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安全视角下的中国产业链重构

□许彩慧 陈宇学 孙小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这一重大目标任务，党的二十大更是从产业安全的高度，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面临新阶段、新环境和新条件的重大变化背景下，对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提出的新重要战略目标及战略部署，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发展实践，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较强的韧性：生产韧性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稳定性；
发展韧性有序高效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政策韧性振作产业运行的组合拳保障作用凸显。我国凭借强大、可靠、完备的本土化、多元化、国际化产业链体系，在危机冲击及疫情反复下，仍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产业强国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基于分工演进及贸易保护主义基础上的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历史趋势不可避免，我国应加快产业链升级步伐，提升产业链重构水平；
在保障产业安全的基本前提下，改变嵌入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环节的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统筹兼顾，掌握发展主动权。

从产业安全的外部环境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安全因素趋多，由发达国家对我国“双端挤压”以及新兴经济体对我国的“追赶挤占”等外部冲击所带来的产业链风险，以安全为主导的产业链体系性竞争势头开始快速上升。

（一）工业化国家一贯保持对中国产业链多面压制阻截

目前，全球产业网络以美、欧、亚三大区域为生产中心，而我国作为亚洲生产和消费网络的重要中心强势崛起，多因交错下，发达国家针对我国产业链制高点及产业链控制权的打压更趋严厉，我国企业运用外部资源来促进产业链提升的途径也有所收窄。[2]

1.发达国家凭借国际先进工业和高新技术占据垄断地位。欧美先行工业化具有全球购买力最强的最终消费市场，再工业化重心集中在高端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在国际分工处于中高端地位，在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具有极强的全球投资力和控制力。当前，全球产业链结构的显著态势是美国和德国控制产业链上游的研发和服务，欧盟提供重大科技设施、材料、零部件装备等投入品，南半球6 大矿业强国如澳大利亚、巴西等提供矿石能源等资源品，印度和新加坡提供服务品，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提供计算机电子光学门类等中间品，然后由我国进行组装生产。[3]可见，我国虽然产业门类齐全，在诸多行业形成了显著规模和配套优势，但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仍不平衡，受制于外，这主要是由于中低端产业链处于弱势地位所造成的。

2.欧美重新打造区域产业闭环，意欲“去中国化”。区域分工正逐步替代全球分工，为了实现分工“规锁”，阻断中国产业升级的正常通道，欧美国家分头开启双边或三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区域性贸易合作中排他性的做法，使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上扬。美国多次发布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力促北美产业链一体化、欧盟提高了中国收购并购国际技术的难度、日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加大与欧洲经贸合作。具体来看，美日欧精心布局产业链体系，围堵中国产业链高端崛起，如利用东亚产业链来削弱中国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优势，利用欧美产业链来压制中国高水平科技发展优势，意图使中国长期处于产业链中底端。为冲破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固化位置，中国需加快形成以自主安全、多元可控，既参与欧美又独立于欧美的第三条全球产业链。

3.以安全为主导的产业链体系性竞争势头开始快速上升。世界贸易改革进程放缓，全球制造业竞争激烈，先行工业化国家纷纷提出制造业回流与振兴策略。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建立富有韧性的供应链》等发展战略。欧盟发布《工业5.0——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和韧性的欧洲工业》报告，增强欧盟战略自主权，发展关键价值链，加快绿色和数字双重转型，对工业进行创新过渡到新的社会和环境范式，建立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经济。德国发布《德国工业战略2030》，计划扶持重点工业领域，到2030 年将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至25%，保证德国科技领先地位及其工业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争力。韩国提出《制造业复兴发展战略蓝图》，将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提高至30%，目标为跻身世界四大制造强国。不难预见，世界强国再工业化重心与我国未来产业转型方向高度契合，我国在高端产业链领域的布局和努力将会持续受到围堵和挤压。

