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礼物作文范文第1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但是很不巧的是，去年因为她父母工作调动的原因，好朋友一家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两个人是都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在没事的时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一个礼物作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一个礼物作文范文第1篇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但是很不巧的是，去年因为她父母工作调动的原因，好朋友一家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我们两个人是都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在没事的时候，我们会写邮件向对方诉说相思之情。今年过年的时候，好朋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那天上午，我照常打开邮箱，想看看她有没有给我写信，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刚打开邮箱，就有一个精美的电子贺卡跳了出来，还不停地播放着音乐，我们两个曾经的照片，像是幻灯片一样，一张张的在不停地播放。
好朋友在下边附了几行字，说这是她亲手为我制作的电子贺卡，我看了以后十分的感动，我很喜欢这个特殊的礼物。
一个礼物作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日本 送礼文化 特点 功能 禁忌
送礼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一件理想的礼品对赠送者和接受者来说,都能表达出某种特殊的愿望,传递出某种特殊的信息。在日本,礼品被称为“精神交流的剂”。送礼是日本人的一种习俗。按照日本人的观念,送礼是表达感激、尊敬等心情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这种以实物的表达远胜于语言的表达。
一、日本的送礼习俗
在日本,每年的中元(6月底至7月中)和岁末(12月底至1月初),是日本人送礼的高峰时期。每年这两个时候,日本的各大百货店、超市等,都会开辟出专门的“お中元”“ お岁暮”专柜,并指定专人负责接待购买“お中元”“お岁暮”礼品的客人。这两个时间段里,除了商店之外,邮递公司也特别忙,还有家家户户的门铃也跟着一起“忙”,因为不断有邮递公司的人来按铃,说“特急便来了”。日本人送礼的对象主要是关照过自己的上级、长辈以及同僚好友等,礼物多为食品、土特产品、生活日用品等,礼物的价格并不贵,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日本人迁入新居时,也要向邻居赠送小礼物,表示关照和友好;还有外出旅游后,日本人也往往会带回一点小礼物送给同僚或邻居,表示大家“有福同享”。因为日本人收到别人的礼物后要“还礼”,回赠对方一件与收到礼物的价格大致相同的礼品。你送的东西太贵重了,对方回赠你的东西也要贵重,为了不让自己的送礼成为对方破费钱财的负担,日本送礼的标准是:礼物不能太贵重,既表示了自己的心意,又不会引起对方的不安。日本人将送礼看作是向对方表示心意的物质体现。礼不在厚,赠送得当便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二、送礼的特点
1.日本人送礼缺乏浪漫,讲究实用。礼物价格从几千日元到上万日元不等。所以“お中元”与“お岁暮”的礼品盒,便显得形形,有些包罗万象的味道。食品的话,可从海鲜到咸菜,甜品到拉面;日常用品的话,连洗衣粉、肥皂、浴液、洗发水、洗涤剂等也全都摇身一变成了礼品,统统包装在漂亮的盒子里,盒子外再包上若干层雅致的包装纸,包装纸外再贴上白色的长条纸,上书几个隆重的大字:「お中元或「お暮,于是,一份很传统的心情礼物便大功告成。平日里,大家都忙于工作生活,难免疏忽了自己的恩师或前辈们,每年在年中和岁末各送份礼物过去,算是略表惦念与感谢之心。
2.日本人十分重视礼品的特色和迎合性,而不太重视价值是否贵重。因此,在选择礼品的慎重态度和“眼光水平”上,就显示了送礼者对受礼者的诚恳和关怀程度。如果你给一个喜好中国茶的日本教授,送去一小罐西湖龙井,那他一定欣喜万分,肯定对你倍加关照;反之,如果你给他送礼过于昂贵且对他毫无用处,那他即使表面上故做感谢,但内心一定深感不安,甚至讨厌。日本人送礼意在心意,他们十分懂得礼轻情义重的美学内涵,因此,没有必要在送礼时摆阔,更不要搞什么礼品“竞争”。
三、送礼的社会功能
毋庸赘言,送礼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上充当的是剂的作用。亲朋好友,邻里街坊,上下级之间,公司及其客户,送礼是维持双方良性关系正常运行的重要形式。这一方面,是向对方示好;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对方的重视。礼品作为交流的中介,使双方可以从繁忙的日常事务中暂时脱身,完成一次或大或小的交流,并时时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于自己的意义。在日本,作为客人向主人、下级向上级、同事之间、邻里之间的送礼,目的是表示问候和敬意,或建立和巩固良好关系的意愿。因此,日本人交往中是万万不可“无礼”的。同样,处于礼貌,拒绝礼物也是仅次于有意侮辱的极大冒犯,“清廉”的举止只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送礼与受礼是人际交往的纽带,但它有时也是一种枷锁。因此,避免它所产生的负作用,在日本便成了一种送礼的“学问”和境界。有时,一份恰倒好处的贺卡,所产生的感情沟通效应,远远大于一件昂贵的实物。因此,受欢迎的礼物往往是要花时间精心挑选的有个性、有特色、有分寸且迎合受礼者的物品。
四、日本人的送礼禁忌
日本人将送礼看作是向对方表示心意的物质体现。礼不在厚,赠送得当便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不了解日本的送礼禁忌,那么肯定会处处碰壁。在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人的送礼禁忌。
日本人对绘有狐、獾等动物形象的礼品甚为反感。在他们心目中,狐狸是贪婪的象征,獾则代表狡诈。
日本人送礼时,送成双成对的礼物,如一对笔、两瓶酒很受欢迎,但送新婚夫妇红包时,忌讳送2万日元和2的倍数,日本民间认为“2”这个数字容易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一般送3万、5万或7万日元。
日本人在探望病人时,忌用山茶花、仙客来及各种淡黄色花或白色花。另外,礼物的数目千万不能是4或4的倍数,因为日语中“四”和“死”音近。
到日本人家作客,携带的只能有15片花瓣,因为只有皇室帽徽上才有16片瓣的。接送礼物要双手,不当面打开礼物,当接受礼物后,再一次见到送礼的人,一定会提及礼物的事并表示感谢。
礼品包装纸的颜色也有讲究,黑白色代表丧事,绿色为不祥,也不宜用红色包装纸,最好用花色纸包装礼品。礼物应该包装好,不要用白色或色彩明亮的包装纸,因为在日本文化里,白色象征死亡,明亮的颜色则会显得过分花哨,不够庄重。当然,送礼的禁忌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做一一介绍了。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日本人的送礼文化显然与日本的独特文化背景以及日本人的心理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客观联系。了解日本的送礼习俗和礼节,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日语工作的人来说,有助于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进而更好地开展今后的工作。
