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时间：2016年6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孔会侠
一、我总是碰到好人
孔会侠：李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这次采访。据我所知，您是1953年出生在河南省许昌市的一个大杂院，是这样吗？
李佩甫：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早年生活在小城市里。城市虽小，但这里是历史上曹操建都于此的“三国故地”，还是有些古风的。我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那是一个贫民区，五行八作的人都有。老辈人识字的不多，都是百姓。夜里睡着睡着就听见骂声四起，打斗声不断。第二天早上起来，又照常打招呼，这是一个粗暴又温馨的地方。
孔会侠：记得您曾说过，九岁的时候开始读书，读的第一本书是《古丽雅的道路》，农村的表姐到处帮您借书。此后您下乡当了知青，然后去技校学习，还到工厂开车床。早年的读书经历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佩甫：我们家往上数，三代不识字。小时候家里没有书，记得唯一有字的就是半本黄历，我所有的书都是借的。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对文字这东西特别喜欢，我的阅读是超常的。那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他爸是右派，清华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家有书，记得我经常是用一块糖或者一块橡皮之类的跟他换书看。那时他从家里偷出书，限制时间，只允许我看三天。白天还要上课，看两个晚上，几十万字的东西，根本看得不细。从同学那里读的书，苏俄文学居多。另外我一个表姐，乡下的，后来她领着我到乡下四处找书，给我找的书大多是古典通俗类的。像《七侠五义》《隋唐演义》《聊斋志异》……都是比较传统的。这些儿时的读物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也不重要了，关键是它们给我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给我一种感觉，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生活？！你在文字中会听到一种声音，闻到一种味道，看到一种你从未见识过的生活，这都是文字给予的。到了我的青年时期就不一样了，我有四个借书证，许昌市图书馆、许昌县图书馆、工人图书馆……阅读量很大，阅读的渴望非常强烈。凡是有字的东西我都喜欢，连新华字典都翻过好几遍。我曾经说过，书本是现实生活的“沙盘”。它可以让你看到你从未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生，走近一个个你所不熟悉的生活领域，而后反观自我，达到清洗自己、丰富自己的作用。我是运气比较好，后来在工厂开车床，工厂的工会主席对我很好，他把办公室钥匙交给我，说晚上你上夜班休息的时候可以去看书，这是唯一的特权。
孔会侠：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您写得最多、谈得最多的是在蒋马村姥姥家的那些。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中篇，都是以这段生活为基础的，一个是写于1985年的《红蚂蚱 绿蚂蚱》，一个是写于1990年的《黑蜻蜓》。那段时期您生活在乡村，在乡村的感受和心情跟大杂院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对您后来的创作具有什么意义？
李佩甫：对于我来说，乡村是一种记忆生活，也是一种补充。首先是饥饿造成的，20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八九岁时，总是很饿，那时候为了混三顿饱饭，每个星期六我都要独自一人步行二三十里到姥姥的村庄里去，为的是填饱肚子。那时候，一个小孩子在姥姥的村庄里走来走去，不自觉地会有一种外来人的视觉，他打量着村子里的一个个“舅们”，打量着一个个太阳高悬的日子和无边的田野，品味着光脚蹚在热土里的感觉，那些就成了我后来的写作储备。
孔会侠：1971年您下乡当知青，几个月后就做了知青队队长。这段时期您对农民生活的了解、对农民们的认识，相比于童年时期在姥姥家的接触，有什么变化？
李佩甫：我是中学毕业下乡当知青，那时候已经大了，那是走向人生的开始。一个年轻人，那时候是响应号召，抱着为国“牺牲”和“献身”的意念走向乡村的。有幻想有意气风发的意味，已经不是为了混饭吃了。那时候全国都在号召“革命”，下乡也是一种“革命行动”，是“时刻准备着，不知道干什么”。当然，对未来是抱有美好愿望的。那时，劳动非常累，但晚上还是要坚持读一些书，对未来有憧憬，对农村生活有了更多了解，但还未完全消化，没有真正开悟。
孔会侠：1978年1月，您在《河南文艺》发表了平生第一个作品——短篇小说《青年建设者》。接着，您很快在5期和10期上发表了《在大干的年月里》《谢谢老师们》。很快地，1979年您就调到了当时的许昌市文化局。1983年，您调到了南丁老先生筹办的《莽原》杂志社任编辑。有人说8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您如何看？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是如何相处和交流的？另外，这段写作之初的编辑生涯，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李佩甫：我总是碰到好人，所以说我现在是能帮忙的都帮忙。1980年夏，南丁当上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他积极为河南的文学事业和新人的成长做长远谋划。1981年，他筹办了《莽原》，又借为《莽原》组稿的名义，办起了河南省文联有史以来的第一期文学讲习班。我参加了这个“讲习班”，当时学员还有张一弓、刘思谦、杨东明、孙方友、赵富海、南豫见等人，班长是张斌。记得南丁在当时的开班演讲中风趣幽默地说：“搭个窝，你们下蛋吧！”我们这个班是在经七路纬五路上的河南省教育学院，后来被称为河南文坛的“黄埔一期”。1983年我写过一个叫《蛐蛐》的小说，在《湖北文艺》上发的，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了。那时有一个老作家叫徐慎，说你去见见南丁（时任作协副主席、负责筹办《莽原》），说南丁比较喜欢你的文字，你去见见他。我一听是让我见一位我十分敬仰的前辈，也不熟悉，心里发怵，就没好意思去。一次、两次，如是者三。再后来他专门让作家张斌领着我去了，我那时候比较喜欢现代派的文字，坐下来后由于紧张，胡说八道了一通，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没过多久，在文联楼上开会时，南丁先生就递给我一张表，上调表，让我参与筹办大型文学刊物《莽原》，说要把我调过来，到《莽原》杂志社当编辑。这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那时候在省城我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几篇小说，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就这样，1983年我正式调入《莽原》，1987年我去做专业作家了。这四年编辑生涯对我太重要了，那时候，一本编辑手册，成了我正规训练的方式，都快翻烂了。我觉得当编辑对我有很大影响。一个是行文的规范，编辑要校对，每个字、标点符号，原来我的标点很不规范。二是看人家的稿子能增加对文字理解的宽度。做编辑很有必要，在作家之前还是当当编辑，有很大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