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删除：13882551937、13808266089服务时间：8:00~21:00承诺一小时内删除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问题管理论文【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问题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保险理赔既是保险业务处理程序的最后环节，又是评估其他工作效率的最佳手段。更是保险人履行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是验证保险公司业务质量和服务质量最重要的环节，通过处理理赔纠纷可以发现保险公司在业务承保这个“进口”和后续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一般说来，保险理赔工作的基本程序如下：接受出险通知——现场勘查(包括查看出险地点、时间，查明出险原因，了解保险标的受损情况)——责任审核(包括审核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在保险标的上，是否发生在保单载明的地点，是否发生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限内，要求赔偿的人是否有权提出要求，保险事故发生的结果是否可以构成要求赔偿的条件等)——损失核算(包括保险标的实际损失和发生的一些直接费用)——损余物资处理——赔款给付——代位追偿。保险理赔工作一般应坚持“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原则。所谓主动，是指保险人应主动深入现场开展理赔工作；
所谓迅速，是指保险人应按法律规定的时间，及时赔付，不拖延；
所谓准确，是指计算赔付金额应力求准确，不惜赔，也不滥赔；
所谓合理，是指赔付要合情合理，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符合保险条款的规定，又符合实际情况。然而我国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却还远远达不到以上要求，“理赔难”的现象比较普遍。
一、我国保险理赔低效率的表现
(一)现场勘查难。保险公司有关理赔的规章制度要求第一现场勘查率力争达100%，而实际工作中却达不到70%。虽然，保险条款和索赔须知明确要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事故，要在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可实际上，由于缺乏法律层面的理赔规定，加之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事故当事人的不良动机，使保险理赔的责任判定和实际损失的认定，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二)调查取证难。为了准确认定责任损失，防止骗保现象的发生，保险公司一般都会制定严谨的理赔程序，依据气象、水文、公检法等代表国家权威部门或关联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作为理赔处理的重要或唯一证据。但从目前来看不尽如人意，取得证明文件的手续过于繁琐，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索赔带来了较多的麻烦。更甚者，一些部门为了营利目的，不负责任的乱出证明。对权力部门的过分依赖，使得保险公司理赔工作效率大幅降低，支出了许多本不该支付的赔款。
(三)理赔控制难。一是保险理赔的专业技术咨询鉴定系统缺失，常常引发理赔争议。二是业内信息披露系统缺失，业内外的黑名单制度尚未推行，不法之徒逍遥法外，使保险公司防不胜防。三是询报价系统失真，市场信息的权威性及传递损耗，极易增加赔付成本。四是保险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缺失，里外勾结，共同谋利的现象不断发生，利用了保险公司自身管理的缺陷，使管理者防不胜防。
(四)依法经营难。现行保险理赔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有些保险公司为了短期的利润而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索赔要求故意进行压赔、限赔或拖赔；
而一些保险公司则为了占领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一味迁就客户进行通融赔付，以致滥赔；
而面对保险欺诈，很多保险公司往往束手无策，以致骗赔猖獗。
二、社会环境影响理赔效率
(一)法制环境不健全。当前，保险业所运用的法律、法规或条例，有些条款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尽管有些部门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正采取措施进行改进，但立法建设滞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由于新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出台，旧法规是理赔的根据，出现了大量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赔付率上升，赔款增加。此外，各法规之间磨合性差，存在明显的衔接“缺口”，相关法规的相应条款之间存在冲突，语言不规范，表述不清晰，使得保险理赔人员在处理赔偿实务时，无所适从。保险公司法制观念薄弱，对采取法律方式处理索赔存在后顾之忧，担心会由此影响社会公众对保险公司的印象，往往采取“内部消化”、“私了”，从而埋下了理赔风险的祸根。
(二)诚信环境不理想。我国保险业诚信环境不甚理想是造成我国保险理赔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保险公司信用度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投保容易，索赔难；
收费迅速，赔款拖拉”现象已成为广大投保人的共识。第二，不论索赔金额大小，情况是否清楚，都要经过复杂的甚至是不必要的程序。第三，保险公司不严格履行赔款时限义务，许多赔款的时限都超出了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投保人也存在信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保险欺诈。保险欺诈并非新鲜事物，从保险业诞生之日起，欺诈事件就如影随形。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国际上某些险种因被欺诈而导致的赔款支出最高可达保险费收入的50%，平均保险业务的欺诈损失在10%—30%左右。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保险欺诈活动也日益频繁，有资料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诈骗犯罪中涉及保险欺诈的仅占2%左右；
到1994年底，这类案件上升到6%左右；
到2000年，则升至9.1%。
(三)人才环境不适应。我国保险理赔纠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展业人员在展业时没有履行应尽的解释说明义务，存在误导投保人的现象。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关于保险公司责任免除条款，《保险法》特别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但是在理赔实际工作中，部分业务员在展业时只说明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会得到多少赔偿，而对一些限制性条款及责任免除条款则讲解很少，甚至不提。一旦发生事故，被保险人、受益人对保险赔偿金额希望值高，而实际赔付往往达不到投保时的要求，就很容易产生矛盾。
保险理赔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仅保险标的涉及面很广，而且标的风险的成因也十分复杂。这就要求保险理赔人员，特别是估损、定损、审核方面的工作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理赔经验，较强的辨伪能力。而现有的理赔人员大多数并不具有这种知识和能力，致使在理赔过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办事效率低下。每当出现复杂赔案时，往往难以作出正确的选择。
(四)政府职责不明确。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一，对保险事故进行调查是应该和必须的。但是由于风险因素众多，因而调查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很多调查工作保险公司还须依赖其他的部门。例如在火灾保险中，保险公司需要公安消防机关作起火原因及损失的结论；
在交通案件中，需要交通部门对交通事故的原因及事故责任的分析和结论；
在人身意外伤害案件中需要医疗部门作出诊断和医疗的结论等等。但是在我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这些部门有确认和证明的义务。这些部门也没有建立这方面的工作程序和规定，因而造成了很多保险理赔实践中的问题。如结论证明随便开，以及伴随而来的弄虚作假和腐败问题。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保险理赔效率
(一)与时俱进，完善法制环境。我国新公布的《机动车辆强制保险条例》已在7月1日施行，无疑将给我国保险业法制建设带来难得机遇，进而推动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监管机构继续加大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风险保障需求，如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进行调研立法，扩大保险依法参与社会管理效能的同时，还应密切联系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力量对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律、法规进行一次大清理，对于相互冲突的相关条款进行规范以及明确，而对于一些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也应及时进行调研并制定相关的条文，使得保险理赔有法可依。同时，保险监管机构应指导保险行业协会从反应最为强烈的机动车险、健康险等的理赔服务着手，明确理赔服务的时间、程序和标准，逐步制定行业服务标准，向社会公开承诺，并通过签订自律公约等形式在全行业普遍推行。目前，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已经总结出一套理赔方面的行业经验和通行标准。如2004年12月24日经济合作组织(OECD)就推出了一套保险理赔行为管理指南(OECDGuidelinesforGoodPracticeforInsuranceClaimManagement)，分别从报案、接案、理赔文件和流程、反欺诈、理算、理赔、时效、投诉处理、理赔相关服务、市场行为10个方面为其成员国的保险公司提供了一套理赔文化范本。
(二)同心同德，建设保险诚信。建设保险诚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保险经营的特殊性，联系社会的广泛性，决定了保险诚信建设对整体社会诚信环境的依赖性。所以，政府和监管机构要切实肩负起营造社会诚信环境的责任，促进保险业可持续发展。一是制定市场行为规则，规范保险市场竞争秩序，增加重大项目招投标的透明度，监督和促进保险公司加强同业合作，共同抵制不诚信的行为。二是实施教育与引导，从构建企业文化的长远发展目标出发，高度重视诚信建设，对其员工进行诚信教育，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惩处机制，树立起保险企业形象。具体的做法是在保监会、保险行业协会的指导下，逐步建立面向行业内外的保险信息网络，包括保险公司一般性业务沟通交流网络。三是建立奖惩机制，在建立保险行业荣誉体系，定期考核评比的基础上，隆重表彰全国范围内的诚信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典型引路，弘扬诚信文化。同时建立保险从业人员和被保险人诚信信息查询网络，对有不良记录的保险公司、人名单和恶意骗保骗赔被保险人名单进行公布。这样一方面可使失信的业务员难以再从事保险业，为不诚信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可以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可使那些恶意骗保的投保人难以得逞。
(三)以人为本，提高员工素质。保险监管机构要在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分门别类的、与国际接轨的从业人员标准，加大监管力度，促进整体素质提高。一要开展保险从业教育，以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为契机，在业内深入有效的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大服务的战略经营理念。二要完善准入制度，广泛推行行业及岗位标准，包括业内评价、文化素质、基本技能、从业经历等，实行定期的考核与岗位轮换、淘汰与晋级机制。三要启动社会监督机制，建立执业诚信档案，定期进行评价。要在与保险经营联系较为紧密的行业或部门，广泛聘用保险社会监督员，实现保险经营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提高工作效率。四要提高理赔人员素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保险理赔风险因素的高技术化和隐蔽化趋势不断增强，理赔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对保险理赔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保险理赔人员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包括具有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从复杂的保险赔案中辨别真伪的能力。
(四)加强合作，利用保险公估资源。保险公估机构的存在与发展，源于保险公估机构的独特地位和特有职能。保险公估机构介入保险市场，不仅能有效地降低保险商品的边际交易成本，而且能维护保险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建立和完善保险市场体系、实现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的今天，加快培育和发展公估机构是促进保险理赔规范化的需要。目前，我国各家保险公司对各险种的理赔方式不一，规范化、公证化程度不高，再加上理赔人员队伍不稳定，管理不严，往往发生人情赔付、通融赔付，甚至发生以赔谋利、损公肥私的现象。如果建立了保险公估人制度，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公估机构对保险标的损失范围、损失程度、损失数量进行计算和确定，出具保险公估报告，然后由保险公司负责审查和赔付，就可以杜绝上述弊端。对保险公司而言，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缩短了理赔时间，还提高了公司信誉；
对被保险人来说，由第三方处理赔付，公证客观、准确及时，被保险人可以迅速得到补偿。在国际上，由保险公估人经办本国或国外保险与再保险的公估业务是通行的做法。
[参考文献]