参考文献:
一个礼物作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礼俗；
消费经济；
小传统；
桂东南；
经济人类学
【作者】杨天保，玉林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广西玉林，537000；
袁丽红，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52-006
一、理论纠结：礼物交换遵从“经济主义原则”？
目前，中外经济界和学术界为了深究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从寻求制度、资源、技术等“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转向到文明体系中去探讨另一种新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一种“由外人内”的大转向，正好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主旨迎面相会。大家都已醒悟，人类不仅仅处在某种单一性的生产关系之中，它同时还编织、涵盖多变性的生活关系（居住、饮食、交际、爱好和思想倾向等重叠交织）。人类消费商品，并不完全为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所决定，还要考虑到象征价值等诸多变量。社会化的生命体，既是一群活跃的物质生产者和智慧的社会管理者，更是一个个承载、演绎和延续多元文明以及推进文明高度发展的个性单元。人格的有无、禀赋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威信的大小等，早已动态性地累积成一份庞大的无形财产，时刻以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新资本运作形式，“潜流式”地改变着消费方式和交换规模。所以，生产性、管理性的要素固然重要，而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思想性要素，自然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否则，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说起。
不过，礼俗及其思想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问题，中外学界多有争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先辈都一致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原则恰好相反，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偿付服务与提供物品根本就不是交换的最终目的；
“送礼-回礼”过程原本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象征换，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才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所以，探讨礼物交换背后所承载的那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即既定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规则、约定俗成和社会关系结构），借用“非经济主义”的交换原则，医治当前这个利益冲突、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才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礼物虽然拥有商品属性，但礼物交换不是工具性的，在逻辑上它否定了经济利益，只能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产物；
它真正要维系的，只是一种“崇高的原始主题”，与经济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经济学无用武之地。
后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民族志研究，注意到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和行为策略问题，并以此去探讨礼物交换和礼俗交往所彰显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后，就明确地指出，礼物只是维系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道具，礼物交换并非“崇高”，因为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骨子里都是象征权力运作的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就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实现占有和支配，顺利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此中，通过礼物交换所形成的新资本，虽然既不完全是经济资本（土地、货币和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亦非是什么文化资本（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的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和社会资本（凭借拥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而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资本”（特定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与领袖地位，或者是某种信任关系或认同关系）。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这类象征资本与政治控制、声望收益、等级地位、个人财富、制度化模式、象征斗争和文化支配等密切相关。它既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又是其余三者“不被承认”情况下仍旧可以坚持隐蔽性运作的资本形式。所以，在布尔迪厄眼中，正是象征资本具有某种“宰制性”力量，才使得所有支配礼物及操纵交换的权力策略，都运用了经济主义原则，只是表现方式较为曲折隐晦而已。不仅古人如此，现代社会同样是礼物交换逻辑的合理结晶，只是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另外，美国学者阎云翔以黑龙江省的一个现代村庄为个案，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礼物交换过程，也进一步发现，受金字塔结构式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当代礼物呈非对称流动――正因为收礼是声望的象征，持有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所以，送礼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受礼者，而穷人送礼的负担也大过于富人，礼物在不断地向社会上层积聚。另外，礼物交换还是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上层等级作为受礼者，常以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资源为回礼，彩礼于是也就从一种传统的馈赠物，演化为现代财富的新分配方式。有了“回礼”的鼓励，于是，村民向上送礼攀比成风，虽然常担着礼物贬值的风险，但往往还是毫不吝惜地将年收入的20%用于各项礼俗支出。现代中国乡村的礼物交换，显然超越了道德与情感性的古典模式，工具性极强，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毫不排斥，甚至于，他最终还认定，送礼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
