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民俗信仰中，有不少异类生物，它们纯属架空，却活灵活现，让人信以为真。它们各呈异形，或飞奔于人们想象极限的边缘，或隐现于黑暗世界的一角，往来于异界与人界之间，出没无凭，行止无踪，成为千百年民俗系统中神秘而暧昧的存在。这其中，天上腾云驾雾的天狗与生栖在江河湖泊的河童或许最具代表性。尤其是河童，自古是日本怪谈中被津津乐道的主角，甚至成为一大创意题材活跃在现代文学、工艺、动漫等领域中，呈现出历久弥新的活力。
一
传说河童为水中妖怪，是河妖的一种。名字听起来很美，感觉就像生活在河里的戏耍的顽童，水灵、顽健、漂亮。但不知为何日本人都把它画得丑陋无比，与想象中的水之精灵反差巨大：体格近似人类，只是个头要小得多，弓背屈身，似乎更接近猿猴;全身皮肤粗糙，呈绿色或红褐色;身后背着龟甲状的壳，上覆鳞片;嘴尖而长如鸟喙，手足细长，指间有蹼相连，便于在水中游泳;屁股上长着三个肛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脑袋的形状，头顶光秃凹陷成小圆盆或咖喱碟子，四周一圈支棱芜杂的乱发。
传说、信仰总是与民间日常息息相关的。关于河童长着凹盆状脑袋的问题，民俗学家折口信夫曾在随笔《话说河童》中以民俗文化视角做了别开生面的解释：在世俗观念中，碟盘之类日常器皿的主要功用在于盛装食物，可引申为获得生命能量的象征。河童栖息在河川湖泊，水就是它们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命源泉。据此，凹盘状脑袋获得了象征意义：盆是能量容器，水满了，河童便充满能量，干涸则代表生命能量的枯竭。河童即便离开水里，也必须随时让凹盆脑袋保持湿润，脑盆一旦干燥或漏水，就会功力尽失—那凹下去的盆状部位是河童的命穴。日本民俗传说中，顽淘的河童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河岸和村童玩摔跤，脑顶盛满水的河童力大无比，无人可以扳倒。而聪明的孩子只要想方设法让河童脑袋上的水洒落漏光，就能轻易将它制服！
民俗文化系统中的信仰和禁忌，无不打上生活环境的烙印。日本远离东亚大陆，孤悬于汪洋之中，自古号称“八百万众神之地”，信仰万物有灵。国土多高山深谷，水系发达，水资源充沛，列岛终年云缭雾绕，栖息在深山水边的妖怪都被罩上一层灵异神秘的光晕而显得姿态万千。即便是外来事物，传入列岛后并非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下来，而是随地赋形，在经过一番变形、改造之后，呈现出另一种与原型迥然其趣的风貌，反令本家相见不相识。
二
日本河童的本家在中国。有关河童的传说和信仰遍布日本列岛各个角落，它们各具面目和神通，可谓姿态万千。粗略来看，日本河童的起源，大致可以分为东日本（关东、东北地区）与西日本（九州、关西近畿地区）两大系统，源头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中国远古时代的神怪传说。《山海经》中那个瘦身、长嘴、脑顶平平的水兽“蛮蛮”，据说就是日本河童的原型之一。在日本民间传说中，河童和天狗一样都是大唐的舶来品，后来神通广大的安倍晴明将它们本土化了。
历史上，安倍晴明确有其人，生年不详，卒于一○○五年，是活跃在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的阴阳师，据说是大名鼎鼎的遣唐学问僧阿倍仲麻吕之孙（日语中安倍、阿倍同音同源），但他自己从未到过中国。安倍因精通家传绝学为宫廷服务，受到皇室重用，是世袭掌管阴阳寮的土御门家族始祖，这一机构从镰仓时代到明治时期，一直在日本天皇朝廷负责占卜、天文、时刻、历法等事务。
在科技文明尚未开智的古代，安倍晴明由于掌握了处于时代最前沿的技能，如观测天象、擅长咒术等，被奉为精通阴阳两道的神人，日本自古流传的很多神秘事物都與他有关，河童便是其一。据说河童的出现，是因为他在美浓国（今岐阜县、长野县一带）的飞驒高山做法事，忙得不可开交，遂施法术将供奉的偶人变成童仆使唤。法事完了安倍晴明云游四处，童仆们无处可去，就地遁入木曾川栖息繁衍，渐渐传遍列岛……至今，在长野县的木曾川上还有一座河童桥，猩红色的栏杆与河岸的绿树和远处的雪山相映成趣。日本人天性嗜好神秘事物，有关安倍晴明的种种，千年来被津津乐道，并成为能剧、话本、现代小说和游戏、动漫的题材，被演绎得活灵活现，有如三国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连中国小朋友都耳熟能详。
