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出家门去上学的情景。
那是过完春节后的一天,六岁的我由邻居家的德顺四哥领着去报名,他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穿着母亲新做的小青鞋和红色花棉袄,书包里背着一个绘有“草船借箭”图画的铅笔盒。
我们来到村东五里处的贯寺村。贯寺无寺,倒是有座青砖建就、巍峨壮观的祠堂,是民国初年一个叫李善吉的地主为祭祀祖先修的家庙。贯寺小学在大路南边,是和祠堂同时建成的一所老学校,高高的大门上饰有脊兽和垂花,气韵生动,甚是古朴。里边还有一道紧紧关闭的中门,从来没有打开过。人们出进时,需从两边分道而行。
校门口聚集着许多等候报名的学生。有个瘦小的、和我一般大的男孩子,戴着一顶耷拉着帽沿的旧军帽,站在校门旁的土堆上。德顺四哥领我走过去,指着小男孩说:“这个娃娃叫李丑彦,你俩要上一个班,认识一下。”那男孩略带羞怯地向我笑了笑。德顺四哥调侃说:“你敢不敢打他?”我说:“敢!”话音未落,便上前一步,朝他肩上捣了一拳。谁也没有料到,就发生了这一幕。我是个在乡间野惯了的孩子,初次到学校,居然向别人动了手。不打不相识,他后来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校园分前后院,呈“日”字形。前院是老师办公的地方。一年级的教室在后院西侧,桌凳都是用厚厚的长木板钉制的,能同时坐五个人。我和李丑彦年龄最小,坐在最前排。第一课的内容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最喜欢上语文课,因为老师会穿插讲故事,什么《乌鸦和狐狸》、《东郭先生和狼》等等,越听越新奇,越听越爱听。老师讲完一个,我们要求再讲一个。教室里喧闹一片,以至于连课也讲不下去。那个乐啊!
教室旁有个没门的旱厕,男女不分,专供一年级学生使用。看到女同学结伴上厕所时,我们男同学也跟了进去。女同学蹲在里边的茅坑边解手,男同学站一溜儿小便。没有大惊小怪,只是觉得好奇好玩。女同学红着脸跑了出来,我们也提着裤子跟出来进了教室。童心无猜,一点也不知害臊。
学校大门的横梁上,挂有一口校铃,上下课敲打时,声音异常清脆悦耳,周围村子都听得见。我一直想尝试打打铃。有一天趁全班同学在校外大操场上体育课,我独自返回来,见四周无人,便站到门槛上,抓住绳子使劲拉动了起来。顿时,急促零乱的铃声响彻校园,吓得我赶紧放开绳子,撒腿狂奔,藏到了没人的地方。不速的铃声引起了课堂的不安和骚动,学校追查恶作剧者,但没有任何线索,也就不了了之了。
山村的冬日无比寒冷。凛冽的朔风刮过来,脸上像针扎一般。教室里从不生火,坐在里边,如入冰窖,寒气彻骨。我手背冻肿了,僵硬得握不住笔。脚上也生了冻疮,痛得走路一瘸一拐的。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一窝蜂冲出教室晒太阳。灰蒙蒙的天空中太阳浑不可辨,没有丝毫暖意。我们便开始“挤暖暖”,就是大家靠墙排成一行,站在两边的使劲往中间挤,中间的怕被挤出来,拼命往里缩,大家呼喊着一起发力,用剧烈的身体冲撞驱除寒气。俗话说:“老怕伤风少怕寒。”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我常感冒发烧,特别是咳嗽,感觉连肝肺都咳出来了。李丑彦没有棉裤,只穿一件打补丁的蓝色旧单裤,裤腿短,半截小腿裸露在外边,袖口被鼻涕擦得发亮。他患有先天性哮喘病,发病时,脸色苍白,嘴唇青紫,胸部发出粗重的“喉喉”声。
从我们牛川村到学校的路上,常会碰上一辆运送物资的马车。拉车的两匹大红马瘦骨嶙峋,蹄子踩在沙石路上,发出“嗒嗒嗒”的声响。赶车人手握长鞭,坐在车头前吆喝。看到马车驶过时,我们会悄悄追上去,趴在车后横梁上搭顺车。赶车人发现了,也不回头,向后挥动长鞭,“啪啪啪”几声,鞭梢准确无误地抽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只好狼狈不堪地躲闪而逃,望着马车在辚辚声中驶向远处。
那时候,除了“红宝书,”几乎没有课外读物。一次,见几个同学偷偷传看连环画,便借了来,下课后边往家走边低头翻看。虽然上二年级,已能勉强读懂书上的文字。故事讲的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被妖魔收在铜钹中。悟空变大,铜钹也变大,悟空变小,铜钹也变小,最后请来天神,将头角变得向针尖一般,钻进铜钹缝隙,才救出了唐僧师徒。神奇的故事、独特的人物形象,让八岁的我心醉神迷。三十多年过去了,第一次看连环画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正是我心灵渴望的世界,它激发起我童年无尽的好奇和幻想。我与文学结缘,便是这本没有封面、皱皱巴巴的连环画。