总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以及他们投向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礼俗交往中“捕获”出经济主义的苗头，已占上风。所以，从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去揭示礼物交换进程中的经济主义原则和结构方式，以经济学视野开拓礼俗消费的新研究，既是“经济文化学”致力的一个极好领域，更是学者检讨“文化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中国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研究的一般格局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它对于种种世俗和非世俗的消费行为，皆有久远和完备的规范约定，形成了独特的“礼俗消费文化”。所以，礼物交换“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虽然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母体模式，但正是有了“礼治秩序”的规定，一种文化力就常常左右着“经济人”的礼俗消费。
从结构上来讲，中国礼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治国、齐家、睦族、谐邻，无论是国家“大传统”，还是江湖“小传统”，皆深通其旨，礼接天下――备礼、行礼、还礼等礼尚往来，既无时无之，又无人无之；
既贯穿了帝制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又与个体的成长、家族的兴旺乃至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息息相关。
当然，中国人的消费能够在如此频繁的礼俗交往进程中得以顺利实现，这既是行为个体若干规定性（性情、品位和偏好等）的总表达，也与中国历代古“礼”（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所确立和标榜的荣誉感象征意义，环环相扣。因此，将中华传统礼俗当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至少就要在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上，开拓必要的学术空间：向下，中华礼俗已经逐步渗透、演变为各具地方形态且妇孺皆知的世俗化礼节；
向上，它逐渐积累、凝炼成丰厚精致且盛传今日的“礼学”体系。其中，后者一直是制度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的对象；
而基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国家“大传统”视域内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也是民族经济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过，研究地方“小传统”，近期日趋高涨。经济人类学者揭示地方“小传统”在民族经济中的力量和起作用的方式，正在为我国各民族地区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等多方面，提供新的理论补充。
就“本土化”理论而言，钟敬文先生借鉴西方，建构了一种“经济民俗文化学”，引导学者去探究中下层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消费等经济活动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因子及其经济伦理。可以说，这一立足于社会“小传统”的理论方法，相较于余英时等学者引人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成就，要从制度文化层面去阐释“大传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能符合中国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基于此，学者们开展的“民俗经济”、“庙会经济”、“礼俗经济”、“礼俗交往经济”等新研究，已层出不穷。
实证研究方面，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一文，考察“槟榔礼俗的衰减”与槟榔种植、加工、销售及消费的关系，可谓是研究传统礼俗与民族产业发展问题的初期范例，只是礼俗意识（婚嫁礼俗而非槟榔礼俗）和“文化-经济”分析模型中的“消费”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之，基于“文化-经济”分析模型，考察地方“小传统”中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世俗与宗教）的现代价值及其功能范式，探究结构性规定民族经济发展规模、品性，以及内源性促动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子，激活本土文化力，提升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探索一条既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又将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内涵型”发展路径，中外学界已置下了理论根基和研究实例，但学科视野、问题意识、分析模型和产业类别等，皆有待深入。
三、近代广西的礼俗及礼俗消费问题
近年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是国家发展的主题。受其影响，在国家“大传统”视域之外，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研究，亦不断增多。单就广西而论，本土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广西壮、侗、瑶、汉各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而且，某一类民俗文化的经济学考量，如广西瑶、壮或广西客家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研究已见深入。
21世纪以来，就单篇性的学术论文而言，李闰华的《交往差异与近代广西壮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陈炜的《近代广西城镇族际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和《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陈炜与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钟福民的《礼物交换与人际互动：广西龙脊壮族的馈赠礼俗考察》、唐晓涛的《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r乱”到太平天国》已经从不同角度初步考察了近代广西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多个民族、多个族群、宗教流派、地方政府同中央王权之间等），由于交往变迁、礼俗冲突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