[1]杨立新等.保险赔偿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问题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目前举国上下的的共识。但是，假如我们不仅仅是在口号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组，那么，一些重大和更为具体的问题就必须得到我们更为认真的重视和解决。当然，所谓依法究竟依怎样的“法”乃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次，使用怎样的机制实现“治”的过程也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前者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法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名家论说，卷帙浩繁，这里不再涉及。后者也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宽广的问题。立法上的切合社会的实际需求，行政体系在执行法律过程中的依法行事和富于效率，公民法治意识的养成和渐次提高，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司法体系，如何使司法管理既富于效率，又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公平和整个社会正义的实现，则更是其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一个追求法治的社会中，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系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法院位居纠纷解决体系的中心。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最终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犯罪者受到怎样的刑事制裁要由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民事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法院裁断。2法院中所发生的各种诉讼活动构成了许多地方法律生活的典型图景。其次，法院以及法官通过具体诉讼的处理，不仅仅将立法适用于这些案件的解决，而且这种适用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解释法律的过程。尽管许多国家的法官更倾向于表白他们只是严格地依据立法机关所颁行的法律规则审理案件，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表白不过是一种神话；
法律解释的过程与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的过程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清晰的。也就是说，法官在为具体案件的当事人宣布实际的法律规则究竟为何-以司法者之心度立法者之意-的同时，又程度不同地为今后制定了有效的法律规则。这样的权力使得人们不能不重视那些影响司法权正当行使的各种因素。第三，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固然有其吸纳民意的机制，但是这毕竟不像法院那样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法院乃是国家的官方权力与一般社会大众之间最重要的交汇点之一。在这个位置上，法院不仅可以调整社会关系，而且更容易将社会生活中自然生成的某些规则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从而避免或缩小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断裂或距离。此外，在行政权愈来愈多地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议会的立法活动也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地打上了压力集团和党派利益烙印的今天，法院的中立色彩有助于树立一种公正而无所偏私的机构形象。
我国近代型的司法机构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并且它的建立距今尚不足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若干不同的因素影响了我们司法制度的形态和运作。举其荦荦大端，这类因素包括西方的制度模式的传播和国人对这种模式的解读，40年代起开始在苏区产生影响的苏联社会主义司法观念，这两种同属西方却差别甚大的法律传统之间的冲突和局部融合，以及（可能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潜在而更为深刻的制约。在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度里，一种新兴的机构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除了与这一机构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程度相关联外，也与历史传统中是否存在着有利于该机构确立其正当性的因素息息相关。我国传统社会无所谓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划分，政府解决纠纷、惩罚犯罪的职能不过是其对于整个社会事务进行统治的一部分内容而已。3在各个层次的政府中，这种全能型衙门的传统构成了我们建立一种能够行使独立功能的司法体系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和克服的最大障碍。在现实生活中，机构之间职能划分的不明确，不同机构行使职权的方式很少差别，依据法律规定应该属于法院管辖的事务，法院却无法受理或拒绝受理，或相反，法院对于自己不该从事的事务却乐于去做甚至乐此不疲。缺乏传统资源支持与司法机构自身扩张其正当性的愿望与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我们的司法管理迟迟找不到一个稳定的路向。于是，制度建设便仿佛演出老戏《三叉口》，跌跌撞撞地摸索。出了问题，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这种状况的忧虑以及对可能的改革方案的探索构成了本文的主题。
问题之一：法院何以成为法院
在一栋大楼的门口，挂上一块镌刻着某某法院字样的牌子，未必可以真实地表明大楼里的机构就是一所法院。虽然由于传统和制度设计上的不同，各国法院的设置模式、管理方式、职权特征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差别，然而，从职能分工或权力分立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外再设置司法机构，毕竟可以视为对于那种全能型衙门式政府结构的明确背离。司法权与立法以及行政权的分立不仅仅体现于结构设置方面，更体现在它的职权内容、行为方式以及管理模式等诸方面的明显差异。4
法院行使职能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必须有纠纷的存在。也就是说，法院所能处理的只是纠纷。当然，这里的纠纷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既包括民事经济纠纷，也包括刑事案件，还包括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争议（其中许多争议在我们这里被归类为行政案件）以及在更高层次上的宪法争议。有纠纷方有司法意味着社会中法院所能够处理事务的有限性，即许多事务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例如，采取积极的措施实施立法机构所颁行的法律便是行政机构的事务，对于违法犯罪加以侦查和追诉乃是警察与公诉机关的指责，对于社会事务制定普遍的法律规则应属于立法机构以及受立法机构委托制定规则的机构的权力范围。有纠纷方有司法也意味着对于法院制定规则权力的限制，那就是，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过程不能脱离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否则，超越案件的审理过程而制定一般的法律规则便不免有侵夺立法权之嫌。5
与上一个特征密切关联的另一个特征，是法院对于纠纷的处理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立法机构可以积极地推动某些领域立法的发展，行政机构应当主动地行为以完成立法所赋予的使命，但是，法院却只能以消极主义的方式行事。“法院不得对于未向其诉求的事项有所作为。”西方这句古老的法律谚语所揭示的行为特征是与法院作为裁判机构的性质密切关联的。很显然，既然纠纷是法院存在的前提，而纠纷总是意味着两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当事人自己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寻求一个第三方作出权威的判断，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6这时，这个第三方对于纠纷所作出的裁判能否获得当事人的接受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裁判者自身的素质-年资、声望、经验、知识等-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一定的强制力作为威慑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要想使司法权得到持久的社会支持，司法机构公正和中立的社会形象却是更为重要的。公正和中立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裁判者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偏向。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势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司法权的消极性还体现于司法过程之中。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决；
在调查案件事实、对质证人的过程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作用；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决定中止或撤销案件应当得到法院的许可。7
法院行使职能的第三个特征是司法过程的公开性。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公开性并不总是一个与司法制度相伴随的特色，不过，就西方司法制度中世纪以来的发展史而言，基本的演进过程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公开化程度愈来愈高的历史。虽然这个过程是与民主政制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司法程序的公开性更多地是司法制度自身的内在要求。既然是纠纷处理者或仲裁者，富于效率地解决纠纷、平息争议总是首先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些能够使纠纷得到最有效解决的方案，往往并非裁判者自身认为合理者，而是能够令纠纷当事人心悦诚服的方案。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司法者就不应通过黑箱作业来确定司法的结果。争议双方把话说在明处，将证据摆在对方的面前，无所偏私的裁判者根据这些双方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的证据对于案件作出判决，这种完全公开的程序总是有助于获得一个双方更容易接受的结局。说到底，公开性无非是要创造一种客观性的氛围。埃尔曼指出：“当法院详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时，除非它展示一种客观性的氛围，它的决定将得不到尊重，而这种尊重对于有效地解决冲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8现代司法制度的许多程序设计，例如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和对质，双方当事人有得到听询的平等权利，法官不得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一方当事人接触等等都是公开性原则的延伸。
如果我们以上述三个特征作为法院职能的基本要求，那么，我国的法院在这些方面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全能型衙门的传统对于我们建立独立司法制度的妨碍不仅体现在法院不能取得独立的地位，行使不受干预的职权，而且也表现在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行政化。早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1950年，权威观点便力图强调人民的司法工作与一切从前的司法之间“本质上的不同”：“人民的司法机关和反人民的司法机关，无论在任务上、组织制度上、工作方法和作风上，都是迥然不同的。”9次年，《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对于人民法院的作风与职能进行了如下概括：10
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和工作作风，是便利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决不单凭诉状、供词于辩论来进行审判，而着重于实地的调查研究，了解案情的全部真相和充分证据，然后才依法判决。因此，它常常根据各种不同案情的需要，而采取必要的就地审判、巡回审判、人民陪审等审判方式；
坚决废弃反动与落后的主观武断的审判方式。同时，与一切消极地等待诉讼和单纯惩罚等反动与落后的法院制度相反，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向重视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关于法纪的宣传教育工作。它不仅教育人民减少犯罪，减少纠纷；
而且教育人民积极地参加新社会的建设，人民法院向来把关于司法的宣传教育工作，看作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法纪宣传教育的结果，将大大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人民群众能够预防犯罪和纠纷的发生，因此也就使司法工作从被动引向主动，从消极引向积极。这样的法院制度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这也是我们的人民法院在本质上的优越性的所在。
主导舆论所倡导的这种法院职能特色以及行使职权方式的官方定位又在1952年全国广泛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大大强化。“本质上的不同”演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其必然结果便是，凡是被视为与“旧司法”相关联的制度要素均“去之如脱敝屣”；
