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政史教研组范文第1篇jingjicao的blog本学期以来，我组成员本着以素质教育为总目标，课改为核心，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以学生发展为本，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为本；以教学常规为基础，教学科研为先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政史教研组【五篇】【精选推荐】,供大家参考。
初中政史教研组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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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以来，我组成员本着以素质教育为总目标，课改为核心，课堂教学为主阵地；
以学生发展为本，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为本；
以教学常规为基础，教学科研为先导。全面推进校本教研制度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在此，我将汇总我们政史教研组这一个学期来的特色，向同仁们展现我们的风采，再次发出——我们一直都以校为荣，校也将以我们为荣——的心声：
成员特色篇
由于我们政治、历史科目的特殊性，所以使得我们有着不同他组的特色，我组较多成员在学校都担任重要角色，个个都勤勤恳恳，为学校的发展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组今年共计十六位老师：其中曾国耕老师任我校副书记，蔡拥军老师任办公室主任，蔡良才担任了我校团委工作，蔡起贺老师任初三年段段长之职兼校团委工作并任初中政治备课组长，柯丽华老师任政史教研组组长之职并兼任高三文综的备课组长，王建辉老师任高中政治备课组长，孙建钛老师任初中历史备课组长。其中许钦佩、柯丽华、陈梅霖、黄文彬等老师垮年段教学，其他老师大多都一人担任整个年段的政治或历史教学。由此可见，我组具有人多、力量大、角色重、贡献大的特色！
活动特色篇
本学期内，我组顺利并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1）确定校本课题和教学主攻方向。开学之初，我组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确定了我组的校本课题：“学案导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目前还在进行时，在学期末，我将做相关的阶段性总结工作，以促进日后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同时也确定了我组各组员的本学期的教学主攻方向，以更为明确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目标，当然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就会有意识地依据自己所定目标努力。
（2）教研课活动。由于我组成员分别担任政治、历史，又由于大多都是垮年段教学，所以为了更好地开展教研课活动，我们一方面成功组织开展了我组蔡起贺、陈华星两位老师的示范课和苏菊香、陈梅霖、陈美月、姚丽永四位新老师的组内汇报课的活动；
另一方面，在平常的教学中，也积极地开展了以备课组为单位的教研课，做好听课、评课活动，从而达到共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3）高中课改——面对当今高中新课改的发展潮流，我组为了不落后于他人，也积极地学校了相关的课改精神，比如，介绍了相关网站给组内成员学习、在教研组会上也认真深入地讨论了相关课改存在的问题、也很负责任地制定了高中新课改年段的政治历史科目的学分认定方案、特别是高一年段的任课老师（如苏菊香）写了较多的教学反思，这些都非常有利于我组成员紧跟课改的步伐。
（4）艺术节活动。为了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积极开发校本课程资源，充分展示广大师生的才艺，丰富师生精神文化生活，活跃校园文化科技艺术气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在“培养可持续发展的人——十年后看我永中师生”办学目标的激励下，为配合我校开展的第五届校园文化科技艺术节，我组也积极参与其中，根据我组的特色，我们开展了如下五项活动：历史人物小制作、教具展、历史小论文展、辩论赛、模拟法庭等。整体效果不错！其中历史小论文展、辩论赛活动最为成功！
（5）开展普法活动。根据我们政治学科的特色，我组成员积极配合我校政教处开展了“五五”普法活动。
（6）积极出外参加教研活动。如：柯丽华老师参加了XX年届历史高考分析会，课改年段的老师与组长多次共同参加了季延片区的高一课改分析会，初三年段老师参加了政治、历史中考分析会，此外，大多老师有积极地参加赴外校听课活动。
（7）积极参与校内的听课活动。我组成员都完成了学校的听课要求，其中新老师中陈美月、姚丽永表现最为突出。
（8）积极开展日常教研会活动。按照学校的规定，除期中、期末和节假日期间，我组都严格、积极地开展日常教研会活动，组员也积极地配合工作，除个别一两次有公事在身外不能参加，其余都按时到位，每次教研会的气氛都较为热烈，让人感觉舒畅——因为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会议！
获奖特色篇
初中政史教研组范文第2篇
考研专业目录及考试科目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9 外国语学院(电话:89685452) 121 055107法语笔译 10 01 法语笔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4 翻译硕士法语③360 法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0910 法文综合；
0912 专业面试 《翻译概论》许钧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法汉翻译教程》许钧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法语专业高级阅读、翻译、写作教材。任何大学语文教材。
专业学位，学制3年。不接受单独考试。
055105日语笔译 10 01 日语笔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3 翻译硕士日语③359 日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0909 日文综合；
0912 专业面试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日语专业高级阅读、翻译、写作教材。任何大学语文教材。
专业学位，学制3年。不接受单独考试。
055101英语笔译 30 01 英语笔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1 翻译硕士英语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0908 英文综合；
0912 专业面试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英语专业高级阅读、翻译、写作教材。任何大学语文教材。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025-89685922。不接受单独考试。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01 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2 俄语 或 263 日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53 基础英语④963 英语语言学 复试科目:0901 中英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近年来出版的英语专业阅读、翻译、写作教材。《英语语言学纲要》丁言仁、郝克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语言学实用教程》陈新仁编著，苏州大学出版社；
任何英语编写的英语语言学教材。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不接受单独考试。
02 翻译学 03 双语词典学 050210亚非语言文学 4 01 朝鲜（韩国）文学（含文学翻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英语 或 262 俄语 或 263 日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50 基础朝（韩）语④970 朝（韩）语专业知识综合 复试科目:0907 中朝（韩）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近年来出版的朝（韩）语专业阅读、翻译、写作教材。《韩国语语言学通论》李翊燮著，外文出版社；
