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丁帆，从1979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发表《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之后，三十年来先后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新时期小说读解》、《文学的玄览》、《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以及《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著作，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另一方面，在教学、科研的同时他还坚持散文创作，至今已出版《江南悲歌》、《夕阳帆影》、《枕石观云》三部散文集；然而作为散文家的丁帆却似乎被人们所漠视。我们以为，认识散文家的丁帆与认识评论家的丁帆同样重要。因为他的随笔体散文在当前散文创作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可以探寻，这正是我们写作此文以进行探寻的缘由。
一
20世纪9()年代起，出现了持续至今的“散文热”。仅就概念来说，出现了“大散文”、“文化散文”、“历史散文”、“艺术散文”、“女性散文”、“小女人散文”、“荒诞散文”、“学者散文”、“新媒体散文”等等，品名繁多，难以计数。个中原因，除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而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在经过了新时期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80年代的思想启蒙以及观念嬗变、方法论更新之后，他们回到自我的内心，进行远比“反思文学”阶段更为深刻的反思。随笔，成为他们反思的最好的文化港湾和内心言说的最好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热”就是“随笔热”。就在随笔创作中间，出现了“读书随笔”、“思想随笔”、“哲理随笔”、“学术随笔”、“文化随笔”、“艺术随笔”、“生活随笔”等等；而在诸多的随笔创作中间，有老中青的作家和很多文化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还出现了很多学者组成的作家群。除了被热捧的余秋雨外，可以列出很多名字：林非、潘旭澜、梁衡、卞毓方、王充闾、赵园、雷达、周国平、吴方、李辉、孙绍振、南帆、陈平原、蔡翔、刘小枫、夏坚勇、张振金…一而在他们中间，丁帆是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的一位。他认为散文进入90年代以后，是“人们在视觉的信息时代里，惟一可以驻足审美的文学样式”。这是丁帆致力于随笔创作外在的背景缘由。
对于这个时期随笔创作，有人批评说：“仅一‘随’字，就足以能够代表和准确地体现这些退守者们此时此地的人生况味和悲剧心绪——随意、随世、随大流甚或随便，以及与之相随的‘荒诞感’、‘虚无感’、‘无聊感’……”这是一种信口雌黄、很不负责任的治学态度。如果我们以丁帆散文进行个案的分析，就可以反驳批评者不符实际的奇谈怪论。
收在《江南悲歌》里的很多篇章，是关于明清、民国及中国现代史上“江南士子”和秦淮名媛的随笔，是丁帆整个随笔创作中极有分量的作品。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与载体，发抒作家自己个人的感想、感念与感悟，是很多随笔作家书写、言说自己思想的方法和途径。如果说，卞毓方之于蔡元培(《煌煌上庠》)、毛泽东(《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鲁迅(《凝望那道横眉》)、马寅初(《思想的第三种造型》)等等，是重新感受先哲们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李辉之于赵树理、老舍、吴晗、邓拓等等(见《人生扫描》、《风雨中的塑像》等集)，是从他们的个人遭遇中寻找为后人留下的历史扭曲命运的车辙；如果说，梁衡之于瞿秋白、周恩来、邓小平(见《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的周恩来》、《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是以“思想解放”的观念重新评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那么，丁帆区别他人、另辟蹊径，则是反复考量、审视其笔下钱谦益等等历史人物的人格——作为“士子”的人格。而这种人格审美，成为他散文最能够让我们读者感动并引起深深思考的思想价值所在。
