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是舶来品。话剧从它在中国诞生的那天起，一直走着一条曲折、起伏的道路，但却一直顽强地生存着。
从日本到上海
1907年，中国正处于清朝动乱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追求改革、振兴中华。当时一些留日学生受日本新派戏剧的影响，由热血青年李叔同(弘一法师)、欧阳予倩、曾孝谷、陆镜若等组织了“春柳社”，同年2月在东京为国内徐淮水灾筹款演出了话剧《茶花女》(两幕)，成为中国人演出的第一出话剧。后又将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成话剧《黑奴吁天录》，演出后引起轰动。消息很快传到上海，王钟声等热情响应，立刻组成了“春阳社”，将《黑奴吁天录》投入排练和演出，时间也是1907年。
上海历来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同样受外国影响的电影已于1905年在上海诞生。一批热爱艺术的青年对话剧这一新的戏剧品种非常热心，很快使上海舞台热闹起来。只不过对“话剧”这一名称尚觉生疏，有人称其为“新剧”，有人称其为“文明戏”，直到洪深根据它“只说不唱”的特点将其定为“话剧”，从此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推广。
上海早期的话剧人才济济，中坚人物有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有从美国归来的熊佛西、洪深、余上沅、丁西林、李健吾、汪优游、成仿吾、陈大悲等，在他们的热心参与下，几年时间发展很快，新的演出团体纷纷出现，然后又影响其他城市。而上海的话剧团体除“春阳社”外，还有任天知主持的“进化团”和陆镜若主持的“新剧同志会”等。由于新剧(话剧)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戏曲，其中有反映新时代、新事物、新生活的内容，如揭露清朝腐败、鼓吹革命、反映社会言情等，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不久，以田汉为首的一批人在上海又成立了“南国社”和“戏剧协社”，使话剧更上一层楼，更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素养，从而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带有革命色彩的剧目，如《共和万岁》、《家庭恩怨记》、《爱国者》、《秋瑾》、《徐锡麟》、《终身大事》等。
1931年，在上海成立了以田汉为首的“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业务剧人协会”，其成员有夏衍、钱杏邨、阳翰笙、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章泯、赵铭彝等。之后逐步建立了较正规的话剧剧场艺术，几年内陆续公演了一大批优秀剧目：田汉的《获虎之夜》、《丽人行》、《南归》；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聂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洪深的《五奎桥》、《赵阎王》；陈白尘的《升官图》；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宋之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此外还上演了一批外国名剧：《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华夫人的职业》、《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33年，在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中旅”)。该团成立后到全国各地演出，风靡一时。“中旅”的阵容强大整齐，团长兼导演唐槐秋，其妻吴静，女儿唐若青。还有戴涯、赵慧深、章曼萍、姜明，以及陆续加入的李景波、孙景璐、石挥、陶金、蓝马、舒绣文、项堃、林默予、孙道临等。“中旅”所演出的剧目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外名剧，演出较多的是《雷雨》、《日出》、《原野》，还有《梅萝香》、《阿Q正传》。抗战期间演出了《保卫卢沟桥》、《李秀成之死》、《青纱帐里》、《碧血花》、《洪宣娇》、《文天祥》、《李香君》等一批爱国主义话剧，为此，唐氏父女曾被上海日伪当局传讯和逮捕。
由于话剧在上海发展的火热，相继出现了不少艺术人才。除前面提到的编、导和演员外，优秀演员还有金山、赵丹、白杨、秦怡、张瑞芳和舒绣文等。
北方话剧的摇篮——天津
天津被称为中国北方话剧的摇篮。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李叔同就诞生在天津。1908年上海的王钟声、刘艺舟率“春阳社”到津演出《张文祥刺马》，是津门最早的话剧演出。
