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日益繁重，监管机制的改革创新稳步推进。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成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法制建设的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安保督察报告【五篇】（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安保督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 行政执法 协调 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日益繁重，监管机制的改革创新稳步推进。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成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为特种设备行政执法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特种设备行政执法作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开展对于保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到位，防止和减少特种设备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形势下，如何规范运用行政执法手段并充分发挥其效能，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的机制，有效地促进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笔者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际，就此问题谈几点认识和建议。
1 规范程序，突出安全监察机构的主导地位
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提出《关于实施特种设备行政处罚工作的意见》，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法制（或案审）工作机构、专职执法机构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工作职责作了原则性规定。上述各机构在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中工作职责明确了，为何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难以落实？关键在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行政执法过程中缺少协调各安全监察机构、法制工作机构、专职执法机构、检验检测机构配合联动的工作程序。各机构在具体实施特种设备行政处罚工作时，往往只强调自身利益，忽视统一执法、协调联动的原则。于是，产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有的专职执法机构跳过安全监察环节，直接对本应限期整改的隐患设备实施行政处罚，甚至以罚代纠，只罚款不监管，导致部分事故隐患整改后处理工作难以落实到位；
有的检验检测机构实施检验时发现了严重事故隐患，但出于已收费到位等原因，未及时将隐患情况向安全监察机构报告；
更有甚者，个别检验检测机构为了定期检验收费到位，直接联合专职执法机构擅自对使用单位实施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等等。而另一方面，由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信息不畅、人手紧张或对行政处罚工作不熟悉等原因，致使大量逾期未整改的隐患单位长期得不到行政处罚。因此，必须制定科学规范的安全监察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的运转程序，从而有效地实现各机构的相互配合、分工协作、权责一致，形成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为主导，专职执法机构配合实施，检验检测机构提供技术支撑，法制工作机构履行法制监督的协调机制。协调机制的运转程序应充分体现以下特点：
1.1 突出安全监察机构的主导地位。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的工作出发点是保障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不易受到行政处罚收入、检验收费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切实突出其主导地位，特种设备行政处罚工作就不易偏离方向。突出安全监察机构的主导地位，就是要充分发挥其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中的协调指导、计划组织作用。
1.2 充分发挥设区市级安全监察机构的作用。设区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不仅是监督检查、安全监察、信息录入等工作的具体实施者，还是协调指导、计划组织工作的主要执行者。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执法协调机制的协调指导、计划组织工作程序，应针对并围绕其制定和展开，县区级安全监察机构应在其组织指导下主要负责现场监督检查、安全监察、案件移交、调查处理、监督整改等具体工作，省级安全监察机构应侧重发挥督促指导和协调处理重、特大案件的作用。
1.3 细化步骤，明确职责。根据按计划开展特种设备监督检查、接群众举报投诉开展现场检查、行政案件移交及反馈、强制检验、技术鉴定、重大违法行为或严重事故隐患报告及督查等各种情况，有针对性地细化具体流程和步骤，明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法制工作机构、专职执法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在每个具体运转程序中的职责和分工，让各机构找准位置、对号入座。
2 统一认识，建立制度，强化信息沟通环节
