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说真话需要陈述动机的时候

穆涛

一个撒谎者被抓住把柄，需要交代清楚为什么时，是难堪的，弄不好会身败名裂。而说真话，被要求陈述动机的时候，后果比难堪严重多了，身败名裂是稀松平常的事，颈上人头能否保住都要托老天爷的福。

中国大历史里，这样的人和事俯拾皆是。

汉代有一个文化人物，以说实话、说真话见长，却是平安一生，基本上福禄两全，这个人叫东方朔。东方朔所服务的上家，可不是脾气好的皇帝，而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任用过十三位丞相，其中有七位不得善终，或被处死，或被赐自尽。

东方朔是一位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文化个例。

以一步险棋出头

《史记》这部书，把东方朔纳入《滑稽列传》，并不是司马迁的初衷。

司马迁比东方朔年长二十岁左右，基本是同代人。同代人之间不作正传，是中国史书写作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原因是不方便下定论。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只写了三个人，春秋时期的淳于髡和优孟，秦朝时的优旃。司马迁去世后，不知什么原因，《史记》散失《武帝本纪》《礼书》等十余篇文献，由稍后的经学大家褚少孙寻访名家，搜寻史料补缀完善而成。褚少孙在《滑稽列传》原有三位人物的基础上，又补写了六章，并作出专门说明，“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史记·滑稽列傳》）

《史记》中的东方朔传，在褚少孙补写的六章之内。

班固在《汉书》中，给东方朔独立作传，而且篇幅较长，应该是对他特立独行性格的重视，他对东方朔的史评是“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汉书·东方朔传》）

褚少孙是汉成帝时期的经学博士，距东方朔的生活时代较近，他记写东方朔多以传闻记事。班固是东汉初年人，以史据资料述人。认识东方朔，把《汉书》和《史记》结合着看，人物更清晰全面一些。

东方朔是山东滨州惠民县人，西汉时称平原郡厌次县。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皇帝位。当年十月诏令：“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纪》）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遴选人才，由丞相到地方首长齐抓共管，“中二千石”是中央部委领导，“二千石”是郡守（省）级领导，“诸侯相”是诸侯国的丞相。东方朔被平原郡推举入朝，来到都城长安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这一批人才由卫尉（九卿之一）属下的公车司马令统一节制，称“待诏公车”，意思是等待皇帝诏命的专家。“待诏公车”的第一份差使，是向皇帝做自我介绍，并把对国家治理的谏言写成册书上奏，称“公车上书”。汉武帝刘彻亲自批阅这些册书，事实上这是他广泛听取治国意见的一种方式，是汉武帝发明的中国式的政治民主。因为皇帝的重视，每一位待诏都是费尽心神撰写册书。

东方朔的上书最为显著，多达“三千奏牍”。当时纸张还没有发明出来，牍是写字用的竹简，或木片，相当于稿纸。每一页牍片大约可容下三十余字，三千奏牍，约九万余言。公车令派两名工作人员抬着东方朔的上书进宫的，汉武帝耗时两个月才读完。“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这段话中，记述了汉武帝读奏的认真细节，从最上面一页读起，需要停下来时，则在相应之处做一个记号，“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就这样，两个月终于读完。

东方朔的“鸿篇巨制”并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史记》中没有说明原因，班固在《汉书》中摘引了其中一段自我介绍的话，算是揭开了谜团。问题出在东方朔的文风不实在，过于粉饰自己，“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汉书·东方朔传》）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汉书·东方朔传》

东方朔的“高自称誉”让自己吃到了苦果，很长时间被闲置。史书中没有交代时间，用的是“久之”这个词，或许是一年，或许是两年。东方朔坐不住了，为了得到汉武帝的重视，他铤而走险，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情。棋手但凡下险棋，一定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拼一下最后的输赢。

东方朔使出的这一颗惊险棋子，让他赢得了政治生命。

汉武帝有一个“皇家艺术表演团”，成员全部是侏儒，这些人也是郎官待遇，与“待诏公车”一样，月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东方朔对此颇有微词。这一天，他走进艺术团工作室，吓唬侏儒们说：“你们这些人大祸临头了，皇上认为你们于朝廷无益，耕田力作不及旁人，身处官位不能治民，从军上战场不能杀敌，于国于民没有一点用处，白白浪费衣服粮食，皇上今天要把你们全部杀掉。”侏儒们被这番话吓傻了，哭泣不止。东方朔接着说：“皇上过一会儿要从这里经过，你们快叩头请求免死吧。”汉武帝经过的时候，见这些人跪在路边，哭成一片。弄清原委之后，着人宣来东方朔，严肃责问这样做的理由。

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

——《汉书·东方朔传》

东方朔为自己说的话陈述动机的时候到了。

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
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汉书·东方朔传》

东方朔的回答，都是积压在心底的实话，因而自带三分理直气壮。但机智有趣，诙谐守度，一下子拉近了汉武帝与他的心理距离。

臣东方朔活着这么说，死也这么说。这些侏儒身高三尺，月俸一袋粟，钱二百四十。我身高九尺，也是一袋粟，钱二百四十。侏儒能撑死，我能饿死。如果皇上认为我可用，请提高我的生活待遇。如果不可用，请放我回家，不要让我在此白白浪费长安城的粮食。