1909年，南开中学创始人严范孙和校长张伯苓提倡新剧(话剧)运动，他们演出的第一出话剧是《用非所学》。1914年成立了南开新剧团。不久，张伯苓胞弟张彭春留学美国归来，任新剧团副团长兼导演，该团最早演出的剧目是反映辛亥革命的《华娥传》。五四运动前夕张彭春创作、导演的《新村正》引起轰动。鲁迅先生于1919年两次观看该剧并在日记中写道：“观学生演剧……《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从1910年至1935年的25年间，南开新剧团编演的话剧达47出。其中《华娥传》、《一元钱》、《千金全德》、《醒》、《仇大娘》和根据外国名剧改编的《巡按》(《钦差大臣》)、《娜拉》(《玩偶之家》)、《财狂》(《悭吝人》)、《争强》(《斗争》)等剧都得到观者好评。
谈到南开新剧(话剧)，有两个人必须提及。一是万家宝(曹禺)，他1922年入南开中学，进校后就成为新剧团骨干，先后在《财狂》中饰韩伯康、《娜拉》中饰娜拉、《国民公敌》中饰裴特拉……曹禺曾著文说：“我非常怀念南开中学礼堂后台和校长会议室排戏的情景，我将永远不忘张彭春先生的恩情。”
另一人是周翔宇(恩来)，他1913年考入南开，次年便发起组建了“南开敬业乐群会”。新剧团就是该会的组成部分。周在新剧团扮演了好几个女主角，有《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蕙娘，《千金全德》中的高桂娘等，他还担任布景部的副部长，编过剧本，拉过大幕，写过评论。
总之，南开的话剧在我国话剧史上有着先导开创的意义，为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可以说从欧美输入的南开话剧和从日本输人的“春柳社”是中国话剧会合而成的两条渠道。周总理在世时曾两次谈到天津的话剧，他曾对曹禺和凤子说：“一定要编写一部天津话剧史。”他还对曹禺说：“写中国话剧史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地方的早期戏剧运动写进去。”
五四运动期间，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师读书的邓文淑(颖超)曾编演了好几出话剧。她在《木兰从军》中饰演花木兰，在《刺杀伊藤博文》中饰朝鲜人安重根。她还在熊佛西创作的《新闻记者》中女扮男装饰胡记者。
30年代是天津话剧的繁荣时期。在南开话剧影响下，新学书院、汇文中学等许多学校都演出了话剧。其他业余剧社(团)有“东方”、“现代”、“鹦鹉”、“喇叭”、“红叶”、“银线”、“青玲”等。最出名的是天津市立师范的孤松剧团，该团在1935年第一个将曹禺处女作《雷雨》搬上舞台(杨廼庚饰四风，石羽饰鲁贵)。这标志着当时天津话剧已达到相当水平。从1935年到1943年著名的“中旅”剧团6次到津演出，竟能在一个剧场(新新影剧院)连演50场，可见天津话剧观众何等之热情。在日寇进入天津后以及国民党统治天津期间，天津的进步话剧
也从未停止过演出活动。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随军进城的几个剧社都演出了话剧。同年3月天津工人文工团成立，演出了《不是蝉》、《三代冤仇》等话剧。“六号门业余艺术团”演出的《六号门》，编剧王血波、张学新(执笔)，震动津门。
1956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几十年来创演了许多优秀剧目，如《飞雪迎春》、《红岩》、《闯江湖》、《觉悟》、《家》、《蛐蛐四爷》、《望天吼》等。
由于天津话剧的活跃，近百年来培养了众多话剧人才：如戏剧界公认的“南黄(佐临)北焦(菊隐)”都出自天津。被称为“话剧皇帝”的石挥是天津人。从天津走向全国的话剧名家还有丹尼、田方、李保罗、梅熹、梅阡、石羽、谢添、鲁韧、郭振清、金焰、赵慎之、黄宗江、郭维、印质明、沈浮、张致样、英若诚、于是之、金乃千、董行佶、于蓝、卫禹平、王引、史原、孙瑜、吴茵、周刍、费穆、康泰、魏鹤龄、凌之浩、牛犇、林兆华、孟京辉、陈道明、李秀明以及天津人艺的名演员严美怡、毕力、左杰、马超、路希、方沉、孔祥玉、赵路、赵大民、张金元等。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话剧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从悲苦、屈辱中清醒了。为了团结抗日，话剧艺术家们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广泛开展抗战戏剧演出活动，使这一时期的中国话剧出现了空前大发展。