另外，基于广西礼俗文化的民族经济学和经济民俗文化学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朝贡古礼（付广华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宗族礼制（陈礼军的《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农业祭礼（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乡礼民约（白正骝的《乡规民约与近代桂东南社会》）以及礼俗与特色经济开发（何颖的《布洛陀民俗文化的特点与特色经济开发》）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此中，值得提及的是，学者陈礼军以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完成《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近代桂东南礼俗支出与乡村家庭经济》和《民国时期桂东南的礼俗支出与乡村金融》等文，探讨广西东南区域“短时段”（近代）礼俗消费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直接使用了一个明晰的“礼俗经济”概念。但是，“礼俗文化”的“长时段”属性、“礼俗消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区域经济学显然皆无从解答。
总之，以上研究除了比较集中考察“近代广西”，受时段上的限定之外，“泛民俗化”倾向也比较显著，大家并未基于“礼治中国”的本质属性，进而选择“礼俗消费”这个关键点去寻求地方礼俗“小传统”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有效彰显出广西民族性礼俗的持久“文化力”及其起作用的结构方式。结果，他们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研究意向，大体就止步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广西如此，中国其它民族欠发达地区亦无例外。
不过，本土学者袁丽红运用“礼俗交往经济”概念，在《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等文中鲜明指出，相较于商品经济“外循环运行机制”（生产-交换），“礼俗交往经济”才是近代广西农村另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
（生产-消费）。这一论断，恰好为广西礼俗消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四、新案例：桂东南“礼俗消费”研究思路发凡
古今以来，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组成，桂东南海疆地理特性鲜明，移民运动频仍，多民族交往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致使礼俗变迁丰富多彩。所以，基于以上学者的断代考察和专题研究，缩小空间（广西桂东南）、扩充时段（近代通史），以地理空间置换历史时间，继续开展桂东南区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考察传统礼俗文化对于广西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品性、地方“礼俗圈”与“贸易圈”之间的逻辑关系、礼俗文化体系中多种“小传统”元素（如仪式规范或行业禁忌）对于民族产业生存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等，都是做好广西礼俗消费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思路而论：
第一，系统梳理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发展史。
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主要是形成一种动态性的考察机制。“史”的不明白，经济学研究就会陷入静态性怪圈。粗略统计，桂东南山地民族的原生态礼俗、中原礼学南传及其地域化后的礼制新形态、客属移民家族的礼俗再造、近代开埠后西方礼制的输入（北海玉林）以及“环北部湾”海洋礼俗的长期内进等多个历史板块，首先就是不容错过的关键点。它们既有各自的成长衰变历程，更此消彼长、贡献各异地共同建构出一部丰富的“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
而伴随着“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特色于一体的“礼俗经济”体系，亦日渐成型。此中，“壮乡”土著礼习、内进的海洋礼俗、南传的中原礼教、移民再造的新礼、东渐的西礼等多元因素，或隐或现，时明时暗，层层汇集于桂东南的主河道――南流江流域，持续性地冲突与融合，皆是让桂东南区域经济历时性“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第二，深入剖析桂东南“礼俗经济”体系。
综合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多元积累、形态演变、结构调整及其现代变迁，一一揭示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持续作用于边疆民族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方式与路径选择。
可以说，桂东南以南流江流域为礼俗文化和礼物交换的主干发育区，历经“长时段”的演变，时至今日，在培育外向型经济品性、营造“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催生近现代客属家族企业群、塑造东南亚华侨经济圈、建构华南民族中小企业名城（玉林市）和推进特色县域经济（歌圩）等诸多领域，无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力”。
具体来讲，研究者可以结合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在以下两个层面及诸多区域经济发展亮点上，予以深究：
1.从宏观层面，探讨桂东南传统礼俗消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力及其作用方式
①基于南流江历代经济纠纷案例文献，研讨多重对立格局下的礼俗冲突（官礼/习惯法、汉礼/少数民族礼俗、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现代、东方/西方），与桂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变动关系；
②自岭南原生态的“礼尚往来”史事开始，沿着两汉“南流江段”海上丝绸之路、明清“西粮东运”路径以及近代华人华侨“朝向东南亚”的经济选择等，整体探究桂东南外向型经济品性及其“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的古今历史流变；