东方朔的话讲得很巧妙，只是拿自己的身高和收入与侏儒比较。但弦外之音是，我是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特诏入宫的国家人才，却与倡优同等待遇，这就是皇帝的人才政策吗？还有一点挺重要，只说提高生活待遇，“幸异其礼”，没说提拔的话。跟皇帝直接要官，基本不会有好下场。

汉武帝开始喜欢他了。东方朔自此之后升职“待诏金马门”，这是一步有实质价值的跨越升迁。公车署在理论上是皇帝的文化参谋团队，却是在外围，连面见皇帝的机会几乎都没有。金马门署是内廷承值，是近侍，类似于机要秘书。“金马门者，宦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史记·滑稽列传》）

隔空猜物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东方朔在汉武帝心中有了重要位置。

汉代宫廷中流行一种高手之间的智力游戏，融奇门心法和占卜数理于一炉。这种游戏是专业级别的，普通人玩不了，古代称为射覆，用今天的话讲，叫隔空猜物。射覆是古代星占术“大六壬”中最深奥的一种，“六壬以射覆为先锋，奇门以克应为微妙”。基本方法是用盂、盆、罐一类器具，覆盖住一种物体，星象师运用八卦和五行原理隔空辨识物体的形状、大小、颜色、死活等。汉武帝对这种游戏很着迷，并且别出心裁，不断增加难度。让一个人待在一间屋子，星象师在另一间屋子，隔空说出人的性别、衣着、颜色、站立或坐卧、年长或年幼。或在墙的那一边摆放一盆植物，星象师在墙这边，说出植物的名称、几茎几枝、花开几朵。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也写到射覆，但已衍化为筵席间的行酒令。曹雪芹借宝钗的嘴，说出了古今的差异：“宝钗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后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

这一天，汉武帝召集多位宫廷星象师在一起射覆。预先把一只壁虎（守宫）藏在盆盂之下，把所有星象师都难住了，没有一个人射中。东方朔在一旁自荐说：“我研究过《易经》，请允许我试试吧。”于是以蓍草布置卦象，之后禀奏说：“臣以为是龙，却无角，是蛇又有足，擅长在墙壁上跂跂而行，脉脉而视。此物不是壁虎，就是蜥蜴。”汉武帝说：“善。”于是赐帛十匹。接下来又射覆多次，连续射中，每次均获赐帛缯。

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

——《汉书·东方朔传》

守宫是壁虎的一种，颜色玄青，体态巧小，是古代宫廷中的隐秘豢养之物，用以验证宫女的贞洁。据传说，此物的身体长到一定阶段，便在食物中混搭配以朱砂，渐渐朱砂增量，直至完全以朱砂为食，小壁虎们就中朱砂毒而终其生命了。肢体经过密闭阴干，不能受光亮，之后研磨成粉，称为守宫砂。女子入宫的最初几天，须接受一系列体检，贞洁是其中一项，检验合格，在其手臂的某个穴位以守宫砂涂点成痣，称守宫痣，相当于盖了一个已检验的章子。以后一旦有了男女交娱之事，守宫痣则自行消失。这个说法，只是民间风闻，未见史料记载，属于小说家言，也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射覆事件之后，东方朔就常侍汉武帝左右了。

三件天大的事

东方朔的了不起之处，是直言上谏汉武帝的三件私事。天子的私事，比公事都要紧，真真是天大的事。

第一件，力阻修建皇家园林上林苑。

汉武帝刘彻十六岁即位，雄心勃勃，当年就面向全国征召数百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入宫，组建成自己的文化参谋团队。这批人也称“贤良文学”。汉代的文学一词跟今天的含义不太一样。今天的人，把文章或小说、诗歌写成规模了，就称文学家。汉代的含义是以文成学，既饱学又见解出众的人。即位之初的刘彻自知羽翼待丰，此时也受制于皇太后，国家政务之事跟大臣们一样，须“奏事东宫”，因而收敛锋芒。但他韬光养晦的方式是积极的，一是“微行”，二是“狩猎”。

微行就是微服出访，做民意调查。从西安周围现存的池阳宫、黄山宫、长杨宫、宜春宫四处遗址来看，汉武帝当年把长安城周边的四个县——三原、兴平、周至、长安基本都走遍了，“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这四个行宫，都是刘彻当年“微行”的驻跸之处。

每年八九月间，是汉武帝的狩猎季，但此时也是秋作物的成熟时节，汉武帝狩猎的地方在终南山脚下，正是因为醉心于狩猎，第一件私事就被引发出来了。

汉武帝狩猎也是微服，不敢暴露天子身份，“常称平阳侯”。虽然是微服，但毕竟是皇帝出行，随员以及猎友众多，“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约几百人的队伍，夜里八点半从宫中出发，“漏下十刻乃出”，次日早晨到达终南山下，在庄稼地稻田中纵马追逐鹿、野猪、狐狸、兔子，还有过与熊肉搏的经历。“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

关于“漏下十刻”这个出发的时间点，需要做一点解释。古人夜漏计时，从黄昏六点开始，每个时辰八刻，相当于每小时四刻，每刻十五分。以此计算，“漏下十刻”为夜里八点三十分。

中国古人计时讲时辰，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以后，称中式计时为大时，西式为小时，大时一昼夜十二，小时一昼夜二十四。