《韩国现代文化》李善伊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韩翻译教程》张敏、金宣希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朝鲜文学史（近现代部分）》（朝文版）金柄珉著，延边大学出版社。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不接受单独考试。
02 朝（韩）语语言学 03 朝鲜（韩国）历史文化 050207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2 01 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英语 或 262 俄语 或 263 日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59 基础西班牙语④991 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 复试科目:0906 中西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现代西班牙语》（1-6册）董燕生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任何西班牙文编写的西班牙文学史和拉丁美洲文学史教材。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不接受单独考试。
050205日语语言文学 6 01 日本文学(含比较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英语 或 262 俄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57 基础日语④971 日语专业知识综合 复试科目:0905 中日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近年出版的全国日语专业统编教材。任何日文编写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概况、日本文化史、日本近代史教材。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不接受单独考试。
02 日本语言学（含比较语言学和翻译） 03 日本文化（含比较文化） 050204德语语言文学 7 01 德语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英语 或 262 俄语 或 263 日语 或 265 法语③656 基础德语④969 德语专业知识综合 复试科目:0904 中德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高级德语教程。任何中德文编写的德语文学史和语言学教材以及跨文化日耳曼学读物；
《文学与认识》王炳钧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德国概况》Renate Luscher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不接受单独考试。
02 德语语言学 03 跨文化日耳曼学 050203法语语言文学 6 01 翻译理论与实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英语 或 262 俄语 或 263 日语 或 264 德语③655 基础法语④967 法语语言文学 复试科目:0903 中法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近年来全国法语专业统编教材。《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著，商务印书馆；
《翻译概论》许钧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任何法文编写的法国文学作品选读或法国文学史。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考生在第（4）门法语语言文学的考试中，可根据报考方向选答题目。不接受单独考试。
02 法国当代文学 03 法语语言学 050202俄语语言文学 7 01 俄语语言与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1 英语 或 263 日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54 基础俄语④965 俄语语言文学 复试科目:0902 中俄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东方俄语》（新版）（1-7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时代俄语通论》张家骅编，商务印书馆；
《现代俄语语言理论新编》（俄文版）徐来娣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俄国文学史》（俄文版）任光宣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文学选集》（俄文版）张建华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考生在第（4）门俄语语言文学的考试中，可根据报考方向选答题目。不接受单独考试。
02 俄罗斯文学 03 俄语修辞学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36 01 英美文学与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2 俄语 或 263 日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53 基础英语④964 英美文学 复试科目:0901 中英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近年来出版的英语专业阅读、翻译、写作教材。《英国文学选读》（第三版）王守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陶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任何英语编写的英美文学史教材。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
报考01方向的考生必须选考A组考试科目，报考02、03方向的考生必须选考B组考试科目；
A组和B组分别排名，A组招收20人，B组招收16人。不接受单独考试。
02 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62 俄语 或 263 日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53 基础英语④963 英语语言学 复试科目:0901 中英文综合能力；
0911 口试 近年来出版的英语专业阅读、翻译、写作教材。《英语语言学纲要》丁言仁、郝克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语言学实用教程》陈新仁编著，苏州大学出版社；
任何英语编写的英语语言学教材。
本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3）（4）两门课的总分排名；
报考01方向的考生必须选考A组考试科目，报考02、03方向的考生必须选考B组考试科目；
A组和B组分别排名，A组招收20人，B组招收16人。不接受单独考试。
初中政史教研组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以学定教；
依标施教；
初中历史与社会；
含义；
运用策略；
注意事项
一、“以学定教，依标施教”的内在含义及概念
1.以学定教
所谓“以学定教”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依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实际认知水准、课前预习情况、对于所学内容的学习兴趣及情感态度等基本因素，确定恰当的教学起点、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以此达到优化课堂教学、促进学生学科修养良好的教学效果。
2.依标施教
《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编写的必要依据。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据，在灵活运用其先进理念的基础之上，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依标施教”。
二、“以学定教，依标施教”在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的运用策略
1.依据学情，确定适宜的课堂教学目标
由于长期以来学生处在应试教育思想束缚之下，导致他们的科学探究水平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这一点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尽管学生在课前通过小组协调与合作，能对教材中的相关知识点进行初步学习，但由于自身缺乏良好的分析、归纳能力，课前预习效果并不甚理想。需要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与专业指导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我在“走向新世纪的政治文明”的教学过程中设置了如下教学目标：
