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武术文化的基本内容
少林武术是中国最大的武术流派之一，博大精深，风格独特，它拥有庞大的技术体系，仅流传下来的拳谱中就记载了功夫套路 708 套，拳术和器械套路为 552 套，另外七十二绝技、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各类功法 156 套。其中易筋经、铁布衫、二指禅、少林棍、达摩剑、少林错骨擒拿手等早已在华人世界中耳熟能详。
少林武术不仅是一系列动作、套路的组合，最主要的是其禅武合一的文化内涵。经过上千年的积累和总结，少林武术已较好的把武与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少林武术中的武，已经参禅化了，这是少林武术与别的派系的武术最大的也是本质的不同。
正如太极拳一样，阴阳相生，以柔克刚，引进落空，随曲就伸，它于中国道家所倡导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致坚。”、“曲则全，枉则正”。等不谋而合。它体现的内涵是中国文化，它阐述的是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对于自然的理解，对于平衡的观念和人文的情怀。
一、“文化”与“少林武术文化”
“文化”一词，其外延广阔无边，内容丰富，深邃之甚。逻辑学将其定义为“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即“文化=人化物+限制部分”。也就是文化的广义和狭义之说，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它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象征。可见文化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成果的记载和传承，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遗产，也可以说是人类对未来发展之理性根本。而根据文化的表现形式，从空间文化层次结构可把少林寺武术文化分为：表层、中层、深层三个层次。武术表层文化是以物质形态或物化形式表现的，它是外显的、摸得着、看得见、使人一目了然。如武术动作的名称、技法和造型等等； 武术中层文化是以人的行为活动或语言文字方式表现的。虽摸不着但能看得见或听得见。如动作过程、武术理论书籍、武术礼仪等等；武术深层文化是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的，是内隐的、无形的、不易察觉的，如武术的思想理论基础，习武者的价值观、伦理观等等。这三层结构彼此关联形成一个系统。其核心层是深层文化，它起着支配地位和决定性的作用，是武术文化形成发展的基础，前两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产生的，后者通过前两者反映出来。。因而，谈及“少林武术文化”，不妨理解为根植于传统社会文化及外来宗教文化土壤之中，寄附于佛教圣地，吸收了中国古代武术百家之长，形成了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能体现禅武合一，具有武术实战的技击攻防涵义的多元民族文化。
二、少林 武术文化的外在表现
在中华武术这个大家族里，少林武术以其丰富的内容、众多的套路，在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是其它各个武术派流无法比拟的。目前《少林武术举械录》里共收录有关少林武术套路二百一十套，练功方法八十一种。其中包括拳术四十九套，如：罗汉十八手、柔、心意拳（三节）、五拳、心意把、大洪拳（三节）、小洪拳 、观潮拳（一节）、朝阳拳、通臂拳、罗汉拳、梅花拳、炮拳、七星拳、长护心意门拳、长拳、黑虎拳、猴拳、豹拳等。器械七十套（种），如；枪术有十二名枪、二十七名枪、三十三名枪、六合枪、扭综枪、散孔六合枪、梅花枪、杨家枪、罗汉枪、二十四枪等。刀术有少林单刀、梅花刀、缠头刀、滚趟刀、血溅刀、春秋刀、乾坤刀等。剑术：有二堂剑、龙形剑等。棍术：烧火棍、齐眉棍、六合棍、
云阳棍、排棍、大夜叉棍、小夜叉棍、猴棍、五虎群羊棍、白蛇棍、达摩棍、阴手棍、七天大圣棍、镇山棍等。稀有器械有虎头钧、方便铲、九节鞭、梢子棍、匕首、飞镖、流星、铁扇子、铁笛、鸳鸯圈、达摩杖、牛角拐等；对练三十七套，如：空手夺刀、空手夺枪、空手夺匕首、棍穿枪、草镰合枪、梢子棍合枪、刀对枪、双刀进枪、齐眉棍合枪、单拐进枪、双拐进枪、拐子合齐眉棍、虎头钩进枪、妈牙刺合枪、乌龟圈合枪、套三环合枪、方便铲合枪、月牙铲破双抢、节鞭对棍、钢鞭对节鞭、月牙合枪、月牙合锏、三节棍进枪、方天画戟进枪、三英战吕布、空手夺枪、等如：其它四十三套；练功方法包括桩功、手功、臂功、头功、足功、腿功、胸腹背功等 ；另外还有十余种其它功法如：