如从民俗文化的传播路径看，日本河童信仰与远古时期中原的“河伯”信仰颇有渊源。“河童”与“河伯”在日语里都读“かっぱ”（读若“卡帕”），在古日语中，训读、音读分别用以称呼本土固有与外来的事物。“卡帕”对应“河童”一词的训读，却是“河伯”的音读。不妨推测，日本人先是接受了“河伯”这一事物的观念和读音，再拿来标注后来经过自己变形、创造的“河童”这一事物。顺便提及，“河童”一词是日制汉语，最早出现于室町时代（1336-1573）中期编撰的辞书《节用集》里，指的是河川里的凶怪，显然是综合“河伯”与“虫童”“水童”而成的造语。这一名称的演变，似乎隐隐提示了河伯信仰在日本的演化路径，不难推测，日本河童信仰打上了古代中国南北方水神信仰的烙印。
河伯信仰在我国中原地区源远流长。在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河伯原是华阴潼乡公子，名冯夷，渴望成仙却不幸溺水身亡，天帝慰其怨灵，任命他为黄河司水之神。河伯神通，庄子《秋水》记之甚详;至战国时期，河伯不再局限于黄河流域，而成了各水系的河神的统称，这从司马迁记录的西门豹的生平事迹中可知一二;再后来，河神、河怪观念也被移用到南方江河流域中。南朝刘义庆编撰的志怪笔记小说《幽明录》里记载着一种水怪，称为“水虫”“虫童”或“水精”，或许是河伯的变形;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记录着在千里云梦泽的楚地沔水流域中生活着一种叫“水虎”的河怪，“如三四岁小儿，鳞甲如鲮鱼，射之不可入”云云，外形上与日本河童的形象较为接近。我猜想，日本人心目中的河童，从形象到名称，或许是在古中原河伯信仰的基础上，再参考风土较为接近的南方水怪，变形脱胎而来。早在江户时代初期的博物学家就已经认识到：当时在日本各地拥有不同称呼的河童、水虎，其实就是同一种水怪。
三
神话怪谈是真正属于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所谓妖怪文化可以当作观察一个民族民间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视角。
日本的河童非常活跃，不拘不羁，它们大多生栖在河流、湖泊中，但流播所至，入乡随俗，带上本地生活色彩。比如内陆山区，河童演化成栖息出没于深山幽谷的山童;而在沿海地区则成了海童，善游泳而好酒。而且，人们对于河童的印象，从形象和好恶上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日本的另一种传说中，河童乃是由不慎溺水而死的怨灵幻化而成，为了重生千方百计找替身，经常潜伏河里，等候有人过河，将其拖入水中溺死，而防护能力不足的儿童成了其最佳袭击对象。自古以来，很多临河的山乡村庄都建有河童寺庙让人们供奉，祈祷孩子们的安全。古时，日本男孩们到了夏季—这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危季节—会将头顶剃光，留周边一圈头发，叫“河童头”，夏季到河里游泳时，河童误以为是同类，就不会抓他们去当投胎替身了！柳田国男有一篇学术随笔《河童之话》，回忆自己小时候就曾留着河童头，男孩脑袋顶上一圈被剃光，周围余发披散，像极了传说中的河童脑袋，一直到成人之后才开始留发，束而为髻—这一习俗或许就来自古代生活在水边的人们对河童的敬畏。
至今，在日本一些边远地区的山村里仍然延续着这样一个古俗：每年七月盂兰盆节前后，也就是暑假开始时，家长们就会带着孩子到水边举行“河童祭”，向河里投掷河童最喜欢的食物—黄瓜，祈求饱啖美食的河童不再为恶，孩子夏季平安无恙。日本寿司店里有一种最受小朋友喜爱的“河童卷”，就是来源于古代山村河童信仰的祭祀食品。把黄瓜切条包在寿司醋饭里，不放芥末，用海苔卷成细卷，切成六段，切面看起来，外面一圈黑色紫菜，里面是白饭，中心圆圆的黄瓜，恰似河童青白的头皮。河童寿司卷成本最低，寿司店学徒入门之初学做寿司，都要从河童卷起步练手艺，上手后才允许接触金枪鱼肚腩、海胆等高档食材。