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打击犯罪和处理纠纷以及通过司法权的行使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于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等等，都成为法院基本的工作风格和目标。直到今天，上述原则和实践的正当性仍是确定的和很少受到质疑的。对于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实际运作稍有体验的人都会对这一点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由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主办的报纸《人民法院报》所表彰的这样的事例：11长春市中院组织的第三届春耕生产法律服务月活动近日在长春市两级法院全面展开，审判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走访农民，宣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法律，开展法律咨询，调查摸底，主动收案，调处纠纷，开展公开审判，严惩破坏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分子，促进了春耕生产，受到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欢迎。
除了这类超越司法权限、不以纠纷的存在为行使司法权的前提，从事各种非司法工作的大量事例之外，法院在诉讼的处理过程中，过于主动和积极地行使其权力，是我们司法制度运作的又一个特色。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法院都可以不受诉讼当事人所提出主张的限制作出裁判；
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可以主动地对于相关事实开展调查，制作证据；
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联系几乎缺乏任何形式的约束；
法院判决的执行由法院自己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来进行。更有甚者，法院不待当事人提起，主动要求当事人提讼的事例在近年来的报章上也屡屡出现，而且还是作为正面范例加以表彰的：12华容县法院的干警们一贯恪守“案子有了结，服务无止境”的宗旨，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在经济审判中既当“包公”，又当“红娘”。……县造纸厂多年来积累的债权涉及282家单位，总额达1500万元。资金严重短缺，使生产连年滑坡，变成了特困企业。今年初，法院主动上门揽案，抽调精干力量一头扎进该厂。干警们连续奋战100多个日日夜夜，找遍了12个省市的200多个债务人，运用诉讼和非诉讼手段收回债款462万元，使这个厂恢复了生机。县委书记听了该厂的汇报后激动地说，“这就是服务，这就是效益。”
回顾我国法院数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的法院（也包括其他行业）总是扮演着这种服务的角色-为不同时期不同的“中心工作”服务。处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法院司法活动的导向自然不可能不受到特定时代流行价值和舆论气候的影响。但是，从建设法治国家的角度讲，法院毕竟是解决纠纷的主导机构，它也完全应该通过司法活动而成为多元社会中富于影响力的一种机构。所谓影响力，无非是一种能够自主地与其他社会力量进行交涉的能力。交涉能力的增强当然未必可以保证法院积极地追求正义的目标，但缺乏这种能力的司法体系却注定无法得到充分的支持资源，无法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也难以通过司法和法律解释而发展法律和法学。即便是目标定位很好，也只能是力不从心了。
在我国，由于近代型的司法制度创立未久，司法人员的职业化程度相当低，与职业化相关联的职业意识、行业规范、伦理准则以及行为方式均没有配套成型，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界无从以组织化的力量，依据司法职业的行为准则，通过行业本身应有的运作方式，富于成效地开展自己的活动。人们往往强调现代型社会中分工的重要性，但是，社会分工并不只是把人们分类划群，派作不同的活计；
更高层次的社会分工在分别职业的同时也分别职业意识和行业准则，分别行为方式。由于这样的社会分工观念在我们这里没有确立，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动，各行各业都在为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而争夺有限资源的时候，混乱便不可避免了。我们看到，至少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我国法院积极司法的行为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动因，那就是力求通过扩大管辖事务的范围，以主动积极的活动方式，从而力争自身地位的提高和利益的最大化。司法经费由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由同级政府机构的财政部门拨给的做法更是雪上加霜，所谓“创收”即在政府拨款之外开拓财源，以弥补常规拨款的缺口，解决法院人员的福利，成为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们最感头痛的难题。13
从更大的范围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身旁总有“列强”的反衬，富国强兵不可避免地被举国上下作为一个追求目标，于是便愈来愈成为一种中央动员型社会。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靠中央权力动员各种资源实现富强不失为一种捷径，不过，人们在强调中央动员的效率和优势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它对于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抑制，政治权力与道德权力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公民自由空间的失却，以及社会应有的分工在这种动员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害。此外，由于缺乏不同利益之间的程序涉，有助于减少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各种制度终于不容易形成。所有这些，对于市场经济的开展无疑是是不利的。因此，我们今天所主张的法院履行职能的非行政化，用意便不仅仅在于法院或法官行为方式的改变，而实在是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司法体系能够承担更为重大的变革社会秩序的使命。当然，法院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便是法官的行为方式，我们有必要进人法院内部，探索影响法官行为的管理制度的建构问题。
问题之二：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
观察我们法院的内部管理，同样可以发现相关的制度以及这种制度运作所造成的后果使得法院的管理与行政机构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官选任和管理上的非精英化，一是整个管理体制上的官僚化。14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在相对长的时期里法官选任根本不存在教育背景上的要求、法官待遇上的完全公务员化、法官数量“韩信点兵”般的膨胀、司法行为的大众化、司法机构与其所在社区之间缺乏隔离等情况作为例证。15而第二个方面，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司法决策过程中的集体决策制。在特定的社会中，法院采取怎样的方式作出它们的决策，实际上与行政机构甚至立法机构一样，都跟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传统使得某种决策方式具有了“合法性”。16人们通常并不总是依据一项规则的实体合理性和正当性来评价该规则或决定是否履行该规则所赋予的义务；
规则或决策是否是依据社会中主流意见认为是正当的方式而制定是一个事关其命运的因素。我国法院的司法判决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参与审判的法官具名的前提下加盖法院印章，但是，在确定判决结果的过程中，集体审议和整个机构负责的实践却得到了更多的倡导。从第一审级开始，法庭通常是由三位法官（或一名法官，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而进行审判活动。17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审理过程中以及就判决结果的协商、协调、妥协是十分必要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判决结果总是由法院的名义，也因为如果合议庭组成人员意见不统一的，相关案件照例要提交到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加以审议，并由审判委员会作出最终的决定。18
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和运作是集体决策制的一个更为突出的内容。长期以来，这个通常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某些庭长以及资深法官组成的机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从司法决策的角度看，审判委员会无疑是各法院中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法院所处理的重要案件大多要经过该委员会讨论决定。甚至，某些案件，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发生在合议庭开庭审判之前。20虽然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受到愈来愈多的诟病，但是，已经出现的批评大多是针对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与实际审理过程的脱节，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病。这当然是十分切中要害的。当事人所能够见到的并且争讼于其面前的法官并不握有决策权，而能够决定案件最终结果的人们却大多不参与审理，隐藏在帷幕的背后，无论如何，这是对于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开审判原则的公然违反。不过，这样的体制之所以能在我国形成并长期维持，自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果整个司法体系所倡导的是集体决策的模式，如果整个社会对于个人化的决策方式满腹狐疑，那么，即使是法律条文倡导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独立地作出裁判，实际效果却只能是法律与事实各归各；
任何风险都由“集体”承担当然是一种再明智不过的选择了。21司法管理官僚化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制度。我们的审判独立，大致上只是指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权力和力量的干预，而很少论及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独立。22我们的实践是将每一个法官都纳入一种等级化的体系之中，普通法官要接受庭长副庭长的领导，庭长副庭长要接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官阶的设计也完全引入了行政体系内部所使用的级模式。例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属副省级官员，副院长有厅局级和副厅局级的不同定级，各庭庭长属处级，副庭长则为副处级。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有局级审判员、处级审判员等分别。23法官的这种级别不仅意味着所谓政治待遇的差别，而且也显示出一种等级服从的位阶和责任的分布，甚至有时被解释为可以表示着法官素质的高下。24行政等级式的内部管理机制使得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法官管理方式。在那里，每个法官都是独立的，他不受任何人的领导，只是对自己对于法律条文的意义和正义准则的理解负责。法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分别，院长也好，庭长也好，他们只行使一种纯粹行政性的职能；
他们是所谓“平等者中平等的一员”（oneamongtheequals）。25法官之间的平等不仅表现在特定法院的内部，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之间也是平等的。虽然由于审级的原因，上级法院的法官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仍须严格地依据法律的规定），但是，这只能理解为分工上的一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审理上诉的法官地位高于一审法院的法官，也不意味着不同法院法官在选任标准以及相关待遇上的较大差异。26
在法官之间建立等级制度便利了对于法院活动的控制和管理，然而，这种控制和管理却完全是行政化的，是违反司法职业以及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的。与行政机关或者军队的情况不同，法官的活动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法官行使职权的场所便是法庭，作出决策-不只是最后的判决，也包括诉讼过程中对于一些需要确定的事项的决策-的场所也是由他与各方当事人共同组成的法庭。在随时需要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法官如果不能够独立地决定相关事项，势必降低司法活动的效率。不仅如此，司法是一种讲求亲历性的活动，对当事人言词的判断，对证人所作证词可信性的判断，都离不开判断者对于被判断者的近距离观察。27现代诉讼程序的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都是诉讼活动的这种内在要求而确定的。但是，法官等级制度却不利于亲自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独立的判断，因为它强化了行政位阶高的法官对其“下属”法官的影响力。与之相适应，低位阶法官对于其“上司”法官的依赖和顺从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势必加大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并且为不正当权力干预司法活动提供便利。