有些事想起来很有意思。一次练大楷,忘记谁说吃了墨汁的人心灵,我信以为真,顺手拿起一个女同学的墨汁瓶“咕咕咕”喝了几口,那是一种很特别的怪怪的味道。女同学责怪我喝完了她的墨汁,争执间我将她推倒在地。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去告状。班主任李福义叫我到他办公室,批评说:“你竟敢打人!最近在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违反了哪一条?自己检讨。”由于平时背诵课文时有口无心,不求甚解,本该回答违反了不准打人骂人这一条,一着急,却脱口说:“我违反了不调戏妇女这一条。”大家一听,“哗”地笑了起来。班主任忍俊不禁地说:“你还调戏妇女?好,那就给大家坦白是如何调戏的……”女同学正哭得伤心,听到这里,羞得低头跑了。官司自然无法审下去,李老师无奈地挥挥手,让我回去作深刻反醒。
学校后边的高墙内,长着一棵大槐树。春风一吹,雪白的槐花便挂满枝头,四处弥漫着醉人的芳香。若逃学时,爬上树干,逾过墙头,再一跳,就到校外了。跑过窄窄的小巷,身后的狗吠声淹没了读书声。上课迟到了,也从这里翻进校园,神不知鬼不觉地遁入人群,混进教室。时间长了,墙头被爬出了一道豁口,粗糙的树干也磨得光溜溜的。一次翻墙时,我被老师逮个正着,受到了处罚。遂下决心第二天早上第一个到校,也让大家看看。当晚,夜静风凉,秋星灿烂。我和村里另一个同学睡在德顺四哥家的高房上,以便早早起床。正睡得迷糊,突然听见鸡叫声,醒来后不知是几点。推开窗户,见流星在苍穹划过一道白光。我以为天亮了,赶快叫那个同学起床,背上书包,摸黑出了门。到了学校,大门关着,便从门缝中钻了进去。白天热闹的校园,此时空寂如古刹,显得阴森恐怖。教室里伸手不见五指,我俩坐在冷板凳上等待天亮,真是又冷又怕。实在熬不下去,便起身返回四哥家,又上炕接着睡了一觉。一睁眼,见窗外光灿灿一片,慌忙跑到学校时又迟到了。
李丑彦对我无话不谈。有个俊俏的女同学叫王淑琴,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将来找婆娘就找王淑琴,她长得心疼……”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谈到激动处,便喘不过气来。我知道,他哮喘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俩曾许下诺言,要永远做好朋友,还跪在学校后边的槐树下磕过响头,并盟誓说:“如果谁变心,就让雷神爷把头摘掉……”有一天,李丑彦跑来找我说:“我考你一个字,看你认识不。”说着,用指头在地下写了一个井字,再在井字中间添了一点,成了“丼”字。我还真不认识。见难住了我,他得意地说:“就是给井里扔了一块小石头发出的声音,丼(dang),这么简单的字你都不认识?”说完,他乐呵呵地又去考其他同学了。我翻遍《新华字典》,也没找到这个字,不知他是从那里认得的。
遇到学校操场上放电影,简直像过节般高兴。消息会传遍周围各村,四面八方的人都拿着板凳椅子赶来观看。母亲给我炒点黄豆,装在口袋里,说边吃边看,免得睡着。当时常演的电影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我最喜欢战争片,看到解放军一抬枪,敌人便倒下一大片,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我下决心长大后去参军打仗,当个英雄。我常在教室里学着《英雄儿女》中王成手拿报话机扔手榴弹的样子:“喂,喂,我是851,我是851!亲爱的战友,亲爱的首长,永别了,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我在村里和其他同学玩耍时,也模拟战争场面,还组织召开 “军事会议”,并自认总司令,将其他玩伴委任成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还发了有我签名的委任状。我们拿着木头枪,藏在高粱地里玩打仗的游戏,也还领着他们找邻村孩子打架。我手下有个“师长”,他哥哥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吃晚饭时不见弟弟,等到点灯时分才回来,在弟弟衣兜里搜出了委任状。第二天,他将委任状交给了校长。我惹了大麻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拿出那张纸说:“我们有一个学生自任总司令,还给其他学生发了委任状,这是反革命组织。考虑到他年龄小,就不给公安局报案了。从今天起,罚他每天下课打扫男女厕所。大家不要和他接触,让他做个光杆子司令……”有个新调来的老师叫贾润民,说:“我看看,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是什么样子。”他找到了正在打扫厕所的我说:“没想到你娃娃还有军事才能。”他当场出了一道题考我,“毛主席诗词里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长缨’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是指长绳子。”见我答上了,他高兴地把我从厕所里拉出来说:“我推荐你当红小兵大队长吧。”此后,学校有什么重要活动,他都要提名让我参加。