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中期，有关河童的信仰和知识进一步普及，而且人们的观念也发生很大变化，河童一改凶恶的妖怪形象，更多带上了世俗的亲近与滑稽的娱乐味道。河童开始频繁进入日常生活，它们偶尔在人居之处隐现，干点无伤大雅的恶作剧，但绝少行凶作乱，比如说找小朋友摔跤取乐，赢了沾沾自喜，输了就生气;有时躲在茅厕暗处，趁女人如厕时惊吓她一下，或偷摸人家屁股，一旦被抓住了，又会很诚恳地道歉并立下字据保证改过自新。为了表示悔过诚意，还会献上自创的秘药，云云……这时期，河童在民间传说语境中总是带着憨痴顽淘的印象，好像谈论邻村的某个熊孩子，语气揶揄诙谐而并不惊恐厌恶。究其缘由，江户日本，在锁国的格局下，天下太平，商品经济繁荣，以商人、手工业者和下级武士为创造主体的市民文化发达，在全民娱乐的宽松氛围中，妖怪也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在日本民俗中，河童虽是河妖的一种，不过和很多传统的山妖鬼怪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河童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日常性和与人类的密切关联性，像是妖怪与人类的结合体。这从至今活用的诸多与河童有关的谚语熟语可见一斑。比如“河童也有被大水冲走的时候”。河童以水为家，固善游也，居然也会被水冲走，那就是智者千虑亦有失，或马有失蹄。还有诸如“河童爬树”，那是说不要勉为其难，干不适合自己的活，事倍功半，云云。
我自己关于河童的知识，最早来自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发端之作《远野物语》。这本被周作人赞为“指示我民俗学里丰富的趣味的启蒙教科书”，写的是岩手县、宫城县等日本东北区域的有关“家神、山人、狼、狐、猿、猴之怪”的民间风俗，古朴浑厚，有一种天真未泯的野趣。日本东北多高山峻岭，河川众多，森林茂密，是远古大和民族绳纹文化的发祥地。因为文明进程比较缓慢，民风淳朴，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觀念十分浓厚，自古以来人们与周遭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睦邻相处，水妖山鬼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自然部分，因此那里世代流传的鬼神怪谈一点都不恐怖，就像自家或邻居遭遇的经历一样寻常，有关河童的传说更是妖娆多姿。在柳田国男根据同乡佐佐木喜善君口述记录的这一百十九则异闻传说中，与岩手县远野乡本地的河童有关的有五则以上，故事生猛鲜活，以纯白描的文笔书写，时不时字里行间出其不意地出现画龙点睛的细节描绘，就像生长在深山幽谷的野花横斜怒放，有一种天然野趣，洋溢着神秘而芳醇的乡土文学气息。这就难怪当三岛由纪夫受托为读者推荐心仪的文学杰作时，选择了《远野物语》，盛赞它“既是民俗学材料，又是文学经典”—这与周作人称道的兼具“学术价值”与“文章之美”的评价不谋而合。长期以来，柳田国男的文集就曾被收入各种文学大系里。
由于地处偏野，自古封闭，与外界较少往来，日本东北远野乡一带民俗更带有原汁原味的本土色彩。比如在当地信仰中，河童是溺水身亡的男子化身，为了重生或延续后代，他们千方百计诱惑过河的漂亮女子，为其产下后代。在远野，这类传说不少。比如，上乡某村里就有一妙龄女子，经不住诱惑失身于河童，十月怀胎之后产下一个怪胎，样子挺吓人：全身通红，嘴巴开裂到耳根，显然是河童婴孩。女子极恐，悄悄将婴孩带出村外，丢弃在荒无人迹处任其生灭。但毕竟是身上掉下的肉，难于割舍，转而一想：不如一举两得卖给走江湖的杂耍班马戏团……女人的心机被幼婴勘破，在她转过身寻找时早已不见婴孩影踪……在日本东北地区的远古传说系统中，就曾有过人、神、妖怪和谐共处的情形，河童往往与村民共处一个时空，也演绎出很多民间怪谈，历代口口相传，几经加工补充，渐渐成为村民的集体记忆，随着时势变迁，又被成功转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促进了地方的振兴。
