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三钱”回国记

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从王竹溪那里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苦苦埋首数月,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的思想,这种尝试居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内禀理论。三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派遣留学生的准备时,钱伟长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钱伟长回忆说:“(当时)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和许多教授都逃难到加拿大去了,所以让我们改去加拿大留学,说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你们。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8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到那里干什么?当场就有留学生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22人全部下船。结果负责中英庚款的那位英国人自己承认错了。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1940年8月初,庚款会再度将钱伟长等留学生召集到上海,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从上海起航赴加拿大。9月中旬,钱伟长等人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公费留学生涯。他们是多伦多大学首批接受的中国留学生。

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师生第一次见面,辛祺教授就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钱伟长微观而已。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即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这篇论文于1941年夏季刊出,是当时24篇论文形成的论文集中的一篇。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均为“二战”时集聚北美的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朗等,钱伟长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论文的发表增强了钱伟长的自信,提升了中国留学生的知名度。经过一年的努力,钱伟长打通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钱伟长提出了“钱伟长议程”,成为与爱因斯坦齐名的数学家,而当时他年仅28岁。1942年底,钱伟长离开多伦多大学,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1943年至1946年期间,钱伟长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课题研究,同时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他还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科研越多产,钱伟长怀念祖国与亲人的情思也越强烈。正当钱伟长在美国暂露头角、事业处于上升期时,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钱伟长蕴藏已久的归乡之心再也按捺不住,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他多次向导师提出回国的请求,但却遭到了导师的拒绝。为此,钱伟长苦思冥想该怎么办。终于,他想到了办法:如果直接说出返乡建国的要求是无法让导师接受的,那么就得考虑采取迂回变通的策略了。过了几天,钱伟长用恳求的语气对导师说:“您知道,我出国已经7年,我很想念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请给我一个探亲假吧。”钱伟长的请求果然得到了冯·卡门的同情,他答应钱伟长回国探亲,并一再叮嘱他早日回来。其实,导师的拒绝和阻碍早在钱伟长的意料之中。因为他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机密,美国军方也对他回国很不放心,于是他在安排上制造了短期探亲的假象迷惑美方:轻装简从,将大量的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给住所预付了半年的房租,就连刚刚晋级增加的薪水也没去动。就这样,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取得回国的许可。1946年5月,钱伟长从洛杉矶搭货轮返至上海;8月初,他又从上海搭轮船经秦皇岛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清华园。

回国后,钱伟长就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9月,爱妻孔祥瑛带着6岁的儿子元凯从成都来到北京与钱伟长相见。这是钱伟长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回国后,钱伟长立即投入了重建清华大学的工作中。由于当时国家穷、薪水低,生活的困难令钱伟长一家入不敷出。为了生活,他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仍不得温饱,只好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一天,美方托人给钱伟长送来了护照,并承诺他全家赴美给予优厚的待遇。一张薄薄的表格出现在他的面前:“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选择“yes”,他便可以顺利到达“天堂”般的美国;选择“no”,便意味着将失去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仍在国内受穷、受苦,钱伟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no”。钱伟长后来深情地回忆说:“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回来结婚的。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金。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GPL)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的困难。于是要到美国大使馆签证。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钱伟长反复强调。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建立前,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钱伟长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繁忙的教学与科研之外,钱伟长还为北京各所高校培训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师资,1956年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并兼任中科院学术秘书。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还花大量精力参与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也就是在规划研讨会上,周恩来总理公开赞誉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三人为中国科学家中的“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