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信息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下列信息：信息主体在借贷、赊购、担保、租赁、保险、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行義务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義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五篇】（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1篇
不良信息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下列信息：信息主体在借贷、赊购、担保、租赁、保险、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行義务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義务以及强制执行的信息以及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不良信息。
2013年3月15日，我国首部征信业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从2003年开始酝酿到今年正式实施，该《条例》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不良信用改“有期”
随着信贷业务的发展，不良信用常常一不小心就“沾惹上身”。个人不良信用往往是因为个人大意引起的，比如，有的人在办理贷款和使用信用卡透支后，因为忘记还贷和还款的准确日期或因出差、出国无法按时归还，形成了逾期记录。还有被动原因产生的不良作用，比如，有的人将身份证明资料随意丢弃，或在一些需要个人证明材料的场合提供了个人证明资料后未及时收回，被他人盗用证明资料，办理信用卡，恶意透支。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个人的不良信用记录不再是一辈子的污点，不良行为停止后，不良信用仅保留5年。
法律福音：《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
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在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内，信息主体可以对不良信息作出说明，征信机构应当予以记载。
法眼观象：及时还“债”，莫留个人污点。
个人信用查询受追捧
办信用卡、贷款购房、购车，都要先过“信用关”。2013年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实施当天，北京市不少市民主动前往相关机构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有的查询者更是提前一周左右就打来电话要求预约。“我正准备买房，听说如果个人信用不好，房贷就有可能不被批准，我可不希望影响贷款。”张先生说。听说可以免费查询信用记录，他特意赶来查询。除了现场查询，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征信管理处（北京市征信分中心）还规定，持有中信银行网上银行u盾的客户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查询本人的信用报告。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每年可以免费查询两次自己的信用报告。
法律福音：《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信息主体可以向征信机构查询自身信息。个人信息主体有权每年两次免费获取本人的信用报告。
法眼观象：重视个人信用信息，方便通过“信用关”。
异议、申诉有路可走
2011年9月2日，身为法官的李先生一纸诉状将三家银行告上法庭，要求判令三被告消除他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记录中的不良记录。这是江西省首例信用不良记录名誉权案。其实，早在2010年5月，李先生发现“不良记录”产生于2008年时，拿着自己身份证被冒用的证据多次找到三家银行，曾试图通过向银行说明情况以消除不良记录。然而，三家银行却以不知此事如何处理或此事不归他们管为由拒绝。因为“不良记录”严重影响李先生按揭贷款购车，无奈之下他起诉三家银行。
李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另一起被称为江苏省信用不良记录名誉侵权第一案的原告吴女士、四川省信用不良记录名誉权第一案的原告刘女士，也都发现并非自己所为的“不良记录”后，与银行交涉无果，不得已走上诉讼路。
法律福音：《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
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收到异议，应当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对相关信息作出存在异议的标注，自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
经核查，确认相关信息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确认不存在错误、遗漏的，应当取消异议标注；
经核查仍不能确认的，对核查情况和异议内容应当予以记载。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2篇
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征信业务的机构。在性质上，征信机构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征信业务的公司制企业。主要经营征信业务是指征信机构以经营征信业务为主业，但也可以经营或兼营其他非征信类业务，是否主要经营征信业务，可以从营业范围、业务总量和各部分业务的比例、营业收入、各业务从业人员的比例以及社会公众的认知等方面综合判断。《办法》中规定，设立个人征信机构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申请被批准的，领取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个人征信机构凭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在登记机关准予登记之日起2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即“先证后照”制；
企业征信机构应当先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自登记机关准予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办理备案，即“先照后证”。
