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初，数篇已经散佚70余年的论文原稿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发现，这些极其珍贵的手稿皆系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于1936年前后撰著，应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准备刊行的学术专辑《古建筑调查报告专刊·佛塔》的主要内容，今年9月19日，适值刘敦桢先生110商年华诞之纪念，作为最先亲睹刘敦桢先生七十年未刊手稿的晚辈末学之一，本文即是笔者研读其中《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的读书笔记，不揣浅陋，冒昧为之，谨以此表达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贤前辈深切的怀念与无上的景仰。
关键词：刘敦桢，《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中国建筑史学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4-8537(2007)09-0140-06
一
2006年初，数篇已经散佚70余年的论文原稿在中国文物研究所被发现。这些极其珍贵的手稿皆系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于1936年前后撰著，应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准备刊行的学术专辑《古建筑调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及最后杀青及刊行，这些文稿亦因战乱颠沛而遭劫散佚。在此后长达7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曲折磨难的路程?究竟又是如何在纷飞的战火中辗转而至今日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档案库中?或许都已经无从知晓。
两位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泰斗宗师的手稿同时再现于世，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梁思成先生著《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志雄、刘季人诸先生的整理，已先行于2006年第4期《建筑创作》刊载而刘敦桢先生著《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苏州罗汉院双塔》等四篇未刊手稿，则由刘公哲嗣刘叙杰先生精心整理校订，即将收入正在编纂的十卷本《刘敦桢全集》之中。
今年9月19日，适值刘敦桢先生110周年华诞之纪念，《建筑创作》杂志计划以专刊的形式，以示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也是值得每一位中国建筑师铭记的日子，因为从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的那一刻起，在建筑之梦最初开始的地方，必定有刘敦桢先生及其学生们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等经典教科书的陪伴左右，成为他们认识、了解进而去热爱自己本民族建筑的起点。
作为最先亲睹刘敦桢先生70年前手稿的晚辈末学之一，谨将近日来研读刘公《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的些许体会和感受，不揣浅陋，刊布于兹以此表达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贤前辈深切的怀念与无上的景仰。
二
时光回溯至1934年9月，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以平汉铁路为中心，先后分三次赴河北调查测绘古代建筑遗构。其中，第一次行程于1934年9月下旬出发，先至定兴县，调查定兴城内元大德十年(1036年)所建之慈云阁；次赴定兴县西二十五里的同里镇，调查测绘石柱村北齐天统五年(569年)标异乡义慈石柱；再由同里镇前往易县，经过燕下都北部，并于易县逗留约近半月，先调查测绘易县城内开元寺之辽乾统五年(1105年)所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及城西关外千佛塔、圣塔院塔、以及泰宁山下的泰宁寺舍利塔等辽塔遗构；次赴易县城西兴隆庄测绘清西陵以及附近净觉寺、双塔庵诸塔。归途自易县返至涞水县，调查测绘涞水城内大明寺宋辽经幢，及城外之西冈塔，水北村唐石塔等。其间还曾赴涞水县西北石龟山遵化寺及釜山灵泉寺二处考察，并于灵泉寺发见金大定二十二年祖公禅师寿塔，最后由涞水前往涿县，调查涿县城外普寿寺，及城内智度、云居二寺砖塔，至此返回到北平，此次行程共计20余日。