如此规模的狩猎，践踏毁坏了大量农田以及待熟的莊稼，进而激起民愤。老百姓集体上访，“民皆号呼骂詈，相聚会，自言鄠杜（今西安市鄠邑区）令”。县令赶到现场，也不知内情，慑于狩猎的大场面，请求谒见平阳侯，但遭到外围警卫侍从的傲慢拒绝。县令大怒，拘捕了几名“非法分子”，审讯时见到宫廷内侍物品，才知道狩猎者是汉武帝，拘捕的几名侍卫验明身份后被释放。“令往，欲谒平阳侯，诸骑欲击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猎者数骑见留，乃示以乘舆物，久之乃得去。”县令不敢怠慢，将此事逐级紧急上报至丞相。丞相首先安排加强沿途安全保卫工作，之后又几经调整，做出了制度性决定，将阿房宫以南、周至县以东、宜春宫以西的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登记造册，规划建设上林苑。“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

汉武帝大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东方朔说话了。

上大说称善，时朔在傍，进谏曰：

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
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
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楷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

东方朔据理陈词，毫不顾忌：

臣听说谦逊恭谨，天应之以福报；
骄奢淫逸，天应之以异数。今陛下筑廊台，唯恐不高；
连囿园，唯恐不广。如果上天不报以灾变，京畿三辅之地尽可以成园苑，不必拘限于周至、鄠邑、杜邑。如果僭越礼制，上天报以异数，上林苑虽小，臣还是以为大。

接下来陈述不宜修建上林苑的三条理由：

终南秦岭，天下大阻，横亘中国。南有长江、淮河，北有黄河、渭河。“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终南山脚下的土地，可谓寸土寸金，“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如今在此规划修建上林苑，上侵国家财用，下夺农桑之业，这是其不可之一。“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

在这片膏腴之地修建上林苑，使荆棘杂木繁茂，扩大鹿狐兔的栖身之地，拓宽虎狼的生存空间，拆毁百姓的家居和墓冢，会出现幼者怀乡、老者哀家的社会不安局势，这是其不可之二。

营建上林苑这么浩大的工程，规划区域内地形结构复杂，还有多条河流在其中，狩猎仅是一日之乐，不值得天子为此劳神费心，这是其不可之三。

最后，东方朔又上纲上线，使整个话题愈发沉重：

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

商纣王建“九市之宫”而诸侯反叛，楚灵王筑章华台民心尽散，秦始皇营阿房宫天下大乱。这话说得真够狠的。

汉武帝对东方朔的直言上谏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是晋职加封，并赐黄金百斤：“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太中大夫”是待诏常侍中的最高职级，相当于四品。“给事中”在西汉时是加官，准允参议国家政事，相当于今天的领导职务之前，加任中央委员会委员。

上林苑依照规划正式动工兴建，“然遂起上林苑”，这一年是汉武帝即位第三年，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方朔的话，刘彻听进去了一部分，并且付诸实施，后来在上林苑内经常演习军事，训练军队。苑内出入的八条河流——渭、泾、沣、涝、潏、滈、浐、灞，也不断疏浚河道，兴于水利，并应用于漕运，此之后形成八水绕长安的大生态之美。

第二件，汉武帝的女婿昭平君。

汉武帝的同胞妹妹隆虑公主，老来得子，生了昭平君，之后尚汉武帝的小女儿夷安公主，昭平君由外甥又成了女婿。

昭平君自幼生性顽劣不堪，知子莫如母，隆虑公主去世之前，以巨资家财呈献给汉武帝，为儿子买“平安保险”，意在赎免死罪，并获得了汉武帝的特准：“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因，上许之。”隆虑公主去世之后，昭平君依旧放肆不拘，一次醉酒之后误杀了夷安公主的傅母。汉代贵族女子自幼有照料生活起居并兼教育的年长女性，出嫁亦随嫁，称傅母。昭平君杀了公主的傅母，是大案要案。廷尉（九卿之一，最高大法官）不敢怠慢，紧急奏报汉武帝。依照汉律，此罪当诛。相关大臣以隆虑公主生前已“豫赎死罪”为由，为肇事者开脱罪责，“前又入赎，陛下许之” 。汉武帝左右为难，但痛定思痛，最终还是决定将女婿绳之以法。

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

——《汉书·东方朔传》

在朝廷上，汉武帝泪流满面地说：“我妹妹老来得子，生前将昭平君托付于我。但国家法律，是先帝制定的，如果我以兄妹之情枉法，百年之后有何面目入嗣高庙（汉高祖刘邦庙陵，称高庙）。置国法于不顾，更是有负于天下百姓。”左右大臣闻听此言，均悲伤不已。

这时候东方朔说话了，并为皇帝祝福祝寿：

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觞，昧死再拜上万岁寿。”

——《汉书·东方朔传》

东方朔上前，首先恭祝汉武帝万岁寿，然后说：“臣听说圣王治理国家，赏不避仇，诛不择亲。《尚书》有言，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两者，都是五帝与三皇特别看重的，陛下刚才的所思所行，是为了四海之内百姓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奉觞再拜，敬祝陛下万岁长寿！”

上乃起，入省中，夕时召让朔，曰：“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今先生上寿，时乎？”

汉武帝听罢，起身默默离朝，至省中殿。省中即禁中，是朝殿与寝殿之间的处所，为朝会之后的局休之地，非近侍不得入内。到了晚上，差人召来东方朔问话：“古訓讲，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别人就不会讨厌他。先生在今天这样的场合说祝寿的话，适合吗？”