根据《条例》和《办法》要求，征信机构应依法设立，即征信机构的设立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和发展征信业，条例对于经营不同性质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采取了不同监管模式。在不同的监管模式下，征信机构设立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相同。个人征信机构和企业征信机构设立的基础条件同为《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成立条件，个人征信机构设立的业务条件需符合《条例》第六条规定，并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业务操作、信息安全管理、合规性管理等内控制度，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符合国家信息安全保护等级二级或二级以上标准。个人征信机构拟合并或者分立，拟变更资本、主要股东，变更机构名称、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办法》对个人征信机构退出征信市场也进行了规范，个人征信机构拟终止征信业务的，应当提前向人民银行报告退出方案，按照规定处理信息数据库，终止后还要在指定的媒体上予以公告；
企业征信机构备案事项发生变更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备案机构办理变更备案，企业征信机构因解散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拟终止征信业务的，应当在终止前60日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退出方案，并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信息数据库。
信息安全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实现信息安全不仅需要采用技术措施，还需要借助技术以外的其他手段，如规范安全标准和进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中要求，个人征信机构和企业征信机构都要由具有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资质的机构出具测评报告；
同时要求二级每两年测评一次，比公安部规定要高；
三级的测评周期要求与公安部要求一致。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征信；
信息权益；
行业自律；
社会信用体系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金融信用领域征信，所谓征信，即对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信用信息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动[1]。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征信业务从线下传统金融领域向互联网领域延伸。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征信是以开放式的互联网为载体，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高科技，通过抓取、采集和整理个人以及企业在使用互联网时所留下的数据信息，同时辅以其他渠道获取的数据信息而进行信用评估与服务的活动[2]。随着2015年1月央行决定放开个人征信业务的通知，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互联网征信公司获准开展个人征信业务，至此互联网征信正式纳入社会征信体系。
二、我国互联网征信行业的发展现状
（一）互联网征信蓬勃发展
为确保P2P融资平台信贷信息真实、保障投资者利益，上海资信有限公司首创网络金融征信系统，开互联网征信之先河。截至2016年2月29日，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累计签约机构835家，累计报数机构345家。NFCS系统收录客户数共5270385人，有贷款记录的人数为1983342人，贷款账户累计总数为3323091笔，累计贷款金额1540亿元，累计成功入库数6644万条①。除央行和上海资信公司外，互联网个人征信市场也逐渐向民营征信机构开放。目前，芝麻信用管理公司已推出“芝麻信用”产品，依靠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互联网金融平台，收集用户的网络购物、转账理财、信用卡还款、社交关系等方面信息，与之匹配到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人脉关系五个维度，从而评价用户的信用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与芝麻信用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合作备忘录，第三方商业征信机构首次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授权，通过互联网联合惩戒失信者；
拉卡拉集团依靠旗下“考拉征信”，利用其十年积累起来的便民、电商、金融及近亿级个人用户和百万线下商户日常经营的相关数据，形成相应信用报告。
（二）互联网征信发展中暗藏权利冲突
在互联网征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背后，同时也隐藏着巨大风险。传统征信基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和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主要依靠公权力开展；
而信息权的设立初衷则是保护个人权益，属于私人权属范围。由于信用信息与个人隐私存在重合，征信的开展必然导致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益的冲突；
在信息交流更加频繁、监管体制不够完善的互联网征信领域，这种冲突将愈演愈烈，其本质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不同利益、效率与自由之间的博弈，在互联网征信中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一方面，个人信息保密权与征信机构征集信息主体的信息并制作个人信用报告存在冲突；