特种设备的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检验检测等工作，要协调配合好，检查、执法、检验工作情况报告以及查处结果的反馈等信息沟通是关键。信息传递是否及时畅通，是安全监察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前提。因此，要强化安全监察执法信息沟通这一关键环节，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2.1 统一各方认识，坚持基本原则。拟定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协调机制方案前，应采取讨论、个别交流等多种形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征求各方意见，统一思想，使各机构充分理解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的协调联动工作，要坚持统一领导与配合实施相结合，职能优先与分工协作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检验检测相结合，安全监察与立案查处相结合，安全监察与执法监督相结合的统一监察执法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各自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相互配合，落实责任。
2.2 建立两项基本制度。一是建立安全监察执法工作协调会议制度。协调会议可定期召开，也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会议由各安全监察机构、检验检测机构及有关单位参加，安全监察机构牵头，有必要时请法制工作机构、专职执法机构参加。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监督检查及行政执法工作，重点解决行政执法工作中的难点、疑点问题，通报特种设备重大案件审理结案情况，协调各方面工作关系。二是建立信息通报制度。信息通报的主体是各级安全监察机构、法制工作机构、专职执法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信息通报的内容包括：行政执法结果及相关记录、专职执法机构案件审理结果、检验检测情况、按照工作安排进行的现场检查情况及结果、重大事故隐患报告、查处的情况等内容。
2.3 统一执法文书，规定上报时限。根据安全监察、检验检测、行政执法的工作程序和保证协调机制有效实施的要求，制定并使用统一的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记录、安全监察指令书、查封（扣压）决定书、行政案件移交书、行政案件查处回执、强制检验通知书、强制检验情况报告单、重大违法行为或严重事故隐患报告书、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提请安全监察报表、事故隐患整改督查情况记录、举报查处登记记录等执法文书，并对每种文书的填报时限、填报单位以及案件移交等作出明确规定，操作性要强。
3 有效运转，强化监督，注重协调工作的规范性
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协调机制，贵在坚持不懈，重在有效运转。要保证协调机制的运转质量、达到预期效果，应注意抓住以下三个“到位”：
3.1 组织保证到位。就是要保证领导责任明确，各机构有专人负责。为此，应要求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分管局长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协调机制的运作。安全监察机构、法制工作机构、专职执法机构、检验检测机构应指定一名负责人，具体负责特种设备监督检查与行政执法工作的协调；
同时，各专职执法部门应设立特种设备安全稽查专职执法分队，业务对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为协调机制的有效运转提供组织保证。
3.2 工作实施到位。就是要根据计划监督检查、接举报投诉即时检查、行政案件移交及反馈、强制检验、重大违法行为或严重事故隐患报告及督查等各个运转程序，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条款，使每一步工作都能做到规范运作、落实到位。各机构在协调机制实施过程中，应切实做到：工作分工明确，工作目标明确，责任要求明确。专职执法机构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计划安排开展的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应在特种设备行政执法委托权限和期限内；
接举报投诉时开展的特种设备现场检查工作，应注重接受安全监察机构的指导。
3.3 法制监督到位。法制工作机构要打破特种设备行政案件案审和监督自成体系的“成规”，主动组织开展对特种设备行政执法的定期监督检查或不定期抽查，提高案件办理质量，促进规范执法。
4 注重工作延伸，强化安全监察后处理工作
安全监察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不能简单地认为经过检查阶段、提出了整改建议、实施了必要的行政处罚，整个工作就可以鸣金收兵。要真正体现管理的再管理，监督的再监督，其中的重要环节不可忽视，这就是必须注重工作延伸，强化安全监察后处理工作，抓好对受检单位整改情况的跟踪检查，使安全监察工作善始善终，确保实现杜绝特大事故、遏制重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的目标。如何强化后处理，可采取以下做法：
4.1 抓好跟踪检查。安全监察机构下达安全监察指令、提出限期整改后，责任人必须认真抓好隐患整改督查，在报告整改落实情况的同时，还必须填报相应的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整改督查情况记录表格。
4.2 落实特种设备行政案件查处情况。安全监察机构将案件移交给专职执法机构时，移送、接受部门填写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行政案件移交书，案件查处结束后，专职执法机构应填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行政案件回执，及时向安全监察机构反馈信息。