由于喜欢连环画,我自己攒钱买了一些,大概三十多本。其中,有《鸡毛信》、《红岩》等,都是我最爱读的。我将这些心爱之物装在一个小木箱里,就像珍贵的财富。一次,有个老师给我父亲说:“你儿子最近在学校里看《七侠五义》,还在练习什么铁砂掌和飞檐走壁,连课桌都踩坏了,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父亲听到后,认为是这些书影响了我的学习,一气之下,将连环画全部撕成了碎片。当我从学校回到家中,看到院子里一堆书的残骸时,心有如撕裂了一般。我双手捧着碎纸片,身子不住地抽搐,伤心的眼泪如泉水般哗哗直流。
父亲的做法,没有改变我对书籍的渴求。不久,打听到贯寺村有家人藏书很多,便上门去借。那人四十多岁,我称呼他为李家爸。他说:“我的书不外借,怕拿出门被没收,只能在家里看。”我激动地选了一本《春秋故事》,坐在他南屋的台阶上阅读,脚下是一片青苔。此后,每天下课后我都来看书,天黑了,还借着房间透出的灯光继续看。我看书的执著打动了李家爸,他破例允许我将书借走看。记得有《封神演义》、《儒林外史》等,在当时都属于禁书。他常给我说古道今,时间一长,便成了忘年交。不久,学校和大队联合组织批判会,批斗村里的地、富、反、坏、右。贾润民老师安排我写篇批判李发源的发言稿,于是,我凭想象写了他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罪行。开大会时,操场上人如潮涌,口号声震天。轮到我发言了,只听主持人宣布:“将反革命分子李发源带上来,由贯寺小学四年级学生发言。”我上了主席台,见持枪的民兵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来到台下空地上,还穿着厚厚的黑棉衣,像觳觫的羔羊。仔细一看,这不是常给我借书的李家爸吗?可我并不知道他名字叫李发源。当明白要批判他时,慌乱得稿子也念错了行。事后,我偷偷问一位老大爷:“大热天他怎么还穿棉衣?”他叹口气说:“为了保命。不穿棉衣的话,一绳子捆下去,他的骨头就断了……”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此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到他家去借书,老觉得对不起他,有种负罪感。若远远看见他,就设法躲藏起来。我参加工作后,曾托人打听老人的境况,得知他已病故。每每念及,满是感怀之情、忏悔之意。
教我们数学的郑老师上课时,常带一根竹棍当教鞭,谁回答不上问题或做错题时,他会拿竹棍抽打。有个同学叫杨福林,自幼父母双亡,无人呵护,穿得破破烂烂,郑老师看不起他。一次他没有交作业,郑老师一竹棍下去,将他手中的钢笔打得粉碎,满是垢甲和冻疮的手背也被打出了血。他哭着,不住地擦拭着泪水。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看在眼中疼在心里。我盼着郑老师感冒发烧或生病卧床,换和善的老师给我们带课。不久,全国兴起反潮流的热浪,北京有个叫黄帅的女中学生向师道尊严宣战,给老师写了大字报。校长董纪书上课时要我们向她学习,还问有没有打人的老师,有的话,把他写出来,这是革命行动。一番话让我心潮澎拜,不由联想起郑老师经常打同学的情景,便提笔疾书。文章一气呵成,董校长读后非常高兴,下课后安排人将文章抄写在校门口的大黑板上,许多人围观着,很是惊讶。郑老师毫不知情,也来观看,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后慌忙离开了。为此,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这之前,望子成龙的父亲刚将珍藏多年、自己舍不得用的一支英雄牌钢笔交给了我,并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光耀门楣。当他闻知这件事后,非常失望。等我从学校回来,他拿出准备好的绳子抽了我一顿,还斥责说:“自古到今,哪有学生反对老师的?” 毕竟,在传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农村,师道尊严是信守了几千年的信条。在那特殊的时代洪流中,年少的我怎能识得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呢?好在时光包容着一切。
回想起年少时的生活,令人心酸。由于家里穷,早晨上学时我从不吃早饭,母亲给我书包里放一块煮洋芋做干粮。有时候是一块高粱面酸菜饼,咬一口酸涩难咽。由于缺乏营养,我骨瘦如柴,常感到饥肠辘辘,对食物有着莫名的渴望,盼着什么时候能吃块白面馍馍或一顿肉。有时候偷偷从父亲的衣袋里找两毛钱,到商店买一把焦黑的水果糖或一包伊拉克蜜枣,放在嘴里嚼动时,感觉是香甜到极致的享受。有一次,我从家里的碗柜旮旯里,搜寻到一块白皮点心,不知是哪年哪月遗忘的,硬得像块石头。我如获至宝,将点心放在算盘上端着往学校走,身后吸引了一群小同学。我用手指撮起指甲盖般大的一点,分别放进他们嘴里。大家“咂咂”品尝着,稀罕得像凤髓龙肝。