另一方面，个人信息支配权与征信机构对征信信息的使用之间存在冲突。可以说，个人征信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两者的博弈中一路走来的。研究互联网征信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问题，即寻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两者间的平衡与妥协。
三、互联网征信中存在的个人信息危机――以法律体系、系统运行、行业自律为视角
（一）法律体系不健全
针对传统征信领域我国虽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规范文件，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规规章对个人信息权益的规定并不明确，司法实践各地存在诸多差异，应对互联网征信的配套措施也未能及时跟进。
首先，《条例》仅规定了征信业监督管理的框架，欠缺相关配套措施与具体规定。例如《条例》第十三条②规定了信息主体享有同意权，但对于信息主体的授权时间、授权方式均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信息主体相对于征信中心处于弱势地位，同意条款通常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呈现给信息主体，使得同意权形同虚设。再如《条例》第十五条③提及的信息主体的知情权，虽规定了信息提供者有报送不良信息时的告知义务，但对于告知的方式、内容和期限等均缺乏统一标准。
其次，传统征信领域司法实践存在较大差异[3]，主要体现在侵权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责任承担三大方面。就侵权认定方面，笔者查阅大量涉及个人征信侵权案件的判决文书后发现，因信息主体过错导致的不良信用记录，征信中心与金融机构一般不承担侵权责任，但非因信息主体过错导致的不良信用记录，金融机构是否侵权则在差异化判决。如在“周雅芳诉中国银行股份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名誉权纠纷案④”中，因被告上海分行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导致原告周雅芳被第三人冒名申办信用卡，后该第三人逾期还款造成原告不良信用记录，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侵犯名誉权的损害后果应当是降低周雅芳社会评价，同时认定相对封闭的征信系不会随意传播信用记录，因此无损害后果，原告败诉。而在另一案件“王春生诉张开峰、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侵权纠纷案⑤”中，原告被他人盗用、冒用自己姓名申办信用卡，他人透支消费后导致其产生不良信用纪录，最高法认为此种情形对当事人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大不良影响，使当事人产生精神痛苦，妨碍其内心安宁，降低其社会评价，构成侵权，判决中金融机构也承担20%的责任。两案同为公报案例，但因没有统一的认定征信机构侵权的构成要件，对不良信用记录是否会造成损害结果认识不清，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最后，民营机构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个人征信，给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带来新的挑战。相对于传统征信机构，网络用户更容易被互联网征信机构的“格式条款”限制，且信息征集的范围也被扩大，几乎一切互联网行为记录都可能被征集。另外，开放互联网征信后，征信的数据安全、信息流通需要更高的技术保障，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机构信息安全规范》行业标准的通知，但对并未纳入从事互联网征信的民营征信机构，该行业标准是否适用尚待考证。
（二）征信体系不健全
健全的征信体系是信用发挥作用的基石，但我国征信体系仍存在诸多困境。
一是互联网征信行业混乱，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征信主体混乱。《条例》虽明确规定：“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征信业务的机构。”但实际上互联网征信行业素质参差不齐，市场上从事互联网征信的机构呈现鱼龙混杂的现象；
二是信用评价方法不合理。互联网征信机构的信用评价方法还在不断完善的探寻过程中，尚未建成成熟完备的评价方法。互联网征信信息主体范围较小，影响有限，其覆盖范围仅局限于6.68亿网民的一部分。同时，互联网征信的后果也仅仅影响着互联网交易行为，而对线下行为影响有限。
三是互联网征信信息孤岛。一方面，行业间征信信息难以实现共享。征信信息作为赢利工具的大数据，主观上企业不愿意共享，客观上现有技术不足以支撑转移共享。另一方面，互联网征信机构与央行征信系统间难以实现共享。由于征信机构缺乏统一的征信模式和信息标准，信用信息呈现错综复杂、纷繁各异的特点，难以对接央行征信系统，征信体系仍处于封闭与分割的状态。
（三）征信监管不力
除了法律体系和征信系统不健全外，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还面临征信监管不力的挑战。笔者认为，导致征信监管不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监管主体单一。根据《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我国实行单一主体监管体制。由此可见，征信管理部门既是征信系统建设的监管者，同时又是征信系统的建设者及被监管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必然导致监管不力[4]。二是监管水平落后于互联网征信发展水平。基于互联网个人征信固有特点，不同于传统征信，因此适用于传统征信的监管方式无法顺利运用到互联网征信中。三是征信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细致的办法、条例将监管职能具体化，仅就《条例》中的抽象性规定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由于征信是市场经济行为，征信问题的解决仅靠政府监管远远不够，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四、互联网征信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
（一）健全互联网征信法律体系