又到了东方朔为自己的话陈述理由的时候。

朔免冠顿首曰：“臣闻乐太甚则阳溢，哀太甚则阴损，阴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气及。销忧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讳，当死。”

——《汉书·东方朔传》

东方朔脱帽叩首，说：“臣听说，一个人过于高兴会导致阳气外泄，过于哀伤会阴气损失，阴阳骤变失衡则心神涣散，心神涣散则邪气及身。销愁莫若酒，臣为陛下的高风亮节而感动，因此以酒祝寿为陛下止哀。但愚臣不守忌讳，该死。”

说这些话的时候，东方朔还是“戴罪之身”，身上背着处分。一次醉酒之后，他在大殿内小解，被人弹劾，以大不敬之罪罢官免职为庶人，在“宦者署”停职察看，因为这次祝寿谏言，官复原职，并赐帛百匹。

先是，朔尝醉入殿中，小遗殿上，劾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因此对复为中郎，赐帛百匹。

——《汉书·东方朔传》

第三件，跟“主人翁”做对头。

馆陶公主是汉武帝的姑姑，也是他的首任岳母，五十岁丧偶之后，包养了一个小鲜肉，名字叫董偃，汉武帝尊称“主人翁”。

汉武帝刘彻的第一次婚姻是政治婚姻。

馆陶公主刘嫖，是汉文帝的长女，汉景帝的姐姐，下嫁堂邑侯陈午，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即是成语“金屋藏娇”的那位陈阿娇。刘彻是汉景帝第十子，依靠宫廷政治争斗七岁时被立为太子。宫廷争斗得以成功的主要推手就是姑姑刘嫖，刘嫖开出的前提条件是陈阿娇做皇后，刘彻十六岁即位之后履约成亲。陈阿娇身为皇后妄行骄肆，且无子，在汉武帝即位第十年被废，“秋七月，大风拔木。乙巳，皇后陈氏废”。（《汉书·武帝纪》）

董偃的母亲是珠宝商，经常出入馆陶公主在长安的府邸。十三岁那年董偃被留在府中，教以“书计相马御射”，十八岁“圆房”，史书称“侍内”，依年龄计算，馆陶公主此时差不多六十岁了。

初，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始偃与母以卖珠为事，偃年十三，随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见，曰：“吾为母养之。”因留第中，教书计相马御射，颇读传记。至年十八而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

——《汉书·东方朔传》

依照汉律，私侍公主是死罪。馆陶公主为保平安，呈送私家园林长门园给汉武帝，并赠送皇帝身边的官员大量钱物，“上大说（悦），更名窦太主园为长门宫”，“主乃请赐将军列侯从官金钱杂缯各有数”。汉武帝对姑姑也是有感情的，因而对此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有一次到公主府上看望姑姑，还主动提出见董偃，并且发明了“主人翁”这个称谓，“愿谒主人翁”，语气也比较尊重。自此之后，这个称谓就被叫开了，董偃也进入贵族圈子，时常参加各种游乐聚会。

这一天，汉武帝在未央宫宣室殿赐宴馆陶公主，诏令董偃随行。

东方朔持戟立于殿下，上奏说：“董偃当斩之罪有三，不能入殿。”

汉武帝说，“具体说一下。”

“董偃以人臣私侍公主，此罪一。败男女之化，乱婚姻之礼，伤王制，此罪二。陛下深入研究《春秋》和‘六经，以王道正统治理国家，董偃不学无术，醉心奢靡，是国家之大贼，陛下之大魅，此罪三。”

汉武帝沉默良久，说：“我已经邀请了，下不为例吧。”

东方朔说：“不可以。未央宫宣室殿是先帝规制的国之正殿，违法度者不得入内。”

汉武帝说：“好吧。”令人在北宫（北宫在长安城北隅）另外赐席，引董偃从东司马门出未央宫。未央宫是西汉的国家大朝正宫，四面各辟一座正门，称司马门。皇帝出入宫城，以及文武百官进出皇宫，均自北司马门。东司马门在此事之后，改称为东交门。

汉武帝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

董偃在皇帝赐宴的宫殿现场，被东方朔阻止，由正宫门进入，由偏宫门被引出，相当于被清理出场。这不是伤面子的事，而是斥以自知之明的迎头棒喝。董偃之宠由此事之后衰弱，三十岁时患“忧郁症”而终。又过了几年，馆陶公主去世，不顾多方阻挠，与董偃合葬于霸陵之内。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园，文帝生前有遗诏，长女馆陶公主赐葬霸陵。馆陶公主与董偃的“黄昏恋”，依现代观念来看，她也是一位敢爱敢恨敢破大枷锁的奇女子。但史书的评价很严厉，指馆陶公主开启了一种坏风气。“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

有深趣的灵魂

认知东方朔，是一件挺费思量的事。他的人生，是由一系列“出格之举”结构而成的。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观察西汉时代的一个人，中间隔着两千多年的纵横沟壑，能够看清楚什么呢？而且对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在非理性的生态中，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所谓的道德规范，往往是一个大人物或一个利益集团，由着所在时代的需要定制出来的。时代变了，又出来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利益集团进行修订或另起炉灶。观念的变化和朝代更替一样割裂而残酷，只是闻不到血腥气味而已。在专制的社会形态中，出格的人和事是大概率的，因为“格子间”太多。只是各种出格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能做到明哲保身，才成为稀罕的事。