（二）新兴经济体对我国替代分化势头渐强

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逐步凸显，我国传统产业优势战绩被分化，中低端产业链获利难度加大。近些年，我国逐渐失去廉价的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国内企业基于降低生产成本、完善全球战略布局等实际考量，在海外新兴国家建设起生产基地，设立市场营销网络。[4]客观地讲，东南亚和南亚与我国地理位置邻近、人文风俗相似，相当于我国的二三线城市、农村地区，其承接我国产能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能源资源、劳动力成本等具有天然的便利条件和优势，加之叠加一系列税率优惠减免等政策，吸引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力度不断增强，在当地大范围拓展我国下游产业链条。低端产业环节如消费电子、纺织服装、家电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南亚和南亚生产性价比好，市场竞争力强，向这些地区转移的趋势已经形成，对我国的杠杆挤出效应渐显。当前，目前我国约有600 万锭纺织产能外迁至东南亚各国，手机产能从2016 年的21 亿台下降至2021 年的17.6 亿台，三星关闭广东手机工厂搬离中国，部分领域产能外迁步伐加快。得益于中国产业市场的变迁，近10 年东南亚等国家得以共享我国制造业转移红利。与之相应的是，美国和欧盟从我国的进口大幅度下降，东盟转而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

（三）数字时代、绿色时代多层次提升引致产业链更新迭代

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不可避免，数字化将深度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数字鸿沟可能会导致产业链分工产生的利益分配趋向不均等化。[5]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生产网络的重塑成为世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高新技术强势推动产业链线上经济、备份经济、智能制造等数字化趋势，实现了跨时空经济交流，极大降低交易成本，缩短产品供应链，改变产品生产流程和成本结构，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在新冠疫情下更快显现，降低最终产品跨国生产和贸易流动的必要性。全球产业链平台化、分布式、数字化的发展模式，增强了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向数字经济优势地区集聚。数据要素投入更加重要，呈现知识化、资本化的特性，少数发达国家先行通过数字垄断抢占信息革命制高点，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意愿趋强，未来国际绿色产业开放与合作发展潜力巨大，“绿色全球化”迎来更强的发展动力。在较为核心的气候经济、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中，不会局限于传统的产品出口贸易方式，绿色标准趋同成为国家间框架层面开放合作的基本条件，认可一国的绿色产品和服务，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绿色领域成为国际投资新风向，全球能源、资源版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资源供给国没有逃脱被掠夺厄运，石油危机、粮食危机的产生是资源供给国对抗现有固化产业链模式而形成。高新技术和绿色领域的跨境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使绿色发展本身具备更显著的竞争优势。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欧洲“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我国承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等使环境约束增强，深刻改变各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尤其是我国将绿色低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标准及要求。对此，必须加快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消费链的绿色化进程，考量绿色生态、气候环保等因素带来的新的成本变量。这一进程会直接影响农业、工业、服务业等行业，以及能源开采、物流仓储、生产制造及销售等各环节。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产业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对维护国家整体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产业安全具有动态性，没有绝对的产业安全；
产生安全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涉及三大产业且彼此之间密切关联，还与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共同构成了经济安全大系统；
产业安全具有宏观战略性，绝大多数产业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从长远角度进行全方位考虑，而不能只从局部利益狭隘理解。[6]当前，我国产业链头部企业已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关键主体，产业分工位势进一步上升，但产业链的短板和弱项也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动而日趋明显。我国全产业链存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短板：

（一）支持产业跃升的现代制造业发展不充分

制造业发展不充分是制约我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所在。制造业健康发展是产业链安全稳定的前提和标志，制造业所反映出来的我国产业链不足之处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

1.从制造业占比看，制造业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是制造业，约有80%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都在制造业，制造业为产业链循环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和要素。从三次产业占全国GDP 比重来分析（图1），近20 年我国三大产业对GDP 的贡献率（%）显示，第二产业对GDP 的贡献率从2003 年最高点57.9%，持续下降到2019 年32.6%，2020 年虽略有回升，但2021 年比2020 年下降4.9%，快速下降态势明显，表明近年来存在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趋势，制造业效率的提升速度在减慢。[7]