③相较于北方中原汉人家庭，综合解读桂东南“诞生礼”、“成年礼”、婚丧礼、“宾兴礼”、“乡饮礼”以及礼佛崇道习俗与家庭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总体彰显以“那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农耕文明，在男女性劳动力、墓葬与土地资源分配、民间流动资金与地下融资、经济组织与民间互助等诸多经济问题上所形成的独特礼制需求；
④追踪岭南移民家族的宗族礼制再造史，分别探讨桂东南家族企业群的崛起及其走向现代化的优缺点；
⑤从多民族礼制等级的调适与互动中，呈现南流江流域的分配格局、城市网络和消费结构。
2.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礼俗消费对于近现代桂东南诸多民族产业发展的“文化力”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阶段，我们都可以深入考量以下的逻辑关系：①岭南“无鸡不成宴”之俗与桂东南现代禽养业的兴盛；
②岭南“排档文化”、“凉茶之道”与桂东南餐饮业的现代转型；
③桂东南民族手工传统（如玉林茶泡、牛巴、芒编、酿酒、制靛、织染和包装等）与现代中小企业群的发展路径；
④桂东南古代矿冶业、礼器制作和铜鼓文化的现代功能；
⑤桂东南歌圩、节庆文化与现代圩镇经济；
⑥“客家”礼节（如博白县）与桂东南县域经济；
⑦礼俗与桂东南慈善业（路桥、庙宇、救济院等）；
⑧古代朝贡贸易与南流江现代船埠运输业；
⑨桂东南婚礼与槟榔业。
总之，桂东南一隅如此突出，整个八桂亦不甘其后。广西历史文化奇特，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催生并支持了体态各异的经济观念和运行方式。所以，重视礼俗，关注民生，开展礼俗消费研究，系统探究那些左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品性、行业兴衰、资源流动、市场起伏、经济布局、销售分配、产业更新等多方面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既是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表达，也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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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礼物作文范文第4篇
在创意写作的学科框架内，小说写作理论探讨的是虚构类叙事文本写作的原理和方法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上探究写作者如何从事小说写作的问题。由此出发，小说写作中的叙事成规与叙事创意便成为虚构类叙事创意写作的基础性命题。葛红兵教授在《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论纲》一文中提出了小说类型学的设想，并描述了类型小说的四个方面的特点，包括具有一定的时间跨越度；
连续的主题和题材；
特有的语符选择和编码方式；
产生某种能够定性的心理反应和审美感受。应该看到，类型小说是一种因小说写作中的一系列叙事成规而产生的小说文本形态。而类型小说的研究既是小说写作史、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的重要研究命题，也是创意写作中虚构类叙事文本的写作理论和方法的基本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叙事母题、叙事成规和叙事创意三个方面，探讨类型小说在叙述句法结构上的生成和演变的轨迹，并试图进而形成对创意写作方法论的探讨。
上篇 母题类叙述句型与叙事成规
类型小说的叙述句法结构的探讨需要从叙事母题开始。“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其实，叙事母题不仅存在于各种形式的叙事文本之中，而且也是各类叙事文本中的叙事元成分。因此，在探讨类型小说写作中的叙事成规是如何生成时，我们有必要对叙事母题的特性做一些简要的归纳和阐述。
在起源上，叙事母题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叙事感知模式和叙事思维范式。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在人的意识结构深处挖掘出了无意识，而心理分析学家荣格则在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叙事母题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具有普世性，每一个叙事母题的深层结构中总是隐含着人类共通的叙事感知取向和叙事思维意向；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地方性，各种类型的叙事母题往往反映和体现了特定地区的人种群体和文化共同体在叙事感知、叙事思维和叙事观念上的地方特性。在构成上，叙事母题是一种母题类叙述句型，由叙事母题的词汇域在纵聚合与横组合轴上编码而成。首先，在纵聚合轴上，叙事母题的元素表现为一种叙事母题词汇域，包含两类叙事母题元素，一是可叙事类母题的词汇，如，寻找、失去、获得、复仇等；
二是主题类母题的词汇，如生与死、男人与女人、罪与罚等。在横组合轴上，叙事母题的形态是一种母题类叙述句型，寻找宝物、寻找父母或寻找恋人等。在取向上，叙事母题具有反映和表达人的欲望或人文情怀的叙事意向。在生存上，叙事母题可以通过母题类叙述句型的再生产而被传播和承继。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叙事母题是类型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原型，它是由各种可叙事类元素和主题类元素构成的母题类叙述句型。可以说，类型小说便是在选择并使用母题类叙述句型的基础上，在小说故事情节的类型化编码中形成的类型化叙事成规。
虽然，并不是所有隐含着叙事母题的小说作品都是类型小说，但是，所有类型小说都毫无例外地蕴含着某种叙事母题。因为，类型小说不仅从叙事母题的词汇域中选择了小说情节的叙事元成分，还将那些被选取的叙事元成分在小说文本中构造出某种类型化的小说情节模式。因此，类型小说是一种将叙事母题运用于小说情节设计而形成的类型化情节范式，即类型化叙事线条中的叙事成规。我们将以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两个叙事文本为例，具体阐释叙事母题是如何由母题类叙述句型转换成叙事成规，进而成为类型小说在叙事线条中的叙事成规。
母题类叙述句型的生成。由叙事母题词汇编码的母题类叙述句型，在民间故事中拓展为一系列叙事序列，进而构成一种潜在的叙事成规。
例如，10世纪的《一只鹦鹉的七十个故事》是印度民间故事集，在第三十五个故事中，作者叙述了一个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一个商人访问粮商的住所。粮商不在家，他就以赠送一枚戒指的方式了粮商的妻子。事后，商人后悔，找到了那个粮商，要他交出一笔粮食，并谎说：你妻子说你会给她用粮食换一枚戒指。现在，戒指我已给了你妻子。粮商信以为真，一气之下，就让自己的儿子回家取回那枚戒指，还给了商人，取消了戒指换粮食的交易。
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从叙事母题词汇域中选取了一些叙事元成分，如，可叙事类母题成分的失去与获得；
主题类母题成分的情人、礼物等，并将这两种叙事元成分在故事情节中构造了一个叙述句型：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具体分析的话，我们用x、Y、z，分别指称商人、粮商的妻子、粮商。这样，这个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民间故事便可以抽象为下面几个陈述语句：
x与Y达成用一枚戒指的礼物交换两人的契约。
x与Y完成了礼物与的交易。
x向z谎称用一枚戒指交换粮食。
Z将戒指归还给X。