胸藏大义的人，未必也不必都是一副凛然的样子，星辰各自发光，神仙不同面貌。事实上，通往大义臻境也没有成规的道路作基本的遵循。每一位智者都坚持着自己的行为姿态，或摸黑抓瞎，或披荆斩棘，最终登顶的被推崇誉为圣哲。东方朔没有登顶，没有成为师范天下的人，但也不是半途而废，他是一个极特殊的文化存在。《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和判断，是模棱两可的，半是叹赏半是疑虑，东方朔如在大雾中走动的一团影子。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去触摸这团影子包裹着的那颗灵魂。寻找鲜活的灵魂，应该正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动机所在。

我們再选取两个细节，具体打量一下东方朔。

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悦）也。时诏赐之食于前。饭已，尽怀其余肉持去，衣尽污。数赐缣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赐钱帛，取（娶）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娶）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娶）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

——《史记·滑稽列传》

《史记》中的这段记载，用今天的眼光看，东方朔基本就是一个“官渣”。

汉武帝赏赐给他的食品，在皇宫里享用之后，剩下的肉还要打包，但不用器具，而是揣在怀里带回家，“衣尽污”，官服是没法看的。所赐的缣帛，全部肩挑背扛，如同贩夫，半点官仪也不讲。“檐揭”这个词生动形象，檐然若揭，像背负着一个大屋檐。“缣帛”在当年是难得之物。帛是丝绸，官宦贵族人家用来做衣服、帽子、围巾。缣是更细的丝织品，也称绢，是双经双纬的丝织物，细致绵厚，纸张发明出来之前，用来书写记载重要的事，称“缣书”，或“帛书”“素书”。汉武帝赐给东方朔的“缣帛”，既有丝绸，还有上等的“宣纸”，但他在大殿上是“檐揭”着弄走的，想一想这个样子都好笑。接下来的事，就不那么好笑了。汉武帝赐给他的大量钱财，尽数花在女人身上。如果花在一个女人身上，是爱情，他是花在众多女子身上。“徒用所赐钱帛，取（娶）少妇于长安中好女”，把钱和丝绸用于娶长安城里的漂亮姑娘，而且是公开的，不遮遮掩掩的，基本上每年换一个媳妇，“率取（娶）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娶）妇”。

东方朔作为皇帝的内廷常侍，就是这样一个大不拘的形象，但因为汉武帝喜欢，谁也没有办法。“数召至前谈话，人主未尝不说（悦）也。”褚少孙显然是看不惯这些的，因此补写《史记》时，将他列入《滑稽列传》。

汉代的婚俗，与今天差异很大，娶妻休妻比较随意，官员和贵族阶层更是如此。馆陶公主包养小鲜肉董偃就是公开的，后人讲“脏唐臭汉”，即是针对此类事。在此之后，到汉宣帝刘询时召开过一次“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史称“石渠阁会议”。全国二十三位大儒聚集一堂，会期一个多月，由丞相主持，汉宣帝每天出席旁听。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照“五经”，议定人们日常行为的国家标准。上至朝廷礼仪，下至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婚丧嫁娶也包括在其中。“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人最早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中首次提出的。会议之后，把每位大儒的观点汇辑成书，名叫《石渠议奏》，可惜这部重要的论文集佚失了。到东汉时候，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洛阳白虎观又召开了一次相同内容的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会议“仿石渠故事”，依照“石渠阁会议”的内容和方式召开，由《汉书》的作者班固担任大会秘书，整理成会议纪要《白虎通义》，此书留存至今。

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早）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汉书·东方朔传》

禇少孙在《史记》中对东方朔生活细节的记述是有些情绪化的，真实度有待考据。但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的这一段记载，合乎东方朔的个性。

盛夏里的一天，汉武帝诏令赏赐侍从官员肉食。太阳落山了，郎中令也不来宣诏。东方朔自己拔剑割下一块肉，对左右同僚说：“伏天应当早些把肉带回家，我们接受赏赐吧。”提上肉就下班走了。郎中令将此事奏上，第二天东方朔入朝时，汉武帝责问：“昨天赐肉，不待宣诏，自己割肉就走怎么回事？”东方朔脱帽谢罪。汉武帝说：“先生自我检讨吧。”东方朔再拜，说：“东方朔呀东方朔，受赐不待宣诏，何其无礼！拔剑割肉，何其威武！割之不多，何其自律！把肉带回家给媳妇，何其仁爱！”汉武帝笑着说：“让先生自我检讨，反而自夸！”再赐酒一石、肉百斤，东方朔统统背回家交给媳妇。

还有两次君臣对答的细节，也是典型东方朔制式的。两个问题难度都大，都是放在炉子上做烧烤。一是汉武帝问他，怎么评价我这个皇帝，一是他怎么评价自己。

（汉武帝）尝问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也？”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

——《汉书·东方朔传》

汉武帝问：“先生怎么看我这个皇帝？”

东方朔说：“从尧舜之盛，到成康之治（周成王、周康王），没有超越当今之世。我看陛下的功德，在五帝、三王之上。如能诚得天下真正的贤士英才，以其才能各居公卿之位，比现在的局面会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东方朔以古代的至贤人物，给汉武帝组建了一个超豪华的工作团队：