结合我国互联网个人征信的特点，兼顾信息权保护的需要，综合学界现有理论，首先应确定知情同意、限制收集、限制使用[5]和信息安全等基本原则，意即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必须取得知情同意且以必要为限，对于征集的个人信息必须保障数据安全。现行的法律法规已基本确立上述原则，但还需加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信息主体行使知情权、同意权的方式、内容具体化，将网络信息合理分类完善征集范围。其次，针对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做法，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或公报案例，确定互联网征信侵权案件的案由和归责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与责任承担方式合理化规范化。从完善法律体系角度，还应出台《社会信用法》，弥补相关缺漏，除详细列明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侵权责任外，还应规定征信机构及相关公权力机关信息公开，协调征信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冲突，个人信息权在合理范围内让步于征信机构，征信机构也应更好保障信息安全。
（二）规范互联网征信系统运行
建立健全征信体系，主要从准入机制、技术层面、信息共享、人员管理几个方面入手。完善互联网征信机构的准入机制，在实操层面加强管理，规定从事互联网征信业务必须经行政部门审核批准，使互联网征信业在源头上得到严格管理，并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结合我国信用现状，提高信息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同时，统一信息评价标准，以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为目标，统筹协调各行业信用信息的共享，权衡征信机构与社会的利益，对于互联网征信，由于其仍处于不成熟的萌芽期，强行纳入央行征信系统不具有可行性，应在条件成熟时再考虑纳入央行征信系统[6]。对于征信人员，应严格遵守征信从业资格，保障征信人员整体的素质水平，加强专业培训与法律教育，按照“最小权限原则[7]”赋予征信人员接触数据的权限，最大程度上降低征信风险。另外，还应完善民营机构与司法机关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芝麻信用与最高人民法院同步失信被执行人数据的完善，便于第三方征信机构能及时掌握最新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当即对其进行联合惩戒。另外，促进惩戒机制具体化，如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融资、预定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在互联网的奢侈品交易等高消费行为，全面限制和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生存空间，促进社会信用水平的提升，发挥征信的真正作用。
（三）加强互联网征信行业自律
加强征信监管关键是完善监管主体，构建以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的公共监管为主、以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社会监管为辅的监管体系。在现代法治国家，行业协会在社会监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国互联网征信业的监管应当更多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近期，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牵头组建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式挂牌成立，其职能为指导、监督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化发展。只有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发展，因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内部应当设立专门的征信监管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互联网征信行业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会员提供行业指引、创设信息共享平台以及提供适当的争端解决机制。协会征信监管机构可以有效分享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权力，搭建一座政府与征信企业沟通的桥梁。（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该论文是重庆市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互联网金融领域个人征信制度法律问题研究》的部分科研成果。
注解：
① 数据来源于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动态》http：///s__biz=MzA3NzExMTEwNw==&mid=411692091&idx=1&sn=a86ae787191f75674fd615a67df1200d&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②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采集。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不作为个人信息。”
③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采用格式合同条款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应当在合同中作出足以引起信息主体注意的提示，并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作出明确说明。”
④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9期（总第191期）。
⑤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0期（总第144期）。
参考文献：
[1] 王晓明.征信体系构建制度选择与发展路径[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006
[2] 李真.中国互联网征信发展与监管问题研究征信.[J].2015（7）：9.
[3] 张钱.个人征信侵权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法学论坛，2014（03）：64.
[4] 张雅婷.我国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发展探析[J].征信.2015（03）：35-37.