（1）了解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
通过具体事例分析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2）了解我国公民正确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民主形式；
通过具体事例分析说明，公民的积极参与对于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推进作用。
（3）关心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能自觉依法行使公民享有权利，履行公民应尽义务。
2.依据学教目标，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在“走向新世纪的政治文明”这章内容中，笔者结合制定教学目标，开展了如下教学活动。
（1）回顾我国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依据史实资料或者历史真实案例，对我国旧体制下的政治文明进行探究。
（2）感受我国的现代政治文明。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展开讨论，以此作为切入点，向他们讲解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知识点。
（3）鼓励学生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对历史与当代政治文明现象进行比较与分析，感受我国政治文明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巨大变化。
3.依据新课程标准，灵活开展教学评价
《义务教育社会与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方法多种多样，学生的个性日益鲜明。教师应该改进和完善评价方法，避免用单一标准或方法测评学生学业成就。倡导采用多种评价方法明确评估学生的发展和进步。”
依据这一指示，我在“走向新世纪的政治文明”的课堂教学中采用了如下评价方法：
（1）口头讨论。要求学生在全班或小组内依据教师的某一问题进行讨论活动，由教师提问并记录结果。
（2）学生自评。提供给学生完整的评价标准，引导学生对自己的阐述或者回答进行自我审视、分析与评价。
（3）合作评价。引导学生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互相评价，促使学生在评价他人的学业成就时，能接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观点。
三、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运用“以学定教，依标施教”教学方式应当注意的问题
1.充分了解学情是前提
学生的已有知识基础、实际认知水准、课前预习情况、对于所学内容的学习兴趣及情感态度等是“以学定教，依标施教”的起点；
而学教起点的选择与确定将直接影响到学教目标的实施与教学效果的实现。因此，从这层意义来讲，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是“以学定教”的首要前提。
2.制定教学目标是关键
教学环节是整堂课的关键环节，与此相适应，学教目标的制定同样也是“以学定教，依标施教”教学模式下关键环节所在。
3.必须保证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指出：“本课程的评价不仅要对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做出评价，而且要对学生认知能力、思维水平、认知策略、情感态度和个性发展等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尤其要关注学生在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及在原有水平上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课堂上，根据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各种评价方法。
总之，我们初中基础教育工作者必须将“以学定教，依标施教”的理念真正落实到教学实践中。
参考文献：
初中政史教研组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五四新潮，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议案，历史教育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28-08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受五四新潮的影响而建立的一个规模较大、且具全国性影响的教育社团。1921年12月该社成立于上海，是由南北教育家联合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等规模略小的教育团体合并组建的。该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①在成立大会上，南北方教育界人士推举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熊秉三、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等9人为董事会董事，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5人为名誉董事，并决定设总事务所于京师。董事会聘陶行知为主任干事。该社还设立32个专门委员会，分别研究各级教育（如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各类教育（如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各科教育（如国语教育、历史教育、地理教育）等。
晚清以来，新知识界在普及教育、培养新国民的旗号下纷纷组织教育社团，到五四前后达到了高潮。②若究其原因，似有几个方面：其一，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旧教育，新式教育亟待研究和发展，而政府又无暇顾及于此；
其二，各种新式学堂及留学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群体意识和趋新观念的知识分子，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特点，使得新式教育的推行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社团的群体力量才得以实现；
其三，清末以来，大量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加之历来有文人结社的悠久传统，而政府对结会设社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③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五四前后教育界涌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教育社团，中华教育改进社则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存在时间只有五年左右，一般认为北伐战争开始后，该组织就解散了。它存在时间虽短，然从1922年至1925年先后在济南、北京、南京、太原举行了四届年会，每次年会讨论的议案多达100件以上。这些决议案或呈报教育部采纳，或函请地方、学校酌量施行。①每届年会上，历史教学组都提出许多改革议案，议题涉及很多方面，如历史课程的侧重点、史地课程的合理配置、历史教科书编纂的改革，等等。
学界对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研究比较薄弱，其中有关年会历史教育议案的研究成果更为稀见，而且阐释也尚显不足。②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历史教育议案为研究对象，将之放于五四新潮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关涉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议案体现了何种新的取向，并由此揭示五四前后历史教育的一些新面相，丰富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历史教育的认知。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议案中，反映出一种在“科学化”思潮下“人的隐去”③的新取向。这种“与国际接轨”的现象至少在两份议案中有较多的体现。其一，梁启超提出了《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梁启超猛烈抨击“中国旧史以一姓兴亡断代为书”，主张编纂“普通史”。梁氏的“普通史”分为六部：（1）年代；
（2）地理；
（3）民族；
（4）政治；
（5）社会及经济；
（6）文化。也就是六部专门史。其中“年代”虽然必会涉及朝代兴亡及帝王嬗替，但并不是教科书的叙述主体，“不过借作标识时间经过而已”，且篇幅不及全部内容的1/20。最可能牵涉到政治人物的“政治”一部，梁启超却认为：