由于经常挨饿,学校一放假,有的同学便随父母去外地讨饭,待开学再回来读书。记得同学李三奈讨饭回来后,在教室里轻声对我说:“你到校门口去,我给你说句悄悄话。”那天北风呼啸,大雪弥漫。我到了校门口,李三奈随后跟了出来。他穿一件乞讨来的又短又小的黑夹袄,透过对襟的缝隙,能看见胸前的皮肤。他打着寒颤,小心翼翼地从衣襟下摸出一小块馒头塞到我手里,说:“这是我讨来的,没舍得吃,一直给你留着呢。”我握着硬硬的馒头,还留有一丝他的体温。接着,他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本子做作业,你能不能给我一本?”望着他善良而满怀期待的目光,我说:“我给你找一本。”他迫切地问:“什么时候?”我从肩上的书包里取出一本数学本,将写了字的那一页撕下后交给了他。他双手捧着本子,高兴地跑了。我一时无语,默默地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雪中。
美好的梦想滋养着我的灵魂。有个女同学,低我一级,她家是从甘谷县城迁移到贯寺村的,虽然一身粗服,但光彩照人,乌黑的马尾辫扎得高高的,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学校搞活动时,我们常在一起排练节目。见到我,她会突然停住步子,用那双秋水般的大眼睛故意瞪我一下,然后笑着跑开。听到她款款走近的脚步声时,我的心会紧张得“咚咚”直跳,一种欲说还休的悸动如微风拂过心田。在我眼中,她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女主角冬妮娅,当然,我就是保尔·柯察金。后来,她家又搬回了甘谷县城。过了几年,听说她去了南方的厦门读中专。我无法忘记她,曾暗自憧憬,若她将来能嫁给我,我会像连环画中的古人那样,牵着以美玉为笼头的白马去迎娶她。高中毕业后,我鼓足勇气,特地去了一趟她家,向她表达了心底深藏已久的秘密。不料,她轻轻摇摇头,委婉地说:“你们北山上太穷,我再也不愿到那个地方去了……”表情显得那么淡然。顷刻间,美丽的幻象烟消云散,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只觉得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如一枚冷冰冰的钉子,扎在了我的心里。这是后话。
时光流转。过完最后一个暑假,我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突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李丑彦死了!暑假期间,天气炎热,他到村边的大河沟里去游泳,那里有下暴雨后拦下的一湾深水。他不识水性,从高处跳下去,双腿深陷到水下的淤泥中不能自拔,淹死了。真是晴天霹雳,我非常震惊,看着他空荡荡的座位,抑制不住悲伤,跑到学校后边的大槐树下失声痛哭。我忽然想起他曾经考我的那个“丼”字,他的遭遇与井中的一点何其相似!难道他的命运与这个字有关吗?我不知他埋在何处,有没有坟茔。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我为之孤寂。后来,无论我去上学,还是工作,离家或是回乡,都要经过李丑彦他们村子。每当从那河桥上经过时,我会不由地回头怅望他出事的那段凄清苍茫、空寂幽深的河沟。我想,若有来世,我还会和他做同桌……
不知何故,几乎所有的记忆都浓缩在冬季。在母校,我读完五年小学、两年附中,不知不觉就到了毕业的时候。按惯例,要合张毕业照。我特地借了一顶别人的新棉帽戴在头上。全班二十二名同学站在几排高低不平的板凳上,神情专注地看着镜头。照相师是村里一个农民,他有一部老掉牙的三脚架相机。对每位同学而言,这珍贵的合影是人生永远的纪念。没想到,学校几天后通知说,相机坏了,洗出的相片上没有人。遗憾无法弥补,但同学们毕业时合影的情景,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迈出校门,在依依不舍的道别中,同学们的背影如飘蓬般散去。那一刻,伤感陡然袭来,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小学,这处承载着我少年几乎所有记忆的地方,是如此的让人留恋。
雪泥鸿爪,青鞋一痕。转眼间,离开母校已是三十多年。我在世俗的淡泊中经历着人生的风雨冷暖、花开花落。许多的人和事都已远去,我也不复青春,但我那野草年代沉淀于生命的记忆,若流云般萦绕心头。依稀的校铃声穿过悠悠岁月,在我耳边轻轻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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