周公和邵公为总理；
孔子为中央纪委书记；
姜太公为三军统帅；
毕公（周武王时的名臣，与周公、邵公合称三公）为太师，以备拾遗；
弁严于为卫戍区司令；
皋陶为司法部长；
后稷为农业部长；
伊尹为宫廷内务总管；
子赣出使国外；
颜回、闵子骞为总督学；
子夏为国家意识形态总监；
益为右扶风（西汉时京畿地区分三个区划管理，称三辅，分别为右扶风、京兆尹、左冯翊）；
子路为首都地区警察总长；
契为外交部长，关龙逢为皇族事务总干事，伯夷为京兆尹；
管仲为左冯翊；
鲁班为大国工匠协会主席；
仲山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申伯为皇帝办公室主任；
延陵季子为河湖办总指挥；
百里奚為藩属国事务负责人；
柳下惠为后宫总管；
史鱼为中央纠风办主任；
蘧伯玉为帝师；
孔父为太子事务总管，孙叔敖为特别行政区主任，子产为省长；
王庆忌为侍卫长；
夏育为国旗护卫，羿为皇帝仪仗队先驱骑手，宋万为皇帝出行保障官。

话是玩笑着说的，但诙谐方正，绵里藏针，信口开河的背后，隐寓着劝谏皇帝选官用人应量才设置。汉武帝听懂了，也听进去了，因而“上乃大笑”。

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皃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朔对曰：“臣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脽尻，遗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对澹辞，皆此类也。”

——《汉书·东方朔传》

汉武帝列举出当朝十五位重量级人物，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倪宽、大儒董仲舒、夏侯始昌、辞赋家司马相如、太史司马迁等，让东方朔与这些人比较一下，“先生自视，何以比哉？”东方朔把这些人从头到脚数落一通，用语尖酸刻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说这些人站没站相，走没走相，“遗蛇其迹，行步偊旅”。最后的结论是，我一个人可以抵十五人。“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

《史记·滑稽列传》里的一处笔误

《史记》中记载东方朔的一则轶事，时间和地点与史实有出入。

建章宫后阁重栎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愿赐美酒粱饭大飱臣，臣乃言。”诏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于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

——《史记·滑稽列传》

建章宫的重阁深院中发现一种动物，样子像麋。灵物现身，不知是吉是凶，汉武帝听到奏报后前往察看，左右大臣以及相关专家都不知为何物。诏令东方朔辨识，东方朔说：“我了解这种动物，但得先赐我一顿大餐，我才说。”汉武帝准允。美餐享用之后，又说：“某地有一处公田，也不是什么好地方，鱼池杂草丛生之地而已。如果陛下赐给我，我就说。”汉武帝又准允。东方朔说，“这种动物就是传说中的驺牙。此物显身，兆示远方有大义者来归。这种动物的前后牙齿一样，没有门牙，因此称之驺牙。”一年之后，匈奴浑邪王率十万士兵归降汉朝。汉武帝又赐东方朔数值可观的钱财。

建章宫的起建时间是公元前104年二月，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汉朝是公元前121年秋天，浑邪王义归十七年后，建章宫才开始修建。

公元前104年是汉代的“历法改革年”，这一年颁布施行新历法《太初历》，改年号为“太初元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史记·封禅书》）

国家更改正朔，以农历一月为岁首正月，这是极其重大的事。在此之前，汉代的历法承袭秦朝的“颛顼历”，是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汉书》十二篇皇帝纪中，记载每年大事记的时间顺序，均从“冬十月”开始，就是突出强调公元前104年的这次改历更朔。

汉代之前，中国有六种历法：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古六历”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岁首正月设置的不同。黄帝历、周历、鲁历以冬至所在月，即农历十一月为岁首正月（中国古人的天文观，以冬至日为一年开始的第一天）。殷历以冬至月之后一个月，即农历十二月为岁首正月。颛顼历以冬至前一个月，即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太初历以夏历为基础，以农历一月为岁首正月，既遵循天体运行规律，也结合农作物生长时令。我们今天的历法是由“太初历”不断改进而成的。

公元前104年二月起建章宫，五月颁行“太初历”，诏令改元正朔，这两件事是前后关联的。

建章宫是规模宏大的古代皇家建筑群，在长安城北，与未央宫有辇道相连属，号称“千门万户”，周长二十余里。“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史记·封禅书》）

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汉朝，发生在公元前121年秋天，《汉书》中《武帝记》和《匈奴传》均有记载：

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

——《汉书·武帝纪》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

——《汉书·匈奴传》

浑邪王率众降汉的背景是这样的：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之际，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将士北出陇西，过焉支山、祁连山，连战连胜，杀匈奴四万余人。匈奴西部战区统帅是浑邪王和休屠王，单于迁怒两位将军指挥不利，“欲召诛之”，浑邪王和休屠王迫不得已，决定降汉，汉武帝令霍去病前往受降。但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斩杀，之后率将士归降汉朝，号称十万，实际上是四万余众。

浑邪王归汉后受封漯阴侯，封地在山东禹城一带，邑民万户。其四万余众分散五处安置，其中大部分安置在河南郡，今洛阳一带。当年河南郡经济实力疲弱，甚至拿不出这一笔安置费用，是由养羊大户卜式出资捐助的。《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中，对此也有具体记载：

