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绘画相似，是双重的展示，我们既可以感知到绘画表现的内容，又可以察觉到绘画所遵循的理念，即可辨识出一幅画属于立体派、印象派还是表现派。在一段文字叙述里，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人物的性格及行为，但可以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五篇】（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叙事 层累说 顾颉刚 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081-06
叙事与绘画相似，是双重的展示，我们既可以感知到绘画表现的内容，又可以察觉到绘画所遵循的理念，即可辨识出一幅画属于立体派、印象派还是表现派。在一段文字叙述里，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人物的性格及行为，但可以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来理解作者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以及作者的洞察力。叙事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余英时先生在述及章学诚和柯林武德的历史观时，提到了“任何历史事件都有两个方面，即内在的和外在的”。①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一则完整的叙事里可以找到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协调关系；
后者也没有必要遮蔽前者。
中国传统史学经过19世纪后半叶的洗礼，基本上承认了线性史观这条路数是历史学发展的主潮。诸多论者指出，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下简称“层累说”）在近代史学领域内是一次史学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出，该学说主要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戏曲、歌谣和民俗学研究；
二、进化论等西方近代科学思想；
三、前人辨伪学说和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
四、近代考古学的刺激。罗志田检视了1933年罗香林先生从故事的角度提及的历史写作的两个层次，同时澄清了对古史辨的一些“误会”，例如疑古、释古、信古三分法是有问题的。②本文试图以“层累说”为例，从历史和故事之间的临界点出发，分析顾颉刚在表现故事时显示出的张力，同时探讨历史叙事中内在、外在两种视角对应的不同解释方式。文章同时认为，顾颉刚在1933年前后阐释“层累说”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前期强调求真，后期侧重致用。
故事的表现
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叙事，我们都应该首先思考作者意欲表现的内容是什么。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是试图表现故事的历史演化特征，呈现单线发展的故事。论说在1923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首次提出，后来又有诸多的延伸，例如“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等。③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273、22页。前一句带有实证主义的痕迹，后者又似乎有点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只是“历史演进法”是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式，因而顾颉刚更多地属于实证主义者。顾颉刚形成“层累说”给当时及后来学人的教益，参见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顾颉刚从歌谣、戏曲中悟出了“层累说”，例如他提到：“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③我们有必要从顾颉刚对孟姜女的故事研究出发，探讨故事的流变对真实表现的影响。孟姜女的故事有两篇文章组成，深化了他之前提出的“四个打破”的目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作于1924年（原刊1924年11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69号）；
《孟姜女故事研究》作于1926年（原为《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因篇幅太长，故另成一文）。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嫦娥故事之演化》、《羿的故事》、《尾生故事》等系列论文都是“层累说”的衍生品。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罗列了孟姜女故事从春秋至北宋的演变；
《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补入了唐代的《同贤记》、抄本敦煌小曲和周朴《塞上行》等，宋元的《北辕录》、《南村辍耕录》等。顾颉刚写道：“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懂得了这件故事的情状，再去看传说中的古史，便可见出它们的意义和变化是一样的。”顾颉刚最终试图强调《左传》的相关古史记载与现代歌曲中的孟姜女故事是“同一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一物”。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册，第70-73、81页。他对故事的看法似乎抛弃了历史本身，陷入了不可知论。
故事高潮期的征兆是“依靠一种有意义的善行来为它产生意义的；
结尾与它之前的东西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刘建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不过，早就有学者指出：《左传》所载“杞梁”事迹与孟姜女故事并非“同一的”，是后人将一些节妇的事例附加给了孟姜女。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还提到：“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1958年；
顾颉刚等：《孟姜女故事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87页。同样，顾颉刚对大禹的解读，不适用于《诗经》的其他篇幅，这一点刘掞黎在当时就指出来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151页及以下。至于说经过后世整理的文献里的故事是“晚出”的，裘锡圭先生辩驳说：“在某些成书时代较晚的作品里，有时也可以找到跟时代很早的地下材料相合的资料。例如《山海经》的主要部分和《尧典》大概都是在战国时代成书的，但是甲骨文所记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却见于《山海经》，并以一种经过改造的形式编入《尧典》。……由此可知成书时代较晚的作品，有时也能给我们提供来源很古的宝贵资料。”裘锡圭：《中国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8-49页。
顾颉刚的表述还有一个问题，即对故事的理解。一般的说法是，故事呈现事件和行动的顺序：某一事件因为另一事件才发生，或者由几件事共同造成了一种局面或状态，但它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一段完整的故事，它有自己的起、承、转、合。顾颉刚所论述的大禹和孟姜女，都与这里对故事的定义有差别。这里的故事强调因果联系，而顾颉刚对“故事”的编排更多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故事的时代背景及产生的意义，同时他的焦点在于人，而没有注意到描述对象所处的环境。他没有注意到每个故事产生的语境，及这些故事在语境中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阐释在这里要比因果联系更重要。
在历史叙事里，作者认为真实的和实际的真实情况密切相关，但也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历史事实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理解：真实事件和历史文本。事件已经过去，我们无法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有论者就指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48页。换句话说，客观的历史只能通过历史文本，即主观的方式才能获得认识和理解，所以“层累说”有其一定的道理。
故事的模型
理论是模型的理想化分类。历史学研究有没有模型，不同学者之间看法各异，不过毋庸置疑，顾颉刚通过概括几个事例便得出“层累说”，且用它来解释整个上古史是有认识论的基础：“历史的阅读者以及撰写者都是积习成癖的概括者，总是把历史学家的观察应用到他所熟悉的其他历史现象上去——或者，也许应用到他自己的时代上去。”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9页。然而，这种抽象出来的模型、规律都不是完全的、充分的，它们只能是历史解释中的某一函项而已。所谓“古史辨派”是由一群阐释上古史领域的相同模糊理论的历史学家组成，也是虚构出来的，例如同为胡适门徒的傅斯年后来就与顾颉刚分道扬镳。参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2-135页。顾氏注意到但未能利用考古学成就，这是他与傅氏的不同之处。
“层累说”的展开是从《与钱玄同论古史书》讨论大禹形象开始的，后来发展成怀疑整个上古史，孟姜女等故事是一些例证。无论是禹还是孟姜女抑或其他故事，顾颉刚提供的解释都可以从内在方面得到解释。例如，民俗学者施爱东把孟姜女的故事拆分成9个母题：“如果仔细考察以上9个母题，就会发现它们都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环环相扣，……围绕着故事的标志性事件，被故事进程紧紧地串在了一起。”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这是孟姜女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顾颉刚以单线的方式讲述故事，他只看到了后人添加进去的东西，就说别人是在“造伪”。
俄罗斯文艺学家普罗普认为，“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是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过是要附带研究一下的问题而已。”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回到大禹问题，在英雄时代，国王作为某个社会阶层中的正面人物，代表了正义的形象。在顾颉刚看来，人的根本状态是处于神和动物的中间地带，如果他是公正的或能给人类带来善，那么就接近神（或是人王）。于是，顾颉刚创造性地视“最古的人王只有禹”，这是因为大禹的正义行为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不过，他没有提及总体正义观念中的另一面，即它的消极形象。这也就看出，顾颉刚对历史和故事之间的张力是有认识的，只是不那么彻底，他在提有关尧、舜、桀、纣们的文献时同样展现了这一点。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41页。顾颉刚在列举这些事例时只注意到后人添加的东西，而没有注意到遭人遗忘的部分及其遭人遗忘的原因。这种遗漏可以诉诸尼采的语调：“古代世界基本上是公众的、开放的世界，这整个古代世界都充满了对‘观众’的柔情，当想到幸福时绝无法排除戏剧和庆贺。”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9页。从当时的角度看，故事不止一面，它有诸多种可能，因此我们在表述这种正义观时应该辩证的、总体地看。
到底将“禹”或“孟姜女”归为虚构还是真实的，除了档案性、口头性的证据之外，最重要的是读者（即解释群体）的期待，这是许多历史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历史被当作真实发生的事件呈现给读者，“它所影射、暗示或者明确指向的世界，据认为不是作者的想象，而是实际的再创造。”伯克霍弗：《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邢立军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创造世界，是指向意义；
历史学则是通过证据重构过去的世界，指向过去和真实。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每一则成型的故事都是由许多故事融会而成的，也就是说每个故事都可以看成成型故事的源头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源头。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第31页。这样看，前人辨伪学说也只是“层累说”的源头之一。
“层累说”有其外在的来源，不是简单地谈是否抄袭了日本学者的著述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例如“层累说”与介绍西方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就是证据。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陈文用1930年以后的证据证明顾氏在1923年就“知道白鸟氏其人气学的”，有些不妥。关于“层累说”与的可能关联，参考：《今与古》，收入氏著《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1-250页。顾、李在当时过从甚密，但《顾颉刚日记》中没有发现李对顾的直接启发，并且李的看法也是取自欧洲“崇今派”的思想家。试对照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0、30-45页。在古今中西相互竞争的大潮下，讲述一个“层累的”故事有其必要，它使羡慕西方文明而又急于为当时中国寻找出路的人，在这个框架中找到一条新路。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页。这条线索也确是当时讲述故事的主流。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则是要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不同的声音，从而否认那种所谓仅仅是“演进的”或“衰退的”、线性的或循环的历史。这样，不同的文本给我们提供不同的画面。这些画面并非都与客观历史对应，甚至根本就没有对应，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关注它，“我们不仅需要真相，也需要意义；
即使我们的目标是获得真相，但我们首先处理的却只能是意义。”Miehael Stanfo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Blackwell， 1998， p.188.