4.3 狠抓设备定期检验率。一旦发现超期未检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应向使用单位下发特种设备强制检验通知书，同时抄送检验检测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完成检验后必须填报特种设备强制检验情况报告单，将其检验情况及时报告安全监察机构，从而实现应检设备不漏检，通过定期检验率的提高消除设备隐患。
安保督察报告范文第2篇
一、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立法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制度做了一定的修改和完善，但总结以往经验，这些修改和完善仍然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问题，因此，建议对取保候审制度作如下完善：
1、完善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立法，明确适用范围。其一，“有期徒刑以上”、“社会危险性”、“严重疾病”、“哺乳期”之类的用词抽象，难以准确把握，应当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以增强可操作性。其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可以”就造成了公安机关自由裁量过大。应当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作“应当”、“可以”、“禁止”适用之分，并具体规定相应的情形。
2、完善变更强制措施立法。其一，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就不应再适用取保候审，而应当采取更重的强制措施。其二，对于采取取保候审或其它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已经消失的，应当及时变更为强制措施。其三，公安机关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两次退补后，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不，应当撤案，而不应适用取保候审。
3、完善保证金数额和上限立法。《刑事诉讼法》对于保证金的数额和上限没有具体明确，公安机关收取保证金有较大自由裁量。因此，建议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比照国家司法考试将保证金数额也划分几类地区，实施不同的限额标准。
4、完善被取保候审人法律责任追究的立法。针对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跑，妨碍刑事诉讼的，可以在《刑法》中增设“取保候审期间潜逃罪”。并且“取保候审期间潜逃罪”与犯罪嫌疑人的本罪实行数罪并罚。
5、完善保证人资格和法律责任追究立法。其一，对“与本案无牵连”作扩大解释，将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排除在保证人范围之外；
其二，对“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作出限制性规定，应该把老弱病残的人排除在保证人之外。其三，对“固定的住处”应该限制为保证人户籍所在地或连续居住满一年的住所地。其四，“固定的收入”的标准应该达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或农村收入标准。其五，完善对保证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保证义务的处罚规定，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一个“担保失职罪”。
6、完善取保候审期限立法，明确取保候审期限。鉴于目前对于取保候审期限是共用还是各用十二个月，建议在《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补充一款：“前款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是指公、检、法三家适用取保候审的总期限为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针对同一犯罪嫌疑人不得重复办理取保候审，后一诉讼阶段沿用之前办理的取保候审，只需对已经办理的取保候审进行审查即可。”
二、建立取保候审检察监督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活动。所以，必须建立取保候审检察监督制度。
1、建立对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备查和监督制度。其一，公安机关应当在决定取保候审之后将材料报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查。其二，检察机关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不能受案外因素影响。其三，公诉部门应加强直诉案件取保候审的监督。
2、加强对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监督，建立捕后取保候审审批制度。其一，对于公安机关应该变更或者不应该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认为公安机关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其二，对于捕后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公安机关应该事先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建立捕后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审批制度。
3、加强解除取保候审监督。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发现公安机关对应当解除取保候审而不予解除的案件，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解除。
三、规范公安机关保证金的收取、管理和没收
1、取保候审保证金公开化。公安机关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将被取保的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案由、取保日期、收取保证金数额、没收或退还保证金等情况予以公开，接受外部监督，促使保证金情况公开。