卸骨法、擒拿法、 点穴秘法、轻气功、硬气功、铁沙掌、梅花椿和七十二艺；健身套路有少林易筋经、八段锦、长寿拳、风摆柳等；在运动保健方面有闻名中外的“少林寺伤科秘方、少林十八针、少林膏药”等。它基本上包括了各个武术流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风格特点，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武术宝库，给研究中华武术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在历史根据和历史资料。
三、少林武术文化的核心 ------ 拳禅合一
少林武术高僧妙兴大师在他的一副墨宝《人祖门少林派性功罗汉拳法决》中曰：“头如波浪，手似流星，身如杨柳，脚似醉汉，出于心灵，发于性能，似刚非刚，似实而虚，久练自化，熟极自神。”（无谷、刘志学《少林寺资料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了少林拳与禅宗的关系。
少林武术是由佛教的修心养性与以套路为单位的庞大强身健体的技术体系结合而成的。少林寺自创建起就是一座坐禅的禅院，佛教徒是通过坐禅修行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身体上的快悦。佛教讲禅定，注重禅定善行，强调坐禅时既要一心系念，还要观照万物。在一场禅定之后，再演练一番拳脚套路，才真正做到禅以定心，拳以健身的相互统一。禅是静态的，武则是动态的，禅是精神，武是禅的载体，不论修禅，还是练武的过程中，都强调一个“悟”字，只有通过“禅武”的修炼才能达到“禅”悟的更高境界。少林僧侣的悟性和“禅拳合一”的宗风，最终铸造出“禅武合一”为特点的少林武术。
少林武术强调心理的修养要求，先从心理上入禅，其次习武必须从静开始，从运气入手，由静到动，由动而静，动静结合，从而使少林武功禅中有拳，拳中有禅，禅拳互融，将佛教经义与武术精要揉在一起。
少林武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人群在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行为技艺，不仅是外在的技艺凝练，更是一种内在文化的表现。禅拳并传，以武悟禅，以禅导拳是少林武术不同于其他武术门派的特点。禅是静，武是动，而少林武术却把着一动一静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禅武合一的少林武术，练习者通过少林武术既能锻炼格斗技巧，又能达到修身养性。少林寺不仅以“禅显”，更以“拳名”，达到了“禅拳”归于一寺。禅定时，能长期冥坐不动，习武时，却也能快捷如风。
《少林绝技》中言：欲学技击，先学不动心。欲学技击，必须破生死观。这里所说的“不动心”正是禅宗的根本。六祖慧能说：“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内不乱”即“不动心”，表现在外，就是“离相”， 可见少林武学提倡通过参禅来领悟生死之机，做到心静如止水，即便是天崩地裂在眼前，依然能稳如泰山，坚若磐石，置名利、生死于度外，达到无我境界，武艺才会游刃有余"。《少林拳术秘诀》的开篇即是“气功阐微”，强调武功要“以气功为始终之则”,可见，“气”在少林武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少林内功有养气和练气之说。少林武学中的“养气”，则讲究“以道为归，以集义为宗法”，要求习武者摒除各种欲望和杂念，不断地完善自身道德的过程，做到“养气不离性，练气不离命。欲要养气修命，需使心意不动”。正如妙兴大师所说：“明晓生死，洞察虚幻，悟彻真假，澄洁心智，远离思
虑，断绝情欲，摒除嗜好，力戒暴怒”。“遇到一切外魔、挫折、嘲讽和侮辱，都能坦然处之，无动于心，久而做到心志专一，坚守吾真”。这其实就是修身养性，也是修禅所要达到“见性”的境界，这与武学“养气”的目标在实质上是统一的。
又如《少林寺拳法秘诀》记载：“灵魂欲其静而悟，躯壳则欲其健而通，非静则无以证悟而成佛，非动则无以行血而走气-------”。僧人强调“以技击微术，而参证与禅悟之机，其告旨之禅，不言可知。盖以外功之修炼，乃内体而骨之事，而内功之修养，实性命精神所依，离而二之，则为江湖末枝，合而一之，则为神功极致”。可见佛教坐禅功法通过调节人体内部环境的气血运动来达到养神修功的目的，体现了少林武术“以静养气”的特点。
四、少林武术的文化内蕴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融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在儒家正统思想的长期宣传、教育、熏陶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潜在的民族意识的影响下，逐渐使佛教中国化。佛教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和磨合后，到了隋唐时期形成了与儒、道鼎立的局面。