一元还是多元是中国古史起源争论的焦点。我们还可以从表现方式上看历史的模型。海登·怀特借用神话学者弗莱（Northrop Frye）的看法，在《元史学》中给我们提供了四种表现历史的模型：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反讽的。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84页。从孟姜女的故事来看，它提供了一种悲剧的情节，因而是按悲剧的方式来解释故事，大禹治水则是喜剧的。面对历史演进为主题的“层累说”，它可以从悲剧、喜剧等方面加以阐释。意外的是，1943年，顾颉刚向“献九鼎”，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朱维铮就认为这件事有点反讽的意味——顾颉刚是“自悖其论”。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东方早报》2009年2月23日。又参考《夏鼐日记》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顾氏的这种转变应该从时代背景加以阐释。
“权威”的故事
顾颉刚根据现存的古书研究古史，“依资料出现的先后排列以考其源流，以辨其优劣、真伪”。诸多论者依循这种路数，指出他将“古史辨”落入了“古书辨”。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见氏著《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203页。林甘泉、李学勤、李锐等先生都是持这种意见。沈颂金：《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80页；
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他本来是想“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转入古事辨，辨“伪事”。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并未获得成功。关于辨伪事，参考《古史辨》第一册，第29页。我们对历史文本所提供的信息，人们更认可的标准应该是“合乎情理”。因此，历史文本的价值不再是建构历史的真相或提供事实，而是建构合理的意义。也就是说，要侧重对事件、人物所产生的意义的阐释。权威的叙事便是圆融，便是从事件出发展现因果关系以及事件带来的多重意义；
意义的评价标准不是“真”、“假”。当然，“权威的”故事也要符合读者的期待。
意义阐释仍然要从外在方面切入，我们今天称之为语境论（contextualism）。只有参照具体的语境，才能理解顾颉刚当时的论说及其后的一系列行为。顾颉刚在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三皇考》中提到他之所以注意尧、舜、禹的古史传说，是因为“他们是儒家所奉的中心人物，是《尚书》一经中的最大偶像。”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45页。作为经历了1919年的青年来说，他更容易接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这种看法，也就是批判儒家传统道德。同样，在1934年，顾颉刚在自己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针对日本分割中国边陲与分化中国民族的论述，痛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1939年顾颉刚又在昆明《益世报》开了《边疆附刊》，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声称勿要过分区分汉、满、藏、回等，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争辩。葛兆光：《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南方周末》2012年9月6日“阅读”版。回顾中国近代史便可发现，这一段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的时刻，顾颉刚甚至在这一时期批评了“尧舜禹抹杀论”。且不管“层累说”是否抄袭了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或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而不加注明，顾氏的说法与他们的具有高度一致性却是真的。如此，顾颉刚在这一时期便是反对早年的自己。
我们似乎在这里看到了矛盾之处，前面说他走在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是例证之一。刘家和先生在评价崔述时提到：“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几乎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大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有其深层的内在矛盾。”见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页。这种评价同样适用受崔述疑古学说启发，但又试图超越崔述学说的顾颉刚。字面上说，“古史辨”应侧重于辨古史、古事，而非古书，即要求获得事件的本真。顾颉刚在早期没有这样做，反其道而行之，就引导我们注意“造伪”产生的意义。后来，他从民族和边疆等问题的角度出发所作的论述，表明了他注重历史学的致用。
顾颉刚在侧重求真还是致用上也有一个转变过程。“通经致用”的原则在明末清初就已经达到高潮：“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致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3页。顾颉刚受到了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的影响，认为治学应当放弃“致用”，转而坚持“求真”：“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不过他后来又说道：“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25、273页。按照这种说法，求真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是顾颉刚早期的想法，而到了1933年前后，面对诸多学者论述“民族”及其前途命运时，他的想法有了改变，前面述及他追求中华民族的一致性，便是面对危急时刻的产物。夏鼐先生在1937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对顾氏的评价佐证了这一点。见《夏鼐日记》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要对顾颉刚的说法和做法加以解释的话，就必须考虑时代等外在因素。法国史家普罗斯特说：“作为个人和群体的历史学家并非处在社会之外，而是生活于其中；
他们提出的问题都难免沾染了所处时代特有难题的色彩，即使那些他们自认为纯粹的历史学问题也是如此。”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页。也就是说，顾颉刚的学术追求存在矛盾之处：他一方面想求得历史事件的本真，另一方面又受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等现实问题及相关因素的指引或制约。他阐述“层累说”时便游走于求真和致用之间。
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5页。我们也可以依据“层累说”的内涵为历史的真实下一个定义：已经消失的客观事实，经“史家”的记载、诠释，同时被赋予意义，得以再现于读者的头脑中。不过，这种真实蕴涵了“史家”的观念，不一定与客观事实完全对应，却有其独特意义。回到顾颉刚上来，他后来由伪古文《尚书》转移到《今文尚书》，“化经书为史料”，试图在经学中找出可以用作史料的“真”便是认识上的再次突破，扬弃了早期提倡的“破坏”。
结论
1911年，王朝体系终结，而新政体的内容又没有完全确立。这种语境下，历史写作成为了不同版本的中国相互竞争的地方。蒙文通的古史三系说（1927年）、参考周书灿：《论蒙文通上古民族文化理论建构》，《人文杂志》2012年第2期。徐中舒的澄滤说和素地论（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3年）、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分说（1939年）是例证，“层累说”也不例外，即从时代语境出发去思考历史问题。余英时先生就说：“他[顾先生]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年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收入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10页。我们同样应该思考顾氏在每一阶段提出问题时展现出来的矛盾。
要注意的是，顾颉刚的早期论述在回应时代问题上并不那么明显。如前所述，他强调历史学的求真，而应放弃致用。1955年，郭沫若与尹达访日归来后，提到疑古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面。顾颉刚在《汤山小记》中自述：“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则生于纯封建之时代，其时尚未有帝国主义，安得为之服务乎？”尹达在重申郭氏的说法时，顾颉刚反驳说：“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要批判我，是否先须批判宋、清两代之疑古思想？”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5507页。注意这里的时间点，便知道争辩的由来。上世纪50年代开始整风反右运动，史学界又盛行讨论“五朵金花”。这样，我们可以将顾颉刚的历史研究看做是一种伦理和政治实践活动，从来就有致用的一面。
顾颉刚从“层累说”转到后来对民族、边疆问题的论述，可以说他是走了一条从“疑古”到“反疑古”的道路，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转化了早期的主张。奥克肖特认为，近现代欧洲政治的推动力集中地表现为两种倾向：怀疑论和信念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看法诉诸于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认为近代学术活动也是这两个拉力作用的结果：它们“并不是两者必取其一的统治风格，它们同时提供了我们政治运动的限制条件和动力。”奥克肖特：《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张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李锐在论述顾颉刚时也提到了这种区分，只是他的考察从古希腊的视角出发，强调由疑而信，与本文的论述不一。参考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0-410页。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后便“爆得大名”，后来其实也是走在怀疑论和信念论中间。顾先生的这种两极性给他本人及中国近代学术话语带来的矛盾之处，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及其相互关系”（项目批准号05JJD770003）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故事新编》；