上海沦陷前后，爱国戏剧家们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第六处(田汉任处长)领导下组成了10个“救亡演剧队”和1个孩子剧团，分别到武汉、桂林、成都、昆明和重庆等城乡抗日前线开展宣传演出活动。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陪都)后，许多进步戏剧家(包括编剧、导演、舞美和曾被评为话剧“四大名旦”的白杨、秦怡、张瑞芳、舒绣文在内的一部分演员)云集重庆。他们提出“为民族圣战服务”的口号，创作演出了一批表现战争。歌颂勇士，鼓舞士气的话剧，如《保卫卢沟桥》、《凤凰城》、《塞上风云》、《国家至上》、《民族万岁》、《群魔乱舞》和《国贼汪精卫》等。还公演了一批揭露社会矛盾、歌颂英雄人物的话剧《蜕变》(曹禺作)、《法西斯细菌》(夏衍作)、《丽人行》(田汉作)、《升官图》(陈白尘作)、《天国春秋》(阳翰笙作)、《屈原》(郭沫若作)、《风雪夜归人》(吴祖光作)和《结婚进行曲》、《清官外史》，《阿Q正传》及《大雷雨》、《哈姆雷特》、《复活》、《钦差大臣》等一批国内外名剧。此时老舍也从国外归来，他暂停写作小说转为创作剧本。从1939年起他创作了《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面子问题》、《无形的防线》、《大地龙蛇》、《谁先到重庆》、《归去来兮》和《王老虎》等，5年间竟写出了39个剧本。整个抗战八年仅在重庆公演的话剧就有240多出，显示了话剧在全民抗战中的巨大力量和贡献。
10个救亡演剧队和同志们，除在“大后方”一些城镇演出外，还深入到各个战区。他们翻山越岭奔走于黄河、长江两岸，甚至把戏送到前线阵地。虽然由于话剧是诞生于大城市，基层群众接触较少尚感生疏，但在“抗日”这一总目标下，台上台下情感交流融为一体，每当演到关键地方，观众常常振臂高呼，激情难抑。除演戏外在沿途还开办训练班辅导文艺活动，如演剧二队帮助南昌成立了“抗敌后缓会”(戏剧分会)，演剧四队在广西一带开展文艺培训工作。演出间隙阿英写了《编剧杂谈》和《演剧四讲》等文章。由于各队一路播撒文艺种子并开花结果，田汉于1938年12月题诗一首：“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夏衍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写道：“话剧真正大众化争取到工农兵群众，应归功于抗战开始后在上海成立的十个救亡演剧队。”
应当指出的是，“大后方”话剧活动的主流，一直是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的。当时南方局通过重庆《新华日报》，向广大戏剧工作者指出了“文艺大众化”的方向予以指引。
解放区的话剧
在日寇侵华所导致的神圣抗战中，广大解放区开展的戏剧运动，以其丰功伟绩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当年为了抗日救亡，全国众多爱国戏剧工作者纷纷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又从延安到晋察冀等解放区，各军队和地方系统先后组成了若干剧社(团)，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起到了有力的鼓舞作用。
话剧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剧种，对解放区军民来说开始有些陌生，但常演常看慢慢对这种“不拉弦子又不唱”的话剧逐渐喜欢起来。在此，笔者着重介绍晋察冀解放区的情况。
晋察冀边区正规的职业剧团有10多个(不包括大区以下各剧社、文工团)，如西北战地服务团、边区群众剧社和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冀中区党委群众剧社和抗大二分校文工团等。他们常期坚持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广泛接触战士和农民，演出充满真情实感的剧目，受到军队和民众的欢迎。
抗敌剧社(1937—1947)建于1937年12月，受晋察冀军区领导。白瑞林、罗东、汪洋、刘佳、丁里先后任正副社长。主要成员有胡可、杜烽、胡朋、葛振邦、刘文卿、今歌、车毅、田华等。主要演出剧目有丁里创作的《子弟兵与老百姓》，胡可创作的《戎冠秀》和《战斗里成长》，杜烽创作的《李国瑞》，刘佳创作的《红枪会》、《大清河》，吴畏创作的《儿童万岁》，刘肖芙创作的《我们的乡村》，集体创作的《复仇》和《血的五月》等。
1938年9月16日，白求恩大夫的模范医院开幕，“抗敌”演出了《林中哨所》等话剧，白大夫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看了演出。1946年10月《李国瑞》一剧由红星剧社在延安演出，毛主席看了演出后说：“你们带来了一出好戏，谢谢你们。”1942年2月，“抗敌”演出了话剧《胜利在望》，由胡可饰斯大林，吴畏饰丘吉尔，刘佳饰罗斯福。
边区群众剧社(1938—1949)1938年4月建于平山县洪子店，初名铁血剧社。1948年5月改名为华北群众剧社。1949年1月随军进津，后合并为天津人艺。历届主要领导人王植庭、王血波、阎懋、王莘、赵冀平、曹火星、赵路等。主要成员孙岫、沙维、艾文会、张学新、齐玉珍、刘沛、秦征等。演出的话剧有王血波创作的《王瑞堂》、《过光景》(与田野合作)，《自己的书》(胡苏作)、《麻袋》(石丁、玛金作)。1943年9月剧社分成3个小分队到新区投入减租减息运动和查租反霸斗争，并演出了《王瑞堂》，反响强烈。剧社演出的话剧还有《翻身》、《保卫秋收》、《井陉的一幕》和《脱了羁绊的女人》。