佛学的本体论与心性论同儒家思想结合，对宋代以后的理学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佛教文化逐步渗透到中国高雅文化和民间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少林武术文化是根植于传统社会文化及外来宗教文化土壤之中，寄附于佛教圣地，吸收了中国古代武术百家之长，形成了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具有武术实战的技击攻防涵义的人体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诸子的思想特别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和突出。这些思想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贯穿整个社会阶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也就是讲“仁爱”之心。古代的主要道德标准“仁、义、智、勇、信”是中国传统思想道德的基本内容。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既讲“勇”，又将“武勇”与社会道德范畴中的“仁、义、礼”相结合，用武德修行来约束习武者。古代武术作为一项生存技能，在儒家看来，必须服务于一定社会伦理标准的“善”，是从属于道德和精神教育的实践，提倡“威而不猛”的君子之勇，应该承担起一定的宣扬道德、提倡勇敢，强调谦和和含蓄的治世治身的社会责任。因此，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少林武术的拳法上多讲含蓄和沉稳以适应传统道德教育需要，外要体现技法多变的形体运动之法，内要体现威而不猛的道德修养。武术德行观中讲究以德明道，以身行道，以技来显德，充分说明了武术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武术的本质特征是技击攻防，而其基本的道德属性是树立以“仁义”为核心的“不争之德”。
老子思想认为取法自然、无欲无争、无为清净，从而求得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使人类回归自然质朴的本性。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对传统武术的养生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武术拳种中，不乏有强调“静守、虚静、无欲、无为”的养生思想内容，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利己、养生和理想追求的观念。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浅淡含蓄、虚弱宽柔的色彩，强调“顺其自然”来影响人们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规范，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习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道家思想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得志于天下矣(《老子》第三十一章)。”道家的“柔弱不争”成为教化习武者培养武德的)种主要信条。老子主张的柔弱，并非追求柔弱本身的个别现象，而是有见于“柔弱胜刚强”，柔弱中蕴涵着强盛的一面，即“守柔曰强”。武术技击强凋含蓄、贵柔、主虚静；与道家的道德理论即“不争之德”有重要关系。
许多少林拳法强凋的“动静相生”，“刚柔相济”、“虚实转换”等拳理要求和技击原则，都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和一”、“阴刚辨证”、“五行生克”等哲学观念的反映，体现了古典哲学强大的渗透力和少林武术作为民族文化所蕴涵的深刻哲理。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为武术的发展和存在提供了客观条件，也将一些宗教思想渗透到武术思想中。《大涅磐经》中曰：“度
人为善，禅也；禁人为恶，武也”。少林武学讲究“文以佛学立心，武以技艺练体”。武术修行讲究“悟”，而悟缘于佛学，目的是“悟而觉醒，觉而不迷”，此外武术修行还讲究修“忍”，也深受佛教“修忍”、“禅定善行”的影响，即“修行”，中国武术除练“技法”外，还练“心法”，就是对心理状态的调整和修炼，从而达到“拳心如一”的状态。少林武术也通过佛教中的“修行”进一步促进了武术“内外兼修”的境界。
少林武术突出地体现了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性及佛教的禅性，其独特的技术风格、修炼之法在中国古代武术众多流派中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乃至世界文化中灿烂夺目的珍品，至今仍向世人展示着那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和神秘的东方宗教特色。