图1 2002—2021 年我国三大产业对GDP 的贡献率

从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来看（图2），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十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1/3，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
但从制造业在GDP 占比来看，从2011 年的峰值31.90%降至2021 年27.43%，在近20 年间呈下降趋势，呈现独特的“内外差”现象。在“大而不强”的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却趋稳回升，我国制造业可能面临“未强先降”的整体衰退风险，从长期看，制造业增速将逐步趋缓并低于GDP 增速。我国工业化进程还未结束，断点和缺陷很多，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例如我国主要发展钢铁、铜、水泥、化纤、造船、汽车等类似的中低度技术密集领域，但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等高技术领域自给率严重不足。借鉴发达国家转型成功经验，产业结构会在经济转型时期不断调整，制造业保持一定比例和稳定是经济结构转型成功的关键，我国需要保持更高工业效率、拥有更高产业结构才能确保转型成功，工业发展空间还很大。

图2 部分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对比图

2.从制造业供给看，制造业附加值低攀升能力弱。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初期通过制造业加工出口贸易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尽管我国制造业目标定位于中高端，但实际上被长期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产品附加价值相对低，使我国不能完全分享国际比较优势带来的红利。2021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5.9%，而老牌工业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是我国的2 倍左右。以我国纺织、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两大类优势产业为例，目前我国纺织业平均利润率仅为3.9%，纺织制造行业中小微企业分布于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户均年营业收入不足400 万元，平均营业收入约为大企业的20%（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数据统计）；
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附加值率为19.36%，仅略大于中等收入国家。在诸多科技前沿领域，如高端芯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中，我国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地位。总体上讲，我国产业附加值提升仍有很大的空间。

3.从制造业基础看，关键环节存在许多短板不足。当前，我国已经具备最全产业链、最大国内消费市场、最好要素资源红利、最优社会制度等四大突出优势，但我国在基础领域短板突出，成为产业链升级的阻碍。整体来看，制造业基础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四基”材料技术门槛高，短时期内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不能实现完全自主可控，相当一部分需要依赖进口；
二是基础产业集群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品种结构单一等问题制约了产业集群发展和壮大；
三是基础产业多为传统产业，产业集群内关联度不高，竞争激烈，市场需求趋于饱和，上下游产业链达产不同步，断链缺链的问题明显；
[8]四是我国多数制造企业重引进轻消化、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技术，高端和关键核心技术长期依附国外企业供应，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导致整个制造业提升受到制约。事实反复证明，制造业的基础领域是难以绕开的关口，唯有进一步增强制造业发展韧性，牢牢掌握关键环节，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

（二）支撑产业竞争的关键核心技术主导力不强

1.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核心技术缺失问题背后成因复杂，且具有投入高、耗时长、难度大的特点，被“卡脖子”就意味着全产业链的安全不可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凭借超大市场容量、后发技术赶超、廉价要素供给等比较优势实现跨越发展，但产业发展中存在“缺芯少核”的问题不容忽视。[9]目前我国亟待攻克的关键核心技术有35 项，130 多种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自给率偏低。[10]由此可见，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手中，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资情况如新设企业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远低于高技术服务业（表1），外商投资行业也主要集中在非高技术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图3），“中国制造”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仍然面临必须攻克、亟须攻克的技术难关。我国要发展独立、安全的现代产业体系，意味着产业链要从低端转型到高端，但是生产端核心技术的缺失甚至空白，无疑为产业链攀升增加了难度。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是产业链高端化，唯有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窗口期打破技术封锁壁垒，避免西方国家技术上的“卡脖子”威胁，方能获得产业控制权和发展主动权。

