转了这一格局，带来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世界见证了一个自信、开放与包容的中国，也收获到了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成果。这种共同发展实践显然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经典说教。

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的治理绩效，显示了中国制度在全球化时代的优势，也印证了“定于一尊”式的制度偏见的荒谬。西方学界长期立场先行，将中国的制度视为“非常态”存在，因而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抗击各类风险和冲击的制度韧性，为全体人民持续提供福祉的制度绩效和能力持怀疑乃至悲观态度。但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就对这些傲慢与偏見给予了有力回应。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全球话语体系竞争中，任何国家固守意识形态偏见和制度“优越感”，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 避免陷入身份政治制造的话语竞争困境

全球话语体系的无序竞争，不仅会影响到各国以合适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方式处理好国内矛盾，也会干扰不断多样化复杂化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因此，努力避免陷入身份政治制造的话语体系竞争困境，对于各国，尤其是全力走向民族伟大复兴、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第一，要始终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放在首位，避免身份政治对于国家整体性认同的割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3避免身份割裂与促进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前提就是社会的高度融合，而在当前这个时代背景下，实现不同民族与不同省市民众的进一步融合，就是要顺应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规律，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清除社会融合的体制机制以及观念心理的阻碍。

第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以法律保障民众的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要坚持一视同仁、一断于法，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证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14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首先要避免出现基于身份而创造出来的不平等待遇。要认真分析其他多民族国家在解决国内多民族认同关系方面的经验和做法，避免用形式平等的制度安排人为拉大社会心理落差，加剧认同分裂，乃至对立的误区。只有摆脱身份政治的惯性思维，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有效化解民众心中的尊严落差感，从而防止身份政治对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破坏。

第三，始终以提升和改进国家治理绩效为核心，夯实全球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身份政治凸显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不平等不均衡。只有不断地提高国家治理绩效，满足各个群体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才能避免身份政治的非理性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15只有让各个群体在祖国大地上亲身感受到并享受到国家发展与共同富裕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才能让其理性地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摆在诸多身份中的优先位次。

第四，始终坚持全球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对话和互鉴，以对话交流对冲和约束全球话语体系竞争的可能性失序。尽管“文明的冲突”这个预言依然在全球上空游荡，并借助身份政治还魂显灵，但是在全球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衍生中，我们看到的主流是全球文明的曙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加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16中国的话语体系具有先天的全球性，要始终坚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继续将文明间和平共生、交流融合的理念转变为现实，并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第五，在全球范围积极倡导发展治理安全为主题的实践优先，以塑造全球话语体系的良性竞争状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动荡和不确定性将成为常态，这就更需要放弃在话语上制造敌对和对抗，回到能够真正应对不确定性的发展、治理、安全实践中。中国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目的就是为了将全球话语体系竞争引入良性渠道，推动全球发展和维护世界安全，同时避免少数国家以抽象的身份政治逻辑，捆绑各类意识形态去攻击他国，展开零和博弈式的恶性竞争。后者这种行为，不仅损人不利己，还会给国际社会造成恶劣后果，引发更大的危机。

第六，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勇于并善于承担以对话为核心的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17因此，面对全球话语竞争，中国应采取的策略，不仅是勇于善于斗争，而且要积极建构，不仅要直面挑衅，敢于回应，而且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的不懈团结和塑造共识。联合能够联合的一切国际力量，促进更广范围、更深入的对话，扩大全球共识圈和全球话语共同体，实现更多的全球实践行动，是全球话语体系竞争应该坚守的“正道”。

杨雪冬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莫明墉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rofile Books， 2018. .

②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rofile Books， 2018.

③“BLM Demands.” Black Lives Matter. Accessed April 6， 2023. https：// blacklivesmatter.com/blm-demands/.

④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⑤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 content_5395471.htm ，2019年5月15日。

⑥Mudde， Cas.“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 no. 4（2004）：
541-563.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⑨《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

⑩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583383，2014年2月17日。

1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 http：//www. gov.cn/xinwen/2018-05/04/content_5288061.htm？cid=303，2018年5月4日。

13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829/c1024-32211248.html，2021年8月29日。

1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 http：//www. gov.cn/xinwen/2019-09/27/content_5434113.htm，2019年9月27日。

15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网，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645371，2023年3月15日。

16同⑤。

17同15。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