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1944)主要负责人：丁玲、周巍峙、吴奚如、王泽江等。西战团在晋察冀演出过不少话剧，有《祖国三部曲》(贾克、田野、石群作)、《重逢》(丁玲作)、《王老爷》(张天虚作)、《突击》(塞克、聂绀弩、肖
红、瑞木蕻良、陈正清作)。1939年1月为庆祝中共北方局成立，该团连演5个夜晚，有《菱姑》、《反正》、《西班牙母亲》、《顺民》等。1941年反“扫荡”中在平山县演出了《程贵之家》(贾克作)、《动摇》(田野作)。1942年还演了反映斯大林格勒歼灭战的《活捉鲍里斯》。他们还在敌人炮楼附近演出《身在曹营心在汉》，伪军也下炮楼看戏，表示以后“不糟害百姓，留条后路。”
联大文工团(1939—1948)主要负责人：丁里、吕骥、周巍峙。主要成员由“联大”戏剧系教师兼，如张庚、舒强、牧虹、边军等。戏剧系有些毕业生也加入了文工团。该团曾演出了大量的话剧，有丁里作的《冀东暴动》、《打特务》，崔嵬作的《灯蛾记》，韩塞作的《回到祖国的怀抱》，胡苏作的《妇女进行曲》，胡丹沸作的《把眼光放远点》，侯金镜改编的《母亲》，贾克、赵寻、轲犁作的《民主青年进行曲》和根据石家庄国民党特务机关史实创作的《十九号》(逯斐、陈明作)以及反映纱厂斗争的《红旗歌》(李超、刘沧浪、鲁煤、陈淼、辛大明作)。
新世纪——火线剧社(1938—1950)。冀中新世纪剧社于1938年成立于蠡县，主要负责人张春霖、梁斌，主要成员有刘光人、刘纪、远千里、刘壮、傅铎等。当年演出的话剧有梁斌创作的《爸爸做错了》、《五谷丰登》、《血洒卢沟桥》，王林创作的《夏伯阳》，刘光人创作的《暴风雨之夜》、《二十条命》，路一创作的《运粮船》等。1942年同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合并后，“新世纪”名称撤销。火线剧社成立于1938年。王林为第一任社长，其后崔嵬、傅铎先后任社长。王林创作的话剧有《打回老家去》、《火山口上》、《黎明—2·12之晨》、《活路》、《警号》、《火把》、《家贼难防》、《死蝎子活毒》等。“火线”演出的话剧有胡丹沸创作的《多呆了半天》、《罪人》，还有《打虎沟》、《仇》、《马母》(陈乔作)，《母亲》(胡苏作)，《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傅铎作)，《妯娌俩》(胡海珠作)等。
除以上5大剧社(团)外，边区所属各军分区剧社、文工团都演出了许多话剧。此外，在解放区戏剧活动中涌现了大批卓有成就的话剧艺术家，除前边提到的同志，还有邢野、羽山、何迟、贺昭、管桦、刘燕瑾、古立高、黄天、洪涛等。
话剧艺术教育
中国的话剧从诞生那日起，就一直关注着对人才的培养。几个大城市的著名大学如北京清华、上海复旦和天津南开等都曾培养了喜欢话剧的年青人。专门培养话剧人才的学校，有上海南国艺术学院(主持人田汉)、北平人艺戏剧学校(主持人蒲伯英、陈大悲)和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主持人赵太侔、余上沅)。其中南京剧校最为正规、时间最长、成效最大。
南京国立剧专的整个教学活动是伴着抗日战争同步而行的。校长余上沅留学美国，归国后承担着推广新兴话剧的任务。此前封建社会的中国，男女不能同台，而国立剧校第一次招生就录取了24名女生。校内有一批爱国进步、思想开扩、造诣深厚的教师，如马彦祥、曹禺、应云卫、吴祖光、张骏祥、焦菊隐、陈白尘、陈鲤庭等。该校治学严谨、业务精深，边教学边实践，师生同台共同演出。1935年12月，学校邀请平津沪话剧人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反帝爱国话剧演出，剧目有《回春之曲》、《械斗》、《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
七七事变后，为唤起民众不忘国耻，在南京演出了《保卫卢沟桥》(田汉作)等剧。南京沦陷后，学校随教育部经武汉、长沙、重庆迁至川南小镇江安，中途组成“抗战巡回演出团”在长沙、衡阳、泉溪、湘潭等地边行军边演出。除演出话剧《反正》、《炸药》、《夜店》、《蜕变》、《抗战第一声》和《日出》外，还进行了讲演、唱歌、街头剧等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日本投降后学校又迁回南京。国立剧校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培养了大批编、导、演、美等话剧人才，如章泯、冼群、贺孟斧、张季纯、王瑞麟、杨村影、刘厚生、蔡松龄、凌子风、方琯德、石联星、凌琯如、胡浩等、为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在解放区的延安成立了一所较正规的文化艺术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院长周扬、副院长沙可夫，学生大多是从国统区沪、宁、汉、渝、平、津、鲁、冀等地来的进步青年。当时“鲁艺”最出名的是“戏剧系”，主任崔嵬，教师有舒强、凌子风等，学员有陈强、桑夫、邸力、王德全、王昆、路玲、岳慎、潘文展、韩塞、胡丹沸等。