表1 2020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情况

图3 2020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概况

2.产业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基础研究是一切技术创新的根本和积淀，基础研究创新能力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就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认识不够、基础研究能力不强，导致我国长期以来部分核心技术空白，这是我国产业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基础研究结构不合理，如长期以来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目前我国用于原始性创新研发只有16%左右，在科研投入上更倾向于盈利性更强的后期阶段而忽视基础性的前期阶段。而发达国家的原始性创新经费为30%左右。中央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95%以上，而地方财政80%以上是投入到产业化阶段，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更是不到1%。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国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世界价值链的中低端而造成利润率低下，如2020 年我国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只有5.92%，所以仅靠微薄利润难以支撑自主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企业在市场化导向下，轻视原始创新，更重视应用型技术创新，部分产品市场供给与市场消费结构匹配失调。

3.产业研发投入强度低。从研发投入角度看，近10 年来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1 年的1.03 万亿元增加到2021 年的2.79 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
研发强度从1.91%提高到2.44%，基础研究经费是10 年前的3.4倍，但这也只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准；
中国制造业研投占整体研投60%以上，其中机械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约为1.4%，低于工业发达国家机械制造企业平均3%以上的水平1○。长期以来，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老牌制造业强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均不同程度地高于中国，2020 年分别为3.45%、3.14%、3.26%、4.81%，而上述国家制造业研发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46.9%、58.8%、68.7%、71.3%，均远高于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图4）。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2021 年我国跃居至第12位，比2012 年34 位排名大幅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攀升，但总体创新水平仍然较低，与我国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不匹配。[11]

图4 世界部分国家研发支出占GDP 的比例

（三）支配产业生态韧性多元化的经济双循环不畅

1.我国超大市场内需潜力仍有待释放。即便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也并非充分自由、公平、高效、高质的市场，往往各自为政，以至于无法真正具备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其存在主要问题，一是由于地方壁垒和保护主义导致当地生产模式和产品高度趋同，地方保护主义所形成的区域限制把很多产业切割成一个个互不联通的孤岛，过度的地方保护扰乱了基本的市场规律，要实现区域产业的合理分工难度很大，产业链各环节增加值不同，低附加值产业难以成形纵向集群发展，区域间实施产业链条配套整合有待优化；
二是管制过多、政府职能错位等导致低水准的市场环境，企业难以利用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诸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产业的市场规模效应得不到充分释放；
三是我国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等消费潜力仍未充分挖掘，财富分配结构有待优化。

2.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降低。近40 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先升后降，在2006 年左右达到峰值64.2%（图5），但外贸依存度是把双刃剑，不能简单以数值高低评判好坏。根据商务部统计显示，2020 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8 万家，实际投资金额1493.4 亿美元；
2016—2020 年，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1.7%及19.6%，但近年来外商在华撤资企业数量增多，欧盟和金砖国家对华投资出现下滑。

图5 1978—2021 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总体来看，外资企业注销数量主要分布在沿海省市。我国早期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沿海省市具有天然地理优势，成为外资企业的聚集地。随着沿海地区人均收入提高，土地用工成本上升，以及绿色环保政策的推行，使劳动密集型、高污染型外资企业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或者投资迁移，这也是导致沿海地区省市外资企业注销数量较高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出口导向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企业存在明显的对外扩展倾向。从投资资金来源国家和地区分布变化趋势来看，2017—2020 年，来自亚洲地区的外商投资金额占比快速增长，2020 年亚洲十国/地区投资金额占比达到83%，欧盟和北美地区的外商投资额占比分别下降2.2%、0.5%（表2）。这说明近年来我国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欧盟撤资规模相对较高。[12]

表2 2017—2020 年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金额 （单位：亿美元）

（一）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构筑自主可控全产业链

1.整合国际科技合作外生资源。务实推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强化国际通行规则对接，鼓励支持国内企业主动融入与国际先进企业开展深度交流协作，发挥内外资企业合力，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实现高质量内外联动；
[13]尊重全球分工的客观规律，放宽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纳入更多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新议题，争取全球研发布局与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国际创新链与产业链合作协同水平；
深化全球科技交流合作，大力引育国际技能人才，进一步放宽薪酬福利、子女教育、个税优惠、社会保障等政策体系，完善国际合作创新的专项优惠政策；
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形成区域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和全球创新版图的重要节点。[14]