2、实行听证程序，规范没收保证金行为。为了让没收保证金公开、公正、透明，可以举行听证程序。听证会由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主持，纪检或督察部门现场监督，办案民警和被取保候审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参加，被取保候审人所在村居干部或单位领导作为见证人。
3、建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收取、管理和没收保证金的监督机制。公安机关应当把保证金收取、管理和没收的相关材料、凭证提交同级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公安机关违规收取、保管或者没收保证金的，有权督促公安机关纠正。
四、建立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可行性考察机制，加强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管
1、对取保候审进行可行性考察。一要考察案件的事实是否基本查清，案件的证据是否基本固定，侦查工作是否会因为取保候审受到影响，是否存在其他不利于案件侦查进展的因素。二要考察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固定单位和固定的居所，其家庭情况如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是否会引发不稳定因素。三要考察是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将该情节作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重要因素。
2、加强对取保候审的监管力度。一是建立定期考察和定期报告制度。公安机关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期考察；
犯罪嫌疑人、保证人也应当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告活动情况。二是建立公示公告制度。公安机关应当将取保候审案件进行公告、公示，以此来增强社会监督。三是建立单独的取保候审执行机构。由于公安机关派出所执行取保候审不到位，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措施的执行，该机构可以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与监狱、劳教所一样专门负责刑事诉讼的执行。
五、强化对保证人资格的审查，进一步明确保证人义务
1、完善保证人责任。保证人要切实担负起保证的责任，做到经常与犯罪嫌疑人谈心，掌握思想动态；
发现犯罪嫌疑人出现思想反复、脱逃迹象的，应当及时向执行的派出所报告，共同劝导其遵守取保候审规定。
2、建立保证人和犯罪嫌疑人定期汇报制度。保证人单独或犯罪嫌疑人一起定期前往执行机关，如实报告履行保证义务及有关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3、实行保证人保证金制度。保证人在为犯罪嫌疑人作保证时，必须用保证金为自己是否履行保证义务作担保。促使保证人积极、全面地履行监督和报告义务。
六、切实保障当事人及其律师的申诉（复议）权，明确当事人和律师的监督权
1、完善取保候审审批手续，使取保候审更为公开、公正、透明。取保候审除遵循刑诉法规定的审批手续和检察机关备查审核制度外，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对于有律师介入尤其是律师提出申请的案件，应在报捕前听取律师意见。
2、规定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不同意适用取保候审有申诉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而公安机关不同意适用的，可以在七日内向同级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的，应当受理。受理后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同意的理由，认为理由成立，应当答复申诉人；
认为理由不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
3、赋予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复议复核权。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有权向该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该上一级公安机关请求复核。
七、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明确滥用取保候审的法律责任
1、切实保障公安机关办案经费，提高公安民警待遇。各级政府财政应该统筹兼顾，统一规划，对公安机关实行政策性倾斜，切实保障公安机关办案经费，禁止办案经费与罚没收入相挂钩。同时要改善民警生活，提高民警待遇。
2、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提高民警综合素质。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要从现有民警中选拨一批业务精湛的民警充实到主要办案部门和法制部门，以加强一线办案民警的力量。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要加强对民警规范执法方面的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民警廉洁意识的教育，督察部门要加强对办案过程的监督，防止民警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3、加大对滥用取保候审的责任追究力度。公安机关滥用取保候审的行为容易造成司法不公，滋生司法腐败。因此，公安机关内部规章应当制定对民警滥用取保候审行为的处罚规定，我国刑法也应当增设“滥用取保候审措施罪”，并入渎职犯罪一章，把对滥用取保候审的处罚上升为刑事责任。
八、完善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和外部协调机制
