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论析

摘 要：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精粹、最优秀、最重要的部分，又是中华廉政文化的根基所在、灵魂所在、核心所在、价值所在，更是由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道德理念，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政治道德原则和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政治道德实践有机构成的道德体系。从全面从严治党和切实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视域和实践要求出发，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无论是对中华优秀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
廉政文化；
道德精髓；
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7-0119-0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20ZXB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卫国（1960—），男，陕西武功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独特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既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中华廉政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蕴含着中国古代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实践智慧，更蕴含着具有现代性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其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精粹、最优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廉政文化的根基所在、灵魂所在、核心所在、价值所在，更是涵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重要道德资源。中华廉政文化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问题的提出，是从道德建设的角度，对中华廉政文化的现实观照和理论反思，更是对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道德理念、政治道德原则和政治道德实践等有机构成的政治道德体系的理论建构。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强调政治道德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华廉政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从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视域和实践要求出发，深刻揭示中华廉政文化的政治道德理念、政治道德原则和政治道德实践的基本内涵和核心价值，“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3］，无论是对中华优秀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道德理念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4］139政治道德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关系伦理和政治美德，以及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政治道德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念，既是由政治制度道德、政治主体道德和政治活动道德等结构要素有机构成的整体，更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由此决定的政治制度道德、政治主体道德和政治活动道德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就缺乏活水源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4］145因此，相对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道德、政治主体道德和政治活动道德而言，政治道德理念既是政治道德的基础，更是政治道德的灵魂，不仅在政治道德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在政治道德实践中具有政治道德导向、政治道德规范和政治道德激励等重要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廉政文化中的政治道德理念作为中华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基础和灵魂，以“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道德理念为核心，既是其政治道德原则立论的思想前提和实践基础，更是政治道德实践的价值导向、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作为治国理政的政治道德理念与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以“仁”为核心价值理念，以“天下为公”为社会理想和终极关怀，既是对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和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政治道德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价值认同与理性自觉。因为无论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还是周公的“敬德保民”，都不只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本质性要求，更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不只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和避免人亡政息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内在根据和思想渊源。那么，在“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道德理念中究竟蕴含着怎样深刻的思想内涵？或者说，其作为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的根据究竟何在？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历史地看，“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命题，以社会治乱为旨归，不仅是对“三代”之治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基于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原因的深刻反思和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5］。其中涉及为政者应当具有的“品性之德”“社会治理之德”及其修养的问题，即为政者个人应当具有的品行操守及其对社会治理或社会秩序建构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率先垂范和自觉践行。具体来说，就是要“据于德，依于仁”；
以“德”治天下，行“仁政”；
要“仁民”“爱民”“富民”“教民”“乐民”。对于为政者而言，达到这样的实践要求和理想境界，最根本的就是要“正己”，就是要“修身”，就是要按照政治道德的实践要求，不断完善自己。《大学》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要“修己”：“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就是要“修”之以“道”，“修”之以“仁”；
就是要以“道”、以“仁”为标准和尺度，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德”作为“道”之为“道”的本质属性，体现在“人道”上的实质和核心是“仁”，体现在“为政”上，其实质和核心也是“仁”。对此，孔子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孟子云“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离娄上》），“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而其之所以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道不远人，人能弘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因为无论是“道”还是“仁”本来就是人所固有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客观存在。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由此可见，“政者，正也”之“正”亦即“正身”之“正”，是“正己”之“政”。“正身”就是“修身”，也就是“修己”，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惟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力量，才能如眾星拱月般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才能达致政通人和的政治理想境界。而这也正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作为中华廉政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原因。

二、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政治道德原则

原则既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为准则，更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行为规范和核心价值体系。政治道德原则既是政治道德理念在政治道德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本质要求和行为准则，更是政治主体在政治道德实践中形成的长期发挥作用并获得广泛认同的政治道德行为底线，也是政治道德主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和重要尺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以政治道德实践为基础，二者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相互转化，直接构成了为政者的道德底线和道德境界，是中华廉政文化的政治道德原则。其作为中华廉政文化的政治道德原则，既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政治道德理念的逻辑递归和本质要求，更是中华廉政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核心价值和目标追求。

