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普通消费者第一次了解石嫣的“分享收获”农场，基本都会赞同它的有机化生产理念。但等到进一步了解这个农场的作物价格，则又多半会心生犹豫。如果石嫣再告诉你，必须要先付费给农场以支持经营，才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每天获得农场的产出，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接受困难。
这正是石嫣致力于推广的CSA——Community Support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遭遇的困难。对于这种模式的疑虑来源自两个方面——农民们普遍认为化学肥料和杀虫剂已经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部分，堆肥和密集劳动力生产是已经远去的历史；而消费者方面，有机作物不那么鲜亮的外观、受时令限制的较少种类以及相对高的价格，则成为端上餐桌的掣肘。
消费者也有责任
“消费者本身是公民，对于饮食的安全也负有责任，如果消费者和农业生产者双方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有机健康的耕作方式将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石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工人家庭的女儿，从小没有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经历，在学业有成之后，毅然决然挽起袖口和裤腿，扛起农具走入田间地头。由她发起并负责至今的CSA农场“分享收获”，如今是一个拥有300亩土地、30余人力、为超过500户家庭供应每日饮食所需的成功项目。
“CSA模式的农场绝大部分采取的是完全有机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应该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认可的，公民一起努力将我们的农业环境改良得更健康，这也被称为团结经济。”石嫣在接受《新领军者》采访时，更愿意强调“有机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有机产品”本身。“因为我们没有去做农产品的有机认证。有机认证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方式，不过我们的产品并不卖到陌生人市场，我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对我们有信任的前提，才会参与到我们的农场中来。”
要经营一个CSA农场，消费者必须预先付费。农场用消费者的钱来经营生产，无需向其他来源贷款，这样便能够更加专注地对消费者负责，也使得成本内部化。“有机”的信任在一开始就建立，成为双方共同维护的关键价值。
这种消费者与农业生产者紧密联系、命运共同的生产模式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算新鲜，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超过40年的成功历史。上世纪70年代，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地区因为急速工业化，导致农业人口减少，化肥农药滥用，土壤破坏，农村凋敝，食品问题最终上升为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消费者和农户主动结合起来，以健康饮食的理念作为纽带，共同维护农产品的品质以及农村的社会形态。
所以，CSA农场的第一价值其实并不在于有机作物本身，而在于一种健康、永续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达成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责任不能单独推给任何一方。石嫣说：“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其实是环境问题，农业环境遭受了严重的污染。我们的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已经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严重退化、缺乏营养的土壤应该由谁来改善？石嫣的回答是：农民。但是，“如果农民改良了土壤，采取了更健康的耕作方式之后，没有人去认可它、消费者不愿意去付费、政府不愿意去支持，那么所有的投入都是白费，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就不可持续。”
有机不是“特供”
这也是为什么石嫣决定从学术的圈子里走出来，转而深入田间地头。除了身体力行让生态农业模式复兴外，她也在消费者一方努力推广CSA的理念，尽管遭遇了一些困难。比较棘手的一个麻烦是价格，毕竟有机的生产方式产出的农作物在当下投入成本较高，只有当政府更多支持，相对形成规模后，才有可能让更多人消费。但另一方面也有消费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食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因为只要在家吃饭，其实即使使用有机食材，也比出去在饭店吃一顿要便宜很多。
“我们成本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投入比较大，也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小规模下的投入，并不是因为产量低。”石嫣以肥料为例做解释：在化学农业里，化肥可以直接买来，一袋肥料可以管一大片土地。但要有机生产的话，则需经历多个步骤。
“你首先要进行肥料的堆置，无论是你农场的猪粪、鸡粪还是说从外面买来的猪粪鸡粪，都需要运输到固定地点进行堆置。堆置的过程中还需要翻堆。堆置了一段时间后，就需要把这些肥料一车一车地运到各个大棚、各个地块。不同于化肥，有机肥的用量大，所以从收集原料到堆置再到施用，都需要不少的人手。”
另外，在石嫣的“分享收获”农场，农用机械的作用也不是很大：“因为地块是分割的，比如说我们农场有好多大棚，一个大棚是0.6亩地，大棚外面是0.6亩地，这样的话，我们很难找到适用于这种规模的农用机械。”