历史书写；
特征
关于《故事新编》的文体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是关于历史书写的小说，早已公论。所谓“故”事“新”编，就是指对经典文本的再次创作，在鲁迅的笔下这种再创有着独特特征，突出表现在强烈的现实关怀，古今杂糅、时空交错，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一、《故事新编》具有的独特特征
1.强烈的现实关怀
《故事新编》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不是一时冲动、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现实考量，凝聚了鲁迅对许多问题深入、持续的思考，充满了浓烈的现实战斗激情。如，《补天》中的“小东西”满嘴仁义道德，却从事着男盗女娼的勾当，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是肮脏龌龊；
《铸剑》中的国王凶残毒辣，群臣无能无聊，看客麻木愚昧；
《理水》中文化山上“学者”卖弄学问，丑态百出，所谓“大员”在大灾面前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搞“品尝宴会”；
《非公》中所谓的募捐救国队，以救国为名，大肆搜刮；
《采薇》中的小穷奇实为强盗，却美其名曰“恭行天搜”，流氓无赖相十足；
《出关》中所谓“优待”老作家和“提拔新作家”，实为剥削者常用的一种欺骗宣传手段；
《起死》中出现的“保甲”“上流文章”都有所指，这些现象都有现实依据，加入这些现实因素，既实现了对时弊的针砭，又增强了文本的杂文味和现实战斗性。
2.古今杂糅，时空交错
《故事新编》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没有完全忠实历史，也没有按照历史事件本身及其过程作表面上的铺陈，而是深入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精神深处，通过古人古事的“重演”，折射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若干“影子”，让“现在”与“过去”浑然一体，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循环往复。这种处理历史与现实的方法，既高于历史又高于现实，自由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在历史中审视现实，在现实中体验历史，从而达到对历史全新的理解和阐释。
3.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鲁迅对历史典籍中的英雄、圣贤和权威们持否定态度，眼光是俯视的，这根源于其对中国历史、历史书写者以及历史文本的怀疑和深刻认识。《故事新编》中所描写的人物不是历史上的先贤与圣哲，就是传说中民族精神的化身和典型，但是在鲁迅“俯视”的视域内，他们风光不再，脱去神圣衣冠，着陆现实人间，经历常人才有的无聊、无奈、寂寞、悲伤、屈辱、尴尬和伤害。
《故事新编》中八篇小说的取材都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审慎选择、精心设计的，在精神内涵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脱冕”，让这些圣贤、先哲、权威们平凡化、凡俗化，让他们在人间遭尽洋相，神圣形象消解殆尽。这种“脱冕”，在完成了对他们消解与否定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文本、中国历史的消解与否定，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历史文本的正统，是中国历史的根源，对前者的否定与消解，也就是对后者的否定与消解。
虽然把《故事新编》归档为历史小说遭到很多人反对，但毋庸置疑的是《故事新编》书写历史的方式对我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追求历史精神的神似、借古人之事浇心中块垒、以古讽今，还是艺术手法上的油滑、反讽、戏拟等都让后起者群起模仿借鉴。
很多作家开始从事历史小说创作都是受《故事新编》启发，比如，郭沫若、矛盾、郁达夫、冯至、王独清、废名、聂弩、秦牧等。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受《故事新编》启发所创作的历史小说，难以尽数，就是当代文坛风光一时的“新历史小说”也不能说和《故事新编》没有干系，《故事新编》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故事新编带有的局限性
《故事新编》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也遗留了一些“祸根”，这些“祸根”在现代历史小说中迅速蔓延，使其带有很多局限。主要表现在：
1.功利观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故事新编》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文本中摄入很多现实事件和人事纠纷，这是创作《故事新编》的原动力之一。这种功利观在后来的历史小说中得到过度的发挥，为了讽今，随意篡改历史，盲目比附，牵强附会，甚至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和无理谩骂，既侮辱了历史，又糟蹋了现实。
2.消解历史
从《故事新编》文本叙事中可以发现，鲁迅有意改写历史文本和历史人物，把这些人物彻底现实化，退去他们身上的神圣光环，消解他们的神圣性，从而达到对历史的解构和否定。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是解构中有建构，可惜后继者没有做到这一点，对历史完全否定，过分偏激，让我们无本可依，最终导致民族精神的
涣散。
《故事新编》只是包含了“祸根”因素，在文本里不是很突出，只是后继者把这些弊端突出化了，瑕不掩瑜，《故事新编》在现代历史小说史上的地位无法撼动。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富华.历史的消解与重构：略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07（02）.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3篇
问题之一，是在我国电影史上，历史片并未真的发达繁荣，繁荣发达的其实是古装片。若把古装片全当作历史片，很可能大错，例如《西厢记》，就只是虚构的戏剧传奇，而非真实历史故事；
更不用说，神话或武侠剧中的人物也着古装，但其故事和人物与历史并无关联。古装片把历史、传奇、神话和武侠剧一锅煮了，把它们统统当作历史的前尘往事，那只能表明，对历史的理解尚处于原始阶段，只看重“古装”的历史包袱皮，而不看重历史内容的真确性。电影人把古装当作魔术师的幕布，对历史玩李代桃僵，如此消费决定生产，市场需求什么就生产什么，是电影初级阶段症候。鲁迅先生批评《三国演义》写曹操之奸、刘备之忠、诸葛之智概念化，而读者和观众偏偏对此简单化形象如醉如痴，有什么办法？
问题之二，是当代影坛不断有人挑战观众的消费心理习惯，试图对历史故事及历史人物作出新诠释，试作艺术提升，结果却不很如人意，有些叫座但不叫好，有些则干脆既不叫座又不叫好。从十几年前的的《秦颂》《荆轲刺秦王》到近几年的《孔子》《赤壁》《赵氏孤儿》《鸿门宴传奇》《王的盛宴》，票房口碑俱佳者如凤毛麟角。这有消费方面的原因，如观众受既定的意识形态影响而形成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片品味，电影作者轻易随性挑战观众的意识形态及其审美习惯，结果是观众不满，于是不买账。更深一层，部分观众或许患有遗传性“历史痴呆症”（有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为证），迫于环境压力及时髦风尚，一些人只活在当下，既不前瞻也不后顾，冷落历史片甚至漠视历史，又有啥办法？
问题之三，历史片不如人意，当然也有生产创作方面的原因，那就是电影生产者对历史、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及历史片缺乏确解、深思、卓识和创意，一些作者恐怕是错会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哲理，当真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乱抹胭脂。例如《王的盛宴》，作者让刘邦说“我的一生都是鸿门宴”，这句核心台词确实聪明伶俐，用于刘邦的生平概述或许也还合适，问题是作者让影片围绕刘邦内心的深度恐惧即自我观照展开，让刘邦沉浸于梦魇，甚至干脆出声呼喊“梦魇呀，有鬼呀”，把二千二百多年前的草莽枭雄变成了21世纪的文艺青年，其小资情调未免让人难以消化。刘邦作为侥幸获胜的赌徒，杀人害命是家常便饭，对付或明显或潜在或纯属臆想出来的争权劲敌，很难想象他会噩梦连连喋喋不休。“彼可取而代之”一说足以证明，刘邦的理想不过是胜者为王，而其为王之道亦不过是对前人的文化复制。至于刘邦晚年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那是纯粹个人心理层面的事，把杀韩信这幕历史大戏归因于刘邦心理恐惧的梦魇，难免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了演绎这场人造梦魇历史剧，把萧何、韩信等著名历史人物弄得面目模糊，更不考虑张良为什么“不再和刘邦玩”，难怪观众对影片的共鸣不那么强烈。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名人 文化旅游 开发前景 名人效益。
如今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关注文化，用通俗方式传播传统文化的电视传媒百家讲坛的节目存在，表明了大众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兴趣。2011年中国文化旅游年，人们在休闲的时候，不仅仅是关注自然景观，而是越来越多地在意旅游本身的文化内涵。原有的文化旅游资源在如今旅游成为各个省市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的状态之下，打造古名人文化效应，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成为很多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开发的方面。
在这样的文化旅游氛围中，更好地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对于整个省的旅游文化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河北省古名人文化资源的梳理，探讨、规划、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发、提升古名人文化的品质有着积极的意义。
1河北省古名人文化旅游景点概述。