早在昭和时期，岩手县远野就因为《远野物语》而声名远扬，并在二战后开通铁路升级为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连接东京到青森的东北新干线从这里通过。一九八三年，著名导演村野铁太郎编导的影片《远野物语》在意大利萨勒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引发了欧罗巴的日本旅游热，甚至促成了意大利的萨勒诺与远野乡结为姐妹城市。如今远野已经成一个旅游胜地，其中与河童有关的传说和遗迹是一大卖点：火车站里有一尊河童大理石雕像，站前有“河童广场”，三个铁铸的河童，人身鸟喙，神态各异，或振臂演讲滔滔雄辩，或察颜观色，或目不斜视高深莫测注视远方……在幽静闲雅的市街散策，也随处可见河童造型的物件标志，如邮筒、咖啡馆、书店等，令人目不暇接，疑是无意中来到河童世界。
值得一书的还有距离远野站五六公里的“河童渊”，多年前一度造访，一直念念不忘。所谓渊，其实是一条小水渠，源自远山一路脉脉而来，横贯田畴村庄，水流非常清澈，在流经“河童渊”的地方水面变宽（也就五六米吧），沟渠变深，水草丰茂，周边古木森森，苔痕苍翠，很有点太古蛮荒的味道，据说这里就是古远野乡一带河童生息出没之地，至今留有与河童信仰有关的遗存。沟渠岸边有一座河童祠，小得像山路边的土地公神龛或街上的电话亭，据说是护佑女性生育的丰乳河童神，最大的灵验是能给祈愿的产妇带来丰盛的乳汁，为方圆远近村社的妇女所信仰供奉。听介绍，当地女人生育，都要前来河童祠祈祷供奉，祈愿时要供上用红绸布包扎成的一个个仿真乳房，取悦好色的河童神，河童神才会显灵为产妇带来丰沛的乳汁。这个古俗延续至今，我前往观瞻时，还真看到河童坐像前的盘子里错落有致地供着几个大小不一的“乳房”，用粉红色丝绸布包扎而成，饱满丰裕，栩栩如生，令人忍俊不禁。这一地区自古相传的河童信仰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实在古朴天真得可爱。别看不起眼，这座小小的河童祠，每年都有几十名国内外民俗学家和文学爱好者到访。
四
夏天是亲水季节。在日本，每到盛夏，与河童相关的传统祭祀活动也很多。在日本文学界，炎夏三伏中的七月二十四日也要弄出不大不小的动静，那是文学粉丝追悼芥川龙之介的“河童祭”。一九二七年的这一天，不久前刚完成小说《河童》的芥川龙之介在家仰毒自尽。文坛为纪念他，将他忌日命名为“河童祭”。
在《河童》中，芥川借一位精神病患者之口，讲述了“我”在河童王国里的所见所闻，从另一个场域审视人的世界，折射出对社会人生和死亡等各种深刻命题的思考，展示了作家脑中某种难以和盘托出的观念。或可将这篇小说称为登峰造极的“河童文学”。
自诩嗜好鬼神怪谈的芥川对河童是很熟悉的，在小说里，他对河童的外貌、生活习性和精神世界的刻画仿若亲见。在芥川笔下，它们已经不再是骇人的水鬼河妖，而是和人类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生物，它们也有美德与恶行，河童主宰的国度，也是样样俱全的社会。
河童国里有各种群体：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以财富为杠杆操纵国家，在与水獭国的战争中大发其财;留着长头发的诗人，放浪形骸;闭门思考的哲学家，高高在上，写一些格言警句，悲天悯人，却对残酷的现实束手无策……
河童也有属于自己的法律。在人看来，河童国的某些法律条文是匪夷所思的，比如“职工屠宰法”。那些被解雇的职工不必担忧挨饿受穷，更不会奋起反抗，因为有国家安排出路：集体屠宰出售。一宣布解雇六万多名河童员工，市场上肉价就应声而降。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发展史，也证明了河童国的世道不只是寓言。
河童国里也有类似人类的家庭结构、婚娶制度与生育机制。河童诗人就是位自由恋爱的倡导者，因此不愿结婚，在它看来，河童国里的婚姻是虚伪可笑的，一盘炒鸡蛋也比恋爱更有利健康。在生育上，河童有一种特殊的禀赋，即本人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降生。河童在母亲肚里怀胎时，父亲就会像打电话一样，隔着妻子的阴部问肚里的婴孩：“想不想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河童婴孩顾虑重重地应道：“我不想生下来，首先父亲的精神病遗传下来就很可怕。”这时，医院助产士就会让肚里的河童消失。