安保督察报告范文第3篇
在我县监外执行工作的基本情景：根据《人民检察-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方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安机关监督管理的监外执行对象包括5类人员，即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时监外执行。
截至20XX年XX月x日，我县监狱外执行人员116人，其中有107人缓刑，7人缓刑，剥夺了政治权利。
其中暂时被监禁外执行的有1人脱管(巨军华，20XX年因病左权县人民法院被监禁外执行，20XX年发出监禁执行通知后脱狱)一年以来，本院监禁检察科出现了监禁外执行罪犯的分布。
在监外执行检察过程中严格遵守“人民检察-检察-医院监外执行检察的办法”，应当提出违法、纠正检察建议的情况，加强对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的监督。
1以监督活动相关书面订正违法意见10件，口头订正意见13件。
县公安局纠正并执行了上述10份书面违法纠正通知书和13份口头纠正意见。
其中监督县公安局对一名监外执行人员实行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该罪犯在考验期内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
2011年，在我县监狱外没有发现犯罪者犯下了新的罪行。
在监外开展执行检察工作的主要方法：(一)规范在监狱外编制罪犯检察总帐;按照《人民检查-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方法》规定的监外执行业务实现《一帐三表》工作制度的要求，全面建立《罪犯监外执行情景检察登记册》、《检察纠正违法情景登记册》、《重大违法情景登记册》、《监外执行罪犯减刑情景登记册》。
根据10个乡镇派出所、县城5个社区警务室，立即将犯罪分类归档。
另外，县人民法院向本院监察院检察科发送监外执行犯罪分子判决书，由外省外县交付监外执行犯罪分子文件的，立即登记，填写监外执行犯罪分子帐，清算底账。
另外，本院监察所检察科在监外确立了犯罪分布情况、考验期整体布局，发挥了一目了然、易于监督的作用。(二)立即核对公安机关和地方交付的监外执法犯人;对于外地交付监外犯罪监督管理时间长、犯罪报告时间慢、易发生脱管现象的实际情况，本院监察所检察科将于2月底及时核对县公安局法制科和外地交付的监外执行犯罪人数及相关资料信息。
登记在监狱外执行的罪犯的关系情况，立即联系该罪犯所在的派出所，了解在该监狱外执行的罪犯是否按规定时间报告，派出所是否已经被管理，监督情况如何明确。(三)采用多种检察方式和方法，确保监督取得实效按照《人民检察-检察-院外执行检察方法》的规定，监外执行检察每半年进行一次全面检察。
在实际工作中，我院监狱检察科采用定期检察和不定期检察，全面检察和重点检察相结合，全面检察监外执行工作，详细登记在检察的场面登记册上。
对地方交付的监外执行犯罪分子和本县重点犯罪分子，我们计划重点及时检察县人民法院、县拘留所、县公安机关的交付、监督管理、执行活动的变更和执行活动的中止。
对于检察发现的问题，立即向有关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和违法通知书，敦促有限时间内立即进行纠正和执行，立即进行访问，了解是否实际进行了纠正和执行。
例如，本院监狱检察科经刑期抵制检察，在缓刑中发现购买毒品的违法事实两次后，立即向左权县公安局提出纠正违法的通知书，左权县公安局收到纠正违法的通知书后，立即治安处罚手续。
纠正违法行为，有效发挥检察建议作用，监督检察工作。(四)加强对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检察监督，提供有效服务重选时，我院监察院检察科对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执行犯罪者的监督情况进行了详细检察，着重落实应遵守的各项规定、监督措施，敦促派出所监督民警在选举期间加强监督管理，为村两委员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五)根据临时加强监外执法检察监督的《罪犯保险外医师执法方法》和《罪犯保险外医师疾病伤害范围》有关规定，书面审查各保险外医师的病历资料和鉴定资料，每年年底组织保险外医师到省政府指定医院进行诊断鉴定。
此类维护-保护法律严肃和外患合法权益。
监外执行检察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一)一些监督民警对监督外工作的业务知识不熟悉，不知道。
具体措辞如下:1、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暂时在监狱外执行罪犯监督的重点和监督措施不明确。
(例如，向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宣布的资料和向缓刑者宣布的资料不能区别开来，在实际工作中两者的宣布资料有同样的错误)。2、监狱外犯罪者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不一致的，监督民警应由哪个公安机关监督考察不清楚。
两家公安机关有时不进行监督管理。
(如石箱派出所4石勇、寒王派出所朱宏亮、绑架犯派出所任福生、芹泉派出所王瑞)。(二)、个别监督民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不认真、应对检察的现象。
在检察监督外执行犯罪监督文件时，有些派出所发现人员客观少、业务多、监督外犯罪多的情况，个别监督民警在执行监督措施时有应对检察的现象。
具体措辞如下:1、在监狱外与罪犯进行对话时，会话资料有雷同、本人以外签字的现象，没有出现监督管理措施的执行情况。2、监狱外移民罪犯时，入住该罪犯监督调查文件的公安机关没有立即继续监督。(三)有些派出所不重视缓刑，假释人员在按期执行检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只重视监察人员监督管理的派出所，但监察人员考验期满时忽视解除有关监督措施，不重视缓刑、对假释人员按期公告。(四)有些派出所在罪犯到达时尚未及时确立监督组织和监督文件，被我县人民法院缓刑，暂时监督外执行的当地罪犯应在规定时间内拿着左权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报告到达执行派出所，在派出所盖5个公章后，由罪犯本人提交县人民法院。
实际工作中，派出所内勤人员-警察在报警通知书上盖章后，犯罪者和监督者-警察会面不交接，最终监督者-警察无法立即制定犯罪者的监督文件和组织。
此致
敬礼!