河北省曾经从传说时期的黄帝时期，经历了五千年的古代文明。保定、沧州、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廊坊、沧州、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古代名人资源，可以感觉到在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都散落着历史的记忆，那些历史人物、故事、传说沉淀出的是河北省的整个历史，在美好的风景呈现的时候，仿佛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www.133229.coM河北省的古名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而这些古名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整个的自然资源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可能脱离整个的旅游状态，了解各种不同的古名人文化的存在方式，才可能更确切细致地开发和提升古名人文化旅游的内在品质。
第一类关于历史传说类的景点：孟姜女庙也称“贞女祠”。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到此拜海求仙并驻跸于此而得名，是我国惟一一座以帝王名称命名的城市。灵山相传灵山乃女娲娘娘补天炼石处。沧州千童祠记载着秦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百工巧匠成功东渡的故事。武灵丛台，相传是战国埋藏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所建，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京娘湖风景区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在此地梳妆、搭衣之传说。回车巷位于邯郸市区串城街南段，相传战国时赵上卿蔺相如曾在此处为大将廉颇回车让路，故名蔺相如回车巷。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是依据唐代沈既济所著传奇《枕中记》故事而建的。邯郸学步桥学步桥原为木质浮桥，明万历年间（1617年）改建为石桥，解放后重建，已非过去学步桥之真面目。邯郸涉县娲皇宫是我国规模最大、肇建时间最早的奉祀中华始祖女娲的古代建筑群。
第二类关于古名人的故居墓地遗址：正定是三国名将赵子龙的家乡，也是曹雪芹先祖曹彬的故里。邢台内邱扁鹊庙风景区据记载始建于汉，是祭祀中医圣祖扁鹊的重要场所。清东陵位于遵化市境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定州碑林院中高大的封土之下保存着一座完好的东汉墓室，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满城汉墓、清西陵、兰陵王墓等。
第三类关于名人的历史事件：避暑山庄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张家口下花园鸡鸣山景区，名山自有众人攀，北魏文成帝、唐太宗、宋太宗、辽圣宗、辽萧太后、元顺帝、明英宗、清康熙帝等历代帝王都先后登临鸡鸣山，历史上曾有秦始皇、曹操、唐太宗等九代帝王登临的千古神岳碣石山。
在这些已经开发的古名人文化资源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化历史的久远和厚重，但是大部分的已经开发的资源，力度和规模都有所欠缺，而有的开发耗费巨资，却没有能真正打造出古名人的文化效应。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理清出现有的资源和开发状况，对于我们进一步地提升古名人文化旅游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2河北省古名人文化资源开发可借鉴的成功范式。
探寻名人名胜对于旅游者而言，是在旅游放松身心的过程中可以欣赏美丽的山河大川，并同时感受拂面而来的文化气息，使旅游者徜徉于有着深厚的名人文化内涵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就有必要更好地打造古名人文化旅游的品质。关于名人与旅游的关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句唐诗人刘禹锡的名言已经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自然景观的美丽尚需名人效应给以推广，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美丽风景，感受到文化的厚重，润物细无声地渗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从大家对于古名人文化开发的探讨中，值得借鉴的成功方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寻求因名而贵的物，因名而胜的地方。比如说“江南三大名楼”的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是因为范仲淹、王勃、崔颢的文句而闻名。
第二是寻求名人文化旅游打造的成功范例。比如四川省绵阳市把“李白”这张牌打得很响，李白文化氛围很浓，李白文化游很火。绵阳市有青莲镇李白故里、市区李白纪念馆、太白公园、海灯武馆、太白洞等有影响的景区景点。李白故里风景名胜区景点众多，陇西院、太白祠、太白碑林、李白衣冠墓、磨针溪、洗墨池、粉竹楼等均为省级文物单位。
第三是寻求名人文化旅游打造的积极建议：比如开发建设名人纪念馆、博物馆；
开发建设名人和名人事迹雕塑；
开发建设名人陵园；
开发建设名人文化广场；
开发研制名人文化旅游商品。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均将自己的历史和名人当作高品质的特色旅游商品进行开发。可出版发行名人事迹图书、音像制品；
可设计名人或名人事迹的精美图案的纪念品、发行纪念币、纪念章、面塑、泥型、木雕、袖珍式的便于携带的名人半身或全身的铜像、名人字画墨宝。
第四是寻求河北省名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设想：开发中华“三祖”文化，清帝史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综合开发，邯郸有中国“成语典故之乡”美誉，将旅游与古今文化密切结合，提升其品质，充实其内涵。
第五是寻求适合推广名人文化的各种节日活动，以及大型的实景表演，还有现在所新的推广出来的经典影视剧的拍摄和放映。比如庐山放映《庐山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剧表演等等。
以上的内容只是在中国古代名人文化旅游开发中的一些小的范例，我们可以通过资料的查阅和实地的考察，学习那些旅游发达地区的开发的精髓，规划河北省古代名人文化开发的前景，并真正地打造属于河北省独特的文化旅游品质，创造出真正地品牌，实现名人文化的效应。
3河北省古名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前景规划。
在这么多灿若晨星的古名人文化的资源和遗迹中，打造古名人的名牌效应和经典旅游路线才是最重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记住所有的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和抛洒热血的人们，但是不一定全部用物质实体的打造来完成这样的文化记忆。所以进行整体规划就是最重要的了，并且要在做规划的时候，同时要消除恶性竞争，单纯为了旅游的经济效益，不尊重真正的历史事实。河北省名人类型众多，在燕赵大地的这些古名人们在中国各个不同领域都取得非凡的成绩。在这些古代名人中，他们所表现的业绩与这片土地的相关性各不相同，关联性有多有少，现在以人物为中心，以出生地或者祖籍为宗旨，在原有的已经开发的古名人文化旅游的基础上，来规划河北省古名人的文化旅游前景。
第一，开发最有价值的历史传说旅游。胡服骑射、奉公守法、药王摘匾、背水一战、围魏救赵、完璧归赵“、鹿”的传说、黄梁美梦、猛张飞工笔画美人，金石为开这些历史传说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有的还彼此相关，但是对于同一个古名人的历史传说最好有一个整体的规划，避免割裂和重复。
第二，开发帝王类的名人文化旅游。赵武灵王、燕昭王，关于他们的故事有很多，都是对于当时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而秦始皇这个人物，他的传说众多，并且洒落在各地，比如千童祠，比如求仙入海处，还有他的出生地，死亡地都不在一个地方那么就寻找最可以遗存的遗迹来开发这个古名人文化，真正地达到可以有开发性。
第三，开发文学艺术类的名人文化旅游。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
北魏散文家杨衒之。北朝魏、齐时无神论者、文学家邢邵；
北齐文学史学家魏收。隋代诗人卢思道。唐代诗人崔护、李峤、卢延让、卢照邻、刘长卿；
唐代散文家李华。金末文学家、文学批评家王若虚。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元代戏剧家李好古、尚仲贤。北宋文学家刘筠、柳开。明代文学家马中锡，明代散曲作家赵南星。清代学者、文学家纪昀。清朝祖籍河北丰润人文学家曹雪芹。他们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的典籍，是可以很好开发和充实文化旅游的资源。
第四，开发政治类的名人文化旅游。商末孤竹国叔齐、伯夷。战国末期燕国高渐离。秦南越国王赵佗。西汉大臣窦婴。三国时蜀国将领赵云、张飞。唐代政治家魏徵；
唐朝名相宋璟。南宋抗元将领张世杰，宋代民族英雄李若水。元代政治家、法学家何荣祖。
第五，开发科学家类的名人文化旅游。春秋战国名医扁鹊。东汉名医邳彤。南朝宋齐间科学家祖冲之，齐梁间数学家祖暅之。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刘焯，音韵学家陆法言。唐初史学家李百药。五代造墨名家李廷。金朝著名医学家刘完素，金末元初著名医学家李杲“，金元四大家”之一。中国元代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郭守敬，元代数学家李冶。明末清初历史学家傅维鳞。
嘉庆至道光年间的名医王清任。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前沿贡献值得后人尊重和学习。
第六，开发艺术家类的名人文化旅游。汉代造诣很高的音乐家李延年。隋代画家展子虔。五代后唐画家胡瓖。元代书法家、诗人鲜于枢。唐朝文学家、书法家李阳冰。南宋画家赵伯驹太祖七世孙，太祖第十一世孙赵孟坚。元代著名画家刘贯道。北宋皇帝画家赵佶，河北涿县人。
在民间传说和故事中有着与之相关联的古代名人，虽然有的名人只是在这片土地上是短暂的存在，但是依然带来了最为夺目的光彩，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应该书写他们每个人的传奇，那怕是轻微的，却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这些资源与已经开发的资源之间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打造全新的古代名人文化的旅游品牌。
注释。
①李卓文。三峡名人文化与旅游开发[j].三峡大学学报，2003.
