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在留学美国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23岁的高士其因意外感染病毒，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和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逝世，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为了纪念高士其对人类科学进步做出的贡献，1999年12月13日，一颗由中国天文学家发现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高士其星”。2015年11月是高士其11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1905年11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父亲高赞鼎是一位学识渊博、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后中举人，任清朝外务部官员。辛亥革命后，他任国会参议候补议员、驻墨西哥外交使节。母亲何咏阁生于秀才家庭，能诗善赋擅长书法。
1918年，高士其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在校期间，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5年，高士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随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化学。经过复试，他插入化学系三年级，一年后即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正当他准备在化学领域继续攀登时，传来了姐姐度平不幸死于流行性疾病的噩耗。他痛定思痛，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把祖国人民从疾病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他决心走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道路，毅然转向细菌学这一冷门学科。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的功课。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细菌学系试验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的危害，他竟然亲自吞食了一种名为“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吞食以后，高士其做了认真仔细的记录。老师和同学在为高士其担心的同时，也被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第二年暑假过后，高士其回到研究院又开始研究起脑炎病毒。一天，他在实验室不小心弄破了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病毒通过左耳耳膜进入他的小脑，开始破坏他小脑的中枢神经。一天晚上，高士其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觉得眼睛不听使唤，他以为是眼病，就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可怎么也查不出病因来。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他便昏昏欲睡。不久，他的左耳变得有点聋，脖子也有些发硬，转头都很困难，最后就连手也有点抖了，脚也不大灵便了。他赶紧到校医院做检查，结果被医生确诊为脑炎，医生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但高士其考虑到为祖国人民服务的本领还未学到，依然带病坚持学习，并加入了美国化学学会、美国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他在经常性的眼球失控、脖颈僵直、手足颤抖等常人不能忍受的病痛中，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这年夏天，高士其乘坐轮船回国。在归国途中，他实地考察了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国，掌握了世界公共卫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归国后，高士其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查科主任。但是科学家正直善良的秉性与当时腐败罪恶的社会格格不入，他断然辞职，居住在上海的阁楼里，贫病交迫、度日维艰。
这时，高士其的病越来越重了，连写字都很困难。然而，他要战斗。他想，把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告诉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吗？就这样，他用颤抖的手紧握着笔，在旧中国这块荒芜的科学土地上开垦起来。
1934年，他在发表第一篇科普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高士其”。一个朋友在报纸上看到了高士其的名字，问他：“你为什么改了名字了呢？” 高士其爽朗地回答：“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这一声明成为他终身恪守不渝的誓言。
1935年，在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建议和启发下，高士其用颤抖的手，开始全力从事当时还无人问津的科普创作。他把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融合在一起，用浅显易懂的拟人手法写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作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写作更努力了。这些文章既是科学小品，也是战斗檄文，在《我们的抗敌英雄》这篇科学小品中，他写道：“白血球，这就是我们可敬慕的英雄。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到最前线。”
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普及科学、启蒙愚昧的主题，而且也充满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呼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准确地预见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他指出人类存在着滥用科学的危险，而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应用于人类和平与发展。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在进行科普创作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从1935年到1937年，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作品并汇编成册。他的作品《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细菌与人》以及长篇连载《菌儿自传》，在广大的知识阶层和学生中间广为流传。
“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随着高士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就像是一座革命的灯塔，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高士其决心到延安去。他说：“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1937年8月，在秘密党组织的帮助下，高士其拖着半瘫痪的身子，热情满怀、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经过3个多月的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他终于到了延安。
高士其刚到延安，毛泽东就来到他住的窑洞里看望他，亲切地勉励他“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周恩来也到窑洞里探望他，勉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加紧学习，努力工作。
