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作成一份2万余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于同年12月25日递交给了重庆市委。“狱中八条”就出自该报告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字字血泪，发人深省。
重创：堡垒从内部攻破
1948年3月初，一封寄给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中共地下组织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引发了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的愤怒和仇恨。该报原本只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中秘密传播，此时竟出现在国民党重庆最高军政长官的案头，这彻底激怒了朱绍良等人。一场大规模的报复行动随即展开，时任国民党西南特务机关行辕二处处长的徐远举在重庆广布耳目、眼线，撒下天罗地网，展开了对《挺进报》编印机关和发行渠道的侦破工作。
不久，特务们得到一条重要线索：位于重庆民生路上的文成书店里，青年店员陈柏林私藏有《挺进报》。于是，特务曾纪纲伪装成失业青年与陈接触，并逐渐取得陈的信任。面对“思想积极”却苦于没有出路的曾纪纲，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陈柏林认为有责任将他介绍到党内。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曾的情况，“老顾”虽有所顾虑，但出于发展进步力量的考虑，同意先见面考察一下曾纪纲。没想到的是，在4月1日下午3时的红球坝，陈柏林和“老顾”被早已潜伏在此的特务双双抓获。
在两天一夜的严酷审讯下，陈柏林没有吐露半句党的秘密，而上级“老顾”竟抵挡不住敌人的威逼胁迫，交代了知道的一切，成了《挺进报》事件中的第一个叛徒。由此，徐远举带领国民党特务们开始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围剿”。 刘国定、李忠良、冉益智、涂孝文、李文祥等身居要位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被捕后先后叛变，最终导致133人被捕，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这个关键人物“老顾”，原名任达哉。抗战胜利后，曾为了经费的诱惑被军统特务发展为情报员，因未提供过有价值的线索被特务上线渐渐疏离而断了联系。1947年初隐瞒这段历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承担联络工人党员和进步群众的工作。但这次被捕却被特务们认了出来。是被揭出既往而忍辱负重保护革命力量，还是为一己之私背叛同志？任达哉选择了后者，供出了自己的直接上级、化名为“杨清”的中共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对于许建业的被捕表现，大特务徐远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交代材料中回忆：“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扬，有革命英雄气概”，“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此时身陷囹圄的许建业却犯了一个错误，他担心藏在家中的党内文件和几十封党员入党申请书被敌人查获，便托牢房看守送信销毁这些文件，殊不知早已被秘密监视他的特务洞悉。敌人顺藤摸瓜抓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同时也逮捕了还不知道许建业被捕消息而前去与之商量工作的中共重庆工委书记刘国定。
敌人尚不清楚刘国定的真实身份，而善于搞对敌斗争的刘国定刚开始也表现得镇定自若，刑讯时故意拉东扯西，以致敌人认为他价值不大便把他投进渣滓洞关押起来。而冉益智的被捕和叛变，却彻底改变了他自己和刘国定的人生轨迹。
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的冉益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同志们的印象中“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且理论水平颇高，常常在会议讨论中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分析时政也是一针见血，是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崇拜的对象。他还经常和大家慷慨激昂地谈论革命者的气节、人格和牺牲精神，颇受党内同志尊重。但是，谁也未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光环、深受同志们爱戴的上级领导在被捕的第一天就经受不住敌人的拷问，一股脑地将自己掌握的信息全部如实告诉了特务。他除指认出刘国定、许建业外，还主动帮特务诱捕了他的下级，颇为崇拜他的中共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交出一大批学校地下党组织成员乃至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社员的名单。
在被冉益智指认出后，刘国定的态度也发生了急转，作为中共重庆市工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包括《挺进报》特支及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乃至四川地区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和众多地下党员的被捕。徐远举后来交代说：“刘国定叛变，案情进一步发展。特务们由被动变为主动，迅速打开了缺口，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面对自己手中握有的大量机密，刘国定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这些同志和地下组织少受损失，而是把他们作为保全自己和实现权力欲望的政治资本和筹码，靠出卖同志一步步成为了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上校专员。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徐远举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回忆：“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所以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历史用它无情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党组织内部建设、党员甄别和信仰教育有多重要。“狱中八条”中告诫我们：“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每一条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是由8600多万党员组成的执政党，这其中既有普通党员，也有身居要职的党员，要保持这个堡垒坚不可摧，就需要从严治党，同时开展整党整风，清除非党思想，针对不同党员提出整顿、甄别措施，而且在选用领导干部时要更为慎重，严格把关。