五、少林武术文化的缘起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武术以其悠久的历史，精湛的技艺，丰厚的文化魅力，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敬重，而“重在实战，朴实无华架”的少林武术是富有趣味的人体文化，其根源又起于何处？对此，大家众说纷纭。对于少林武术文化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达摩创拳说；二：少林高僧跋陀的弟子僧稠所创；三：隋唐创拳说；四：明清创拳说；五：集体创拳说。作为客观历史事实，即逻辑学中的“实有”，每位学者都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史料为基准运用逻辑推理来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定性。然而，历史作为过去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使之重演。但对于每个学者来说，看问题的视点理解方式和内容的认识都有可能存在的差异，这就必然造成少林武术文化起源学说的多样性。少林武术文化并不是开始于某个人或某件事，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它是借鉴融合了佛教中一些有利于武术发展的因素加上当时社会的各种因素并汲取了民间武术精华在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内容体系和理论框架异常丰富和复杂，由于有些因素本身具有模糊性所以若要明晰准确地追溯少林武术文化的起源异常困难。下面，就在历史上，有关少林武术文化的起源问题多种观点或多种说法进行分析：
（一）达摩创拳说
（1）
达摩游离于少林寺之外 达摩在历史上确是有其人。据《佛学大辞典》中“达摩一条”写道：达摩真名“菩提达摩择曰道法。南天竺之刹帝利种也。父王曰香至摩为其第三子。本名菩提多罗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嗣法改多罗曰达摩。梁普通元年泛海至广州，帝迎之建义。”以传授“大乘派”佛教而著称并被称为禅宗“初祖”。
达摩所传的“大乘派”与已传入中国的原佛教在教义和内容上大不相同，从其多次召开佛门大会，宣讲自己的观点。而受到的却是“摩法虚宗，情理难通------乍闻定法，多生讥谤”的结果，由于上得不到官府的支持，下又受到同行但不是同派观点的排挤，无奈之下，只好与弟子过着“随其所止，诲人禅教，游化万务，居无定所”的游方僧似的生活。而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在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 年），洛阳永宁大寺“装饰毕功”之后，达摩曾参观过此寺及洛阳的修梵寺，这是作者对其所见之事的记载，在其文中就提到：“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东游中土---------”，在文中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达摩住过少林寺。很显然，他认为达摩并不是高僧，只是一位来自波斯的僧人而已罢了。在慧皎的《高僧传》里中，对达摩也没有记载。而在《嵩岳少林寺碑》中对达摩的记载是：“复有达摩禅师，深入惠门，津梁是寄，弟子惠可禅师，玄悟法宝，尝托兹山”。其中“尝托兹山”四个字中的“山”道出了达摩是在嵩山住过，但不是少林寺。据唐道宣的《续高僧传》载：“道育、惠可二沙门”供养达摩“给供姿接，感其精诚，诲认真法”。说明达摩的生活是靠
弟子供养。而北魏时期，当时禅林、寺院的众僧都由官府供给衣食，从而可以说他没有定居过寺院，况且少林寺首任主持跋陀所宣扬的是“小佛法”，他也不会开明到冒天下之大不匙，让众人反对的“大佛法”进入少林寺，来断了少林寺的生活来源。而达摩由于没有寺院能容纳他，只能在嵩山延脉的五岳峰下的一个石洞里住下，来面壁修法。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他与少林寺无关。
（2）达摩与少林武术文化
关于将少林武术文化的创始人附会于“禅宗初祖”达摩，其依据是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 年)天台紫凝道人写的《易筋经》“李靖序”，序中记载后魏孝明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自梁适魏，面壁于少林寺，久之发现弟子精神萎靡昏昏欲睡，为疏筋活络，滑利关节，随传授功法于僧众，并遗有“易筋”“洗髓”二经和袈裟一件，后为少林寺僧从壁中获得。这可以从《景德传灯录》中看到其原意。