1939年，“鲁艺”与陕北公学合并为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后，转入晋察冀、名为“华北联大”。部分同学转入东北，建立东北鲁艺。1945年日本投降后，“联大”进入张家口，1946年又转入冀中束鹿县(今辛集市)大李庄一带(对外称“平原宣教团”)。此时联大文学学院沙可夫任院长、艾青任副院长，戏剧系主任舒强，教师有吴坚、叶扬、孙岫、桑夫、边军、潘文展、洪涛、邸力、岳慎、尚磊等。这一时期戏剧系学员较多，分两个班。许多文艺团体整团到联大文艺学院学习、进修。他们学习文艺理论、编、导、演、音、美技艺，练习台词、形体的基本功，并排演了教学剧目，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排演剧目除一些秧歌剧外，也有话剧，如《把眼光放远点》、《粮食》、《李国瑞》、《灯蛾记》、《参加八路军》等。
1948年“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戏剧系与联大文工团并为“华大三部”。1949年建国前夕与部分国立剧校成员合并为新中国正规的话剧学校——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副院长李伯钊，导表演系主任先后有严正、蔡松龄、洪涛、冉杰……不久上海戏剧学院成立，这两所戏剧大学几十年培养了众多戏剧人才。另外各省市话剧团体都招收了一些年青演员，边学习边演出，俗称“团代班”，这似乎是我国话剧艺术教育的一个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的兴盛时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各地的剧社、文工团先后进城。那时所演出的话剧多是革命战争题材，如《子弟兵与老百姓》、《战斗里成长》、《英雄阵地》、《胜利渡长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也有反映铁路工人生活的《不是蝉》(魏连珍作)和反映纺织工人生活的《红旗歌》、反映钢铁厂领导如何对待新生活的《在新事物的面前》和《炮弹是怎样炼成的》等。
1953年，为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进一步繁荣戏剧事业，中央决定改变文工团综合性、多样性的演出形式，建立专业化、正规化、企业化的话剧队伍(音、歌、舞人员再建歌舞团)。几年时间全国建立了近200个话剧团，且全部由国家包养、经营，有的院团明确称为“国营话剧团”。
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在京举行，参演剧目50多个。1959年建国10周年，各院团又创排了许多献礼剧目。一时期大批优秀剧目诞生了，有《龙须沟》、《妇女代表》、《万水千山》、《四十年愿望》、《同甘共苦》、《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茶馆》、《蔡文姬》、《红旗
谱》、《枯木逢春》、《骆驼祥子》、《红岩》、《八一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革命的一家》、《兵临城下》、《七月流火》、《甲午海战》。直到60年代初旺势不减，经全国话剧调演和各大区的汇演，优秀话剧层出不穷：《幸福》、《第二个春天》、《青松岭》、《战洪图》、《上海屋檐下》、《英雄小八路》、《儿童团》以及“五四”以来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古装话剧《虎符》、《钗头凤》、《桃花扇》……十几年话剧演出频频，观众兴趣浓厚，一日两场，久演不衰，出现了繁荣兴盛景象。直到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文艺界成为重灾区，昔日风光不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神州大地焕发了青春，沉郁之气一扫而光，文艺界从惊愕到雀跃，似迎来了第二次解放。备受文革之害的戏剧界普遍有种迫切表达心声的热情和欲望，而话剧又发挥了“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和优长，纷纷创演了大批揭批“四人帮”、“歌颂老干部”和“探讨社会问题”的剧目，其中不乏质量上乘，内容丰富、思想性、艺术性具佳的优秀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曙光》、《权与法》、《枫叶红了的时候》、《报春花》、《报童》、《姑娘跟我走》、《救救她》、《谁之过》、《陈毅出山》、《西安事变》……这场话剧“小旋风”以首都为中心迅速刮向全国，每场演出观众踊跃、一票难求。成为建国后话剧演出的第二个繁荣盛况。虽然这些戏带有一些伤感痕迹，但也是民心所向。
须知，如果没有党中央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确引导，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这种绝好局面怎能到来?