第二次行程始自次年(1935年)五月三日，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再次沿平汉铁路一线考察保定、蠡县、安平、安国、定县、曲阳、正定等地的古代建筑，时间约计月余。其中进行重点调查及测绘的有安平县圣姑庙、文庙，定县开元寺料敌塔、大道观、天庆观玉皇阁、贡院考棚、众春园行宫，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八会寺遗址、清化寺元幢、静岩院塔，正定县隆兴寺，开元寺钟楼等十余处遗构，本文述及《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应为此次调查之后刘敦桢先生所完成的重要成果之一。第二次则是于1936年10月，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赴河北、河南、山东诸省进行古建筑调查在河北境内先后调查与测绘涿县、新城、行唐、邢台、大名、磁县等地的古代建筑遗构20余处。
上述实地调查期间，刘敦桢先生及其助手通过实地测量、绘图、摄影记录，详细记录遗构状况及其重要数据，返京后再进行全面整理，绘制完成正式图纸，并通过已知实例与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与论证，最后完成并发表调查报告。
1935～1936年间的三次河北古建筑考察结束之后，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曾陆续发表有《定兴北齐石柱》、《易县清西陵》、《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而《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发表在四卷本的《刘敦桢文集》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自1932年春起，中国营造学社逐渐形成了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主导的研究力量，学社的工作重点也逐步从传统的文献考据而转向对古建筑遗构的实地调查与测绘。历经几年的实践与探索诸如《正定调查纪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等系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陆续发表的，则标志着中国营造学社针对古代建筑遗构所运用的调查方法与研究理路(调查测绘、年代判断、分析总结、表述体例等)得以日臻明确成熟、完善。在这方面，如果说最初发表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等展示了梁思成先生开阔的视野、非凡的洞察力，其后不久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合著《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则开始形成了较为完备固定的体例，即中国营造学社田野调查报告所沿袭的标准范式，也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之经典“范式”。前述1935～1936年问刘敦桢先生《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调查报告及研究论文的发表，皆可视为当时中国营造学社渐趋成熟工作方法之体现。
去年建筑文化考察组重访中国营造学社河北平汉铁路沿线考察旧迹时对比梁刘二公的不同的学风，我们曾有如下感受：
《沧浪诗话》云：“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李广用兵如神却无兵法；孙、吴则有兵法可循，引申意指李白、杜甫皆为诗坛巨擘，诗作自是难分高下，区别只在于李白天纵其才，兴会标举，不事雕琢，后人
难于效仿；杜甫则体裁明密，工整严谨，字斟句酌，后人学之似有章可循。《沧浪诗话》对李杜之阅历、气质、性情乃至诗作的品藻，似或可借来套用于梁、刘二公身上——梁思成先生才思睿捷，逸采纵横，思路开阔，多有即兴而发的宏旨妙论，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刘敦桢先生尽管学识过人因其个性并不像粱公那么潇洒张扬有时甚至显得不如梁公那么有吸引力然刘公则是锋芒内敛，根基笃实，治学及文风更透出一种执着深广、沉郁顿挫的严谨与缜密。
今有机会重见这份刘敦桢先生手稿《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我们的感受愈发强烈，并为去年河北行之前未得先行学习而深感遗憾。
与《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中对于定州料敌塔约计七百余字的简略记述相较，这份遗著则是以简要的调查记略为基础深化拓展而成的研究专论。《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篇幅约计二万二千余言，全文由“略史、塔的位置及台基、塔的平面、外观、内部结构、其他事项”等六部分组成其中以塔史考证、塔之外观及其内部结构，着墨最多，广征博采，论述甚详。今之学者用功之深、用心之切如刘公者绝少，此稿虽为70余年前的旧作但仅就对定州开元寺料敌塔的详细考证与深入研究而论，迄今恐也无人能及。