汇报人:落落
安保督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因此,人大常委会通过充分发挥民意机关的优势,选择好监督的内容与途径,对于增强人大常委会监督实效,保障国家机关高效协调运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人大常委会监督的内容
围绕增强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实效问题,许多人大理论研究者和人大机关工作者就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内容,即“人大常委会监督什么”进行过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就曾提出:“人大常委会监督什么?宪法和有关法律作了明确规定,内容非常丰富,概括起来是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两个方面。彭真同志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什么?一个是法律监督,一个是工作监督。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主要是监督宪法的实施,包括履行宪法规定的职权。任何机关、任何地方如果作出同宪法相抵触的决议、决定,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力、有责任予以撤销。至于对行政、审判、检察工作的监督,首先是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它包括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部署。再就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决定,计划和预算决算反映了各方面的工作。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主要也是听取和审议它们的工作报告。这是全面的、基本的监督。有了重大问题,能不能管?能管。按照法律规定,权力机关有权提出质询案,必要时还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这是对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内容和形式的高度概括。”[1]就实际工作中的具体监督内容来说,主要就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其实,党的中心工作,也就是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作出科学谋划,领导政府和号召人民去努力完成好。对于人大常委会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监督的内容和途径的科学选择,既不能对“一府两院”的工作什么都管,避免对其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同时,又要通过依法行使监督职权,保证“一府两院”的工作是按照党确定的工作方向和原则,为人民群众谋取福利,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是以权谋私、以公谋私、徇私枉法,罔顾党和人民的要求和期待。这就要
求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主动履行自己的职责,代表人民行使好监督职权,这既是坚持党
的领导,又是依法维护人民的利益。
二、人大常委会监督的内容的选择
根据上述,人大常委会监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人大常委会确定具体监督内容时,又是有选择性的。在对具体监督内容进行选择时,既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还要体现出民主性和科学性。对此,监督法就某些具体方面的监督内容的选择作了列举性的规定。监督法第九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根据下列途径反映的问题确定:一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二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三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四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五是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六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报告专项工作。
监督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本法第九条规定的途径,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根据监督法的相关规定来看,人大常委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通过的“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中选择确定监督内容,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有利于增强监督实效。其原因如下:
第一,“一府两院”年初在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工作报告,除了回顾上一年的工作外,无一例外地都会列出当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人大常委会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中所列举的重点工作任务选择为监督的内容,“一府两院”也会自觉主动地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第二,“一府两院”年初在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工作报告体现了党的中心工作。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决策,而这些政治决策的实施必须通过“一府两院”的具体工作来实现。对人大常委会而言,从“一府两院”在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工作报告中选择监督内容,自然就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履职,从而坚持了党的领导。
第三,“一府两院” 年初在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工作报告基本上反映了群众所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也是“一府两院”工作的宗旨。如果“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不能反映群众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那么,这样的报告在党委内部讨论和征求群众意见时不可能获得认可和通过,在人大全体会议上也不会被人大代表认可和通过。
除了“一府两院”年初在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工作报告中选择监督内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直接从群众中征求监督内容,具体途径就是人大的信访工作和网络民意。为了使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和体现,信访和网络现已成为当今人民群众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人大常委会可以对群众通过信访和网络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归纳概括,凝练出其中共性的问题作为监督内容。
总之,人大常委会选择的监督内容应该侧重于工作监督。这样的监督内容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切实可行,会取得实实在在的监督效果,同样避免了人大常委会越权之嫌。借用某些同志之言,那就是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要做到该做能做、有用有效,不去做那些可做,但实际上不会产生积极效果的监督工作。在这个原则之下,人大常委会,尤其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选择重大的民生问题作为监督的内容,这本身也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日益自觉,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也要逐步体现在维护公民权利上来。
三、人大常委会监督的途径的选择
人大常委会在确定了监督内容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根据不同内容选择适当的监督途径。关于人大常委会监督的途径,监督法规定了七种:一是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二是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三是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四是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五是询问和质询;六是特定问题调查;七是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由于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质询、特定问题调
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有着严格规定的监督内容、实质要件和操作程序,而且人大常委会启动了这些监督途径后,往往要作出否定性的决议决定,甚至涉及体制安排的问题;因而人大常委会在纪检监察部门、检察部门未掌握和提供明确的违法事实材料之前,一般不予启动。对于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由于这不仅是每年人大常委会工作中必须要履行的职责,而且其具体内容较为规范和明确;因而人大在开展这一监督工作时,可选择的空间有限。真正可以体现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主动性、有效性的就是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询问。人大常委会在实际开展监督工作中,正是根据所确定的监督内容,分别或组合运用这三种监督途径,来实现对“一府两院”工作的有效监督,回应人民群众所强烈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例如,围绕2012年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结合人民群众关注、反映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开展了如下监督工作。
安保督察报告范文第5篇
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动司法改革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相结合，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把重大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热切期盼。
2014年2月2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我们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结合，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这表明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作工具，还需要把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事业，树立法治优先、改革附随的法治改革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3]，这也是十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4]。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国家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对于法治改革观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在关涉中央事权的司法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对重大司法改革措施作出法律上的授权，使司法改革于法有据，引领和推动司法改革的进行，并对司法改革过程加强监督，对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及时加以巩固，将司法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
