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尚法”的唐代，楷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然而进入宋代以后，擅楷书者寥寥。宋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改变了宋人的心态，进而促成了宋人“尚意”的审美标准。从宋朝书法的代表“宋四家”的书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楷书较之行草的薄弱，进而对宋朝楷书式微原因的深入探讨就成为本文的又一重点。
关键词：宋代；宋四家；尚意；楷书
唐代楷书是楷书发展的高峰，是楷书最为典型的代表。从初唐的楷书四大家，到中唐的颜真卿，到晚唐楷书的总结性书家——柳公权，我们都能明显看到在“尚法”思想引领下，唐代楷书的发展脉络。然而继唐之后的宋，在国运与文化气势方面与前朝相差甚大，进而导致了宋人审美标准的改变，逐渐形成了“尚意”的审美标准。
一、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
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逐渐演变生成的历史过程，同时在其过程中，相关的学术思想和审美理念共同衍生了其最后的成熟。
1、“尚意”书风形成的前奏
北宋建国之初，书坛是凋敝的，来自十国的降臣成为书坛的支撑。如有来自南唐的徐铉，来自西蜀的王著、句中正、李建中，来自吴越的钱惟治。徐铉的主要成就在文字学上，他的书法偏重小篆，在宋代是继承“斯冰”的高手。王著是降臣中最受宋太宗器重的，官至翰林侍书，主持了摹刻《淳化阁帖》的工作，但是《阁帖》的编纂失误频频，摹刻失真也招到后人的批评，其水平远在宋高宗时的《大观贴》之下，以至于以《宣和书谱》为代表的官方修订的书法谱系中竟没有王著的位置。再者如李建中作书，多以中锋用笔，较少提按，其书多浑朴的意味，其狭隘的取法最终导致其书的格调不高，渐为后人非议。北宋前期的这些书家多以晚唐五代的书风的摹拟为务，以致在宋代前三朝，书法并未走入正轨。
同时士子们为了获取功名，随波逐流，趋时献媚之风渐兴。 米芾曾云：“本朝公卿，悉学锺王。至李宗锷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1}宋代的科举考试讲究集权式的公正，为了考中，士子的文章和书法往往就要仿效主考官。李宗谔主持贡举事时，天下士子皆习李书，以肥扁投其所好，博取功名。宋绶任参知政事，倾朝学宋，时为“朝体”。宰相韩琦喜颜体，士俗皆学颜。然而，主考官经常调换，趋时之风也势必随时变迁。主考们的书法必然不是规范的、标准的，而是信手的、随意的书体，士子们的跟随也就扩大和播广了这种无统一的“法则可依”的状态。这种不能继承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更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的现状，注定了变革的出现。
如果说北宋前期的书法在总体上表现为放任自流和随波逐流的话，而改变这一风气的要数以欧阳修和蔡襄为首的书法活动。欧阳修以其作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文学改革的倡导者的威望，对于日益衰弱的书法现状他首先提出了改革的愿望。他对书法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他撰写了《集古录》，以保存书法遗产。蔡襄对于北宋中期书法的主要贡献在于书写实践方面，他篆、隶、飞白、草、真、行各体皆能，对于传统他有所继承，更有所创造，他为后来苏、黄、米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2、新儒学对于尚意书风形成的影响
新儒学的形成得益于宋廷的右文政策。宋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士大夫的言论自由。庆历时期，学统四起。有王安石所创的新学，张载所创的关学，周敦颐所创的濂学，苏轼所创的蜀学和二程所创的洛学。他们都是既谈人性与天道，又谈伦理纲常和道德修养的哲学家，都有一套比较完整地从自然观到道德修养论的理论体系，在改造神化论的旧儒学的过程中，都有积极的贡献。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
形成后的新儒学有如下特点：其一，评议和辩论。倡导与古人辩，与今人辩，充分表现出了言论自由。其二，疑古精神。对古代论说进行整理和重释，著书立说，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其三，创造性和兼容性。宋代理学的产生，不但主导当时的文化思想，也左右了当时的艺术观，使得艺术摒弃了浮华淫霏之风，从而，推动了艺术的发展。
由于新儒学的形成，文艺创作者们在艺术审美取向上和文艺创作思想都有大的改观。也逐步形成了时代独特趣味和理想追求，他们的艺术追求也出现了多元化和创新性的特点。总的趋势也转向了注重对主体人的内心感受的传达和表现，宋代的尚意书法在这个大环境下逐步形成。
二、从宋四家的楷书看宋代楷书的衰微
关于宋代的楷书状况，欧阳修曾忧心忡忡地说道：“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缺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 学子们多忙于“趋时贵书”，不再追求更精深的研习，于是随波逐流，无所建树。如果欧阳修的说法触及到的是北宋初期的书坛风气的话，那么清人梁巘的总结正为我们道出了自北宋晚期以来楷书发展受阻的时代因素。梁巘云：“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谨。宋人思脱唐习，，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2}正式由于以宋四家的“造意运笔，纵横有余”，才造就了非晋非唐的宋人书风。然而以行草伫立于世的有宋书家，却在楷书上留下了遗憾的一页。
我们知道，北宋的书法以“四家”为代表，而我们要解析北宋楷书衰微的状况，选择从宋代顶级的书家入手进行分析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分析方法，下面我们却逐一解析宋四家的楷书。