人物品藻起源于“魏晋风度”。它是以“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等等为代表土族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对抗那时由曹丕刚刚建立起来的“九品中正”制度，提出对人物品评鉴别的标准不再是官本位的政冶理想与建功立业，而是人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智慧、个性、胸襟、性情、品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气度做派；后来整合儒家“文质彬彬”的君子理想，发展成为文艺创作的美学标准和人格主体的审美理想。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急剧发展及其价值观念的嬗变，文学创作与批评正在消解与悖失这一审美传统。丁帆的可贵不仅在文学批评中把握人性的基本价值，而且在创作中一如既往地坚持着研究人性的价值理念。他对江南士子进行人格的审视与考量，正是如此让读者在他的文本中见证“这一个”丁帆的价值不群。
首先，在丁帆的人格价值观里，把是守节还是变节，看做人格审美的第一价值。在他的笔下，大体写了四类士子。第一类，在仕变节降“敌”的贰臣，如钱谦益、侯朝宗、吴梅村、刘师培、冒辟疆等；第二类，与“敌”对抗或与奸党斗争或坚持真理信仰的“大丈夫”，如金圣叹、方孝孺、张溥、高攀龙、杨涟、顾炎武、夏完淳、胡风等；第三类，对清朝皇帝愚忠、最终实现道德自我完成的“忠臣”，如王国维、翁同稣等；第四类，心忧天下、独善其身的民间“精神贵族”，如吴敬梓、袁枚、归庄等等。在这四类士子的书写中，都无一例外地突出他们的精神节操。尤其对第一类士子，作者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他们在人格上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变节与失节。作为东林党的魁首的钱谦益“创下了文人变节的历史记录”，背叛东林、卖身投靠南明朝廷，后又举白幡投降清军，这些都是“认贼作父”的变节。侯朝宗归顺清朝后失节参加乡试，中了“榜眼”；曾经激烈批判吴三桂降清的吴梅村，自己也经不起诱惑而“出仕清廷”；刘师培出仕清廷，又绝意仕途参加“革命”加入“光复会”，后又被清政府收买“骤然变节”，反过来充当“告密者”出卖了革命党王金发等人……他们虽有高深的学问，但他们的变节与失节永远是人格的耻辱。正是由此出发，作者对第二类英雄士子人格的褒扬，是通过与异族统治者、皇权、奸党等邪恶势力的抗争中不惜身家性命的壮举的书写，感悟他们坚守人格节操的无私无畏与“硬骨头”的精神。即使对第三类士子人格的品评，作者还是看他们是否守节。对“头脑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以一种悲壮的形式来完成自己信仰的“最后仪式”(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对晚年被“开缺回籍”后，仍然关切朝政动态，怀抱着有朝一日光绪皇帝重掌朝政之心灵“悲剧死结”的翁同稣，丁帆就有了自己不同于一般人对“愚忠”人格的理解。——“愚忠”也是对自我节操的坚守，也是对自我人格的最终完善，因此也就具有美的意义。丁帆的人格价值观认为，信仰与理想执著如一的追求，永远是士子人格价值内涵的核心。
其次，丁帆的人格审美把士子的思想行为衡定在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道德责任之上，认为出于此良知道义并为此坚持抗争、舍生取义的，才是“大丈夫”的人格。唯其如此，他的人格审视中把明代东林党中与魏忠贤奸党不共戴天的士子高攀龙、杨涟当做人杰予以讴歌：他们为社稷黎民而除暴安良，不怕坐牢杀头，视死如归。同样，他把顾炎武当做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予以书写，
其“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道德良知，始终不渝地伴随着他走完了“人格的楷模”的一生。丁帆把忧国忧民的良知道义，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人格境界；在他看来，人总是有缺点和局限的，但只要有了忧国忧民的道德责任感，那他的道德情操就可圈可点。故此，尽管续范亭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为了抗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了警醒腐败当局和四万万同胞，而在中山陵前拔剑剖腹自尽，不失为一名铮铮铁骨的爱国志士。尽管吴敬梓向往明代的名士、放浪形骸做“精神贵族”，但他“在无为而治中来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以《儒林外史》来解“胸中块垒”，就是其心忧天下的见证。