对于一时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皆从略，专记政制变迁之各大节目，令学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④
其余如“地理”“民族”“社会及经济”“文化”等皆不以人为中心而注重叙述制度、群体，且“社会及经济”“文化”两个部分内容的篇幅占全部内容的一半，成为梁氏所谓“普通史”的主体部分。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普通史”几乎只有“群体”“民族”“制度”，而少见具体的“人”，特别是传统的帝王将相、政治人物。从梁氏在议案后面所附6部192课的课题名称来看，也无一课以人物来命题。
其二，何炳松提出的《编辑或讲授历史应以说明历代社会状况之进化案》。何炳松认为：“通史不应偏重政治，不以多列人名地名为贵。”在他看来，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仅述大人与大事，则正如火山大洋不足以代表地理学，虎豹犀象不足以代表动物学”。他主张：“历史之目的，在于使学生明白现状之如何递嬗而来。”⑤何氏虽然没有如梁启超那样，拟出一份专题式“人的隐去”的历史教科书纲目，他于20世纪30年代编著的初中或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出版商降低商业风险、争取最大利润的羁绊，未能在体裁方面有较大的创新，但何氏强调历史教学“应以说明历代社会状况之进化”的观点，与梁启超编纂“普通史”的思路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种关注“国民群体”“社会变迁”“学术派别”而相对隐去具体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的风气，不仅在上述两件议案中有所反映，在年会其他一些议案中亦有或多或少的涉及。如1924年第三届年会（南京年会）上，郑沛霖提出《小学历史宜专授近世史案》。在这份议案中，郑沛霖认为：“小学为国民教育之基础”，“故近世国内经济状况之变迁，交通事业之兴革，民众心理之急激变化，学术思想之革新进步，与夫现时本国在世界上所占之地位，均所当知”。⑥作者提到了“经济状况”“交通事业”“民众心理”“学术进步”等，认为这些都是小学历史课应该讲授的内容，然恰恰没有提及中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本来，注重书写人物是中国史书的传统。中国古代撰修的“正史”大都是纪传体，以展现人物为基本特色。即便传统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虽然分别侧重记年和记事，然亦都离不开人物。其实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有重视书写人物的史学传统。如古典时代的史学杰作、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os）的《历史》就被后世认为是“具有强烈的重人事而轻神灵的所谓‘古典人文主义’倾向”。直到近代，随着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首倡总体史的研究，19世纪中后期要求改变历史研究现状的呼声此起彼伏，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史称为“文明史”，提倡以联系和整体的方法去观察历史。另一位19世纪的史家米希勒（Jules Michelet）更明确提出史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体质状况以及民众意识、习俗等在内的大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①这样从19世纪开始西方史学出现了重要的研究转向，即由传统的凸显人事的事件史向关注社会本质特征的制度史的转移，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向。20世纪初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在美国史学界发起新史学运动，其目的是揭示基于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多种因素基础上的历史演进的总体意义。②更为重要的是，新史学意图与其他学科建立密切关系，使史学成果具有“科学”价值。换言之，就是要推动史学“科学化”。鲁滨逊不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而且还在美国广收门徒进行传授，由此在美国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新史学流派，也影响到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因此五四前后中国史学界受其影响崇尚“科学化”新潮就势所必然了。
在中国近代最早倡导史学“科学化”观点的是梁启超。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近代中国新史学“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职志”。③诚然，“近代史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科学化”。④史学“科学化”的诉求，一方面呈现追寻“纯粹客观性”，探究历史真相，注重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到资料的详细考证、再到史学“客观性”坚持的特点，这既是史家傅斯年所说的所谓“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近代西方史学“科学传统”的写照，同时它也是受崇尚订讹正谬、拾遗补缺的清代“乾嘉史学”影响的真实体现；
另一方面，史学的“科学化”又是史学研究范围的重大变革，甚至可谓另起炉灶之更新。因为“以前史家所注意者，大抵不外非常之人，与非常之事。故其所记，偏于政治军事”。“现今史研究之范围则较此为尤广。其所谓史，乃包括全部人类社会演变之过程。举凡人类之所曾感受者，实行者，思想者，无往而不在史家研究范围之中。”“现代科学最大之特点，即在其注重极平常之事实，研究极普通之现象；
现代史学之趋势，亦为注重平常人日常生活之演变。”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二非常之人，一二非常之事，固或有推进之功，与阻障之罪，然其重要亦在其影响于一般人之日常生活”。“历史上之主人翁，应为平常之人，历史之主要对象，应为日常生活之演变”。⑤
由此可见，“科学化”的史学由关注帝王将相转向关注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在“科学化”思潮下史学中“人的隐去”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物，恰恰相反，“群体”即由许多人物组成，只是观察的角度转换了，由专注于“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偏重政治与军事的旧史学转变为以专题研究为形式、凸显“平常之人”“平常之事”，揭橥民众活动与社会、文化演变的新史学。
史学“科学化”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以及夏曾佑、刘师培等人所主张的“科学化”以进化论为标志，注重新观念的阐发。而五四前后史学“科学化”的路向发生很大变化。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一文，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科学化”认识的转变，指出：“这一时期，历史学家逐渐从注意阐发新的历史观念，转移到注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就是“从重视史观到重视史法（历史方法）的转变”。⑥王晴佳的研究颇见功力，读之受益良多。不过其研究虽提及梁启超、何炳松等学者，然基本未涉及历史教育的层面。
1916年已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何炳松对历史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1923年，他发表的《西洋史与他种科目的关系》一文，表达了他对于史著及历史教育中有关“人”的看法。他认为：“向来历史家统以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历史”，历史变成了很有趣的“人物传奇”，他说：“以传奇的眼光去研究一段好历史，那历史亦就坏了。”①此说表明他不赞成传统的注重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与此同时，何炳松非常欣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史学教授约翰生・亨利（Henry Johnson）所著《小学中学中的历史教学法》一书的观点。他认为作者属于鲁滨逊所倡的新史学一派，而对于此派的论点，他是很赞成的。②1922年夏他开始翻译这本书，并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汉译本，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本书反对历史教育突出少数名人，而强调彰显“社群”的意义。约翰生・亨利说：