二、司法改革前的引领作用
在司法改革前，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权，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在局部地区或特定领域开展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并规定了试点工作的主体、地点、内容、期限、目的等，另外“两高”制定的试点具体办法也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所以采用授权决定这种形式，是因为一些需要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规定并不一致，而修改法律的时机又不成熟，这就需要以授权决定的形式支持相关司法改革试点工作，为司法改革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持，确保“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使司法改革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改革的引领作用。
2012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决定权而对司法改革起引领作用的情况有以下五种。
其一，2014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两高”在北京等十八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并规定“两高”制定的试点具体办法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试点进行中“两高”应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
其二，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对相关知识产权案件实施跨区域管辖，并规定最高法在决定实施满三年后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实施情况。
其三，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法在北京等十个地区各选择五个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并规定最高法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的试点具体办法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在试点进行中最高法应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
其四，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检在北京等十三个地区，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并规定“两高”制定的实施办法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试点进行中最高检应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
其五，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两高”在北京等十八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并规定“两高”制定的试点办法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试点进行中“两高”应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决定的形式引领司法改革的进行，确保“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三、司法改革中的监督作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两高”司法改革的监督，既是宪法法律所赋予的重要职权，有着坚实的法律依据，也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改革的监督有着坚实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为：“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监督法第五条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5]另一方面，加强人大监督也是司法改革的内在需求。司法改革必然触及司法体制和相关法律制度，涉及司法权力调整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高度对司法改革进行监督协调。
2012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以来，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监督权而对“两高”的司法改革进行监督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全国人大听取、审议和批准通过“两高”年度工作报告；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高”专项工作报告[6]。
（一）全国人大听取、审议和批准通过“两高”年度工作报告
根据宪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最高法和最高检都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宪法并未规定具体的监督方式，在宪法惯例中，全国人大是通过听取、审议和批准通过“两高”年度工作报告的形式对“两高”的司法改革进行监督的[7]。十以来，全国人大一共听取、审议和批准通过了“两高”5个年度的工作报告。
其一，2013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1）院长王胜俊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切实推进司法改革……”，并提出了2013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司法改革工作：“……认真落实中央司法改革任务……”，并提出了2013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五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3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深化司法改革……”。
其二，2014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1）院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改革审判工作运行机制……”，并提出了2014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四是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深化司法公开，推进阳光检察……”，并提出了2014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五，全面深化检察改革……”。（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4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其三，2015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1）院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六、深化司法改革，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提出了2015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四是深化司法改革，扎实推进重大改革任务的落实……”。（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五、深化司法改革，为维护司法公正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并提出了2015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五，扎实推进司法改革……”。（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蟾嫣岢龅2015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深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
其四，2016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1）院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2015年深化司法改革情况……”，并提出了2016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三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五、深化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并提出了2016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五，深入推进司法改革……”。（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6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其五，2017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1）院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2016年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攻坚之年……”，并提出了2017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三是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六、深化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并提出了2017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五，锲而不舍推进司法改革，促进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7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锲而不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全国人大通过听取、审议以及批准通过“两高”年度工作报告的形式，从总体上加强对司法改革过程中的监督，确保其总体上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高”专项工作报告
监督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这一条款的规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高”专项工作报告、监督司法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两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司法改革专项工作的中期报告，也是当初授权决定的明确规定，对此可以参阅前文“司法改革前的引领作用”。十以恚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共听取和审议了“两高”3个司法改革专项工作的中期报告。