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作为为政者的道德底线、政治道德原则和政治道德境界，一是由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因为为政者的道德状况不仅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生态相联系，而且与一定社会治理效能相联系；
为政者的道德状况作用于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不仅对一定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影响，而且更与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晏子春秋·问下四》载：“（齐）景公问晏子：‘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这里将“廉政”與社会长治久安相联系，所强调的正是清廉从政、勤勉奉公在社会长治久安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由政治道德实践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决定的。具体来说，首先因为清廉从政、勤勉奉公是为政者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如《尚书·皋陶谟》以“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为“为政”之“九德”。如《管子·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德”之“四维”。其次因为清廉从政、勤勉奉公是从政者的道德要求或道德评价标准。如《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如苏轼《六事廉为本赋》云：“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举其要兮，廉一贯之。”“六事廉为本，先圣之贵廉也如此。”如明王文椂《廉矩·试廉精别章》云：“《周官》小宰六计，弊群吏之治，而贯以一廉。廉也者，吏之本也，……成周重廉也。”最后因为清廉从政、勤勉奉公是从政者的道德底线和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韩非子·奸劫弑臣》云：“‘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巅，堕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东汉学者王逸《楚辞·章句》注云：“不受曰廉，不污曰洁。”相对于“贪污”和“受贿”而言的，不“贪污”和“受贿”，即可谓之“廉”或“廉洁”。

《晏子春秋·内篇》云：“廉者，政之本也。”“廉”不仅与“政”相联系，而且更与“公”相联系，既是对从政者的基本道德要求，更是从政者应当遵守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廉”与“政”“公”相联系，既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要求，更是为政者的基本道德底线，是防腐拒贪的最后防线。惟其“廉”“公”，政治才能清明，才能赢得民众的信赖、支持和拥护，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故“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
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败”（《御定人臣儆心录》）。“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记》）事实上，“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行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6］8。从为政以德的理论视域和实践要求来看，究竟怎样才能做到“廉”或“清廉”呢？总体上说，就是要以“德”为本、以“仁”为本，要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公私观、义利观和荣辱观。

其一，要“奉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既是天地万物之道，是中华文化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更是中华廉政文化强调“勤勉奉公”的内在根据、道德支撑和价值指引。“公生明，廉生威。”“奉公”既是“为政以德”的基本内涵和道德要求，更是“清廉从政”的目标指向和前提条件。其作为为政者的职责所在、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一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二是要“克己”“律己”，要“轻恬资财”。《韩非子·解老》云：“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要“欲而不贪”，如《孟子·离娄下》云：“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三是要“不持利以伤廉”。《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云：“不苟合以隐衷，可谓不失志；
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四是要“见利思义”，“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庄子·让王》云：“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吕氏春秋·忠廉》云：“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富贵而忘其辱。”

其二，要“勤勉”。“勤勉”既是为人之本，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奉公”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要求，更是为政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做到“勤勉”，一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二是要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有所作为。《论语·子路》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南宋真德秀《渝州县官僚》云：“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则职业隳驰，岂不上辜朝寄而下负民望乎？”

其三，要“知耻”。“知耻”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胸怀天下，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道德底线和内生动力，更是为政者应当具有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孟子·告子上》云：“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义也。”《欧阳修散文全集·廉耻说》云：“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云：“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朱熹《四书集注》云：“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知耻”既是道德自律的前提条件，更是为政者作为政治道德主体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最后道德底线和道德防线。“不知耻者，无所不为。”［4］145要做到“知耻”，就要“明道”“自省”“慎独”，要加强道德认知和自我道德修养，增强道德意识，提高道德自觉实践能力，做到“知行合一”，以“止于至善”。

三、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政治道德实践

“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4］141俭约自守、力戒奢华既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道德理念的实践要求，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政治道德原则的实践路径，更是二者的落脚点，是防腐拒贪的重大举措和根本保证。何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以俭约自守为基础，以力戒奢华为前提和条件，所强调的不仅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自律性的本质特征，而且是对其作为坚守反腐倡廉最后屏障的有效途径的价值认同。因此，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道德理念出发，按照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政治道德原则及其实践要求，深刻揭示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基本内涵及其作为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与核心价值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是深化中华廉政文化研究的内在要求，更是充分彰显其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的必由之路。