1、以继承为己任的蔡襄
“宋四家”中以蔡襄年为最长，他毕生以继承二王和盛唐之风为己任。苏轼曾评蔡襄的书法云：“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3}可见楷书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他的小楷习魏晋之风，大楷有颜、柳风骨。虽其尚法颜公，但是其楷书终难与唐人媲美。近人马宗霍曾这样评价道：“行墨迟重，错笔安和，如养男之士，入定之僧，使人不畏而敬，不狎而近，(盖)得体于平原(颜真卿)，而才质稍弱，故气象逊其博厚，而颇有”。{4}蔡襄的大字楷书比颜书稍显单薄，而乏雄浑之气，难免近俗，试看其楷书《洛阳桥石碑》（如图1）。其楷书尺牍，反多“晋人冲虚之度”。
2、超脱“朝体”{5}的苏轼
苏门学士黄庭坚曾这样评价他老师的学书过程：“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6} 苏轼的书法具有鲜明的个性，楷书亦然。从学《兰亭》到学柳公权，再到中年之后专师颜真卿，其骨力得之于颜楷，故榜书博大壮实。然而形成苏轼风格的楷书并没有表现出唐人的法度，在学颜的过程中，参入了李邕、杨凝式的体势，楷书（如图2）中多行书笔意，故而古雅而淡逸。
3、自成一家的黄庭坚
黄庭坚在书法上的成就主要是他的草书和大字行书，他的楷书效法褚遂良、颜真卿、杨凝式，但同时又不囿于对唐人“尚法”的因循守旧，以侧陷为势，大起大落，纵横开阖（如图3）。他学《瘗鹤铭》而加入“新理”，结密而无间；学《大唐中兴颂》走雄强宽博一路的风格。其书楷中寓行，行不离楷，从容舒展。楷书带行，结体侧险，变化多端，体现出其书法洒脱磊落的内在风格，体现了行楷书的态肆放逸。
4、“八面生姿”的米芾
米芾的楷书从褚遂良处受益良多。他曾自述学书经过：“余初学先写擘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公权)而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7}米芾学褚遂良，以驰骋纵横之势开创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米芾楷书有《颜真卿新庙碑阴记》，其书体势劲健，风采齐备，学唐之功昭然若是。他的小楷《向太后挽词》（如图4）以跌宕、跳跃的笔法诠释了其“八面生姿”的艺术理念。
沈从文先生曾这样评价宋人的书法：“书画到宋代以后，有了极大变化，说坏处是去传统标准日远，说特色是敢于自我作古。‘经生体’的稳重熟练把握不住，虞、欧、褚、颜的创造天赋也都缺乏。试用代表这个时代的苏、黄、米、蔡作例，就可知道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请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8}诚如沈先生所云，宋四家中的后三者试图力变唐法，冲破唐楷的藩篱，故而他们的楷书多几分行书的率意，但同时缺失的是法度的支撑。而过于守旧的蔡襄，其楷书因气息格调之之碍，而对后世影响并不大。如果说，就起书与同时代的人相比，这四家楷书已经是具备了很高的水平，但从整个楷书发展史来看，其水平是有限的，上自不可与晋唐的楷书同日而语，下亦当汗颜于赵孟頫这样的楷书大家。
三、宋代楷书式微之源
通过对宋四家楷书的分析，我们可以见出宋代楷书已经没有南北朝那种朝气蓬勃的局面，更没有隋唐那种恢弘繁荣的气象，书家或是步前人或时人后尘，不能确立其在楷书史上的地位，究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1、“尚意”书风对楷书发展的侵蚀
徐无闻先生在其文《关于宋代书法史的研究》中指出：“字体的演变到了宋代早已完全定型，宋人在书法上不可能因文字载体的演变而创新。六朝楷书异体甚多，到唐朝大大减少。唐代楷书技法的完善是与文字规范化同步的，宋人的书法要发展，要创新，必须更自觉地全面继承前代遗产，不能限于技法上的重复搬演，必须在精神、气质方面有更高的追求”。{9}当晋韵、唐法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宋人要发展本朝的书法，只有突破，在技法上、在审美理念上都应该突显出其时代的风貌，而“尚意书风”便是书家找到的路径。
“尚意”思想的形成发展，使得书家们思想异常活跃。书家更注重主体“我”的表现性，进行着由法度层面到精神自由的转变。集中在楷书方面表现为：他们认为书法应该具备生命的精神特质，反对唐人将字的结构定型而限制主体精神的发挥。我们且看以宋四家的书学主张，进而梳理出“尚意”书风对宋代楷书发展侵蚀的理论基础。
在书论中，苏轼提出，须冲破了唐朝形成的严谨性，拓展和加深书法的自由发展空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10}；在“新意”与“法度”之间，苏轼又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即为注重书法的自然状态下的意趣，也就是“无法之法”。
故而书法创作是书家自我心性意趣的展现，是艺术的创造，但求其天真烂漫，求其信手遣兴，再不为法度拘束，再无计较于工拙。
黄庭坚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为宣言，强调了继承古人而不泥古的重要性，创新的重要性，以及体系自成的重要性。悟性、韵趣亦是黄庭坚书学思想的关键词，强调书家当于“技道两进”中去 “去俗”而取“韵”，在参悟造化中去有会于心，进而做到有法而“无法”，笔意纵横，造微入妙。
米芾一方面遍习诸体，深入传统，以“集古终能自成立家”。另一方面，其非泥古不化，在临习古代法书，融会贯通之后，他任情恣性地自由挥洒，创立新法，自成一体。其晚年作品多率意而为，极富意趣。
在以上三位的引领下，宋人书法多从自我的个体涵养情形方面着眼，把书法艺术的纯粹性提升了，把自我意识加强了，强调独创性，创作在 “无法之法”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完成。以苏轼为旗帜的宋代尚意书风，驱动了书家更愿意将造意运笔、一挥而就的行草书做为艺术追求的主要方面；而楷书由于拘谨过甚、偏于庄重，只是被作为学习书法的基础，潮流的影响宋代书家也不再把楷书做为自己主要的艺术追求了。
2、科举习气对楷书的负面影响