在达摩死后的约 500 年，宋代道原著《景德传灯录》，书中提出了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坐逝而化”的说法，该书载：“达摩居于洛阳，当后魏孝明帝太和十年也”。而据史书记载“太和”是魏孝文帝的年号并非孝明帝的年号。达摩于太和十年到嵩山，此时少林寺尚未建立怎么能寓止少林寺呢？并传授武功。不知是作者记载有误，还是后人传抄过程中出现笔误，就不得而知了。
武术史学家唐豪先生也曾做过考证其结论是：“此序定系后人伪证无疑”。《体育辞典》称：这本书是由天台紫凝道人所创的伪书。以西安体育学院武术教授马贤达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经过长期的史学考证得出了：“所谓的《易筋经》在明代天启四年以前不见任何著录和记载”，“书中讲的全是道家的养生术和一些中药方剂与少林武术没有任何关系”。近代武术家向恺然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达摩创少林拳之说根本靠不住”。
有少林寺的唐代碑刻和慧皎的《高僧传》也没有关于达摩的记载。达摩的所谓“大乘壁观”上不得意于官府支持，下受到同行势力的排挤。郁郁不得志的达摩禅师只能在嵩山延脉的五岳峰下一个石洞住下，面壁修法。于南梁大同二年(公元 528 年)遇毒而亡。葬于龙门熊耳山，立塔于定林寺(今河南省陕县李村乡陆沟村)，并未在登土境内，现在，寺已早毁。唯塔仍独存。另外有人做过“石质”研究，达摩洞的石质与“面壁九年”的石质不同。表明“达摩面壁九年”的石头是佛教信奉者后移植进去的。
（4）达摩是否为嵩山少林寺禅门第一祖 达摩成为嵩山少林寺禅门第一祖的依据是：1935 年，河北省磁县城外“二祖塔”下出土而题为有“梁武帝撰，大唐元和十二年（817 年）正重建的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序里提到：“大师讳达摩--------莫知其所居，未详其性氏；天竺东来，杖锡于秦（游化陕西），以不同二年（536 年）十二月终于洛州禹门山（洛阳伊阙，即龙门）”。
考达摩一系的禅宗，具考证到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神会与普寂才发生达摩传法的争执。而碑序中说达摩的传法慧可，“命之以执手，付之以传灯”，并没有提到把袈裟传给慧可，由此可推出这块碑应于公元 734 年以前初建。另外在碑序和碑额中都没有提到达摩居于少林寺，可得出达摩既不是少林僧人，也不是少林禅祖。又据《嵩山少林寺碑》曾提到达摩“尝托兹山”，北宋徽宗时的少林僧在寺西北五乳峰上二、三里处立一个庵，由蔡卞写下“达摩面壁之庵”六个大字，并在该处刻石以作为标志。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 年），少林寺长老息庵把“梁武帝撰”碑临摹于少林寺内，碑文前有欧阳玄作的“重建萧梁达摩大师碑序”，将达摩说为嵩山少林寺的禅门第一祖，对“莫知其所居”的原文并没有改。
（二）
僧稠创拳说
（1）少林寺最早的武僧是僧稠禅师
据《少林武僧志》认证，僧稠禅师是少林寺最早的一位德高望重、佛武皆通、武功超群的武僧。对于上述观念，学者们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据潭华先生的考证, 《朝野佥载》中所载《僧稠禅师事迹》可在道宣《续高僧传》中的另一高僧法通身上找到。据《续高僧传》载：法通少年出家，因年少体弱常为同伴所欺负，遂发愿诵读观音经。一年以后，梦中食筋一驮，于是“身力雄勇”，“蜜举大木石不以为重”，曾力服同寺“膂力之最”的僧戡，力挫西域相扑高手。所记载的主要情节与《朝野佥载》中僧稠事迹非常相似：禅师以劣弱见凌，绐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二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神因操钵举匕，以筋食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于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食毕，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之。”因入殿中，横蹋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此段记载又可于宋人李昉《太平广记》卷 91 中看到。程大力先生通过研究则提出了：古人评价某人“拳勇”“拳捷”之类，往往并不是言其会武功，比如《魏书·傅勇传》就提到：傅勇“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骋。”都只是形容其悍勇敏捷。《北史·权武传》就说：权武“尝到投于井，未及泉，复跃而出，其拳捷如此。”从《朝野佥载》所记载的稠禅师所表演的：横塌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均，其拳捷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从文学的角度，有其可信度，但对后面所记载的：禅师咒之，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折，缤纷如雨。从记载的文字中我们可推出，僧稠所使的不是武术，而与神话小说中道家、神仙所使的法术没有什么区别。这显然是一种艺术手法，有其可信，也有其不可信的方面。