[5] 侯富强.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个人信息危机与治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7）：41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征信业发展 征信管理条例 监管 信息共享 人才培养
一、加快征信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加快征信业发展能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加快征信业发展,有利于加强银行信贷监管,培育新的信用文化,维护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二、我国征信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征信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主要从事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信用评级、信用担保等征信业务。征信机构和征信业务不断扩大,征信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但征信业在发展中也遇到很多问题,如社会信用制度供给不足、信用立法处于短缺、信用机构竞争无序等,信用法律法规的缺失也制约了我国征信市场的发育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正常发展。目前征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征信法律制度落后于征信业的发展,征信体系建设与法律制度不成体系。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有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作保证。对信用机构的设置、信用管理体制的模式、信用行为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征信业务的监管、公开信息的共享、信用产品有效需求的培育,对政府、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以及失信行为的法律责任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需要立法做出明确的规定。例如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尽管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了诚信守法的法律原则,在《刑法》中规定了对诈骗等犯罪行为的处罚,但都缺少与信用制度直接相关的立法。征信业涉及众多敏感信息,由于法律的缺失,当征信机构处理时,无法可依,制约了征信业的发展。
第二,对征信业缺乏有效监管。现有征信企业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约束。市场竞争无序、征信服务不规范,评级机构数量多规模小,竞争激烈。为使效益最大化导致短期利益行为,以价定级,以价评分,影响征信业的公信,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无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和惩罚方法。
第三,征信市场信息不能共享。在征信活动中,征信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采集、整理和分析企业以及个人信用信息,并为信用交易的开展提供信用报告等信息服务,其中,信息采集是首要环节。在我国,信用信息分散在各个部门、行业和机构,各个行业间壁垒森严,信息采集成为征信机构的困难问题,征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就是要实现信用信息充分共享。然而,随着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信用信息共享所面临的困难问题亟待改善。
第四,征信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目前征信产品市场需求方主要企业发债需要评估以及金融系统信贷需求,产品需求单一,缺少外部推力。
第五,征信机构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目前征信机构数量众多,但普遍规模较小,发展不平衡,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合理。征信机构在内部管理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征信机构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持,而专业人才缺乏,投入不足,管理滞后,使征信机构没有国际竞争力。
三、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征信业发展
我国征信业规模和业务不断扩大,但征信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显现出迫切要求政府加强对征信业的引导、扶持和管理,以规范和完善征信行业发展。
第一,借鉴国外的模式,建立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特点的征信服务机构。国外有三种模式:一是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采取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为主体的企业征信制度。由政府出资,建立全国数据库,主要以服务金融系统、企业征信管理机构是非赢利性为目的,直接隶属于央行。征信企业登记的内容包括企业信贷信息登记和个人信贷信息登记等。二是美国以市场化的商业运行形式为主体的企业征信制度。市场化方式运作,以赢利为目的。征信行业完全是私有,还存在大量的民间信用管理机构,主要在于联系本行业的征信企业,为这些征信企业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替本行业争取利益。三是以日本为代表,是银行协会建立的会员制征信机构与商业性征信机构共同组成的企业征信制度。日本银行协会建立了非赢利的银行会员制机构――日本个人信用信息中心,负责对消费者个人或企业进行征信。该中心在收集信息时要付费,在提供信息服务时也要收费,以保持中心的发展但不以赢利为目的,会员银行可以共享其中的信息。与之并存发展的还有一些社会化的商业征信企业。发达国家的征信业发展和存在形式都有其历史背景,美国经济高度市场化,各种法律法规健全,每个人从出生就有其社会保险号伴随一生,各种机会都会拒接无信用的人。德国等欧洲国家是以制度管理人,对没有信用的人惩罚严厉,一般不会用失去信用做代价,国民信用意识比较强。我国国情决定我们不能照搬任何一种模式,只能建立适合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征信模式。
国务院法制办2009年10月13日出台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中国征信中心是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设立的征信机构,负责全国统一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管理。中国征信中心是独立的法人,依法对外提供有偿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设立征信机构实行特许经营,对注册资本设最低限额限制,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五百万元人民币,征信机构从事信用报告业务的,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五千万元人民币。条例中也明确了公布后实施行业整改时限,这与行业现状有一定的差距,一般都规律小,对现有征信服务机构也是考验,若按条例实施前期准备没有做好,征信服务市场可能出现断层。