差不多所有我们所承认的历史著作，从希罗多德到现在，统是部分的传记的。……他们用比较少数世界上所谓大人或名人来代表人类。君主、将军、教皇、主教及其他教会里面同国家里面的官吏，绘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同其他“伟业事业”的创造家，遇到公共大事的演说家，对于公共大问题的著作家，当然统是曾经描写过。……近世所谓传记，原来以描写真正个人为目的，叙述他对于社群的功业或罪恶，以便明白他这个人的重要。③
他认为这种书写方式颇需商榷，认为历史应“以描写社群为目的”，“说明社群的状况同活动”。对于学校的历史课程尤其是高年级的历史课程，约翰生・亨利比较赞成以“制度”为线索来展开社群的历史。“制度”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工业的、社会的几个方面。政治制度的中心是政府，宗教制度的中心是教会，教育制度的中心是学校，工业制度的中心是职业，社会制度的中心是家庭。他认为这五条线索构成一个整体，学校历史课程应以此为思路进行改革。④由此可见，在约翰生・亨利所构想的学校历史课程中，精英人物“隐身”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群体所订的各种“制度”；
原来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不见了，而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等较为抽象概念则成为学校历史课程的新宠。约翰生・亨利的这些见解对何炳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通过何炳松的译介，又直接影响到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教学组会议上相关议案的形成。
另一位年会的重要人物徐则陵，似也应当关注。徐则陵当时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科主任，⑤在1922年底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教学委员会中担任副主任一职（正主任梁启超名气大，社会活动多，挂名而已），成为委员会实际上的负责人。在第一届年会历史教学组的几次会议上，他被公推为会议主席，可见他在历史教育界的地位。1921年，徐则陵在《史地学报》上发表《史之一种解释》，指出史学是研究人类活动的，人类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活动、宗教活动、学术活动、美术活动四类。正因为他有与当时西方新史学比较接近的观点，所以，不但在此时他发表的文章中能捕捉到西方新史学的印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将此观点付诸实践，渗透在他起草的新学制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之中。如在1923年新学制《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中，他将历史知识分为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知识的、宗教的五类，基本上就是在《史之一种解释》一文观点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
不仅于此，徐则陵在《纲要》中设计的116课世界文化史纲目，从标题看只有社会变迁、学术演进、经济发展、民族竞争等“群体性”“制度性”内容，而无任何有关个体的“人”的话题。在新学制高中历史课程纲要颁布之前，徐则陵于1923年5月的《史地学报》上曾发表过一份《高级中学世界文化史学程纲要》。这份“纲要”与不久正式颁布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极为相似，大约是其初稿。学者何成刚认为，初稿只有外国文化史内容，而正式颁布的“纲要”增补了大量中国文化史内容，从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史。⑥这种差异当然是存在的。不过依笔者看来，两份“纲要”都深受西方史学“科学化”思潮的影响，偏重于“物化”的历史，而缺少具体“人”的历史。因此，从学术与教育取向这一根本特质来说，“纲要”的初稿与正式稿并无二致。
至于梁启超后来改变了他之前的主张，在1926年指出：“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①因此，又主张要撰写“人的专史”。不过，这种转向在20年代似乎并不普遍，至少何炳松等人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如何炳松在1925年发表的《历史教授法》文章中，虽然说到以“个人的传记入手”也是历史教学的一种途径，然而作者其实并不欣赏这种路径，他认为尽管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比较符合儿童的兴趣，但是他强调“儿童读了名士英雄的传记以后”，“结果不一定如我们所期，而且有时真正模仿起来，非常危险。况且有名的人不一定是好的，好的人不一定是有名的”。何炳松赞成“从社会的全体入手”来展现历史，认为这种注重“群体”的历史教学法不但“现在还很风行”，而且“事实亦实在很重要”。他甚至说，即便以“个人的传记入手”，也须“以一种事实或一种运动为中心”，把有关系的“人”附到这种“事实”或“运动”上去，而不是以“人”为中心。②可见，在何炳松的认识中，“科学”的历史是不能以“人”为叙述中心的。应该说，这种见识在当时的学界是相当普遍的。
五四前后学界认同“人的隐去”的新史学取向者不在少数，而这种学界的“共识”对教育界的影响，从当时有关小学历史教育的某些观点即可见一斑。如小学历史教师高德泉认为，小学历史教学关键是要叙述“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最精彩的故事”，“至于没关紧要的‘皇帝家谱’等等事实，可以一概不取”。③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王芝九说得更加清楚。他认为：
历史材料，拿人物做单位呢？还是拿事情做单位呢？――在中国古代史书上，正史是表志纪传体，其他杂史或为纪事本末体或为编年体，或为别种体裁。小学所用历史教学的材料，适用那一种体裁，只要看教学的目的，并兼顾儿童的心理状态。依历史的目的说，历史教学是使儿童知道生活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和世界的趋势；
那么，教学的态度当然是重在研究；
研究的范围当然是全人类的事物，而且是各整个的事物。倘使只讲一人的历史，如何可以代表全人类呢？所以就历史教学的目的上看，历史教学的材料当然要以事情做单位。
并说这已经是“现在的趋势”。当然他也认为小学低年级可以适当照顾儿童的心理，“不妨参酌以人为单位的方法”，④不过这显然只是过渡，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学生了解“物化”的历史。可见，他们都认为小学历史教育的内容不应以具体的“人”为中心，而应重点关注社会变迁、制度演进等比较抽象的历史内容。这种取向与清末小学堂章程所提的“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⑤以及民初小学校课程标准里规定的“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⑥等教学目标已经相去甚远了。
学术与教育不可能完全合拍。五四前后受史学“科学化”思潮影响，我国史学界提倡专题研究，注重文化的视角，关注群体、制度等“物化”的历史，具体“人”的历史似有“隐退”之势，然而历史教学实践亦有其自身特点，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也并非刚性的教育法规，而仅为一参考性、指导性文本，因此囿于师资、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历史教学难以真正做到“人的隐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何炳松、陈衡哲等学者编纂的中外历史教科书仍书写了许多人物可为明证。不过历史教育以具体的“人”特别是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情形也明显动摇并逐步被摒弃。
虽然晚清的史家已经开始注意撰修本朝历史，并且编印本朝的史料，史学界治古史的学风已渐有改变，⑦然晚清以降直至五四前后，学界的治学取向似仍偏重于古史。据史家罗尔纲回忆，他当初上大学时对中国上古史感兴趣，也作过一些探索，预备写一部《春秋战国民族史》。1931年初，正在胡适家帮忙抄写整理胡父遗著的罗尔纲，把自己写成的部分上古史研究内容给胡适看，胡适看后认为罗尔纲用的史料有问题，并说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建议罗尔纲改治中国近代史。①可见，30年代初的学风依旧好古，热衷研究古代史是当时史学界的风气，偏重古代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流。
史家罗志田在某次接受访谈时指出：