但也的学者认为，僧稠的武功是存在的，而将僧稠奉为少林武术代表人物欠妥。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要具备一定规模的佛家寺院，都有僧徒习武活动，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如《续高僧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距少林寺不远的会普寺，有一个名叫明恭的和尚，力大无比，技惊四方。在对外来掠夺秋苗以及绝贼驱盗时，以高超武艺保护了寺院财产的安全。这个例子表明了一个道理，即习武在于防止内乱外患。所以，北魏时期，甚至推延至隋末，少林僧徒的习武举动与当时的其他诸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故不能视少林寺有别于其他寺院的门派特色，僧稠也非少林拳的代表人物。
笔者认为：尽管《朝野佥载》记述僧稠的武功近似神话，但神话中也曲折反映一些现实。从侧面表明，少林寺在建寺初期即有习武活动，少林武术的发端始于僧稠入寺之初。
马爱民先生研究则认为：“少林武术起源在河南安阳”这一结论与多数观点有所不同。从 1989 年以来，由安阳师范学院马爱民教授领导的“少林武术起源研究”课题小组，就开始致力于这项课题的研究，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并收集大量历史资料，对少林寺的第二任寺主(方丈)稠禅师的祖籍、出生地、人生经历、武术功夫和邺下众多高僧在嵩山少林寺的活动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精心考证。用相互印证的文献和实物证实，少林武术既非达摩创造，更非跋陀所传，是来自于邺下(今安阳一带)寺院的著名武僧稠禅师。稠禅师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少林寺建寺后出现的第一位武僧，但他少年习武并不是在少林寺内,《朝野佥载》中反映的寺院武僧们的习武活动也并非指少林寺。稠禅师到少林寺时就已经是一个“拳捷骁武”的武僧了，邺下武僧稠禅师的出现，意味着少林寺尚武活动的为外界所知。这一结论通过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专家组的鉴定，并被编入新版《中国武术史》中。他
充分地认定：僧稠 33 岁到达少室山下的少林寺，入寺之前已是禅武在身。其理由有四点：
其一：稠禅师于孝文帝太和 17 年在邺下寺院为沙弥 依据稠禅师生卒年(公元 479-560 年)推算，稠即 14 岁左右，也就是孝文帝太和 17 年(公元 493 年)即为邺下寺院的一个小沙弥。依据是《朝野佥载》中：“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通过唐代大文豪、哲学家韩愈(768~824 年)，字退之，本是河南河阳人(今河南孟县西)，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韩愈写的著作，也以郡望命名为《昌黎文集》，其实他从来没有在昌黎生活过，就因为他祖籍在昌黎。来论证释道宣(公元 596~667 年)《续高僧传》所载：“释僧稠，姓孙，元出昌黎。”的“元出昌黎”，也是从“郡望”说的。并依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昌黎的名称进行了论述。
其二：宣武帝永平元年，投钜鹿景明寺而出家 又在定州嘉鱼山“岁居五夏”，后到河北赵州漳洪山游历，在去少林寺的前一年，还曾登临鹊山活动。
其三：少林寺最早的武僧幼年习武出自邺下定晋禅院 文献史料记载情况可互为印证：稠禅师“幼落发为沙弥，苦练武功，成为一个“拳捷骁武”的武僧，是在少年时代的生活成长之地即邺下，而非成年以后到少林寺所为。事实上，稠禅师来到少林寺以后，跋陀不久就离开该寺。据道宣《续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跋陀“年渐迟暮，不予僧论，委诸学徒自相上业，躬移寺外，另处零房”。唐代开元16 年(公元 728 年)著名的《嵩岳少林寺碑》载文：“稠禅师，探求证法，住(主)持塔庙。”