通过当时料敌塔附近出土的实物诸如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年)《七宝瓶铭》、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年)高归彦施造白大理石佛像残座、武定五年(547年)丰乐、七帝二寺《造像记》，以及隋开皇五年(585年)的《七帝寺碑》、开皇十六年(596年)《正解寺碑》等，刘敦桢先生不仅将北宋以降散见于方志和各种碑记中的寺史沿革，由宋初追溯至北魏末期的七帝寺。其次者，他还依据民国十年(1921年)料敌塔南出土石匣“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十五日舍利……”之墨笔铭记佐以《梁书扶南国传》、《法苑珠林》、《三宝感通录》，遂考证料敌塔附近出土石匣乃埋藏舍利之用；刘公另据《高僧传·贞辩传》、《旧唐书·王处直传》、《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旧五代史·后唐庄宗纪》等史籍旁征博引，然后融会贯通，基本确定了隋唐时期定州开元寺之营建概况，并由此推论贞辩修补开元寺的年代，应在梁开平三年(909年)后数年之内。
关于料敌塔的营造和落成年代宋祁《景文集》、《畿辅通志》、雍正朝《定州志》等史籍中约有四种不同记载。关于塔的始建年代，有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与真宗成平四年(1101年)二种：工程告竣年代则有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和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二种。刘公将其逐一进行细致的梳理考证认为料敌塔正式兴工之前必经长期筹划，所以宋祁诗作特注“至道乙未经始”；但塔之实际开工兴造日期，应以元大德碑所纪述的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较为详密可信。至真宗乾兴元年，塔的一部或大部完成以后或因经费支绌和工程上别种缘故，不得不暂时停顿，故宋祁《修塔记》之作称其告一段落。其后复继续修造，到仁宗皇祐四年，塔顶才结尖了毕，而附属工程则延至至和二年始告完成。刘公还以塔内第七层与第十一层走道壁面上所嵌的至和元年功德石二块，推论宋祁所述“至和岁乙未告成”，实有所本，而“经营一甲子”之语，亦与事实大体符合也。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略史部分之重点虽在于料敌塔营造年代的考证然宋金以后、降及明清料敌塔的建置情形，刘公的史料梳理亦极为翔实完备，并在文中以言简意赅的年表形式罗列出来，一目了然。此外，刘公还将引证的史料及文献(包括抄录的碑文、铭刻等)近六千言，全部附于文末的注释之中，不仅出处清晰，而且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关于料敌塔极为详细的文献索引，纲举而目张其自身即可视为独立成篇的重要学术成果。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开篇虽称略史，但关于寺及塔的史料扒梳却是精彩纷呈，刘公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绝非一般人可想见。或条分缕析，层层递进，或谨严缜密，删繁就简，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刘敦桢先生深厚的国学根基及其从容驾驭史料的大家风范，堪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史料整理与考证的典范之作。
三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二部分刘敦桢先生以实地踏勘塔的位置及台基入手，与各种史料互相参照，将寺及塔平面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在全寺的西南角，即北魏以来的七帝寺正解寺和唐开元寺原有的范围，故所有北魏、东魏的造像铭刻，以及唐永徽问舍利石匣等，都发现于此一带之内。第二期在全寺的西北角，即北宋会能建塔的地点。据著者的观察，此塔约高八十米，其台身及台基所占面积颇为广大，而原有的开元寺为地势所限，既不能如北魏洛阳永宁寺和辽佛宫、普庆诸寺的塔，建于佛殿之前又不能遵照唐·道宣《戒坛图经》所述正中佛院的制度，将塔直接置于佛殿之后，故只能在寺的后面，另辟一区供建塔之用。因此之故，寺与塔遂一前一后，成为对立的形状。第三期在全寺的东侧和东南角，就是金大定年问增建的圆教院。自此部加入之后，致使原来的开元寺和料敌塔，都偏于西侧。”在论及寺与塔的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时，限于当年客观条件，刘公的分析和推论甚为谨慎，未及得出明确的结论，仅谦逊地称其为“不过以上所述，纯系一种设想，确否如是，非待事实证明后，不能作为结论”。遍查为数不多相关料敌塔的研究文献，此问题似乎仍未引起今人的关注，考古探掘也是无从谈起。其实所谓学问的“功力”，除却自如驾驭史料的真功夫之外，尚须有精密之思考力。时至今日读至此时，面对刘公七十余年前的存疑之处依然存疑，不由得让人心生慨叹。
通过详勘塔的各层平面细节，详细记述残损状况，《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三部分，刘敦桢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归纳分析了料敌塔在平面上值得注意的长处和缺点：“它的(塔之平面)长处，系在内部设有八角形的塔心柱，自基至顶，将各层梯级藏于塔心里面，不但为唐代初期的大雁塔、小雁塔所未有，就是比北宋周期诸塔置梯级于走道内的，更为方便整齐。它的缺点即各层都在东、南、西、北四面辟门，其余四面除最上两层以外，俱使用假窗。这种方法使有门的四面，与有假窗的四面，在重量上不能平衡。而且门下又无反券(Reversedarch)补助，致使各层门券上最易发生破裂导致产生部分崩塌的危险。”刘公此处可谓一语中的，论述精辟。将千年古塔的形制与结构细节及像解剖麻雀一样有条不紊地展示出来，而问题的提出和引人入胜，再到逐一剖析与结论亦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专家主持料敌塔修缮工程而进行的残损勘察与结构分析，上述结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也再次得到证实。