上述四个陈述语句便是根据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母题类叙述句型扩展而成的，所以，这些陈述语句构成了该小说故事情节的叙事序列。也就是说，这个民间故事中的母题类叙述句型被扩展为四个叙事序列，进而构成了一种叙事母题类型――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
类型小说中叙事成规的确立。民间故事中的母题类叙述句型，一旦在小说写作史上被传承，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类型小说的叙事成规。如上所述，《一只鹦鹉的七十个故事》的第三十五个故事，是由一-个叙述句型(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与四个叙述语句构成的叙事类型。之后实际可以视作是一些类型小说写作中的叙事成规，它大量出现在这一叙事类型，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的欧洲小说之中。例如，薄加丘的小说《十日谈》第八天故事第一中古尔法多用二百金币与友人妻子进行交易的故事。我们用x、Y、z，分别指称古尔法多、加帕罗洛、加帕罗洛的妻子。这个小说故事的表层结构可表述为下面几个叙述语句：
X与Y达成用二百个金币的礼物交换两人的契约。
x向z借了二百个金币，并作为情人的礼物给了Y。
X与Y完成了礼物与的交易。
X告知Z，二百个金币的借款已经归还给Y。
显然，《十日谈》中的这个故事与《一只鹦鹉的七十个故事》中的故事在基本的叙述句型上是一致的，只是叙事序列却发生了变化。
类型小说是在承继已有的母题类叙述句型基础上形成的类型化叙事成规。从小说发展史上看，类型小说是在非类型小说中发展出来的小说叙事成规，而母题类叙述句型的生成，以及类型小说叙事成规的确立，使我们对类型小说中叙事线条的类型化成规的演变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类型小说是小说叙事技巧达到一定水平的历史产物，而母题类叙述句型在小说叙事线条中形成的类型化叙事范式，是类型小说产生的基本线索之一。
下篇 从叙事成规看叙事创意的路径
虽然，类型小说是一种根据特定的母题类叙述
句型的叙事成规而形成的虚构类文学叙事文本，小说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据此可以得到分析和设计小说叙事线条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类型小说中的这一叙事成规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将从叙事序列、叙述句型和叙事母题三个层面，以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母题类叙述句型为例，具体地探讨类型小说的三种叙事创意路径。
叙事序列层的创意。在不改变叙述句型的基础上，作者通过扩展和修改已有叙事母题中叙事序列的途径编排小说情节，从而使原叙事文本中的母题类叙述句型被赋予了新的叙事意义。
如上所述，薄加丘的《十日谈》沿用了《一只鹦鹉的七十个故事》中的基本叙述句型，但是，薄加丘在小说的叙事序列上却对《一只鹦鹉的七十个故事》中的情节线索进行了改造，原故事中情人礼物的失而复得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情节线索，即，情人礼物由X送给Y而失去；
经x向z讨回而复得。薄加丘在情人礼物的失而复得的情节线索中加入了一个次一级的叙事序列，即，x与z之间的二百个金币的借与还关系，并由后者实现了情人礼物的复得。因此，薄加丘并没有简单地沿用《一只鹦鹉的七十个故事》中的母题类叙述句型，而是通过对原故事中叙述句型的扩展，在两个层面上修改了原故事中的叙事序列。
第一，《十日谈》在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这一叙述句型中，设置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序列：一个是x与Y之间的情人礼物的赠送与接受的叙事序列，另一个是x与z之间的二百个金币的借与还的叙事序列，从而使小说的情节更为曲折和复杂。第二，薄加丘通过对原故事中叙述句型的扩展，使小说叙述句型中的“得到与失去”被赋予了一些新的意义。首先，古尔法多借钱赠予，得到了友人的妻子，即，古尔法多得到了契约，却丢失友情。其次，加帕罗洛的妻子得到金钱作为契约的情人礼物，却失去了。再者，加帕罗洛得到了归还的金钱，却失去了妻子的忠诚。
由此可见，薄加丘在不改变原叙事文本的叙述句型基础上，通过对原故事中叙事序列的扩展，使原故事叙述句中的“得到与失去”具有了道德和爱情上的新的意义，从而创造性地叙述了一个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我们将这种叙事母题上的改造称为小说写作中的叙事序列创意。
叙述句型层的创意。在保留叙事元成分前提下。作者通过修改原叙事文本中的叙述句型，创造出一种新的叙述句法结构。
例如，薄加丘《十日谈》第五日故事第九中，叙述了费得里哥宰鹰款待而获得爱情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费得里哥宰杀自己心爱的鹰，以菜肴的方式款待心上人，而乔凡娜受此情人礼物的感动，嫁给了费得里哥。在小说中，作者基本上保留了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故事中的叙事母题词汇，如，失去与获得、情人、礼物，只是将情人礼物由原故事中的二百个金币或一枚戒指改为心爱的猎鹰。但是，作者却通过叙述句型上的变化来修改原叙事文本中的叙事类型。我们可以将《十日谈》第五日故事第九中的故事命名为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并与《一只鹦鹉的七十个故事》的第三十五个故事和《十日谈》第八天故事第一中的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找出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在叙述句型上的创造性发展。
(1)《一只鹦鹉的七十个故事》的第三十五个故事和《十日谈》的第八天故事第一，是两个有关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其故事情节可以表述为一个叙述句型的公式：
契约=情人礼物(一枚戒指或二百个金币)的失去＋情人礼物(一枚戒指或二百个金币)的得到。
这个叙述句型公式的意义是，首先，等式两边的值项相等，契约等于一枚戒指或二百个金币的失去与得到之和，即，戒指或金币的情人礼物与契约之间构成一种等价交易。其次，等式两边的人物关系不变，情人礼物的送受与交易的过程并没有改变礼物送受者之间的情人关系。再者，等式右边表示情人礼物的失而复得，一枚戒指或二百个金币最终都物归原主，即，商人最终拿回了自己的一枚戒指；
古尔法多最后也偿还了二百个金币的借款。
(2)《十日谈》的第五日故事第九，是一个有关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其故事情节的叙述句型公式是：
恋爱婚姻≠情人礼物(猎鹰)的失去＋情人礼物(菜肴)的得到。
这个叙述句型公式的意义是，首先，等式两边的值项不相等，在情人礼物的交易中，等式左边所失去的是费得里哥心爱的猎鹰，而等式右边所得到的却是两人的婚姻。虽然，小说叙述了费得里哥用宰杀心爱的猎鹰来款待乔凡娜而获得乔凡娜的芳心，两人最终相爱结婚，但是，费得里哥失去心爱的猎鹰(失去)与乔凡娜获得款待的菜肴(得到)之和并不等于两人的成婚。其次，等式两边的人物关系发生质变，原来的情人关系便变为夫妻关系。再者，等式右边不再是情人礼物的得而复失，而是表示情人礼物的因失而得，费得里哥的心爱猎鹰被斩杀烹饪后而无法复活，而两人却因爱的奉献而获得了婚姻。由此可见，在这个小说情节中，作者改变了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叙述句型，由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变为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