其四：宣武帝延昌年间与孝明帝时期的少林二祖 考稠禅师在 33 岁之际到少林寺为僧算起，稠禅师实际到少林寺的时间应在建寺 17 年之后的北魏宣武帝延昌(公元 512~515 年)年间，而北齐时，稠禅师早已离开了嵩山少林寺，稠禅师主持少林寺 10 余年，于北魏孝明帝(公元 516~528 年在位)，后期才离开少林寺“后诣怀州西王屋山，修习前法，闻两虎交斗，咆响震岩，乃以锡杖中解，各散而去。”魏孝明帝、孝武帝多次诏令稠禅师回洛阳，都被稠禅师谢绝继续在“怀州马头山”深山中修练。直到北齐文宣帝天保 2 年(公元 551 年)诏令稠禅师：“久闻风德常思言遇，今敕定州令师赴邺，教化群生。”北齐天保 3 年(公元 552 年)，文宣帝高洋下诏为稠禅师在“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今河南省安阳市西 20km 的水冶镇南)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两任纲位，练众将千。”稠禅师身兼云门、石窟两大寺院寺主，这在历史上十分少见。稠禅师在北齐“乾明元年 4 月 1 日辰时，绝无患恼，端坐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一。”(见道宣《续高僧传》卷 16)这与安阳县小南海北齐石窟题刻“方法师镂石班经记”中对稠禅师的卒年记载完全一致。稠禅师逝世后，举行了极其盛大隆重的追悼活动，并由北齐著名史学家魏收撰写碑文，弟子们还曾分别在中岳嵩山和龙山云门寺(今安阳)建立“僧稠塔”纪念。
（2）僧稠集佛武于一身 僧稠是一位佛学渊博，武技超群，深受少林寺弟子拥戴的一代高僧。上面谈僧稠的“武”,下面我们将探讨其“佛”。众所周知，少林寺初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是孝文帝元宏为印度高僧跋陀传教而立的。这不用考证了。跋陀入主少林寺后，传法收徒，其中慧光和僧稠是最早的两个徒弟。僧稠深厚的禅功，并不只是在少林寺内短时间修得的，上文已提到，稠禅师主持少林寺 10 余年，于北魏孝明帝(公元 516~528 年在位)，后期才离开少林寺。由此我们可以推出僧稠的禅功是经历了幼年“落发为沙弥”、青年投“钜鹿景明寺”后来到少林寺修成正果。
禅，梵文 Dhyana,音译“禅那”，通常译为：静虑。起源于释迦牟尼佛的拈花示众。自北魏孝文帝为安置印度高僧跋陀而建立少林寺后，跋陀便以少林寺为道场，向弟子们传授小乘禅法，由于统治阶级政治导向的作用，很快使少林寺起到禅宗统帅的作用，推动了中外文化的第一次交流，从而逐渐形成中土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的最大特点是“不立
文字”。即摆脱印度佛教经典的许多高深理论和严格的修行戒律，全凭修行者的悟性，去“明心见性”领悟宇宙的永恒，自身具有的佛性。怎样启发“悟性”呢？禅宗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声呵斥、一顿棍棒、拳脚，来启发悟性。总的看，禅宗修炼全凭自身体验，这一点与习武是相通的。在跋陀开基后不久，“稠禅继续”。不断寻找“禅武”的结合点。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僧稠具备这样的条件。故而，我们有理由称“僧稠为‘禅武’结合第一人”。
也有人认为：少林武术是由历代高僧从民间带入的，是一个不断积累、进化、创造的结果。但最早的少林寺武僧就是北魏的僧稠，“积累、进化、创造”首先在此开始。这与上述观点是一致的。
（三）隋唐创拳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以少林武僧参与历史事件为依据的。如隋未唐初，唐郑之战，少林僧参战立功受封，才使得少林武功出世成名，“僧兵起于少林寺”，“僧自隋唐好武名”昙宗等武僧们的助唐之举，是“僧兵”的最先作战记录，也是少林拳被人所识、被人所仰的始端与基石。十三僧助唐立功受赏，是少林武功出世成名的关键性条件，少林武术的产生端头应始于此。而“僧稠创拳说”与“明清创拳说”却是对此观点的否定。
（四）明清创拳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其有代表性的是：
（1）张传玺提出 明代中期，少林的武术开始在社会上有些影响，但只是当时武林中的一派，名气并不高。
（2）康戈武提出 流传的拳法是从宋至清初民间武术流入该寺而发展形成的。
（3）旷文楠提出 明代少林寺僧人不光练习军旅格斗，也练习套路武术，并经常为游客献武表演。
（4）周伟良提出 根据少林寺内现存的碑文资料，可以确定不会晚于明正德初期，少林寺内已有习武活动。
（5）林伯原提出 清代中期以前少林寺所习的拳法以实战格斗的手搏为主，到了清末和国民时期才出现套路。
（6）马贤达提出 少林武术的传习，在明代后期始有记载，明末清初似见兴盛，它在我国武术传袭史上的贡献是显著的。
综上所述：以上观点是将少林武术传习确定在明代中期。学者们普遍认为：少林寺自始建至于明代前期，都不曾对武术文化留下记载。留下来的，只是该寺的众僧曾参与几次军事行动，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少林寺的武术文化如何。那么，少林武术文化究竟由谁创立？结论为：少林寺传习的武术文化是中国固有武术文化流传入寺内所形成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代少林寺武僧吸收民间(僧徒来自民间)武术各派精华，不断充实提高而产生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只是说明了“少林武术文化的起源”问题的一个方面，既宏观的、整体的概括。而微观的、个体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五）集体创拳说