2.激发国内自主创新内生动能。科技创新是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和根本途径，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突破，加速“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科技创新合作机制建设，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建立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链。推动链条式开放创新，形成全链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模式。[15]构建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体系，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引导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科研机构和研发主体，持续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分步骤、成体系地出台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和创新金融扶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优化基础学科体系结构和布局，积极开展应用创新、增量创新、集成创新、范式创新等综合创新，针对高依赖高附加值的进口产品争取尽快实现技术创新和国产替代，攻破国外技术封锁与产品垄断格局。

（二）扶持产业创新政策机制，助力产业链多元融合

1.完善创新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示范，加快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等各类科技创新要素更新换代和高效便捷公平，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律实现价值最大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将各地域的各产业都融入全国这条统一产业链之中，释放国内市场超大规模优势，让市场更加高效畅通地运转。加强创新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探索，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持续优化创新发展生态环境。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

2.完善保障产业链安全机制。以企业为主体，促进点链协同，推动对项目、平台、人才、资金的一体化配置运用，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带动作用，重点掌控产业链中战略意义强、技术含量高的关键环节。[16]构筑产业链防火墙，健全产业安全审查制度，产业链重点企业制定风险预警和应对方案，提升其节点支撑能力，建立与高水平开放相适配的产业链安全数据库、安全评价体系，对突发事件做到提前预判、快速反应。强化主导产业上下游延伸、左右链配套，加强产业链全链条企业的协同创新与利益绑定。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优势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针对性培育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前瞻引领型、民生改善型产业，集中攻关领跑新兴领域。

3.完善涉及产业链多方政策。产业链升级是复杂系统工程，改革内容涉及多方面。要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跟进产业方面法律服务及法治保障，积极培育与产业体系相匹配的现代法律服务体系。针对产业基础高级化和高端制造现代化的趋势，超前布局产业链，坚持全国一盘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合作，提高全产业链的运行效果，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培育一批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使产业链条逐步转变为产业矩阵、产业网络，调动各方形成互惠互利合作的局面。加强规划引领和政策指导，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推动产业链绿色低碳化改造，强化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助力“循环产业链”碳达峰。

（三）培育世界级产业链群，加强产业链对外控制力

1.推进“一带一路”产业链大平台建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3+2+1”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应对举措，加快调整我国沿海与内陆、南方与北方的生产力布局，提高中国产业链国际化水平。按照“一带一路”路线图，全面推进与周边区域与重点国家的产业链协同合作，构建产业链安全战略同盟。中国市场规模优势明显，从全球三个经济中心看，东亚是北美、西欧、东亚三个经济中心经济循环的枢纽，而我国更是东亚经济中心的“头雁”和龙头。要充分利用中亚、俄罗斯、西亚资源，东亚+东南亚市场，中日韩消费中心，深化泛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非盟自贸协定、中日韩三边自贸协定，积极落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加快将东亚太平洋板块与欧盟板块、非盟板块的中间地带打通，打造“亚欧非”经济共同体。利用“两洋战略”补全“一带一路”短板，规划依托沿海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陆海合作大通道，促进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分步梯度转移，进而实现产业维度与地区维度的有效对接，形成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网络，引领陆权经济崛起。[17]