中国近代史研究何以始终不曾出现过具有突破性成就的杰出学者与史著，个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尚未累积深化到成熟的程度，而又不断遭到战乱与各项变故的阻碍，许多早期的开创性学者如罗家伦、蒋廷黻等人，也都没能长期坚守岗位，甫肇其端，未及深入，便中途弃学从政去了。相形之下，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便健全得多，也产生过像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卓然有成就的学者。②
当时学界普遍不重视近现代史，从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叙述中大体能概括出两个原因：一是学者普遍认为古代史是此后历史的根源，不从源头着手，支流的真相也不易厘清；
二是中国向来有“历史退化观”的谬论，以为愈古的时代愈好，到了后世便愈不行。③此外，章太炎认为“近代史之资料虽多，然皆散漫不易搜集，古代史则参考书已成者较多”。④笔者认为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因近现代史的时间太近，因此相关研究极易受到学界的“学术歧视”。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从20世纪初开始学界就有历史编纂及历史教育“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的提倡。梁启超是较早论述这个问题的。他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就将过去的历史著作斥为“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他认为历史要关注“今务”，“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他说：“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因此“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⑤尽管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以古史考辨而成开风气创学派的“学术诸侯”，⑥其后又“毕生致力于辨伪求真”，“他的古史层累构成说”，“奠定了中国史学现代化之基石”，⑦然顾颉刚本人也说过：
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
又说：“史学本来以现代为重要。”⑧另一位史学界颇有地位的朱希祖，在1919年似尚未提倡“以现代为重”的观点，然其关于整理国故的看法有助于淡化人们传统的尊古心理。他说：
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⑨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学者一方面开始倡导“以现代为重”，至少将古今“平等看待”，另一方面学者又大都热衷于古代研究呢？除了前述的原因外，似有更深的缘由。史家罗志田认为，受清季革命党人否定传统一派的思路及近代传入的社会进化论影响，五四时期的学者欲将“现代”里的“传统”送进博物院的倾向相当风行。他说：
当时的趋新士人多认为“现代”与“古代”根本不能兼容，故不允许妨碍吸收“新学理”的“传统”在新时代里延续，以利于中国人成为二十世纪的“文明人”。
而趋新士人“驱古”的方法就是研究古代，他引用顾颉刚的话说，通过研究古史将“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送进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⑩
这种关注近现代的思路在五四以后比较突出，也对五四新潮下的历史教育产生较大影响。在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第一届年会上，朱希祖的提案《中学宜先教地理后教历史案》认为：“古人所谓藏往而知来，皆以现代为枢纽。既以现代为枢纽，则今日以前之现代史尤为重要。”他批评当时中学历史教学详古略今的传统习惯做法，指出：
吾国现在各中学校历史教员，不知时间分配之精义，往往详于上古以至近古，至近世现代史或因时间已无，弃置不讲，此真所谓轻重倒置，不识史学究竟目的者也。
因此他建议在教学时间分配上，“上古中古史占二分之一，近世现代史占二分之一”。①此时章太炎的演讲也支持“以现代为重”。他在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南京年会上作了《劝治史学及史学利病》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列举了近年史学研究的五大弊端，其中就有“详古代而简近代”一条，认为：“近代史非详于古代不可”，因为“近于吾人生活时之历史，实与未来历史有密切关系也”。②章氏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一种新的看法，而且以章氏在学界的地位，也有助于历史教育界认同这样的新取向。郑沛霖就认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大势一变，汽船通航大西洋以后，世界大势一变。故小学历史教科书于鸦片战争以后之史事，应特别注意”。③事实上，当郑沛霖在年会上提出《小学历史宜专授近世史案》以后，很快即赢得与会者的共鸣，后来除了将题目中的“专授”修改为“注重”外，议案在会上获得通过，并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致函全国各县教育局通知各校“酌量施行”。两年后，徐映川还在文章中表示，很赞成“小学史材宜注重近代史的提议和理由”。④可见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受“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新取向的影响，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的内容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事实上，清末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即已提出外国史课程须“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对本国史课程则还没有提出“详近略古”的要求。但是清末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和民初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1912年）对于本国史课程都已经特别提到“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或“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可见，《章程》和《标准》的制定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近代史教育的重要性。不过，“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的价值取向清晰地在中小学历史教育中反映出来，应该还是五四以后的事。在20年代新学制历史课程中这种变化就比较明显。如《小学历史课程纲要》有关“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在初级水平标准中强调“能知中华民国建国史的大概”，在高级水平标准中突出“略知中外历史有影响于现代文化、政治、社会状况的各事项”。⑤《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将“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作为重要的教学目的之一。《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也强调课程以“现代文化问题为主旨”，“以领会现代为归宿”，“目光须注射现代”，“近世文化史教材，约须占全部教材三分之二”。⑥可见，“略古详今”是新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课程纲要的共同倾向。而这种倾向与五四前后士人“破坏旧社会”“反传统”的努力以及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广泛传播显然是密切关联的。当时中小学历史教育反映学界“关注现代”新取向的意义在于，它将五四学界“反传统”“推陈出新”的学术取向，推广到学术圈外，通过中小学历史教育，促使“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新观念的普及。
需要指出的是，“以现代为重”毕竟只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趋向，远非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不仅“旧史家”大都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即便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等也多侧重古代文史的研究，虽部分学者偶也撰写一些有关近代问题的论述，然并非其主攻方向。⑦真正实现史学研究“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大约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1958年3月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厚今薄古”，并由此引发一场新的“史学革命”，导致轻视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的错误倾向。⑧当然，1958年的“厚今薄古”有政治色彩，恕不赘言。不过，五四以后从史学趋向上说，确已开启关注近现代问题的研究之门大概也不容否认。