丁帆在其人格审美中尤其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也就是强调自我人格的主体性。坚持信仰与理想的如一追求，忧国忧民的道德责任，这些都是人格审美的共性。作者把握士子们的共性的同时，更注意到因人而异抓住他们各自的个性——人生经历的特殊和思想境界的差异进行审视剖析，这就使他笔下士子的人格画廊丰富多样、各呈异彩。有伟丈夫，有谦谦君子，有独善其身者，有作为人格侏儒的变色龙、失节者、卖国贼、叛徒、告密者……就成仁来说，有金圣叹“与妻书”的慷慨，有方孝孺披麻戴孝的“死谏”，有夏完淳少年英雄路的“赴死”，有高攀龙笑对生死的“从容”，有杨涟的“割喉酷刑”的惨烈，有陈布雷的幡然自尽的“耿狷”……总之，作者凸显了江南士子人格的个性，也就凸显了他们不同的人格魅力；进而使作者的人格审美，对今天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有着发人寻思的普泛性启示。
二
我们认为，“散文的……一切艺术形式所表现的是人本真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形式本身传达着题材的真实、思想的真率、情感的真挚、人格的真诚等这些自我本真的内容，对此读者阅读时并不存在着审美阻隔与心理距离，无须像解读虚构性的现代小说与戏剧那样，进行从‘真’到‘假’的心理还原和从‘假’到‘真’的认识还原，就能够直接感受作者的‘真我’，与之进行心灵的碰撞与对话。”丁帆用他的随笔与读者对话，坦率地吐露自己的真情实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的那种挥之不去的“悲歌”的忧伤。
还是先从他的士子人格审美说起。丁帆谈到这些作品的写作时说过：“这些文章的写就，除却查阅一些资料外，还依赖平时读书的积累，目的不在考据，而在于史实之外的一些感触，所谓‘借题发挥’是也。”所谓“感触”，就是有感于“中国现代文人……自身人格力量的极度萎缩”，有感于“弘扬那种毫无媚骨的文化人格，恐怕是当今知识分子亟待的文化前提”。董健教授则把丁帆的“借题发挥”作了如此的描述与概括：“他学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喊，喊出了两个声音：一日为士子招魂，二日为全民启蒙。他痛切地看到与感到‘文化转型期’里物欲横流、斯文扫地、精神萎缩、士子无魂的可悲事实，于是他来呼喊‘招魂’与‘启蒙’。”董先生的概括无疑切中肯綮。不过，丁帆的“招魂”与“启蒙”不仅在人格审美和人格审视的层面予以展开，而且连同自己一起审视，表现着自己的忧伤情怀。
诚然，丁帆所描写的士子以及秦淮名媛都是悲剧性的题材，之所以选取这些悲剧题材，是源于他的满腔的悲剧文化情结；是为了更方便他的“借题发挥”罢了。借古鉴今成为他随笔的理性思维定势。我们发现，他每篇言说士子生平事迹和人格亮点的时候，都让自己关于人格的议论一处接一处的盘空而生，那种源于现实的感触忧愤，让他情不自禁地喷薄而出。如感怀方孝孺时，作者感叹：“告诉下一代……告诉未来吧……告诉当代文人吧，作为一个文化监护人，少了方孝孺的正气和骨气，他将成为一个精神的瘫痪者，一个媚俗的‘言说人’，一个文化的侏儒。”如写到李香君时，说“作为现代文人，我们不仅不能被物化了的世界所征服，也不能被异化了的人格所压倒。李香君尚且能保持自己的精神操守，而吾辈非得在臣服淫威时低下高贵的头颅吗?!”诸如此类针对当今知识分子人格的议论随处可见。他为现代文化人人格的“软骨”、“奴化”、“萎缩”，而焦虑而痛心而忧伤而愤慨。这种情感的抒发，不仅贯穿于整个“秦淮文化”的历史反思之中，不仅曲包在人物品格的言说之中；不仅见之于他作品的盘空议论之中；同时从技术上看，作者还擅长创造悲剧性的叙事情境，即在游览历史人物生死行踪的现实场景时，创造着贯通古今、情景交融的境界。举例说，《豁蒙楼上话豁蒙》写作者行吟于豁蒙楼，一方面写耳闻目睹的沧桑之感；另一方面由豁蒙楼抚今追昔，生发关于戊戌变法中殉难的“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大右派”储安平写作《豁蒙楼暮色》所自述的“默念自己……罪人”的谶语、“难得糊涂”、“见风使舵”的郭沫若也曾来此等等联想，这就把悲剧性的人、事、景、物会通交叠、浑然一体，从而淋漓痛快地把借古鉴今、怀古伤今的情愫抒发了出来。这里，我们可以借斑见豹，大致管窥丁帆随笔中忧伤情怀所创造的文本风格，它一方面是直抒胸臆的奔放，可另一方面又因深切的忧伤，常常使情感的表现变得沉郁顿挫起来。