岁余，会浑邪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贫民大徙，皆卬给县官，无以尽赡。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

浑邪王降汉之时，国家花钱地方多，国库空虚，太多流民也无力安置。卜式出资二十万钱给河南郡太守，作为安置费用。卜式因为捐资助国，被汉武帝破格重用，由工商界人士进入仕途，后升至三公之一，任御史大夫。

如果《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东方朔的这一段轶事属实，那种叫驺牙的吉祥动物则不是在建章宫中被发现的。

最后说出口的话

东方朔最后说出口的话，是这样的：

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

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

——《史记·滑稽列传》

东方朔最后上奏的谏言，是《诗经·青蝇》里的话：青蝇一路营营叫着，停落在篱笆上。平和近人的君主，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昌行之地，四邻不安。愿陛下远小人，退谗言。汉武帝听后觉得怪怪的，“今天東方朔怎么有话好好说了？”几天之后，东方朔病故。

《论语·泰伯》中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在禇少孙看来，东方朔一生都在演戏，很是看不惯东方朔的言行举止态度。他在《史记》中用《论语·泰伯》的这句话述评东方朔，用心之处是这句话后边的一段文字：

曾子曾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
正颜色，斯近信矣；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论语·泰伯》

君子之道有三：一是动容貌，指举止和言行合乎于礼数。《孟子·尽心》中对“动容”也有相关定义，“动容周旋于中礼者，盛德之至也。”二是正颜色，神态坦诚守正，不做怪，不机巧，则近于信。三是出辞气，说话言辞讲究，语气慎重，则远离野俗、悖理。

禇少孙应该是看到位了。

汉武帝也认为东方朔的方式是演戏，但他不排斥有戏剧色彩的人。

东方朔生前的这次谏言，一反他既往的说话方式，而是以“恺悌君子”的传统标准，劝谏汉武帝，因而汉武帝以他的“改邪归正”而“怪之”。

“恺悌君子”，是古代中国人对国家君主的标准素描。“恺悌”是和颜悦色，平易近人的意思。“恺，乐也。”《说文》，悌，本义是敬长上，引喻为敬上爱下，其情融融。《诗经》中有多篇出现“恺悌君子”这个形象，在《小雅》中，除《青蝇》外，还有《蓼萧》，尤其是《大雅》中的《洞酌》和《卷阿》两篇，对“恺悌君子”这个形象还有具体描述：

泂酌彼行潦，远远的，去小溪中舀水回来

挹彼注兹，储入这个水瓮

可以餴饎。煮饭烧菜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民之父母。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远远的，去小溪中舀水回来

挹彼注兹，储入这个水瓮

可以濯罍。洗濯酒具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民之攸归。民之依靠

泂酌彼行潦，远远的，去小溪中舀水回来

挹彼注兹，储入这个水瓮

可以濯溉。洗濯祭器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民之攸塈。民之所向

——《诗经·大雅·泂酌》

有卷者阿，婉延迂回的山岭

飘风自南。有南风吹过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来游来歌，且游且歌

以矢其音。请您听取臣等献上的采诗

伴奂尔游矣，或逍遥于其间

优游尔休矣。或闲庭信步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俾尔弥尔性，寿以永昌

似先公酋矣。承续大周族脉功德

尔土宇昄章，辽阔的大周疆域

亦孔之厚矣。幅员广袤富饶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俾尔弥尔性，寿以永昌

百神尔主矣。百神佑护

尔受命长矣，承天命之久远

茀禄尔康矣。福禄安康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俾尔弥尔性，寿以永昌

纯嘏尔常矣。福荫久常

有冯有翼，贤士良才环绕辅佐着

有孝有德，有孝有德

以引以翼。有为有序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四方为则。法则四方

颙颙卬卬，温敬敦厚气宇轩昂

如圭如璋，如圭如璋的品质

令闻令望。名闻遐迩

恺悌君子，恺悌君子

四方为纲。纲纪四方

——《诗经·大雅·卷阿》（节选）

蓼彼萧斯，茂盛高大的青蒿

零露泥泥。露珠在叶子上湿润明亮

既见君子，我见到的周天子

孔燕恺悌。安详亲切

宜兄宜弟，情如兄弟

令德寿岂。德昭永昌

——《诗经·小雅·蓼萧》

东方朔的谏言“绝唱”，由异类回到常态，这种老生常谈式的劝谏是不需要陈述动机的。临终前，东方朔终于脱下了戏装，这位老戏骨，演了一辈子戏，以种种出格的戏法明哲保身，大隐于朝。东方朔也尝试过改变形象，从最初因为汉武帝把“贤良人士”与“俳优侏儒”同等待遇而慷慨陈词，之后也曾专门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辞数万言，终不见用”。后来放弃了，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大隐于朝廷。

皇帝里把倡优和学士画等号的，不只是汉武帝，清朝还有乾隆帝，他训斥纪晓岚时有一句“名言”：“朕以为你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涩何敢鹿妄国事？”（《清清外史》）

再把话说回来，中国大历史里，在皇帝身边能得以善终的人，演戏的可是不在少数，或长袖善舞，或醉酒当歌，或揣着明白当糊涂，而东方朔“谈何容易”的方式，倒是几近于真的一种。

谈何容易

东方朔是“大隐于朝”的典型，他自己也以此自诩：

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於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