还须注意的是，教育与学术不同，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自有其内在规律，不可能与学术完全相提并论。事实上，五四以后学界“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的研究新取向是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上的。这是五四前后注重“专题”“为学问而学问”学风的反映。对于中学历史教育，梁启超虽曾力倡“以纵断史代横断史”，也就是要以地理、民族、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专题史代替近代以来形成的将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等阶段的通史，并且拟了192课专题式的本国史课本目录，然而梁氏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编出这样一部高难度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来。①推行新学制改革以后，尽管商务印书馆做了尝试，1923年出版了傅运森编写的专题式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并请胡适、朱经农等名人作为校订人，其书分“历史以前的状况”“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人类信仰的变迁”“人群组织的变迁”“人类思想的变迁”“人群的斗争与连合”“中华民国”等几个专题叙述，然由于与初中生的学习心理与能力脱节，出版后不但招致一些非议，而且出版社大都也不再出版专题史教科书。新学制初中历史课程纲要所列课题，近世史的比例只占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且仍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几段；
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中属于近百年来的历史仅占五分之一，且虽未划分历史阶段，然时段性仍然较强。可见，五四新潮下的历史教育对史学新取向的反应并不是激进的“全盘照搬”，而是多少保留了一些“传统”的。
初中政史教研组范文第5篇
一、创建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四个主要背景
新闻史研究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团体而言，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尽管其在史上存时不久，但影响却深，2008年北京大学恢复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
新闻史研究又属于历史学研究之范畴，按方汉奇的观点，新闻史研究“属于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历史学界的“中国史学会”，早于1950年就已在北京创建；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创建背景，在方汉奇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与整个社会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有关
换言之，得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力于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得力于“左”的思想禁锢的逐渐被解除。“在十年和前十七年的那种‘左’的和‘极左’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下，是不可能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这样的全国性的学术社团和从事目前由学会牵头进行的这些学术交流活动的”。
（二）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和“盛世修史”有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广泛开展本省市新闻史志编写活动，“中国新闻史学会最早的一批会员，和参加1992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有关活动的相当多的一部分会员，就有不少是那一时期在‘盛世修史’的号召下投入省市新闻史志编写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
（三）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闻教育大发展有关
“新闻教育的大发展，呼唤和促进了新闻史教学研究的发展，扩大了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的队伍，从那时到现在，高校的新闻史教师始终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中坚和核心力量。”
在笔者看来，其实还有另一背景，即：
（四）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与编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项目的启动有关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者们“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发起者和第一批会员”，??在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后的第一届理事会里，在全部28名理事中，有23人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人员；
在9名常务理事中，有8人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人员；
而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之初的会长与副会长，恰好就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主编与副主编。??这绝非巧合。
上述背景可以概括成为三个方面，即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的“环境基础”、“人才基础”和“协作基础”。没有环境基础，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就成了无根之树；
没有人才基础，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就成了无源之水；
没有协作基础，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就成了无米之炊。毕竟，仅有“环境基础”与“人才基础”尚不足以产生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还需有若干联系紧密的牵头之人进行组织与协调。
二、创建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三个重要日期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与三个重要日期密切相关：1986年7月、1989年4月和1992年6月。
（一）1986年7月：方汉奇倡议创办中国新闻史学会
1986年7月24―26日??，14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在吉林大学举行编写会议，会议邀请方汉奇到会指导，“研讨会期间，方汉奇教授提议，大家能不能想想办法，创办一个全国性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团体。这个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并将这个未来的社团定名为‘中国新闻史学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以方汉奇为组长，宁树藩、陈业劭等知名教授为副组长的学会筹备小组”。???
（二）1989年4月：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
1986年7月长春会议期间，方汉奇就委托中国新闻学院的张涛（张涛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方汉奇的学生）回京具体负责操办成立学会事宜。之所以委托张涛――在张涛看来：“不外乎是我在北京，申办方便；
我当时四十出头，还可以勉强算是个‘青年学者’，跑得动。”???