这最终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能够接受CSA农场的消费者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群，换言之，即是城市中产。那么，CSA农场会不会成为一种形式的“特供农场”呢？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看。”石嫣认为，价格相对较高是事实，但“特供”一词则有些过了。“根据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在2009年的时候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就已经达到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23%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则更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也就是说有相当比例的人群有能力和意愿追求健康饮食。“而且，这还是5年前的报告。”
另一方面，石嫣提醒，不能忘了农业人口本身也是消费者之一。“我们谈到消费者，总是想到城市的消费者，却忘了乡村本身。”CSA模式能够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农村留住更多的人口。“举个例子，通州有一个农户，他以前40亩地种玉米和小麦，一年总收入是6万块钱。现在他在做CSA，一个月的收入便可以达到4.8万。”在这种模式下，农民本身也成为了强大的消费力量，他们也没有理由去采购自己出产以外的食品，那么这样一来，CSA模式便实现了一种十分平民的消费。
CSA有助粮食安全
不过即便如此，CSA模式里的有机农业遵循天然的生产方式，在产量上较化学农业不具有优势。这似乎与“保障粮食安全”大政方针相违背，尤其在如今全球“8亿人处于饥饿、1/3人口营养不良”的背景下，“先讲粮食安全，再讲食品安全”的言论很有市场。不过石嫣认为，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CSA模式的理由。
“全球8亿人处于饥饿之中，本身就说明当今化学农业不断追求高产的方向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解决所有地球上人口吃饱的问题。”石嫣解释说，粮食安全是一个因素复杂、不能一般化的议题。“大众对农业的理解是非常线性的，并不是单纯一亩地的产量决定了饥饿或者不饥饿。增产了又能怎样？要知道我们每年都在造成大量的浪费。”粮食分配环节带来的损耗最终都算到了亩产的头上，这让石嫣感到很不公平。“我们现在追求一亩地多产出10%，却可能浪费掉50%。”为了弥补缺口，化学农业的做法就是给土地施以更多的化肥和农药。
土壤就这样被无辜破坏，这正是化学农业让石嫣痛心疾首的地方：“华北地区土地的平均有机质含量是1%左右。好的土壤应该在多少？至少5%。”
而比土壤破坏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可耕地数量的减少。“在北京地区，你做有机生产，一亩地玉米900斤，你做非有机的，一亩地可能有1000斤。相差100斤。但如果你这一亩地撂荒了，或者被征用拿去盖了楼做开发，那就是至少900斤的损失。”
在石嫣的描述中，即便是粮食安全这种存亡攸关的问题，也可以被有机农业“以退为进”地解决：“用CSA模式生产，增加农业收入，稳固住农村人口，就是在解决粮食问题——我们看过很多案例，之所以造成饥荒，很多情况是城市人口太多、太依赖乡村去为城市人口提供这么多的粮食。但如果这些农民都有地、都以土地为生的话，来自城市的粮食需求不就大大减少，整个社会的粮食安全不就更有保障？现在的理论是降低粮食价格，更多农民无法依赖农业维生，只好进城成为城市务工人群。低价粮食为城市化、工业化服务，而更少的人控制粮食的生产，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系统更加不稳定。”
东亚十分适合CSA模式
CSA模式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大量劳动力扎根于土地，似乎与当今城镇化浪潮背道而行。但其实CSA的效率并不低下，在中国农村富余人口仍旧充足的当下，更不可能影响对城市的劳动力输出。石嫣举例说：“韩莎林合作社是韩国最大的一个农业产销合作社，它由2000户农户组成，却能够为足足40万户家庭提供健康食品。”
而且，大农场式的农业生产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的国情。“我们看到农业人口占比极端小的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其新大陆的特殊历史背景——地广人稀、土地获得的非正义性等等，使得他们的农场通常规模庞大，农业从业人口很少。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
但即便是在美国，CSA的事业同样方兴未艾。石嫣第一次接触CSA就是在大洋彼岸。2008年的时候，26岁的她到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去“洋插队”，看到了完全不同于机械化农场的另一种存在。在这个“地升农场”，非但没有化肥和农药，连外来食品也被相当程度地禁止。有一次石嫣想去附近的小镇上购买蔬菜，却被农场的人严肃地阻止。因为在农场的人看来，石嫣想要购买的反季节菜违背了蔬菜生长规律，增加了消费成本和资源消耗，还不如吃蔬菜罐头——就这些蔬菜罐头，石嫣吃了足足有一个月。
不过石嫣在推广CSA模式的过程中，并不那么地“原教旨主义”。在化学农业占绝对主流的当下，逐步改善耕作方式、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提高土壤质量是更为理性务实的办法。而且有机农业也绝对不是“复古”。
“农业生产关键在于管理。”石嫣对《新领军者》解释说，传统农业的精髓加上现代的管理，才是CSA模式真正倡导的农业。“传统农业的理念就是堆肥、还物质给土壤，但缺少科学的种植方法。就拿番茄来举例，以前做法可能比较粗糙，就是播种，然后搭架，番茄就顺着长上去了。它会不太重视比如说从育苗开始，植株底部如何通风、栽种密度怎样、什么时候该打岔、湿度和温度如何控制等等，这些方面是有时代变迁的。”不同的种植方法带来的结果可能有相当的差异，“我们每亩地一茬番茄产量可以达到8000斤，而有些农户种得一般的可能只有四五千斤。”
经过石嫣以及其他践行者的努力，CSA模式在中国已经逐步推广，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她的努力也被世界经济论坛所认可，令她跻身今年的“全球青年领袖”之一。消费者—农户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不但带来了安全健康的饮食，也为中国农业的永续经营、中国农村形态的稳固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价值。不过要取得更大的成绩，绝非朝夕之功。对于未来，石嫣并没有一个可以用数字来精确描绘的阶段性目标。“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模式、理念能够推广到更多的人，”石嫣大方地承认，“这不是两三年就能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