与法官之间等级制度的设置相关联-或者说相适应-的另一个特征，是上下级法院法院关系的行政化。这是司法管理官僚化的第三个表现形式。近代型法院之所以有不同审级的设计，即除了初审以外，又设置了上诉审级，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纠误渠道。我们常说的“两审终审制”意味着当事人对于初审法官的判决不服，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循着上诉路向，诉诸另一个法院，对于初审法院的判决提出质疑。后一个法院对初审判决进行复审，通常这种复审的重点在于初审法院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以及判决中对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存在错误。如果上诉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存在问题，有权改变判决，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如经审查，上诉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则原审判决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当事人必须加以履行。上诉法院有权改变初审法院判决结果的事实并不表明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也就是说，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着领导和被领导、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因为，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行政性的隶属关系，那么它们在意志和行为方面就应当保持一致，上级法院便应当对于下级法院作出的决定负责。这样，下级法院的法官在作出决策之前便应当向上级法院提出请示，并严格地遵循上级法院的指示处理案件。果真如此，上诉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因此，在一些法治国家中，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都十分注重严格地维护下级法院的自。
应当说，我国的司法制度设计在框架上接受了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不同于上下级行政机构或检察机关之间关系的观念。例如法律所确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便与上下级检察院不同。宪法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而同法第127条涉及法院的规定则是“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28不过，框架结构是一回事，实际运作又是另一回事。虽然法律条文存在差异，但是，这里的“监督”究竟含义如何却是一个不容易确定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某些事务方面，监督与领导之间的边界十分模糊。例如，近年来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即下级法院就某些具体案件的处理向上级法院请示，便是说明这种模糊的典型例子。法院对于应当由自己作出判决的案件，不是独立地裁判，而是向上级法院请示，要求上级法院给出有关判决结果的指导意见。这种所谓请示制度被主流观点视为“非程序性的审判工作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请示制度之外，上级法院更可以因为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具有“重大影响”而主动地对下级法院加以“指导”。一位高级司法官员这样解释监督和指导的合理性：29
……在多数情况下，下级法院对自己感到难办的案件，请示上级法院予以指导，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在审理中的案件有重大影响而主动加以指导，这是有利于正确贯彻执行法律，把错案的可能性纠正在最初阶段。这样可以减少整体诉讼投入，增加诉讼效益。但上级法院要把下级法院个案审理中工作监督搞好，则应十分注意忠实地履行法律职责。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从法律关系看，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对下级法院个案审判活动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不及时加强指导，让其错判发生，造成诉讼伤害，这是上级法院失职的表现。
这里的用心当然是十分合理和良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其中充斥着的个别化因素足以使整个制度发生扭曲，使上下级法院各自独立地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形同具文。什么是下级法院“感到难办的案件”，什么是上级法院认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法律条文以及法解释学方面并没有严格而稳定的界定，实践中自然成为一个由随意的判断加以确定的事项。从司法认知的角度说，所有诉诸司法解决的案件都是“难办”的，否则，当事人早就自行解决了。而“重大影响”更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判断者的立场、角度、利益关涉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影响”重大与否的感受。如此这般，“非程序性的审判工作监督”很容易蜕变为“反程序性的审判工作监督”。另外，一个法院对于案件的管辖，或者说法院对于案件的独立判断权限，是以有关法律对于不同级别法院的不同管辖权的规定为标准，而不能以难办与否或有关法院判断下的影响大小作为标准的。依据我国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基层和中级两个层次的法院在“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30下级法院认为案情重大，不是移送上级法院，而是采取请示上级法院的方法，实际上是与法院组织法的立法精神相悖的。这种做法违反了不同级别法院各自独立审判的原则，同时也是对当事人通过上诉而质疑初审法院判决的权利的侵犯。法院在其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违反正当程序，即使是可以在某些个案中实现实质的公平，但是，整个司法制度却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当然，从本文所论述主题的角度说，它使得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行政化和官僚化了。
结语
行文至此，自己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整套所谓“现代型”的体制，而且更在于附着于大体制之中的具体甚至显得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本世纪以来，我们在体制构建方面一直是不落人后的，由于某种理想主义指导思想的作用，体制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超越人性的倾向，但是，抽象的大体制经不住与之相悖离的具体小制度的掣肘和抵销，加之一些配套观念未能确立，于是出现了种种实际效果上的缺陷，造成了设计者的美好构想不能够兑现于制度运作的实际，久而久之，人们便不可避免对法律制度有效地调整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发生怀疑，甚至对法治或依法治国本身的信念发生动摇。近年来，我们的司法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例如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大面积发生的法院判决执行难的现象，司法机构社会公信度的下降，等等，都与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上述偏差密切相关。
当然，我们的偏差也许还表现在另一个相反的倾向，那就是不假批判、生吞活剥地搬用了一些在外国行之有效但却并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体制和制度。近年来，法学界已经有一些学者主张并开始从这个路向思考和研究中国的法律秩序问题。31
今天，我们自然应当注重如何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本土资源，研究中国的民情，中国人的正义准则，中国人的秩序期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什么特别重视关系，什么时候感到没了面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汉不吃眼前亏”……凡此种种，都是在设计能够公正而有效地调整我们这个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司法制度时所必须加以研究的。有关西方司法制度的知识无疑是我们的一份财富，因为它为我们从事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甚至为某些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但是，用之不当，财富也有可能变成负担；
窗口在打开视野的同时也局限了视野。临壁的霓虹灯也可能令我们为之目眩，有时不免忽略了自家那不乏诗意的烛光。
不过，我自己宁愿把注重利用本土资源视为一种学术上研究真实问题的立场和追求，而不是对于“外来资源”的排拒。同时，我对于轻言国外相关制度与观念不符合中国情况的做法也颇不以为然。百年来我们用于认真的制度建设的时间毕竟太短，而文化的融合需要的却是非功利心态的努力，需要对于不同社会和外来知识两方面不抱偏见的仔细研究，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看到外来制度不符合中国情况的一面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其中有相当符合我们“国情”的一面；
在看到一些现代制度确立不了，运作不好因而带来法律秩序的某种混乱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某些制度在解决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传统问题时所取得的成效。夸大关于法律秩序的知识的“地方性”特征不免使我们的心态走向封闭，而且不自觉地把某些西方学者关于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的论断给普适化了。最重要的，我们的社会结构毕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制度的价值导向已经无可挽回地朝向了法治和民主政治。法治和民主政治本身并不是一些僵硬的目标，而是改变那些明显不合理的现实的努力过程。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烛光的幽暗的时候，我们不妨也引进霓虹灯，并歌颂霓虹灯所特有的诗意。
回到司法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上来，我们当然意识到中国的制度变革面临着若干两难选择。除了上面述及的外来知识与本土资源之间的冲突之外，我们还面临着这样一些矛盾：司法界的精英化可能使法官素质提高的同时使大众愈发疏离法院；
司法管理的非集中化，或司法决策的非集体化可能更符合司法独立的理念，然而也难说不会引发司法制度的整体性失控，或者加剧司法界已经相当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法院专注于司法事务，法官只在法院之内活动，固然可以使法官们远离尘嚣，同时也可能令他们更加远离权力的中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许多司法人员对于某些不合理、不利于公正司法的现行制度和做法已经感到不满，近年来各地法院近乎自发地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诸如“一步到庭制”、“立审分立制”、“错案追究制”、“双向优化组合”、“试岗制”、“法院院长异地任官制”等等，尽管其中某些举措系借用了行政机构或者企业管理的措施，与司法管理的要求或许不符，但是，此伏彼起的这些改革措施毕竟反映了人们，尤其是法院里的人们对于现行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的不满和变革的愿望，同时也为更高层面的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另外，我们也不妨说，更为法学者提供了发挥作用的一个适当领域。
「注释
本文是我对于中国司法制度制度及其改革这一课题所作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得到若干机构和个人的帮助。美国人文学会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以及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China）和哈佛法学院（HarvardLawSchool）的资助便利了我搜集资料、观察不同的司法制度运作以及与美国法律界人士的交流。安守廉（WilliamP.Alford）教授、张乐伦（PhyllisL.Chang）女士、张志铭先生以及朱苏力先生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资料上的帮助。其中，张志铭先生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7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3期转载。
1也许有必要在文章开始的时候界定一下“司法管理”的含义，在我国的法律文献中，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根据一位美国学者的界定，所谓司法管理（judicial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的运行管理。“法院管理包括若干具体的事项，诸如法院的组织和管辖；
法官的选任和任期以及法院中所有其他工作人员的聘用、训练和监督；
以及例行文秘事务。诉讼的运行管理通常涉及案件处理的进程和花费以及建立法院运作的统一规则以减少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混乱和不均衡。”见HenryR.Glick，Courts，Politics，andJustice，McGraw-HillBookCompany，1983，第48-49页。本文大体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司法管理”一词，只是把讨论的的范围基本限定在法院的组织以及运作方式方面。其他一些问题，诸如法官的选任与任期、案件管理、司法财政以及对于司法界的监督等等，实际上是同样重要和亟待探讨的。我在“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一文中，对于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载夏勇（主编），《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284页。
2本世纪以来，在一些西方国家发展出了若干种法庭之外解决纠纷的正规制度，如刑事案件中大量使用的“辩诉交易”等等。不过，这些制度的出现和保持也离不开作为背景的法院诉讼的存在-尽管是以成本高、效率低的面目而存在的。
3清末筹备立宪时期，对于外国情形有所了解的大臣们对于这种三类职能浑然不分的状况多有指责，例如，“御史吴钫奏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1-824页。
4对于近代型法院职权特征的讨论，参看SirW.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5thed.，TheUniversityofLondonPress，1952，第241-246页。更为晚近的论述，可参看C.NealTateandTorbjornVallinder（eds.），TheGlobalExpansionofJudicialPowers，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5.