因此，从叙述句型上看，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与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是两个相关而不相同的叙述句型。虽然，前者沿用了原有故事中叙述句型的一些母题类词汇，如，失去与得到、情人礼物，但是，叙述句型的公式却发生了变化，契约的等式变为恋爱婚姻的不等式；
叙述句型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变为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从这些叙述句型的公式和结构的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母题类叙述句型上的创造性发展。这种小说写作的创造可以称为叙述句型层的创意。
叙事母题层的创意。作者对类型小说中的叙事母题元素加以增删，使已有类型小说中的母题类叙述句型发生质变，进而根据改变了的母题类叙述句型设计出小说情节框架。例如，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小说的情节框架中包含了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与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两种叙述句型，并在叙事母题层面上对这两个叙述句型进行了叙事创新。首先是叙事母题词汇的替换，欧・亨利用“夫妻”一词取代了原有类型小说叙述句型中的“情人”。其次是母题类叙述句型的改造，小说的叙述句型既不是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也不是因失而得的情人礼物，而是失中有得的夫妻礼物。因此，小说《麦琪的礼物》是一个有关失中有得的夫妻礼物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叙述句型的公式可以表述为：
夫妻情意>夫妻礼物(金表和长发)的失去+夫妻礼物(表链和梳子)的得到。
这个叙述句型公式的意义是，首先，等式的值项上左边大于右边，夫妻情意大于卖掉的礼物(失去的金表和长发)与获得的礼物(得到的表链和梳子)之和，夫妻情意是无价的。其次，等式两边的值项发生了逆差性变化，在等式右边的涵项发生贬值的同时，等式左边的涵项却出现了升值。所以，这是一种等式两边的值项在相反方向上的量变。再者，等式
右边表示夫妻礼物的失中有得。当然，作者不是简单地套用失而复得或因失而得的叙述句型，而是在综合了已有的两种叙述句型之后，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失中有得的叙述句型，并将夫妻双方的互赠礼物过程设计为一个双向矛盾的叙事序列。一方面，妻子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长发，丈夫卖掉了自己祖传的金表；
另一方面，妻子赠送给丈夫的表链成为无用之物，丈夫赠送给妻子的梳子也失去了实用性。但是，夫妻两人却在礼物互赠中得到了比送受的礼物更重要的东西――互相奉献中的夫妻爱情。
一个礼物作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礼记》 本体 喻体 文化
《礼记》的作者凭借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渊博的文化素养及对社会生活新颖独到的见解，娴熟地驾驭语言文字，将深刻的礼学道理阐发得如此精妙绝伦。《礼记》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地研究修辞艺术，但篇章的字里行间蕴含了作者的修辞意识。在《礼记》中深邃的比喻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所选喻体十分得体，呈现了深刻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义。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要用譬喻，约有两个重要点必须留神：第一，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似；
第二，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又必须在其整体上极其不同。”[1]（P75）《礼记》中比喻的本体多为“礼”，作者运用巧妙的比喻阐释了“礼”对于修身治国、维护统治的重要作用；
礼学家在喻体的选择上更是独具匠心、新颖别致。观察《礼记》中比喻修辞的本体指向和喻体选择，可以窥见《礼记》文化意蕴和礼学思想的博大精深。
一、《礼记》比喻修辞的本体指向
儒家倡导仁德思想，主张用伦理、政治、社会原则约束和调和社会矛盾，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以外在的形式帮助人们和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礼记》篇章中大量使用了比喻修辞来论述礼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作为本体的礼，其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修身进德，还是治理国家、维护等级秩序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礼记》的论者娴熟地驾驭着语言文字，旁征博引论述了礼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状深刻的分析，而且是对后世意味深长的训诫，也是对礼文化最有力的传承。
（一）礼本身的重要性
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社会组织的框架，是君王制约和约束民众的准则与规范，是教化人们修身进德的良药，更是产生仁义情感的助推器，礼本身对于修身进德、治国、平天下十分重要。因此，在《礼记》中，论者从自身长期的积累和深厚的素养着手，把贯穿整篇的礼用喻体代而述之，不但新颖得体，而且丰富了礼本身的文化底蕴。
《礼记·礼器》曰：“礼也者，犹体也。”完备的礼仪规章是君王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凭借，“设之不当，犹不备也。”[2]（P315）礼作为社会组织框架的构建细胞，本身的完备十分重要，只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才具有较系统的约束力、说服力。这个比喻恰当贴切，不但形象地阐述了礼本身完备的重要性，还巧妙地把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使抽象的礼富有深刻的文化艺术气息。
《礼记·经解》：“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修筑堤坝可以防止洪水的侵扰，减少损失，使人民安居乐业，作为规章制度的礼和堤坝一样，可以用来防止祸乱产生。可见，礼本身对于治国兴邦，维护统治秩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论者含蓄地把礼的作用和堤坝的作用勾连在一起，不但论述了礼本身的重要，还顺理地把礼文化深入人心，直至传承开来。
（二）礼对于治国的作用
在礼崩乐坏的年代，《礼记》的论者很不满意当时混乱的局面，幻想通过礼和仁德的提倡来恢复周朝的统治秩序。因此，主张以礼治国从而平息混乱的局面，形成有秩序的仁德思想。