关于料敌塔的外观式样，刘公却又描述得如此简洁传神：“此塔八角十一层，而第一层比例稍高，故在腰檐上，
再加平座一层。自此以上，各层仅施叠涩式的出檐，并无平座和阑额、斗拱等类的装饰，手法异常简洁。其各层高度和直径的比例，也均能搭配匀当，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而且外轮线复具有很轻快的凸肚状(Entasis)故塔的形状秀丽莹洁，为北宋砖塔中不可多得的佳构。”王右军之《黄庭经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朗之意态。刘公以“如初写黄庭”一语形容料敌塔之比例和谐、形象俊逸，可谓娓娓道来，跃然纸上，至为生动。论及塔高与塔围的比例关系，刘公则笔锋一转，将旧藉中极筒略的法则进行了归纳：“一为苏州姚补云先生所著《营造法原》内谓，‘塔盘外阶沿口周围总数，即塔葫芦尖至地高低’。换言之，塔的高度等于阶台周围的总长二为河北易县宋千佛塔明正统十四年《重修舍利塔记》云‘塔高一百又十尺围以称之。’《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述山西应州佛宫寺释迦塔，也说‘塔高三十六丈，周围如之’。此外《江西通志》载清佟国勷重修南昌绳金塔，内有‘高十丈六寸，八方周围共十丈一尺六寸’之数语，皆言塔高等于塔围。案此所谓的塔围，也许就指塔身第一层的外围长度而言。但是此三者中，千佛塔和绳金塔未经调查；佛宫寺塔据梁思成先生测量的结果，也与《图书集成》所说的未能符合。”刘敦桢先生通过引证文献与实测数据对塔高与塔围比例关系的探讨，表明当时诸如设计方法、比例尺度、构图规律等涉及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已经引起他及学社同仁的密切关注。是否可以如此推论，刘公的得意门生陈明达先生后来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进展而终成一代大师，其所受到最初的启发和教诲，或许也应是渊源于此罢。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四部分则在详细记录塔外观形制与数据的基础上，刘敦桢先生深入分析了塔的内部结构，并认为料敌塔所设八角形塔心，内藏梯级，外设佛龛，无论功能或结构 皆为全塔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塔心结构各层外壁向内收进，塔心直径随之缩减，且各层平某下斗拱和外侧平座斗拱异常类似，致使观者从塔之残缺部瞻望，往往误会大塔之内另有小塔一座。对此，《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内部结构部分，非常细致入微地廓清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支那佛教史迹》及瑞典学者喜龙仁(O.Sirien)《中国美术史》(Historyof Chinese Art)内中关于料敌塔的谬误(一)误认塔心另为一塔。(二)误梯级设于走道之内。(三)误第二层以上走道上所覆的为穹窿。
当时的料敌塔外壁崩塌约四分之一却仍能屹然耸立，刘公将其归功于塔心结构支撑维系其他未塌部分的缘故并由此而提出了此种形制的产生演进是否受木塔中心柱的影响?抑或因环行礼拜的缘故，从北魏石窟的支提塔演变而成的假设。诸如此类“大历史观”观照下的推测与假设刘公《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文中屡屡提及与归纳，这对于后学研究思路的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是既切近微观局部同时又把握宏旨要义的学术姿态，尤见刘公那种论列历史的高屋建瓴，驾驭史料的从容淡定，那种纵横捭阖张驰有度的大师风范，让我辈末学如置身其侧，闻其娓娓讲来，余韵未尽身心却已是长浸其中。
四
1968年4月30日，在“文化大革命激烈的冲击之下，刘敦桢先生最终舍下倾注他后半生全部心血八易其稿的《中国建筑古代史》忧懑辞世。而与此同时，刘公作于30年前的四篇关于佛塔的论文手稿，正无声无息地躺在北京北大红楼的某间档案库中，窗外却是狂飙骤起的喧嚣、疾风漫卷的红色海洋，以及那些或扭曲或崩溃的人性。
时光又过去了将近40年，喧嚣远逝，披沙沥金，在今日所见这些依然无声无息的文字中，那颗执著、沉郁、深广的心灵，以及那些心灵背后隐忍的往事，也更将激励着后辈学人继续前行。(本文承蒙中国文物研究所张廷皓所长，刘志雄先生等惠允查阅刘敦桢先生《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未刊手稿之原件，又蒙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刘叙杰教授提供上述手稿的整理校订稿，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王其亨教授及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殷力欣先生对本文亦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