当然，细想起来，这两次话剧的兴盛主流是好的。然而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之风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影响，话剧在“紧密配合”中难免产生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这些却是应当引为教训的。正如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致词中所讲：“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政治任务，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
关于话剧“消亡论”
80年代中、末期，由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电视发展的影响，话剧开始走下坡路，加之社会转型、文化娱乐出现多元化，话剧越来越不景气。不仅话剧观众大量流失，话剧团体内部也人心散、摊子乱，话剧优秀人才纷纷被电视剧拉走。加上社会风气浮躁浅庸，许多年青观众迷恋歌、舞、影厅，不少人只想一日暴富，一夜成名，不愿静静坐下来观摩话剧。
面对这种局面，业内人士不断进行思索探讨，苦寻出路，并尝试多种形式阻止话剧滑坡，如试演喜剧、闹剧、荒诞剧、小剧场、校园剧、大篷车巡演等，然而仍无起色。于是有个别人丧失信心，大谈“中国话剧的衰落与消亡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还说，“话剧作为一种纯粹审美的舞台表演形式，它的艺术品性已被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因所取代，其‘寓教于乐’功能的‘教’遮蔽了‘乐’，剧场也不再是人们休闲娱乐场所。”“影视艺术的丰富性与视觉空间的真实性，所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远非是单靠语言激情与形体动作的话剧艺术能够比肩的。”
此种消沉的言论实属武断和妄言。他们忘记了与政治和社会分离的审美戏剧根本不可能存在。有哪部戏剧作品把和谐、统一的戏剧艺术的多功能作用——教育、娱乐和审美作用分隔开来呢?如果我们片面强调审美、娱乐，似乎凡带有社会问题的戏都是不好的。只要是受广大观众喜欢的话剧，其审美价值也必然是强烈的。再者，电视剧真的能代替话剧吗?大凡喜欢话剧的观众都知道，话剧与影视绝然不同。话剧具有现场直观性和双向交流性的特点。通俗些说，话剧观众是坐在剧场里用肉眼直接观看演员表演，演员在舞台上把台词直接送到观众耳畔，观众直接享受演员的刺激。舞台上演员(人物)的喜怒哀乐可同观众直接交流，观众常常被舞台上发生的事件所打动、所感染，或流泪或发笑，都是发自内心的。而观看影视时由于银幕、荧屏的阻滞是不会得到这种享受的。
此外，话剧演员都接受过专业的、系统的舞台训练，从形体到台词都具有深厚的功力。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交流真实、感情丰满，在台上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不能马虎，这也是和影视拍摄所不同的。
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话剧90年纪念会”上讲过：“话剧的艺术魅力是其他艺术门类无法代替的。”这是对话剧工作者一个很大的鼓励。
不可否认，电视对话剧是有一定影响的。人们在饭后可足不出户，饮着香茶、吃着小食品欣赏电视剧。不如意时，食指一点换个频道。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它却代替不了话剧那独特的魅力。何况，话剧院团一直为影视培养和输送着人才，因此笔者大胆妄言：没有话剧，影视将亡!
是的，就目前现状来看话剧确实存在困难，但人们不应丧失信心和绝望，现在大多数话剧院团都在广开门路，坚持演出。只要中国话剧人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增加凝聚力，坚持深入生活，自奋、自强、自律，就会不断有新的佳作问世。就会走出谷底、再创辉煌。
2007年，为纪念话剧100周年，在北京建立了“青年湖中国话剧主题公园”，笔者摘录公园纪念碑的一段碑文(苏叔阳作)，权作本文的结束语：“……话剧艺术卓尔不群。当一秉战斗精神，继承光荣传统，荡涤心灵，匡正时弊，抒写时代强音，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再创辉煌，时不我待。建此雕塑园，以纪念百年之业，以望后世之功，是所至愿。”
责任编辑 谢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