②熊春水。打造文化旅游胜地 应打响陶渊明品牌。九龙网，2006.
③许文建。河北省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立体开发。http://www.ssfcn.com.2007,7.
参考文献。
[1]龚绍方。旅游规划与开发[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1）。
[2]李天元。旅游学[m].北京：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史传性；
独创性；
复古；
正典；
建设的想象力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01
一、史传与虚构
历史与小说的关系是古今众多从事中国小说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代以前，中国人对小说抱着双重态度，即志怪、传奇乃至话本、白话小说之类的叙事作品，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一直被轻视甚至被忽略；
另一方面，这类作品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却受到了过分的夸张。这又例证了一个事实：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单纯地将这些叙事作品视为记录虚构的事件。可以说，这一切源自于中国人传统上将所有小说视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围绕着历史与小说关系所进行的讨论，已超越了单纯的体裁区分问题，其中蕴含着更加广泛的意义。
“对探究中国叙事的本质问题必须从史传文的重要性与在某个意义上又为文化的总合体的历史主义理解下出发。实际上，如何定义中国叙事的范畴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重要形态――史传和虚构是否存在内在的平衡感。”①
在中国小说史上，探究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不仅意味着从体裁方面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更意味着这是在探寻中国叙事的本质问题。为此，现代众多学者关注“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可以说就是揭示“中国小说的起源”的一个重要环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说出于历史”的主张，正是为阐明“中国小说的起源”所作的努力之一②。
二、小说是不是“正史之补”？
有趣的是，中国学者们在议论“中国小说的起源”时，往往有为其区分“稗官说”与“史传说”的倾向。这里所谓的“稗官说”，是主张小说的由来是源自于统治者为了解民情而派遣名为稗官的官吏去采集民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而来的；
“史传说”则认为小说是从史传文学发展而来的。由此可集约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稗官说”是以创作的主体为基准，“史传说”则是侧重于与其他文学体裁的联系关系。
另外，从“稗官”来探索小说的起源，是另具含义的，这可以从后代小说史家对小说功能的重视得以论证。绝大多数的小说史家主张小说是“正史之补”，“小说出自稗官”一说则是他们的有力依据。这一过程中成为问题的是有关“稗官”的职责和地位。据文献所载，中国古代各个领域，都有大小不同的官吏各司其职，稗官是其中地位甚微的一个官职，其地位远不如正统史官[1]5-6。
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张振君概括了古代中国“小说”所包涵的几种含义：[1]6-7
其一，就小说的作者而言，其乃是地位低下的稗官，而非高贵的史官（如太史）；
其二，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其主要记“里巷世故，刍荛狂夫之议”，而不是像正史那样记君国大事；
其三，就小说的形式而言，其“含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而不是像正史那样可洋洋洒洒，连篇累牍；
其四，就小说的功用而言，其主要供封建统治者观民风、知民情，而不是像正史那样“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
其五，就小说的价值而言，其浅薄虚妄，而不是像正史那样征实可靠。
张振君就此还进一步阐述了“史传性”才是中国小说所具有的民族特征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学者认为小说出于稗官、小说是“正史之补”。根据记载，该主张最早见于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班固在此所指的小说家并非如今的小说家，他所列举的小说15家1380篇作品亦不同于如今的小说，故无需追加解释。不过重要的是，自班固以来后世毫无质疑地接受了小说的起源源于历史这一说法。
自班固以后，最能体现此说的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志怪作家。首先葛洪指出：
“然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者也。……予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2] 在此葛洪阐明了为补遗秦代阮仓和汉代刘向记录的缺陷而作。同时期的代表志怪作品集有《搜神记》，该书作者干宝的主张亦无异于葛洪，其言曰：“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赌也，亦安敢谓无实者哉！……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哉。”[3]
干宝不仅强调了历史记录的重要性与困扰，进一步对事实（reality）作了广泛的规定，那就是所谓著名的“神道之不诬也”。对于干宝的主张，我们需要破读的不是其话语的真伪，而是话语中所隐含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现实的认识④。即使以现代的观点，志怪的内容无非有超越现实之感，然而当时人们对其所持的态度是绝对当真的，以至于认为是某种历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也许古代中国人认为志怪就是历史记录的一股支流⑤。
《汉武洞冥记》作者郭宪亦曾在其书的序中指出过：“欲保存古代记录是作为一个历史家的冲动”⑥。
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贤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漏逸。或言浮诞，非政声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盖伪国殊方，并不在录。愚谓古曩余事，不可得而弃，况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藉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遐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故于汉世，盛于君主也，故编次之云尔。东汉郭宪序。
唐代历史家刘知几又言：“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4]
此后到了明代，不仅冯梦龙指出“史统散而小说兴”（冯梦龙，《古今小说序》），之后亦有诸多学者谈及到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传记之作……而通之于小说。”（马端临，《文献通考》）“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陈言《颖水遗编・说史中》）“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小说，正史之余也。”（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用佐正史之未备，统曰历朝小说。”（刘廷玑，《在园杂志序》）
近代以后，谈及“历史与小说”关系的作者自鲁迅以来不计其数。绝大多数的中国小说史或小说史之类的著作也是一直把小说跟中国“史传”传统联系起来进行讨论的。
关于“小说与历史”的相关性认识，不仅仅局限于中国。
“根据Lionel Gossman：很长时间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并没有造成什么问题，因历史是文学的一部分。18世纪末，文学一词的意义或文学制度本身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历史与文化才被区分开。”⑦而且这些初期的西方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被归类为小说一直持否定态度。
“就像近代一些学者所表示，17―18世纪大部分作者默示或者明示地将隐瞒了他们写小说或罗曼史Romance的事实。将他们所写的作品命名为‘一史’，‘一生活’，‘一回忆录’等。这将为了区分轻浮、变异、荒唐，时而隐含不道德的一些已有作家的作品。常会发现写在序文上的‘这既不是小说，也不是罗曼史、故事’的句段”⑧。
这和一些志怪与传奇作家们将他们的作品命名为 “一经”、“一传”或“一记”的事实的缘由相同⑨。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于虚构的看法都一致，都在有意识地否定与回避这一事实，并且倾向于历史的观念上相同⑩。
可见将叙事与历史等同看待的原因是因为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形式上的特征B11。因此，像刘歆、班固等初期的目录学者也就将志怪列入了杂传类之中。