《礼记·礼运》曰：“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治理国家要有固定的规章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儒家礼学将仁作为最高道德准则，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而礼则是人外在的文饰。[3]（P5-6）论者不仅仅从社会准则的角度论述了礼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还从农业文化的角度论证了礼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论者用具体的农具耕田的道理巧妙地阐述了礼对于治国的重要性。
《礼记·仲尼燕居》曰：“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儒家认为，礼通过尊卑、等级协调社会关系，维护宗法制度。“统治者一方面在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对自己有利的内容。一方面通过各种象征仪式来增加礼在人们心中的权威。”[4]（P93）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比喻句，将“治国无礼”比作“瞽之无相”，准确地传达了礼仪文化之于君王统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建立的重要意义。
《礼记》中作为本体的礼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确实对于稳固君主统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从礼本身的指向还是从礼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方面来窥视礼，都无不深切地感受到浓郁的文化底蕴。如：礼完备的必要性，礼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不但把本体礼和形象的喻体巧妙地勾连起来正反诉说礼对于治国经邦的重要作用，而且结合了当时的封建文化，使礼本身增添了一丝文化气息。
二、《礼记》喻体选择的文化意蕴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特别关注语言的运用，在修辞的使用上甚是严谨，尤其是对待极具表现力的比喻修辞的运用更是慎重。《礼记》中比喻的数量众多，本体和喻体的内涵丰富，不但礼本身有一定的指向，而且喻体也是《礼记》中礼的化身，甚至是代言。
《礼记》中喻体的种类非常丰富。设喻者分别以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如：蚕、蟹，松柏；
农耕文化，如：圣王之田、耕种的全过程；
日常生活之物，如：酒、纶等为喻体阐述了博大精深的礼文化。
（一）以自然界事物为喻体的文化意义
《礼记·檀弓下》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緌，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孔颖达疏：“结缨颌下以固冠，结之余者，散而下垂，谓之緌。”[5]（P1316）论者用自然界中的蚕、蟹、蜂儿、禅等这些动物作为喻体来反衬成人无礼之事，不但形象生动，把礼说解得浅显透彻，而且传达了先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礼记·礼器》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礼不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外在的形式方面约束和鞭挞人们时刻修身进德，而且作为一种内在的信念驱使人们向善，内外兼修使人达到真正和谐。论者把礼对于修身进德的意义和支撑竹子、松柏四季常青的后盾连接在一起，不但得体地阐述了礼的重要作用，而且流露出了先民们对仁德的向往。
（二）喻体呈现的农耕文化特点
《礼记·礼运》曰：“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古代礼仪制度的修改和制定都是十分严谨的，是当时人们具体行为规范的依据。该句层层设喻，以种田的步骤程序说明以礼治人的重要性，论证礼是安邦治国、安抚百姓之器的道理。这些农耕步骤作为喻体在《礼记》中出现，充分体现了农业、农耕文化在当时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礼记·礼运》曰：“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
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
为礼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
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
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该句以耕种和收获的全过程来比喻治国的道理，作者把抽象的本体“礼”通过形象的喻体“耜”委婉地表达出来，从耕田和“耜”的关系开始，使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层层推进，得出礼对于治国的重要性。无论是农耕的方式过程，还是农耕的器具都富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代表了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渊源。这些喻体的选择都与农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从他们的相似之处生发出礼的重要性。
（三）以日常生活事物为喻体的表达功能
《礼记·缁衣》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
王言如纶，其出如綍。”孔颖达疏：“王言初出微细如丝，及其出行于外，言更渐大如似纶也。言纶粗于丝。王言如纶，其出如綍者，亦言渐大，出如綍也，綍又大于纶。”[5]（P1648）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和统治者应该言须其实，以正道教育人民，以身作则才能使万民敬仰。“丝”和“纶”是日常生活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物了，这里论者把它与君王的言行及带来的后果生发联系，生动地阐释了语言在传递过程的变化和忠实的重要性。
《礼记·学记》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亲自品尝才知道佳肴的真正味道，只有努力学习才能领略知识的奥妙。品尝美味佳肴，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举动，也是深入实践的开端，设喻者以品尝佳肴为入口推导出学习的重要性。
以上例子分别从自然界事物、农耕文化、日常生活之物三方面来论证了《礼记》比喻修辞中喻体通俗易懂但又不失雅趣的特点，把博大精深的礼文化及其礼对于经世治国的重要作用描述得淋漓尽致。正如作家秦牧说：“精辟的譬喻真是美妙。它一出现，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来，复杂的道理突然简洁明了起来，而且形象生动，耐人寻味。”[6]（P158）总之，《礼记》虽然论证的是深邃的哲理和抽象的儒家礼学思想，但论者娴熟地驾驭比喻修辞使语言表述通俗易懂，富有文化艺术气息。
综上所述，《礼记》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学术的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是研究上古汉语修辞规律与特点的珍贵文本，从语言角度研究《礼记》，对于经典文献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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