其一，2015年11月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院长、检察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期报告包括试点工作的开展情况、初步成效、下一步的工作措施等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该报告，并对该报告提出了审议意见：“出席人员普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授权决定的要求，及时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中期报告，自觉接受监督，积极改进工作，应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此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其二， 2016年6月3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院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期报告包括试点工作的开展情况、初步成效、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的措施和建议等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该报告，并对该报告提出了审议意见：“出席人员普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授权决定的要求，及时就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中期报告，自觉接受监督，积极改进工作，应予以充分肯定。”此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其三，2016年11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检察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期报告包括试点工作的进展及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下一步工作措施等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该报告，并对该报告提出了审议意见：“……要进一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监督，全面评估试点成效，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确保试点任务圆满完成，依法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检察职能特点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高”专项工作报告的形式，强化对司法改革专项工作的监督，保障专项工作严格依法有序开展，确保专项工作沿着法治的轨道推进。
四、司法改革后的巩固作用
在司法改革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相关法律的形式，及时将司法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根据《宪法》第五十八条[8]、第六十二条[9]、第六十七条[10]以及《立法法》第七条[11]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可以制定、修改、废止、解释自身权限内的法律，这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将司法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2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而对司法改革起巩固作用的情况有以下四种。
其一，制定法律。（1）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安全防范、情报信息、调查、应对处置、国际合作、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将近年来我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成果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2）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家庭暴力的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将近年来我国打击家庭暴力犯罪的成果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3）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与紧急处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将近年来我国打击网络犯罪、保障网络安全的成果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
其二，修改法律。（1）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将近年来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完善了诉讼程序，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有了重大变化。（2）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决定，将近年来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改革成果以修改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进一步完善了人权司法保障制度。（3）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四条[12]，对于规范和监督“两高”的司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两高”司法改革的合宪性合法性控制。（4）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减少了9个适用死刑的罪名，严惩恐怖主义犯罪，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人身权利保护，维护网络安全，加大惩戒腐败力度，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等等，将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以修改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
其三，废止法律。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废止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废止1979年11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此番废止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顺应了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终于将法律界推动多年的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劳教制度从此不再是刑事法治领域的最后一块人治自留地[13]，巩固了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
其四，解释法律。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五款、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这些条款的解释大多涉及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将人权司法保障改革中的成果以法律解释的形式巩固下来。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法律的形式，将司法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及时巩固下来。
五、结语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橡皮图章”，忽视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甚至认为在司法改革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起到任何法定的监督作用”[14]，萌生出“全国人大之构造在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背离，其最高地位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体现”[15]的悲观情绪。但是通过本文对2012年以来司法改革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动司法改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司法改革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决定权而对司法改革起着引领作用；
在司法改革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监督权而对司法改革起着监督作用；
在司法改革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而对司法改革起着巩固作用。
注释：
[1]本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国家总统在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中的作用》一文，奥巴马认为：“国家总统可以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施加重大影响，总统也有职责行使这种权力来促进刑事司法更加公正、更加高效。”See Obama B. The President"s Role in Advancing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J]. Harvard Law Review，2017，130（3），p.812.
[2]参见姜青富：《司法改革与人大制度的关系研究》，载《人大研究》2015年第6期。
[3]参见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4]参见陈金钊：《“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5]有学者论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可以共存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与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之间可以兼容。参见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
左卫民、冯军：《以监督权为视角：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关系的若干思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
[6]陈光中、龙宗智教授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法院、检察院工作的方式，主要是听取和审议法院、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等，而不包括监督具体案件的审判工作。” 参见陈光中、龙宗智：《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7]有学者认为：“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虽然符合《宪法》以及相关组织法的规定，但是却与十以来中央对法院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权责统一’和‘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不相一致，会导致审判责任主体归属不明，使得审判权的行政化和地方化痼疾难以根治，从而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随着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部署的推进，应该对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传统做法进行改革：法院的工作报告主要内容是针对年度经费支出、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以及辖区法官队伍的总体情况。”参见张泽涛：《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法理分析及其改革》，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
[8]《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9]《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10]《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四）解释法律……。（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11]《立法法》第七l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12]《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13]参见刘仁文：《劳教制度的改革方向应为保安处分》，载《法学》2013年第2期。
[14]秦前红：《论最高法院院长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以司法改革为视角》，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