从丁帆评论峻青的短篇小说的悲壮风格起，就让我们感到他带着悲剧美的理想研究文学创作的审美。在文学批评中养成的这种理性的悲剧审美经验，也自然会带到他的随笔创作中来，从而整合成为其审美创造的情感机制。然而，忧伤因疼痛而起，最终还是源于个人对社会人生的责任而生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早在丁帆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形成。“插队故事”的系列随笔，是写他到苏北落后穷困的宝应县农村插队的往事。表面上看，也许如他所说，“写出一些亲情、友情和乡情来”，其实从实质看，有着他更为深切的文化情结。他对知青生活的回首与一般知青作家不同。不是去发泄对插队与回城遭遇的“文革”怨恨(如梁晓声等)，不是去进行文化“寻根”(如王安忆等)，不是去感激“贫下中农”给予的“温馨”和重温民风民情(如王英琦等)；而是写自己在成长中所经历、所感觉、所体验的刻骨铭心的“灾难”和疼痛的感受。他怀着太多的忧伤，来写今天依然感悟着的那种心灵的震颤。这里，穷得“每个工分值(10分工)也就二三角钱”，每户社员“只许养2－3只鸡”，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煤油、盐、酱、火柴、肥皂等，“都得从鸡屁眼里抠”(《进队》)；这里，让他“没齿难忘的事”，是一名社员下田拉犁时“把惟一剩下的裤头也奋然褪下”，“甚至他和老婆及孩子每晚睡覺都是赤条条的”(《犁田》)；这里，人们穷得吃不上猪肉，只有猪得“二号病”(霍乱)死后才等到全村男人的“盛大的宴席”(《打平伙》)；在这里，他患病昏睡昏死了七天，与死神擦肩而过，“整整掉了20斤膘，形销骨立，瘦骨嶙峋”，后来回城养病连母亲也认不出自己的儿子(《濒死》)…作者把他的这段“成长”中的人生经历，看做“精神的炼狱”；他忧伤地抒写它，是因为他在这里获得了心忧天下的良知与道义。他在《苦难——人生起航的风帆》中写道：
我不想奢谈我与第二故乡父老乡亲的“亲情”——确实，我在他们身上汲取过苦难生命的精
髓；同时亦看到过一个个阿Q式的面影。但我要永远礼赞我那16岁青春停泊地上的第一次生命的起航——它载着生命苦难的风帆，让我用苦难的眼光去寻觅人生征途中的每一次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历史的错误反而造就了一代人……而今我们拥抱这苦难，咀嚼这苦难，直到永远。
独特的个人感悟，让读者感到忧伤中的悲壮，悲壮中的忧伤。我们阅读丁帆的随笔，感觉他在审视士子人格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人格的裸露与审视。我们认为，如果要读懂丁帆的“悲剧文化情结”，就要读懂他人生中的宝典——《插队故事》系列。我们感受丁帆全部随笔中所表现出来的忧伤情怀与悲剧痛感，仿佛读出了范仲淹、欧阳修那种“宋儒”精神；借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是的，他写历史人物、写往事回忆、写日常见闻、写即兴的文化文学随笔，其实是写自我襟怀的表现和自我身份的认知。表现忧伤，仅是他文学书写表现的情感形态；其实忧伤表达的背后，抒写的却正是他自己的品格操行的坚守和道德责任的担当。
三
丁帆这样说自己的随笔，“这些不成文的东西漫溢着一种‘古典’的情愫，往往与‘现代’与‘后现代’的时尚思想不合拍。被人指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对此，我们不以为然。诚然他的文本的技术操作是偏于传统，故而还有几分古典的儒雅；但是，他的思维的方式和表达的思想却是与时俱进，而且殊于他人。随笔的品格的高下，取决于作者的思想境界、美学理想、社会阅历、情感深度以及艺术形式的表现。然而在评论作家作品时，研究者却常常无视或忽视了对作家个性思维方式的研究。如果说丁帆的文本操作是非“现代”非“后现代”的，那么，他的悖论式思维的支撑，就使其随笔在思想上有了“现代”和“后现代”的生机。
三卷本《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对“悖论”作这样的解释：悖论，逻辑学名词。一命题，如果承认B，可推得非B；反之，如果承认非B，又可推得B，就称命题B为一悖论。自1902年罗素发现了集合论中的一个悖论之后，对数理逻辑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在认识论上对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所谓悖论式思维，大体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抓住事物中互相对立的矛盾，把握复杂矛盾中的异常、错乱与错谬；第二，从矛盾的异常、错乱与错谬中，寻找并得出与普泛事理相悖的反论。我们觉得，丁帆擅长于逆向求异思维，在逆向求异思维中更擅长他的悖论式思维。从其作品的一些题目《悲剧的理性理性的悲剧》、《殉情的浪漫浪漫的殉情》、《人格的矛盾矛盾的人格》、《抗争的猛士猛士的抗争》等，就有强烈的思辨意味，不得不引起读者的注意，从而进一步想解读他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了。