5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于法官立法权及其限制的讨论，见MauroCappelletti，TheJudicialProcessinComparativePerspective，ClarendonPress，Oxford，1989.对于我国当前司法解释“不针对具体个案的抽象解释”的分析和批评，参看张志铭，“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00-117页。
6不消说，这里所谓终局性解决只是在法律程序意义上说的；
纠纷在法律上获得解决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在实际上获得解决。参看M.A.Eisenberg，TheNatureoftheCommonLaw，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ch.2，note1（atpp.163-164）；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7在对抗制模式之下，法官行使职权的消极特征及其制度起因，参看拙文“对抗制与中国法官”，《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85页。
8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三联书店1990年，第162页。
9《系统地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8月26日。
101951年6月5日社论，题：“加强与巩固人民革命的法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于法院不受诉状、供词以及辩论的限制进行判决以及法院教育功能的强调与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如出一辙。《苏俄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法院在判决案件时，“应采取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措施，以便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法院还被授权，“如果对于保护国家机构、企业、集体农庄及其他合作社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权利与合法利益有必要，可以超出原告人所提出的诉讼主张氛围对案件加以审理。”《苏联法院组织法纲要》第三条规定，“法院的全部活动便是教育苏联公民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认真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服从工作纪律、履行国家和社会所委托的职责、尊重公民的权利、荣誉与价值以及社会主义的社会规范。”转引自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7、562页。
11题为“长春市两级法院开展春耕生产服务月活动”的报导，1994年5月2日。近年来，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名义，各地法院新招叠出，不一而足。这是我浏览1993年《人民法院报》时随机记下的一些表扬报导的标题（括号里的数字为月份和日期）：“上饶法院为城市建设清障”（3.5.）“跳出坐等办案小天地，军事法院涉足经济大舞台”（4.16.），“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为经济建设服务重视实质性参与”（4.23.），“周口中院提前介入‘沈邱假药案’”（5.14.），“朝阳法院协助征收养路费”（5.21.），“法院与税务机关联手清税”（7.2.），“晋中法院与农行联手收贷2.1亿元”（8.6.）。
12题为“竭诚服务，严肃执法”的报导，《人民法院报》1994年4月4日。类似的“先进事迹”在我们的传媒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而对此倾向提出质疑的言论却难得一见。
13法院经费的紧缺已经成为近年来相当突出和普遍的一个问题。导致这种紧缺的原因不只是现行的司法财政体制，还在于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秩序的变动所引发的财政体制和分配模式的多样化。公共机构也可以甚至必须创收必然带来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带来握有不同类型公共权力的机构及其人员在收入上的极度不均衡。诉讼活动成为法院（并非国家）创收的一个渠道，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贫穷地区之间法院财政供给之间巨大的差距等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了。某些法院经费困难的例子，见《人民法院报》1993年5月7日报导：“贫困地区基层法院经费短缺严重”。对于这种法院财政体制，一些司法官员提出了批评。一位省法院副院长就曾撰文指出，在这种体制下，法院的运行机制缺乏科学性，不过是“党政部门模式的翻版”：“缺乏依法独立审判的保障机制……党政职能与审判职能相混淆；
法官的职业、职务和薪给没有法定保障，财物上没有法定的保证，法院受制于行政机构”，进而又诱发了趋利倾向，“一方面，法院经费困难，常常陷入困境，不搞创收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审判围绕着经济利益运转会影响严肃执法和法院的公正形象。”沈德咏等，“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院体制”，《人民法院报》，1994年6月6日。
14这里所使用的官僚化与我们经常否定的意义上的官僚化并非一回事。在韦伯意义上，官僚制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以创造合理化，它本身也是合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科瑟的概括，官僚制是依据合理化原则组织的；
职务按照高低次序排列；
活动不带私人色彩；
任职者受有计划分配的权限和有限的义务所制约；
任命根据专门的条件。参看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255页。
15这几方面的情况，拙文（前注1揭）均有所揭示和讨论。依据1995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9条，担任法官必须具有高等院校毕业的背景。但是，我在最近两年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一些法院，这一规定难以执行。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都不执行法律，违反法律，岂不是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情况。但是，法官们列举的原因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有的还很具体，例如法院人员的子女安置等。
16关于“合法性”与人们的服从之间的关系，参看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第10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该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第2款：“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18在刑事诉讼方面，依据1996年底之前一直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6条，如果合议庭成员意见分歧，则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但是，实际上，合议庭成员有争议的案件总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视为疑难案件，同一法律紧接着的第107条为此提供了现成的解决方法：“凡是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19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做法开始于50年代初。当时审判委员会的构成、职权及其与合议庭之间的关系，参看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516-531页；
另参看该书第374、390页。
20一位学者在评论新订刑事诉讼法时，认为“新法典试图对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这两个审判组织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调整”，新规定“可以防止法院院长在开庭前即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见陈瑞华，“应当如何设计刑事审判程序”，《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第41页。
21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似乎有鼓励合议庭独立作出判决的立法意图，但是，据我于1997年6月在湖北省的调查，不少法官仍反映说，凡是合议庭有不同意见的案件，肯定要提交给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法官们也乐于这样做。对于审判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加以辩护的理由，还包括那种认为法官素质不高，应当由审判委员会加以制约，以及审判委员会不容易被贿赂等观点。在我的调查中，许多法官认为这一设置不过是为了对现行法官选任制度所存在的明显弊病的补救而已。一位省高级法院院长的评论，见拙作，前注1揭，第240-241页。此外，美国著名法官汉德（LearnedHand）法官曾经不断地批评那种“满席听审”（enbanchearing）的实践，他对于用全院六位法官的宝贵时间审议合议庭判决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同时，他也是联邦司法制度官僚化的一个坚定的抵制者。参看新近出版的一本汉德传记，GeraldGunther，LearnedHand：ManandtheJu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第515-517页。
22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
此乃他们应有之职责。”第3条：“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等级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任何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1993年9月14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届亚太地区首法官会议所通过的“审判独立原则声明”（草案）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23例如，《人民法院报》1995年6月27日报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接见最高法院干部的通讯，便细致地列出四位法官的行政级别，其中两位副局级审判员，一位正处级助理审判员，一位副处级助理审判员。
241995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似乎强化了法官的等级制度。该法将法官分为四个等次（首法官、大法官、高级法官和法官）十二个级别（第16条）。更有甚者，1994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该法草案还规定了所谓“衔级制度”。后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对这个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中说，“一些常委委员和地方、部门的同志提出，审判人员不同于军官和人民警察，不宜实行衔级制度。”参看周道鸾（主编），《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资料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251996年7月到8月，我曾有幸和我国的一个司法代表团一起考察美国的司法制度。在与美国同行的交流过程中，我国法官（当然包括那些院长副院长们）感到最难以理解的，也许并不是那里法院的权高势重，而是法院院长（首席法官）对于其“下属”的无权无势。他们感到困惑的是，离开了院长或其他上级的领导，法官们岂不是各行其是，整个法院，甚至整个司法体系如何能够避免陷入混乱和普遍的腐败？关于美国联邦法院首席法官的行政职权，参看LawrenceBaum，AmericanCourts：ProcessandPolicy，HoughtonMifflinCompany，1986，第37页及以下。
26任建新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又说：“……对上级法院法官的素质，应有更高的要求。”周道鸾，前注24揭，第16、17页。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素质需要有同等高的要求。了解具体司法运作的人都知道，第一审法官高质量的工作对于整个司法制度的品质维系和公民权利的妥善保护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一些西方国家很注意使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在选任标准上保持大致上的一致，薪俸上只保持较小差距。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低层法院的法官对于升迁至更高级别法院的动力不那么强烈，因而，减少了法官希望升迁的心理对司法独立所可能带来的损害，同时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低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另外一个可能的作用是降低上诉率-假如制度安排上强调上级法院法官的素质总是高于下级法院法官，为了得到更优质的司法“产品”，当事人当然有理由不断地提起上诉、申诉、审判监督程序等等，从而加大司法制度的成本。
27我们的古人早就认识了这个道理。《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28《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30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29刘家琛，《诉讼及其价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问题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项目管理的六点思考
——南京内环东线工程项目管理之体会
人员管理：靠制度、靠人格、靠教育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项目部的管理人员是一个项目的龙头，项目经理就是指挥中心的大脑。因此，项目经理对项目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大将的风度，雷厉风行的作风，团结班子的艺术，亲和力和威信，个人的人格魅力，抓主要矛盾的处理问题方法等等是最基本的素质要求，有很多工程砸在项目经理身上，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项目部的人员管理，要制定严格的制度。具体的岗位职责，分工明确，让每个岗位人员清楚哪些是自己必须完成的。在分工的同时，我认为要更加强调协作，一个项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专业的技术和服务。要教育管理人员坚持五个学习。一是自身的政治理论学习，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挫折观，提高政治素质，先做人，再做事；
二是向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学习，他们在工程上经历的多，看到的多，处理的问题多，干工程，经验是巨大的财富，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
三要向身边的同事学习，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闪光点，生活习惯上的、工作态度上的、待人接物上的、专业技术上的、言谈举止上的、吃苦耐劳作风上的等等，都需要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复合性人才；
四要向一线工人学习，因为工人是对工程具体操作技术最具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像钢筋的焊接工艺、绑扎的技术、模板及脚手架架设技术、混凝土捣固技术、机械设备操作技术等，都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一手资料，才能制定可行的施工方案，有效指导施工；
五是继续向书本学习，学无止境，把实践中得到知识，回馈到书本上，使实践得以升华，经过书本理论学习，再指导以后的现场工作。经过一个对项目人员的有效管理的过程，真正达到干一项工程，创一方信誉，赢得一片市场，培养一批人才。