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史记·滑稽列传》

东方朔的方式，不是遇事装糊涂，也不是给自己的嘴上安一把锁，做缄默者。事实上，东方朔是一个“爱表达”的人，但他的表达，总能够找到让听者接受的方式。比如给人服药，药是苦的，还有些异味，智慧的生产厂家就给药加一层包装，做成胶囊。特别要强调的是，包装不是伪装，患者心里十分清楚，里边是治病的药。胶囊也不是糖衣，糖衣是用来哄孩子的。

“谈何容易”这个成语，是东方朔首创出来的，基本内涵有两点，第一，臣子向皇帝直言上諫，被认可或被宽容是不易的。此处是高危地带，如果发生激烈碰撞，双方均是严重受损者。臣子丢了性命，皇帝背负杀贤臣的千古恶名。第二，臣子的直言上谏，一旦被皇帝包容，并付诸实施，或部分实施，是两全其美的事，不仅化险为夷，所上谏的内容也实现了价值最大化，既保全了臣子和皇帝双方，还使国家和百姓受益。

东方朔写有《非有先生论》一文，专门阐述这个观点。文章中虚构了吴王和大臣非有先生的对话。非有先生在吴国为官已经三年了，半句谏言也没有。吴王“怪而问之”，非有先生引经据典又深入浅出地说了一大通话，核心之意就是“谈何容易”。以吴王和非有先生作为人物的名字，不仅仅是别开生面，也是给这一剂苦药外边，包装了一层胶囊。

《非有先生论》以中国历史中六位名臣作为论点的关照，六位大臣分为三组，三种君臣互动案例，三种人生结局。关龙逢和比干被杀，接舆和箕子被迫隐居和流亡，伊尹和姜太公青史著名、彪炳千秋。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

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

——《汉书·东方朔传》

关龙逢是夏朝最后一任君主桀的大臣，比干是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的大臣。两位大臣因为“深谏”和“直言”丢了性命，这是君臣双损，终致亡国的例子。东方朔以这两个人为例子，而且放在文章前面，是有用心的，寓指夏桀和商纣因为昏聩和失明成了亡国之君。关龙逢和比干尽忠职守，思虑国家，忧心百姓，直言和深谏的目的，是为了剪除君主之祸。但夏桀和商纣对此无视，以两位贤臣诽谤君主，无人臣之礼治罪，致使“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最终国破家亡。

“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汉书·东方朔传》）

接舆避世，箕子被发阳狂，此二人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

——《汉书·东方朔传》

接舆和箕子是避世之臣的典型。

接舆是楚国的贤人，楚昭王请他出山为官，他坚辞不就，与家人隐居峨眉山，养性山林，淡泊人生。《论语》中也有接舆的身影，孔子游楚时，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凤鸟，凤鸟，你的品德怎么衰弱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且罢，且罢，今天的政治人物心地险恶呀。”孔子下车，想与他交谈，接舆却快闪离开了。“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箕子这个人更加了不起，他避开不喜欢的世道，自己开辟建立了一个国家。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不满暴政，先是佯狂装疯，之后隐居。周武王灭亡殷商，四下寻找箕子的下落，请他出山事周。箕子坚辞，但感于周武王的诚意，就如何治国理政以及一国之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修养和品行，与周武王做了一番生动交流，相当于给周武王上了一堂“思政课”，于是才有了《尚书》中那篇著名的文献《洪范》。《洪范》这篇文献，到了汉代和唐代，成为古代官员政绩与政德考核的基础与标准。箕子与周武王谈话结束后，带领五千位能工巧匠，出走东北，几經周折到了朝鲜半岛，建立了箕子朝鲜国。

东方朔就接舆和箕子的品行和功德，发出由衷的感慨：如果这样的贤良之人当年遇到明君，“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

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

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

臣子之职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

故曰：“谈何容易！”

——《汉书·东方朔传》

伊尹在中国古代，是神一样的大人物。出身于苦寒人家，由奴隶而成为帝王师，襄助商汤开国建业，建立商朝。之后总理国家，通天象，知军事，务农业，养民心，而且道德圆满，师范天下。伊尹是中华医祖之一，《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即为伊尹所撰。伊尹庖馔人家出身，还是中国第一大厨，创立“由厨入宰”的神话，以“五味和论”和“火候论”佐理政治。因此东方朔说“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姜太公佐助周文王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此处不再赘语。

伊尹与姜太公是君臣合作的典范，关龙逢与比干是不合作的例证，接舆与箕子是君臣互相放弃的代表，如此如彼，“岂不哀哉”。

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武死战，文死谏”。武死战，是没有歧义的，将军裹尸疆场，为国家利益捐躯，是大功大德。而文死谏，有个别细节值得讨论。文化人物遭遇昏君不惜死命上谏，是襟怀报国的胆气。大臣因为直言上谏被诛身，确实是悲痛的事，但转换一个视角去看，如果谏言内容所涉及的领域由此成为禁区，则更是悲痛的事。文化人物的责任是以其智慧推动社会进步，给国家通畅思想禁区，而不宜增置禁止入内之地。此外，中国大历史里，还有一种极端的个案，文化人物因为“政治性忧郁”而陷入思维的死胡同，跟上峰死杠上了，甘愿一死，以自己的“清名”倒逼上峰背负昏君恶名。从根本上说，这是把个人的得与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