悖论式思维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反动。长期以来，“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和“一分为二”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把本来鲜活的辩证法僵化为“非此即彼”、“非左即右”、“有一无多”、“以一盖多”的形而上学；而这种先入为主的简单定向思维，带着先验的框框条条，束缚着我们对很多事物的正确认识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丁帆告别传统思维，以其人物随笔和很多文化文学随笔告诉我们，必须突破简单化思维的模式与定势，必须逆向求异、“一分为多”、多元思考，才能抓住症候、解开死结，得出符合事物本质的结论；这也就使他的作品有了敢说真话的根据，有了自己的发现和走近真理的思想。对此，只要走进丁帆的文本就可明白了然。《悲剧的鲁迅鲁迅的悲剧——鲁迅》，抓住了鲁迅在作品里所必表现的悖逆、含混、反常、佯谬等等疑难现象，用感觉印象式的素描，对鲁迅进行了辩证的悖论思维。如对《阿Q正传》，作者指出，一切“非逻辑、反逻辑”的人物设计，使得小说“滑稽可笑”，疯狂的背后蕴藏的是“对那种死寂的呐喊与控诉，大‘佯谬’之下冷峻地阐释出理性的哲理”；其悲剧因素“并不是同情和怜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尼采张扬的“酒神精神”；作家借此裸露的“是对旧秩序的破坏欲望而达不到时的宣泄愤懑”。——一般研究者指出《过客》等散文诗里抒写鲁迅的“绝望反抗”；而在这里，丁帆又在其小说中发现了一个“绝望反抗”的经典文本。如，通过《故乡》和《社戏》的对照。指出鲁迅的“悲剧情感”和其理性主体“格格不入、呈游离和悖反状态”，则是对“酒神精神”的剥离。再如，对作为“思想的巨子”的鲁迅为何“最终选择了直接表述的杂文来向旧世界营垒进攻的情感宣泄形式”，作者解释其“主要动因”，是“那种来自对‘再现’或‘表现’艺术的一种本能的审美疲倦和排拒”。——作者在这里指出，“遵命文学”与“一切文艺是宣传”的理念制约着鲁迅的创作心理机制，不能不是理性的悲剧。这些独特的感悟与独特的见解，是解读鲁迅身上诸多“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所作的悖论思考的结果。黑格尔说：“多样性的东西，只有相互被推到的尖端，才是活泼生动的，才会在矛盾中获得否定性，而否定性则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肉搏。”写出《女神》、《屈原》的郭沫若为何变成了“侍臣文学”的郭沫若，甚至作诗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早年入党又脱党、临终却致信党中央要求“追认”的茅盾，为何在其“人格分裂进入不可解脱的高潮时”，他的创作却“达到了顶峰”?丁帆抓住人生经历、思想情感与创作机制之间诸多“症候”，用他的B即非B、非B即B的悖论，并且用康德“二律背反”的哲学原理，在包括政治功利的眷念、自身身份的认同、道德节操的坚守等的人格审视中，给他笔下的郭沫若、茅盾等等现代作家、各类历史人物以及秦淮妓女身上的种种“症候”、盲点，作出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评论与解释。他的评论与解释黑格尔式的“否定性”，往往是新颖辩证的，也是令人信服的。于是，读丁帆的随笔你会受到思想的启迪，相信思想的解放源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嬗变与观念的彻底解放。