传统中国一直到相当期的大部分文学理论家对叙事采取“历史中心”的研究方法。对叙事的注解与理论以历史叙事作为其原型的基础。一些虚构叙事往往以历史叙事的尺度理论化来评价。历史著作成为解释叙事作品的主要依据（方式）。叙事既是历史，小说既是非正式且不完整的历史B12。
三、是事实的记述，还是意义的解释？
中国古代历史记述同时存在两个相对的立场：其一是历史记述的接近方式；
其二是解释学的接近方式。这也可以理解为史学与经学的两个分支，《春秋》正是说明这两者的一个好例子。也就是说《春秋》具有经典与史书的双重性格，“《春秋》既是六经之一，属于经学领域，同时也是作为历史文本，属于史学领域。”B13上述两点，即一个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对客观事实的记述，另一个是对此事实的内在含义进行解释的过程。
同时，这种差异在小说里同样可以发现志怪与传奇的区别：
这个（志怪）流传到唐展为传奇。这（传奇）与志怪不同，志怪自始至终就是记录怪异之事，重视记录性和事实性；
传奇则为传，有解释之义，换言之，就是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即发展为以作家想象力为主的创作。传奇无需根据事实，更重视作家的想象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这与我们所认为的“现代小说”的定义相接近，而且已具备了现代小说的一些要素。另外，志怪并不重视作者，但传奇却很重视作者[5]。
传奇的“传”并不单纯意味着事实的传达，其在积极意义上是作家参与并加以解释的行为，由此唐代被认为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历史记述上的这种差异，在后人理解真实（reality）的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即是“历史的意义并不是通过解释这一扭曲过程所发现的”，“事实是在历史文本中自身显现”B14的立场，和“从历史的角度解释的‘存在is，sein’与‘当为ought to be，sollen’，相互交织而不可分离”，“道德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基准是建立在对于历史里实际的、事实的所有探求的基础上”B15的两相对立的立场。
前者代表人物为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他主张历史记述的中心原则为“实录”，又认为“像《左传》一样写得完美无缺的历史叙事，因记录完整，无须解释”B16。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世纪后期法国自然主义者陈述的刘知几的这些主张，基于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和意义不存在分歧，它们之间是一致的观念。他的这种假设是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事物与事件的本质，“只要客观地叙述过去的故事，就会使读者在他们所看到的故事中得到道德上的教训。”随即“客观的历史谈论将一切事实放在透明自然的视角中，就不需解释了。”就在此点上由此引起了动人的辩证的反转，这就是刘知几的那种“起初所抱有的‘否定的怀疑性解释学’显然变为‘肯定的逼真性诗学’”。也就是说“写历史并不是构成‘事实的某物’而是朝着罗兰・巴特所说的创造‘引起现实感的效果（Reality Effect）’”的方向改变了B17。
刘知几的逼真性可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撰写的基本背景为“历史材料根据人与现实的特定观点，错综复杂而又意识形态化的组织体系”。换言之，由于逼真性，而得以“无法隐蔽已被公认的结构与所设定的主题”。如今历史编撰已不是“外表上起初所看到的自然谈论，反倒是意识形态，即‘在特定社会里的历史存在和角色所赋予的再现体系’”B18在此正当性是取得逼真性存在的原理，同时又是上面所谈到的解释学接近方式的最终实体。在此要提示一下，以上谈及的历史记述的接近方式，与解释学的接近方式――“文本text里的‘语言’与‘意义’、‘文字’与‘真义’之间具有不一致性”的看法――正好找到了切点B19。
其实，在中国历史的探究上，“关注客观性与经验主义的背后，隐含着深厚的‘政治的无意识’的基础”，由此“读、写历史的中国人有一个基本上的前提”就是“‘正统性’，即社会地位的正统性、对继承王室与王朝的正统性的中心观念”B20。换言之，“中国的历史谈论一直是高级的政治化行为”，从而必须是“客观性的同时，又是规范性”。“历史可以说是正当化、自我合理化的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B21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逼真性的追究与正当性促成了绝妙的组合，引致历史记述的接近方式与解释学的接近方式的和谐，由此历代王朝的史官与文人就无需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之间产生冲突了。
我们发现，与历史的界限含糊不清且具模糊地位的小说亦有此倾向。就中国小说而言，区分历史与小说的基准并不在于“单纯的事实与编造出的故事，实际性与盖然性，文字字义的真实与想象中的真实”的两分法，而在于“正典与非正典，正式被公认的故事与非正式的谈论，正统与非正统”之间B22。因此，无论在中国和西方，为理解古代叙事必须接受几乎所有的记录都与历史记述有着密切相关的事实。换言之，中国小说史是从历史中分出的虚构要素走向独立的过程B23。
虚构事实的记录自历史分离出来的过程，体现在传统目录学家谈论样式的分类中。如上所述，较早期的目录学家刘歆、班固等人将小说列入杂传类以来，以目录学的立场对小说的分类，早期的时候并没有与历史划分界限。但到了后期，小说遂与历史区分了。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目录学者，因此有着将小说看作史书的主导倾向。古代中国传统目录分类法――四部分类法虽已被广泛接受，但小说一直没有被纳入文学领域里，最初使用四部分类法的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则为代表之例。根据安正`所指，《隋书・经籍志》与被认为是沿袭了《隋书・经籍志》的《旧唐书・经籍志》里，属于志怪的作品大致分类为史部杂传类、杂事类里；
“对历史人物的逸话、评论和以诙谐而富有讽刺的谈论所形成的”志人作品被分到子部小说家中[6]54-58。而且魏征的四部分类法造成了“哲学和历史、（在形式上）谈论和叙事间明显的界限”，由于小说“其本身具有繁杂琐碎的故事、细小的事情、鸡鸣狗盗的言说之义”。因此跟叙事相比，其顺其自然就属于谈论的领域了B24。
然而到了宋代这种局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终于摆脱了历史的范畴。首先就史书的情况看，欧阳修参与编纂的《新唐书・经籍志》一书中，属于史部杂传类的大量志怪作品被列入小说家[6]58-61；
小说脱离历史范畴的另一个标志可举同一时期编纂的各种类书。类书意义的依据可从“当时具有补充渐次精细而纯正的历史书的作用”，“承担保存排在正统历史书之外的一些古代记录的责任”上寻找B25。
鲁晓鹏对此举出《文选》和《文苑英华》中“传”的一例相反意见的情况：“与《文选》相比，《文苑英华》的明显差异是以‘传记’或‘传’为名的小说体裁的出现。《文选》里确实包含‘碑’、‘墓志’、‘行状’等等的叙事与准传奇的体裁。可‘传’与其说是文学体裁，不如说是更接近历史体裁，因而被排除选集之外。……关注于多样传奇作品的定义与分类的却是一些史学家和目录学家。《隋书・经籍志》在‘历史部门’列举了217个《杂传》题目，并将这些划分为历史作品的13类型之一。在《史通》中，刘知几通过〈杂述〉这一章节叙述了不能包含在正统、正式的历史全集中的准历史作品。他认为‘别传’是非正式历史的十个类型中的一个。”
《文苑英华》中，载有很多如“行状”、“志”、“碑”、“铭”的古传奇与准传奇体裁。其与过去选集不同的最大特点是其中混杂了唐代作家所作的30个以上的虚构“传奇”。虚构传奇可与高雅的正统文学体裁并肩而立了。对微不足道的虚构体裁的这种认识，以及对虚构体裁赋予了正式文学正典的资格，此两点可为中国小说研究的一大变迁。宋代之前，传奇与小说以历史与准历史的形态分类，并以历史记述的观点论述。”B26
在此之前，被史家们定为“杂传”的传奇类叙事作品，在《文选》里被看成历史而没有收录，但在《文苑英华》里“传”却被归为文学领域。这说明具有浓厚的文学性的“传”，在《文选》中被看作文学分类之外的历史领域，而到了《文苑英华》却发生了变化。这样看来，宋代小说脱离历史领域的标志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其一，在《文苑英华》一书中，将虚构传奇与其他文学体裁放在一起，作为文学体裁相提并论；
其二，出现具有特殊地位的小说全集《太平广记》的编纂B27；
其三，列举在《新唐书》里的小说部门的书的题目性质接近于现代小说的概念B28。
综上所述，自“史部杂史类”转移到“子部小说家”的过程，可以说是排除虚构成分的结果。也可以解释为对“事实性”认识的变化。主张中国小说“史传说”的代表学者之一石昌渝认为：从现代观念来看，“说实话”的是历史学家，“说假话”的是小说家[7]3。与此同时，他主张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将小说列入子部也好史部也好，这并不重要，排斥虚构与不允许作者的想象掺进叙述过程里，才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7]2。
四、回归历史的小说谈论
排斥虚构、不允许作家的想象掺进叙述过程的这一主张，不禁让人想起孔子所主张的“述而不作”与遵循其说的司马迁的一句名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8]