陈云在和他交谈后，欣慰地说：你是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
高士其铭记着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说：“生活中如果只充满一个病字，精神便会空虚和烦恼;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崇高的理想，鼓舞着他同疾病做不懈的斗争。每天起床后，他都做操锻炼身体，工作和学习的间隙也坚持做。他自己站不住，就靠着窑洞的墙壁练，实在站不起来，就坐在椅子上练。
1939年1月，高士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
在延安，生活异常艰苦，缺乏医疗设施。高士其忍受着病痛，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热心团结和教育周围的爱国青年，启发和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他在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写下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
“我虽然不能起来，
我虽然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上，
但是哟，
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4月，高士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毛泽东提议他去香港治病。12日，高士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延安。
在香港治病期间，高士其依然割舍不下他的科普创作，拖着病体继续写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高士其又从香港辗转来到桂林。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和特长，让他担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的技术顾问。于是，他又开始了科学食品的研究，同时继续进行科学小品创作。
这一时期，他辗转多地，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历尽艰辛和苦难。这时他已不能握笔写字，讲话也很困难，但仍以口述方式进行创作。他撰写了大量的民主诗歌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高士其来到广州。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高士其把心中的怒火化为一首又一首旗帜鲜明的诗歌，与反动派进行“肉搏”。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下和平伪装，悍然发动内战。高士其的好朋友李公朴和老同学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参加了公祭大会。
当时，高士其写下了《天地进行曲》等光辉诗篇，发表了大量声讨反动派罪行的战斗檄文，成为将科学与诗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科学诗创始人。他的作品《言论自由》《黑暗与光明》《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等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
当党组织得知高士其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后，立即把他转移到苏州。由于病情再次加重，他又被转送至台北治疗。
1949年1月，在党组织的掩护下，高士其悄悄离开台湾来到香港。5月，又乘船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天津。在途中他写道：“我回到老家去了，我要开始新的战斗，为建设新中国而战斗，为人民的健康而战斗。”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1949年，高士其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并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的那天，他坐着手推车到天安门前参加观礼。他激动地说：“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
此时，高士其已接近于全身瘫痪，党把他安置在北京医院，要他在那里长期养病。他为自己不能为党工作而夜不能寐，一再请求党组织：“不要把我当成病号看待，我还能为祖国出力，给我分配工作，越快越好！”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担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在任上，他除了做大量的日常工作外，还坚持创作。本来，高士其已经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这时他又开始学习俄语，他说：“知识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我的病不能降低学习的要求。”
但对于一个身患残疾的人来说，每写一篇文章都要付出常人难以付出的艰辛，每写一篇文章他都要进行紧张的思考，无论是几千字还是上万字，他都要在大脑里整理成章，这时候他往往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处于紧张的思考状态，手脚剧烈地颤抖，眼球上翻，嘴里不由自主地哼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家人有时看他思考得太苦，就忍不住劝他休息。但这是无济于事的，他从不会停止思考，直到把文章完全构思好才会安静下来。随后，他把构思好的文章一字一句地叙述出来，再由秘书记录下来。但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用模糊不清的喉音一遍遍地说着，碰到难懂的句子和字，有时要反复说上七八遍秘书才能听懂，实在听不懂时，他就用手哆哆嗦嗦地写出来。有的字别人要好长时间才能辨认清楚，他风趣地说：“我的字是天书。”
高士其创作非常认真，每一篇文章都要从一稿开始一直改到七八稿及至十几稿。送到编辑部去后，他还会让秘书打电话，要求记录或修改几句话。有时早晨醒来人还在床上，他就笑眯眯地说：“我已经想好一篇文章。”然后迫不及待地洗漱、吃饭，到办公室把它写出来。他笑称这文章是“梦中所得”。
高士其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科普事业，成为科普园地中的辛勤园丁。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他仍深入基层，到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写下了《炼铁的故事》;到云南个旧锡厂拜访，发表了《锡的贡献》。从1949年到1964年，他发表了800多篇文章和诗歌，出版了近20本科普书籍。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1954年，高士其的科学诗集《我们的土壤妈妈》获得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颁奖大会那天，当他坐着手推车来到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宋庆龄代表评奖委员会亲自给高士其授奖。此时此刻，高士其的心情十分激动，在旧中国，他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科普佳作，依旧是贫病交加，不得不接受宋庆龄为他募集的捐款。而在新社会，党和政府给了他工作，并委以重任，生活有了保障，为孩子们写了些诗，竟得到这么高的奖励。他决心要更加努力地创作，并将所得全部奖金交给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托他们转赠给深陷战争之苦的朝鲜小朋友。
获奖后，知道高士其的人越来越多，他更是收到许多青少年的来信，其中不少人正是在高士其精神力量的鼓舞引导下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北京二十三中的女孩子们读了他的作品，曾经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绣了9个大字：“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不能躺下，要战斗”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士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同样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几度病重，几次半夜里被急送医院的情况下，他坚持挺了过来。他给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有关政府部门写了十几封建议书，要求恢复受摧残的科普事业和科协工作。