《条例》中有注册资本金限制,但出资人身份不被限制。中国征信中心作为征信监管部门设立的征信机构,对外提高有偿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信息资源无偿获取,没有竞争,不利于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不利于为信息需求者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
征信产品定义为公共产品属于政府服务的范围,征信机构应有政府出资,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定义为商品;它应是一种特殊商品,对于提供征信产品的机构应该有严格限制,特别是对于当前我国信用体系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用信息源大多在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征信服务机构作为中介采集信息没有任何公信力做支撑,只能凭各自的关系去获取,不利于公平竞争。《条例》中对设立征信机构注册资本设定限额、特许经营等要求是基础,前期政府应参入指导、扶持其发展,待征信市场法制法规健全,征信业框架已经形成,企业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推入市场商业运作。
第二,信用体系健康发展,立法必须先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在征信业监管方面也暴露出了很多独立性不足、内控制度不严、市场垄断、权力滥用等问题,更加凸显了征信业在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征信行业而言,加快立法进程、加强对征信业的有效管理已成为确保征信业和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是我国信用行业发展的里程碑,填补了我国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空白,对我国征信业的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制度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对政府、企业信息的披露,提高信息透明度、实现信息共享、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受侵害等都需要法律法规完善,加强我国征信法制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提高征信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效率,征信业运营和监管分离。《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征信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征信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过度反而又会使征信市场发展受限制。对征信市场的监管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净化金融和社会信用环境。为了提高监管的力度和效率,对征信业的运营和监管应实行分开管理,对征信市场的监管应重点把好四道关口:对征信机构准入和退出审批关;对征信机构高管人员审定关;对征信机构违规惩戒关;对征信机构业务风险检查关。
第四,共享征信信息产品数据,以免浪费资源。建设征信体系,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信用信息的充分共享,只有这样,征信机构才能够采集到各类信用信息,并提供高效服务,从而推动信用交易的顺利进行。法律法规应明确地方政府、行政单位、行业组织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以及进行信用信息整合和共享的空间,在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征信系统之间、征信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同时降低信息采集成本,共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第五,政府引导信用市场需求,征信服务机构不断创新。征信业作为信用服务中介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市场对信用产品有需求,目前我国对使用信用产品的领域还很少。前期市场发展不完善,政府应该给予指导和扶持,可以考虑在项目审批、特殊人才聘用、资质认证等工作中,推广使用专业征信机构出具的信用产品,扩大对信用产品的市场需求,征信机构不断创新满足市场对信用产品的多种需求。
第六,以征信为契机,多渠道培养信用管理专业人才,调动全社会力量,构建和谐守信社会。一个行业要发展,人才培训是基础。信用管理是跨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学科的一门应用型交叉学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人员也是征信行业急需和企业经营管理不可或缺的人才。信用管理师已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列为新职业之一,适当放宽报名条件,但考试过关严格要求,实行“宽进严出”,普及全民信用知识,培养全民信用观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完善征信业的法律法规已迫在眉睫。征信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国家法律和政府监督的作用有机结合,保护守信者,惩罚失信者,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各部门、监管单位、征信业的共同努力,在全社会范围里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
【参考文献】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5篇
近日，陕西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据了解，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公共信用信息的地方性法规。
陕西省为何要出台这一条例?这一条例将产生哪些影响?《法制日报》记者专程采访了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赵建纲。
诚信建设亟待纳入法律范畴
在赵建纲看来，市场经济的根本是契约经济，契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这样才能让市场经济在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下有序发展。但是，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商业贿赂、弄虚作假等现象屡禁不止。
“最可怕的是，这些诚信危机如瘟疫一样，向社会其他领域传播，学术造假、学历造假、老人摔倒不敢扶、路见不平也不敢拔刀相助了。”赵建纲说。
那么，如何扭转这种诚信危机?