在河童国里，所有的现象和观念都似乎在暗示人类社会的荒谬可笑。最可怕的是，人一旦进入河童国，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世界了，因为无法适应，因为对人类社会深深地失望、厌恶和恐惧。“我”就是在经历过河童国奇遇又重返“人间”之后，因为不适应而一败涂地。最后一项事业的失败成了小说主人公逃离人类社会重返河童国的契机，但就在他悄然离家坐上铁道线准备出走时却被警察逮住，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篇小说在芥川的所有作品中，以晦涩诡异著称，作家借助怪谈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精神世界深处某些混沌模糊而尚未成型的思考。在我读来，这篇小说还与芥川的决然谢世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从小说脱稿到仰毒自尽不过半年的时间。芥川的精神深处一定经历了某种类似漫游河童国的变化，一旦领略过某种极致，就再也无法返回原来的生活，一旦勘破某种生命玄机，就无法在尘世中安生。其结局，要么癫狂—这里有他生母的先例，对他而言那是生不如死的恐怖记忆;要么只有与这个世界诀别，获得永久解脱。芥川在辞世之夕非常冷静，在给妻子、孩子、挚友等写的七封诀别信中不见任何思想波纹，连欠谁的什么书未还，砚台、字典送给谁之类的琐事都交代得一丝不苟。而事关生死的原因却语焉不详，一句“对未来茫然的不安”轻轻带过，引得后世猜想不绝，身心疲惫说、创作枯竭说、精神原乡丧失说等，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其实，芥川的真正死因，谜底或许就在《河童》里，那是他拼尽心力写给世间的遗书。
五
所谓妖怪，是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一种想象，客观现实中未必存在。但在一个善于释放创作力和想象力的民族那里，一切都有可能。就像河童一样，人们都相信，怪谈中的那些妖怪曾经存在过，不仅存在于农耕时代里的山林水边一隅，也同样存在于工业社会的都市之中，存在于自己生活的周边，并与自己的生活发生着联系。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信仰传统，使得妖怪不再荒唐不经，而是作为想象力、创造力的结晶，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题材，成为最富软实力的文化财富。
战后，怪谈文化不但没有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而沉寂，反而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发达而兴盛。社会上一拨又一拨的“妖怪热”中，河童那独特的意象和内涵也不断给当代漫画家以灵感，成为日本现代动漫喜闻乐见的题材。前年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的“妖怪博士”水木茂，就对河童别具兴味，经常将之作为创作的主角。他的代表作《河童三平》是怪谈漫画中的经典作品，講述了一个外貌酷似河童的男孩邂逅了真河童，成为好友的童真故事。后来这部漫画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同样被水木茂动画化改编的还有《远野物语》，这部影片别具匠心地以河童作为主角，通过它的视角，将柳田国男笔下一个个妖谈怪谈串联起来，观后不禁令人觉得自古依附在山川草木与都市暗角的妖灵鬼怪，并没有远离日本人的生活。
网络时代，世界是平的。受益于数据传播、图像和声音的处理技术的创新，作为日本传统文化资源的怪谈，由于暗合了全球化时代人们对更高层次的想象力、创造力的潜在期待，一跃而成为世人所瞩目的热点文化，并以一种新型的“萌文化”消费形式席卷东亚，辐射世界文化市场。
六
