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大学精神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而演进，在守望自身逻辑发展的基础上，吸纳了西方大学精神的精髓，不断地融合、创新，形成了近代大学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这些大学在其校长的先进治校理念倡导下，造就了可贵的德治精神、自由精神、自治精神与爱国精神，并对中国近现代大学精神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大学校长；德治；自由；自治；爱国；大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1009307
中国大学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淀和选择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是以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大学精神为基础，借鉴和融合西方大学精神的本土化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中国大学精神形成的先驱者。因此，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内涵是中西大学精神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德治的精神 （一）蔡元培强调“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是对大学精神的完满诠释，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精神
储朝辉博士说过，“德治”是中国大学精神久远的根基[1]。在古代，大学始终是把德育放在首位。到了近代，大学精神的演进仍然是遵循自身的逻辑——大学之“道”来发展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德治仍然是近代大学精神的重要价值之一。
蔡元培强调“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是他精通古今中外学问、取中西文化精华融合壮大之产物。北大的这种精神，正是对传统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现实运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确定的治校方针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2]。兼容并包，就是大学要广泛汲取人类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和学术知识，允许各种学说和各家各派相互竞争、自由发展。为了引导北大师生专心研究学问和追求学问，而不是投身教育又心有旁鹜，不是在校求学又惦记着读书做官，蔡元培努力培育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风气。他公开宣称：“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3]这就给北大师生研究学问、发表见解创造了一种宽松的环境。
蔡元培采取多种措施将北大引向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努力提高师生的道德修养。他刚上任时，就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发的组织，学生只好到校外寻求不正当消遣。为此，他倡导成立了体育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社团，以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那些有学识但私生活糜烂的教员，他坚决予以解聘。蔡元培还将“敬德会”组织引入北大，以此提高师生的道德修养。
（二）梅贻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立足传统精神，成就了清华的辉煌和终身校长的美誉
梅贻琦1931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他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台湾新竹另建“清华大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去世。因此他被称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梅贻琦在主持清华大学期间，为校友题字时，总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共勉。他的办学理念，可看作是实践清华校训的成果之一。
梅贻琦作为清华人，长期受到清华校训的熏陶，因而能将校训精神付诸于办学实践之中，他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希望，清华大学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
教授的责任，不仅在于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必须以人格去影响学生；即不仅应“厚吾之德”，而且还应“厚人之德”。如此，才可能将“厚德”与“载物”联为一体。他在1932年的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时时处处以身示范，勤恳治校、民主治校，从而使清华大学得以发展，并使“清华精神”发扬光大。
（三）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体现了中国传统大学“德治”的精神
1934年，在南开3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宣布“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他对此校训的诠释是，唯“公”能化私、化散，唯“能”可去愚、去病、去贫；“允公允能”足以治“愚、弱、贫、散、私”五病，造建国之人才。可见，张伯苓提倡“公能”教育，一是为了培养青年公而忘私、舍己救人的道德观念；二是训练青年文武双全、智勇兼备，即为国效劳的能力。
南开校训中“日新月异”这4个字所蕴含的不断进取的精神，实际上是南开精神的特质。1916年9月，张伯苓在《打破保守，努力进取，建设新中国》演讲中说：“吾校与他校较，各校中有进取者焉，有保守者焉。吾校进取者也。即以各校各项竞争而论，吾校所得结果如何，汝等之所共知也，此即进取之效力也。推而至于国家亦何不默然，故欲强中国，非打破保守、改持进取不可也。进取之说自古有之，《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彼之所谓天行健者，乃指昼夜想承，春秋代继，无时或已，长此不怠而言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是张伯苓对南开人的希冀和要求，至今仍为南开人心口相传。校训孕育了南开精神，并使南开精神名扬全国。
二、自由的精神 （一）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奠定了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根基
从1919年开始，蔡元培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效果。1923年12月17日，时任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2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他说：“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乘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一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