“国外社会的信用信息十分被看重。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完整的信用信息系统和有效的法律干预。”赵建纲说，“说白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了，如果一个人在信用方面出现污点，以后很多事就不好办了。而今，在中国，这样的信用信息体系也正在发挥着作用。”
“高速发展的网络基础为建立这样的信用信息系统提供了硬件条件。”赵建纲说，“而信用信息系统又给信用社会的建立提供条件。在我们探索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时，应该借鉴一些信用信息体系发达国家的做法。我们过去所提的加强诚信教育没错，但是在利益驱动下，诚信因素在商业经济中的排名已经越来越靠后。在这样的环境下，仅仅靠诚信教育显得有些单薄，法律的干预应该在诚信建设中发挥作用。另外，现在也是时候将诚信从道德范畴逐渐发展到法律范畴之中了。”
据赵建纲介绍，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都在积极探索诚信立法。2007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企业信用信息公开条例，这是全国第一个涉及企业信用信息方面的地方性法规。2009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也曾作出“关于大力推进社会信用建设的决议”。“从公共信用信息这个范围来讲，陕西省是第一个出台地方性法规的，多数省市是以政府规章的形式进行规定的”。
信用信息实现条块交叉统一
记者了解到，过去，与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后，企业的工商、税务、资产、担保等信息都会被银行记录在案，而这些信息仅仅只能为银行服务。如果政府部门或其他企业在与该企业合作前，想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解，常常会因“这些属于企业商业秘密信息”而被拒之门外。
而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依据职责取得的信息归各部门所有，零散并缺乏有效的整合。
据了解，《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将解决以上问题。不过，据赵建纲介绍，在审议《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时，在上述问题上也费了些周折。2010年7月，陕西省政府提出名为《陕西省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条例(草案)》的地方性法规草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对这一草案进行了初审。当时的审议意见集中在两个重点上：地方政府与人民银行的信用信息管理关系、政府信息中心与部门行业的信用信息管理关系。
“人民银行实行‘条条’管理，主要从信贷方面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并监督管理征信业；
地方政府实行‘块块’管理，主要从社会管理方面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为管理决策和社会服务。条条块块目标一致，都有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任务，但在谁是信用信息主管部门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两个系统有互补性，银行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封闭系统，各大银行正在全国联网；
地方政府及部门的信用信息管理尚未形成规范的合作机制，相互关系一时还没有厘清。”赵建纲说，另外，各部门之间的信息缺乏一个有效的归集交换披露平台和窗口。
经过一年多的修改与审定，这一地方性法规最后定名为《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为了厘清各部门之间的责任权利，还专门增加了“行业信用信息建设”一章，在参照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明确了地方政府与人民银行在信用信息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
记者了解到，按照条例规定，解决条块分
割问题的思路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为企业的信息披露搭建了—个有效的中枢平台，整合了企业的各类信用信息，以便日后披露与各方共享。
不良信息不涉及个人隐私
“哪些信息应当予以披露是立法研究时的一个难点。个人隐私应当给预大力度的保护。”赵建纲说，隐私权敏感而又复杂，关键要划清—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有无被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的不良信息。行政处罚、司法判决和执行都是公开的，因而不良信息没有隐秘性，也不属于个人隐私。
据了解，按照条例规定，需要征集的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提示信息。提示信息包括法院判决和执行信息、欠缴税收信息、劳动及社会保障信息、行政事业费和政府基金欠费信息、行政处罚信息、荣誉信息、行业禁入信息等。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不得征集个人、基因、指纹、血型、疾病等信息；
未经本人书面同意，也不得征集个人收入、存款、纳税数额、有价证券、不动产等信息。个人信息只限于企业高管人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和具有专业执业资格人员。这些限制不影响部门依法获得专门信息，如公安机关颁发居民身份证有血型信息，今后还要有指纹信息；
人民银行有个人存贷款和资产抵押信息；
房产管理部门有个人不动产信息；
婚姻登记机关有个人婚姻情况信息。
条例中还规定了对有诚信不良信息记录企业的处理办法——有不良记录的企业将被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3年内不授予荣誉称号，两年内限制或取消参加政府采购、政府投资项目资格。
“这个信息库的目的不是褒也不是贬，只是做一个客观信息披露平台。这里披露的信息有红有黑，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共享信息。如果—个企业黑色的不诚信污点越多，自然越阻碍企业的发展。所以，企业在进行不诚信经营时会有所顾忌。另外，我们过去常常见到，有的公司不停地换牌子，做砸一个牌子就申请注册另外一套，其实换汤不换药，还是在进行不正当、不诚信的经营。所以我们在征集信息的时候，需要征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的个人信息，以此来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赵建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