妖怪文化起源于科学尚未发达的远古时期，是人们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想象和超越。在东亚，中国可以说是怪谈文化的先驱和集大成者，今天，我们读《列子》，读《山海经》，读《搜神记》，惊叹于祖先何以拥有如此足以傲视百代的灵异之思，在神界、魔界与人界之间高蹈飘举、自由翱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妖娆绚丽、森罗万象的幻想世界！像河童一样，几乎所有日本的妖怪，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不过，一涉及这一语境，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出现了：为何中国的神怪幻想文学，没有像日本妖怪文化那样与时俱进，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化格局呢？
当然，这样一个问题，不是我这样的门外汉能置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在见仁见智的多角度解读中，芥川龙之介的意见值得参考，此人偏激犀利，但绝不迂腐。他在对比日中怪谈文学传统时指出，日本平安时代以前的本土鬼神妖谈，较为生动鲜活，具有一种原始野性美。中国本来也有很好的怪谈传统，但是后来这类故事沾染了太多的伦理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观念，丧失了固有的活泼与趣味。将中国怪谈文化衰微的根源，归咎于儒学被定于一尊与佛教文化的普及，虽是芥川的一家之言，但其中的识见力自有令人折服之处。“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崇尚入世济世，讲人伦、礼仪、秩序、温良恭俭让，讲究文以载道、思无邪……久而久之，子虚乌有的鬼神妖怪无处藏身，不断受到主流文化的挤压，被驱赶到犄角旮旯，唐宋之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之外;或者变味，像明清后常见的志怪文学套路，将人世的伦理或逻辑强加给妖怪，再以讽世劝善做结，虽然不乏“写狐写鬼”的妙笔，但过多拘泥于“刺贪刺虐”的现实照拂，虽不脱“文以载道”的正统，但格局内缩，情怀上终究与“本格”的怪谈趣味有了隔阂。
不过，芥川的见解虽然独到，却难免失之片面。中华文化是一棵生生不息的参天大树，她那绵绵不绝的生机远超芥川的想象。“礼失求诸野”，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远离主流文化的某个角落，怪谈的文化风土尚未泯灭，在那里一定还存留着充满野趣的天真烂漫的怪谈故事，埋藏着怪谈文学的全部秘密。比如，有着丰厚的怪谈文化底蕴的齐鲁大地，古有《齐谐记》传世，余脉不绝，至清代有《聊斋志异》，当今又滋养了莫言文学创作中最富想象张力的部分，不能不令人感到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学传统。近日，重读了莫言的一些散文随笔文字，特别注意到其中有关山东怪谈文学传统与他创作的师承与渊源的部分，印证了我的某些臆想，又触发了另一个很有趣味的话题，内心有点高兴。
曾在阿城的随笔《闲话闲说》里读到莫言家乡水里的“小红孩儿”，非常欢喜，很有中国气息。阿城记录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蹚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以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了才涉水回家。
阿城听莫言说这故事，心有所触，感叹他讲鬼神的方式的独特，是唐宋以前的情懷：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好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尽，重为天真。
这也是我读过的最美的中国版“河童怪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