根源：腐化与背叛同行
罗广斌在那份《报告》中特别指出：“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的问题。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刘国定、冉益智等人看似毫无征兆的变节，其实都是源于他们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生活作风的腐化和革命意志的淡薄。
叛变前，刘国定拿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作本金创办汉利药房，作为重庆地下党组织经费的一个来源。期间，他曾为了获取暴利而故意囤积药品，哄抬药价;还曾向负责管理地下党经费收入的何忠发借钱去做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谋取个人利益，被拒后一直怀恨在心。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刘国定逐步堕入了灵魂深处的腐化。叛变后的他侵吞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汉利药房的全部资产，还在得知何忠发被捕之后，为打击报复，故意揭发说何手上握有地下党的大量黄金。特务们便逼迫何忠发要他供出共产党在经济方面的组织、人员名单、商店字号和他掌握的黄金钞票等。面对敌人的利诱和各种严酷刑具的折磨，何忠发始终不吐一词。同样是掌握着组织的活动经费，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何忠发积极筹措经费是为了党组织夺取革命胜利，而刘国定则是为了从中揩油、获利。面对金钱诱惑，何忠发守住了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道德底线，而刘国定却滑向了以权谋私、生活腐化的深渊。实践证明，在经济上出了问题的刘国定本来就没有忠贞的革命和信仰。
冉益智叛变之前，曾有一次和同志们乘船，船上很挤，冉益智夫妇铺开行李后，发现人太多，冉就对下级党员说：“我们要有群众观点，要为群众服务。最好挤拢点，让些地方出来。”结果，跟随的同志都听他的话，挤在一起互相靠着坐了一夜，而他和老婆则照样睡在打开的铺位上。叛变后，面对自己之前的这种行为，他在劝降罗广斌时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一句“装出来给群众看的”，道尽了他善于伪装和工于表现的内心独白。此外，《报告》中还指出：冉益智“在男女问题上，他又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不仅如此，他叛变后背弃了自己曾经“口若悬河”的革命理论和气节，还急于向国民党当局献媚而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文章，并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要》 《放手政策》等反共教材，从行动上到思想上叛变得淋漓尽致，彻头彻尾。
1948年7月11日，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因刘国定出卖在广安被捕。原本在得知很多同志被捕之后，按照地下党组织原则他应马上转移，但他舍不得放弃安定优越的生活环境而背井离家，并且因为广安远离重庆而心存侥幸，认为敌人不会舍近求远来抓他。安于生活享受和轻视敌人的他最终被捕入狱。骆安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斗争异常激烈。既不愿出卖组织，更不敢想象沦为可耻的叛徒，但又缺乏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在受刑之后却“终于选择了变狗爬出去的道路，表示愿意出卖组织”。可见，其心情是复杂的，但自小生活优越的他未经受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后交代了广安的党组织情况。
没有正确处理和对待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是冉益智、骆安靖等人叛变的重要原因。叛变前，他们是青年人思想上的引导者或是革命的先行者，也曾为了革命振臂高呼，却因长期隐蔽在地下，忽视了党内教育和对敌斗争的实际锻炼，最终与党的奋斗目标渐行渐远，直至迷失在信仰的盲区。当面临生死考验时，在生活上贪图享受的他们很难再有大义凛然之风骨、视死如归之气魄。
腐化与背叛同行。被叛徒出卖的狱中同志对刘国定、冉益智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既震惊又愤恨，同时对党的事业的发展也有深深的担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信仰的丧失是因为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方面出现问题，生活腐化，贪图享受，发展到最后贪生怕死，投降变节。这些用鲜血凝成的教训告诉我们，生活腐化是思想意识腐变的诱因和催化剂，没有了思想上的坚定，必然不会对革命保持忠贞。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这也正如“狱中八条”所警示我们的——“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直到现在仍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面对当前官场丑恶现象，潜规则盛行等不良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该在自觉抵制的同时，更要反思和警惕其中的根源，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了腐败问题。因私欲而生贪腐，贪腐重则党性失。对于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来说，忘掉信仰和宗旨，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不仅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政治形象，更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那些违背党性原则、危害党的健康的人和事，必须坚决严肃处理，不断纯洁党员队伍。“拒腐蚀，永不沾”，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处世准则、道德底线。
榜样：信仰坚定铸就钢铁意志
《报告》中对于狱中志士的坚持和抗争，这样总结道：“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诚然，只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在被捕之后才能以钢铁一般的意志来应对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重重考验。