司马迁认为史记不是“作”之产品，故声明不可与所谓“作”领域的《春秋》进行比较。他的这一表明，为对创作的传统理解提供了引人注目的反转契机。黄卫总认为，司马迁本着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主张其《史记》不是革新，同时又不可与为其本身看作革新者的孔子相提并论的这种看法，这一瞬间，却把中国历史上最具革新的人物之一的孔子或司马迁本身的独创性否认了B28。黄卫总的指责，其意义甚为深远。他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在传统观念上，中国人为了追随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而否认了自身著作的独创性，这种观点反倒形成了主张独创性的特殊修辞手段。“通过否认得以主张（claiming by means of disclaiming）”，才呈现出具有极致反向的独创性的本质。黄卫总的此论，使F. W. Mote在对有关艺术独创性的中国传统态度的下列一段言论中得到了很大启示：“美学上、技术上的成就度越高，富于创造力的个人就越能控制过去，反之则被控制于过去。因为它们是完全统一的。”B29
进而在此基础上，黄卫总例示了中国文学史上在复古restoring antiquity or returning to antiquity与拟古imitation of the ancients的名分下所形成的诸多文学创作。首先以唐代李白为首的诸多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如果是在拟古之下取得的成果，那么唐起的古文运动同样也是被反向命名的散文改革运动。因此，明代何景明对于把复古的名称用于韩愈的古文运动感到别扭，以至于声明“古文精神与其说是复兴于韩愈的手上，毋宁说是败在其手中”。当然，何景明的这一见解，不仅使不懂独创性之“逆说”的诸多评论家陷入混乱，甚至于激怒了他们B30。究其缘由，无非在于他们不了解反面教材的应用原理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独创性”一词也往往藉“复古”、“拟古”等范例加以表达的中国人的思维体系将传统小说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原本研究”、“影响研究”、“派生研究”等范畴之内，也就不难理解了B31。从而“按时间先后，以较出现的小说叙事文学来探讨史传文学的‘源头’和‘原型’，进行所谓逆流而上的研究”B32成了过去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小说研究的主要趋势B33。
可谓“对起源的怀古之情（nostalgia for origin） ”B34常会引发后人一种焦虑感，即“究竟让我们能做到的还剩下什么”？这种过去的负面影响，可总结之前所说的对“独创性”的渴望和与此同时伴随突破传统方式的一种尝试。因此江西诗派对文体进行“脱胎换骨appropriating the embryo”或“点铁成金catalytic transformation”的做法，亦即通过把前人的诗句和诗意等的互文inter-textuality手法来减轻“因先例而不安anxiety for precedence”的心理负担。这“复古”不再是单纯的拟古倾向，而是积极意义上的“用古using antiquity”[9]。
总的来说，“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某个意义上，应该被看成是维持在一种文学的相互连贯或互文性上。故事记述者的惊人记忆力和描绘技巧，以及在过去威权下被从属的小说谈论的富有生产性、创作性的实例不停地还原到回归历史B35。
况且，古代中国小说理论家一方面重视小说“正史之补”的功能，另一方面主张小说不仅停留在单纯地对事实的传达。这是一个重要的态度转换，意味着不再把小说单纯视为文本text的累积，而看作是一个谈论discourse的主体。例如，可以说古代统治者仅藉稗官以解民风与民情的做法，到后来竟发展成藉小说来教化百姓的境界。
从历史走向虚构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的关心不再停留在事实（实际）与证实上了。早期由稗官采集的民间故事是统治者为考察“民情（习俗）”所用的工具，如今却扩大其领域成了教化百姓的积极涵义。如果说由稗官采集故事的过程能起到一种“向心力”的作用，那么在一定意义上，积极地向百姓散布教化意图的行为，可称为是一种“离心力”。
科林伍德（Collingwood）将这种离心力称为“构成上的想象力”（constructive imagination）B36是指事实与意义（意味）活跃结合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结合过程形成了谈论的特定意义结构，而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历史意识的产物”B37。进而Hayden White将科林伍德的“构成上的想象力”称为“（在不能随意启动义上的）先验的、（或组成可能思考的对象，并在为形式的一贯性概念所控制的义上）构造的”B38。
中国古代不能或不许将小说与历史分开来谈论。问题的核心是，小说和历史均为属于叙事这一大范畴的何物？对此进行划分，而其基准终究是当代社会所要求的实际需求。如今，我们究竟是在记述历史，还是在写小说呢？
注释：
①“Any theoretical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hinese narrative must take its starting point i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immense importance of historiography and， in a certain sense， ‘historicism’ in the total aggregate of the culture. In fact，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fine the narrative catego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eventually boils own to whether or not there did exist within 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a sense of the inherent commensur ability of its two major forms：historiography and fiction.”（See Plaks，Andrew H.， Chinese Narrative Theory-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Plaks， Andrew H. ed.， 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11.）
②中国小说的起源众说纷纭，有“稗官说”、“方士说”、“神话说”、“史传说”、“庄子说”、“诸子寓言说”、“劳动的休息说”等。详细内容可参考张稔穰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更加详细的论议可参考刊载在《中国小说论丛》第4辑（首尔：中国小说研究会，1995年3月）赵宽熙的《试论中国小说的起源、概念和定义》一文。
③张振军所说的“史传性”为：题材的史传性；
思想观念的史传性；
小说艺术的史传性。详细内容请参考张振军的《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9页）
④“我们必须早日从辨e所有古代记录的真伪这一愚蠢的行动中脱离。如同东洋学界本世纪文献学的金字塔之一的张心的《伪书通考》所代言，吾人还不能脱离这种真伪辨e文献学的幼稚阶段。……所有历史的陈述由于其样式具有各自特有、固有的意义，所以不能做为真伪的对象。” （参见金容沃的《何为女》一书，首尔：Tongnamu，1986年第134-135页）。
⑤“按照一般的常理言，小说并非历史。可是魏晋南北朝小说，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先秦两汉史传的影响，实际是史传的一股支流。” （参见刘叶秋的《魏晋南北朝小说》一书，中华书局，1961年第21页）
⑥“……the historian’s urge to preserve ancient records.”（See DeWoskin， Kenneth J.，“Th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 in Plaks， Andrew H. ed.， Chinese Narra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0）
⑦“According to Lionel Gossman， ‘For a long time the relationship of history to literature was not notably problematic. History was a branch of literature. It was not until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literature， or the institution of literature itself began to change， toward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at history came to appear as something distinct from literature.Lionel Gossman”，“History and Literature：Reproduction or Signification”，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Literary For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s.Robert H. Canary and Henry Kozicki，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23. 转引自Lu， Sheldon Hsiao-peng（1994）， op. cit.， p.29.