张涛当年为具体申办中国新闻史学会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首先要成立申办领导小组。经与方汉奇教授商议，决定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筹备领导小组”，以领导小组的名义办理申办工作。为了申办方便，商定筹备领导小组即为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会。经过通信联络，同仁们决定方汉奇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宁树藩、陈业劭担任副组长，丁淦林等学者担任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决定张涛担任秘书长，谷长岭担任副秘书长。申办筹备领导小组成立了，这也是史学会的第一届常务理事会及其工作班子。
……申办过程中，有几件事让我们很头疼。民政部社团司规定社团必须有办公经费、办公用房、办公电话等硬件设施，可我们是个穷学会，连一分钱的申办经费都没有。跑申办，只能骑我的那辆破自行车。要“打的”呢？对不起，无人给你报销。去民政部办理申办、登记事宜的人中，像我这样寒酸的基本上是绝无仅有。但硬件设施的问题还得想办法解决。经过和方老师商量，学会经费就暂借用方老师个人的一笔科研经费，办公室就暂借用方老师的一间房子（以后人民大学拨给一间大房子作办公室），电话就借用方老师的一部电话……???
1989年4月初，张涛终于从民政部拿到了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的文件。民政部正式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的时间是1989年4月3日。也正由此算起，2009年4月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座谈会”。
（三）1992年6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召开成立大会
学会虽于1989年4月被批准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展任何活动”。???1989年10月25日，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其第二十九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成立的社会团体尚未登记的，应当在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登记”。张涛认为，“这实际是史学会申办程序的继续”，???又经过多次奔波后，才在1991年9月23日由民政部正式核发了第065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登记证》???――中国新闻史学会登记成功，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迄今唯一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国家一级社团！???
1991年4月8日学会向民政部送呈的《关于成立以来活动情况的报告》一文，“中国新闻史学会1989年4月3日经民政部批准成立”，并“举行了成立会议，选举了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选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为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树藩，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业劭为副会长”，这确切说明学会是1989年4月“宣告成立”的，“但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学会一直拖到了1992年6月，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学会的《章程》，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并选举方汉奇教授为会长”。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为什么选择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据时任广播学院副院长的赵玉明回忆：
（学会成立后）在方老师家开过几次小型会议，主要是商量如何召开成立大会并组织一次研讨会的事情。参与筹办学会者，大都是讲授新闻史的教师，虽有学问，但一无权，二无钱，办个几十人的会议，颇感棘手。我当时已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又分管教学和研究工作。所以方老师便与我商量可否由广播学院来承办这次会议。我回校后向常振铮院长汇报了此事，征得他的同意后，主持召开了科研处、总务处等部门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商量如何做好八九十人规模会议的接待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1992年6月11日―1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终于在北京广播学院隆重召开！
中国新闻史学会创建后，方汉奇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达15年（1989年―2004年），???如今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最负声望，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术团体”，???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一个国家一级学会，除总会外，目前已拥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和“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等多个二级分会，其存在意义也已超出了方汉奇当年“为加强新闻史学界的协作”这一初衷本身。???
今天，当我们在匆行之中稍作停留――回眸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创建背景与创建过程，在以温情和敬意感佩方汉奇和其他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余，为己在向学之路上坚持理想获取精神动力计，也许还可以追问一句：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方汉奇等学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去创建一个“中国新闻史学会”？
（本文受“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项目代码：CX10B＿069）”和“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项目基金（项目代码：2010BS0017）”资助）
注释：
??2010年10月5日方汉奇先生复笔者电邮。
??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学会起着凝聚新闻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者的作用，有这么一个平台，供大家交流，供大家沟通，供大家切磋，也因此知道我们这个领域内，都有哪些人在关注这个领域的工作，便于集结力量，组织力量，协作一些适合集体完成的项目”。据2010年4月24日笔者访问方汉奇先生录音。
??2010年9月29日方汉奇先生复笔者电邮。
??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方汉奇：《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的《新闻春秋》第12期：《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2009年4月编印）（以下仅称《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1页。
??丁淦林：《办会还靠众书生》，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2页。
??《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17页。
??乔云霞：《中国新闻史学会的酝酿与筹建》，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95页。
??张涛：《初创轶事》，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88页。
???白润生：《中国新闻史学会与我的学术生涯》，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91页。
???张涛：《初创轶事》，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88页。
???张涛：《初创轶事》，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88－89页。
???白润生：《中国新闻史学会与我的学术生涯》，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91页。
???张涛：《初创轶事》，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90页。
???谷长岭：《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会务报告》；
贾临清：《倾力求真著信史，团结务实谋发展――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分别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26页、第3页。
???2002年8月民政部颁发给中国新闻史学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编号为社证字第4591号，代码为50000591－6。与中国史学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同，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为教育部。
???据1998年国务院令第250号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筹备成立的社会团体，应当自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筹备之日起6个月内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章程，产生执行机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但1989年所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并无此条。
???贾临清：《倾力求真著信史，团结务实谋发展――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4页。
???2004－2009年，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接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2009年6月，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继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赵玉明教授担任名誉会长。
???方汉奇：《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1页。
???2007年11月29日登记，清华大学郭镇之教授任会长。
???2008年4月8日登记，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任会长。
???2008年11月10日登记，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任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