我们知道，科举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培养和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人的“书判取士”和铨选官员“楷法遒美”的标准到了宋代则改为“经义取士”，即不专重文词书法了，而着重士人的政治思想与胸怀抱负。
宋仁宗初年，科制举的重心以“经义”和“德才”为先，而后才是“书判”。
据《宋史》记载：“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握科，军谋宏远材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11}可见“书判”放在了六科选定后的加试。由于考察重心的转移，“书判拔萃”完全比不上“经义取士”重要的。考试重点的改变，使得学子更无心于“楷法遒美”的追求了。
当然，“楷法遒美”对于做官来说仍然重要。宋代的官学中也设有书学。朝廷和政府各部门，也都配有“楷书”、“书令史”等职员。入仕为官必须善书尤其是楷书，但善书的标准却是要按照当朝的审美取向写得一手好字来，这就又滋生了以书趋附权贵的“朝体”现象。那么官位显赫的，如长期主持文教的李宗谔、深受宋仁宗喜好的宋缓、历任三朝的宰相的韩琦、政坛显贵后的蔡襄、作了宰相后的王安石，这些人的字便成为了士子模仿和学习的范本，也成为了各个时期的审美取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立场的改变极大地降低了楷书的社会地位，也看到了科举习气对楷书艺术性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3、印刷术对楷书的挑战
印刷术是中国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由于社会对文字的广泛需求，直接促成了手工雕刻技术的成熟和完善。因此，文字的规范就成为印刷术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了。
从现有的资料显示，古代的印刷字体大都是使用楷体，因为用楷书制作而成的印刷楷体具有大众化的审美共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印刷术选用楷书制成楷体，为楷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印刷术的兴起，使楷书的演变与创新受到了阻遏，无疑对楷书的艺术性产生了巨大冲击。首先，印刷术的发展导致了原有的手工制书方式的消亡。其次，印刷业文化的普及代替了大量的日常书写，促进了行草书体的发展，却阻遏了楷书的发展。
宋代印刷字体的审美形态，日积月累地通过阅读而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特定的审美定势，而艺术家将更多的开拓创新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实用性更强的行草书上了。
四、结论
在以宋四家为首的“尚意”书风的强势攻击下，在科举制度变革所导致的考试重心的改变下，在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中，楷书在宋朝的发展是举步维艰的，这期间或缺的既有审美理念上的支撑，同时也有于技法上，对于楷书笔法系统的深入研究。楷书在宋朝的式微是书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现象，“尚意”成就了一个朝代的风格特征，同时阻碍了楷书的历史演进，然而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历史演进后，楷书又将在元朝而崛起，也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1}米芾.《书史》《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8.第 78 页
{2}梁巘《评书帖》，《历代书法论文选》P581，上海书画出版社
{3}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九P125文物出版社1984
{4}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九P116
{5}所谓“朝体”，即有权势者一人倡之，众人附之，而不思变革。
{6}黄庭坚《山谷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P67，上海书画出版社
{7}米芾《群玉堂帖》卷八，上海书画出版社1982
{8}沈从文《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 1994
{9}徐无闻《关于宋代书法史的研究》《国际文化研讨论文集》P419
{10}苏轼《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P314上海书画出版社
{11}《宋史》.《志》第一百八 《科目上》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8年版
[2]崔尔平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年版
[3]《宋史》中华书局 1988年版
[4]马宗霍《书林藻鉴》 文物出版社 1984年版
[5]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6]米芾《群玉堂帖》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2年版
[7]金开诚、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大观》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8]沈从文《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 外文出版社 1994年版
[9]陈振濂《印刷术与书法的关系》 《书法导报》总542期2000.5—10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