⑧“As recent scholars have shown， most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authors’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denied that they were writing novels or romances.They entitled their works ‘histories’， ‘lives’， or ‘memoirs’ to di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the frivolous，fanciful， improbable， sometimes immoral aspects of the former. In one form or another， the phrase ‘this is not a novel/romance/story’ appeared frequently in prefaces.”（See Wallace Martin， op. cit.， p.43）
⑨“只要大致检讨现存志怪文本，显然就会发现与历史著作类似。大部分的志怪集以‘志’、‘记’、‘传’作为题目。With even a cursory examination of the chih-kuai texts that we now have， their affinity with traditional historical writing is obvious. Most collections are entitled ‘records’， ‘accounts’， ‘biographies.’”（See DeWoskin， Kenneth J.， op. cit.， p.26）
⑩不过，虽然历史与小说之间有相同性，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与西欧认识上的差异是比较鲜明的。在中国，小说从历史中被分离，而在西欧，历史从文学中被分离。这可以说是因为“在西欧清楚强调‘模仿’，作家讲故事是从虚构中所产生的”，与此相反，“在中国讲究‘传达’，强调作家讲故事都是真实所产生的”。（参见金震坤的《中国小说研究序说》之《故事、小说、Novel》，首尔：艺文书院，2001年第39页）
B1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国的小说作品中“以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为多”。“历史记述者大体上想要强调事实，由此，想要不把叙述主体放在前面，而完善地再建构叙述对象”，“这种趋势必定对中国小说产生影响。”（参见金震坤的《中国小说研究序说》之《故事、小说、Novel》，首尔：艺文书院，2001年第39页）
B12“Until quite lat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most literary theorists adopted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narrative. Notions and theories of narrative were essentially based on the model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More often than not， fictional narratives were theorized and jud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remained the predominant mode of reading narrative works. Narrative was history， and fiction was unofficial， defective history. "”（See Lu，Sheldon Hsiao-peng（1994）， op. cit.， p. 3.）
B19“A basic premise of the Ch’un-ch’iu commentators is that a discrepancy between word and meaning，between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exists in the text.” （See Lu，Sheldon Hsiao-peng（1994）， op. cit.， pp.60-61.）
B20“Behind all intentions of objectivity and empiricism in Chinese historical inquiry exists a deep-seated ‘political unconscious.’……on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of Chinese readers and writers of history is the central notion of ‘legitimacy’：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posit ion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succession of royal houses and dynasties.” （See Lu， Sheldon Hsiao-peng（1994）， op. cit.， pp.90-91.）
B21“Historical discourse has always been a highly politicized activity in China：it has had to be at once objective and normative.……History may be called the grand me tanarrative of legitimation and self-legitimation.”（See Lu， Sheldon Hsiao-peng（1994）， op. cit.， p.82.）
B22“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was no longer solely the dichotomy of fact and invention， actuality and probability， or literal truth and imaginative truth.The line separating them was，to alarge extent，between canonical and non-canonical texts， between officially sanctioned discourse and non-official discourse，between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 （See Lu， Sheldon Hsiao-peng（1994）， op. cit.， p.5.）
B23上述所引用的鲁晓鹏一书，就如其书名，不难看出是以自历史的事实性到小说虚构之变化这一范例paradigm为中心追i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趋势。“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与小说的要素尚未区分、共存之际，把某样式或某时期指定为小说的诞生正是说明小说与历史的分割。If ficton is said to have cohabitated with genuine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the beginning in China，when we designate a genre or a perion as the birth of fiction we are in face describing the divergence of fiction and history from each other.（See DeWoskin， Kenneth J.， op. cit.， p.27）
B24“In the ssu-pu system as Wei Cheng inherited it， there was an explicit line draw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tory，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in formal terms， and the hsiao-shuo were naturally shelved with the philosophies.hsiao-shuo，be the term rendered ‘little talk’，’trivial explanation，’ ‘minor persuasion’，or the like，clearly belonged to the discursiverather than the narrative in a division.”（See DeWoskin， Kenneth J.， op. cit.， p.46.）
B25“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i-shu seen from this perspective complements the increasing sophistic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period， their appearance coming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to preserve ancient records that were being abandoned by the traditional bearer.” （See DeWoskin， Kenneth J.，op. cit.， p.48）
B26“A nota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n-hsüan and the Wen-yüan ying-hua is the emergence hsiao-shuo genre of ‘biography’，or chuan. To be sure，the Wen-hsüan contains such narrative and quasi-biographical genres as the ‘stone inscription’（pei），the ‘commorative record’ （mu-Chi），and the ‘account of a career’（hsing-chuang）.But the chuan is exclude from the anthology for being a historical genre rather than a literary one.Chapter 12 of Liu Hsieh’s theoretical treatise，the Wen-hsin tiao-lung，is devoted to the semibiographical genres of ‘elegy’（lei） and ‘stone inscription’（pei）. Chaper 6， which deal with historical writings，briefly mentions the topic of the chuan. But neither the Wen-hsüan nor the Wen-hsin tiao-lung discusses the ‘biography’（chuan） in its diverse forms. It was， rather， the historians and bibliographer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defining and classifying the varietyes of biographical writings.The ‘Chin-chi chih’ of the Sui-shu lists 217 titles of ‘miscellaneous biography’（tsa-chuan） in the ‘History Section’and teats them as one of the thirteen types ofhistorical writings.The ‘BibliographicTreatise’ of the Chiu T’ang-shu basically follows the practiceof the Sui-shu on this matter.In the Shih-t’ung，Liu Chih-chi devoted a chapter’，Miscellaneous Narritive’（‘Tsa-shu’）， to the quasi-historical writings that cannot be included in the corpus of canonical and official histories.He considers，’separate biography’（pieh-chuan） one of the ten types of non-offical histories. In the Wen-yüan ying-hua，there is no lack of such old biographical and semi-biographical genres as hsing-chuang， chih（record）， ei， and ming（commemorative record）. A major change from previous anthologies is the incorporation of more than thirty fictional ‘biographies’ be T’ang writers.Fictional biography is now listed alongside the elevated official literrary genres.This recognition of a humble fictional genre and its investiture by the official literay canon are not in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fiction.Before the Sung，biograph and hsiao-shuo had been classified as forms of historical and quasi-historical writings and discuss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ography.”（See Lu，Sheldon Hsiao-peng （1994）， op. cit.， pp.131-132.）
B27“专门收集有关小说记录的第一本类书《太平广记》的编纂，象征宋初并未将志怪看作小说的最后一个证据这与欧阳修将志怪排除《新唐书・史部》可作一比较。The compilation of the T’ai-p’ing kuang-chi，the first anthology explicitly engaged in the gathering of hsio-shuo，in the same sense marks the final rejection of the chih-kuai as history in the early Sung， and coincides with Ou-yang Hsiu’s expunging of the shih-pu（史部 histories） in the Hsin T’ang-shu of chih-kuai material.”（See DeWoskin， Kenneth J.， op. cit.， p.48.）
B28“This is indicated by several facts first，the treatment of fictional biographies as a literary genre alongside other literary genres in the Wen-yüan ying-hua：second，the compilation of the special hsiao-shuo anthology，the T’ai-p’ing kuang-chi：and third，the nature of the title listed in the hsiao-shuo section of the Hsin T’ang-shu， which come close to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fiction.”（See Lu， Sheldon Hsiao-peng（1994）， op. cit.， p.132.）
B29“Having in mind Confucius’s remark about innovation and transmission， Sima Qian was saying that his writing of Shiji was not innovation. But his insistence that he should not be compared with Confucius（whom he considered an innovator） seems to subvert Confucius’sdisclaimer of originality and ultimately his own. （Of course， both Confucius and Sima Qian are considered to be among the most innovative figure in Chinese history.） ” Huang， Martin Weizong， “Dehistoricization and Intertextualization The Anxiety of Precedent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脱历史化和互文性化：在中国传统小说发展上的因先例而不安”， CLEAR 12， 1990. p.46.
B30“So， the greater the aesthet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 the more the creative individual was thought to be in command of the past， or under command of the pastDfor they were the same thing. ”Frederic W. Mote，“The Art and the ‘Theorizing Mode’ of theCivilization 艺术与文明的”理论化样式， Christian F. Murck ed. ，Uses of the Past in Chinese Culture：
Artists and Tradi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7. 转引自黄卫总，同上书，第46页）
B31何景明对韩愈的评论，激怒了若干评论家的实例可参见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01页）
B32“A major constituents of the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has been what is called ‘source study’，‘influence study’，or ‘derivation study’ which attempts to establish textual connections between works of fiction and the earlier works from the same or a different generic tradition. ” （See Lu， Sheldon Hsiao-peng， "The Fictional Discourse of Pien-wen：
The Relation of Chinese fiction to Historiography"， CLEAR 9， 1987. p.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