队伍管理：靠合同、靠信誉、靠严格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利用劳务分包的形式进行项目施工已形成一种格局，民工队伍大量参与工程建设，成为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坚持分包队伍“准入”制度的前提下，合理选择队伍，适时签定劳务分包合同，坚持以人为本管理原则，建设民工小区，改善民工生产生活条件，配发劳保用品，保证民工工资。由于民工来自全国各地，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组织相对松散，为让他们适应项目的技术、质量要求，进场前必须经过安全教育、专业技能培训，使他们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的轨道，形成民工与技术人员一起奋战在生产一线的良好局面。民工队伍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他们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工程的安全、质量、进度，加强劳务分包队伍管理，严格执行劳务合同，兑现奖罚承诺，依靠企业信誉，关心民工生活，其实就是成就自己的项目，成就自己的企业。
技术管理：靠交底、靠控制、靠创新
技术管理是项目管理的重中之重，技术管理不到位，工程质量将无法得到保证，项目处处受被动，业主、监理、质检单位会大会小会批，下整改单、停工令，技术人员疲于应付，到处起火。因此，项目选择一名有经验、有责任心、能力强的总工程师，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项目需要选配合适的工程部长、工程师、技术员、试验员，为工程顺利进展配置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技术管理工作要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满足可追溯的原则。项目部领到图纸后，要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认真进行自审，熟悉图纸，弄清设计意图、工程特点和施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好记录，参加业主（监理）主持召开的图纸会审，提出问题，弄清情况；
对设计变更应及时办理手续，建立好台帐；
工程各子项目开工前，总工要组织施工技术人员就施工项目的内容、技术标准、工程特点、设计意图、施工方案与要求、施工顺序、工期、进度安排、工艺质量标准、设备物资供应的安排，安全质量措施等进行技术交底，对施工队（工班）的技术交底要分批、分段进行，派专门的技术人员贯彻控制在整个施工过程中；
技术资料要完整、真实、清晰、及时，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竣工所需的技术资料，整理、编目、分类、装订成册，为工程交工验收提供依据；
技术人员要积极学习和推进四新技术的应用，聘请专家对工程出现的技术难题进行会诊解决，开展全员参与技术创新的活动，为工程献计献策。
财务管理：靠程序、靠制度、靠监控
财务管理作为一种价值管理，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经济活动。项目中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项目部工作人员的情绪，同时也影响着施工队伍的积极性，决定着一个项目的成败。财务管理决不能出现拖拖沓沓、马马虎虎的现象，杜绝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不正之风。财务管理要以财务预算为前提，做好事前预测与规划工作；
要建立健全资金管理机制，对工程资金进行财务监控；
要充分发挥在成本管理中的优势；
要围绕效益实绩，兑现财务政策，为工程项目服好务。
对外协调：靠方法、靠耐心、靠诚信
作为施工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必然要与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沿线单位及广大群众之间发生情况不同的联系，并将不可避免的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从设点安家、现场管理，到噪音控制、扬尘控制等都必须达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量化指标。因此，积极协调外部关系、沟通情况、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努力为施工创造和谐环境、协助党和政府部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确保工程任务顺利完成，此项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对外协调工作中，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六点：一是基础工作做的不牢。施工安排为对外协调工作打好基础，协调工作才能为施工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工程建设实践中，往往是因为施工安排不周、措施不到位等原因引起有关单位或群众的不满甚至处罚。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施工做好相关的安排，把与外界有可能发生的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二是员工素质有待提高。在施工中，外界有可能和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接触，那么，他所说的话、做的事都会代表着我们单位的态度和水平。因此，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做事的责任心，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三是要增加对协调工作的热情和耐心。协调工作的对象是有血有肉的、各式各样的人，而且往往是出现了矛盾后来解决问题的，有的需要情感上的沟通，大部分需要经济上的往来，一次协调很难见效，经常需要拉锯战。因此，要增加对该工作的热情和耐心。四是要提高自身的协调政策水平，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而有信，掌握一些谈判的知识和艺术，更好地为施工服务。五是加强对城建集团项目部的沟通、汇报，利用他们的优势和身份，和他们形成合力，把协调工作更上一层楼。六是提高内部的工作效率，及时兑现对外的协调承诺。对外无小事，经过多次协商才确定的方案或合同，如果因内部原因而失信，往往使工作变得被动，协调人员积极性降低，对外也会因此而丧失诚信度，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利于工作的正常进展。
问题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从法学上说，体罚是一种具有严重病理的教育方式或者教育手段。它侵犯了学生的健康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本文简要论证了体罚学生中承担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的主体及承担责任的种类。近年来，体罚问题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它深刻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教育在改革进程中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以及转变，体罚在现今的大多数国家里都被宣布为非法行为，近、现代许多国家的法律、法令多禁止体罚。新中国成立后，提倡学校实行自觉纪律，坚持说服教育，并多次明令严禁体罚学生，1952年4月，教育部有关废止对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指示，禁止采取学生肉体和心灵遭受痛苦与摧残的体罚与变相体罚。1986年，我国颁布的《义务教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禁止体罚学生，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又规定对于那些经常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教师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无论是从中小学生最基本的人性及其身心发展的规律，还是从教育的本质及教育学生的规律来看，体罚都是不正当的，是严重的病理行为，都是落后教育的产物，是对人性的摧残，是对人格的扭曲。体罚阻碍着人自身的健全发展，也影响着以育人为宗旨的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因而禁止体罚，势在必行。
当今世界是儿童的世界，儿童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195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不仅强调了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强调了双亲、社会、国家应承担的义务，不仅强调了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进一步强调了儿童生存、发展和受教育的权利，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确保学校执行纪律的方式符合儿童的人格尊严”，尽管如此，可各地发生的一系列体罚学生的恶性事件仍层出不穷。据《法制日报》报道，山东省一小学五年级学生张猛在期末考试时做错了5道数学题，老师在放寒假时规定，考试时每错一道题，假期中每天罚做100遍，因些他每天要被罚做500道题，21天的假期总共要被罚做10500题。张猛没有完成作业，心中害怕，开学第一天便跳崖自杀了，后来又相继发生了四川教师蔡某罚学生吃塑料片，陕西教师崔某罚学生用针在学生脸部刻个“贱”字并涂上红墨水，贵州教师罗某罚学生吃大粪、云南教师罚学生吞下1000只活蝇等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恶性事件。如果上述所列举的只是个别极端例子的话，那么教师在执教过程中直接责打学生（教师打学生耳光，用教鞭抽打学生），让学生代行体罚（如让班干部体罚违纪学生）和让学生自罚（让违纪学生面对面互打对方耳光），罚学生劳动，罚学生做体育动作（如罚学生站立、跑步、做俯卧撑）等现象则司空见惯，不手枚举。如此触目惊心的事实，留给人们深深的困惑和思考，因此，认真研究体罚学生中的法律问题，寻求遏制体罚学生的法律途径，就显得尤其重要紧迫。
一、体罚学生的违法性问题
体罚学生是指教师以暴力的方法或以暴力相威胁，或以其它强制性的手段，侵害学生的身体健康的侵权行为，体罚和落后的教育观相联系。在目前我国的教育工作中，“片追”的恶性膨胀、拜金主义的泛滥，吞噬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老师对分数的极端追求，各种考试的逼迫，造成学生在极大压力下死记硬背一些知识，并渐渐成为一架考试的机器，连人世间最亲密、最丰富、最复杂的亲子之情、师生之情也被扭曲成一种最简单、最粗暴、最干巴、最没有感情的功利――分数上去。以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特殊的新型师生关系为分数、考卷的奴役、什么“有教无类”、什么“因材施教”都一切可以忽略，由于落后的文化背景和经济背景中依然潜藏着旧制度、旧观念的因素，所以才导制教师中出现简单粗暴的教育行为，体罚现象在中小城市比在大城市中更为严重，在农村又比城市更为严重。
事实上，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对体罚的违法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体罚学生，不管是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其行为的属性是肯定违法的。具体而言，体罚学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侵犯了学生的权利：
1、学生的人身自由权受到侵害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人身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学生也享有此项权利，教育教学中对违犯纪律学生关禁闭或者放学后长时间留学生补作业、面壁、罚站，以及为了没收玩具而搜身等，它不仅侵犯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权，而且还侵犯了学生的人格尊严，更是在某一时间内限制学生的人生自由，这种体罚或变相体罚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2、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
人格尊严是每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宪法》第3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享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诬告和陷害”，在教学工作中一些教师为了达到所谓的教学目的，所实施的一些体罚或变相体罚行为，如扯头发、打耳光、罚站立、罚劳动等，表面上出于对学生的惩戒，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其实质上教师已经将自身人格凌驾于学生人格之上，借用“教育者”这一名义进行的违法行为，尽管每一次体罚都触及学生的皮肉，但这种伤害却是心灵上永久的痛楚。
3、学生的身体健康权受到侵害
健康权是有生命的主体，依法享有的保障其自身肌体生理功能的健康的权力，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的黄金时期，采用暴力的方式体罚学生极易造成学生身体器官的损伤，严重者造成终身残疾，如陕西省商州某小学三年级学生李某，就因课后与同学们吵闹，被气极败坏的老师打成脑振荡，并拌有听力减退等症状。
4、学生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
受教育是每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4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4条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学生的受教育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有许多的因违犯校规、班规或劳动纪律，被教师逐出教室，罚站或以劳代学等不让学生进入课堂听讲的行为，剥夺了这些学生在教室听课的机会，致使他们不能享有和其他学生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其实质就是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此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无论是体罚或者是变相体罚学生，都违犯了相应的教育法律法规，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体罚学生法律责任的主体
1、因体罚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问题
在越来越多的体罚和变相体罚引发的人身伤害赔偿诉讼案件中，存在着一些争议，尤其是在法制不断健全的今天，以往的处理办法也显出了不足，近几年来，我校也发生了一些体罚学生造成的人身伤害赔偿诉讼的事件，其处理过程中也有这样的说法：第一，直接实施体罚，即侵权行为的是教师，老师本人是承担责任的主体；
第二，教师实施的是学校的职务行为，由教师所在的学校承担主体责任；
第三，教师对学生实施体罚或变相体罚，违犯了校规校纪，学校如对教师教育不力，则学校和教师都应承担责任；
第四，教师是违法行为的实施人，学校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分清体罚学生是个人行为还是学校有过错，双方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说法虽各有依据，但要真正确立因体罚导致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问题，首先要认清学校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1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学校不仅是专门从事教育机构，是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场所，还可以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也可以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根据法律具备法人资格的民事主体，除了在民事活动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特殊情况下的厂办或机构所属学校，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民事责任可由所属的法人来承担。