历史地看，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以“俭约”一词为表征。而“俭约”作为对“勤俭节约”一词的凝练或缩写，虽然较晚出现于清代学者金缨的《格言联璧》之中：“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
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但其作为一种最为基本的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其一，要“节用而爱人”。“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更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节用”以“爱人”为前提和条件，是“俭约自守”的基本内涵、实践要求和路径选择。大道至简，惟其“俭约自守”才能达致清静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和境界。《论语·学而》载孔子之言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荀子·天论》云：“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朱熹《四书集注》释“俭”云：“节制也。”释“节用而爱人”云：“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则必至于害民。”“节用而爱人”不仅属于政治道德范畴，而且更是以“俭约自守”为核心价值的政治道德建设的实践路径。

其二，要“以俭为德”“俭而有度”。“以民为本”既是“节用而爱人”的思想前提、内在要求和集中体现，更是“俭约自守”的内在要求、实践路径和逻辑必然。“俭约”以“自守”为前提和条件，不仅强调其作为一种“美德”的政治学意义，也注重其作为一种政治道德的实践要求和路径选择。《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载鲁国大夫御孙之言曰：“俭，德之共也。”以“俭”为人所共有之德。又如《论语·学而》载子贡之言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魏源《默觚下·治篇十四》言：“俭，美德也；
禁奢崇俭，美政也。”从其作为“美德”的意义上说，“俭约”以“俭”为核心，所谓“俭”，首指“勤俭”。“俭”以“勤”或“勤劳”为基础，是在“勤劳”基础上的“节俭”“节用”“节约”。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勤劳”既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前提，更是人应当具有的道德品质。“勤劳”基础上的“节俭”既是对自己和他人劳动及其成果的尊重，而且意味着对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尊重。当然，无论是“节俭”还是“节用”，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节俭”“节用”，而是“制节谨度”“俭而有度”。所谓“制节谨度”“俭而有度”就是要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使之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关键是要适度，就是要与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否则就会失去应有的价值指向而变为奢侈或吝啬。从其作为“美政”的意义上说，则不仅与儒家所推崇的“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相联系，而且更与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的“民本”思想相联系；
不仅蕴含着“以民为本”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实践要求，而且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治理的政治智慧。用程颢、程颐的话说，就是“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二程集·代吕晦叔应诏疏》）。

其三，要养成“节俭”“节用”和“节约”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俭约自守”既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从广义上说，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节俭”“节用”和“节约”，而且包括生产资料的“节俭”“节用”和“节约”；
不仅包括消费品的“节俭”“节用”和“节约”，而且包括自然资源的“节俭”“节用”和“节约”。“节俭”“节用”和“节约”不是不要生产、生活和消费，而是要以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旨归，努力实现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发展。其作为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宝。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优良传统，始终在生产与消费、俭约与奢华、道德与法制、自律和他律等方面保持必要的张力关系，是新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俭以养德、俭以养廉、俭以传家、俭以化俗、俭以传世，是中华民族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更是自觉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消费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重要道德资源。国家“兴于勤俭，亡于奢靡”，“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可以赋予“俭约”与“奢华”以不同的思想内涵、评价标准和价值尺度，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及其所蕴含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特质，不仅不会过时，而且会绽放更加夺目的光芒，彰显出永恒的魅力。习近平指出：“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指导工作，这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6］8

结语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4］140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道德理念，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政治道德原则和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政治道德实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直接构成了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道德资源和文化基因。在深入挖掘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中华优秀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中华廉政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内在要求。从传承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理论视域和实践要求出发，切实加强中华廉政文化的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研究。一要充分认识政治道德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根本性作用，正确处理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和政治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夯实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道德基础。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的方法论原则［4］138。结合时代条件，努力实现中华优秀廉政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提供丰厚的道德文化资源。三要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为引领，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切实加强政德建设，激发政治行为主体“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4］137，不断提高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筑牢防腐拒贪的道德底线和最后防线。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3］习近平.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N］.人民日报，2013-04-21（0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5］余卫国.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8.

［6］习近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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