陈然，原名陈崇德，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香河县。1938年在湖北宜昌参加“抗敌剧团”，投身于抗日救亡之洪流，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因躲避特务抓捕而失掉组织关系，1946年内战爆发后，他和一些进步青年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创办《彷徨》杂志，以健康向上的内容引导和发展革命力量。1947年4月，《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之后，陈然又组织创办地下油印小报《挺进报》，作为传播革命消息的秘密阵地。由此，陈然终于和中共重庆地下组织恢复了联系，《挺进报》也成了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虽然知道出现了叛徒却始终坚守职责的陈然，于1948年4月22日刚刚刊印完第23期《挺进报》即在家中被捕。在狱中，敌人用酷刑折磨得他几次昏死过去，他也不曾屈服。终在1949年10月28日被敌人枪杀于大坪刑场。陈然曾在《彷徨》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其中形象地描述了信仰的力量：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无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身养性”，用主观的“毅力” “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陈然所说的“高度的理性”，就是革命的信仰，这是承载着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宏愿，也是凝结着万千仁人志士抛洒热血的嘱托。陈然用生命诠释了财色炫耀在面前、刑刀架在颈上的无私无畏，展现了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的钢铁意志。
刘国鋕，1921年出生于四川泸州一个富豪家庭，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曾在云南陆良从事教育工作。1945年底回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他在重庆的大、中学校和民盟中开展地下工作。1947年担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参与建立和领导了进步学生组织“六一社”。因上级出卖，1948年4月19日在四川荣昌与未婚妻曾紫霞一起被捕。先被囚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后被转押白公馆。在重庆红岩革命博物馆的档案里，保存着一份记载刘国鋕被审讯的详细描述：
徐远举问刘国鋕说：“你这万贯家财的少爷，家里有钱有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是闹不得的，要坐班房、挨杀头的。”“你的上级已将你出卖了，否则，我们不可能把你抓住，今天让你来，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如果不老实，只怕你的皮肉细嫩，吃不消。”
听了徐远举的话，刘国鋕冷笑着回答：“既然我的上级已将我出卖，你们什么都知道，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审问无果的徐远举，认为出身优越的刘国鋕一定抵挡不住严酷刑法，便对其施以各种刑法，但刘国鋕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可奈何，只能将他投入监狱。刘国鋕的家人曾对他实施过两次营救，只要他表示“悔过”，便能脱险。但刘国鋕坚定地表示了自己崇高而不可玷污的信仰和甘愿为人民牺牲生命的决心。在刘国鋕的心中，信仰重于生命，宁肯牺牲也不愿卑微苟活。
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死于白公馆大屠杀之中，而此时距重庆解放仅仅3天。他在就义前高声吟诵了自己写的《就义诗》：“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一批值得称颂的女共产党员，如被关押在渣滓洞的江竹筠（江姐）、李青林、胡其芬等屡受酷刑，一次次昏死，又一次次被凉水浇醒，但始终没有背叛党组织和自己的信仰。原来审问过江姐的特务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回忆：“筷子一阵又一阵来回在江烈士手上猛夹，江烈士痛得死去活来，头都竖立不起，竹筷子还在夹。江烈士一直不承认她是地下党员，从一点多钟整到四点多钟，江烈士虽然受尽苦痛，她坚强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变。”身处狱中，她们比男人更加坚强、执着，隐藏在她们柔弱身躯里的钢铁意志，撼人心魄，令人敬仰。遗憾的是，她们都牺牲于“11·27”大屠杀中。
像陈然、刘国鋕、江姐一样的革命志士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在渣滓洞、白公馆一直秉持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与敌人顽强抗争。很多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留下了凝结着血泪的嘱托和期盼，罗世文烈士：“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心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车耀先烈士：“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作一个健全之国民。”二人于1946年8月18日被敌人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许晓轩烈士：“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是这样，希望组织上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他于“11·27”大屠杀中殉难。
“狱中八条”，是革命先烈用血写就的明示，凝结着狱中同志对党的深深忧虑和殷殷希望，它像警钟一样回响在历史的深处，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天的我们不能忘记烈士的泣血重托，要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上下功夫，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补足精神之“钙”，才能不负先烈的流血牺牲。
（责编 孟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