丁帆对士子人格审美的一个方面的价值杠杆，就是文化批判精神的品鉴，进而表现自己的文化批判品格。他与友人讨论“东林悲风”时充分肯定东林党人的对抗朝廷与奸党的无畏，他多次赞颂鲁迅、朱自清的“硬骨头”精神，认为：“知识分子…文化批判功能则是读书人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找到的属于自己本性的独特素养。”丁帆出于这种理性的自觉，于是就把文化批判当做自己的使命，正如他所表白的：“我以十二分的热诚去关注文化和文学现状的变化，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底线，向人类文化的倒行逆施现象作不疲倦的抗争。”——悖论式思维，让丁帆有了说真话的勇气和胆识，给他随笔带来的是激烈而充沛的文化批评精神。应该说，悖论式思维是其随笔的一种深层次的智能结构，它使丁帆建立起犀利敏锐的认识力、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具体表现为在错综复杂文化现象中发现和捕捉对象本质的能力，使多元阐释、悖反认识完全成为一种可能。如人们一直把顾炎武当做“知识分子人格气节的楷模”，可从他晚年的“流亡苟活”，发现了他“忠贞不贰的
道德掩盖之下，删除的是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文化批判功能”，以至这成了后期东林党钱谦益等人投降清廷的“答案”。再如，从一生作为蒋介石“御用”的陈布雷吞食安眠药自杀的事象中，发现“在江山社稷与人伦道德之间不能调和时”，他的自杀不是为即将覆灭蒋家王朝“成仁”，而是为自身的“富贵不能淫”人格作一个“最后归属”。这里还有必要提及送别许志英教授的近作《直面人生的果敢与坦然》。自杀在常人眼里是性格的懦弱和对人生消极悲观的逃离；但作者以哀伤痛惜之情、以许先生去世前的两个电话、留下遗嘱等举动的反复渲染，演绎成了先生的“果敢”、“坦然”、坚强、从容与智慧……他的自我选择；并且演绎成了一个跨世纪老年“公共知识分子”人格的坚守。无须罗列赘言，经过丁帆“文化批判”的审视，顾炎武、陈布雷、许志英等等士子，自身就是一个个令人深思的悖论。
当破除简单化思维模式与定势之后，悖论式思维使丁帆的文本有了归一而灵动的深度张力。它使丁帆的文本有了反常的、多维度的智能整合秩序。即材料的组织与结构的安排，叙述方式的运用以及文章体制的选取与艺术手法的调配等等，一切都服从于悖论式思维而呈“反形式”的状态。于是，文本的一切形式都因丁帆的悖论式思维而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于是，大体形成了悖反传统、理胜于辞的写作风格：叙述方式“太随笔”，结构形态“太自由”，技巧手法“太自我”……不成文章的方圆，却成了丁帆文章的规矩。而这个形式表现的问题，则是应该专门予以讨论的。
总之，人格审美的传承与坚持、自我人格的裸露与审视、思维方式的破立与嬗变、文体形式的解放与创新等，丁帆在这些方面为当前随笔创作提供了可供研究和借鉴的审美价值。而作家反复讨论的知识分子人格精神重建的理念与理想，则是超出了其随笔自身的文学价值。
[注释]
1.《世纪末起航·序言》，见《夕阳帆影》，335页，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2.王聚敏：《论抒情散文——兼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者散文》，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林道立、张王飞、吴周文：《论“五四”散文形式审美的价值建构》，载《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2期。
4.《江南悲歌·后记》，249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5.丁帆：《江南悲歌》，149、148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6.丁帆：《江南悲歌·序》，3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7.丁帆：《夕阳帆影·自序》，2、1页，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8.丁帆：《夕阳帆影》，37页，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9.鲁迅：《二心集·序》，见《鲁迅全集》(第4卷)，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
10.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69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11.丁帆：《江南悲歌》，49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12.丁帆：《枕石观云·自序》，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13.《钟山》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