另外，要弄清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老师或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等同于家长与子女的监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配合学校对被监护人进行教育，。因此，监护人与学校之间是一种法定教育管理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等同于或代替监护关系”。学校的职责不是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教育和关心被监护人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等等，学校没有精力承担监护人的所有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九项权利，其中第二项为“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第四项规定“对受教育者奖励或者处分”，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六项义务，其中第三条规定“维护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是国家法定的教学场所，它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和管理教学活动在学校进行注册的在校生必须服从学校的教学管理。困此，学校在实施教学管理过程中侵害在校学生合法权益的，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老师按学校要求从事日常的活动时，学校从事教学活动的法人行为就分解成教师直接开展教学活动的职务行为，老师为维护教学管理秩序对学生进行体罚，实质上就是教师代表学校教育管理学生的一种过激行为，因而，学校应对教师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2、因体罚导致刑事犯罪的责任主体问题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从主体的自然属性上分，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我国刑法中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主体，体罚可能导致的犯罪主要有故意伤害罪，如造成学生严重伤害或伤残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侮辱罪等。我国刑法第30条也阐明了此类观点，单位成为犯罪主体以刑法分则规定为限，因体罚导致刑事犯罪的责任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主体，也就是说，因体罚学生导致犯罪的，其承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教师本人，而不能是单位主体，即不可能是学校。
三、教师和学校在体罚学生问题上的责任种类
1、民事责任
（1）一般性体罚，属于普通过错的，应归为法人侵权，由学校承担责任。对于法人的侵权行为能力，民法通则第106条就有规定，法人不仅会违及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而且会实施侵权行为，该条实质上确认为了法人与公民一样有侵权能力，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学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一切活只能通过自然人的行为来实现。因此，学校的行为，不论是民事法律行为，还是侵权行为等其他行为，都是由具体的自然人的行为来体现出来的，老师是学校的职员，是代表学校来向学生传授知识并管理学生，老师为了达到所谓的教学目的，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体罚或变相体罚，是一种不当的管理学生方式。因此，老师体罚学生属学校的行为，其过错形态属于普通过错，即学校有过错、教师没有过错，其民事责任应有学校承担。
（2）一般性体罚，属于共同过错的，应由学校与加害人过错大小分别承担责任。学校承担连带责任，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过错的内容如果是共同故意和过失，包含以下几种形式，即共同过错既可以是共同故意，也可以是共同过失，还可以是一方愿意而另一方过失，也就是说，数个行为人或其行为或结果具有共同的认识或者对某种结果的发生应该尽到合理的注意而没有注意，就具有共同过错”，针对学校体罚学生中的共同过错来说，一般是指学校没有完善切实可行的制度禁令来约束教师的教学行为，制止杜绝教师体罚学生或者对教师体罚处于放任或半放任状态，而且某些教师为了个人目的，故意惩罚学生的情形，此时学校和教师应分别按照自已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该行为是因为学校的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引起的，学校应承担连带责任。
（3）一般性体罚，属于混合过错的，应由学校、加害人和受害人按过错大小分别承担责任。体罚中的混合过错是指学校没有完善的制度明令禁止教师体罚学生或者对教师体罚学生处于放任状态，老师为了个人目的的故意体罚学生，体罚中学生也过错的情形。混合过错制度，不仅体现了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体现了责任的自负精神，这种做法，对于教育和督促当事人合理行为，特别是促使受害人采取合理措施注意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从而预防和减少损害发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2、体罚或变相体罚构成故意或过失伤害罪的行为及学校责任的划分
首先，根据刑法中的罪责自负原则，谁犯了罪，就应该由谁来承担刑事责任，刑罚只及于犯罪者本人，而不能连累无辜。因而，严重的体罚，如殴打、羞辱等构成故意或者过失伤害罪的，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即行为人，对于学校来说，也有可能为了方便管理，提高升学率，制止违纪行为，而对老师的体罚放任自流，但不可能放任犯罪，所以体罚中构成犯罪的，其过错肯定来自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因而，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学校承担民事责任。
3、体罚行为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体罚学生本身就属违犯法律的行为，除了构成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害要承担民事责任外，行为人所在单位还要给行为人一定的行政处罚，以严肃单位对本单位职工的管理，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犯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行为，都为学校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学校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也可依照相关法律来对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除了明确规定“老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外，还在第37条规定，老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总之，体罚学生是一种侵权行为，同时老师也是学校的职工，其行为本身是一种职务行为，给学生造成伤害事故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体罚行为触及法律规定，造成犯罪的，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学校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老师本身不按照各项规章制度规范个人的教育行为，违反相应的教育教学法规，也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全书》郭齐富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1995年4月。
2、《中小学管理规范》陈玉安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出版，2003年6月。
3、《刑法学》北京大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
问题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汉代；
江南；
城市；
商业
城市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商业问题，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统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就汉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制约因素等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江南地域范围与城市建置若干特点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诸《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
《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各家在对《史记》作注时，解释也各有歧义，如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曰“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
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
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吴郡(东汉)、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汉代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④至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列国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险要之地及交通要冲皆普遍设城。正所谓：“御外之道，莫若设险；
制胜之方，莫若因形。重门纛折，设险也；
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战国策·赵策》云：“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则寥若晨星，仅有吴城、郢都等几座较大的城市。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推行郡县统治，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会稽、闽中、南郡、长沙、黔中、九江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可考的县治大约有38个左右。到西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国。”⑦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汉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在江南，先后增设了豫章、丹阳、江夏、武陵、零陵、桂阳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长沙和会稽等三个郡级行政区，共有九个郡国，县治140个。东汉时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垦辟，又在会稽北部分置吴郡，县城进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郡县级城市体系业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与黄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发展也与之有着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较为稀疏。为说明问题，我们把荆、扬二州长江以南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扬州之会稽、丹阳、豫章三郡，总面积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为7310平方公里一城；
荆州之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合计县级城市1587座。而荆扬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汉140座，占全国城市的9％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以州部为单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综合上表各项数据，江淮问之豫州、徐州总面积160236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4．05％，有县级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
黄河中下游的司隶部、兖州、青州、冀州，总面积为352649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8．98％，有县级城市496座，平均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远远高于长江以南的荆、扬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农村，经济上却依赖农村。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个县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圆数百里之内；
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条件下，维持一个县级政权至少要控制几千户纳税农民。这样，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至少要有数千户居民方可划为一县，建立一个县级城市。在地域与居民两个条件中，居民数对设县立治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践祚之初，面对户口耗减，不得不“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证。在中原，由于地狭人众，县的辖境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县级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广人稀”，县的辖境自然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设一县。
2、就江南内部而言，其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长江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会稽南部，面积158568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11326平方公里一座；
而会稽北部，面积68835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会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样，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处于鄱阳湖之滨，其密度远远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江南地区，地貌构造多以丘陵为主，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开发极为不易。而地处长江沿岸的江汉平原、鄱阳湖、太湖冲积平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口也相对较多，所以城市发展较快，密度相对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为越族所居。《汉书·朱买臣传》称：“越，非有城郭里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开发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江南城市除吴城等极少数城市有一定的规模外，大多数城市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阳郡之春谷县城面积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县城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芜湖县城面积为0．12平方公里；
⑩豫章郡之枭阳县城，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积为0．24平方公里；
⑿福建崇安县城村汉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面积约0．48平方公里，据初步推测，城村汉城是汉灭闽越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⒀
城市规模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四万户以上的县有长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阳翟、彭城等。而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据东汉应劭《汉官仪》称：“荆扬之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⒁按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荆扬之江南七郡仅临湘、南昌、吴三县超过万户，可见江南之县户口稀少，所以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区域内不平衡发展，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这些都是由江南经济发展及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就整个南方而言，从秦38座城市到西汉140座，东汉144座，增长了近3倍，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也和秦汉时期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二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