这种观点主要强调“僧徒集体的智慧”和“民间武术的渗透”少林武术来源于民间武术这是毫无疑义的。自建立少林寺后，历有名人志士、习武之人(北魏有孙溪，法号稠；隋朝有马善通，法号子升；唐朝有圆静和尚；宋朝有宋金花，法号智瑞田七，法号海舟；金元时期有白玉峰，法号秋月、李臾，法号澄慧；明朝有董瑞，法号了华、王庆，法号本明，周太和，法号可明，全文中，法号宗传等等)投奔该寺，更名换姓，削发为僧。不同地域的出家人皈依沙门后，普渡众生，交流武艺，这是少林武术形成的关键性因素。
建寺后，无论是禅宗小乘，还是禅宗大乘，都是以坐禅修心，以静养性。这种静而不动的掺禅宗法，限制了众僧的肢体活动，损害身体是无疑的。加之少林寺地处深山丛林之中，当时人烟稀少，猛兽成群，出没无常，直接威胁着寺僧的生命安全。这种客观现象和自然环境为少林武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由此我们认为：少林武术的起源是以“护己”为第一前提的，至于护院、军事、政治目的都是后来的事情。
通过对上述诸多学者的观点、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史料的浏览,为综合描述“少林武术文化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时在此也想阐述我们的观点，那就是“少林武术文化的起源”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综述。一方面，少林武术文化的创立一定是先从一个具体有代表性的人开始的，否认这一点便不是唯物主义者。
在少林寺建立之初，第一代主持跋陀率先招收了两个徒弟，即慧光和稠。但在《慧光传》中不见慧光会武，只有“反踢毽子一连五百”。而僧稠则不同，“幼落发为沙弥”于邺下寺院，苦练武功，成了一个“拳捷骁勇”的武僧，青年时投钜鹿景明寺等寺院和深山中禅修。也就是说僧稠的“禅武功夫”形成于去少林寺之前，而不是之后。
按生卒年推算，33 岁进入少林寺是准确的，自主持少林寺后，便开创少林寺僧徒习武之先河。由此可见，少林武术产生的历史时期，即为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
少林武术产生与中土禅宗、寺院庙宇、佛徒僧尼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环境，才可能创造出特点独特的少林武术。学者们“从稠禅师及邺下定晋禅寺考察看少林武术发端”的印证是有创见的，但“安阳邺下定晋禅院”和“钜鹿景明寺”内所习练的武术决不是少林武术。因为狭义的“少林武术”就是指：嵩山少林众僧传习的拳术和兵械。另一方面，《少林资料集》谈到：少林拳法是在军事实践与汲取民间武术精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集体智慧结晶的产物。集体是由若干个个体所构成的，少林寺众僧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中不乏习武之人。他们将民间武术带进寺院，并与禅宗交流融合，创编与改造出适合少林寺众僧习练的武术。我们可以得出少林武术的形成，是长期积累、演变的结果，并非一时、一人之功。禅宗主张顿悟而不立文字的传统，预示着揭示少林武术文化的起源之谜的研究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从文化研究结构学说理论表述：即少林武术技术动作是少林武术文化的表层结构，而佛教禅宗是少林武术的深层结构，是指文化基础，两者的结合，才是禅武的一体。
多数学者把少林武术的“传习”问题确定在明代中期，以史料为据。笔者认为，这与少林武术文化的“起源”并不是一回事。“传习”是延续、进化、发展的过程；而“起源”是萌芽、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起源”,难有“传习”。由于受史料限制，在“起源”与“传习”之间出现了断层，断层的结果是“传习”代替“起源”，“传习”否定“起源”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从逻辑学的一般原理进行推断：断层阶段正是少林武术“起源”与“传习”的沉积时期，没有“沉积”就不会在几次军事行动中显示出成型的少林武术。
另外，历代有僧徒流入社会，同时也有带武艺人进入少林寺习武。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不是“天下武功出少林”,也不是“少林武功出天下”，而是“天下武功与少林武功互为补充”。总之，少林武术文化是中印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由保护寺院发展到济世报国，从强身
健体的肢体活动演变为体现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少林武术文化，从“禅宗祖庭”广播于世界各地，无不得益于中印文化融合的优势。中印文化融合的优势基因，是少林武术文化绵延千年，在新世纪繁荣昌盛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