2.实施“反脱钩”风险策略。全球产业链是主要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为核心逐步形成的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产业链。然而西方“脱钩断链”论调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世界并不会完全退回相互封闭的状态。[18]但基于底线思维，我国必须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最不利前景做好准备，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产业体系安全，实施国家产业链战略及产业链备份计划，在国际市场上尽量寻求多方供应渠道，避免供应链单一化，维护产业体系的完整性、自主性和适应性。深入了解规则竞争、机制竞争、机构竞争和秩序竞争的特点和内部规律，重点抓好生态环保、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这些治理新领域正处于塑形创建期，大国之间存在话语主导权争夺，中国要在规则制定、机制创建、机构设置等方面打开局面，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切实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3.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欧美强大产业体系的背后离不开发达金融体系的支撑，从世界各国外汇储备占比看，据IMF 数据显示，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是全球最广泛持有的储备货币，但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差距较大，分别为58.88%、20%、5.4%、2.88%。从国际支付占比看，来自SWIFT 的统计表明，2021 年在主要货币支付金额排名中，美元、欧元、英镑、人民币分别以40.51%、36.65%、5.89%、2.7%的占比排名前四，这是人民币自2015 年“汇改”以来首次进入前四，人民币国际认可度与使用范围提升。[19]要树立“本币优先”国际收支理念，为国内外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提供法律法规保障。建设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多渠道扩大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份额，如完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打造跨境电子支付数字贸易新平台；
深化期货市场改革，扩大人民币大宗商品跨境计价支付的能力。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提高人民币货币锚定功能。

（四）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打造立体产业链布局体系

1.空间布局。一是有效促进产业梯队转移。实现区域产业的合理分工，要正确识别区域比较优势产业，建立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协同机制。从产业维度建立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一线的城市对接机制，构建多条东中西产业转移主通道，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新雁阵”，带动中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引导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差异化承接产业转移。[20]布局若干聚焦特定产业高标准转移示范区和产业集聚区，布局若干富有竞争力的重大产业项目，促进产业回流国内，统筹协调产业布局和园区布局，形成梯队合理、关联密切的分工协作机制。二是打造新型城乡经济循环。城乡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城乡经济循环不仅是产品和要素的交换，还是城乡共生关系的构建，在产业转移和融合过程中形成共生产业链，产业关联耦合和供需适配是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提升经济布局的空间效率，以都市圈整合发展为重点，进一步推进主城区、城市组团、周边乡镇之间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多层次融合，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释放全局空间动能。[21]

2.战略布局。一是重点聚焦制造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稳固的主要基石，从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看，制造业规模优势及全产业协同优势明显，各地方立足当地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资源，形成区域间合理的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同时也有助于维持产业链体系的完整，有利于维持就业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逐步推进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住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共同形成具有韧性和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牢牢嵌入全球供应链中龙头企业和关键核心节点。二是锻造长板补齐短板。保持产业链完整性，转化优势补短板，提升产业链稳定性竞争力。既要发挥中国产业规模优势、基础配套优势、重点行业领域优势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专精特新”冠军企业与链主企业，鼓励各大企业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又要尽快补齐产业链少数关键环节的短板，达成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进一步提升的目标要求，保障整个产业链不受损不断裂，产业生产韧性能持续。[22]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前沿布局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综合基础设施建设，为培育发展新经济、衍生新产业形态、打造数字产业链夯实发展根基。使数字科技和企业实体经营活动深入融合发展，推动大数据协同应用技术创新，构建大数据资源库，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优质的数据分析、应用和基础设施服务，借助数字科技对产业全链条进行全渠道、全领域供需调配和精准衔接。[23]

3.发展布局。一是从供给角度来看，要提高和保障产业供给体系的质量，中国目前拥有功能最为齐全、规模最为庞大的工业体系，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基础条件良好。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产业链应对国内高质量需求的适配性，注重加强供应端产品质量提升，充分发挥投资对产业链升级的引导和拉动作用，增强全产业链优势。二是从需求角度来看，经济体系是供需双向反馈的循环，以扩大内需来牵引满足供给体系，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扩大消费有效供给，提高服务效率和品质，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具有纵深广阔市场优势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发挥消费对产业链升级的拉动效应，努力提低扩中限高，为消费扩容提质打下基础，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畅通。

注：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发布的《2021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