毋庸讳言，两汉时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统治中心和军事镇压基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渐增强，这突出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
(一)区域性商业都会出现
城市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因而也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两汉时期，地理要冲城市业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都会，如吴城和江陵。
吴城(今江苏苏州市)，又名姑苏城，是春秋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所修建。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城区规模较大，周围23．5公里，开水陆门各8个，城中又有小城，周围6公里。至秦统一后，为会稽郡治，汉代因之，东汉为吴郡郡治，长期为吴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
“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吴王刘濞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国用饶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说明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交通便捷。《越绝书·吴地传》载：“吴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漅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长江，南通过江南河沟通钱塘江。《史记·河渠书》也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陆路，可北循陆道直抵无锡历山，西循九曲路达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吴越之地的盐、铜、越布等产品通过这些商路输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国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商业更为发达。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⒃《战国策·楚策》记：“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这里，楚国当指郢都，说明郢人口众多，所以尽管当地是出稻米之区，食、薪仍然昂贵。而行人车辆拥挤，正是人口密集、市场繁荣、贸易发达的具体表现。后来郢都虽被白起所焚坏，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仍然是全国重要都市之一，所谓：“江陵亦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说明江陵腹地资源丰富。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参差，日月蔽虧；
交错纠纷，上干青云；
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榩梨梬栗，橘柚芬芳”；
“西通巫巴”，证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经济区保持联系；
同时北上陈、宛(今河南南阳市)和中原可以往来；
东通江、淮，和吴越经济区交往。江南所产梓、梗柟、姜、桂、金、锡等物品通过江陵行销各地。而各地物产，亦通过江陵，散销江南腹地。
(二)商业形态多样
汉代江南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
从形态上讲，又分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1、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买卖的一种商业形式，它是以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汉代官手工业已在江南部分郡县有所出现，如下表：
从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煮盐冶铁，生产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们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银铜器等；
其二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等；
其三是一些特色产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产品大多投放市场，进人流通领域，形成官营商品。
官营商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盐铁专卖。在江南主要是通过分布于上述的盐、铁官实行统供调拨，控制经营。其二是均输平准。均输平准实行于桑弘羊受任为大司农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这是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的一项商业国营措施。《盐铁论·本议篇》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可见，均输、平准把贡物商品化；
同时，利用国家雄厚的财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部分地取代商人贩运贸易的职能，使利润归于国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为赋，而相灌输”。
当然，官营商业虽然控制了国计民生的商品销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这也为其他商业形态存在提供了条件。
2、贩运贸易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在秦汉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舨”、“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它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
江南地区贩运贸易起源甚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⒄战国时楚国鄂君长途贩运，舟车路线达十几个城，范围遍及三楚地区⒅。可见贩运面之广，路途之远。
至汉代，在统一局面下，江南贩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参与贩运的不仅有富商大贾，而且也有小股资金的合伙经营。江陵凤凰山汉简就有“中舨共侍约”，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十人相与为贩，约人贩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贩直行共侍(持)。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佣)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贩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贩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贩吏，枲(集)器物及人。贩吏秦仲。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民间合伙经营的资金很少，人均仅200钱。但其规定却比较细密，对因病不能参预买卖者，对器物不备或器物损坏者以及不参加聚会或虽去聚会，但财物账目不清者均要处罚；
而且设有贩长、贩吏具体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这足以证明，当时江陵一带民间商贩合伙经营形式比较普遍，发育得比较成熟。
3、店铺零售
贩运贸易主要是调节地区间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还多依赖店铺零售。这在秦汉文献中称为“坐列贩卖”。如《汉书·食货志》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师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时)市中卖物行也”。在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专门记载从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帐单。据有人考证：“(丁)组简所记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人，从张母称呼看，似非雇佣关系，应是合股经营商贩，由贩长统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贩卖’”。⒇
(三)区域商品交流频繁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
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
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
[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
[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
[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
[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
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
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
三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虽然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活动。但同中原及关中地区相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江南自给自足性经济成分仍然很高。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从城乡市场的联系来看，为广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盐铁两项。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商品意识，故“千金之家”还是少数。
其二，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手工业作坊较少。当时全国设在各地的工官有8处，而在江南没有一处；
设铁官49处，而江南仅有耒阳1处，占2％；
设盐官37处，而江南仅有巫、海盐等2处，占5％。我国考古工作者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地发掘汉代冶铁遗址30余处，有的规模十分宏大，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却没有在江南发现一处。同样，民间手工作坊亦相对较少，致使江南作为商品交换的多为方物特产。
其三，商业市场相对较少，且规模较小。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二十个，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区，江南仅有江陵和吴二处，占10％左右。而且规模亦较小，象长安九市，临淄“市租千金”的商业市场，江南没有。江陵、吴城和成都仅是区域性的小市场。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北方确实远远超过南方。经济重心在北方，商业中心亦在北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因素制约着江南商业的发展。
其一，自然资源丰富，人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们缺乏开拓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为：“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其二，地广人稀，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少。江南地域面积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仅有3，444，947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3．95人／平方公里；
到东汉，虽然有大量人口南迁，但至顺帝时也仅有7，307，675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不高，很难分离出富余人员去从事商业买卖。
其三，远离政治中心，开发程度不高。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之地。汉王朝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开发。国家的农业、手工业投资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体经济环境良好，市场机制活跃，为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广大的江南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且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政府尚无暇顾及这一的开发，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会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规模较小。传统社会，作为商品交换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其消费对象主体并不在农村，而是城市中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所以，商品经济发达与否，与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费人口的多寡休戚相关。江南地区，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也增加了运往市场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消费人口相对较少，扩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经济很难繁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战国策·赵策》。
⑤《玉海》卷174。
⑥《汉书》卷1《高帝纪》。
⑦《汉书》卷28《地理志》。
⑧详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⑩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⑾《枭阳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县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续汉书》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汉书》卷35《荆燕吴传》。
⒃《北堂书抄》卷29引。
⒄《史记》卷61《货殖列传》。
⒅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页。
⒆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⒇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21]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
[22]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23]《关于凤凰山168号汉墓座谈纪要》，载《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车器和汉代铁器》，载《考古》1965年第6期。
[25]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汉书》卷76，《循史传》。
[27]《后汉书》卷23，《郑弘传》。
[28]洪适：《释棣》，卷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