1975年四届人大筹备期间，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提名，高士其以“代表科普”的身份，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了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一次天津代表团的讨论会上，前来出席讨论会的周恩来看到高士其坐在代表们的最后一排，便径直走到他面前，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微笑着向他问好。高士其激动得发出“喔喔——”的声音，向周恩来致意。
会议期间，他写出这样简短的几句话：“敬爱的周总理：祝您健康！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您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周恩来看过后，当场举起这张纸条高声说：“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好！”
第三天，周恩来又在这张纸条上做了亲笔批示，要求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即便有周恩来的批示，高士其的愿望仍无法实现。
但是，困难和阻碍并不能吓倒不屈的战士。后来高士其让秘书执笔，为发展科普事业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寄给各个报刊。尽管文章或被退回或无人理睬，但高士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科普的呐喊。
此时的高士其病情更加恶化，所有行动、生活几乎全靠妻子金爱娣照顾。虽然他僵硬的手经过锻炼还能握笔，但写一个字有时要花一两分钟。他说话含混不清，有时只能嗯嗯的出声，这些也只有妻子和儿子高志其才能翻译。即使这样，他仍然顽强地不肯放下手中的笔，坚持写作《杀菌的战术》，并说：“我不能躺下，要战斗！”
粉碎“四人帮”之后，高士其又迎来了科学普及的春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士其夜以继日地写信，向中央提出关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建议;给邓小平、方毅等领导同志写信，提出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
1977年8月，为响应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高士其不顾年老体弱，出席了北京科学家与青少年会见大会，并当场发表了《让科学技术为祖国献才华》一首诗。此后，他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为全国各地报刊撰写了近40篇科普文章和许多科学诗歌。
也就是这一年，首都科学家与青年座谈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高士其发表了《恢复和开展科协工作的四点建议》，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批准，为新科协的建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领导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成立并创建了中国科普研究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他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科普的春天来到了！”他积极为科学普及做“垒砖铺瓦”的工作，并寄希望于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祝愿他们“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生命啊！你是一部写不完的史诗”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学科学热潮。
高士其繁忙的工作开始了。各种约稿纷至而来，他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紧张的工作使他全身原本僵硬的肌肉更加僵硬，喉部的肌肉也呈现出了一种僵化的状态，食管与气管盖子的开合相互失调，吃饭时气管的盖子往往会打开，饭菜没有进入食管而是通过气管进入了肺部，造成了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为此他大病了一场，经过大夫3个多月的抢救和治疗才转危为安。
这场疾病剥夺了高士其唯一的工作方式——口述。对此，高士其感到十分痛苦，他不甘心向厄运屈服，每天加强了写字的锻炼。他用僵化变形的手夹着笔哆哆嗦嗦一笔笔地写着，刚开始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后来逐渐增加到100多字，最后达到每天写1500多字的水平。他常常要从早上9点写到夜里11点，由于无法控制疾病所带来的颤抖，在笔记本上留下了无数道划痕。
面对苦难和折磨，高士其却活得十分乐观。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自己说得也十分费劲，他就笑称自己的话是“高语”;他写的字别人看不清，自己看了也发笑，他就戏称自己的字是“天书”。有一天早上，高士其从床上醒来时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病好了，可以走路了，可以自如地活动了。我做了许多我愿意做的事情，可是早上醒来却发现自己还是这个样子！”说完又呵呵地笑了起来。
1984年夏天，北京医院的大夫们终于做出了禁止高士其进食，改用鼻饲的决定。鼻饲以后，高士其更加快了工作节奏，他常常一边进行鼻饲，一边题词、作文、写回忆录，好像食物是灌到一个与他完全不相干的身体里一样。
高士其非常珍惜他的工作权利和有限的生命，当需要挂点滴治疗时他总是要求挂在左手，尽管左手的静脉扎得已经不能再扎，但他也不愿意伸出右手。他说：“右手是要工作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他左手打着点滴，右手还在颤抖着写字，每天都从早上8点一直写到晚上11点。倪志福（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笔者注）目睹了此情此景忍不住走进病房劝他注意休息，高士其用笔在纸上答道：“写作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1985年1月7日，北京医院进行南楼拆毁的定向爆破，大量尘埃通过门窗涌进房间，造成高士其严重的吸入性肺炎，此后10天10夜高烧不退，只好用冰毯进行表面肢体降温。接着又出现肠胃道大出血、癫病性抽搐。一天夜晚又因堵痰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手术虽成功了，但整整3个月，高士其都处于昏迷状态。
1988年12月16日夜间，高士其陷入病危状态，经两天两夜的抢救无效，于12月19日凌晨与世长辞。
高士其一生经过了无数痛苦和磨难，但他生命的激流始终为祖国事业不息地奔跑着。恰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一诗中所说：“生命啊！你是一部写不完的史诗！”
1991年，安徽少儿出版社决定出版《高士其全集》，1993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高士其全集》第一卷首发式，1995年又举办了《高士其全集》出版发行仪式，该书荣获“国家图书奖”等4项大奖。1995年4月26日，高士其“基金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在高士其童年生活的地方建立了“高士其纪念馆”，当年周恩来亲自批示为高士其在北京建造的米黄色二层小楼，也被开辟为“高士其故居”，供人们参观。
2005年11月1日，是高士其100周年诞辰。《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忆高士其》的文章，文中写道：“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惊人的毅力而震撼，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高超的笔法所打动。使科学知识脱下庄重的礼服，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他的作品立意深远而文辞浅显，小学生都可以读懂，大量拟人化的比喻、口语化的叙述，开科普创作之一代新风，《菌儿自传》《我们的土壤妈妈》等名篇佳作，成为世界科普文库中的经典。”
（责任编辑：张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